无论是基于一般发展规律，还是从中国特有国情的角度，都会得出这样的预判，即面对国际和国内发展环境的挑战，中国在按照世界银行人均收入标准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前后，存在遭遇中等收入陷阱或门槛效应的风险。对此，中国既需要保持高度警惕，也不能采取回避态度。现代化途中不会处处鸟语花香。面对荆棘坎坷，中国经济增长的必由之路是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最终达到新发展目标确立的增长速度要求。

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最根本特征是美元本位，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元信用由美国强大的政治、经济、金融和军事力量作为支撑。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弊端显现，存在通货紧缩倾向、不平等性和不稳定性三大缺陷，其背后的根源是：作为一种国别货币的美元充当了国际储备货币。而中国不仅需要在现存体系中趋利避害，而且必须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展望未来，我们应该记住，技术本身没有完全的好坏之分，一切都取决于我们如何使用它。从政府到企业，再到整个社会，每一个利益相关者都负有各自的责任。事实上，即使企业家的出发点是好的，其公司的影响最终也有可能弊大于利。而且，尽管在自由市场上运营的创新型企业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但也离不开同样富有创新力且强大的政府这个最佳联盟——政府会始终把社会的最大利益放在首位。归根结底，对于创新及其推动者，我们除了拥抱和接受以外别无选择。但是，对于那些曾经名不见经传但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我们应当给予更多鼓励，使其保持初心，避免膨胀成为垄断者。

随着中国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人均生活水平也在提高。人们对一般制造业品的消费增速开始放缓，消费升级的内容开始转向了服务。消费升级是推动制造到服务经济结构转型的源动力。从投入、生产和产品三个环节看，中国进入结构转型期后的工业部门升级情况还好。凭借巨大的规模优势，中国有成为全球制造业数量和质量双料冠军的潜力。潜力变为事实还要打破很多制约因素。社会治理发育滞后和各种不当的市场管制，扼杀了大量的市场需求和生产率提升机会，这些才是产业升级的真正敌人。

伴随着技术进步和商业模式的创新，数字经济推动劳动生产效率提升，可以一定程度上抵消劳动年龄人口下滑的影响。同时，随着远程沟通成本的下降，部分服务无需面对面接触也可以实现，服务业可贸易程度提高，进而促进服务跨区或跨境发展，这对未来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结构具有重要含义。数字经济如此深刻而全方位地改变着社会，这越来越引发政府和社会的关注。当然，这样一场深刻的数字革命显然不会只有帕累托式改进，只是人们对问题和风险的认知还存在较大的分歧。

2020年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致使世界经济遭遇近一个世纪以来最大衰退。中国经济以其结构性优势与韧性，有望成为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经济体。同时，人民币汇率也改变上年显著贬值走势，5月份后持续升值，1-10月数据提示年平均汇率或大致企稳。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虽因疫情冲击低于潜在增速，然而外部世界经济总体深度衰退，二者结合形成一种少见的“衰退式追赶”特点。随着疫情防控进展与疫苗大范围接种，2021年世界经济或许会普遍复苏，然而中国经济较快追赶格局有望在后疫情时期持续展开。

在自2007年下半年到2009年初的一年多时间里，伯南克-保尔森-盖特纳铁三角紧密合作，打了一场十分精彩的金融危机狙击战。三人联手写了一本书，《灭火：美国金融危机及其教训》。在这本书中，他们一起复盘危机的情形，分享当时的判断，回顾所采取的政策，最后还评估了未来美国应对新危机的能力。对于任何想了解美国金融危机的读者，这本书绝对是首选。

良好的外交道德应该兼顾立体、平衡、意图、结果和手段。 在任何时候，外交政策应该得到相应的道德评判。此外，外交政策必须考虑道德后果，例如，维持并鼓励道德利益下的体制与秩序，以及一些具有新闻价值的行动，例如，帮助其他国家行为体的行为群体。重要的是要考虑，谋定的道德后动，比如哈里• s •杜鲁门总统甘愿接受朝鲜战争期间的僵持局面和美国国内的惩罚，而不是采纳麦克阿瑟使用核武器的建议。

现代金融体系是经过几百年积累形成的，在金融体系的演进过程中实际上吸收了几百年间所涌现出来的各种科技创新。然而，并没有任何一项新技术能够完全颠覆整个金融体系。事实上，如果某一种科技创新在运用过程中能够提高效率或者节约成本来帮助改进现有金融体系，那么这一科技创新就会融入现有体系。因此，迄今为止，科技创新不是颠覆了金融体系，而是经过实践检验后逐步融入了金融体系。

人类社会供给侧创新引出的新技术革命，会以“通证”来最大限度地消减不信任，自然就等于是以技术创新及其与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的呼应，来改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促进经济繁荣。人与人“信任”的有效形成、有效供给，是人类社会共同体进步和增进福祉的根本问题，而“通证”在这一根本问题优化解决路径上，其可能的、巨大的贡献已露端倪，自然要值得我们高度重视，深刻理解，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