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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夏怡然

温州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陆铭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上海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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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随着经济的现代化,中国出现了城市大型化趋势,人口逐渐向少数都市圈和城市群集中。于是,社会各界又出现了一些似是而非的倾向,认为需要并且可以用行政的手段来抵消这种趋势。一方面,一线城市加强了对城市人口规模的控制,设置较高的落户门槛,限制外来人口的流入,甚至通过“以业控人”“以教控人”等方式减少城市内部的外来人口数量。与此同时,二三线城市纷纷降低落户门槛,甚至推出许多针对高技能劳动者的优惠政策,打响了人才争夺战。这些行政性的人力资本均衡政策,也许可以在短期内影响人口的空间分布,但当行政性的手段弱化,在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下,人口流动是否又会回归到原有的路径,依然向少数都市圈和大城市集聚呢?

当前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和人口都集聚在少数大城市或大都市圈,越是发达的国家人口集聚程度越高,而且集聚的趋势还在加强。人口空间分布和城市体系的演化有其内在的规律,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改变人口空间分布的尝试,但从未成功过。俄罗斯在苏联计划经济年代就曾经实行过生产力均衡配置和人口均匀分布的政策,但在市场经济转型后,俄罗斯的人口分布又恢复到西稠东稀的历史格局。在中国历史上也曾经发生过对人力资本的行政性空间调整,包括20世纪50年代的“高校搬迁”运动,以及计划经济年代的“三线建设”,这些行政主导的人力资本均衡政策虽然曾经对受益城市的人力资本积累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作用在逐渐弱化。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中国形成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东南沿海地区因为地理区位和自然条件优势,使得其人力资本回报提升,并吸引了更多高技能人力资本,城市间的人力资本空间分布又逐渐向历史上的人力资本空间分布回归。本文以史为鉴,通过研究和总结中国历史上人力资本均衡政策的长期效果,为当前类似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效果提供参考依据。

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二部分从理论上分析人口分布、城市体系以及人力资本空间集聚的内在规律,并探讨什么样的人力资本干预政策是合理的。第三部分比较分析历史和现代的城市人力资本空间分布,特别针对20世纪50年代的“高校搬迁”运动,展现了其对人力资本的空间分布造成的影响及影响的持久性。第四部分讨论改革开放之后,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回报和地理条件在人力资本空间集聚过程中的作用,解释为什么行政性人力资本均衡政策难以持续。第五部分总结本文的政策含义。

袁君刚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暨陕西省乡村治理与社会建设协同创新研究中心副教授

随着商业化因素对中国农村的不断渗透,村庄社会权力结构、公共资源分配机制、农民的思维方式与行动原则等都发生了剧烈变化。国家权力在基层政权延伸的社会基础正在被削弱。农村社会治理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调适农民为应对市场化挑战所逐步确立的村庄治理原则与国家以巩固基层政权合法性基础为目标的村庄治理原则之间的关系。基于陕西户县三村的经验,因地制宜的多元化路径是使两者处于微妙平衡关系的有效方式。

隆国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过去40年,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被世界银行称为全球化进程中少数几个获益较多的发展中经济体。回顾历史,我们不应陶醉于过去的成功,而要回顾并总结提炼经验教训,以利于指导未来的对外开放。

梁建章

携程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局主席

中国最大的优势是具有世界第一的市场规模和人才规模。 要充分发挥这样的规模优势,就需要进一步扩容城市,让这些城市不仅成为创新创业的热土,更是环境优良、交通便利,拥有充足的教育和医疗资源的宜居之地。如果能转变控制城市规模以及抑制有效需求的观念,让各大城市之间的抢人大战,逐步演变为增加供给的城市扩容行为,那将有助于各大城市平抑房价,降低城市生活成本, 最终惠及各方。

任泽平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兼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曾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室副主任、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董事总经理、首席宏观分析师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4月10日的博鳌讲话中向世界宣告:“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实践证明,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条件下进行。”中美贸易战的争议核心在于中国对外开放的进展程度,本文旨在客观评估开放进展,正视成绩和不足。中美贸易战,有可能成为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契机。

魏际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赵昌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研究员

产业政策是政府出于某种目的(如经济增长、结构优化、竞争力的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以及可持续发展等)而对产业、企业、要素等实施的干预(如引导、鼓励、支持、协调、促进或限制等行为)。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面临的发展形势、战略目标、主要任务与以往已有很大不同,产业政策该做怎样的调整,以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高质量发展,迈向产业强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值得研究的重大课题。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主要兴趣或研究领域为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转型和社会正义;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比较中央地方关系;中国政治

中国哲学从来没有超出于“求生存”的水平;即使生存问题没有了,中国人也没有征服世界的念头,而转向了实在的生活。这种哲学的优势就是其和平性质。西方人不相信中国是和平的,这主要是因为西方人以自己的逻辑来理解中国。不过,对中国来说,如果“生存哲学”不变,其结果也是显然的,那就是继续缺少原创性技术、继续没有能力制定规则、继续当一个善于适应环境的好学生。

陈遥

大国策智库研究员,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助理教授,主要研究东南亚国际关系史、当代亚太国际关系、国际关系理论等

获取国际社会的信任是大国崛起的重要保障。中国崛起的“国际信任力”战略的制定和推进,将有利于中国获取国际社会的信任,从而减少来自霸权国与相关国家联盟的战略压力。特朗普时代美国“国际信任力”的相对下降也为中国“国际信任力”的提升创造了较好的时机,中国可以积极加以利用。不过,构建“国际信任力”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一定的战略耐心。

潘圆圆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助理研究员

张明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与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研究员

截止2017年底,直接投资占中国海外总资产的比重为21%,和其他国家相比较,中国的这个比重并不低。从中国海外资产结构看,中国对外投资也已经超过外商直接投资,成为直接投资的净流出国。然而,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结束了多年以来的快速增长,首次出现了ODI增长速度为负的情况。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1200.8亿美元,同比下降30%。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国对外投资增速下降,对外直接投资的整体形势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

大国策智库

在原定于6月12日在新加坡召开的朝美领导人会晤即将来临之际,朝美双方唇枪舌剑,最终导致特朗普在5月24日宣布会晤取消,令国际社会哗然。但双方此后更为戏剧性的彼此回应更是令人困惑。什么原因导致如此扑朔迷离的发展?特金会是否能如期举行?会晤之后朝鲜半岛局势何去何从?中国的角色又该如何定位?针对这些问题,大国策智库邀请多位专家给予深度分析。

钱雪梅

法学博士,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亚非研究所副教授,研究领域:民族理论、伊斯兰问题、中东问题

“民族”(nation)一词源于欧洲,它所象征的人的集合体在离开了欧洲的土壤之后,在各个地区有了截然不同的发展与内涵。在中国语境之中,“民族”的使用与意义建构与中国近代史历程息息相关,“中华民族”的话语如何形成?在这套话语形成的过程之中,“民族”被赋予了怎样的内容与意涵,又带来了怎样的影响?本文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解析了“民族化”建构的过程,或对我们理解、思考“民族”在中国的意涵提供些许启示。

单许昌

经济学博士、工商管理博士后

各地在抢夺人才这一战略资源时,需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制定人才政策,同时,尽管各地人才政策的侧重点不一样,但还是要科学匹配初级、中级和高级人才,优化人才结构,不应盲目争夺高端人才。人才争夺战最惹眼的是用优厚的政策吸引人才到当地创业和工作,单这只是人才争夺战的第一步。在引进人才之后,还要提升当地的生活和工作的环境,才能留住人才。

张明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研究员

粤港澳大湾区与“大珠三角”在覆盖范围上一致。珠三角引领了中国80年代改革开放潮流。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在助力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同时,有望引领新一轮改革开放。在“腾笼换鸟”与“凤凰涅槃”的战略指引下,珠三角经历近十年的产业结构调整转型之后,服务业发展整体加快,制造业占比回落。其中广深地区已成为中国的创新产业中心,创新也将驱动粤港澳大湾区继续发展。

钟伟

CF40成员、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中美贸易争端至今,有磋商初步进展,但却有更多等待破解的困惑。中美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经济领域的不同性很强,在诸多领域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因此中国的扩大开放意味着中国是全球令人瞩目的进口高增长市场,也势必带来中美贸易,尤其是中国自美进口的持续上升。但经贸关系的良好健康发展,需要中美双方共同努力。如何看待中国进口增长的前景和领域?后续双方的你来我往仍将激烈持续。

徐瑾

FT中文网专栏作家,著有《白银帝国》、《不迷路,不东京》

原定6月12日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见面,在五月变得一波三折。先是朝鲜外交部愤怒呛声,之后特朗普发布“文采焕然”的公开信拒绝会面,再随后又为见面打开了一扇窗户。是特朗普视国事如儿戏,还是商人本性使然的反复?

张厚明

工信部赛迪智库工业经济研究所财经政策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由于受到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国内各类投资主体竞相进入新能源汽车制造领域,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据统计,2017年我国总计生产的新能源汽车数量已达到了79.4万辆,是2012年的63.3倍,市场累计产销量达157.1万辆,已经连续2年在全球产销量排名第一,占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保有量的一半以上。但是,与新能能汽车产业高速发展相伴的是,该产业产能过剩风险正在不断累积,当前采取措施遏制新能源汽车市场产能过剩势头已经刻不容缓。

冯兴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一个国家经济越是发达,老百姓对处置私有财产的选择空间一般也越大,其资产的用途就越多,资本化程度也越高,老百姓借此生财、增进自身利益的机会就越多。而且老百姓利用其资产增进自利的过程,需要同时为他人创造价值,以此来增进自身的自利。但在我国城市和农村,均存在大量的低资本化问题。因此需要更多关注城乡个人资产的低资本化问题,要加快走出低资本化陷阱。这不仅适用于我们所讲的一般资产,也同样适用于一般资产之外的其他资源和个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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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近日考察时指出:“要大力促进农民增加收入,不要平均数掩盖了大多数,要看大多数农民收入水平是否得到提高。”说一千、道一万,解决三农问题关键看农民收入。其中,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是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方式。从2017年开始,国内力争用3年左右时间,到2019年底完成集体资产确权,开展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
美国商务部6月20日宣布,经美国本土企业申请,中国、日本、瑞典、比利时以及德国的42种钢铁制品可获得高额关税豁免权;同时驳回了56种钢铁制品豁免关税的请求。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表示,美国政府已收到2万余件请求豁免钢铁制品高额关税的申请。此前美国在关税问题上意外主动“示好”,显示美国的态度有所松动。
国内近年的产融结合成为热点,部门、地方和企业都愿意推动。财政部金融司司长王毅称,我国中央企业同样热衷投资金融。截至2017年8月,国资委监管的101家中央企业中,有三分之二以上都在开展金融业务,有一半左右把金融纳入业务板块,有23家至少控股一家金融机构。很显然,央企是国内产融结合的急先锋。
美国与欧盟在贸易关系上的纷争,为美国与欧盟的关系增加了新的分歧。在一系列修复关系的尝试失败后,欧盟开始考虑如何“把欧洲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正在美国访问的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6月19日说,欧美关系正遭受冲击,带来的损伤“可能无法修补”,他敦促美国政府不要把世界视为“人人对打的拳击台”。
虽然多次出售外汇掉期合约,仍未能彻底阻止巴西本币雷亚尔的跌势,巴西央行终于“认输”了。巴西央行行长Ilan Goldfajn表示,只要外汇市场和利率市场有需要,央行就会确保流动性足够充裕,甚至不惜动用外汇储备。但如果巴西拍卖的外汇掉期合约以美元结算,可能根本没有足够的美元来满足兑换需求。换句话说,巴西央行可能无力偿还。
欧盟商会最新发布调查报告,受访在华欧洲企业在2017年均有较良好的财务表现,但也有企业抱怨中国的网络使用环境不便,近6成企业希望中国更好地进行市场开放。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称,欧洲在华企业表达了一些关切,如法律法规透明度、执法一致性、市场准入、投资限制等问题。高峰称,我们将继续努力,不断提高投资便利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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