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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蔡昉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一、 引言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世界商品和服务贸易出口的实际增长率,除个别年份波动之外,始终高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这充分说明了我们所处的经济全球化时代特点。因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世界贸易总量于2009年骤降之后,2010年和2011年都得到恢复性的增长,也大大高于GDP增长速度。然而,自2012年以来,世界贸易增长率持续低于GDP增长率。诸如全球经济增长疲软等需求侧经济因素以及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转向内需驱动等供给侧经济因素,可以或多或少地解释世界贸易的减速,然而,全球性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应该是产生这一现象的重要的政治经济学因素。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贸易下降或许是在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反全球化的政治生态致使经济全球化受阻的一个特征性表现。与此同时,全球资本流动数额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从2007年的峰值水平上骤跌。

这种现象不难理解。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纷纷设定新的贸易壁垒,其中,作为最发达经济体的美国以及德国和英国就分别出台了数百项措施。诸如此类的政策变化也反映了西方国家政治结构的变化,即以反对全球化为核心主张的政治民族主义化和民粹主义化,并迅速演化为非合作性的反全球化策略。截止到2016年,这种趋势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而且呈现政治上的极端化与指向上的趋同化并存的新特征。欧洲民粹主义在政治上节节逼近,形成遏制接受移民(难民)、阻碍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退出国际一体化机构等反全球化浪潮,其中,英国公投脱欧只是在可以预见的逆全球化事件中最具新闻性却远非完结的一桩而已。无怪乎人们说:英国脱欧并不出乎意外,问题在于“谁是下一个”。

政治经济学可以很好地解释这种现象。全球化本身并不是利益中性的,最初人们看到的是发达国家及其政治经济精英和智囊们主导着全球化,使其朝着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方向演进。不论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国际金融与贸易机构,还是欧盟这样的一体化共同体,做决策的都是那些握有生杀予夺权力的大国,由代表这些国家的财政部长、中央银行行长和贸易部长行使权力,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不能从全球化中均等获益。进而,人们又发现,发达国家中主宰利益安排的实际上是跨国公司和其他代表资本的利益集团。不难想象,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和低收入家庭同样未能从全球化中获益。

张文朗

光大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

郑宇驰

光大证券分析师

结合国际经验与中国实际,从需求端来看,2018-2020年中国基建投资名义增速较合理的区间大约为6-10%。从融资方式来看,鉴于地方隐性债务较高,基建未来对城投的依赖会下降。更多要依赖显性债务,如适度增加财政赤字、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以及发挥PPP的补充作用。

邹平座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在货币政策方面,要紧紧抓住科学治理体系的建设,提高货币政策的科学性与技术性。2019年要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建立现代化、信息化、动态化货币政策模型,做好货币政策的“双支柱”,优化产能、优化库存、优化杠杆,支持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发展,大力支持实体经济。

白景明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与贾康合作的《县乡财政解困与财政体制创新》一文获第十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著有《公共经济》、《资金市场》、《财政与发展》、《服务经济学》等

加力提效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加力是指再度提升减税增支强度。提效是指找准政策发力点并管好、用好资金。两者的互补性是化解高强度减税增支带来的财政收支矛盾,体现的是新时代稳中求进的经济工作总基调,表明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在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前提下实施逆经济周期调节。

王晓毅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许多研究表明,中国的中等收入人群,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尽管已经是中等收入人群,但是他们却不肯承认这一事实,他们的自我评价往往低于自己的实际情况。这种现象的普遍存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他们的获得感要低于实际所得。如果说扶贫让低收入人群有了获得感,那么提高中等收入人群的获得感,也是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

鲁西奇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乡里制度是中国古代王朝国家控制乡村社会的基本制度。王朝国家通过乡里制度,控制、调整乡村民户的土地占有和使用,强化对乡村民户的人身与经济控制,强制性地征发赋役,最大程度地满足王朝国家的各种需要。邻、里、乡构成中国古代乡里控制体系的基本结构。所以,立足于村落,编排户口,征发赋役,乃是中国古代王朝国家乡里制度的实质。

赵大全

财政部财科所研究员

在我国,重大疾病呈现“三高一低”的趋势:发病率越来越高;治疗费用越来越高;治愈率越来越高;发病有低龄化趋势。随着全民医保时代的到来,百姓看病难、看病贵有所缓解。但是也要看到,一人生病、全家贫困和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还比较突出。实现大病医保全覆盖,这对大病患者及其家庭无疑是一大福音。可以说,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是我国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一环,是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扩展和延伸,是政府购买服务的重要探索。

王泽彩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通过建立PPP项目绩效管理制度框架体系,将有效解决“绩效目标缺失、目标设置不规范、不清晰;PPP项目涉及的部门、单位绩效运行跟踪职责和内容不明确;PPP项目分行业、分领域绩效指标库尚未建立;绩效指标缺乏可比性、部分PPP项目绩效评价流于形式;评价结果没有真正意义与政府支出责任挂钩;PPP项目绩效结果对应的奖惩、问责机制未完全建立”等问题,为加快PPP项目实施进度、确保PPP模式规范运行和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对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将发挥重要作用。

约瑟夫·奈

哈佛大学教授

美国人的自满一直是种危险,但缺乏自信和夸大恐惧同样危险,它会导致反应过度。美国握着一手好牌,而歇斯底里会让美国无法聪明地出牌。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我们的盟友和国际机构这张好牌被放弃了。一些人称赞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贸易战,说它是迈出遏制中国掠夺性行为的大胆第一步,但他们却没有说明为什么我们的盟友也会被加征关税。展望未来40年,随着中国实力不断增强,美国的“自由国际秩序”将不得不顺势而变。我们将展开与中国的“合作竞争”,此提法的哪一个方面都不应该被忽视。

王卉彤

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农村金融改革面临的第一个痛点和难点是相关制度安排的缺失,阻碍了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发展。农村金融改革面临的其他痛点和难点还包括“三农”信用体系和农村资产市场建设滞后,导致农村金融市场的“高风险低收益”;农村金融需求日益多样化与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

彭文生

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的金融周期拐点已经发生,刚开始向下调整,信用紧缩、房地产降温必然给经济增长带来较大的下行压力。现在市场关心的一个问题是,2019年的中国经济是2季度还是3季度见底?一般来讲,金融周期下半场的痛苦调整要持续几年时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长会直线下行,这中间有短周期的波动,也就是说,即使在技术上在2019年的某个季度增长触底,然后有所回升,这个回升的幅度可能是有限的。

沈晓杰

长江产经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没有任何国家,能在未实现乡村现代化的前提下,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同样,也没有任何的国家,能在没有农民收入的现代化情况下,能实现全民的财富现代化。中国的任何现代化进程,绕不开乡村的现代化。再进一步推论,人们就更不难发现,如果中国把今后现代化可持续高速发展中心,立足于广袤的中国乡村,中国“再造又一个现代化”、实现现代化两步走的宏伟战略,何愁没有足够宏大的市场空间来支撑。

管清友

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经济观察报首席经济学家

过往的历史表明,中国只要不出现两种情况,总能渡过短期困难。第一种是强外力的摧毁,强外力的摧毁现在基本上不会有,贸易摩擦再激烈也不至于出现这种情况。第二种是重大的宏观政策失误,类似日本在广场协议之后出现的政策失误,类似阿根廷在50年代出现的重大方向性失误,类似委内瑞拉在查韦斯当总统时出现的方向性错误。这个时代,需要大家勠力同心,需要有人讲真话,需要平衡好短期和长期,需要对症下药。当然,有时候也需要点儿运气。

孟祥青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教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

王啸

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

2018年,在各种因素联动作用下,国际安全形势反复震荡。“贸易战”愈演愈烈,大国竞争、对抗加剧,传统安全加速回归,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国际安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全球安全治理面临机制受冲击、理念被动摇、目标难达成等严重挑战。国际社会中改革现有安全秩序的呼声愈加强烈,为新安全秩序的建立提供了机遇。2018年中国周边安全环境趋稳向好,多个热点降温。在全球安全治理上不断凝聚共识、锐意改革,是重塑国际安全秩序的关键。

郝雨凡

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院院长, 政治学教授

在改革开放40年中,中国腐败问题和中国的反腐败治理始终是两个相辅相成的问题,前者是中国的政治、社会问题的现实状况,而后者是中国政府和执政党在实现国家治理的方向上进行的多方努力。如何正确认识和分析发展历程的各个阶段中,中国腐败问题的现象和特征,寻找更深层次的、制度性的根源,对于我们进行恰当、有效及合理的反腐败治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饶毅

北京大学教授、《知识分子》主编

基因编辑人类体细胞与基因编辑生殖细胞有着本质的不同,体细胞编辑只影响个人而不带来新的伦理问题;而生殖细胞经过受精、胚胎发育、出生、长大成人结婚后将与其他人产生后代,会遗传给他人,编辑的后果将扩散,进而影响人类社会。体细胞的基因编辑可能治疗人类很多疾病,它与现有框架已接受的基因治疗类似,可按现有法律法规和监管办法,在个体安全性、作用有效性和方法稳定性确定后使用,但针对人类生殖细胞的基因编辑则超出现有伦理框架,它的特征是医学必要性低、技术可控性低、群体危害性高。

葛腾飞

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冷战时期的战略稳定,一般是指美苏之间以核力量为主的战略力量关系上的稳定,这是贯穿整个冷战时期的重大战略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影响着当今世界的大国关系。无论是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还是出于冷战的战略需要,美国一直奉行实力地位的政策,缺乏与苏联在政治层面就建立战略稳定达成妥协的意愿,直到古巴导弹危机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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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世界存在自由交易和集中控制两种交易体制,而这两种交易体制实际是两种资源管理体制。从非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实际就是对要素和资源的管理模式,关键在于对要素和资源的控制权。从古罗马的历史看,这两种资源管理体制都会造成危机,尤其以集中控制所造成的危机最为厉害。自由交易也会导致危机,但危机往往可以通过大量的财富损耗为代价来熨平和冲销。历史显示,只要不走向极端,保持克制,则大致都可维持社会的均衡发展。
国内1月信贷增加3.23万亿,同比多增3284亿;社融增量4.64万亿,同比多增1.56万亿,且均为历史最高值。中国央行官员表示,从历史规律看,1月份是全年贷款投放最多的月份;考虑到春节因素,应把1、2月份甚至一季度的数据统筹考察,不宜对单月数据过度关注。而1月新增贷款与实体经济的需求是相匹配的,属于合理水平,不是“大水漫灌”。央行官员还表示,货币政策并未转向。
人口增减变化代表了市场需求变化,从趋势来看,中国城市人口增长总体呈现“南快北慢”趋势,新增人口占比,南部为78.7%,北部为21.3%。华南城市几乎全面扩张;华东城市扩张、饱和各占一半;华中、西南、西北的核心城市、扩张趋势明显,而中小城市饱和或收缩,东北城市出现极端分化,53%的城市扩张,41%的城市收缩,人口向核心城市转移的趋势明显。
一项涉及149.2万亿元中央国有金融企业资产重整的行动已有迹象可循。监管部门正考虑采取划转、出售等方式,将部分央企旗下的金融资产进行整合。这与此前非银行金融机构频繁爆雷有关。监管层从2013年开始就资本脱实向虚,限制央企并购金融企业的行为。2018年以来,实体经济困境和近一半央企主营业务亏损,令防范系统性防范金融风险显得更为重要。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即将公布。据了解,香港要融入国家发展的大局,将侧重研发和金融等服务,并继续提升于国际仲裁及航运枢纽的地位。消息人士预料,大湾区规划将分两个阶段发展,中期规划是于2022年前打好连接湾区各市的基础;长远会在2035年前有更多便利大湾区各城市居民流通的措施,并在2035年完成整个湾区建设。香港有关人士估计,今后需要研究推出“大湾区签证”,方便想到大湾区工作或投资的外国人士。
中国央行官员日前在国内某论坛上称,目前的政策文件没有反映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问题,国内大部分政策文件是由处长们起草的,但在交流时会发现各部门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存在分歧。分歧可能源于认识上的差异,也可能是基于部门利益考虑,很难协调一致。处长们没有调整立场、相互妥协的权力,只好把有分歧的问题从政策文件中拿掉。此外,还存在立法部门化现象,行政部门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无法真正体现市场化和法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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