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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7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目前,在应对新冠肺炎冲击的政策讨论中,有关“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争议显示出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些分歧。这个分歧实际上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普遍存在。在美国等国家政策的关注点在于以财政借款向普通居民发放援助的全面基本收入政策的分歧。无论是财政赤字货币化还是全面基本收入保障的问题,实际上都反映了传统货币政策框架正在失去效力,宏观经济政策都在试图以不同的形式进行新的尝试,以应对新的经济环境。

目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争论的背后,是第三类货币政策(MP3)和现代货币理论(MMT)作为不同的理论支撑。即“货币政策财政化”与“财政政策货币化”的不同。人民银行国际司课题组在2019年6月曾系统的梳理了货币政策财政化的变化和影响,讨论了MP3和MMT的区别和特征。实际上,从整体政策的角度来看,无论是MP3和MMT的讨论,还是“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争议,都反映了各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实际上都走向财政化的大趋势。

就传统货币政策而言,实际上是通过货币的价格和数量的调节来实现对经济的影响。央行的研究认为,利率调控和货币数量的调整是当前央行调控经济的主要手段。金融危机前,传统的货币政策(第一类货币政策,MP1)以利率作为最重要的货币政策调控工具。金融危机后,各国央行则普遍采取了量化宽松的QE政策和负利率政策,则可以归为第二类货币政策(MP2)。

MP3的本质则是货币政策财政化,货币政策进一步走向直接的金融资源分配而扮演财政政策的角色。传统上,货币政策通过调节资金价格和供应间接影响总需求,而MP3是央行代行财政支出(购买金融资产、向特定企业发放贷款),或直接支持个人支出(向个人提供贷款或援助),从而直接作用于总需求。其直接作用于支出环节,刺激消费和投资,对经济的影响更直接。央行的研究总结了MP3的多种形式,根据获得资金主体和资金投放方式可分为“赤字货币化”、量化宽松支持财政赤字扩大、印钞直接投放给私人部门、大规模债务减记等不同类型。

而MMT实际上强调的是以财政来替代央行实施宏观政策的调节。其主要观点是以财政政策作为调节经济的最主要工具,通过调整财政收支(税收调整、支出调整等)来管理总需。其认为政府债务增加的唯一风险是通货膨胀,如果过度支出导致资源紧张并出现通货膨胀,可以通过税收进行调整。

回顾金融危机后的十年中货币政策的走向,MP2实际上对各国经济走出危机发挥了重要作用,避免了类似“大萧条”的再次发生。但随着QE的实施和负利率、低利率的货币环境的不断扩大,全球经济出现了新的变化,国际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越来越形成相对独立的循环体系,与实体经济日益脱离;同时,货币的传导机制的不平衡越来越严重,央行>金融机构>企业>个人的货币传导链条逐渐失衡,金融资源越来越倾向于资产持有者而不是普通民众,货币宽松带来的资本过剩使得全球资产泡沫化的程度日益严重,而实体经济在生产过剩的情况下难以提振有效需求,使得通胀水平保持低位。在这种情况下,由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带来的新一轮经济危机迫切的需要新的政策框架来实现经济和金融的复苏。

储建国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在这次抗疫斗争中,我们看到了集中统一领导的优势,没有这种优势,就没有全国一盘棋的动员和组织,就无法赢得武汉、湖北的关键之战,就无法保证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统筹兼顾。但是任何一种事情都具有两面性,优势本身也包含着劣势。如果平常过分强调集中统一,就会导致地方事事唯上,不敢担当,失去主动性和创造性,不能自主地把很多事情处理好。因此,抗疫中的集中统一经验不能简单搬用到疫后的治理当中。

俞可平

北京大学 讲席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

这次新冠肺炎的重大疫情,充分地折射出人性与制度的善恶优劣,同样也是对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严峻考验,同样也深刻地影响国家治理的现状与未来。当然,这次新冠肺炎发生在民主化、现代化、全球化与网络化的复杂时代背景下,它对人类政治生活和国家治理的影响也必然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从新冠肺炎疫情爆发至今不到半年时间的客观后果来看,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正在产生或者即将产生的深远政治影响。

张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分析大萧条原因和罗斯福新政,可得以下启示:1. 保持信贷增长和防止通货紧缩是避免过度萧条的特效药。2.打破财政平衡教条。止住需求下行除了信贷的支持,也需要通过扩大财政支出提高需求。3.避免国际贸易争端。然而贸易保护政策不仅不利于出口,还会加速国际债权债务关系的恶化,破坏整体国际合作应对困难局面的氛围。4.纾困要有针对性,避免带来新的市场扭曲。5.关注对特权的制衡。制衡性的理念能够对缓解社会冲突和促进经济结构平衡发挥积极作用。

吴国鼎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截至4月中旬,新冠疫情在多国仍处于暴发期,国际社会团结抗疫迫在眉睫。为助力抗疫斗争,G20应加强内部团结,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提供更多资金、加强执行力,发挥应有领导作用。具体来说,G20在以下几个方面采取行动非常重要:第一,制定落实G20特别峰会所达成共识的具体措施。第二,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第三,向世界卫生组织(WHO)以及部分发展中国家提供紧急资金。第四,加强相关医疗物资的供应链建设。第五,加强G20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协调和对接以增强其执行力。

董登新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教授

4月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总体实施方案》。当天晚间,深交所就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的相关配套业务规则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这标志着创业板注册制改革正式启动,并将加快推进。与科创板注册制改革相比,创业板注册制改革要有所超越和突破,应将创业板注册制改革放在与上交所科创板及港交所创新板之间如何竞合的角度来权衡。

李扬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

中国债券市场规模的扩张改变了全球债券市场的格局。从积极的意义上讲,2008年危机以来的债券市场扩张,进一步改善了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随着中国金融体系的全面开放,中国债券市场也日益成为全球资本配置的重要渠道。但中国债券市场仍有一些结构性问题值得关注:第一,民营企业债券与国有企业债券融资不协调,前者规模太小且发行利率高悬;第二,债券违约向纵深发展,但债权人的保障机制仍然较落后;第三,地方政府债务扩张与地方政府债务稳健性、区域协调发展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愈发突出。

汪涛

瑞银亚洲经济研究主管、首席中国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

2月初疫情爆发以来,政府及时出台了政策应对,央行向市场投放了充裕流动性、下调了政策利率,政府已公布了规模相当于GDP的 1.4%的广义财政支持,主要是为企业减税降费。相比其他主要经济体疫情期间的政策应对,国内随后的政策支持力度比较小,原因之一可能是由于两会时间推迟。最近中央政治局会议释放了未来进一步加码政策支持的信号,我们预计今年还会出台规模相当于GDP的2.2%的广义财政刺激,主要用于扩大支出,包括基建投资,同时对失业和低收入人群的财政补贴规模也可能增加。

刘元春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经济学院教授

之所以要高度重视疫情救助与刺激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其核心原因在于从公平正义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高度认识到疫情对不同社会经济阶层带来的冲击是严重不对称的,补偿性救助政策应当立足于对于不同阶层所遭受的不同损失给予对应的补贴和扶持,以避免收入两极分化更为严重,防止出现过度救助与救助不足相并存,严防因为救助带来新的社会扭曲和道德风险问题。同时,从经济效率角度来看,各种救助政策不能加剧各种供给损失和需求损失,不能在扩大收入分配差距和财富差距的基础上使有效需求进一步萎缩。

朱锋

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中美关系中的现实主义传统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彼此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差异务实对待。尤其是中国作为一个“转型国家”,其国内治理机制的变革和进步需要时间和“中国方案”。双方精英都相信,中国的变革是必然的、不可阻挡的。二是双方可以从合作进程中寻找到各自需要的利益满足,而且随着中国的崛起,中美合作的利益变得对两国来说越来越不可或缺。三是合理看待和评估对手的战略意图。疫情当下,中美关系应重回现实主义,向两国人民展示彼此所需要的诚意和理解。而中美两国只有合作,才能带领国际社会战胜新冠疫情。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CISS)

2020年3月28-29日,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CISS)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共同主办了“新冠疫情与中美合作视频研讨会”,CISS学术委员、研究员、特邀嘉宾11人同美国哈佛大学、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等智库和高校的18位专家学者进行了研讨。

张晓晶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刘磊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情景模拟表明,假定居民与企业债务增长规模(不是增速)与2019年持平,而政府债务额外增加5万亿,这样,总体债务增速将达到11.6%,与2015年至2019年债务扩张速度年平均11.7%持平。再假定今年名义GDP增速为4%(实际GDP增速略低于3%),则政府杠杆率会上升8个百分点。如果假定政府债务额外增加大于5万亿、总体债务扩张速度超过过去5年平均,则宏观杠杆率和政府杠杆率的升幅将会更高。总体而言,面对世纪性疫情冲击,政府加杠杆责无旁贷。

田国强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黄剑辉

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

唐建伟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

疫情给国际产业链带来的冲击,不但在短期内加剧了我国经济的下行压力,也对我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构成挑战。从另一个角度看,这进一步凸显了转换增长模式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对加快服务业发展和经济结构转型提出了更高要求。能否将压力转换为动力,成功实现经济增长从外需导向、要素驱动向消费引领、效率驱动的动力切换,关键在于制度性、结构性、市场化改革的成效。

石玲玲

恒大研究院

王孟嫫

恒大研究院

民企融资难贵,根源在于三大层次五大原因。一是我国以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体系为主,民企获得的金融资源有限。二是监管、制度、风险收益等因素导致银行偏好国企,民企融资受到挤压。三是2017年以来金融去杠杆“一刀切”,部分依赖非标融资的民企融资压力加剧。四是中小微民企资产规模偏小、缺乏抵质押物。五是部分民营企业自身存在经营不规范、负债率过高等问题,难以达到银行授信标准。

节大磊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意识形态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发生了三个显著的变化。第一,以前中国更多地是感受到意识形态压力的一方,现在美国也开始认为自己受到了来自中国意识形态的挑战。第二,除了在传统意识形态议题上的直接和显性交锋外,意识形态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开始在新兴议题上更多地以间接和隐性的方式体现出来。第三,在放弃接触政策的大背景下,美国政府在意识形态上针对中国的目标不再是逐渐改变,而主要是为了竞争,甚至是为了打击和削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和冲突必然到来。

钟飞腾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2020年蔓延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促使百年大变局加速发展。尽管新冠疫情对亚洲经济的冲击远远超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不过,令人略感欣慰的是,如果疫情早日结束,亚洲开发银行预计2021年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增速将反弹至6.2%,这意味着亚洲经济体仍具备超强的经济复苏能力。同时,由于发达国家感染新冠肺炎人数占全球四分之三,发达经济体的增速将受到更大的冲击,因而将进一步缩小与发展中经济力量的对比。抗击新冠疫情考验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如果中国率先步入后疫情时代,将更能引领周边发展。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

中国当前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都是空前严峻的,供应链、产业链、资金链受疫情影响均受到不同程度干扰乃至中断,且疫情的负面冲击还未见底,需要有忧患意识、危机意识。事实上,整个世界外部环境在疫情冲击之下也正发生深刻变化。面对疫情给资本安全、供应链安全带来的巨大冲击,中国不能因此走向封闭、孤立,还是要进一步推动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以共同利益和共享价值观来凝聚自由贸易的同盟军,确保自身供应链、产业链、资金链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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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在深圳的全国人大代表拟联名提案,中国已有的期货交易所存在一些不足,包括国际化程度不高,目前只有原油、铁矿石等4个品种允许境外投资者直接参与,缺乏国际定价影响力等。中国需要建立一家新型期货交易所,这有利于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期货交易规则,推出符合国际投资者需求和投资习惯的多样化期货交易产品。可联合香港、澳门在深圳建立一家综合性、开放型和创新型的期货交易所,采用公司制,港澳参股,与国内现有期货交易所错位发展。
包商银行、恒丰银行、锦州银行等多家银行风险事件显示,金融风险爆发离我们不远。金融风险爆发的一种极端后果是金融机构破产。过去在“刚性兑付”理念下,中央、地方、金融机构等都拿出不少资金来填补违约窟窿。但从山东、辽宁、内蒙古等地以行政方式为主来处理金融风险的案例看,安邦咨询判断,每个省只能够承受一起股份制银行或城商行的重大风险事件。为此,国内制定《金融机构破产法》已迫在眉睫。
全国政协委员丁金宏曾承担、参与了几个区域的十四五规划前期研究工作,他发现人口数据存在的“不充分、不切时”问题,已经使研究实践面临“基础单薄、应对尴尬”的状况。目前的普查条例存在不够完善的地方,已经严重影响人口普查数据管理应用的时效和深度。丁金宏建议,将人口普查年份提前一年,这样可以与各次的五年规划研究工作完好结合,充分发挥人口普查对政府工作的数据支持功能。
瑞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预计,中国货币政策将进一步放松以支持财政扩张和企业融资,包括央行增加流动性投放、年内再降准50个基点、下调政策利率10-20个基点,以及放松贷款相关的监管要求。整体信贷增速有望从2019年的10.9%反弹至12.5%以上。瑞银预计,中央层面全局性的房地产政策目前仍不会明显放松。
上海社会科学院日前发布的《2019年中国智库报告》显示,中国智库与国际顶尖着名智库相比仍存在不少差距,主要问题有:第一,前沿议题设置能力不足,研究缺乏预见性和引领性。第二,人力资源配置不够科学,成果产出效率效能不高。第三,组织形式较为类同单一,智库专业化特色不明显。另外,传播缺乏有效手段,影响力和话语权难以提高。
全国政协常委、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在全国政协中共界别小组讨论时建议,企业所得税应降到20%,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可从45%降到33%。此外,他还建议,加大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的力度,争取今年达到1万亿元,有利于推动民间投资。此外,今后也不要设定GDP增速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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