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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杨志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财经院拟定位为学术型智库,即建立在学术研究基础上、以学术研究为支撑的党和国家的思想库和智囊团。其主要任务是:1.立足于为党中央、国务院的科学决策服务,就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大现实问题提供战略咨询与对策建议。2.立足于长期学术研究的积累,强化学术研究对于科学决策的基础和支撑作用。3.致力于研究国家改革和发展中的战略性、全局性、综合性和长期性重大问题,提供科学化、及时化、系列化和前瞻化的研究成果。

一、轻税与减税

中国税收制度的现代化建设和税收政策的优化亟待确立“大国轻税”理念。现代社会离不开税收,但是国家征税的多少以及如何征税争议很大。国家收的税多,则百姓所能留下来的可支配收入就少;反之,百姓的可支配收入就多。减税可以让税负更轻。

减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民富”,但是减税有限度。如果减税已经影响到政府的正常运转,或者减税导致政府债台高筑、债务负担沉重,那么这样的减税就可能得不偿失,因为政府的债务负担最终还是要靠老百姓来偿还。此间必有一个权衡取舍的问题。

在减税的同时削减政府支出,那么减税空间就相应会扩大。一方面减税,另一方面财政支出在扩大,那么财政风险就可能集聚。在一些发达国家,减税容易得到民意支持,而削减支出不容易得到支持,一意孤行削减支出则执政党容易被赶下台。一般的政治家多不愿意尝试削减支出的政策,除非迫不得已。在这些国家,减税容易捞到选票,主张更高水平的社会福利也容易得到选票,纯粹的民粹主义主张的结果必然是这些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甚至导致财政的不可持续,甚至带来严重的国家危机。2008年以来欧洲一些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就是明证。天底下何来免费的午餐?要享受超越经济水平的社会福利,就必须付出代价,或者是短期的,或者是中长期的。在西方所谓的现代民主制度下,减税与削减支出往往很难同时做到。

实际上,现代国家都有内在的财政支出扩张倾向。如果不能有效控制财政支出,那么再多的税收也是不够用的,更遑论进一步减税?减税不能为减税而减。减税需要空间。减税或者是财政政策实施的需要,以短期减税换来更快的经济增长,让经济增长带来中长期更多的税收收入;或者是因为既有的税收制度不合理,税收负担太重或不适合当下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减税换取社会所需要的经济效率和公平正义;或者是因为国家找到了更加可靠的收入来源,可替代财源的出现为减税提供了空间;或者是因为国家财政治理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税收制度需要作根本性的变化。减税可能还有其他的理由,但不管什么样的理由,都不太可能无限度地减税。

在这样的背景下,现代国家必须而且只能以“轻税”为中心构建新的税收制度。按照“轻税”理念建立的税收制度,符合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要求,可以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真正拥护。

二、“轻税”:古今中外的诉求

任远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乡村发展最直观的问题是“乡村空心化”,即乡村人口在减少、有的乡村甚至只存留着若干老人。不少村舍空置和坍塌,以及一些乡村出现景观形态的“荒芜”。这似乎显得乡村发展出现了问题。但其作为“假问题”在于,城镇化过程中乡村人口减少、而且农业劳动力投入的减少是正常现象,也是必然现象。作为“真问题”的,则在于乡村部门的发展能力不足、生产力水平低下、资源和生态环境恶劣,不能维持和支持人口的生活,从而推动了人口的导出。

汪仲启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

现代城市治理既需要“自上而下”所具有的统筹效率,也需要多元参与的协同活力。在城市社区中中等收入群体更多关注的是环保、安全、教育、物业、养老、秩序等议题,这些议题也就成为整合城市社区的“利益关联点”。现代城市社区治理,转变了“供给式治理”,强调“用户思维”和多方参与的“协同式治理”、“引导式治理”;社区工作者不仅要有能力动员各种资源满足居民的多样化需求,更要有能力引导居民进行议题设置和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

韩福国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城市治理比较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目前的政治发展和以后的政治发展都必然是中国民主化的推进结果,而政治发展也须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进步为目的。要形成成熟的社会主义民主体制需要新的权力结构,以及与之相随的必要的权威,如果过去还不具备现实性和充分必要的条件,那么现在的一个合理选择就是, 尽量提升现有的民主秩序, 并在建立新治理结构的过程中充分推进民主化,同时控制这行政管理权力的实际运转机制, 使其发挥合目的性的功效。

刘再起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向雄辉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通过比较三大项的10个二级指标,中国大多数指标比印度表现更为优秀,小部分弱于印度。综合看来,印度的经济软实力与中国仍有较大差距,没有数据表明差距正趋于缩小。因此,可预期中国经济的后续表现仍会比印度好。同为新兴市场国家,印度经济软实力建设的一些举措值得中国借鉴,但对中国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要敢于对标美日等经济软实力发达国家,针对它们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借鉴可取经验,吸取不良教训,提高经济软实力,为经济更好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刘尚希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

政府花钱的方式不同,对市场的影响也是不同的。有的企业以创新的名义,可以从政府的不同部门要到钱。这种情况下,企业就会想方设法去打造各种各样创新名目到政府各个部门去要钱,而不会真正去搞创新。这种支持方式实际上是适得其反的,因为它扭曲了市场主体的行为动机,使他们不是落在真正创新上,而是在想方设法去到政府各个部门套取资金。也许从政府各个部门来看,大力地支持创新,支持产业的转型升级都是正确的,但是合起来就出现了问题,也就是合成谬误。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课题组

执笔人: 刘尚希 傅志华 徐玉德

近年来,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紧紧围绕政府职能转变这个核心,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三管齐下,营商环境逐步得到改善。从整体样本来看,一半企业(50.7%)对营商环境较为满意,46.3%的企业认为一般,反映较差和极差的占比合计仅为3.1%。分区域看,中部地区(53.5%)、东部地区(51.9%)满意程度略高,东北地区(50.3%)满意度则低于样本平均水平0.4个百分点,西部地区满意度最低,仅为41.9%。反映较差和极差的合计比例均未超过5%,表明各地区营商环境总体向好。

姜超

海通证券研究所副所长、首席宏观债券分析师

于博

海通证券研究所

陈兴

海通证券研究所

宋潇

海通证券研究所

回顾美国和日本的污染治理经验,都经历了从设定污染排放标准到征收环保税的转变。16年底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其核心内容主要包括环保纳税主体、应税污染物及计税方式、税收减免政策、税款申报缴纳、环保税的征收与监管等五个部分。环保税的征收,对于构建我国建立环保长效机制意义重大

曹辛

中国亚非发展交流协会理事

就朝核问题来说,半岛无核化目标就是中美双方共同的理念,而努力以非武力方式解决朝核问题、不急于追求统一,是中美双方求同存异的结果,体现的则是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而体现中美之间这种共同理念和利益的,就是一系列安理会涉朝决议文件。这些文件实际上由中美共同制定并认可,成为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共同意志。因此,中美之间或者国际社会在朝核问题上实现“团结”,首先要回到安理会决议这个基点上。

卢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近年市场投资不振受到多方面条件影响,然而需特别关注多方面体制机制不完善因素制约有效投资潜力未能充分释放。要改革行政土地供应垄断体制,通过合理投资满足经济中高速成长阶段国民住房需求增长。要在总结历史经验与直面现实矛盾基础上,反思改进严控大城市发展的政策方针,有序释放大国城市化有序推进释放的投资潜力。要在加强污染和环保监管前提下,放松政府有关部门对各个领域的准入和投资管制,大力破除基于所有制歧视的投资隐形壁垒,激活非国有企业中蕴含的市场投资潜力。

王强

湖南省国资委规划发展处处长、经济学博士

国资监管机制要创新,首先必须“去行政化”,在此基础上按照股东及股东会与董事会、监事会、企业党委会、经理层的互动机制来设计国资监管机制,这可能是我们最不习惯去走的一条路,但如果走出了第一步并走通了全过程,这无疑是最具价值也最具借鉴意义的部分。前面的明确职能、简政放权做得再好,如果没有“变机制”最后这一公里,国资监管体制的改革及转型就远不能说完成、更不能说成功。

周其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客户?买我东西的人叫客户,但是很多人没有买我的东西,但是要用这个东西,是用户,用户由于一定限制可能现在还用不起。优秀的企业家会一直琢磨这个事情,会把潜在需求开发出来,把潜在用户变成客户。

陈小洪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原所长

改革的下一步怎么做?我希望首先是国资委和社保基金合作,加大推进央企改革力度。另外国有银行股权改革力度也要加大,银行不一定要国家绝对控股,可以相对控股。第二个希望是真正加快国企的市场化改革。这几年在国企市场化改革方面进步不小,国务院国资委放权有进步。也有问题。一是强化激励不够,国企很多管理和技术人才都跑了,如果国企还在竞争性市场存在,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共同主编,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主要兴趣或研究领域为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转型和社会正义;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比较中央地方关系;中国政治。

历史地看,西方民主的大部分时间仅仅只是精英民主,也就是少数人的民主。在早期,只有有财产者和纳税者具有选举权,后来才逐渐扩展到所有公民具有选举权。随着选举权的扩张,政府服务范围也随着扩张。这便是民主的逻辑。从为少数人服务的政府转型到为大众服务的政府,政府服务必然扩张。进入20世纪以来,尤其是二战之后,西方国家从马克思所批评的原始资本主义转型演变成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福利国家。但问题在于,这么美好的制度是可以持续发展的吗?

路晨

联合国纽约总部顾问

尽管中国的势头表现得最为强劲,但美国仍在当今AI领域发挥着领导作用。不过,谁能引领未来仍不得而知。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已经在硅谷设立AI研究中心,旨在获取技术溢出。同时,百度和其他公司正支付高薪从硅谷挖走AI科学家。作为中国顶尖科技公司之一的华为也在实施AI芯片项目。哪个国家将会胜出仍然是未知数。然而肯定的是,这场竞争会产生积极的外部效应,加强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与互动,从而使全人类受益。

刘小雪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在莫迪就任后的三年里,印度在世界经济论坛开展的“全球竞争力排名”中的位次已经从 2014年的第71名上升到2016年的第39名;在世界银行“做生意难易程度指数”中,排名也从 2015 年的第142名上升至2016年的第130名;在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排名中,从2014年的第85名上升为2016年的第75名。虽然没有进行实质性的大刀阔斧的改革,但莫迪一直保持着小步前进的态势,而且改革的导向明确。世界有理由对印度未来六年的经济增长继续保持乐观。

贾康

现任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程瑜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2018年加快完善税收法律制度框架势在必行,关键税种改革将紧抓不放。随着营改增和资源税政策逐步调整到位,改革重点将在房地产税和个人所得税上下功夫;增值税和消费税的税率结构也需进一步优化;减税降费空间依然需要努力开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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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负债扩张模式已经行不通了,在国家不鼓励、金融政策不允许、融资环境趋紧、市场竞争加剧的背景下,高负债扩张的模式不仅过时了,而且意味着巨大的风险。在高增长时期的高债务扩张,曾经培养出一批快速扩张的“枭雄”式的民营企业和臃肿的“恐龙”级国有企业。但当高债务泡沫破灭之后,中国市场将经历一场深刻的洗牌!
尽管人民币兑美元正接近两年半高点,但企业对其涨势却显得信心不足。企业不愿意将所获得的外币转换成人民币,远汇市场上对人民币贬值的押注有所升温。如果出口商愿意承受较大的汇兑损失也不愿意结汇,可见他们对人民币远期贬值的预期是很强的。如果类似的市场预期成为共识,累积起来将成为外汇市场上不可忽视的力量。
作为近年来保险公司等企业境外投资的新型融资渠道,内保外贷的流动性、高杠杆及再融资风险,正引起监管部门关注。保监会联合国家外汇局发布通知,一是明确了保险机构开展内保外贷业务的资质,二是明确了融资比例和融资用途,三是明确禁止行为。相关项目及其底层资产不得违反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产业政策和境外投资政策。
受到美国股市大幅下滑的影响,SPDR S&P 500交易所基金(SPY)的资金流出规模达到236亿美元,创出历史新高。流出的资金规模相当于该基金资产总额的8%,如此高的资金流出前所未见。摩根大通策略分析师表示,市场投资者如此迅速且大规模的撤资显示,未来商品交易顾问和风险平价基金进一步卖出头寸的规模有限。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即“大基金”)去年在A股投资了十多家上市公司。不过,去年11月底入股的汇顶科技股价持续下跌,使得大基金目前约浮亏16.3%,浮亏4.6亿元。与晶方科技的一笔6.8亿元的股份协议转让也浮亏约15.3%。作为支持半导体产业发展的战略性投资基金,大基金在A股市场到处投资,有变成财务投资者的风险。
2000年以来中国的生育率就一直低于日本,2010-2016年中国平均只有1.18,日本为1.42。实现“全面二孩”政策后,2017年中国出生人口1723万人,同比减少63万;人口出生率约为12‰,同比回落0.52‰。开放二胎后中国的生育情况仍未摆脱风险,值得中国社会担忧。今后中国的人口和老龄化危机可能比日本还要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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