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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主要兴趣或研究领域为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转型和社会正义;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比较中央地方关系;中国政治。著有《大趋势:中国下一步》《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中国和新世界秩序》等

历史地看,在世界范围内,人类社会的整体道德会随着经济发展、个人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古人孟子的“有恒产者有恒心”和管子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等都是普遍而永恒的真理。

近代工业文明开始以来,人类道德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前道德的根源在于宗教,近代以来,国家也开始有能力通过经济社会发展和制度建设,来干预(增进或者阻碍)人类道德的产生和发展。工商业文明一个显著的特点在于“计算”(“推理”)之上的理性,因为通过理性才会在最大程度上获得财富。同时,经济发展和财富的积累为社会整体教育水平的普及和提高、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人均寿命的增加等提供了物质条件。

工商业文明的另一个特点,在于人们从农业文明之下的互不关联“个体劳动”脱离出来,走向了公共空间(市场、工厂、社区等)的互为关联的“集体劳动”,人们在公共空间交往和生活,公共空间的扩展也产生了对公共品的要求,同时也发展出公共道德规范。近代以来政府在社会经济各方面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主要是为了提供足够的公共品。随着公共(集体)空间的增加和公共品的供给,社会整体道德水平也随之提高;或者说,总体来说,社会整体上变得更加合乎道德了。

总体上说,这些经济增长和道德发展之间的关联,也发生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随着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过去由连续不断的社会政治运动(阶级斗争)和短缺经济所造成的总体不道德情况已经完全改观。大多数人已经过上了体面的生活或者小康生活,规模性的饿死、病死、累死现象大大减少,甚至消失。

尽管也有人怀念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准,但应当说那种道德仍然属于原始和朴素的道德状况,是农业文明的反映,甚至是特殊政治条件下形成的集体政治压力下的道德。随着工商业文明的到来以及政治环境的开放和多元化,农业社会的道德以及政治性道德变得不可持续,道德领域的巨变是必然的。

不过,随着社会整体道德环境的提升,个体道德不仅没有提升,反而出现了巨大的问题,处于下沉甚至解体过程之中。也就是说,整体社会的“趋善”环境,没有能够转化成为个体层面的道德提升。那种在很多发达社会所见到的理性、开放、进步、容忍、文明、平和、简单等行为方式并没有出现。很多人变得为了自己的一点点利益而不择手段。

有学者认为,今天的人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但实际上,在很多场合,人们并不精致,而是赤裸裸的利己主义。损人利已,为了达到目标可以不择手段,目标证明手段正确。在政治领域,人们一直把这种行为称之为“马基雅维利主义”。不过,“马基雅维里主义”指的是君主为了达到远大的目标(例如国家的统一),可以不惜一切手段。马基雅维里主义显然也适用于今天的个体。这种手段用过了头,结果便是损人不利已:自己做不了,也不让人家做;自己成功无望,也要阻止人家成功。道德的概念变得如此廉价,以至于一些人认为道德和人类社会发展已经不相关了。

石之瑜

台湾“国立”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著有《社会科学方法新论》《后现代的政治知识》《政治学的知识脉络》等中文专著50余本,英文专著11本,诗集两册,中英文期刊论文数百篇

林广挺

台湾大学政治学系中国大陆暨两岸关系家学研究中心主任助理

汤名晖

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博士生

从秩序与自由的相互关系来看,“天下”可以分为“共(公共性的)天下”与“各(霸权的)天下”。若行为者经由相互同意的角色关系接受彼此,免于规则的监督或干预,则是“共天下”。在此情境下,行为者是高度自律甚至是让利的。相反,若行为者建立了以规则为内涵的治理体系,必须行使监测或干预,则秩序与自由之间的关系成反比所实践的因而是“各天下”。中国的软实力不应是单边垄断的力量,而是双方都能够通过让步与耐性,使对方愿意将中国关心的议程成为双边交往时的重要议题。因此,天下体系之中可以建立一个不完全以权力为核心世界秩序。

谈婕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赵志荣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汉弗瑞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由于中国PPP主要使用政府付费和可行性缺口补助的回报方式,政府还承担相当部分的运营风险。中国PPP适用范围最广,实质上是基础设施建设的一种替代性融资手段。然而,这一目的很难实现,因为政府难以吸引私有资本参与项目。不仅如此,PPP还可能推高隐性债务的风险。目前,PPP的发展正逐渐趋于理性化。中央政府严格控制PPP的融资风险,而地方政府正积极推进PPP的管理创新。

张孝德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教授

以搞城市经济的思维和方式搞乡村产业,必然会使乡村特有的财富价值不能被认识。从生活经济学看乡村,乡村产业发展最具有竞争力和吸引力的是乡村特有的乡土生活方式。乡村是一个以低成本满足正在兴起的生态消费、文化消费、养生消费的好地方。乡村具有城市不具备的乡土文化、可再生资源、自然资本、社会资本等四大禀赋资源,这是乡村生活方式的独特价值和魅力所在。经营乡村生活这种特殊产品,最优的商业模式,不是乡村酒店,也不是人造的田园综合体,而是农民创造的农家乐。

朱启超

国防科技大学国家安全与军事战略研究所所长、国防科技战略研究智库研究员

朱博顺

国防科技大学系统工程学院学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争夺全球霸权,美苏展开了长达40余年的冷战。为了赢得冷战,美国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严格的出口管制及高新技术转让限制政策,处心积虑挥舞科技遏制大棒,其在当时的所作所为对现今我们观察、研判美国对中国正在展开的科技围堵具有重要的历史参考意义。

赵鸣文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俄罗斯综合国力的变化,经历了一个从苏联解体陡然衰弱,再到普京时代逐渐恢复、不断增强的发展过程。经过 20 余年的励精图治,迄今,俄罗斯在许多方面仍无法与美国等一流发达国家比肩。但不可否认的是,在21 世纪第一个10年连续多年保持 7%左右的经济增速支撑下,俄罗斯综合国力显著提升,其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大大增强,重新成为维系国际战略平衡与稳定的关键因素和国际舞台上不可或缺的重要政治力量。

秦虹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我国目前的住房保障体系是在1998年停止住房实物分配之后,为应对住房商品化条件下部分中低收入家庭出现住房支付能力不足的问题而逐步形成的。经过20多年努力,我国住房保障工作取得了较大成就。未来需从纵横两个维度进一步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在保障内涵上进一步丰富、多元,在保障管理上进一步精细、精准。

田国强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高等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中美关系在信任和利益方面都严重受损,已不仅仅是贸易战,有开始向技术战、制度战、政治意识形态战转移的迹象,很有可能会长期化,不容忽视。中美关系全面恶化的后果非常严重,对中美双方都不利、对世界也不利,尤其是中国经济原本已处于一个下行轨道之上,需未雨绸缪和冷静应对。保持战略定力很重要,做好自己的事是根本,坚定不移地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和加大改革力度是关键,扩大经济全球化开放,增加战略互信,实现共赢。

潘同人

天津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政治学博士

地方政府主动争取各类国家级区域政策,以此来获得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动力。中央政府一方面要加强对地方政府的政策督察和专项检查,推动已经批准的国家级区域政策得到有效落实,防止地方政府对国家级区域政策的争取沦为地方主政官员的机会主义行为;另一方面,要因势利导地鼓励和引导地方政府争取各类国家级区域政策,将中央政府的顶层设计与地方政府的自主探索融合在央地互动的政策过程中,充分发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让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战略部署在地方政府的协同行动下得以实现。

俞可平

政治学家,北京大学讲席教授、政府管理学院院长

诚信不仅是人类的一种美德,更是人类的一种价值。正因为信任对于社会的集体生活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所以自古以来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种宗教,没有一种文化不把诚信当作核心价值和基本规范。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于社会,无论对于经商,还是对于治学和从政,诚信都不可或缺。不仅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也不立;不仅商无信不立,学无信不立,政无信也不立。

李奇霖

联讯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钟林楠

联讯证券宏观研究助理

无论是从经济实力与综合国力来看,还是就经济与金融系统应对外部冲击的稳定性来说,我国完全有能力走改革转型的道路,以应对新一轮全球宽松周期。从中央设立科创板+管控地方政府债务+调控房地产+结构性去杠杆等一系列的综合举措来看,现在也确实在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未来,随着经济对基建与地产的依赖下滑,创新与科技发力推升全要素生产率成为增长的主要动力,人民币资产将越来越受全球资本的认可。

沈建光

经济学博士,京东金融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上周DR001一度创下历史新低、银行间流动性十分充裕,央行近期的表现也整体呈现出边际宽松的迹象。回顾二季度之初,由于经济数据改观、通胀上行压力、资产泡沫担忧等因素,央行一度释放出货币政策不会进一步宽松的信号。那么,政策转向的原因何在?除近期外部环境变化、经济再度承压等原因之外,近期包商银行接管导致的市场流动性分层,以及其背后折射出的中小银行风险隐患可能导致信贷收缩(尤其是小微信贷),是短期内央行加大货币投放力度的主要原因。

綦鲁明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目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兴起,推动全球产业链发生深刻调整。尽管我国科技创新体系已逐步完善,然而,我国科技创新体系面临较为严重的内部问题以及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和发展滞后等问题。对此,应予以高度重视。新形势下,应着力构建科技创新生态体系,推动我国积极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和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稳固和提升我国产业链在全球的中心位置。

盛朝迅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所研究员

近期,全球主要发达国家为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抢占先机,纷纷出台一系列战略举措,把制造业特别是中高端制造业发展作为培育新动能的重点方向,大力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和新兴产业培育相结合,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强化产业政策的适度干预,积极营造培育龙头企业的生态环境。我国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对主要发达国家的政策取向应予以高度重视,结合自身实际,积极拓宽加快培育壮大新动能的新路径,进一步优化政策环境,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范建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城镇职工参加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性是我国现阶段养老制度的主要矛盾。由于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数量和年龄结构存在差异,历史养老负担轻重不均,加上真正实现省级统筹的时间较短,结果导致我国各地区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状况苦乐不均。讨论提高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性,不仅要从“怎样分蛋糕”角度着眼,而且更要从“怎样把蛋糕做大”的角度着眼。政府要在保持价格基本稳定和风险基本可控的前提下,最大化经济的实际增速。

汪广龙

中山大学政治学系副研究员,哈佛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制度性国家、社会纠纷解决、社会治安

刘守英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研究领域为制度变迁、土地制度与发展经济学,2018年12月获得第七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

要实现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不仅需要考虑前现代制度背景下启动分工革命与维持现代增长的不同制度需求,还需要考虑两阶段增长制度的连续平稳过渡。因此,持续的经济增长需要匹配一个基本要素和内在逻辑一致的政治发展进程。一是通过制度化国家利维坦的发展来保障对制度租金的革命能力;二是通过法治的发展来防止权力机会主义;三是通过对外责任制的发展来维持改革的可信承诺。政治制度围绕这三个方面的动态调整和互相协调构成了实现持续增长的制度基础。

李莹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项目主任、助理研究员

2009年起我国开始实施新一轮积极的财政政策,至今已为期十年,减税降费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经济环境稳中有变,社会对减税降费的需求愈加迫切。但财政收入增速放缓与财政支出刚性压缩减税降费空间,未来需要深化过紧日子的认识,实施惠当前与利长远的减税降费措施,推动积极财政政策加力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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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全国撤县设区已达100多个,90%集中在最近几年,大多集中在东南沿海,多个城市已成为“无县市”。预计撤县设区的趋势将持续到2030年,新增6000万城镇人口。不过,强大的县域经济是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撑,和谐的县域社会也是中国社会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振兴也需要有繁荣的县域经济建立城乡之间的连结。因此,撤县设区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城镇化路径。
从开市首日表现来看,科创板可谓火爆异常。截至收盘,25家公司首日平均涨幅约140%、平均换手率约77%、成交额合计逾480亿元,更是创造了逾百位亿万富翁。但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带动A股同时走牛,国内主要股指跌幅都超过了1%。从长期来看,科创板的示范效应还有待于进一步发挥。
在当前经济仍然面临下行压力的背景下,确保2万亿减税降费政策切实落地,是下半年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方面。但财政减收势必会对预算安排的支出造成一定影响,部分支出可能被压减,部分支出可能要延后。加上地方经济转型升级、减量发展等,都会影响地方财政收入增长,未来可能有更多省市会调低预算目标。
包括华尔街日报、CNBC等美国主流媒体预测称,从美元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撤出的国际资金正在强劲的流入中国市场。世界经济驱动因素中最重要的三个变量中,美欧经济增长动力趋弱,而中国仍将是稳定全球增长的关键因素,换句话说,现在的全球经济仍为比差逻辑,比差逻辑下中国占优,资本回流利好中国。
虽然上周央行公开市场累计实现净投放4715亿元,可银行间市场资金价格并未随之回落。资金利率已从历史低位极短时间内攀升至历史高位区间,后续来看资金利率继续上行可能性很小,预计价格将逐渐回落。大量的公开市场到期资金必然会对市场流动性造成一定冲击,市场也关注央行将如何操作。
消息人士表示,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将主持一项会议,与半导体和软件企业高管讨论美国禁止本国企业向华为销售产品的问题,美国财长姆努钦也将出席这次会议。但华为创始人兼总裁任正非近日强调华为不需要依赖美国公司生存。他表示,特朗普希望将华为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但中国似乎不会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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