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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李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教研部主任、法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副会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Law,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简称“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是中国国家级法学研究机构、党和国家重要的法治智库。 [1] 其前身是根据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同志在中共八大上的提议、于1958年成立的中国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的主要任务是开展法学基础理论研究与法治建设对策研究。

“党内法规”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一个新生的核心概念,已经得到执政党文件的正式确认和普遍使用,也得到党建理论界、政治学界和法学界的广泛关注和基本认同;同时,“党内法规”作为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热词,作为一个学术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名词术语和概念事实,在从严治党、制度建党、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依法治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等方面,愈来愈显示出它的既存性、重要性和影响力。[1]从法学学科角度,基于科学严谨的法学思维和规范法学的研究方法,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党的法规),是由党的特定主体依照程序制定,体现党的意志和要求,调整党内政治、组织、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等重要关系,规范党组织的工作、活动和党员行为,具有明确性、规范性和强制性的行为规矩的总称。[2]但科学的概念界定只是学术研究的开始。在此基础上,我们还有必要进一步对党内法规的“政理”和“法理”进行全面阐释,对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差别进行深刻辨析,进而对党内法规、党的纪律、党的规矩三个概念的关系进行准确揭示,以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理论与实践。

一、党内法规的“政理”和“法理”

“党内法规”在社会科学的学科分类上,主要属于政治学,尤其是政党政治学研究的范畴,但这个概念又使用了“法规”这一名词并且纳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范畴,因而又成为法学,尤其是法理学必须关注的问题。由于“党内法规”具有政治与法治、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全面从严治党与全面依法治国等不同层面的双重属性,因此,我们只有从政治学与法学两个方面,并从“政理”与“法理”相结合的两个角度,才能深入阐释“党内法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治体系的理论内涵和实践特征。

(一)党内法规的“政理”

我国古人对“政理”一词有多种解释。其一,指为政之道。例《鬼谷子?本经阴符》载:“原人事之政理,不出户而知天下。”唐人韩愈《应所在典帖良人男女等状》曰:“鞭笞役使,至死乃休。既乖律文,实亏政理。”南宋陈亮《书后》曰:“公之文根乎仁义而达之政理,盖所以翼‘六经’而载之万世者也。”明人黄绾撰《明道编》卷4载:“故当时政理清明,风俗淳厚。”其二,指有卓越的政绩。如《后汉书?张衡传》载:“衡下车,治威严,整法度,阴知奸党名姓,一时收禽,上下肃然,称为政理。”其三,指政治。如《管子?重令》载:“兵虽强,不轻侮诸侯,动众用兵必为天下政理。”这些解释都具有启发意义。

何杰

财政部财科所博士,中国财政学会投融资专委会委员,华西证券政企金融部总经理

《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以明晰事权、有序协同为主线,通盘考虑并统筹优化机构设置,奠定了高质量发展的政治基础。从经济层面来看,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金融全监管协同触动,重塑政府间事权划分,破除发展桎梏,打造增长新引擎。

聂辉华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经济学院教授

研究成果表明,在当代中国,城市的行政级别决定了城市的资源和发展机会,市场因素起次要作用。有鉴于此,治理当前“大城市病”的正确做法是:先分解行政权力,再疏导资源合理流动,以最终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而坚持自由主义的主流价值观,不控制大城市的人口规模,让人口在城乡和城市间自由流动,虽然可以在学术上保持“政治正确”,可以在网络上酣畅淋漓、快意恩仇,却未必能够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

沈建光

瑞穗证券亚洲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客座教授

中美贸易冲突升级只是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增强,中美两国进入大国博弈的一隅。在美国对华态度越加强硬的背景下,避免短期内对抗升级,对于中国巩固改革开放成果仍十分关键。同时,针对当前外资企业对华质疑比较多的领域,如知识产权保护不足、政策法规透明化及市场公平性欠缺以及对外开放有壁垒等方面做出理性分析,并将之与中国新时代创新发展战略,增强全球领导力目标,以及防范重大金融风险任务等结合起来,找到契合点,进行相应的改革。

张伟杰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一带一路”是一个覆盖面广、包容性强的新型发展倡议,旨在打造开放式的国际合作平台。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实质上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全球化,是少数国家和特定区域范围内的全球化,最终造成了全球的碎片化。非洲和拉美等地虽融入国际分工体系,至今仍然处于原料供给和市场提供方的地位,尚未实现全面发展。“一带一路”沿线互利合作产生的巨大效应,势必辐射带动非洲和拉美等地区的参与,构建开放式的全球发展伙伴网络。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中国制造‘2025’政策体系研究”课题组

执笔:石耀东

为加快推进制造业强国战略和“中国制造2025”以及配套规划体系,国家需要在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同时,进一步完善产业政策体系,兼顾处理好纵向的选择性产业政策和横向的功能性产业政策之间的关系,兼顾处理好培育新兴产业发展政策和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政策之间、经济政策杠杆和非经济政策杠杆之间、中央产业政策和地方产业政策之间等重要关系,找准重点,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产业创新联盟或产学研用综合体为主要载体,消除政策壁垒,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推动形成面向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级的产业政策体系框架。

于佳宁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中心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决定区块链未来前景的重要因素是其与实体经济产业相结合的程度。目前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场景仍然主要局限于金融领域。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只有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实体经济发展,切实改变产业玩法、降低产业成本、提升产业效率、改善产业环境,创新的价值才能得以充分发挥。未来,区块链技术与实体经济产业深度融合,形成一批“产业区块链”项目,将会成为区块链技术的应用趋势。

傅蔚冈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

《网络安全法》确定了用户信息采集和使用的原则,那就是合法、正当和必要。不过,如果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仅仅这样做还不够,同时还应该鼓励合法交易。现代社会很多机构耗费巨资收集了很多个人信息,但是绝大多数信息都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既是机构的损失,也是用户个人福利的受损。因此,还应该考虑在保护好具体个人的信息以外,同时通过多种渠道促进各种信息的交易——只有更多的交易发生,包括用户和机构在内的参与者才能从中受益。

姜峰

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新一轮司法改革的根本动力,是击碎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的硬壳,以诉讼方式将涌入上访渠道的社会矛盾解决重新地方化。由此,虽然司法改革会被强力推进,但基于对司法功能的过度期待而设计的改革措施既与法理规律存在紧张,也将加重法院本已沉重的案件压力和功能负荷,削弱其赖以安身立命的独立、专业和稳定品质。回应治理困境的权宜之计,一方面是凭借中央权威平衡央地人、事、财权关系以减少滋生社会矛盾的外部激励,另一方面是将“矛盾回应型”司法改革转向“规则确认型”司法改革以促进央地关系的优化。

林毅夫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领域:发展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著有《制度、技术和中国农业发展》等

表面来看,美国挑起此次贸易争端的原因是长期以来中美贸易不平衡,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巨大。其实金融自由化之后,美国消费与储蓄之间的缺口逐年扩大,贸易逆差自然不断增加,这才是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的根本来源。

李永瑞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研究领域: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组织行为学、领导科学

不论人才引进还是人才引进后的人才管理,其出发点和逻辑归宿都是最大程度发挥人才的主观能动性,并使其与组织优势凸显、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等宏阔未来保持动态的一致性,这既需要在人才引进上科学规划,又需要在人才管理上力求精益。

彭亚拉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

陈桔荭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刘莉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杨柳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儿童是国家的未来,他们的健康是“健康中国”的必要条件。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14岁以下儿童2.21亿,农村儿童1.4亿,留守儿童902万。然而,儿童食品安全问题多次敲响警钟,农村地区尤其是短板。保护儿童,提高农村贫困地区儿童健康水平,打破贫困代际传递,对扶贫攻坚至关重要。

程实

工银国际研究部主管,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领域为全球宏观、中国宏观和金融市场

新经济不是一种孤立、静止的经济形态,而是以新技术为基础的、对传统经济金融体系进行的一场系统性大改造。凭借“信息三优化”的根本机理,新经济能够在供给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需求侧提高居民福祉,因而内嵌于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之中,兼具时代动力和比较优势。以此为基础,利用中国存托凭证(CDR)等制度创新,独角兽企业的加速回归将构筑中国新经济崛起的正向循环,实现在全球范围内的抢跑领跑。

刘瑞明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现代企业制度是中国和西欧产生“大分流”的关键。西欧各国之所以能够在近代以来取得飞速的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们都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扩展提供了种种便利。中国虽然很早就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是由于中国特有的“内卷化”的集权体制,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出现得很晚,更令人遗憾的是,在短暂的高潮之后,中国现代企业就在国内封建势力的压榨和外国资本的冲击下消亡了。

时红秀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部教授

在现阶段我国分配问题上,与其关注收入分配,不如更加关注财富分配;与其关注分配差距的大小,不如更加关注分配规则是否公正。与其过度关注一个收入分配的综合改革方案,不如关注已经陆续出台、今后仍将逐步推出和完善的单项改革,这些措施对缩小贫富差距、解决分配矛盾都是有着实质性作用。

彭文生

CF40成员,光大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光大集团研究院副院长

特朗普政府减税、增加基础设施投资,这些财政扩张的措施意味着美国的总体储蓄率降下降,贸易逆差还要增加,贸易摩擦问题未来几年可能会更加严重。当前,最主要的是我们应该做好自己的事情。要扩大对外开放,提高竞争,促进效率。同时,要促进内部的改革,最重要的是放松管制。另外,促进公平导向的结构政策。最后,要坚持防控化解金融性风险,坚持加强金融监管,控制地产泡沫,降低宏观杠杆率。

张斌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原主任

高房价需要归咎的地方在于供给方的土地供应限制、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到位,以及需求方的金融市场不发达。货币政策主要关注的还应该是传统的物价和经济增长稳定目标,而非房价。货币政策主要负责的是全国人民的就业和生活稳定,没有道理为调节几个一线城市的高房价做牺牲,货币政策也不是能解决好房价问题的恰当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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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术创新领域追求提升国产化率,这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在政府主导和驱动下,盲目提出过高过快的赶超型国产化要求,则会造成国产化成色不足的问题。国内有必要对赶超型国产化战略进行总结和反思,“假国产化”不是偶然的现象,国家花了这么多的钱,关键时刻却什么都没有,这样的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中兴通讯事件引发芯片自制的大讨论。当社会舆论高度聚焦于此时,相关概念企业在股市上也开始被大肆炒作。这两天,有传闻称国内芯片公司可走绿色通道上市。有网络传闻称,国内芯片公司只要有2000万的净利润就可以上市,而且还是快速上市,即报即批。对此,中国证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相关传闻是谣言。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表示,商务部正依法对高通公司收购恩智浦半导体公司股权案进行审查。由于该交易在行业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对市场竞争可能不利。高峰称,对于高通公司已提出的救济措施方案,调查机关进行的市场测试初步反馈认为,高通方案难以解决相关市场竞争问题。这意味着,中国商务部很可能暂时否决高通的收购案。
国家审计署公布的对国家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审计结果显示,五个省的六个市县——包头市、邵阳市、双峰县、乐山市高新区、白银市和银川市西夏区,通过违规出具承诺函、融资租赁、签订工程类政府购买服务协议等方式变相举债,形成政府隐性债务154.22亿元。这个小窗口显示,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不能掉以轻心。
1990年,美国货物进口的47.1%来自环太平洋地区;2017年,该比重是47.5%。27年内,全球贸易体系发生了剧变,但美国从环太平洋地区的进口比例却不可思议地保持稳定。稳定表象的背后是制造业产地的转移。1990年,在美国从环太平洋地区的货物进口中,中国占比只有7.6%;2017年,中国占比飚升至55.4%。
俄罗斯正为美国财政部可能推出最激进的行动做准备。俄方假设的最糟糕情形包括:美国财政部禁止在国际市场出售俄罗斯债券,禁止俄罗斯银行使用用于国际支付业务的SWIFT系统。不过,俄罗斯方面认为,如果SWIFT在俄罗斯被关闭,也不会导致俄罗斯银行体系崩溃,因为俄罗斯已研发出替代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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