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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吴理财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中国农村研究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农村政治社会发展、基层政府体制改革和乡村治理研究

吴侗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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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至2017年7月,我们受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原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委托,对中部地区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获奖项目进行跟踪调查,以便了解这些地方政府创新项目获奖之后的发展情况,探求地方政府创新的可持续性。从此次调查来看,中部地区5省的地方政府创新项目大多数仍然在延续,仅3个项目终止或名存实亡。从其他调研组了解到,全国的地方政府创新项目的后续发展情况,亦大致如此。由此说明,我国地方政府创新具有较强的韧性。

从既有研究来看,目前尚无人提出地方政府创新韧性的概念。不过,却有相关的一些研究。例如,吴建南等探讨了地方政府创新的稳定性问题。王焕祥、黄美花,王自亮、翁思瑶,宋怡亭,傅金鹏、杨继君,徐卫华等关注到地方政府创新的可持续性问题并作了相应分析。韩福国、刘伟等提出政府创新持续力概念,并探讨了地方政府创新持续力的来源及其影响因素[1]。很显然,地方政府创新可持续尽管与地方政府创新韧性相关联,但前者更主要的是后者的一种时间维度的表现。可持续性是地方政府创新的一种现象或表现状态,韧性则是地方政府创新的一种性质或内在特征。

何谓地方政府创新韧性?一般而言,所谓地方政府创新韧性,是指地方政府创新经受内在或外在压力,仍然能够得以保存和延续。在时间上,地方政府创新韧性表现为地方政府创新的可持续性。韧性既指时间意义上的存续,也指空间意义上的稳定,是二者的集合。地方政府创新韧性,从本质上讲反映了地方政府创新应对压力或挑战的能力(这一能力主要包括应对能力和复原能力)。

那么,如何来解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所具有的这种韧性?笔者认为,对于中国地方政府创新韧性的解释,既不能局限于“行为”分析,也不能囿于“结构”诠释,有必要引入“观念”变量,结合“观念”“结构”“行为”进行综合性分析。在这里,“结构”因素将具体地分解为“国家”和“社会”两个方面。本文将运用“观念-结构-行为”分析框架,尝试对中国地方政府创新韧性进行初步解释。

意识形态的支持

在我国,意识形态体现了执政党的基本理念。改革开放以来,改革和创新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条重要执政理念。改革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旗帜,还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中国共产党关于改革、创新的理念,为地方政府创新提供了宏观层面的意识形态支持。

陈朋

伴随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着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其主要出发点是通过调整优化政府职能,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则希冀通过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区域发展赢得更为广阔的空间。实践证明,自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启动以来,其总体进展是顺利的,效能亦初步显现,改革活力和发展动力都得到一定程度的激发。但是,同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相比仍存在差距,尤其是在一些重点领域还面临突出顽疾,亟须寻求有效突破。

陆铭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常晨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

王丹利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助理教授

在控制了城市土地的产出效率和其他特征后,土地产权保护传统越好的城市,其土地出让价格越高。进一步地,关于新城建设的模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的时间越早,这样的城市土地产权保护传统越好,这些城市的新城规划面积更小、密度更高、离主城区更近。特别是,2009年之后,当建设新城被普遍用来作为遏制经济下滑态势的手段,在土地产权保护良好的城市,其新城的规划和建设更有效率,从而使得之后的政府负债率有所缓解。

易宪容

青岛大学财富管理研究院和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院长、教授

就中国初始条件而言,开征房地产税是保证居住正义、遏制房地产泡沫、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制度安排。但是以往在此问题上民众的误解及学术研究上的乱象丛生,根本原因就在于对一些基本问题及重要概念理解不清。

管清友

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

货币就像激素,GDP就是人的个头,前三十年中国“年轻”(人口红利)的时候打激素可以长个头,现在青春期已过(人口老龄化),激素只会让人虚胖。过去十年三轮大宽松,效果越来越弱,反应越来越迟钝。中国经济缺的是改革和创新,而不是货币,仅靠放水并不能创造实体财富,只会带来虚拟的价格幻象。如果再宽松,见效时间会更长、反弹幅度会更弱、持续时间会更短。

连平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资深研究员,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2018年上半年中国经济运行平稳,但近期投资和消费等内需增速均创下新低,显示内需增长放缓。外需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中美贸易冲突可能影响下半年出口增长。虽然面临较为严峻的内外形势,但中国经济在6.7-7%左右的增速平台已经保持了三年时间,显示中国经济较强的韧性,预计这种韧性仍将在2018年维持。

段炳德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下半年的财政政策应该扩内需、调结构、促实体,眼睛向内的同时,关注重大风险,积极对冲不确定性。财政政策应该关注外部风险,贸易风险首当其冲。加强财政政策与金融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发挥财政政策自动稳定器作用。

姬超

许昌学院中原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博士

中国村务监督组织整体上已覆盖全国农村,组织形式日益多样化,村务公开制度基本确立,但监督效果不够理想,监督力量有待整合,违规现象广泛存在,不同类型村庄的村务监督效果大相径庭。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村务监督组织外生于村庄社会和经济发展体系,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政策建构导致适应性问题;监督主体参与能力受限,监督意识不强;信息不对称,村干部强势主导村务监督体系;制度滞后,依法治村难度大;治理失序,基层政府不能有效应对村庄事务。

钟宁桦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朱亚群

湘潭大学商学院硕士生

陈斌开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九十年代中国实施的一系列住房体制改革成功开启了住房的市场化。这些改革利用市场机制将各种资源引导到了住房投资上,由此解决了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人均住房面积狭小、住房质量低下的问题。不过,住房政策的骤变也对中国之后的经济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1998至2000年福利分房制度的取消,中国城镇居民的储蓄率快速上升。而且,储蓄率的提高主要是由那些没有获得公房的家庭所导致的。基于上述发现,可以认为,九十年代住房体制改革是造成中国当下经济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

竺乾威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这一轮行政审批改革的核心点是简政放权和建立权力清单,它涉及了政府职能核心的权力问题。因此,此次行政审批改革不仅仅是政府行使职能方式的转变,它更多涉及了政府职能定位问题。简政放权和建立权力清单的实质是确立政府与市场和社会的权力边界,确定政府的权力范围,法无授权不可为,这是政府职能转变中具有实质意义的转变。

吴理财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教授

刘磊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博士研究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社会的公共性渐趋消解。在这一变化过程中,乡村社会从熟人社会走向半熟人社会;乡村治理从传统"礼治"走向"半法治化";乡村生活也从"道德化"走向"功利化"。在微观层面具体地表现为公共空间萎缩、公共交往减少、公共服务缺位、公共规则解体、公共精神凋零。造成乡村社会公共性流变的原因可以看作是国家权力、社会结构、社会制度、市场原则、文化传统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陈立彤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中国对外投资呈现出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凸显出合规风险严重,急需下大力气予以整治。但一些问题的源头很多时候不在企业,而在政府监管。因此,关键问题还在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改进和重构,特别是重构政企关系。最关键的是,政府的监管应当紧盯着那些具有重大违法违规的可能和现象的企业和个人,及时吹哨,一方面要避免企业和个人小洞不补、大洞吃苦;另一方面要警惕造成“合规的鸟儿没虫吃、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局面

陈成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研究员

最近的问题疫苗事件牵动了大众的神经,甚至引发了全民焦虑。受到问题疫苗波及的,毫无疑问是担心是愤怒;没有受到影响的,也是胆战心惊,诚惶诚恐。疫苗本应守护孩子的健康,为千家万户带来安全保障,谁想到竟然成了家中的安全隐患。面对问题疫苗,追问后如何解决问题,值得监管部门深思。那么在德国,儿童是如何接种疫苗的呢?又有什么是我们可以学习的?

刘尚希

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兼书记

金辉

经济参考报记者

降制度性成本的对策建议:加快要素的市场化改革,降低制度成本;加快国企改革,破除僵尸企业导致的资源错配成本;落实科研单位法人自主权,解放人才,推动创新;建立健全政策评估程序,完善政策反馈机制;建立风险缓冲机制,对冲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不确定性。

伍戈

华融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依然对钢铁和煤炭进行供给侧约束,并且扩大覆盖范围。我们当时预计五年内完成去产能任务,至少是钢铁煤炭是这样。但是从现在的执行效果而言,很可能今年就彻底完成去产能任务。我们以前认为环保限产只是在采暖季的一种约束,现在越来越多,并且有常态化的迹象,只不过在采暖季的时候约束会更强。所以,“三驾马车”反映的总需求固然重要,但是大背景是供给侧改革的情况下,我们也要斟酌供给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吴金铎

应用经济学流动站出站博士后,长城证券固收研究部负责人,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长期来看,随着中国与发达国家人均GDP不断收敛,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与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之间必定会发展为长期战略性的竞争关系。中国对发达国家实行的战略赶超计划,使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缩小,在这个赶超的过程中,中国需要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实行与发达国家可比的一套竞争标准和竞赛规则。毫无疑问“市场经济”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不仅是多边贸易体系下发达国家的诉求,也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目标。

洪诗鸿

日本阪南大学经济学教授

特朗普贸然开打贸易战,一开始应该是基于工业2.0 时代的商人思维,之后,美国贸易委员会的报告表明,这是一场产业制高点之争,无关政治同盟,首压中国同时也不放过同为盟国的徳日欧盟等地区。因此,关税战是形而下,技术产业标准之争才是形而上,现在大部分人的关注点都在关税战,但是中国时要清醒认识到美国的布局,厘清中国应该坚守和妥协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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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世界大格局下,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之下,中国的经济政策必须寻求新的突破,以有效扩大内部市场。安邦咨询建议,中国政府可以考虑建设“成武轴心”,即连接长江中游地区(也是中国心脏地带)的两个重要节点城市——成都和武汉,两者组成一个发展轴心,即“成武轴心”。现在国内在战略目标上大都已经明确,关键是要在改革的基础上,放手让地方一搏,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安邦咨询的研究人员认为,外资撤离会对中国实体经济形成釜底抽薪的冲击,特别是当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会形成叠加效应时,这种冲击会更大。稳定在华外资企业特别重要。外资在中国遇到的问题,已不是税收优惠、土地优惠等“初级”问题了,而是涉及到竞争环境、政策环境、知识产权保护、公平竞争等“高级”问题。这也反过来对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和开放提出了更高要求。
中国商务部8月16日发布了一则消息:“应美方邀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拟于8月下旬率团访美,与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马尔帕斯率领的美方代表团就双方各自关注的中美经贸问题进行磋商。”这个时候,中美再度进行谈判引人注目。中美两国都应该看大处,而不是看小处。中国可能尤其是需要从大处把握中美贸易谈判。
在经历连续下跌后,8月16日美东时间中午11点左右,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收复6.86关口,涨幅扩大至1.3%,刷新日高至6.8541元,亚太盘初一度走软至6.9491元,代表日内大涨950点。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有望创下2017年1月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除了国内银行干预外,刺激人民币汇率上涨的因素之一是中美重开贸易谈判,中美重启贸易谈判对于近期焦虑的市场来说,是一大利好。
8月15日晚间,证监会进一步放开了外国人开立A股证券账户的权限,决定从9月15日起,在境内工作的外国人、在境外工作的境内上市公司外籍员工,都可以开立A股证券账户参与交易。但现在开放外国人炒A股,还有一些问题:一是人民币下跌,股市下跌,有多少外国人愿意马上炒A股?二是,我们需要通过开放政策吸引一批“洋散户”吗?三是不要期待放开政策马上会见效。
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称,联想集团发展遇到困难,非常“庆幸”在2001年对业务进行拆分,建立了投资集团联想控股。柳传志说,“联想控股保证了股东利益和员工利益;同时分散了联想集团业绩下滑带来的危机,提供了联想品牌可以延续的基础”。这意味着,联想品牌的延续,将不会以联想集团作为承载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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