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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韩大元

中国人民大学二级岗位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兼任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宪法学研究会会长

一、促进宪法秩序的恢复

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称“七八宪法”。尽管在规范形态上,1978年宪法保留了“左”的指导思想,但它为恢复社会主义法制奠定了必要的宪法基础,也成为改革开放的法制起点。

1978年宪法颁布前后,学术界为恢复宪法秩序,为重建民众对国家发展与未来的信心,发挥了重要的学术作用。由于1978宪法存在形式合法性与实质合法性之间的矛盾,这一时期的宪法学发展仍处于一种拨乱反正的“复苏时期”或者过渡期,宪法文本的价值与意义仍受到部分人的质疑。正因为出现社会价值观的冲突与矛盾,恢复宪法学研究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也是不少的。

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启了思想解放的序幕。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指出:

“未来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同年12月18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针,成为指导法制建设的基本理念,使法制发展重新回归宪法的轨道。同时,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化,为宪法学研究营造了良好的氛围,使宪法学从单纯的“政治性”话语中解放出来,积极承担为改革提供正当性、合法性的学术功能,促进宪法秩序的恢复和转型。

据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上搜索的信息,从1978年到1982年,所有篇名含有“宪法”的文章数量分别为1978年12篇、1979年4篇、1980年9篇、1981年26篇、1982年166篇。从论文数量来看,当时宪法学的研究成果是比较少的,这与法学研究处于蹒跚起步的状况是一致的。反映这一时期中国宪法学发展状况的代表性著作是许崇德和何华辉教授合著的《宪法与民主制度》。宪法学方面的论文主要有蒋碧昆先生的《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新时期的总章程》、张光博先生的《社会主义民主的伟大旗帜》以及许崇德先生的《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关于我国元首的理解》等文章。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中国要明了自己目前所处的世界地缘政治新环境,从而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新型的海洋大国。不过,对中国来说,在强调海洋地缘政治的时候,在成为海洋大国的过程中,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平衡陆地地缘和海洋地缘。这个平衡决定了中国的综合国家安全和海洋地缘政治战略的可持续性。

贾康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中国走向现代化,建设现代化社会,从相关联的税制改革逻辑来说,一定要构建现代税收的制度体系。社会的现代化和税制的现代化,在实际生活中已经进入了改革深水区。全面改革新时期在财税配套改革方面,直接税是一个硬骨头。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

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

2018年评估报告显示:区域不平衡的现象客观存在,东部城市间的差距在加大,中西部城市间的差距出现缩小的迹象;法治政府的组织领导、依法行政的制度体现、行政执法短板明显;权力清单普遍建立,政府权责边界渐趋厘定,但其实际应用待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机构和工作机制不断完善,关键在于提高实效性;电子政务发展迅速,但是用户体验较差,应提升交互功能;多元纠纷解决格局虽然形成,但是行政调解、行政复议作用发挥不足,相关立法工作需要加快进度;政府诚信状况堪忧,营商环境的改善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诚信社会需要诚信政府的引领;公众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不高,对法治政府的获得感不强,应引起高度重视。

胡洁人

同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教育就是促进本能的生长过程,必须以儿童为教育的出发点,而不是把儿童当做目的和手段来看待,教育措施一定要围绕着儿童来实施。 父母应当从“试图改变孩子的行为”转变为“接受并理解孩子的行为”;从看到孩子违背自己意志就责骂转变为理解并沟通交流获得对方认同。采取符合孩子身心发展规律的教育模式才能在更长久的时间里令孩子身心健康成长和发展,切忌揠苗助长,苦心极力,卒无所得。

刘旭

同济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与竞争法研究所研究员

追求更高市场份额、更多定价权原本无可厚非。但是,如果通过违反《反垄断法》,以并购、交叉控股、组建卡特尔等各种措施来限制竞争、片面追求垄断利润,就很可能走上歧路。更重要的是,如果有效竞争被扭曲或严重限制,除了价格可能失去资源配置的信号作用,对消费者的剥削更可能导致服务水平下降,甚至不惜触及用户安全的底线。近半年来,滴滴顺风车业务的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就是血的教训。

刘世锦

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要重塑、提升高质量发展的地方竞争机制。首先要解决发展的目标、评价和激励体系问题,GDP挂帅不能再搞了,用什么样的新指标,需要深入研究。“强政府+竞争”是中国成功的秘诀之一和特有的制度优势,应与时俱进、调整升级,而不能丢掉。

梁红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王慧

如果不同步调降费率,从宏观层面看,1)缴费基数规范化可能会增加社保征缴收入约7000亿,调整至工业企业口径将拖累利润总额下滑3%,个人的税后工资降低1.3%;2)参保范围规范化下覆盖率每提高5个百分点,将增加社保征缴收入约4000亿元,调整至工业企业口径将拖累利润总额下滑1.5%。

鲁政委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市场研究总监

蒋冬英

兴业研究助理分析师

李苗献

兴业研究分析师

综合人民币汇率贬值幅度与出口退税率提升幅度,中国目前的整体出口价格竞争力上升9.7个百分点;而美国对中国出口加征关税,大致使中国对美出口价格竞争力下降8个百分点。由此,简单估算目前由于汇率调整和出口退税率调整,中国对美出口相对价格优势并未明显下降。值得关注的是,贸易战对中国出口的影响更多表现在情绪上的不确定性,继而影响企业出口接单意愿。

博尔格•布伦德

世界经济论坛总裁

贾斯汀·伍德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委员会成员、亚太区主管

东南亚国家联盟是否有足够的抗压能力,在当今的区域和全球变革中繁荣发展?虽然全球经济仍在大规模扩张,但破坏性的经济、地缘战略和技术力量有可能威胁东盟近年所取得的成就。为图生存,东盟成员国必须就共同体在地区事务中的作用做出重要抉择。有了正确的选择,该地区就可以把干扰转变为有抗压能力的未来。

蔡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

经济全球化大势和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决定了中国日益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积极推动者和重要建设者。当前,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明显变化:一是直接面对美国单方面挑起的贸易战,二是作为大型经济体和开放型经济体身处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的国际环境。面对这些外部挑战,我们既要牢牢守住底线、积极有效应对,又要保持耐心和定力,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

张俊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改革3.0时期,起点为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时间跨度将延续到本世纪中叶。这一时期的改革目标是为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奠定制度基础,而改革特点则是追求经济整体效能的最大化。改革3.0的着眼点,是实现国家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直接目标是构建体现“新发展理念”内在要求、能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和利益导向。

江小涓

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常务理事,曾任国务院副秘书长

大数据时代,政府面对海量资讯来源和多种意见通道,在利用新技术进一步做好管理与服务的同时,还需要探讨适应新形势的理念、机制和程序,做到平衡各种信息来源,恰当解读数据意义,明示社会公共利益,权衡比较各种选项。这些需要经济理论、社会理论、公共管理理论等提供学理支撑,理论研究需要立足国情、立足时代,与时俱进,创新发展。

李开复

创新工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人工智能,既不是“人”,也没有那么“智”。它只能成为人类的工具,不可能取代人类的所有工作。对职场人而言,来自机器人、AI的压力是巨大的,但前景并不完全是黯淡的。AI将会取代目前由人类员工从事的许多工作,在某些行业,这种趋势已经开始显现,但有些工作是AI在可预见的未来所无法取代的。

张文显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法治建设不仅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为实现法治现代化、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强国打下了坚实基础,而且积累了一系列宝贵经验,形成了一整套科学理论。除了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有机统一,坚持全面推进与重点突破相协调四条经验外,还有六条重要经验。

党国英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今年以来,各地乡村振兴规划陆续出台,成效显著,但有些规划在编制理念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警惕。在进行乡村振兴过程中,需要防止以行政级别来划分城乡、防止违反城乡人口布局规律、防止乡村旅游过度化、防止农村公共品过度供给。

钟正生

财新智库莫尼塔研究董事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张璐

中美贸易战有其长期性,目前看来局势发生实质缓和的可能性不高。这就在中国经济内部的改革阵痛上,又叠加了外部供应链迅速调整的阵痛。根本而言,市场信心的提升,需要政府兑现深化改革承诺,对已有的顶层设计执行得更加锐意和笃定。如此,才能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和整体经济动力,发挥民企刚闯敢拼的冲劲和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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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对“国进民退”的分歧很大,许多人根本不承认存在这一问题。在中国经济环境里,存在着两类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产业部门——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两类经济部门从原理上看根本无法互相竞争,一类是管人、管事为主的,一类是搞商品生产为主的,但现在却必须相互竞争。这样一来,民营经济只能从国有企业那里拿资金、拿项目。这种依附走到极端,结果就是民营企业国有化。
习近平主席10月20日给民营企业家回信指出,改革开放40年来,民营企业蓬勃发展,民营经济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民营经济的历史贡献不可磨灭,民营经济的地位作用不容置疑,任何否定、弱化民营经济的言论和做法都是错误的。习近平强调,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是党中央的一贯方针,这一点丝毫不会动摇。
外媒认为新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的“毒丸”条款,将对中国在国际市场的对外合作形成“孤立”,而目前已有迹象显现。有报道称,中美贸易战和英国脱欧进程的缓慢,导致两国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陷入停滞。美国政府的贸易政策也给英、中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带来阻力。而加拿大与中国在2016年便同意开始的自贸协定试探性协商,至今并未取得任何进展。
2008年的金融危机检验了欧洲经济体制、金融体制。作为有经济差距的国家联盟,相比于单一的大国(如美国),其经济体系和金融体系的抗压能力仍然不足,金融危机震出了欧盟的“原形”。而目前欧洲银行系统超过8000亿欧元的坏账则是一种风险信号。面对全球贸易战以及美国经济的不确定性,欧洲经济可能长期低迷,其退出宽松政策很可能面临挑战。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10月21日表示,对修改美国对汇率操纵国的认定标准持开放的态度。目前考虑两种修改方法:一种是根据1988年贸易法案对汇率操纵的广泛定义来认定汇率操纵国;另一个方法是改变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存在竞争性货币贬值的标准。目前看来,特朗普政府未来很可能将汇率操纵国的认定标准门槛降低,这样就更容易挥舞汇率制裁的大棒。
由中国融资的从肯尼亚港口城市蒙巴萨到乌干达边境的铁路,堪称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非洲演变过程的缩影。不过,中国为第三期工程融资时,则要求展开更详细的可行性研究,“以证明商业可行性”。中企的这种变化,也反映出中国国家领导人今年在中非论坛上的讲话精神——中国在非洲投资和放贷将采取更具针对性的策略,“要把资金用在刀刃上,不搞花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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