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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徐明棋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上海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

世界经济研究所以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两大学科为主轴,将世界经济研究与国际关系研究、国际问题研究与国内问题研究相结合,注重研究的综合性、整体性,提高研究成果的前瞻性、战略性和理论性。在已经形成的理论研究、对策研究及动态研究相结合的基础上,强化中长期战略研究和基础理论研究,形成了一批跨学科研究的突破性成果。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10月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成为世界瞩目的最重要合作机制。将近四年来,这一倡议得到了全球越来越广泛的认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基础设施、贸易投资方面的合作也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今年5月份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进一步积聚了国际社会的共识,对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构建利益共同和命运共同体更具有里程碑意义。

“一带一路”建设倡的目标是要实现沿线国家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政策沟通、民心相通。在这“五通”中,资金融通处于核心地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合作对推动资金融通更是关键的环节,既具有广阔的前景,也面临一定挑战。推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合作意义重大。

一、金融合作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占据核心地位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发展中国家占多数,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要致富先修路”,以中国的发展经验看,改善互联互通基础设施要先行,因此建设公路、铁路、桥梁、港口以及发达的电子通讯网络和金融网络等软硬设施是这些国家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最紧迫的需求。但是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往往规模大,回报率低、回报周期长,这使得国际商业性资金进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相当有限。因此,如何解决基础设施融资的资金缺口,提供合适融资渠道和资金,就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

贸易扩大也需要提供贸易融资、货运保险以及顺畅的贸易清算渠道。大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体系不够发达,金融机构也不够完善,动员金融资源和配置资源的能力相对不足。因此这些国家普遍缺乏金融基础设施,也不能满足其他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和拓展贸易的资金需求。国际金融合作就成为打通贸易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瓶颈的重要手段。

亚洲和太平洋区域总体并不缺乏资金,本地区储蓄率高,金融资源丰富,但是由于金融体系相对不发达,很多国家的储蓄资源未能通过有效率的金融体系将储蓄资源导入至实体经济建设中,很多资源被转移至国外,被西方的跨国银行所利用,成为他们在全球投资的资源。仅在2011年,亚洲的储蓄中就有5.6万亿美元被用于区外的投资。最近,特朗普可能要采取的减税以及美联储可能削减资产负债表等举措,更是刺激了一波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资金流出。

陶丽萍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高级经济师,主要从事中国经济、世界经济分析与预测以及数量经济模型的研制。

我国加快绿色金融发展,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一是建立绿色银行体系。二是建立公益性的环境成本核算体系。三是加强资本市场相关制度建设。四是构建绿色保险体系。五是逐步构建统一的全国性碳交易市场,发展创新性的绿色金融衍生品。

张树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历史表明,苏联解体是苏共后期蜕化变质的结果。苏共对政治发展道路的“改革”,不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改向资本主义;苏共对“改革”和党的领导权不是坚持,而是放弃;苏联对政治制度的“改革”,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而是背离社会主义。苏共政治改革失败的教训警示后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政治改革必须有利于国家稳定和民族团结,必须有利于提升政治民主、政治稳定和政治效率;要树立正确的民主观,走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道路。

熊厚

中国社科院上海市政府-上海研究院研究员

从经济增长理念看,欧洲人十分重视经济的稳定发展,稳定的理念植入其财政管理、货币政策制定等方方面面。这一点可以从欧洲经货联盟的基础条约《稳定与增长公约》的名字清晰地看出,稳定与增长两个词汇,稳定是排在增长前面的。

尹国明

昆仑策研究院研究员

在新自由主义力量的推动下,中国的公有制经济比重已经下降到不到30%。经济基础的变化,进一步固化和强化了意识形态中的各种乱象。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不可能不反映经济基础并受到经济结构制约的。

李奋飞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领域:刑事诉讼法学、司法制度、律师制度,著有《刑事诉讼法》等

近期虽出现了某些回溯“统制型格局”的迹象,但中国律师业已回不到从前,当前这种问题丛生的“内生型格局”亦难成为历史大势。而能够在国家干预与行业自治之间划分出最佳边界的“调控型格局”,或将成为中国律师业最为现实的路径选择。中国律师业的格局之辨,并不仅仅关乎律师行业自身,更关乎法治在中国社会的未来前景,甚至还影响着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进程。

余盛峰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讲师、《文化纵横》杂志执行主编,研究领域:比较法、法律社会理论、法律史

全球信息化技术的迅速发展,也将对当代法律秩序带来巨大冲击,它将使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围绕能量与物质构建的法律秩序向围绕信息构建的法律秩序全面转型。

高秦伟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研究领域:行政法学、宪法学、比较行政法学,著有《行政法规范解释论(法律科学文库

目前以分享经济为代表的创新实践受到了公众的普遍关注,在带来诸多益处的同时,也对政府规制产生了挑战。为了使规制与创新能够尽量保持同步,政府要在充分了解创新特征的基础之上,处理好是否规制、何时规制、规制方式的选择、规制时限的设定以及规制实施效果的评价等问题,从而实现创新和规制的良性互动。

王贵松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研究领域:行政法基础理论、风险规制、生育法制等,著有《行政裁量的构造与审查》等

面对法律冲突,作为司法者的法院不能不有所作为,其具体作为则需以合乎法院宪法地位的方式进行。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为了适用相互冲突的法律,要么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并由最高人民法院送请其他机关解释、裁决,要么在法院系统内部作出判断选择,根据冲突规则在相互冲突的法律中小心翼翼地选择适用,甚至作出了一定的评价。上述做法取得了维护法制统一的良好效果,但亦存在一定问题。

陈柏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研究领域:法理学、法律社会学、农村社会学。主讲法理学、法律社会学、法律与乡村治理、电影中的法律等,著有《传媒监督的法治》等

党的领导不是直接用党的命令来指挥政府,也不是用党组织替代行政和执法机构,而是在宪法、法律和党内法规范围内,通过一系列政治、思想和组织的制度和机制,运用意识形态、组织、纪律、工作管理等多种工具来实现。

张海东

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上海大学社会组织与社会转型研究中心教授,上海大学“上海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常务副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质量研究、社会不平等问题研究

陈群民

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社会文化处处长

李显波

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社会文化处副处长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示要加强对新社会阶层人士的关注与重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明确指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新时期统战工作的重要对象之一。上海的新社会阶层人士数量多、范围广、影响大,如何按照中央要求切实做好上海新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促进这一群体为上海城市发展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发挥更大作用,是当前上海面临的一大重要课题。

严荣

上海市房地产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近日,国土资源部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印发《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方案》,在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关键时期,近期各地围绕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连续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此项试点理所当然地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本文首先回顾在集体建设用地上建设各类住房的政策演进轨迹,然后分析当前推进试点的主要背景和动因,最后针对几个重要问题做一些分析和讨论。

石人炳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研究领域:社会保障、人口社会学、老年社会学,著有《人口变动对教育的影响》等

罗艳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讲师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快、加剧,老年照料问题已成为我国养老问题的重中之重。目前,我国老年照料的家庭模式正不断衰弱,福利模式覆盖有限,市场模式尚处于培育之中,总之,现有老年照料供给难以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照料需求。

陈宪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学院执行院长,应用经济系教授,目前担任上海市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副理事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现在和今后的一个时期,是新旧动能转换的胶着期,需要继续保持定力,持续通过民间投资、创新驱动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形成新动能,使之成为推动中长期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创新生态是微观的新空间,唯有在一个好的创新生态,人们的创新创业意愿会得到增强;创新创业的成功率才能够提高;如果说新动能形成的微观空间和机制,就是创新生态,那么,新动能集聚、新经济策源的宏观空间就是城市群。

张英洪

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党建理论研究、政治学研究

王丽红

农业经济管理学博士、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农村土地、农村城镇化、农村经济与政策、农产品市场研究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京郊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多新变化,对乡村治理提出了新挑战,如何进一步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已经成为当前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重大课题。面对新形势、新挑战,北京的农业农村工作要紧紧围绕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的战略目标,不断创新乡村治理体制机制,加快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陈卫东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讲座教授;研究方向为刑事诉讼法、司法改革与律师制度

程雷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司法改革的定位与方向,从四个全面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统筹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中国的司法改革迎来了“史上最佳时期”,经过近四年的砥砺前行,司法体制改革基于改革的深度与广度,已经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司法革命”。本文重点关注四项基础性司法体制改革举措,即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司法职业保障、司法责任制与人财物省级统管,仅在涉及上述四项体制改革的配套措施或辅助性改革时才会谈及其余过百项改革举措。

张会芸

中国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领域:西方政治思想、政治文化、社会资本

西方学术界对社会信任与政府信任关系的研究以实证为主导,因量化设计不同、样本数量有别等因素,两种信任间的相关性多有变化,实证研究解释差异显著。最初政府信任与社会信任被认为是人格特质的一体两面,混淆了策略性信任与普遍性信任,这一预设在个体层面的实证结果亦相互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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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国务院重新强调企业家作用,提出依法保护企业家财产权、依法保护企业家创新权益、依法保护企业家自主经营权,要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作出贡献。从十八大到十九大,中国的发展从“破”到“立”,要“立”好,核心是发展经济。中央重新强调企业家群体,这是“撸起袖子加油干”的战前动员。
标普对中国市场的评级“炸弹”开始连续引爆。9月25日,标普再度出手,下调了包括中国移动、中石油、中石化在内的21家央企和基建实体的信用评级,评级展望为稳定。标普称,21家企业中的绝大多数企业获得中央政府特别支持的可能性极高,使其信用评级跟随中国主权评级变动。标普比穆迪出手更快,下手也更“狠”。
9月欧元区经济持续向好,欧元区9月的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初步估算达到56.7,为四个月以来最高点。欧元区今年第三季度的增长率预期将达到两年来最高水平。欧洲央行已将2017年经济增长预期上调至2.2%,同时可能在10月缩减量化宽松规模。有市场研究机构认为,欧元区经济已达到“爆发”程度。
在保险业被认为滥用监管权和审批权的背景下,保险监管的公信力急需重塑。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强调,今后保险业绝不允许再出现所谓“特殊公司”。保险监管面临的问题在证券市场和银行市场同样存在,原因在于监管者混淆了基本定位,监管者成了市场发展的推动者,结果形成了比较普遍的利益输送。
穆迪、标普先后下调中国评级,加剧了市场对中国债务的担忧。不过,摩根大通最新报告称,相比于今年第一季度末债务与GDP之比的269%,第二季度末的比值为268%,终结了超过五年来借款稳步增加的趋势。尽管下探幅度较小,但第二季度的债务下降值得注意。部分国际金融机构的肯定,说明中国政府的努力方向是对的。
随着国内消费升级,消费金融迅猛增长,从2013年到2016年,互联网消费金融的交易规模从60亿猛增到4367.1亿,爆发式增长70倍,年复合增长率达317%!但行业风险如信贷不良率、资金成本风险、多头借贷等风险逐渐暴露。初步估计,消费金融行业的野蛮生长也因风险暴露而亟需纳入强监管,这将加速整个行业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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