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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杨志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财经院拟定位为学术型智库,即建立在学术研究基础上、以学术研究为支撑的党和国家的思想库和智囊团。其主要任务是:1.立足于为党中央、国务院的科学决策服务,就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大现实问题提供战略咨询与对策建议。2.立足于长期学术研究的积累,强化学术研究对于科学决策的基础和支撑作用。3.致力于研究国家改革和发展中的战略性、全局性、综合性和长期性重大问题,提供科学化、及时化、系列化和前瞻化的研究成果。

一、轻税与减税

中国税收制度的现代化建设和税收政策的优化亟待确立“大国轻税”理念。现代社会离不开税收,但是国家征税的多少以及如何征税争议很大。国家收的税多,则百姓所能留下来的可支配收入就少;反之,百姓的可支配收入就多。减税可以让税负更轻。

减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民富”,但是减税有限度。如果减税已经影响到政府的正常运转,或者减税导致政府债台高筑、债务负担沉重,那么这样的减税就可能得不偿失,因为政府的债务负担最终还是要靠老百姓来偿还。此间必有一个权衡取舍的问题。

在减税的同时削减政府支出,那么减税空间就相应会扩大。一方面减税,另一方面财政支出在扩大,那么财政风险就可能集聚。在一些发达国家,减税容易得到民意支持,而削减支出不容易得到支持,一意孤行削减支出则执政党容易被赶下台。一般的政治家多不愿意尝试削减支出的政策,除非迫不得已。在这些国家,减税容易捞到选票,主张更高水平的社会福利也容易得到选票,纯粹的民粹主义主张的结果必然是这些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甚至导致财政的不可持续,甚至带来严重的国家危机。2008年以来欧洲一些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就是明证。天底下何来免费的午餐?要享受超越经济水平的社会福利,就必须付出代价,或者是短期的,或者是中长期的。在西方所谓的现代民主制度下,减税与削减支出往往很难同时做到。

实际上,现代国家都有内在的财政支出扩张倾向。如果不能有效控制财政支出,那么再多的税收也是不够用的,更遑论进一步减税?减税不能为减税而减。减税需要空间。减税或者是财政政策实施的需要,以短期减税换来更快的经济增长,让经济增长带来中长期更多的税收收入;或者是因为既有的税收制度不合理,税收负担太重或不适合当下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减税换取社会所需要的经济效率和公平正义;或者是因为国家找到了更加可靠的收入来源,可替代财源的出现为减税提供了空间;或者是因为国家财政治理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税收制度需要作根本性的变化。减税可能还有其他的理由,但不管什么样的理由,都不太可能无限度地减税。

在这样的背景下,现代国家必须而且只能以“轻税”为中心构建新的税收制度。按照“轻税”理念建立的税收制度,符合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要求,可以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真正拥护。

二、“轻税”:古今中外的诉求

易纲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

2018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决策部署,实施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稳定,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守住风险底线,积极推动金融改革,促进信贷结构优化,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继续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中性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

杨雷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俄罗斯、中亚区域政治与经济;国际制度与国际组织实务、中俄美关系

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引发世界持续关注和热议三年之后,俄罗斯的“大欧亚伙伴关系”倡议同样获得较大的反响。俄罗斯的“大欧亚伙伴关系”倡议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二者在经济合作方面的内容基本一致,都是为了推进欧亚运输走廊和经贸一体化的发展扫清各种障碍,推动地区经济协同发展。在地缘政治上,二者虽然存在以谁为主导的矛盾,但是在可以预见的期间内,这一矛盾不足以影响两国合作的大局。

赵静

清华公共管理学院

薛 澜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兼院长,清华大学21世纪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回应式议程设置是指政府在短时间内将“议程设置”作为回应社会需求、或处理某一突发事件与社会问题的工具。近年来,回应式议程设置已逐渐成为中国政府公共议程设置过程的常态,它契合了新时代的治国理政观。但过度依赖公众偏好也隐含着议程设置理性科学分析不够、不利于政府主导能力的培养,甚至有可能导致事实上的无效回应等问题。加强政府决策自主性,对公众需求进行适当引导是防止回应式议程设置模式持续固化的有效措施。

黄鹏进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土地产权秩序”意指一个社会中土地产权制度与其形塑下出现的稳态、有序的土地产权行为及其观念;一个社会中人们对于土地的理解主要存在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三重意义和价值维度,不同的土地产权属性对应着不同的土地产权秩序。当前我国农村正在经历着以政治产权属性为基础的土地产权秩序向以经济产权属性为基础的土地产权秩序的转型,这种转型带来了农村两种土地产权属性的并存与对垒,是当前农村土地纠纷大规模爆发的深层次原因。

李炜光

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财政学科首席教授

财政首先是个政治的和法律的问题,然后才是经济的问题,这是现代国家理论其数百年实践告诉我们的道理。现代国家的性质赋予国家预算以鲜明的政治属性,视其为纳税人与政府之间的隐性契约,预算以人民同意在先、约束在先和一以贯之的协商合作为原则,通过法律程序实现人民对财政权的控制,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财政以至国家本身的属性。

胡泳

政治学博士,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牛津词典把“后真相”评选为2016年度词汇,用来描划“客观事实在形成舆论方面影响较小、而诉诸情感和个人信仰会产生更大影响”的情形。造成后真相时代来临的原因众多,如技术与媒体的演进、经济与社会的不确定性、以及后现代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全面兴起,但事实的土崩瓦解是最大的原因。事实的坍塌带来一系列后果:真相和客观性的终结、阴谋论的盛行、政治辩论乃至民主的危机。为此,我们需要重建一种基于事实的政治,以发挥“反思和选择”的力量,而摒弃“机遇和暴力”的恶性循环。

潘金娥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越南政治权力结构和政治发展道路的变革,既有别于西方体制,也不同于亚洲其他国家,主要表现为权力结构扁平化且未形成明显核心。与其他亚洲国家相比较,越南经济发展程度不高,但政治出现了“民主化超前”的特点当前,越南的政治变革正在深化。这是越南共产党主动采取的自上而下的自我变革,目的是通过民主的方式,维护和加强越南共产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权,避免被动地应对来自外部的冲击。

王奎明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从根本上而言,邻避设施之所以为“邻”所“避”,原因在于设施本身具有“多数人得益,少数人受损”的天然特性,这也是邻避困局的根本性症结。由此,破解邻避困局的关键是平衡“多数人得益”与“少数人受损”,填平两者之间的利益鸿沟,突破路径就是填补“少数人受损”的利益缺口,致力于填补少数人利益缺口的“邻避回馈制度”则是有效的制度选择。

任泽平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兼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曾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室副主任、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董事总经理、首席宏观分析师

我们对中国经济形势大的判断,就是2016—2018年中国经济是L型的,2018年中国经济还会延续L型的走势,宏观会继续有分歧,但乐观预期会增加。到了2019年我们倾向于认为库存周期、产能周期以及房地产周期叠加,中国经济将会突破L型的一横向上,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平台可能是5%—6%,高的时候是7%—8%,低的时候是4%—5%,这是中国经济新的增长图景。

人民智库

执笔:

人民智库高级研究员

李思琪

人民智库研究员

精准扶贫政策体系应具有包容性,完整的精准扶贫政策体系不仅要达到规范公共部门扶贫行为标准的功效,还要开放企业、社会团体、个人参与扶贫的入口,调动社会力量加入,最大程度、最广范围地包容、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广泛形成扶贫的社会合力。

陈锡文

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原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

当前,中国发展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交汇点:再过3年,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当下,仍可以非常明显地感受到,农业在四化同步发展中还是一条短腿、农村在全面小康建设中还是一块短板。在实现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过程中,始终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是非常必要的,这正是中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背景。

唐永胜

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院长,教授

2017年国际安全形势发展变化中的不确定性上升,局部动荡和武装冲突频有发生。主要国家战略忧虑增加,军费投入呈上升态势,围绕有关热点问题的地缘政治博弈加剧。与此同时,竞争与合作并存仍然是大国关系的基础性特点。战略武器形成的恐怖平衡、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持续增多、难以削弱的跨国跨区域联系等因素仍对维持全球战略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未来可能对国际安全带来重大冲击的直接来源是中东、东北亚等地区热点局势的失控。这些热点问题可能形成难以预料的巨大安全风险。

张楠迪扬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政企中心副主任、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

创新行政体制机制不仅有利于提升行政效率,完善政府与市场关系,令政府更好治理与服务社会,更有利于提升国家现代化治理能力。在推进京津冀一体化的背景下,雄安新区不仅承载着建设理想家园的功能定位,同时也是促进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的重要战略节点。雄安行政体制机制的探索具有重要示范意义,将成为我国其他区域发展的宝贵经验。

查道炯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教授

以“让利”为手段的采购、投资项目,金额再大,其经济外交收效是有限的,中方有必要加强研究如何与美方在处理贸易争端的政治逻辑、道德制高点上对接。这种对接,也许说服不了美方改变做法,但应该有利于思辨自己的做法,有利于扩大、巩固自己的经贸朋友圈。

欧阳日辉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刘 健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

数字经济是当前经济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也是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的主要领域,将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人类进入的又一个社会经济形态。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有效治理,数字经济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

卢西奥•布兰科•皮特洛三世

菲律宾德拉萨大学助理教授讲师

朝鲜核导试验和恐怖主义是东盟及其合作伙伴面临的主要安全挑战。然而,尽管表示严重关切,前者似乎仍然遥远且不那么至关紧要,而后者更为现实和紧迫。地缘政治和朝鲜政权的存亡继续牵动着朝鲜半岛的引爆点,与此同时,铲除当地恐怖主义并杜绝其获得外来支持的共同愿望,成为区域与全球合作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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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负债扩张模式已经行不通了,在国家不鼓励、金融政策不允许、融资环境趋紧、市场竞争加剧的背景下,高负债扩张的模式不仅过时了,而且意味着巨大的风险。在高增长时期的高债务扩张,曾经培养出一批快速扩张的“枭雄”式的民营企业和臃肿的“恐龙”级国有企业。但当高债务泡沫破灭之后,中国市场将经历一场深刻的洗牌!
尽管人民币兑美元正接近两年半高点,但企业对其涨势却显得信心不足。企业不愿意将所获得的外币转换成人民币,远汇市场上对人民币贬值的押注有所升温。如果出口商愿意承受较大的汇兑损失也不愿意结汇,可见他们对人民币远期贬值的预期是很强的。如果类似的市场预期成为共识,累积起来将成为外汇市场上不可忽视的力量。
作为近年来保险公司等企业境外投资的新型融资渠道,内保外贷的流动性、高杠杆及再融资风险,正引起监管部门关注。保监会联合国家外汇局发布通知,一是明确了保险机构开展内保外贷业务的资质,二是明确了融资比例和融资用途,三是明确禁止行为。相关项目及其底层资产不得违反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产业政策和境外投资政策。
受到美国股市大幅下滑的影响,SPDR S&P 500交易所基金(SPY)的资金流出规模达到236亿美元,创出历史新高。流出的资金规模相当于该基金资产总额的8%,如此高的资金流出前所未见。摩根大通策略分析师表示,市场投资者如此迅速且大规模的撤资显示,未来商品交易顾问和风险平价基金进一步卖出头寸的规模有限。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即“大基金”)去年在A股投资了十多家上市公司。不过,去年11月底入股的汇顶科技股价持续下跌,使得大基金目前约浮亏16.3%,浮亏4.6亿元。与晶方科技的一笔6.8亿元的股份协议转让也浮亏约15.3%。作为支持半导体产业发展的战略性投资基金,大基金在A股市场到处投资,有变成财务投资者的风险。
2000年以来中国的生育率就一直低于日本,2010-2016年中国平均只有1.18,日本为1.42。实现“全面二孩”政策后,2017年中国出生人口1723万人,同比减少63万;人口出生率约为12‰,同比回落0.52‰。开放二胎后中国的生育情况仍未摆脱风险,值得中国社会担忧。今后中国的人口和老龄化危机可能比日本还要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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