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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韩大元

中国人民大学二级岗位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兼任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宪法学研究会会长

一、促进宪法秩序的恢复

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称“七八宪法”。尽管在规范形态上,1978年宪法保留了“左”的指导思想,但它为恢复社会主义法制奠定了必要的宪法基础,也成为改革开放的法制起点。

1978年宪法颁布前后,学术界为恢复宪法秩序,为重建民众对国家发展与未来的信心,发挥了重要的学术作用。由于1978宪法存在形式合法性与实质合法性之间的矛盾,这一时期的宪法学发展仍处于一种拨乱反正的“复苏时期”或者过渡期,宪法文本的价值与意义仍受到部分人的质疑。正因为出现社会价值观的冲突与矛盾,恢复宪法学研究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也是不少的。

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启了思想解放的序幕。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指出:

“未来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同年12月18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针,成为指导法制建设的基本理念,使法制发展重新回归宪法的轨道。同时,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化,为宪法学研究营造了良好的氛围,使宪法学从单纯的“政治性”话语中解放出来,积极承担为改革提供正当性、合法性的学术功能,促进宪法秩序的恢复和转型。

据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上搜索的信息,从1978年到1982年,所有篇名含有“宪法”的文章数量分别为1978年12篇、1979年4篇、1980年9篇、1981年26篇、1982年166篇。从论文数量来看,当时宪法学的研究成果是比较少的,这与法学研究处于蹒跚起步的状况是一致的。反映这一时期中国宪法学发展状况的代表性著作是许崇德和何华辉教授合著的《宪法与民主制度》。宪法学方面的论文主要有蒋碧昆先生的《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新时期的总章程》、张光博先生的《社会主义民主的伟大旗帜》以及许崇德先生的《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关于我国元首的理解》等文章。

杨洁勉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政协上海市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

面对更加复杂、多元的双边关系和更具挑战性的国际环境,中美两国应共同努力加强外交互动机制建设,将之作为促进双边合作和建设性管控分歧机制保障。在这一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是,美国必须放弃冷战思维和改变把中国作为主要竞争者的“对手”意识,只有根本立场的转变,才能使现有机制发挥预定作用,才能使两国在新形势下形成新的有效互动模式。这是个长期的历史进程,势必经历多次考验和反复后才能走上正轨。

陈相秒

中国南海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自8月29日晚间菲律宾海军“德尔•皮拉尔”号巡逻舰搁浅半月礁,至9月3日菲方成功将其拖离,中菲关系和南海局势可谓经历了一次有惊无险的波折。这一事件从侧面反映了南海形势向好发展之态势尚很脆弱,也说明寻求长久之道以应对无意或有意的南沙岛礁及附近争议海域的偶发事故,是确保当前地区局势向好发展的当务之急。

项继权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指导教师

从农村改革40年的历程来看,家庭联产承包、实行村民自治、发展乡镇企业、鼓励农民进城、农村税费改革以及当前正在进行集体产权改革、农村股份合作和城乡统筹发展等等,每一次重大的改革和进步,无不是破除障碍,解放农民,并同时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解放,由此释放农民个体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活力,推动农村以至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发展。

王瑞民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博士,助理研究员

张钢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二战以后,瑞典进入稳定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社会,并跻身于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 强大的工会力量与社会民主主义下高福利制度的施行,使得瑞典成为一个高度发达的“合作社会” ,反映到其住房制度设计中,一个显著特征是“悠久且持续的公共租赁住房体系”。

赵树凯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主任

改革的理论并不高深,不仅不高深,而且往往简单朴素,从常识出发,立足于生活现实。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和选择权利,这是党对农村改革根本经验的集中概括。核心就是尊重农民选择权利,依靠基层突破。实现乡村振兴,最重要的不是解读文件,而是解读农民,顺应农民。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和选择权利,这是党对农村改革根本经验的集中概括。

贾康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走向现代国家,中国必须建立现代税制,中央说得非常清晰的“逐渐提高直接税比重”,这个改革任务当然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但是这个方向一定是正确的,显然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房地产税初始的方案需要审慎,要注意防范风险,要注意开始建立框架时它的可行性,要处理好复杂的免税部分,即“第一单位扣除部分”这个问题。

欧纯智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特约研究员

随着我国加速步入老龄化社会,养老服务的有效供给已经逐渐成为社会难题。供给总量不足、供给质量低下、供给品种单一以及筹融资机制不合理等问题不容忽视。时值三年前全面展开的全国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在各地持续深化之际,引入社会资本,以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对接养老服务产业,力求整合政府资源和社会资源,实现两者优势互补,是大有裨益的。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选择加入以美国和西方为主导的国际体系,这是中国“和平崛起” 或者“和平发展” 的结构性保障。这个体系存在着很多缺陷, 但中国并不是要在体系之外挑战它, 而是力图通过加入这个体系, 在内部改变它。中国已经在这个体系内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进而, 中国的高速发展表明中国在体系内的地位上升, 形成今天所看到的“G2 结构”

黄群慧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中国已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转变为一个工业大国,但“大而不强”是中国的最基本经济国情;中国工业化进程从初期阶段快速地发展到工业化后期阶段,但产业发展和工业化进程存在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中国产业发展和工业化进程历经市场经济方向探索、市场经济构建完善、市场经济建设新时代三个大的阶段;中国正确处理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产业政策总体上是成功的,在产业政策操作层面努力做到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干预资源配置但又要尽量避免直接介入资源配置,这个“度”总体把握相对合理。

沈建光

经济学博士,京东金融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今年以来,中国工业企业利润数据引发广泛争议。1-8月统计局公布的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速为16.2%,显示企业利润情况尚处于不错的水平。然而,如果通过工业企业数据名义额计算得出的同比增速,却是截然相反。1-8月全国工业企业利润名义值为4.4万亿,比去年同期的4.9万亿的水平同比回落10%。这一正一反,相差高达26%的差距,给理解当前企业运行的真实情况增加了难度。

刘守英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刘守英教授,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主任,研究领域为制度变迁、土地制度与发展经济学

中国难以继续依靠土地低成本来保住世界制造工厂地位,难以继续依赖以地谋发展的模式,并要处理此前由这一模式推动的高增长所带来的大量问题及风险。下一阶段的土地制度变革,不仅要重新定位土地功能,还要着力解决土地配置、农地经营模式、宅基地制度这三个重点问题。

徐茂明

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教授

随着近代社会的急剧转型,文化世族也在迅速转型蜕变,大多发展为新式的专业科技世家,也有少数人子承父业,世代书香,但就家族群体而言,传统的文化世族逐渐消逝。这种消逝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外在的家族组织衰落,二是内在的家族精神,即世族的社会担当意识逐渐淡化乃至消失。

周 立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李彦岩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生

已被纳入国家公共安全体系,连续多年实行“四个最严”之后,食品安全事件依然频发,餐桌安全依然最受百姓关注。近年来,构建企业自律、政府监管、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为破解食品安全治理难题提供了新的思路。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也明确了“社会共治”的制度安排。但如何才能有效调动各方力量,推动食品安全社会共治?

郭艳琴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外交学专业博士生,云南大学大外部讲师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定位经历了从对手到朋友再到对手的调整过程。这种调整并非转瞬之间,到特朗普执政才发生的,而是一个渐进的、漫长的政策演变过程。这一起伏演变的过程既非从特朗普而起,也不会随特朗普下台就戛然而止。在可预见的未来,中美关系将经历动荡和波折不足为奇。

封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若保持现有基金总收入不变,那么全国平均看,可以降低6个百分点的缴费率,这一水平甚至可以冲抵政府补贴和利息收入,是一个保守的估计。若将目前缴费率已经比较低四个省份排除在外,那么企业和个人缴费率合计为28%的省份,平均而言缴费率可下降5个百分点。鉴于目前全国养老保险基金总量上仍有结余,上述估算得到的仍是保守的结果。当然不同地区面临的基金平衡压力不同,可通过养老保险中央调剂基金制度在地区间再分配。

周天勇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东北财经大学中国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与同一人均GDP水平的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城市化水平滞后22%,本应该城市化的,在农村中多淤积了3亿人;与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农业就业比率高了15%,在农业领域中多淤积了1.12亿劳动力;中国农业劳动力平均耕地只是日本和韩国的1/3到一半,不到美国的百分之一;中国农村居民与城镇户籍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较大。无视这样巨大规模的农村和农业,以及农民工和农业劳动力的财产、收入、公共服务、创业、就业要求,何来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何来拉动经济增长速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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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对“国进民退”的分歧很大,许多人根本不承认存在这一问题。在中国经济环境里,存在着两类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产业部门——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两类经济部门从原理上看根本无法互相竞争,一类是管人、管事为主的,一类是搞商品生产为主的,但现在却必须相互竞争。这样一来,民营经济只能从国有企业那里拿资金、拿项目。这种依附走到极端,结果就是民营企业国有化。
习近平主席10月20日给民营企业家回信指出,改革开放40年来,民营企业蓬勃发展,民营经济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民营经济的历史贡献不可磨灭,民营经济的地位作用不容置疑,任何否定、弱化民营经济的言论和做法都是错误的。习近平强调,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是党中央的一贯方针,这一点丝毫不会动摇。
外媒认为新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的“毒丸”条款,将对中国在国际市场的对外合作形成“孤立”,而目前已有迹象显现。有报道称,中美贸易战和英国脱欧进程的缓慢,导致两国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陷入停滞。美国政府的贸易政策也给英、中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带来阻力。而加拿大与中国在2016年便同意开始的自贸协定试探性协商,至今并未取得任何进展。
2008年的金融危机检验了欧洲经济体制、金融体制。作为有经济差距的国家联盟,相比于单一的大国(如美国),其经济体系和金融体系的抗压能力仍然不足,金融危机震出了欧盟的“原形”。而目前欧洲银行系统超过8000亿欧元的坏账则是一种风险信号。面对全球贸易战以及美国经济的不确定性,欧洲经济可能长期低迷,其退出宽松政策很可能面临挑战。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10月21日表示,对修改美国对汇率操纵国的认定标准持开放的态度。目前考虑两种修改方法:一种是根据1988年贸易法案对汇率操纵的广泛定义来认定汇率操纵国;另一个方法是改变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存在竞争性货币贬值的标准。目前看来,特朗普政府未来很可能将汇率操纵国的认定标准门槛降低,这样就更容易挥舞汇率制裁的大棒。
由中国融资的从肯尼亚港口城市蒙巴萨到乌干达边境的铁路,堪称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非洲演变过程的缩影。不过,中国为第三期工程融资时,则要求展开更详细的可行性研究,“以证明商业可行性”。中企的这种变化,也反映出中国国家领导人今年在中非论坛上的讲话精神——中国在非洲投资和放贷将采取更具针对性的策略,“要把资金用在刀刃上,不搞花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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