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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7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目前,在应对新冠肺炎冲击的政策讨论中,有关“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争议显示出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些分歧。这个分歧实际上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普遍存在。在美国等国家政策的关注点在于以财政借款向普通居民发放援助的全面基本收入政策的分歧。无论是财政赤字货币化还是全面基本收入保障的问题,实际上都反映了传统货币政策框架正在失去效力,宏观经济政策都在试图以不同的形式进行新的尝试,以应对新的经济环境。

目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争论的背后,是第三类货币政策(MP3)和现代货币理论(MMT)作为不同的理论支撑。即“货币政策财政化”与“财政政策货币化”的不同。人民银行国际司课题组在2019年6月曾系统的梳理了货币政策财政化的变化和影响,讨论了MP3和MMT的区别和特征。实际上,从整体政策的角度来看,无论是MP3和MMT的讨论,还是“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争议,都反映了各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实际上都走向财政化的大趋势。

就传统货币政策而言,实际上是通过货币的价格和数量的调节来实现对经济的影响。央行的研究认为,利率调控和货币数量的调整是当前央行调控经济的主要手段。金融危机前,传统的货币政策(第一类货币政策,MP1)以利率作为最重要的货币政策调控工具。金融危机后,各国央行则普遍采取了量化宽松的QE政策和负利率政策,则可以归为第二类货币政策(MP2)。

MP3的本质则是货币政策财政化,货币政策进一步走向直接的金融资源分配而扮演财政政策的角色。传统上,货币政策通过调节资金价格和供应间接影响总需求,而MP3是央行代行财政支出(购买金融资产、向特定企业发放贷款),或直接支持个人支出(向个人提供贷款或援助),从而直接作用于总需求。其直接作用于支出环节,刺激消费和投资,对经济的影响更直接。央行的研究总结了MP3的多种形式,根据获得资金主体和资金投放方式可分为“赤字货币化”、量化宽松支持财政赤字扩大、印钞直接投放给私人部门、大规模债务减记等不同类型。

而MMT实际上强调的是以财政来替代央行实施宏观政策的调节。其主要观点是以财政政策作为调节经济的最主要工具,通过调整财政收支(税收调整、支出调整等)来管理总需。其认为政府债务增加的唯一风险是通货膨胀,如果过度支出导致资源紧张并出现通货膨胀,可以通过税收进行调整。

回顾金融危机后的十年中货币政策的走向,MP2实际上对各国经济走出危机发挥了重要作用,避免了类似“大萧条”的再次发生。但随着QE的实施和负利率、低利率的货币环境的不断扩大,全球经济出现了新的变化,国际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越来越形成相对独立的循环体系,与实体经济日益脱离;同时,货币的传导机制的不平衡越来越严重,央行>金融机构>企业>个人的货币传导链条逐渐失衡,金融资源越来越倾向于资产持有者而不是普通民众,货币宽松带来的资本过剩使得全球资产泡沫化的程度日益严重,而实体经济在生产过剩的情况下难以提振有效需求,使得通胀水平保持低位。在这种情况下,由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带来的新一轮经济危机迫切的需要新的政策框架来实现经济和金融的复苏。

方晓霞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近年来,尽管日本电子、半导体产业在全球的领先优势地位不断地被后来者追赶并超越,但是凭借长期的技术积累,日本在半导体材料和设备制造领域依然保持着着强大的研发实力和绝对的领导地位。在制造芯片的19种主要材料中,日本有14种位居全球第一,据国际半导体设备与材料协会(SEMI)分析,日本企业在全球半导体材料市场上所占的份额约为52%,几乎处于垄断地位。

石玲玲

恒大研究院

马家进

恒大研究院

王孟嫫

恒大研究院

范城恺

恒大研究院

历次危机的实践证明,及时的政策应对可以有效切断传导链条,阻断危机蔓延深化,而一味的自由放任将延长危机持续时间、加深破坏程度。货币政策对缓解短期流动性危机效果明显,但对于刺激需求就像“推绳子”效果有限,而财政政策对于扩大有效需求就像“拉绳子”,效果更为明显。正确的危机应对措施是先通过货币政策放松缓解流动性危机,再通过财政政策扩大需求走出衰退。

熊爱宗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尽管国际社会动用了大量资源,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卫生、经济与社会危机,但仍存在较大缺口。为此,亟需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资源,包括加大对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的投入,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支持,加强对疫情防控相关公共物品的投入与合作,并发挥G20的领导作用。

朱锋

南京大学中国南海协同创新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以前我们常讲“单极”和“多极”,新冠肺炎疫情将使得“极”的概念被空前虚化,国际格局将不再是简单的以“极”为主体的权力分配结构,而是利益的警惕、防范和冲突变得更加细致、全面。这将是一个国际秩序缺乏主导性领导力量,国家间多领域、多战线、多维度“明争暗斗”的新时代。我们原来积极打造的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机制、新兴经济体合作机制都将面临众多新挑战和新问题。国际力量“东升西降”的格局也将面临重大考验,金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疫情中受到较大冲击。未来世界权力和利益结构是否将会重组?我们如何度过这个“新战国时代”?

刘尚希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可以用发行特别国债的方式,适度地实现赤字的货币化,把财政和货币政策结合成一种新的组合,以缓解当前财政的困难,也可以解决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的问题。规模上,根据当前“六保”的要求,既要针对市场主体,又要针对社会主体、家庭、个人、医院等等,对冲风险需要比较大的力度。特别国债的预算规模可以考虑达到5万亿,分次发行,央行扩表,零利率购买。实际执行下来,可以小于5万亿元,但基于当前市场悲观情绪蔓延,预算规模可以大一些。政策力度大,更有助于提振信心。

宋华琳

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疾控机构构成事业单位法人,应以立法授予疾控机构必要的外部职能,并明确疾控机构的法定职责与法律责任。还应重构行政机关与疾控机构间关系,理性认识疾控机构的专业性和相对自主性,以自律规范推进疾控机构的自我规制。疾控机构应依法履行行政过程中的咨询性、辅助性职能,应明确行政在疾控体系建设中的保障义务,行政应对疾控机构进行合法性监督。应加强上级疾控机构对下级疾控机构的业务指导,加强疾控机构和医疗机构、公众之间的联系,打造相互合作、相互学习的治理网络。

余永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以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为了保证实现3%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必须大胆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辅之以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根据相关估算,本次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所需要增加的基础设施投资额应明显高于当年的四万亿元。但在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政府对基础设施投资支持力度的同时,必须高度警惕各种形式的浪费,必须坚决抵制各种政绩工程、白象工程,必须严肃财经纪律,对浪费公共资金的行为实行离任追责。

艾静文

张文宏

欧美国家这种策略可以被称为 “锤子和舞蹈联合适应性触发策略”的防控模型。通俗来讲,就是疫情暴发时候采取积极措施,包括封城封市等限制社交距离的“猛击”方法,达到阻遏疫情,将疫情高峰控制在医疗体系可以承担的范围内。一旦疫情被阻遏,病死率逐渐降至可以被接受范围内,那么社会将逐步放开,又逐渐恢复“跳舞”的阶段。后面必定会面临疫情的二次上升,唯一能做的是管控上升的幅度,仍然维持一定的社交管控,防止疫情出现再度“暴发”,也就是采取疫情有“反复”但不构成“暴发”的策略。这样看来,夏天结束疫情的可能性是真没有了。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7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面对不断涌现的虚假信息浪潮,加强对网络虚假信息的治理日益重要。国内有关部门对此应提高重视程度,从营商环境和信用环境的层面来看待信息环境。可以考虑在法治原则之下,建立全国性的“网络社会信用”评估机制,要求各类网络平台承担更多的信息审核职责,共同加强对国内虚假信息泛滥的治理。

罗知

武汉大学中国新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就资源配置的效率来看,把合适的消费券发到合适的人群才能达到最有效的配置。因此,消费券的发放也应该有分级分类的原则,具体的原则如下:1.针对低收入人群的消费券应该以电子商超券为主,目的在于保障他们的生活水平。2.对低收入人群的消费券发放还可以同用工补贴结合起来,降低中小企业用工负担,一箭双雕。3.对于普通居民,消费券的发放则应该以耐用品和劳务性消费为主,财政补贴和商户打折促销结合,旨在提振消费。4.消费券的发放还可以与扶贫助贫商品、创新创业商品等结合起来,引导供给侧公平、高质量升级发展。

浦文昌

无锡民营经济和民间组织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全国工商联智库委员会委员

日本政府早在今年1月下旬就以资金纾困和维持雇佣为重点出台中小企业援助措施。以4月7日政府颁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紧急经济对策”为标志,日本开始实行以防止破产为重点的综合援助制度,其政策措施颇有日本特色,不少做法对完善我国中小企业政策体系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日本支援受困中小微企业政策涉及许多方面,最重要、最核心的是融资支持。日本政府的各种支援政策中,部分属疫情的应急措施,有些政策则是兼顾疫情后复苏以及中小企业长期发展的举措。

田轩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教授

此次创业板注册制改革主要体现为审核权力和审核监管方式的转变:一是推行注册制实质是审核权的下放;二是审核及监管由以准入条件为重点过渡到以信息披露为核心。就创业板注册制配套管理而言,还需要思考如何更好地约束和激励保荐机构,设置更加合理、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的入市门槛等问题。A股若要全面推开注册制,还需要在几个方面进行系统性制度改革:第一,严格有效的持续监管。第二,尽管监管层在设立T+1制度时有各种考量,但采取T+0依然值得深入思考和提前做好预案。第三,进一步完善投资者保护机制。

姚洋

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北大国发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疫情造成的经济下行非常严重,也非常特殊,用常规办法提振经济恐怕不足以有效拉动经济,我们的政策需要目标精准、手段超常规,使经济快速恢复,避免出现节外生枝的社会问题。直接发钱、发券救助老百姓,本身就是刺激经济,因为人们去消费,不仅买消费券上的东西,还会有连带消费,有乘数效应。如果全国人均发1000元,总计需要1.4万亿元,如果这些钱都用于消费,加上乘数效应,最后拉动的消费规模相当可观。

赵明昊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范围内蔓延,其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影响成为多方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毋庸讳言,此次疫情短期内难免会对“一带一路”建设带来不利影响,但也应看到,“一带一路”建设是项“世纪工程”,其推进必然伴随着各类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中国需要与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大协调、共克时艰,以切合实际、灵活创新的方式继续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发展、各国社会的稳定与繁荣创造有利条件。

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金光经济学讲席教授

在中国,网络银行走出了一条小微企业贷款的新路。相比于传统银行,网络银行通过数字技术的手段,结合科技大平台、大数据和云计算搭建了精准的信用评估模型,有效地把控了小微企业的信贷风险。相比于传统银行的信用评估模型,大数据信用评估方法在普惠金融方面具有压倒性优势。可以说,中国数字金融在小微融资方面走出了一条独创性的道路。

包刚升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副教授

比较中国大陆方案和东亚地区方案会发现,两者的基本逻辑是一致的,那就是:认识疫情的严重性,政府积极作为,尽早检测与锁定患者并进行救治,对疑似病例和接触人群采取隔离措施,同时倡导个人社会行为模式的改变。但两种方案的差别仍然很大。中国大陆在疫情高峰期采用的是全封闭全隔离模式,管理方式上起初对潜在病毒携带者和普通民众不加甄别地统一封闭隔离,较为粗放。而中国大陆以外的东亚地区是尽可能维持经济社会的基本运转,同时通过检测和其他技术手段锁定患者和密切接触人群,并对其进行必要的检测、救治和隔离。这种模式更接近于“精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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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在深圳的全国人大代表拟联名提案,中国已有的期货交易所存在一些不足,包括国际化程度不高,目前只有原油、铁矿石等4个品种允许境外投资者直接参与,缺乏国际定价影响力等。中国需要建立一家新型期货交易所,这有利于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期货交易规则,推出符合国际投资者需求和投资习惯的多样化期货交易产品。可联合香港、澳门在深圳建立一家综合性、开放型和创新型的期货交易所,采用公司制,港澳参股,与国内现有期货交易所错位发展。
包商银行、恒丰银行、锦州银行等多家银行风险事件显示,金融风险爆发离我们不远。金融风险爆发的一种极端后果是金融机构破产。过去在“刚性兑付”理念下,中央、地方、金融机构等都拿出不少资金来填补违约窟窿。但从山东、辽宁、内蒙古等地以行政方式为主来处理金融风险的案例看,安邦咨询判断,每个省只能够承受一起股份制银行或城商行的重大风险事件。为此,国内制定《金融机构破产法》已迫在眉睫。
全国政协委员丁金宏曾承担、参与了几个区域的十四五规划前期研究工作,他发现人口数据存在的“不充分、不切时”问题,已经使研究实践面临“基础单薄、应对尴尬”的状况。目前的普查条例存在不够完善的地方,已经严重影响人口普查数据管理应用的时效和深度。丁金宏建议,将人口普查年份提前一年,这样可以与各次的五年规划研究工作完好结合,充分发挥人口普查对政府工作的数据支持功能。
瑞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预计,中国货币政策将进一步放松以支持财政扩张和企业融资,包括央行增加流动性投放、年内再降准50个基点、下调政策利率10-20个基点,以及放松贷款相关的监管要求。整体信贷增速有望从2019年的10.9%反弹至12.5%以上。瑞银预计,中央层面全局性的房地产政策目前仍不会明显放松。
上海社会科学院日前发布的《2019年中国智库报告》显示,中国智库与国际顶尖着名智库相比仍存在不少差距,主要问题有:第一,前沿议题设置能力不足,研究缺乏预见性和引领性。第二,人力资源配置不够科学,成果产出效率效能不高。第三,组织形式较为类同单一,智库专业化特色不明显。另外,传播缺乏有效手段,影响力和话语权难以提高。
全国政协常委、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在全国政协中共界别小组讨论时建议,企业所得税应降到20%,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可从45%降到33%。此外,他还建议,加大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的力度,争取今年达到1万亿元,有利于推动民间投资。此外,今后也不要设定GDP增速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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