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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夏怡然

温州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陆铭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上海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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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随着经济的现代化,中国出现了城市大型化趋势,人口逐渐向少数都市圈和城市群集中。于是,社会各界又出现了一些似是而非的倾向,认为需要并且可以用行政的手段来抵消这种趋势。一方面,一线城市加强了对城市人口规模的控制,设置较高的落户门槛,限制外来人口的流入,甚至通过“以业控人”“以教控人”等方式减少城市内部的外来人口数量。与此同时,二三线城市纷纷降低落户门槛,甚至推出许多针对高技能劳动者的优惠政策,打响了人才争夺战。这些行政性的人力资本均衡政策,也许可以在短期内影响人口的空间分布,但当行政性的手段弱化,在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下,人口流动是否又会回归到原有的路径,依然向少数都市圈和大城市集聚呢?

当前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和人口都集聚在少数大城市或大都市圈,越是发达的国家人口集聚程度越高,而且集聚的趋势还在加强。人口空间分布和城市体系的演化有其内在的规律,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改变人口空间分布的尝试,但从未成功过。俄罗斯在苏联计划经济年代就曾经实行过生产力均衡配置和人口均匀分布的政策,但在市场经济转型后,俄罗斯的人口分布又恢复到西稠东稀的历史格局。在中国历史上也曾经发生过对人力资本的行政性空间调整,包括20世纪50年代的“高校搬迁”运动,以及计划经济年代的“三线建设”,这些行政主导的人力资本均衡政策虽然曾经对受益城市的人力资本积累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作用在逐渐弱化。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中国形成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东南沿海地区因为地理区位和自然条件优势,使得其人力资本回报提升,并吸引了更多高技能人力资本,城市间的人力资本空间分布又逐渐向历史上的人力资本空间分布回归。本文以史为鉴,通过研究和总结中国历史上人力资本均衡政策的长期效果,为当前类似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效果提供参考依据。

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二部分从理论上分析人口分布、城市体系以及人力资本空间集聚的内在规律,并探讨什么样的人力资本干预政策是合理的。第三部分比较分析历史和现代的城市人力资本空间分布,特别针对20世纪50年代的“高校搬迁”运动,展现了其对人力资本的空间分布造成的影响及影响的持久性。第四部分讨论改革开放之后,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回报和地理条件在人力资本空间集聚过程中的作用,解释为什么行政性人力资本均衡政策难以持续。第五部分总结本文的政策含义。

黄韬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副教授

此次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涉及金融监管机构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职责整合,组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二是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拟订银行业、保险业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职责划入中国人民银行。此次金融监管机构改革不是体制改革,无论如何不能与各界所期待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简单划上等号。

吴正龙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高级研究员

自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后,美欧同盟关系便龃龉不断,渐行渐远。如果说在特朗普执政第一年,美欧双方主要围绕欧洲一体化、军费、贸易、难民等问题打嘴仗的话,那么进入特朗普执政第二年,双方交锋已转为实质性的行动对决。

尹恒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今年前4个月数据显示中国宏观经济维持平稳运行,然而也显现出经济持续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为此,需要继续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工具维持平稳增长,并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激发经济内生动力。而全面深化改革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长期、高质量增长的重要力量。

李迅雷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

建设高铁的初衷非常美好,希望既能使人们出行便利,又给沿线城市带来发展机遇,还希望能够串联起沿线城市,实现人、财、物等资源要素更加合理配置,实现城市间的协同发展。但数据分析结果显示,京沪高铁开通对沿线城市“有利有弊”,并未形成一致性的带动影响。而沿江通道开通对沿线城市的影响略偏负面——沿线城市的区位优势不仅没有显著提升,而且与省内平均水平的差距甚至被拉大。三四线城市指望通过修建高铁来“致富”的愿望,估计会落空。

许成钢

经济学家、长江商学院教授,第十五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获得者

迄今为止,在人类历史上,所有技术革命,所有创新性、革命性技术的产生和重大发展,都是从市场上产生出来的,都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企业家们创造出来的,都是市场优胜劣汰的最后结果。大力推动人工智能,这个大方向是非常正确的,但是我们要关心的是怎么做:是用计划的方法做吗?历史的教训和经济学的道理告诉我们,计划的方法做不出来。计划的方法充其量就是跟在市场的后面走,自己走不远。

贡森

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常务副主任

一些国家的经验表明,社会政策发展战略应从全面扩张转向优化发展,应考虑把社会政策重点限定在少数几个项目上,特别是基础教育均等化和人人享有基本卫生服务等社会投资类项目上,从而增强国家认同以及治理能力。同时,其他政策领域要有所收缩,或者应把大多数相关职能委托给地方政府或市场。

张文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印度洋是世界海权的中心,是西方海权国家意欲绝对控制的海域。对于中国而言,要充分发挥传统的陆权优势和独特的海权优势,一方面把经营大西部作为对内稳定华中地区和对外谋划印度洋的战略基地,另一方面有必要根据印度洋的地缘政治新特点,将以印度为中心、面向印度洋的“一点一面”战略改为“三点一面”的印度洋战略:“一面”仍是印度洋,“三点”是缅甸、印度和伊朗三个战略支点。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

吴金铎

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特朗普在经济和政治及外交上的“毁约精神”,与其说是他不按理出牌的一种交易策略,还不如说他在运用压力测试,试探各博弈方及市场反应。若其他博弈方和市场如他所预期的具有韧性能够接受最坏的结果并消化风险,那么他将执行毁约后的策略。反之,则执行变脸前的策略。

易富贤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员,知名人口学者,著有《大国空巢》

近年来,中国屡次改革生育政策,但生育率的增加远低于预期。参照发达国家经验,社会福利机制的完善将有助于生育率的稳定,但难以持续,尤其是老龄化后的社会化养老将反致离婚率的升高及儿童福利的压缩,从而进一步降低生育意愿。长期的计划生育已经改变了中国人的生育观念,伴随低生育率的人口结构恶化,必将导致发展乏力和文明衰落,由此需要在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文化等各领域开展大刀阔斧的改革,以期力挽狂澜。

马晓河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曾任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是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改革——特别是农业农村改革的推动者之一

40年发展成就为未来中国实现全面现代化,走强国富民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站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起点上,围绕不同阶段的目标,需要完成不同的历史任务,也需要采取不同的推进方式和改革举措。特别是,当前的改革不能再零散推进,而应紧紧围绕发展目标,进行配套改革,整体推进。

李迅雷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

自去年以来,不少大城市纷纷降低落户门槛,大学本科、大专甚至中专学历的都可以落户。尤其是最近天津推出的“海河英才”人才行动计划,把“抢人大战”推向了高潮。观察发现,加入抢人行列的多为省会城市甚至直辖市,集中了各种社会福利和文化教育、医疗卫生资源,为何还要抢人呢?

施一公

西湖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施一公

我们对西湖大学的定位是三点:小而精、高起点、有限学科,我们不希望西湖大学大,希望在十年之后西湖大学有300位教师,基本达到加州理工的规模。我们希望西湖大学建校之初以培养博士生为主,聚焦科学技术,发挥世界级教授的作用,培养优秀的拔尖创新人才,我们希望在五到十年之后,一大批杰出的青年科学家可以在西湖大学产生,一批世界级的科研成果会在西湖大学诞生。

李海滨

教育学博士,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

我国的幼儿教育在很多环节都有所欠缺,主要体现在教育投入不足、教育资源严重缺乏(特别是低龄幼儿入园需求的资源)。其次,办园水平低,师资队伍不健全,大部分在园幼儿享受不到相对优质的资源。伴随着“二孩”政策的放开,托儿服务已经成为当前民众关心的热点问题。解决托儿问题,在实现更高水平且惠及全民的公平优质教育的同时,也将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高生育率。

渠敬东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传统中国围绕着封建制与郡县制的辩证关系而展开。封建一方面以宗法、丧服、宗庙等礼制,以亲亲、尊尊的差等秩序为原则,确立了君统与宗统之间的逻辑关联,另一方面则以天命的神圣观,确立了君民之间的自然天养的普遍法则,使民彝与民生成为了根本的治理基础。郡县则强调战国以来的历史势变,革除了封建制各私其土的乱政之源,反而开创了一个“公天下”的世界,确立了一种超国家形态的帝国政制体系。封建与郡县之辨,在观念和经验双重面向上构成了真正的历史。

贺力平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发生了一些深刻变化,这些变化与经济全球化的演变有着密切关系。主要大国经济规模的相对变化、经济政策的调整,以及新技术进步等因素都使得当今的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以各国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仍然在继续,但是各国参与的方式方法正在发生一些重要变化。

范恒山

经济学家、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

治国理政涉及到多个方面,需要平衡好各方面的关系。其中,最重要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是其他各种关系的基础。平衡好政府与市场是改革的核心,具有方向的性质。发挥好市场的作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改革的当然前提和必然方向。发挥政府作用,目的就是要弥补市场自主运行的不足,解决市场机制造成的“失误”和“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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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近日考察时指出:“要大力促进农民增加收入,不要平均数掩盖了大多数,要看大多数农民收入水平是否得到提高。”说一千、道一万,解决三农问题关键看农民收入。其中,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是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方式。从2017年开始,国内力争用3年左右时间,到2019年底完成集体资产确权,开展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
美国商务部6月20日宣布,经美国本土企业申请,中国、日本、瑞典、比利时以及德国的42种钢铁制品可获得高额关税豁免权;同时驳回了56种钢铁制品豁免关税的请求。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表示,美国政府已收到2万余件请求豁免钢铁制品高额关税的申请。此前美国在关税问题上意外主动“示好”,显示美国的态度有所松动。
国内近年的产融结合成为热点,部门、地方和企业都愿意推动。财政部金融司司长王毅称,我国中央企业同样热衷投资金融。截至2017年8月,国资委监管的101家中央企业中,有三分之二以上都在开展金融业务,有一半左右把金融纳入业务板块,有23家至少控股一家金融机构。很显然,央企是国内产融结合的急先锋。
美国与欧盟在贸易关系上的纷争,为美国与欧盟的关系增加了新的分歧。在一系列修复关系的尝试失败后,欧盟开始考虑如何“把欧洲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正在美国访问的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6月19日说,欧美关系正遭受冲击,带来的损伤“可能无法修补”,他敦促美国政府不要把世界视为“人人对打的拳击台”。
虽然多次出售外汇掉期合约,仍未能彻底阻止巴西本币雷亚尔的跌势,巴西央行终于“认输”了。巴西央行行长Ilan Goldfajn表示,只要外汇市场和利率市场有需要,央行就会确保流动性足够充裕,甚至不惜动用外汇储备。但如果巴西拍卖的外汇掉期合约以美元结算,可能根本没有足够的美元来满足兑换需求。换句话说,巴西央行可能无力偿还。
欧盟商会最新发布调查报告,受访在华欧洲企业在2017年均有较良好的财务表现,但也有企业抱怨中国的网络使用环境不便,近6成企业希望中国更好地进行市场开放。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称,欧洲在华企业表达了一些关切,如法律法规透明度、执法一致性、市场准入、投资限制等问题。高峰称,我们将继续努力,不断提高投资便利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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