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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彭希哲

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复旦大学(Fudan University),简称“复旦”,位于中国上海,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中央直管副部级建制,位列211工程、985工程,入选双一流、“珠峰计划”、“111计划”、“2011计划”、“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为“九校联盟”成员、中国大学校长联谊会成员、东亚研究型大学协会成员、环太平洋大学协会成员、21世纪大学协会成员,是一所综合性研究型的全国重点大学。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也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作为人口结构发展变化的不可逆转的趋势,老龄化同全球化、城镇化、工业化、现代化等一起成为重塑世界格局的重要力量。无论对世界或是中国,人口老龄化既带来巨大的挑战,也带来难得的发展机遇,中国作为历史发展悠久的大国,面对汹涌澎湃的银发浪潮,既要虚心学习先期老龄化国家的发展经验,更须结合本国国情、世情、社情、人情探索有中国特色的人口老龄化应对战略与方案。

一、人口老龄化正在成为人类社会的常态

21世纪是全球人口老龄化的时代,继法国1865年第一个进入人口老龄化国家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陆续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本世纪以来,大批发展中国家纷纷加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据统计,2010年全球人口老龄化国家为76个,预计2050年将增至157个。其中,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最快,老年人口规模最大,面临的挑战最为艰巨。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达到2.3亿,占总人口的16.7%。

人口老龄化正在成为人类社会的常态。人口老龄化首先是一种人口现象,是一个社会中老年人口数量及比重提高的过程。人口老龄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和重要成就,是人类发展的规律,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老龄化将在各个国家和地区发生,差别只是出现的早晚与进程的快慢。与世界其他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国家相比,中国人口老龄化呈现绝对规模大、发展速度快、高龄化显著、发展不均衡和波动幅度大等特征。据预测,本世纪中叶,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4.5亿,其中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将达到一亿,相当于届时发达国家高龄老年人口的总和。

二、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基本判定

1.中国正处于人口老龄化的急速发展期,“未备先老”是其核心问题。2015-2050年间,中国老年(60+)人口总量将从2.2亿激增至4.3亿左右,之后的老龄化速度有所放缓,进入所谓“高位平台期”,至2100年老年人口比例仍将维持在30%左右的高水平。在这一过程中,2015-2035年是老龄化增速最快、波动最大的时期,也是未来社会抚养比相对较低、老年人口结构相对最年轻的时期,尤其2017-2021年还将出现暂时的“底部老龄化”和“顶部老龄化”同时弱化现象,应对老龄社会的战略和战术储备应在此期间完成。从目前来看,影响这一目标实现的主要障碍不是“未富先老”,而是“未备先老”,现有制度安排对这些变化仍缺乏结构化和系统性的反应及适应。

张文显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著有《当代西方法哲学》等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学原理与全面依法治国和建设法治中国实践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十九大报告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创新发展了习近平法治思想,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又一次飞跃。

秦前红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珞珈特聘教授,《法学评论》主编,武汉大学学术委员会社会科学学部分委员会委员,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港澳基本法研究会副会长等。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近来我国政治领域展开的一项重大改革,可谓是搅动了政治改革的“一池春水”,既重新配置了国家权力,形成新的民主结构,又重构了国家反腐败体制,织就了一张覆盖所有公职人员的法网。这可以说是一种根本性的宪制变迁,作为一项重大的政治改革,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之关键正是宪法设计。如何进行宪法设计?这需要有宪法工程的思路,它是一种在立宪基本价值之下面向现实的研究取向。

许烺光

曾留学英国伦敦大学,获博士学位,后回到中国从事实地调查和研究,1947年执教于美国西北大学人类学系,1977年—1978年当选为美国人类学协会主席

中国工业化的失败应更多地归咎于相互依赖的文化模式。相互依赖的生活方式不仅多多少少削弱了资本积累,同时也抑制了中国人探索未知世界、尝试新事物的冒险精神。

丁学良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研究领域:转型社会、比较发展和全球化,著有《中国模式:赞成与反对》等

俄方没有意识到,这个乱糟糟的系统也有它极强劲的几条经脉,一旦遭受有力刺激,反弹起来也异常凌厉。正在展开的“通俄案”检控,提供了深刻认识美国体制的鲜活实例,一切与美国体制打交道的人,都不可忽视。

郑姝莉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博士生

随着国内电子商务业的繁荣,节日营销越来越被资本家视为再生产资本的重要工具。借助完善的营销体系,利用消费者的消费心理,淘宝、天猫等电商成功地将光棍节塑造成了购物节。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结构中的消费主义理念一方面消解着光棍节传统,另一方面又在重新解释或者说重构着新的购物节文化。虽然消费者的自我能动性塑造了购物的狂欢快乐感,但电商资本及消费主义结构性因素仍占主导。

蔡昌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税收筹划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

电子商务快捷性、隐匿性、无纸化的特点,造成从税收源泉扣缴的控管手段失灵,客观上促成了纳税人不遵从税法的随意性,加之税收征管技术严重滞后和系统法律法规匮乏,最终出现电子商务税收征管的真空地带。当然,电子商务税收流失主要因为电商行为主体采用税收不遵从手段违反税收法律,将税款据为己有。因此,电商税收流失也可归因为税收征管制度不能适应新型商业模式的转变,是税务登记、纳税申报、税收监管等税收管理手段相对落后造成的。

陈剑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研究员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意味着必须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解决市场经济发展中的问题,通过立法、执法和司法以及法律服务调整经济关系、规范经济行为、维护经济秩序、推动经济发展,使市场经济在法治的轨道上健康有序发展。换言之,要用法律来规范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等的行为,保障市场经济高效运行、健康发展。

白建军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研究领域:法律实证分析方法、犯罪学、刑法学、金融犯罪,著有《证券欺诈及对策》等

裁判预测是基于法律规定及大量以往案件信息与法律后果之间关系的科学分析,对未决案件法律后果的一种或然性推测。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加入,使真正意义上的裁判预测成为可能。但是,法律上的裁判预测毕竟有其特殊性。真正让人担心的并非人工智能取代律师、法官的职业。

孙昊哲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

尹少成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仲裁较之协调、调解、复议和诉讼等PPP纠纷解决方式,具有自身的独特优势,能够较好地保证PPP纠纷解决对专业性、公正性、保密和高效的要求,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打消社会资本对PPP纠纷解决的顾虑。未来应当努力发挥仲裁作为PPP纠纷解决主渠道的作用,以破解现存的PPP纠纷解决机制困境,推动PPP事业良性发展。

郑戈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研究领域:法理学、宪法、行政法和刑事司法,著有《西方法律思想史》等

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不仅仅是一个科学技术领域的新现象,它正在迅速改变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社会交往模式和政治-法律结构。起源于农业社会(无论是古罗马还是亨利二世时代的英国)的“现代”法律体系,能否成功应对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新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能否在人工智能时代继续维持秩序与变革、守护与创新、价值与事实之间的动态平衡,这是今天的法律人所必须面对的紧迫问题。

苏勇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企业管理创新、东方管理、品牌策略与消费者行为等,著有《现代组织行为学》等

企业家是社会中的优秀群体,他们具有极强的创新特质、资源整合能力和拼搏精神,能够敏锐地感知社会发展趋势和消费者未来需求,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可或缺和不可替代的。

杨红英

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教授

何云峰

上海师范大学知识与价值科学研究所所长,研究领域:城市与社会管理、认识论、文化哲学以及教育心理学等,著有《简单性原则——知识增长的道路》等

根据全球化智库与智联招聘近日联合发布的《2017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显示,近50%的“海归”初次就业税后月收入低于6000元。随着越来越多的海外人才回归国内创新创业,我们应该对这一日渐庞大的群体给予更多关注,为其创造更优质的人才发展空间。

陆磊

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

中国面临最大的“灰犀牛”是经济波动和金融市场波动。资本市场之所以会波动,主要涉及到心理因素和行为金融学,这也是“灰犀牛”产生的一个原因。“灰犀牛”之所以存在的第二个原因是,“灰犀牛”会衍生“灰犀牛”。今天中国所面临的经济下行压力,就是治理金融危机必须要承担的成本。换句话说,治理掉一个“灰犀牛”,就将面临另外一个“灰犀牛”。第三个原因是,视而不见的存在性及其现实可能性。

尼尔·弗格森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编译:熊一舟

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连接得更加紧密,这已经是一个公认的事实。人们曾认为,地球上每个人最多通过五个中间人就能认识任何一个陌生人,这就是著名的六度分隔理论。今天,脸书用户甚至只需通过3.57个中间人就可以达到这一目的。然而,这也许并非完全是件好事。

陈功

安邦咨询创始合伙人、首席研究员、博士后导师、著名智库学者,中国信息分析学科的著名权威专家,为中国的信息分析学科奠定了扎实的实证理论基础,著有《分析的艺术》《信息分析的核心》等

对于房地产,不能总站在一个狭隘的空间里面去看问题,对于这样的宏观产业,如果用普通产业的标准和尺度去衡量,让其自由发展,未免太幼稚了。普通产业最多就是一个产业的兴衰,宏观产业则是一个国家的兴亡,随便讲几句话很轻松,但谁负得了这个责任?现在看来,能够让房地产稳下来,就已经相当不错了,这总比让市场大跌要好得多吧。

丁学良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研究领域:转型社会、比较发展和全球化,著有《中国模式:赞成与反对》等

一个制度的合理性,常常难以从这个制度本身来孤立的评价,而要把它放在多个相关的制度之间作评价。我本人所作的研究,就没有什么直接的市场效应,从个人角度出发,不太希望看到待遇拉得太大。但是我又认识到,待遇完全持平的状况是维持不下去的,要使拉开不至于超出合理的范围,还需要其他许多制度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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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政府前顾问班农日前谈到中国的五大“雄心”,包括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5G网络、金融技术和人民币国际化。从他的观点看,中国已成为美国维持全球优势地位的最大的对手和挑战者,他对中国的关注点,显示了美国对中国的主要担心,但同时也显示出中国未来在国际竞争中的发力点所在。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拟最快于今年底前,在内地市场推出外汇即期撮合交易。初期外汇交易中心将向人民币外汇即期的造市商及尝试造市机构,开放人民币兑美元即期撮合交易,之后会视情况逐步扩大至所有即期交易会员。该模式的优势在于提高交易效率,减少不规范的交易行为,有利于实施交易策略及展示更丰富的行情信息。
中国IC业发展的难题主要在人才不足。2017年,中国IC从业人员约14万人,创造收入1946亿元,人均产值139万元。据计算,如果维持前述人均产值,实现2020年设计行业销售总额达到3500亿元的产值目标,至少需28万从业人员,但国内高校2020年前累计能培养的毕业生总数不超过8万人,将出现6万人以上的缺口。
“全球同步复苏”已成共识,不过,发达国家三季度经济放缓,弱化了全球复苏态势。经合组织(OECD)表示,OECD国家第三季度GDP从今年第二季度的0.8%放缓至0.6%。G7国家中,日本、法国、美国“拖了后腿”。日本GDP季环比增速,从二季度的0.6%放缓至三季度的0.3%,降幅最大;法国、美国也相应有轻微降幅。
《南华早报》日前报道,万达计划出售海外多项资产。尽管万达出面否认此事,但仍反映出万达当前资金紧张的现实处境。在安邦咨询看来,在当前形势下,甩卖海外资产对万达而言并非最佳策略。万达应该考虑引入国家资本,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造,以显著增强企业信用。这样做,于国、于市场、于万达都有好处。
美联储主席耶伦21日向美国总统特朗普递交辞呈。71岁的耶伦担任美联储主席的职务于2018年2月份任期届满,但她仍然有资格担任美联储理事直至2024年。要指出的是,耶伦辞去美联储主席不是新闻,但耶伦提前6年辞去理事职务值得关注,显示出她去意已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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