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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主要兴趣或研究领域为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转型和社会正义;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比较中央地方关系;中国政治。著有《大趋势:中国下一步》《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中国和新世界秩序》等

历史地看,在世界范围内,人类社会的整体道德会随着经济发展、个人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古人孟子的“有恒产者有恒心”和管子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等都是普遍而永恒的真理。

近代工业文明开始以来,人类道德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前道德的根源在于宗教,近代以来,国家也开始有能力通过经济社会发展和制度建设,来干预(增进或者阻碍)人类道德的产生和发展。工商业文明一个显著的特点在于“计算”(“推理”)之上的理性,因为通过理性才会在最大程度上获得财富。同时,经济发展和财富的积累为社会整体教育水平的普及和提高、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人均寿命的增加等提供了物质条件。

工商业文明的另一个特点,在于人们从农业文明之下的互不关联“个体劳动”脱离出来,走向了公共空间(市场、工厂、社区等)的互为关联的“集体劳动”,人们在公共空间交往和生活,公共空间的扩展也产生了对公共品的要求,同时也发展出公共道德规范。近代以来政府在社会经济各方面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主要是为了提供足够的公共品。随着公共(集体)空间的增加和公共品的供给,社会整体道德水平也随之提高;或者说,总体来说,社会整体上变得更加合乎道德了。

总体上说,这些经济增长和道德发展之间的关联,也发生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随着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过去由连续不断的社会政治运动(阶级斗争)和短缺经济所造成的总体不道德情况已经完全改观。大多数人已经过上了体面的生活或者小康生活,规模性的饿死、病死、累死现象大大减少,甚至消失。

尽管也有人怀念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准,但应当说那种道德仍然属于原始和朴素的道德状况,是农业文明的反映,甚至是特殊政治条件下形成的集体政治压力下的道德。随着工商业文明的到来以及政治环境的开放和多元化,农业社会的道德以及政治性道德变得不可持续,道德领域的巨变是必然的。

不过,随着社会整体道德环境的提升,个体道德不仅没有提升,反而出现了巨大的问题,处于下沉甚至解体过程之中。也就是说,整体社会的“趋善”环境,没有能够转化成为个体层面的道德提升。那种在很多发达社会所见到的理性、开放、进步、容忍、文明、平和、简单等行为方式并没有出现。很多人变得为了自己的一点点利益而不择手段。

有学者认为,今天的人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但实际上,在很多场合,人们并不精致,而是赤裸裸的利己主义。损人利已,为了达到目标可以不择手段,目标证明手段正确。在政治领域,人们一直把这种行为称之为“马基雅维利主义”。不过,“马基雅维里主义”指的是君主为了达到远大的目标(例如国家的统一),可以不惜一切手段。马基雅维里主义显然也适用于今天的个体。这种手段用过了头,结果便是损人不利已:自己做不了,也不让人家做;自己成功无望,也要阻止人家成功。道德的概念变得如此廉价,以至于一些人认为道德和人类社会发展已经不相关了。

杨建顺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是不可以独立适用、更不可以随意套用的不确定法律概念。该要件的适用需要跟其他要件相结合,并且只有在进行过程性裁量判断的基础上才能完成合乎目的性的统制。结合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关于诚实守信的阐述,“因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其他法定事由需要撤回或者变更行政决定的,应当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可以将这里的“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理解为广义上的公共利益,是在对各相关利益进行综合衡量判断基础上所确认和实现的公共利益。

杨华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乡村振兴与新农村建设有着本质区别。乡村振兴的基本单元应该定位在都市之外的县域范围, 包括县城、集镇与村庄的统一体。乡村振兴不是村庄振兴, 它本质上是县域的全面振兴。以县域为基本单元的乡村振兴, 既能实现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同步发展, 又能协调基础建设与全面振兴的辩证关系, 还契合了农民渐进城镇化和半城镇化的特点, 能够在人与资源上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沈恒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第一研究室主任 研究员

我国制造业规模庞大、体系完备,但大而不强问题突出。尤其是传统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生产管理效率较低。在我国制造业低成本优势逐步减弱的背景下,必须着力提高产品品质和生产管理效率,重塑竞争优势,数字化转型正是提升制造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当前,需更好顺应数字经济发展趋势,解决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进程中的难点问题,切实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金辉

高质量经济发展决定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未来,而高水平金融开放有利于实现高质量经济发展。更高水平的金融开放有助于提高国内经济效率和金融效率,也对世界产生积极影响;强化国内外经济金融联系,提高国内企业和机构的风险管理水平和抗风险能力;增强经济发展的包容性,实现中国经济惠及更多国内和国际民众的目标。

刘世锦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

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必须回答的五个问题:第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巨大成就依靠的是什么?第二,中国是要建设一个低标准、不完善的市场经济,还是要建设一个高标准、高水平、高质量的市场经济?第三,在建设高标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面对诸多焦点和难点问题,是别人要我们改,还是我们自己主动要改?第四,是通过把中国特色和市场经济相互融合,增强我国的竞争优势,还是把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过渡性的、应被改掉的那些东西当成体制优势?第五,在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的竞争中,中国只是当一个后来者,还是要走到前边当引领者?

张建新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

特朗普政府在全球范围挑起了包括针对主要贸易伙伴的钢铝关税战和汽车关税战及对中国的全面贸易战。特朗普企图一劳永逸地解决美国经济长期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结果可能适得其反。如果形势无法扭转,由于中国、欧盟、加拿大、墨西哥和俄罗斯等国家纷纷对美国采取报复措施,尽管对特朗普的政治杀伤力有限,但美国将付出高昂的政治经济成本。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严重受损,为了规避高关税壁垒,制造业可能继续向海外转移,美国将损失大量就业岗位。

李友梅

上海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第一副院长、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代表作品有《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乡土文化转型》等

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中,市场机制在调节“秩序与活力”的关系平衡时,虽然激发了社会活力,推动了经济发展,但由于市场逻辑快速渗透于社会生活领域,又带出一些始料未及的诸如发展不均衡、社会不平等、民众生活预期不稳等新问题。而且这些新问题比以往更加复杂,对“秩序与活力”的平衡带来了更大挑战。因此,推进“社区服务”成为国家民政部当时的重要工作。

张华

广西民族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吴月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

与经济纠纷相比,私营企业主更少选择跟管理部门打管理纠纷官司;当前拥有政治资本的企业家会更倾向于以组织内途径解决管理纠纷,而没有政治参与的“下海”官员更倾向于以个体途径及法律途径解决经济纠纷,甚至采取反抗的途径解决管理纠纷;在控制了企业规模和教育程度后,影响私营企业主运用法律途径解决经济纠纷的并非政治资本,而是主观认同和过去的经历。

胡凤乔

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叶杰

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政商关系的发展会受到时代背景、制度环境的影响,相关研究也会形成不同的学术话语体系。在新时代的呼唤下,政商关系产生了新内涵,政商关系研究也需要在反思的基础上引入新思路和新研究范式。目前,新型政商关系研究方兴未艾,研究者致力于围绕“如何理解政商关系”、“新型政商关系有何新意”以及“应该如何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等三大核心问题展开研究。

佘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研究员

单大圣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办公厅副研究员

农村教育在教育事业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经过70年的努力,农村教育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带动了教育水平和全民族素质的整体提升。面向未来,农村教育发展将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必须适应国家现代化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需求,推动农村教育迈向更高水平。具体的思路与建议包括:继续巩固提高农村教育普及水平;对农村教育实行补偿性政策;以更大的力度建设乡村教师队伍;解决好城镇化过程中的政策难点问题;推动农村教育多样化发展。

陈道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2019年我国经济运行较为复杂,面临大量的挑战。我国的经济管理从来都是在平衡发展、改革和稳定中采取多维度的政策组合,宏观调控政策只是众多政策组合中的一类。宏观调控政策既需要在经济管理的框架中统筹把握,也需要根据我国的国情做好政策间的配合和协调。

王永钦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金融是一种国家能力。如果国家的制度,尤其是法律,较为完备的话,金融体系就通过层层抵押,运用杠杆,低成本地撬动其他国家的资源。但如果法律制度不健全,一个国家的金融发展就会受影响。中国应该不失时机地抓住历史机遇,健全法治体系(目前在上海试点的金融法院就是很好的开端),为金融体系的完善奠定制度基础。

杜明军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我国目前环境污染规模、程度及与国际的巨大差距,在相当大程度上表明区域污染防治制度体系的实施效率、效果与构建设计初衷、社会期许存在差距。特别是公众感受到的与公布的环境质量数据仍有差距,反映了环境污染的顽固性与治理的长期性,隐含着污染防治的内在复杂性,污染防治手段的单一化作用无法适应生态环保形势的动态性变化。因此,急需提升污染防治制度体系的系统性、综合性,加强系列配套建设。

董登新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教授

经统计发现,科创板IPO市盈率明显超过了同行业平均市盈率。除高股价和高市盈率之外,科创板IPO也出现了超募现象。为此,有个别媒体及少数股评人士认为,科创板出现“新股三高”现象是极不正常的,他们建议并要求监管层出面干预、实施必要的行政管制。实际上,这样的观点、这样的建议,是十分危险、有害的,它会直接扼杀科创板和注册制,并扭曲科创板设立及注册制试点的初衷,甚至有可能将科创板变成第二个创业板或主板。

王业强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土地经济与不动产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中部地区已经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仍然面临着区域经济一体化挑战、内陆经济开放性不足、现代农业基地产业升级压力、生态文明建设与传统发展理念相冲突等挑战。中部各省应立足省情、抢抓国家重大发展战略调整给中部带来的历史性机遇,坚定不移地推进中部绿色崛起。

盛朝迅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所研究员

纵观世界近现代经济发展史,工业化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建成了体系完整、产能巨大的工业体系,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成功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推进深度工业化,推动我国工业化向更高水平迈进,是新时代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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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全国撤县设区已达100多个,90%集中在最近几年,大多集中在东南沿海,多个城市已成为“无县市”。预计撤县设区的趋势将持续到2030年,新增6000万城镇人口。不过,强大的县域经济是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撑,和谐的县域社会也是中国社会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振兴也需要有繁荣的县域经济建立城乡之间的连结。因此,撤县设区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城镇化路径。
从开市首日表现来看,科创板可谓火爆异常。截至收盘,25家公司首日平均涨幅约140%、平均换手率约77%、成交额合计逾480亿元,更是创造了逾百位亿万富翁。但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带动A股同时走牛,国内主要股指跌幅都超过了1%。从长期来看,科创板的示范效应还有待于进一步发挥。
在当前经济仍然面临下行压力的背景下,确保2万亿减税降费政策切实落地,是下半年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方面。但财政减收势必会对预算安排的支出造成一定影响,部分支出可能被压减,部分支出可能要延后。加上地方经济转型升级、减量发展等,都会影响地方财政收入增长,未来可能有更多省市会调低预算目标。
包括华尔街日报、CNBC等美国主流媒体预测称,从美元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撤出的国际资金正在强劲的流入中国市场。世界经济驱动因素中最重要的三个变量中,美欧经济增长动力趋弱,而中国仍将是稳定全球增长的关键因素,换句话说,现在的全球经济仍为比差逻辑,比差逻辑下中国占优,资本回流利好中国。
虽然上周央行公开市场累计实现净投放4715亿元,可银行间市场资金价格并未随之回落。资金利率已从历史低位极短时间内攀升至历史高位区间,后续来看资金利率继续上行可能性很小,预计价格将逐渐回落。大量的公开市场到期资金必然会对市场流动性造成一定冲击,市场也关注央行将如何操作。
消息人士表示,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将主持一项会议,与半导体和软件企业高管讨论美国禁止本国企业向华为销售产品的问题,美国财长姆努钦也将出席这次会议。但华为创始人兼总裁任正非近日强调华为不需要依赖美国公司生存。他表示,特朗普希望将华为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但中国似乎不会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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