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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徐明棋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上海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

世界经济研究所以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两大学科为主轴,将世界经济研究与国际关系研究、国际问题研究与国内问题研究相结合,注重研究的综合性、整体性,提高研究成果的前瞻性、战略性和理论性。在已经形成的理论研究、对策研究及动态研究相结合的基础上,强化中长期战略研究和基础理论研究,形成了一批跨学科研究的突破性成果。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10月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成为世界瞩目的最重要合作机制。将近四年来,这一倡议得到了全球越来越广泛的认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基础设施、贸易投资方面的合作也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今年5月份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进一步积聚了国际社会的共识,对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构建利益共同和命运共同体更具有里程碑意义。

“一带一路”建设倡的目标是要实现沿线国家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政策沟通、民心相通。在这“五通”中,资金融通处于核心地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合作对推动资金融通更是关键的环节,既具有广阔的前景,也面临一定挑战。推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合作意义重大。

一、金融合作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占据核心地位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发展中国家占多数,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要致富先修路”,以中国的发展经验看,改善互联互通基础设施要先行,因此建设公路、铁路、桥梁、港口以及发达的电子通讯网络和金融网络等软硬设施是这些国家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最紧迫的需求。但是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往往规模大,回报率低、回报周期长,这使得国际商业性资金进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相当有限。因此,如何解决基础设施融资的资金缺口,提供合适融资渠道和资金,就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

贸易扩大也需要提供贸易融资、货运保险以及顺畅的贸易清算渠道。大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体系不够发达,金融机构也不够完善,动员金融资源和配置资源的能力相对不足。因此这些国家普遍缺乏金融基础设施,也不能满足其他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和拓展贸易的资金需求。国际金融合作就成为打通贸易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瓶颈的重要手段。

亚洲和太平洋区域总体并不缺乏资金,本地区储蓄率高,金融资源丰富,但是由于金融体系相对不发达,很多国家的储蓄资源未能通过有效率的金融体系将储蓄资源导入至实体经济建设中,很多资源被转移至国外,被西方的跨国银行所利用,成为他们在全球投资的资源。仅在2011年,亚洲的储蓄中就有5.6万亿美元被用于区外的投资。最近,特朗普可能要采取的减税以及美联储可能削减资产负债表等举措,更是刺激了一波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资金流出。

范忠信

杭州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中国近代法制转型、中国法理学说史、中西法律文化比较、台湾法及两岸关系法律问题,著有《一国两法与跨世纪的中国》等

移植的法制悖逆民族伦理或民族精神的事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即使是“反封建”的立法也应该考虑民族大众的心理,考虑立法的可行性或可接受性,考虑民族伦理或民族精神在该具体民事关系上的轻重厚薄判断。

张蕴岭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学部委员,著有《世界经济中的相互依赖关系》等

东盟50年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取得进步的过程,它所创建的“东盟方式”有别于欧美的思维方式和制度设计,体现了亚洲的思想、文化精神,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赵晨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在后冷战时代的世界舞台上,欧盟的外交政策常被认为充满着“理想主义”色彩这主要源于欧盟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ism)理念,即人类的福祉不是由地理方位或文化区域决定的,国家、种族或是别的区别不应成为那些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的权利和义务的限制,所有人都应受到平等对待和尊重。

刘鸣

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常务副所长、博士生导师,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室主任,朝鲜半岛研究中心主任。其主要研究方向是国际关系理论、美国对东亚国家的政策、朝鲜半岛安全及其与周边大国关系。

我们低估了朝鲜发展核武的决心。六方会谈成果不大的症结,在于朝鲜实际不愿意通过这种会谈来解决问题。朝鲜只是通过外交行动,释放外交烟雾弹迷惑中国、美国和其他国家,掩盖了其继续发展核武器的计划。即使在六方会谈期间,朝鲜要发展核武器的目的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只是考虑到外界压力,特别是考虑到中国对它的一些压力,也考虑到發展核武器可能需要更长时间,它需要一定的外交缓冲。

王亚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在我国服装企业经营业绩遇冷的大环境下,海澜之家却逆市上扬,在这样的背景下,探讨海澜之家的“突围”之道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主要从商业模式,产品、服务与终端建设,品牌推广等三个方面,解读海澜之家的创新与“突围”之道,希望能为我国服装企业提供一些借鉴和思考。

马爱平

上海市人民政府政策研究发展中心博士后

“法不禁止皆自由”拓展了权利,具有宪法学意义,但《宪法》地位不明。本文以负面清单为例,运用诠释学方法,明确负面清单的“法不禁止皆自由”的构成要素包括禁止“什么”、“谁”自由、“何种”自由,理论前提,其局限性包括“禁止”的验证标准模糊和不确定性,“禁止”的程序性或形式性问题,自由存在内在权利界限,外在环境限制,文章借助利益、价值分析的价值衡量工具,探讨“法不禁止皆自由”的宪法地位。

刘群艺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博士,副教授

实际上,日本与欧盟早在2013年3月就开始了贸易谈判,但其谈判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欧盟方面都无优先度。日本自然最想推进的还是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而欧盟则更为关心TTI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可以说是美国新政府贸易政策的转向,将原本不被看好的日欧EPA推到了谈判双方的桌面上。

朱晓中

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虽然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开展全面合作在先,“一带一路”这个战略倡议提出在后,但中东欧国家无一例外地都在“一带一路”建设的框架内,我们既有了“16+1”的合作框架,又有了“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框架,我们今后在同中东欧国家合作的过程中,到底应该在哪一个框架内开展呢?我们知道,欧盟反对“16+1合作”,所以我们不在有关“一带一路”建设的公开场合下称“16+1合作”为我们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当中的合作机制。如果我们在“16+1合作”上能够取得成功,它对未来中国“一带一路”建设会是一个经验性样板。

赵纪周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在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的情况下,探讨欧洲形势对国际格局的影响,需要在国际格局的视野下敏锐观察、深入剖析欧洲政治风向的变动以及欧盟外交战略的调整等,对于中欧关系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徐晏卓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欧盟内部成员国对英国脱欧面临两难抉择,而不同国家之间的安全防务优先不同更加剧了这一抉择的复杂性。一方面,欧盟国家希望采取强硬政策慑止其他国家步英国后尘;另一方面,从实用主义角度这些国家又不可能摒弃英国这个重要的安全防务伙伴。对于欧盟以外国家脱欧对其安全防务造成的影响不大,其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加强与英国和欧盟国家的双边合作,在英国与欧盟之间找到平衡点。

曾令良

生前为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奖励计划”特聘教授,欧洲联盟让-莫内讲座教授,WTO争端解决机构专家

朝鲜核试验的非法性与联合国安理会第1718(2006)号决议的合法性,在国际法律依据上具有同源性。虽然在禁止核试验和不扩散核武器这一专门领域已经制定了多项条约,但是这些最直接的特殊法都难以用来作为证明朝鲜核试验之非法性的法律依据。根据国际法院确立的“公开”和“意图”标准,六方《联合声明》作为证实朝鲜核试验为违法行为的法律依据也似乎显得牵强。

蒋建湘

中南大学法学院教授,研究领域:民商法、经济法

李依伦

中南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领域:民商法

从国企治理本质看,公司章程在党组织参与国企治理中的作用至关重要。不过,我国国企公司章程在党组织参与治理中的作用一直没有受到重视,有必要通过立法对其予以突出。党组织对国企治理的参与,关键在于正当和有效。

戴斯福

自由撰稿人

近日来,美国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因拆除罗伯特·李将军的雕像而引发的暴力流血事件,使得美国的种族主义问题再次浮出水面,也让很多美国人对南北战争的真正起因、结果、及其对现代美国的影响进行了又一次的反思。在南北战争结束了150多年后,美国人到底是如何看待南北战争的呢?支持和反对“拆像”的人分歧究竟又在哪里呢?

顾骏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研究领域:古典社会学理论、中国—犹太文化比较研究,著有《人·仁·众:人与人的智慧》等

人工智能的诞生意味着地球进入“二元智能时代”。以中国传统哲学范畴观之,人工智能近于“体”而非“用”,“道”而非“器”,“天”而非“人”。人类未必能预见人工智能的终极效应,人工智能并非简单模拟人类智能,通过“单项能力”的拓展和整合,最终超越人类智能是可能的。人工智能缺乏非理性思维能力未必是弱势,没有自我意识反有可能带来合作优势。

徐忠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国金融学会秘书长,《金融研究》杂志主编。

近期,部分城市相继推出租售并举、租购同权、共有产权住房以及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可以进入租赁市场等试点工作,这些探索对于抑制房价过快上涨有一定的作用,但依然属于辅助性政策,仍需要从根本上解决房地产市场的结构性体制性问题

施晓光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研究领域:高等教育原理、比较高等教育、外国高等教育史

在现代大学组织,两种按照不同逻辑运行和存在的权力,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对大学组织施加影响和压力,并由此形成了科层制和学院制两种不同的治理模式和组织文化。那么,哪种模式是大学治理的主导力量,哪种权力文化更有利于大学组织的发展和目标实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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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国务院重新强调企业家作用,提出依法保护企业家财产权、依法保护企业家创新权益、依法保护企业家自主经营权,要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作出贡献。从十八大到十九大,中国的发展从“破”到“立”,要“立”好,核心是发展经济。中央重新强调企业家群体,这是“撸起袖子加油干”的战前动员。
标普对中国市场的评级“炸弹”开始连续引爆。9月25日,标普再度出手,下调了包括中国移动、中石油、中石化在内的21家央企和基建实体的信用评级,评级展望为稳定。标普称,21家企业中的绝大多数企业获得中央政府特别支持的可能性极高,使其信用评级跟随中国主权评级变动。标普比穆迪出手更快,下手也更“狠”。
9月欧元区经济持续向好,欧元区9月的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初步估算达到56.7,为四个月以来最高点。欧元区今年第三季度的增长率预期将达到两年来最高水平。欧洲央行已将2017年经济增长预期上调至2.2%,同时可能在10月缩减量化宽松规模。有市场研究机构认为,欧元区经济已达到“爆发”程度。
在保险业被认为滥用监管权和审批权的背景下,保险监管的公信力急需重塑。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强调,今后保险业绝不允许再出现所谓“特殊公司”。保险监管面临的问题在证券市场和银行市场同样存在,原因在于监管者混淆了基本定位,监管者成了市场发展的推动者,结果形成了比较普遍的利益输送。
穆迪、标普先后下调中国评级,加剧了市场对中国债务的担忧。不过,摩根大通最新报告称,相比于今年第一季度末债务与GDP之比的269%,第二季度末的比值为268%,终结了超过五年来借款稳步增加的趋势。尽管下探幅度较小,但第二季度的债务下降值得注意。部分国际金融机构的肯定,说明中国政府的努力方向是对的。
随着国内消费升级,消费金融迅猛增长,从2013年到2016年,互联网消费金融的交易规模从60亿猛增到4367.1亿,爆发式增长70倍,年复合增长率达317%!但行业风险如信贷不良率、资金成本风险、多头借贷等风险逐渐暴露。初步估计,消费金融行业的野蛮生长也因风险暴露而亟需纳入强监管,这将加速整个行业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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