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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蔡昉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一、 引言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世界商品和服务贸易出口的实际增长率,除个别年份波动之外,始终高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这充分说明了我们所处的经济全球化时代特点。因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世界贸易总量于2009年骤降之后,2010年和2011年都得到恢复性的增长,也大大高于GDP增长速度。然而,自2012年以来,世界贸易增长率持续低于GDP增长率。诸如全球经济增长疲软等需求侧经济因素以及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转向内需驱动等供给侧经济因素,可以或多或少地解释世界贸易的减速,然而,全球性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应该是产生这一现象的重要的政治经济学因素。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贸易下降或许是在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反全球化的政治生态致使经济全球化受阻的一个特征性表现。与此同时,全球资本流动数额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从2007年的峰值水平上骤跌。

这种现象不难理解。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纷纷设定新的贸易壁垒,其中,作为最发达经济体的美国以及德国和英国就分别出台了数百项措施。诸如此类的政策变化也反映了西方国家政治结构的变化,即以反对全球化为核心主张的政治民族主义化和民粹主义化,并迅速演化为非合作性的反全球化策略。截止到2016年,这种趋势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而且呈现政治上的极端化与指向上的趋同化并存的新特征。欧洲民粹主义在政治上节节逼近,形成遏制接受移民(难民)、阻碍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退出国际一体化机构等反全球化浪潮,其中,英国公投脱欧只是在可以预见的逆全球化事件中最具新闻性却远非完结的一桩而已。无怪乎人们说:英国脱欧并不出乎意外,问题在于“谁是下一个”。

政治经济学可以很好地解释这种现象。全球化本身并不是利益中性的,最初人们看到的是发达国家及其政治经济精英和智囊们主导着全球化,使其朝着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方向演进。不论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国际金融与贸易机构,还是欧盟这样的一体化共同体,做决策的都是那些握有生杀予夺权力的大国,由代表这些国家的财政部长、中央银行行长和贸易部长行使权力,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不能从全球化中均等获益。进而,人们又发现,发达国家中主宰利益安排的实际上是跨国公司和其他代表资本的利益集团。不难想象,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和低收入家庭同样未能从全球化中获益。

苏剑

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中国国内缺乏好的投资机会,投资需求难以大幅扩张;另一方面,没有产品创新,外贸摩擦存在愈演愈烈的可能,外需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两驾都在下滑。可见,要想“稳增长”,就只剩下一条路,就是扩大消费。虽然培育国内市场、扩大消费是解决我国经济问题的根本之策,但结合我国所面临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来看,当前在“扩大消费,培育国内市场”方面仍然面临着一些困难。尤其是体现在供求结构失衡、社保征缴方式调整等几方面。

林民旺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助理、研究员、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关系理论,南亚国际关系

十八大以来的中印关系经历了一段曲折的进程,这既是双方战略基础削弱所致,也是两国内政分别变化的结果。洞朗对峙过后,中印关系在2018年实现了“再出发”。在此过程中,反思中国的对印外交,既要对两国关系保持合理适度的预期,也要从战略上更加重视印度,在经济上争取深度参与印度经济发展进程,在两国分歧问题上继续搁置争议,落实深化分歧的管控机制。

蔡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中国经济在经历高速增长之后,发生了发展阶段的变化。随着人口红利的加速消失,传统经济增长源泉不再能够支撑以往那个量级的增速,旨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创新发展,虽然是更可持续的增长速度,但将处于逐渐下降的趋势。在新的发展阶段创业、创新以及调控增长,现实中的企业和政策决策者,应该改变关于经济发展的思维方式。

张蕴岭

盘古智库顾问委员会高级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主任

面向未来的中日关系,首要的是凝聚共识。在东北亚、东亚,近代以来一直是日本一家独大,如今,中国成为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日本对此感到担心,加上日美同盟的因素,日本对如何与“一个不一样的中国”相处似乎感到困惑。从中国的角度,如何看待日本和与一个过去曾加害过自己的国家发展关系,也存在不少纠结。以往,曾担心日本会“再军国主义化”,如今这样的担心少了,但对一个与美国为伍、执意与中国相争的日本,总是感到不舒服。为此,如何在面向未来的视野中,寻求“最大公约数”,是至关重要的。

李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当前,国际国内环境发生着深刻变化,产生了新问题新挑战,增量问题与存量问题并存。主要是中美经贸摩擦改变我国发展进程,在国际经贸规则重构中我国被边缘化;实体经济困难,企业效益下降,就业压力加大,国内需求不足;国家政策的协调配合和落实效果难到位,市场微观主体活力难以释放;关乎国家经济命脉的关键技术受制于人,产业升级步伐受阻。这些是我国迈向高质量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和必须闯过的关口。

郁建兴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任杰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层社会治理中自治、法治与德治是可以结合而且必须结合的。自治是法治与德治的基础,法治是自治与德治的边界和保障,德治是较高追求,德治以自治与法治为基石,并对自治与法治形成有力补充。“三治”各有侧重,有优先次序,但更需要同时发力、交织前进,以能发挥“三治”结合的“乘数效应”。

受访者:阎学通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世界和平论坛秘书长

采访者:界面新闻

当前西方新兴的政治思潮在美国是反建制主义,在欧洲是民粹主义,其本质是反对极端自由主义。全球化趋势是阻止不了的,而全球治理则将出现衰退趋势,但联合国、IMF、WTO和世界银行五年内还不至于解体。在国际政治无序性更加突显的背景下,中国应该重新认识世界,及时调整外交政策。

贾平

独立智库公共卫生治理项目执行主任,美国圣玛丽大学法学院兼任教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生命伦理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副理事长

我们应当深入思考基因编辑治理架构的顶层设计,制定、建立和完善功能良好的监管和规制体系;避免伦理审查机制的科层化和行政化,关注利益冲突问题的解决。我们应当关注受试者和弱势人群的命运,认识到他们的有效参与,决定了我们的未来,并时刻提醒自己,科技的进步目标之一,在于服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福祉,且不是给未来世代和我们星球,带来不确定性的损害。

韩大元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改革开放40年,我们取得的最大成就是凸显人的地位,回归人性的尊严,培育人权文化,尊重与保障人权成为国家价值观。基于人类本体价值的体认,我们塑造了人的形象,回到人的立场,使人本身成为改革成果的共享者。在急剧社会变革中形成了一种共识,即人是比地球还宝贵的存在,人拥有生命,具有独特性与尊严性。对关乎人类命运的科学实验,因与人的尊严、后代的基本权利、生命权等均相关,其正当性值得仔细辨析。

张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税收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2012年以后,中国宏观经济管理面临持续的有效需求不足。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的重心从防范经济过热转向防范经济过冷,对刺激政策的依赖不断加强,市场对经济下行压力的担心愈演愈烈。判断经济冷热最根本的指标不是经济增速高低,而是物价水平的高低。物价水平偏低,说明经济存在有效需求不足。最有代表性的指标是GDP通胀因子,这个指标在2002-2008年约为4.8%,在2012-2018年只有1.8%。

徐高

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正如伯南克路线图所表明的那样,在当前的人造流动性陷阱中,人民银行并非无计可施。但不管是继续采用常规性的宽松政策(继续加大基础货币的投放),还是采取非常规的货币宽松手段(在实体经济资产中买买买),人民银行都得付出不小得代价。这让人民银行陷入了两难。

王浦劬

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季程远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博士研究生

随着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进程的发展,我国人民的“获得感”稳步上升。排除世代更替影响等趋势分析的干扰因素后可见,不同世代的“获得感”均有上升。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这种上升在10年间却与纵向获得感>获得感>横向获得感的稳定存在共存。这一状况有助于我们理解这样的命题,即在一个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发展不平衡的国家,人民为何仍然具有相对较高的“获得感”。

庞中英

中国海洋大学特聘教授、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澳门科技大学特聘教授

当年美国与日本发生贸易冲突时,美国就直触日本最敏感的神经——日本与美国的结构性问题,即所谓解决美日之间的“结构性障碍”(The US-Japan Structural Impediments Initiative)。由此可见美国谈判的高度或者深度。这次与中国的谈判,特朗普政府尚未达到当年的美国政府对待日本那样狠度,结构性问题也是有选择性的,并没有单独拿出来谈结构性问题。也许,过一段时间,中美“贸易磋商”下一步就专门集中在结构性问题。

黄琪轩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20世纪的国际经济秩序经历了三种主义与两次变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嵌入式自由主义”的国际经济秩序替代了“古典自由主义”;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国际经济秩序又替代了“嵌入式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源于国内。领导国国内经济秩序的调整会扩展到国际层面,并成为国际经济秩序。领导国是国际秩序的发起者、推动者与受益者。由于将国内经济秩序国际化符合领导国的国家利益,世界政治的领导国既有能力也有意愿将国内经济秩序国际化。

黄超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

教养方式并不是家长理性选择的结果,更像是家长在养育孩子过程中无意识的呈现。对社会地位较高的家长而言,权威型教养是自然而然的存在,权威型教养具有优势也是不言自明的道理。然而,并非所有家长都能意识到不良教养方式的后果,也并非所有家长都会像高地位家长那样采用合理的教养方式。因此,有意识地改变家长不良的教养行为可以让孩子得到更好的成长和发展。

韩凤芹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国有科研机构在日本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与政府持续放权,不断优化国有科研机构体制直接相关。具体表现为,国有科研机构实行独立法人化管理的同时,为更好地实现国家中长期研发的使命,财政经费以稳定支持为主;为避免短期化行为,政府实行中长期目标管理并辅之以成果导向的绩效评价制度。日本的这些改革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我国创新驱动发展亟需改革国有科研院所体制机制;以科研效率优先为前提,赋予国有科研单位更多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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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世界存在自由交易和集中控制两种交易体制,而这两种交易体制实际是两种资源管理体制。从非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实际就是对要素和资源的管理模式,关键在于对要素和资源的控制权。从古罗马的历史看,这两种资源管理体制都会造成危机,尤其以集中控制所造成的危机最为厉害。自由交易也会导致危机,但危机往往可以通过大量的财富损耗为代价来熨平和冲销。历史显示,只要不走向极端,保持克制,则大致都可维持社会的均衡发展。
国内1月信贷增加3.23万亿,同比多增3284亿;社融增量4.64万亿,同比多增1.56万亿,且均为历史最高值。中国央行官员表示,从历史规律看,1月份是全年贷款投放最多的月份;考虑到春节因素,应把1、2月份甚至一季度的数据统筹考察,不宜对单月数据过度关注。而1月新增贷款与实体经济的需求是相匹配的,属于合理水平,不是“大水漫灌”。央行官员还表示,货币政策并未转向。
人口增减变化代表了市场需求变化,从趋势来看,中国城市人口增长总体呈现“南快北慢”趋势,新增人口占比,南部为78.7%,北部为21.3%。华南城市几乎全面扩张;华东城市扩张、饱和各占一半;华中、西南、西北的核心城市、扩张趋势明显,而中小城市饱和或收缩,东北城市出现极端分化,53%的城市扩张,41%的城市收缩,人口向核心城市转移的趋势明显。
一项涉及149.2万亿元中央国有金融企业资产重整的行动已有迹象可循。监管部门正考虑采取划转、出售等方式,将部分央企旗下的金融资产进行整合。这与此前非银行金融机构频繁爆雷有关。监管层从2013年开始就资本脱实向虚,限制央企并购金融企业的行为。2018年以来,实体经济困境和近一半央企主营业务亏损,令防范系统性防范金融风险显得更为重要。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即将公布。据了解,香港要融入国家发展的大局,将侧重研发和金融等服务,并继续提升于国际仲裁及航运枢纽的地位。消息人士预料,大湾区规划将分两个阶段发展,中期规划是于2022年前打好连接湾区各市的基础;长远会在2035年前有更多便利大湾区各城市居民流通的措施,并在2035年完成整个湾区建设。香港有关人士估计,今后需要研究推出“大湾区签证”,方便想到大湾区工作或投资的外国人士。
中国央行官员日前在国内某论坛上称,目前的政策文件没有反映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问题,国内大部分政策文件是由处长们起草的,但在交流时会发现各部门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存在分歧。分歧可能源于认识上的差异,也可能是基于部门利益考虑,很难协调一致。处长们没有调整立场、相互妥协的权力,只好把有分歧的问题从政策文件中拿掉。此外,还存在立法部门化现象,行政部门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无法真正体现市场化和法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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