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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7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目前,在应对新冠肺炎冲击的政策讨论中,有关“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争议显示出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些分歧。这个分歧实际上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普遍存在。在美国等国家政策的关注点在于以财政借款向普通居民发放援助的全面基本收入政策的分歧。无论是财政赤字货币化还是全面基本收入保障的问题,实际上都反映了传统货币政策框架正在失去效力,宏观经济政策都在试图以不同的形式进行新的尝试,以应对新的经济环境。

目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争论的背后,是第三类货币政策(MP3)和现代货币理论(MMT)作为不同的理论支撑。即“货币政策财政化”与“财政政策货币化”的不同。人民银行国际司课题组在2019年6月曾系统的梳理了货币政策财政化的变化和影响,讨论了MP3和MMT的区别和特征。实际上,从整体政策的角度来看,无论是MP3和MMT的讨论,还是“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争议,都反映了各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实际上都走向财政化的大趋势。

就传统货币政策而言,实际上是通过货币的价格和数量的调节来实现对经济的影响。央行的研究认为,利率调控和货币数量的调整是当前央行调控经济的主要手段。金融危机前,传统的货币政策(第一类货币政策,MP1)以利率作为最重要的货币政策调控工具。金融危机后,各国央行则普遍采取了量化宽松的QE政策和负利率政策,则可以归为第二类货币政策(MP2)。

MP3的本质则是货币政策财政化,货币政策进一步走向直接的金融资源分配而扮演财政政策的角色。传统上,货币政策通过调节资金价格和供应间接影响总需求,而MP3是央行代行财政支出(购买金融资产、向特定企业发放贷款),或直接支持个人支出(向个人提供贷款或援助),从而直接作用于总需求。其直接作用于支出环节,刺激消费和投资,对经济的影响更直接。央行的研究总结了MP3的多种形式,根据获得资金主体和资金投放方式可分为“赤字货币化”、量化宽松支持财政赤字扩大、印钞直接投放给私人部门、大规模债务减记等不同类型。

而MMT实际上强调的是以财政来替代央行实施宏观政策的调节。其主要观点是以财政政策作为调节经济的最主要工具,通过调整财政收支(税收调整、支出调整等)来管理总需。其认为政府债务增加的唯一风险是通货膨胀,如果过度支出导致资源紧张并出现通货膨胀,可以通过税收进行调整。

回顾金融危机后的十年中货币政策的走向,MP2实际上对各国经济走出危机发挥了重要作用,避免了类似“大萧条”的再次发生。但随着QE的实施和负利率、低利率的货币环境的不断扩大,全球经济出现了新的变化,国际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越来越形成相对独立的循环体系,与实体经济日益脱离;同时,货币的传导机制的不平衡越来越严重,央行>金融机构>企业>个人的货币传导链条逐渐失衡,金融资源越来越倾向于资产持有者而不是普通民众,货币宽松带来的资本过剩使得全球资产泡沫化的程度日益严重,而实体经济在生产过剩的情况下难以提振有效需求,使得通胀水平保持低位。在这种情况下,由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带来的新一轮经济危机迫切的需要新的政策框架来实现经济和金融的复苏。

贺丹

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近日,丰巢快递柜执行超12小时收费做法后,多家小区提出为维护业主利益停用丰巢快递柜,孰是孰非,一时引发热议。丰巢收费之所以获得如此关注,与互联网经济发展密不可分。在这个几乎人人使用手机下单的时代,快递柜超时收费的消息,立刻触动了每一位网购消费者的神经。面对丰巢与小区的这次博弈,我们不应简单地挺丰巢或者挺小区,或者作出一个能收费或者不能收费的直接判断。这一事件应当被放置于法律框架内,进行更为精细的分析。

王建伟

澳门大学政府与行政学系教授

林至敏

美国瓦尔波莱索大学政治系教授

疫情会给美国大选带来什么新的变量和不确定性?特朗普和拜登,谁会是疫情的受益者? 疫情下的选举较以往多了许多不确定性,特朗普固然因应对失当而丧失了选举的大好势头,但也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如果美国经济下半年出现V形反弹,那么到投票那天选民们大概不会再介意他曾出过什么昏招。但如果像多数经济学家预测的那样,经济恢复至少需要一两年的时间,那么拜登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发问了:“你比四年前过得好吗?”

李湛

中山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邹欣

中山证券宏观研究员

制造业占据中国外贸行业的绝对优势,说明中国企业加工和量产的能力全球领先。不过,自中美贸易摩擦起中国制造业进口占比明显下滑。传统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出口占比不到1/4,而机电产品出口占比超过一半,说明中国的出口结构已由劳动力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型,但机电产品附加值依然有待提升。采矿业、化工、电气设备和机械设备进口占比较高,反映出中国制造业还存在一些短板导致我们在部分原材料、零部件、生产设备等领域不得不依赖进口,在逆全球化盛行的背景下,容易受制于人。

史蒂芬•罗奇

耶鲁大学教员、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

如果如科学家所认为的那样,疫苗问世还需要12到18个月的时间,那么被压抑的需求将累积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假如政府在此期间继续提供支持,让劳动者能够获得收入,那这些被压抑需求的释放可能将引发一轮市场意料不到的通胀飙升。作为总体上对全球化日益强烈的抵制的一部分,各国正威胁要让它们的海外企业回迁国内。企业回流可能大幅提高供应的安全性,但也意味着启用成本更高的国内生产商。飙升的赤字和债务可能加剧这一问题。历史也表明,在这种情况下,通胀可能是唯一出路。

崔洪建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

毫无疑问,疫情之后的经济全球化会以吸纳新要素的方式继续发展,现有的利益分配格局也会出现自我调适。但必须明确的一点是,无论欧美是通过产业重组来维持其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核心地位,还是通过升级规则和标准来维持其在经济全球化中的支配地位,如果只是以“维护各种安全”为理由、以离开经济全球化的汪洋大海为代价,退回到以区域经济为壁垒的状态,都将面临难以解脱的困境。

鞠建东

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讲席教授

从全球秩序角度看,当前整个全球秩序处于失序状态。当前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美国已经不再具备领导全球秩序的能力,但中国也还不具备主导全球秩序的能力且美国也不会支持中国主导全球秩序,因此目前世界处于失序阶段。未来世界秩序可能会出现竞争共存局面,由全球治理机构和区域治理机构组成双重治理体系,在区域层面形成美洲、欧洲和亚洲三足鼎立的区域治理结构。

邓宇

西泽研究院特约高级研究员

新冠肺炎疫情对于GDP增速的冲击恐将经历漫长的周期,在此区间内,既要充分释放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弹性,加快形成宏观调控和逆周期调节的张力,而且要为要素市场改革、对外开放打开新的局面。短期来看,国内GDP增速将表现为阶段性的特征,从一季度的“短暂”下滑到二季度的逐步修复,再到整个全年的恢复性增长。需要注意的是“去中国化”将给我们的GDP增速带来新的变数,如果没有更强的宏观调控政策,那么失速甚至失控的局面将难以扭转。当务之急,确保GDP恢复性增长,加大纾困和挽救民营经济。

模型:袁斯健、杨坤隆、马绍之、闫方甲

执笔:杨燕青、林纯洁、马绍之、邵玉蓉

5月4日,以欧美最早实施“封锁”(3月10日)的意大利“重启经济(reopening)”为标志,全球新冠疫情主要国家正式进入退出“封锁”、重启经济、和病毒共存的大规模实验期。但从全球范围看,新冠疫情导致的“大封锁”是前所未有的,而欧美选择在疫情依旧持续的情况下 “退出封锁”,如何分步骤、分阶段重启经济、和病毒共存将成为未来几个月的核心主题。

时殷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

中国在恢复经济方面直面的内外巨大困难,意味着中国总的形势远未变得比新冠肺炎流疫爆发以前有利。对中国的几乎空前严峻的挑战就在前面。此外,与全球治理的前景直接相关,中国因特朗普政府弃置美国原先的“全球领导作用”而填补真空的机会有限,小于目前国内外不少人预言的。中国在世界上的“软权势”吸引力,中国的可用资源和经验,都相当有限,而中国将遭遇的相关国内外障碍将相当巨大,包括大流疫导致的种种复杂性。一个没有“领导”的世界颇为可能。

刘元春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经济学院教授

虽然疫情所带来了一系列史诗级的新变化,但是这些新变化对于世界经济秩序的冲击并不是革命性的拐点变化,疫情只是一个加速器,它使已经开启的世界经济秩序变化大大加速了。因为逆全球化、民粹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保护主义以及地缘经济与政治冲突等世界秩序的变化并不是现在才发生的。疫情虽然只是个加速器,但它却会带来很多超级问题。疫情带来的未来第一个超级问题就是全球经济增长速度会出现一个较长时间的低迷期,而且低迷的程度比上一轮还要低。第二个变化就是大的结构,特别是大国之间的经济对比将出现加速调整。

刘尚希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消费和投资都对中国经济很重要。但如果体制机制存在障碍,两个都无法在经济循环中发挥有效作用。更重要的是,要去改革阻碍两者更好发挥作用的机制体制。其中,当前最重要的是通过改善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投资的信心和内生动力。如果不想真改革,可以有一万条理由。如果真正下定决心要改革,改革可以立马见效。改革不是今后的事情,也不是慢变量,而是自我革命的决心问题。对于处于世界大变局中的中国经济来说,出路就在于来一场与世界大变局、疫情大冲击相匹配的改革。

刘劲

长江商学院副院长

由于全球产业链的分散分布以及疫情的逐步扩散,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在疫情经济中独善其身。世界经济的真正复苏得等到在全球范围内,至少是中国和西方的主要经济体,都能全面地控制疫情。所以新冠疫情经济的复苏一定是U型的,而不可能和非典经济一样,是个非常尖锐的V型反弹。为了这个压扁U字形,政府需要尽其所能,保护所有应该保护的产能。中国政府应该意识到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衰退和08年金融危机有本质的不同,所以不应该因为上一次的用力过猛而在这次对经济衰退的反应上缩手缩脚。

沈扬扬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资源研究院、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研究员

全民基本收入(UBI)是指长期为全体国民无条件发放一定数额资金。调查显示,多数群体提出领取了额外的钱也不会改变工作节奏,且越是高收入和高人力资本的群体,就越不倾向于改变当前工作节奏。年收入低于12000元的参与者在收到UBI后,其加班的意愿下降了56%,兼职意愿降低了52%。UBI政策的推行将最先改善子女教育条件和父母赡养条件,这有利于增进社会脆弱群体的整体福利。同时,较强的储蓄理念也会抑制UBI的实际福利改善效应。因此短期内可能较难观测到UBI的福利改善效应。

袁东明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

郝志学

中国政法大学国家法律援助研究院研究员、律师

我国营商环境法治化建设还任重道远,尤其是针对民营企业合法权益法治保护的问题仍较为突出,如一些地方增设不合理的市场门槛、直接干预企业关停、政府不守信不履约、滥用司法权力等等。营商环境法治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四个方面缺一不可,必须形成一个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的法治环境,社会各方共同推动营商环境法治化建设。

克里斯托弗·A·麦克纳利

美国查明纳德大学教授

首先,在得到病毒的疗法或疫苗前,消费将持续疲软。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的某些部门将被削弱,如休闲和酒店业,以及会议、体育赛事、艺术表演等。经济复苏的第二个更严重障碍是企业破产带来的伤害。这种经济混乱越严重越持久,就越会拖垮财务健全的企业。大范围的破产可能令经济疲软不堪,使投资和创新枯竭。经济反弹的最后一个长期障碍是在国际政治领域。减少对“外国人”特别是减少对在医疗用品等各领域发挥作用的中国经济的依赖,以保护自己的国家,这种本能将成为世界主要大国趋从于猜疑和轻蔑的沃土。

郑归初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贾雷德·戴蒙德认为,改变人类命运的三个主要因素是枪炮、病菌与钢铁。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进一步指出,疾病是影响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今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这只“黑天鹅”挥动翅膀,掀起了全球性“海啸”。这场百年一遇的疫情何时才能平息?回顾历史上大瘟疫是如何横扫千军而又息兵罢战的,对当下不无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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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在深圳的全国人大代表拟联名提案,中国已有的期货交易所存在一些不足,包括国际化程度不高,目前只有原油、铁矿石等4个品种允许境外投资者直接参与,缺乏国际定价影响力等。中国需要建立一家新型期货交易所,这有利于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期货交易规则,推出符合国际投资者需求和投资习惯的多样化期货交易产品。可联合香港、澳门在深圳建立一家综合性、开放型和创新型的期货交易所,采用公司制,港澳参股,与国内现有期货交易所错位发展。
包商银行、恒丰银行、锦州银行等多家银行风险事件显示,金融风险爆发离我们不远。金融风险爆发的一种极端后果是金融机构破产。过去在“刚性兑付”理念下,中央、地方、金融机构等都拿出不少资金来填补违约窟窿。但从山东、辽宁、内蒙古等地以行政方式为主来处理金融风险的案例看,安邦咨询判断,每个省只能够承受一起股份制银行或城商行的重大风险事件。为此,国内制定《金融机构破产法》已迫在眉睫。
全国政协委员丁金宏曾承担、参与了几个区域的十四五规划前期研究工作,他发现人口数据存在的“不充分、不切时”问题,已经使研究实践面临“基础单薄、应对尴尬”的状况。目前的普查条例存在不够完善的地方,已经严重影响人口普查数据管理应用的时效和深度。丁金宏建议,将人口普查年份提前一年,这样可以与各次的五年规划研究工作完好结合,充分发挥人口普查对政府工作的数据支持功能。
瑞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预计,中国货币政策将进一步放松以支持财政扩张和企业融资,包括央行增加流动性投放、年内再降准50个基点、下调政策利率10-20个基点,以及放松贷款相关的监管要求。整体信贷增速有望从2019年的10.9%反弹至12.5%以上。瑞银预计,中央层面全局性的房地产政策目前仍不会明显放松。
上海社会科学院日前发布的《2019年中国智库报告》显示,中国智库与国际顶尖着名智库相比仍存在不少差距,主要问题有:第一,前沿议题设置能力不足,研究缺乏预见性和引领性。第二,人力资源配置不够科学,成果产出效率效能不高。第三,组织形式较为类同单一,智库专业化特色不明显。另外,传播缺乏有效手段,影响力和话语权难以提高。
全国政协常委、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在全国政协中共界别小组讨论时建议,企业所得税应降到20%,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可从45%降到33%。此外,他还建议,加大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的力度,争取今年达到1万亿元,有利于推动民间投资。此外,今后也不要设定GDP增速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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