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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李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教研部主任、法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副会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Law,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简称“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是中国国家级法学研究机构、党和国家重要的法治智库。 [1] 其前身是根据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同志在中共八大上的提议、于1958年成立的中国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的主要任务是开展法学基础理论研究与法治建设对策研究。

“党内法规”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一个新生的核心概念,已经得到执政党文件的正式确认和普遍使用,也得到党建理论界、政治学界和法学界的广泛关注和基本认同;同时,“党内法规”作为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热词,作为一个学术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名词术语和概念事实,在从严治党、制度建党、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依法治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等方面,愈来愈显示出它的既存性、重要性和影响力。[1]从法学学科角度,基于科学严谨的法学思维和规范法学的研究方法,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党的法规),是由党的特定主体依照程序制定,体现党的意志和要求,调整党内政治、组织、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等重要关系,规范党组织的工作、活动和党员行为,具有明确性、规范性和强制性的行为规矩的总称。[2]但科学的概念界定只是学术研究的开始。在此基础上,我们还有必要进一步对党内法规的“政理”和“法理”进行全面阐释,对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差别进行深刻辨析,进而对党内法规、党的纪律、党的规矩三个概念的关系进行准确揭示,以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理论与实践。

一、党内法规的“政理”和“法理”

“党内法规”在社会科学的学科分类上,主要属于政治学,尤其是政党政治学研究的范畴,但这个概念又使用了“法规”这一名词并且纳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范畴,因而又成为法学,尤其是法理学必须关注的问题。由于“党内法规”具有政治与法治、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全面从严治党与全面依法治国等不同层面的双重属性,因此,我们只有从政治学与法学两个方面,并从“政理”与“法理”相结合的两个角度,才能深入阐释“党内法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治体系的理论内涵和实践特征。

(一)党内法规的“政理”

我国古人对“政理”一词有多种解释。其一,指为政之道。例《鬼谷子?本经阴符》载:“原人事之政理,不出户而知天下。”唐人韩愈《应所在典帖良人男女等状》曰:“鞭笞役使,至死乃休。既乖律文,实亏政理。”南宋陈亮《书后》曰:“公之文根乎仁义而达之政理,盖所以翼‘六经’而载之万世者也。”明人黄绾撰《明道编》卷4载:“故当时政理清明,风俗淳厚。”其二,指有卓越的政绩。如《后汉书?张衡传》载:“衡下车,治威严,整法度,阴知奸党名姓,一时收禽,上下肃然,称为政理。”其三,指政治。如《管子?重令》载:“兵虽强,不轻侮诸侯,动众用兵必为天下政理。”这些解释都具有启发意义。

周天勇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中国是历来就是一个讲求情义、爱好和平的国家,数百年来没有侵略别国的历史。中国自己的发展需要一个长期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作为经济规模第二的国家,同样也愿意承担共同发展的责任和义务。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行动,就是向有关发展中国家提供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促进新经济共享和各国发展能力,以及使各国获得各自国家利益的重大举措。

陈功

安邦咨询创始合伙人、首席研究员、博士后导师、著名智库学者,中国信息分析学科的著名权威专家,为中国的信息分析学科奠定了扎实的实证理论基础,著有《分析的艺术》《信息分析的核心》等

中美现在的纠结关系,主要是基于美国单一方面想定的四大原因:第一,美国认为,中国不再是可以利用的朋友,失去了“朋友的价值”。第二,美国认为中国不改革,对于中国的未来失去了信心。第三,中国之所以不但不是朋友,而且还是战略上的竞争对手,与“一带一路”战略以及中国以往对国际崛起的强烈追求有关。第四,中国已经强大到再也不是一种“无害存在”。

沈建光

瑞穗证券亚洲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客座教授

正是基于对于过去四十年历史成功经验的认可,习近平在更大程度的开放上显露出足够的自信。习近平提到中国将在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开放金融业、汽车行业、改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主动扩大进口、降低汽车关税、加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定》进程等方面有新的举措,结合十九大以后,大部制改革大刀阔斧的推进、组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等举措来看,中国进一步开放不仅是外部诉求,也是制度自信,是延续40年成果,走向国际舞台中央的必经之路。

莫纪宏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监察委员会并没有改变国家权力体系中法律监督权的结构,而是通过抓住党员干部及在国家机关中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廉政建设这条主线来进一步强化国家权力体系中各国家机关对其工作人员的人事监督权,从而构成反腐败制度体系,进一步提升反腐败机制的运行效率。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中创制的中国特色监察权不仅可以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权,而且可以进一步优化国家权力体系中法律监督权的运行效果,形成反腐败工作的新格局。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财政事务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财政事务部代表团认为,中国薪金的个人所得税低,但是把社保缴费涵盖在内的税收楔子高,并且走势不稳定,出现上升、下降和再次上升的情况。同时,对劳动力征税按照就业类型和在不同地区有很大差别。代表团还认为,中国税收体系复杂,给小企业带来挑战。

燕继荣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与政治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一个国家如果公权力的公信力或者法治水平比较高,政府有效守法护法,百姓自觉遵纪守法,那么,国家的运行成本相对就会低,相反就会高。所以,国家的成本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法治水平。仅通过法治宣传和法治教育来实现这个任务无法收到理想的效果。发达国家的经验显示,全国统一的公民身份信息平台建设和全国统一的金融、工商、税务、交通、质检、环保等信用信息平台建设是至关重要的。

周黎安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作为一种分析框架,“官场+市场”的理论贡献在于揭示了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政企的有效合作必备的三个条件,即内部的政治激励(“把事做对”)、外部的市场约束(“防止做坏事”)和必要的信息反馈(“做对的事”)。中国“官场+市场”的增长模式在总体上提供了这三个关键条件,在最积极的意义上实现了辖区内政治企业家与民间企业家精神的结合,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结合,中国历史悠久的官僚政治传统与西方国家市场经济传统的结合,为我们揭示中国增长之谜开辟了新的视角。

李永忠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

要按照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来改革央企的权力结构。董事会与党委合并,只管决策,主要代表国家的利益。党委书记兼任董事长,采用委任制,由中央组织部择优选任。不得在企业领取工资、奖金。如果决策正确,企业效益好,由国家根据其贡献,发放相应奖金,乃至重奖、重用。总经理与公司行政合并,只管执行,主要代表经理层利益。监事会与纪委、职代会、工会合并,负责监督,主要代表职工的利益。

程同顺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薛乃亢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试图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绿色资本主义”思潮认为,利用市场手段和技术的进步可以有效地解决环境问题而没有必要对当前的资本主义进行彻底的体系变革。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同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矛盾,在现实中基于市场中心主义的解决方案在资本主义的现有框架下是低效的,旨在解决环境问题的技术创新也不能完全奏效,这些都使得“绿色资本主义”实际上处于一个自相矛盾的境地。

唐俊

大国策智库高级研究员

肖焱

广州市白云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从理念形成伊始,围绕委内瑞拉的“石油币”引发的各种争议就从未停歇。就委内瑞拉当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而言,石油币可能会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但无法从根本上力挽狂澜。但是不可否认,委内瑞拉推出石油币,是国际金融史的一大创举,将对未来世界金融格局产生革命性的影响。

乔纳森·希尔曼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再连接项目”主任

中欧铁路现已初具规模:一是已经形成了中国至欧洲的三条铁路走廊。二是列车班次有所增加。三是所运送的货物种类更加丰富。四是铁路运输在速度和成本上更有竞争力。五是货运量与货运价值也在提升。但从贸易运输的整体看,中欧铁路并不引人关注。铁路运输仍占中欧贸易运输量的一小部分。海上运输依然是主体。对于中欧铁路及其推广者而言,获得更大份额的货运量需要克服许多经济上和技术上的挑战。

贾品荣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研究员

低碳技术是随着低碳经济的兴起而提出的技术创新概念,意指使排放气体含碳量较低甚至没有含碳量的技术。我国要实现低碳发展,必须要依赖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是低碳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从整体上看,技术进步通过能源低碳化、生产去碳化、产业低碳化等三个层面作用于低碳发展。

王军

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曾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政治研究局处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长

在逆全球化的背景下,亚洲各经济体应继续坚持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方向,积极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这,将是破解贸易保护主义的利器,也是亚洲继续引领全球化、与全世界分享亚洲发展红利和成果、让世界继续感知亚洲活力、动感和精彩的希望所在。

陈建奇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前经济重点的转变内在要求上层建筑同步变革,机构改革必然需要服务于高质量发展这一重要的目标。从这个角度看,理解本轮机构改革主要需要理清三个方面的内容,即要满足高质量发展要求,党政军群机构需要具备哪些职能、设置哪些机构、这些机构如何发力,这既是理解机构改革的出发点,也是探索机构改革如何服务高质量发展要求的重要视角。

邢予青

日本国立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经济学教授

仔细梳理经济学家和官员对中美贸易不平衡解释反驳,可谓中美双方隔着太平洋进行鸡同鸭讲的大辩论。国内许多经济学家基本上是从经济学原理上,解读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根源,进而得出美国贸易赤字必然论,以及中国很无辜美国很无理的论断。特朗普追求的是“公平贸易”,他关心和强调的是中美贸易游戏规则的公平性,并非中国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热衷的理论原因和贸易统计方法。因此,中美双方辩论的出发点是南辕北辙。如果继续各说各话,贸易战将无可避免。

张茉楠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

从绝对数额上看,当前美国对华制裁的600亿美元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影响并不算太大。然而,如果放在全球价值链框架下去评估则不可小觑。征收高额关税不仅会损害中国贸易利益,也势必通过贸易、投资、消费等渠道影响到美国消费者福利,损害美国跨国公司利益,以及全球价值链上的利益相关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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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术创新领域追求提升国产化率,这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在政府主导和驱动下,盲目提出过高过快的赶超型国产化要求,则会造成国产化成色不足的问题。国内有必要对赶超型国产化战略进行总结和反思,“假国产化”不是偶然的现象,国家花了这么多的钱,关键时刻却什么都没有,这样的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中兴通讯事件引发芯片自制的大讨论。当社会舆论高度聚焦于此时,相关概念企业在股市上也开始被大肆炒作。这两天,有传闻称国内芯片公司可走绿色通道上市。有网络传闻称,国内芯片公司只要有2000万的净利润就可以上市,而且还是快速上市,即报即批。对此,中国证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相关传闻是谣言。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表示,商务部正依法对高通公司收购恩智浦半导体公司股权案进行审查。由于该交易在行业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对市场竞争可能不利。高峰称,对于高通公司已提出的救济措施方案,调查机关进行的市场测试初步反馈认为,高通方案难以解决相关市场竞争问题。这意味着,中国商务部很可能暂时否决高通的收购案。
国家审计署公布的对国家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审计结果显示,五个省的六个市县——包头市、邵阳市、双峰县、乐山市高新区、白银市和银川市西夏区,通过违规出具承诺函、融资租赁、签订工程类政府购买服务协议等方式变相举债,形成政府隐性债务154.22亿元。这个小窗口显示,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不能掉以轻心。
1990年,美国货物进口的47.1%来自环太平洋地区;2017年,该比重是47.5%。27年内,全球贸易体系发生了剧变,但美国从环太平洋地区的进口比例却不可思议地保持稳定。稳定表象的背后是制造业产地的转移。1990年,在美国从环太平洋地区的货物进口中,中国占比只有7.6%;2017年,中国占比飚升至55.4%。
俄罗斯正为美国财政部可能推出最激进的行动做准备。俄方假设的最糟糕情形包括:美国财政部禁止在国际市场出售俄罗斯债券,禁止俄罗斯银行使用用于国际支付业务的SWIFT系统。不过,俄罗斯方面认为,如果SWIFT在俄罗斯被关闭,也不会导致俄罗斯银行体系崩溃,因为俄罗斯已研发出替代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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