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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杨志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财经院拟定位为学术型智库,即建立在学术研究基础上、以学术研究为支撑的党和国家的思想库和智囊团。其主要任务是:1.立足于为党中央、国务院的科学决策服务,就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大现实问题提供战略咨询与对策建议。2.立足于长期学术研究的积累,强化学术研究对于科学决策的基础和支撑作用。3.致力于研究国家改革和发展中的战略性、全局性、综合性和长期性重大问题,提供科学化、及时化、系列化和前瞻化的研究成果。

一、轻税与减税

中国税收制度的现代化建设和税收政策的优化亟待确立“大国轻税”理念。现代社会离不开税收,但是国家征税的多少以及如何征税争议很大。国家收的税多,则百姓所能留下来的可支配收入就少;反之,百姓的可支配收入就多。减税可以让税负更轻。

减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民富”,但是减税有限度。如果减税已经影响到政府的正常运转,或者减税导致政府债台高筑、债务负担沉重,那么这样的减税就可能得不偿失,因为政府的债务负担最终还是要靠老百姓来偿还。此间必有一个权衡取舍的问题。

在减税的同时削减政府支出,那么减税空间就相应会扩大。一方面减税,另一方面财政支出在扩大,那么财政风险就可能集聚。在一些发达国家,减税容易得到民意支持,而削减支出不容易得到支持,一意孤行削减支出则执政党容易被赶下台。一般的政治家多不愿意尝试削减支出的政策,除非迫不得已。在这些国家,减税容易捞到选票,主张更高水平的社会福利也容易得到选票,纯粹的民粹主义主张的结果必然是这些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甚至导致财政的不可持续,甚至带来严重的国家危机。2008年以来欧洲一些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就是明证。天底下何来免费的午餐?要享受超越经济水平的社会福利,就必须付出代价,或者是短期的,或者是中长期的。在西方所谓的现代民主制度下,减税与削减支出往往很难同时做到。

实际上,现代国家都有内在的财政支出扩张倾向。如果不能有效控制财政支出,那么再多的税收也是不够用的,更遑论进一步减税?减税不能为减税而减。减税需要空间。减税或者是财政政策实施的需要,以短期减税换来更快的经济增长,让经济增长带来中长期更多的税收收入;或者是因为既有的税收制度不合理,税收负担太重或不适合当下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减税换取社会所需要的经济效率和公平正义;或者是因为国家找到了更加可靠的收入来源,可替代财源的出现为减税提供了空间;或者是因为国家财政治理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税收制度需要作根本性的变化。减税可能还有其他的理由,但不管什么样的理由,都不太可能无限度地减税。

在这样的背景下,现代国家必须而且只能以“轻税”为中心构建新的税收制度。按照“轻税”理念建立的税收制度,符合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要求,可以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真正拥护。

二、“轻税”:古今中外的诉求

周天勇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国内外经济的转型,需要民营企业走出去, “一带一路”规划,给中国民营企业的走出去发展带来了许多建厂、工程、服务等等多方面的机遇。而一些大中型民营企业走出去,一定要考虑中国的国家利益。一是对外投资对国内经济要有带动作用,比如产业关联、分工协作,带动国内产业发展。第二是投资的项目,国民收入要回流。

任剑涛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哲学、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以及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 。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现代国家建构理论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公共理论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反思中国公共行政学”的研究任务。代表作有:《从自在到自觉——中国国民性研究》《伦理政治研究》《中国现代思想脉络中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讲演录》等。

自晚清以来,由西方人开创的现代“世界”突入自居“天下”中心的中国。如何看待“世界”,就成为横亘在中国人面前的一大课题。对这个“世界”,中国处在后发现代、“被动挨打”的位置,为自己民族的现代不公遭遇感到极度的无奈、愤懑和悲悯。随着中国在经济总量上重回“世界”前列,国人迅即对介入甚至领导“世界”充满雄心。然而,这两种中国世界观均显乖张。理性地融入“世界”,成为其中平等的一员,并克尽自己的大国责任,恐怕才是中国需要着力塑造的现代世界观。

景跃进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

曾经与民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选举,如今竟然现身于威权政体的阵营之中。诸如“选举式威权”这样的表述,虽说未必是一地鸡毛,但也确实让人脑洞大开。选举“沦为”威权政体的修饰词,并非事出偶然,亦非学者的心血来潮,它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错综复杂性在知识层面的学理反应。从在民主前面添加形容词,到将形容词的帽子套在威权之首,这一转换反映了比较民主化研究一系列内在的深刻变化。在这一过程中,符号更换和术语创新(发明新的术语及新的词汇组合方式)是变化之果,而非变化之因。

李强

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谈小燕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讲师

通过对于两个中产社区的实证调研,发现了影响社区幸福感的多方面主观、客观因素,包括住房状况、社区设施、社区环境、社区关系、社区组织管理与社区参与、社区文化等。幸福社区不仅指个人幸福,更主要的是一种共同体的幸福。中产社区仅仅具备了建设幸福社区的一些基础条件,而幸福社区的真正实现还需要建立市场约束机制、提高治理水平、激发社区活力,幸福社区的建设也意味着不断“型塑”新型社会关系或社区关系。

周少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政治理论室主任、博导

农民工大量外出打工、土地撂荒与土地流转加剧、农业集约化生产日益壮大,这是全国许多地方乡村社会的普遍状态。乡村振兴的出路何在?未来一二十年,将是中国乡村社会大变革时期:新型城镇化,新生代农民工进城趋势不可阻挡;土地股份化,提高土地流转和土地效益;农业集约化,农业企业和农业合作社将成为主导性农业生产形态。也就是说:农民城镇化、土地股份化和农业集约化,“三化并举”将是乡村社会结构变革的大势所在。

张衠

上海社会科学院互联网研究中心 高级研究

在数据利用进入深水区,数据监管趋向常态化的大背景下,互联网企业的合规工作要和产品开发同步进行,对产品本身以及各种使用场景中面临的隐私风险进行评估和预判,将隐私保护融入企业创新文化之中。为此,我们期望“通过设计保护隐私”理念可以为企业创意孵化和产品创新提供隐私保护的方法论。

沈联涛

香港大学亚洲国际经济研究院杰出研究员

肖耿

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会长

数字经济天生是亲市场、亲生产力、亲全球化的。但如果缺乏有效的管理,它会导致严重的经济不平衡,造成政治与社会不稳定。中国必须建立更有效的制度,来处理企业的倒闭,承受损失,管理风险与不确定性。中国尤其需要完善破产程序、多层次资本市场、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可靠的公共住房以及减少不平等的累进税制度。与此同时,为应对市场滥用,中国应出台更健全的竞争法和反腐机制,以及更强有力的环境法规。

蔡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

中国40年来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充分条件是改革开放,必要条件归根结底就是人口红利。正是因为这些人口红利,使得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改善,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人口红利不仅仅是一种资源禀赋,因为世界上具有潜在人口优势的国家不只是中国,非洲也有人口红利,印度也有人口红利。只有在经济进行改革和开放,并且在这条路上走对了的时候,才可能把潜在的人口红利转化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因此,我想强调的还是改革本身。

任泽平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兼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曾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室副主任、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董事总经理、首席宏观分析师

熊柴

恒大经济研究院

未来五大改革待突破:通过地方试点方式调动地方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的积极性;国企改革;大力度、大规模放活国内服务业;大规模地降低微观主体成本;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同时,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金融监管加强、财政清理整顿、房地产调控等对短期经济也有一定压力,在坚决推动的态势,需把握好政策的节奏和力度。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最好的纪念方式是以更大力度推进新一轮改革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使经过改革转型洗礼的中国经济前景更加光明。

于学军

银监会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

2018年随着宏观控制性政策的持续,在某一阶段,中国经济有可能出现明显的下行压力。这种情况最快也许在今年一季度就会出现。理由主要有三个:第一是从外需来看,2018年全球市场应当难以实现比2017年更高幅度的增加。第二是从内部经济结构调整升级、提高发展质量来看,也面临一定的困难。关键是第三个因素,即前期刺激性经济政策的后续效应会逐渐减弱、消退,在某一阶段甚至有可能出现突然的衰落。

胡伟俊

麦格理集团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

从19世纪开始,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中国传统的经济和社会开始了艰难的转型,即唐德刚先生所说的穿越“历史三峡”。其中虽然经历了无数曲折,但当下大势已经非常清楚。中国经济同全球产业链的一体化程度越来越深,年青人的价值观也离世界的主流越来越近。同时,中国给全球经济带来巨大的新增生产和储蓄,正在深刻改变全球的经济结构,产业版图和地缘政治;而另一方面,这种冲击,也对全球领导人的政治智慧提出了挑战。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研究领域: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著有《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等

数千年的中国政治历史经验指明了中央地方关系的重要性。大多数历史学家在论述中国兴衰时,都会把中央地方关系提到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一个稳定的中央地方关系,不仅决定了国家政治是否稳定,更决定了国家的兴衰。

范勇鹏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

当前西方国家普遍面临严重挑战。这首先表现为一种制度危机,随着经济不平等加剧和社会流动固化,西方文明正在发生世袭化倒退。其次,制度危机反映了西方国家建构模式和文化矛盾等深层矛盾,它们的根源是共同体逻辑和资本逻辑的矛盾。该矛盾带来了比制度危机更危险的结果——共同体的解体。最后,西方现代文明是一种无法自足的文明,依赖于世界体系而存在。现代世界体系的失败将给西方带来致命一击。

林民旺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关系理论,南亚国际关系

印太”概念下的四国安全对话有针对中国的一面。在美日澳发表的声明中,对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海上安全、自由航行、国际法等概念的强调,甚至对2016年7月所谓“南海仲裁案”结果的坚持,都明显指向中国的南海政策。另外一个指向则是针对“一带一路”。对中国而言,还是要保持战略定力。印度不会毫无顾忌地同美国发展关系,日本的战略举措也有两面性,澳大利亚更是容易摇摆的一方。以目前的情势判断,美日印澳四方领导人对话机制的形成尚需时日。

左卫民

法学博士,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

安琪

四川大学法学院博士生

我国监察体制改革之路无疑将迎来光明前景,从改革目的而言,这一反腐机构的设立整合了反腐资源,强调了国家机构在打击职务违法、犯罪行为方面权威与无可比拟的中坚作用。在监察职权诸多内容中,调查权是关键所在,通过反思,可以归纳出调查权具有行使机关国家化、调查措施强制性、权属构成复合性等特征。

王春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赵玉峰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王玉琪

美国罗格斯大学社工学院

研究发现:第一,农民分层呈金字塔型,从高到低分别是农村干部、农村企业主、农村个体户、打工者、兼业务农者、纯务农者和无业者。第二,纯务农者比例逐年减少,兼业务农群体扩大。第三,代内流动有向上的路径,但农村干部存在一定的阶层固化。第四,农村个体户和打工者向下流动相当普遍。第五,阶层的代际传递主要通过教育产生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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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负债扩张模式已经行不通了,在国家不鼓励、金融政策不允许、融资环境趋紧、市场竞争加剧的背景下,高负债扩张的模式不仅过时了,而且意味着巨大的风险。在高增长时期的高债务扩张,曾经培养出一批快速扩张的“枭雄”式的民营企业和臃肿的“恐龙”级国有企业。但当高债务泡沫破灭之后,中国市场将经历一场深刻的洗牌!
尽管人民币兑美元正接近两年半高点,但企业对其涨势却显得信心不足。企业不愿意将所获得的外币转换成人民币,远汇市场上对人民币贬值的押注有所升温。如果出口商愿意承受较大的汇兑损失也不愿意结汇,可见他们对人民币远期贬值的预期是很强的。如果类似的市场预期成为共识,累积起来将成为外汇市场上不可忽视的力量。
作为近年来保险公司等企业境外投资的新型融资渠道,内保外贷的流动性、高杠杆及再融资风险,正引起监管部门关注。保监会联合国家外汇局发布通知,一是明确了保险机构开展内保外贷业务的资质,二是明确了融资比例和融资用途,三是明确禁止行为。相关项目及其底层资产不得违反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产业政策和境外投资政策。
受到美国股市大幅下滑的影响,SPDR S&P 500交易所基金(SPY)的资金流出规模达到236亿美元,创出历史新高。流出的资金规模相当于该基金资产总额的8%,如此高的资金流出前所未见。摩根大通策略分析师表示,市场投资者如此迅速且大规模的撤资显示,未来商品交易顾问和风险平价基金进一步卖出头寸的规模有限。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即“大基金”)去年在A股投资了十多家上市公司。不过,去年11月底入股的汇顶科技股价持续下跌,使得大基金目前约浮亏16.3%,浮亏4.6亿元。与晶方科技的一笔6.8亿元的股份协议转让也浮亏约15.3%。作为支持半导体产业发展的战略性投资基金,大基金在A股市场到处投资,有变成财务投资者的风险。
2000年以来中国的生育率就一直低于日本,2010-2016年中国平均只有1.18,日本为1.42。实现“全面二孩”政策后,2017年中国出生人口1723万人,同比减少63万;人口出生率约为12‰,同比回落0.52‰。开放二胎后中国的生育情况仍未摆脱风险,值得中国社会担忧。今后中国的人口和老龄化危机可能比日本还要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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