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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蔡昉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一、 引言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世界商品和服务贸易出口的实际增长率,除个别年份波动之外,始终高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这充分说明了我们所处的经济全球化时代特点。因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世界贸易总量于2009年骤降之后,2010年和2011年都得到恢复性的增长,也大大高于GDP增长速度。然而,自2012年以来,世界贸易增长率持续低于GDP增长率。诸如全球经济增长疲软等需求侧经济因素以及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转向内需驱动等供给侧经济因素,可以或多或少地解释世界贸易的减速,然而,全球性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应该是产生这一现象的重要的政治经济学因素。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贸易下降或许是在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反全球化的政治生态致使经济全球化受阻的一个特征性表现。与此同时,全球资本流动数额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从2007年的峰值水平上骤跌。

这种现象不难理解。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纷纷设定新的贸易壁垒,其中,作为最发达经济体的美国以及德国和英国就分别出台了数百项措施。诸如此类的政策变化也反映了西方国家政治结构的变化,即以反对全球化为核心主张的政治民族主义化和民粹主义化,并迅速演化为非合作性的反全球化策略。截止到2016年,这种趋势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而且呈现政治上的极端化与指向上的趋同化并存的新特征。欧洲民粹主义在政治上节节逼近,形成遏制接受移民(难民)、阻碍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退出国际一体化机构等反全球化浪潮,其中,英国公投脱欧只是在可以预见的逆全球化事件中最具新闻性却远非完结的一桩而已。无怪乎人们说:英国脱欧并不出乎意外,问题在于“谁是下一个”。

政治经济学可以很好地解释这种现象。全球化本身并不是利益中性的,最初人们看到的是发达国家及其政治经济精英和智囊们主导着全球化,使其朝着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方向演进。不论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国际金融与贸易机构,还是欧盟这样的一体化共同体,做决策的都是那些握有生杀予夺权力的大国,由代表这些国家的财政部长、中央银行行长和贸易部长行使权力,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不能从全球化中均等获益。进而,人们又发现,发达国家中主宰利益安排的实际上是跨国公司和其他代表资本的利益集团。不难想象,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和低收入家庭同样未能从全球化中获益。

夏立军

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会计系系主任

中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有近三十年历史。如何理解近三十年来的成就和不足以及未来的方向,事关重大。过去二十多年的经验教训表明,中国资本市场未来发展强大的关键是解放思想,更大力度地实施改革开放,正确地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把资本市场的价格和激励搞对。

周少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政治理论研究室主任、首席研究员、博导,研究专长为中外政治学说史、中国政治制度,代表作品有《人性、政治与制度》

我国乡村治理面临一系列制度性“纠结”和困境: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反向拉扯”,乡村共同体与流动性社会的“结构调适”,行政化下沉与乡村自治的“机制对冲”,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双重约束”。直面制度性问题和困难,破除城乡之间的制度性壁垒,是乡村治理体制性改革的出路。

姚之浩

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博士研究生

田莉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珠三角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和开发制度的创新意图赋予农民集体土地开发权,强化农村集体资产的经济价值,提高农民分享城市化带来的土地增值收益,从而盘活低效集体建设用地。但由于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入市制度不完整,集体土地产权制度供需不均衡、非正式社区经济的制度约束和农村宗族产权认知局限,以及村集体对集体资产流转入市、转国有存在顾虑,在机会主义的吃租依赖和宗族传统文化潜移默化的作用下,农民集体理性地选择了风险最小、短期租金最大化的流转出租非正式更新途径以维系集体资产的安全经营模式。

袁志刚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未来我觉得就几块改革特别重要。第一块是进一步启动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农民手中的三块土地(耕地、宅基地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一定要进一步确权,大规模交易,大规模优化配置,大规模股份化。第二块就是国企改革。要通过国企改革,国有资本得到更好的保值与增值,最后使国企收益为全体人民所用。第三块大的改革是一定要改变服务业现在的状态。

张军

复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所有高成长的经济体都有上一程和下一程之分别。他们都经历过超常的增长,但是也都会进入到中低速增长阶段。经验上看,有些国家或地区从超常增长到中低速增长阶段的转换比较剧烈,有的转换相对比较平稳。我们正接近上一程的尾声。一旦进入这个阶段,最麻烦的一件事情就是过渡期风险的识别问题。过渡期最大的风险,其实是来自于对宏观经济的管理。中国也面临整个体制适应的问题,所有支持追赶模式的那种体制,包括政府的治理,未来都面临根本性改变。

方兴东

浙江传媒学院互联网与社会研究院院长

中国互联网急需反垄断法发挥威力,来维持基本的竞争秩序,切实维护互联网领域的公平竞争,维护平台之间的基本开放和互联互通。这不但涉及到消费者的基本权益和互联网发展的基本市场秩序,更直接维系着整个新技术变革时代的创新驱动和社会繁荣发展。还有更长远的角度,中国互联网要走出国内,走向全球,中国企业必须成为全球规则的有力维护者而不是破坏者。

李杰伟

上海海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

陆铭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交通需求是见面需求的派生物,面对面交流是知识交换、碰撞以及创新的源泉之一,也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动力。同时,随着收入水平提高,更多的服务需求也必然带来更多的见面需求。交通的增加,伴随着经济活跃度的提高。如果简单地认为拥堵是人口增加的结果,并且以减少拥堵为政策目标,就非常容易产生控制人口和限制交通的政策思路,而不是从供给角度去满足交通需求。这样不仅可能使增进人民福利的需求受到抑制,还会使城市失去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

樊杰

研究员、博士,《经济地理》主编,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专家顾问委员会专家委员

今天的中国,城市化水平达到58.52%,已经步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我国最富裕的省区(不包括直辖市)是江苏省,人均GDP达到107189元,与今天全球各国(地区)发展水平相比,中国最富庶的江苏省的排名已相当49位左右的水平,属于发达地区。这种增长和发展的变化,以及与这些增长变化所关联在一起的产业结构变化、基础设施体系变化等,反映到国土空间上,就是中国经济地理格局呈现出巨大的改变。

马亮

中国人民大学国发院研究员

最近一段时间是各地“两会”密集召开时期,也是政府工作报告集中“晒成绩”的关键时期。尽管淡化GDP已成共识,但是GDP仍然是各地争相比拼的关键指标。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经济增长抢眼的城市都在集中发力“万亿GDP”,并希望挤进这个代表了经济增长皇冠的俱乐部。

受访者:聂辉华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采访者:凤凰网《政对面》

我觉得当下最紧迫的问题是要明确改革的方向,必须坚持朝市场化这个方向前进。这一点如果稍微有模糊,都会引起一系列不确定的事件,这是最大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要清理很多不符合市场化导向的一些政策,尤其是让政府真正做到放手,要明确市场配置资源和政府干预市场的主次关系是什么。另外,如果能把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到的举措都落实了,我不觉得中国经济会有什么问题。

邵宇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陈达飞

东方证券高级宏观研究员

中国的GDP增速不断下行,主要是由TFP由正转负,以及资本存量逐步下行导致的,这两者又是高度相关的。所以,投资,仍然是“稳增长”的一个关键要素。只是,在“新时代”的故事里,企业应该是主角,而治本,就是“供给侧减税”。这一点,在中美博弈的当下,又多了一重战略意义。

张胜军

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副院长、教授,代表作《全球化最缺利益调和》

全球治理的全面政治化趋势正在打破我们对于全球治理的传统认知,未来的全球治理很可能是一种全新而又陌生的模式。它的政治维度会从国际政治中一维的“左”与“右”线性对垒——国际体系中两种全球治理路线之争,升级为全球政治中的国际体系与全球公民社会之间的二维竞争——国家或国际体系与非政府组织等组成的全球公民社会之间的政治竞争,还可能进而升级为国际政治、全球政治与生态政治的三维关系。来自边缘的小政党,由于发展出了一套与传统全球治理理念迥异的新纲领,也很可能成为未来全球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党派。

傅梦孜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与邻为善、以邻为伴、亲邻、睦邻、富邻以及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理念指引下中国周边外交的成功,也反映周边各方求稳定、求发展的良好愿望。显然,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大变局中,中国外交仍可大有作为,中国周边外交呈现的亮点正是此一生动写照。在新的国际大变局下,周边稳定与发展有益于中国的稳定与发展。周边是首要,周边外交的重要性会进一步提升。

杨希雨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亚太安全问题研究

2018年3月以来渐次展开的中朝、朝韩、朝美领导人会晤,为通过对话谈判的方式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和建立半岛永久和平体制,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性机遇。但这种来自最高层级的积极态势能否持续,依然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当前能否抓住新一轮机遇,摆脱“危机周期”,实现半岛无核化并建立永久和平体制,关键在于能否建立南北双方共享的共同安全。

李强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中国社会学界一直致力于探讨激发社会活力与维持社会稳定的关系。长期以来,我们遇到的一个难题就是所谓“一管就死、一放就乱”。改革开放以来政策调整的基本经验就是,放的时候要随时关注不能出现乱局,政策收紧的时候要特别小心,不要伤害社会活力。所以,关键是在激发社会活力与保持社会稳定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点,而这个均衡点绝不是一劳永逸的,需要随时根据形势做出调整。

杨雪冬

中央党史与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按照风险社会理论,现代风险归根到底是人为风险,任何一种决策都既是对不确定性的回应,也可能是新的不确定性的来源,衍生出新的风险。因此,改革开放也会带来多元化的风险主体和风险来源。这种风险状态完全不同于传统社会以及计划经济时代。即便与其他现代化国家相比,中国也由于规模大,内部复杂,多重转变,有着更为复杂的风险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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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世界存在自由交易和集中控制两种交易体制,而这两种交易体制实际是两种资源管理体制。从非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实际就是对要素和资源的管理模式,关键在于对要素和资源的控制权。从古罗马的历史看,这两种资源管理体制都会造成危机,尤其以集中控制所造成的危机最为厉害。自由交易也会导致危机,但危机往往可以通过大量的财富损耗为代价来熨平和冲销。历史显示,只要不走向极端,保持克制,则大致都可维持社会的均衡发展。
国内1月信贷增加3.23万亿,同比多增3284亿;社融增量4.64万亿,同比多增1.56万亿,且均为历史最高值。中国央行官员表示,从历史规律看,1月份是全年贷款投放最多的月份;考虑到春节因素,应把1、2月份甚至一季度的数据统筹考察,不宜对单月数据过度关注。而1月新增贷款与实体经济的需求是相匹配的,属于合理水平,不是“大水漫灌”。央行官员还表示,货币政策并未转向。
人口增减变化代表了市场需求变化,从趋势来看,中国城市人口增长总体呈现“南快北慢”趋势,新增人口占比,南部为78.7%,北部为21.3%。华南城市几乎全面扩张;华东城市扩张、饱和各占一半;华中、西南、西北的核心城市、扩张趋势明显,而中小城市饱和或收缩,东北城市出现极端分化,53%的城市扩张,41%的城市收缩,人口向核心城市转移的趋势明显。
一项涉及149.2万亿元中央国有金融企业资产重整的行动已有迹象可循。监管部门正考虑采取划转、出售等方式,将部分央企旗下的金融资产进行整合。这与此前非银行金融机构频繁爆雷有关。监管层从2013年开始就资本脱实向虚,限制央企并购金融企业的行为。2018年以来,实体经济困境和近一半央企主营业务亏损,令防范系统性防范金融风险显得更为重要。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即将公布。据了解,香港要融入国家发展的大局,将侧重研发和金融等服务,并继续提升于国际仲裁及航运枢纽的地位。消息人士预料,大湾区规划将分两个阶段发展,中期规划是于2022年前打好连接湾区各市的基础;长远会在2035年前有更多便利大湾区各城市居民流通的措施,并在2035年完成整个湾区建设。香港有关人士估计,今后需要研究推出“大湾区签证”,方便想到大湾区工作或投资的外国人士。
中国央行官员日前在国内某论坛上称,目前的政策文件没有反映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问题,国内大部分政策文件是由处长们起草的,但在交流时会发现各部门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存在分歧。分歧可能源于认识上的差异,也可能是基于部门利益考虑,很难协调一致。处长们没有调整立场、相互妥协的权力,只好把有分歧的问题从政策文件中拿掉。此外,还存在立法部门化现象,行政部门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无法真正体现市场化和法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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