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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韩大元

中国人民大学二级岗位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兼任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宪法学研究会会长

一、促进宪法秩序的恢复

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称“七八宪法”。尽管在规范形态上,1978年宪法保留了“左”的指导思想,但它为恢复社会主义法制奠定了必要的宪法基础,也成为改革开放的法制起点。

1978年宪法颁布前后,学术界为恢复宪法秩序,为重建民众对国家发展与未来的信心,发挥了重要的学术作用。由于1978宪法存在形式合法性与实质合法性之间的矛盾,这一时期的宪法学发展仍处于一种拨乱反正的“复苏时期”或者过渡期,宪法文本的价值与意义仍受到部分人的质疑。正因为出现社会价值观的冲突与矛盾,恢复宪法学研究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也是不少的。

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启了思想解放的序幕。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指出:

“未来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同年12月18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针,成为指导法制建设的基本理念,使法制发展重新回归宪法的轨道。同时,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化,为宪法学研究营造了良好的氛围,使宪法学从单纯的“政治性”话语中解放出来,积极承担为改革提供正当性、合法性的学术功能,促进宪法秩序的恢复和转型。

据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上搜索的信息,从1978年到1982年,所有篇名含有“宪法”的文章数量分别为1978年12篇、1979年4篇、1980年9篇、1981年26篇、1982年166篇。从论文数量来看,当时宪法学的研究成果是比较少的,这与法学研究处于蹒跚起步的状况是一致的。反映这一时期中国宪法学发展状况的代表性著作是许崇德和何华辉教授合著的《宪法与民主制度》。宪法学方面的论文主要有蒋碧昆先生的《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新时期的总章程》、张光博先生的《社会主义民主的伟大旗帜》以及许崇德先生的《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关于我国元首的理解》等文章。

安雪慧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区域发展研究部主任

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角度看,我国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乡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乡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乡村。乡村教育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重要抓手,必须落实好这个先手棋。

谭琦

国防科技大学文理学院讲师

刘诚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极限施压的威慑、商务交易的谈判、有拉有打的允诺,似乎成为特朗普对外经贸博弈的鲜明特色,并与欧洲、北美等其全球主要贸易伙伴的重谈中取得了阶段性成功。中美贸易战未有缓和迹象,甚至可能愈演愈烈。理性分析美国博弈策略,有助于中国避免贸易战,或者打赢贸易战。

何增科

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教授,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廉政研究室兼职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专业领域为政治学,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政治,重点为腐败与反腐败、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政府创新与民主治理等。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建设强有力的国家、受约束的国家和负责任的国家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对政治监督体制的现代转型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改造传统的监察监督模式,强化民主监督和法治约束,防止公共权力滥用,保障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建立现代政治监督制度体系,将成为中国混合型政治监督体制变革的方向。

沈联涛

香港大学亚洲国际经济研究院杰出研究员

肖耿

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会长

今天的中国领导人必须加倍努力,就像邓小平1992年“南巡”时所做的,释放国内企业的“动物精神”,鼓励地方政府带头改革。虽然美国等贸易伙伴可能反对这种带有政府主导性质的做法,但其最终结果将是市场更加稳定和充满活力。成功的关键在于强化产权保护的基础,包括纠纷解决机制、司法体系、商业及技术标准。

张晓晶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常欣

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副主任

刘磊

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今年二季度特别是7月份以来,去杠杆引发的市场紧张情绪,叠加中美贸易战带来的不确定性,加大了经济下行压力。在此背景下,宏观政策进行适度微调,放松了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政策,辅之以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求确保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合理融资需求和在建基建项目的资金支持,加大对小微企业的信贷投放,并支持发展消费信贷。

约瑟夫·奈

哈佛大学教授

正如克林顿政府在25年前所承认的那样,中国的崛起在东亚建立了三国力量的均势。如果美国和日本保持同盟关系,它们就能塑造中国所面临的环境,并帮助遏制其不断上升的实力。但这将取决于特朗普政府是否能够成功维系美日同盟。

陈建奇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世界经济室副主任、教授

晓敏

尽管WTO面临着多重挑战,但如果没有出现比WTO更好的平台,那么WTO不仅不能可有可无,而且将会在未来的发展进程中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中国在推动WTO改革方面需要清晰定位,促使自身在WTO改革过程中能够切实发挥更加积极的建设性作用。要深入研究全球经贸发展规律及演变趋势,进一步明确推动WTO改革创新的重点。

黄玉顺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谈到儒学未来发展的愿景,必须反复强调:中国社会所面对的远不是所谓“后现代状况”,而是“走向现代性”的问题。“走向现代性”是中国社会的发展阶段决定的,所谓“社会转型”不外乎由前现代社会转向现代性社会。因此,儒学要避免被时代所抛弃的命运,就必须接受现代文明价值;为此,儒学自身首先需要现代转型,即实现儒学现代化,成为某种“世界儒学”[14]、或者“人类儒学”,而非某某主义的儒学。

王辉耀

全球化智库主任

当前中美经贸争端进入了一个僵局,但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全球经济的福祉角度出发,中美两国都应该也有机会找到一个理性办法来处理当前的问题。通过回到谈判沟通中来,守信用,尊重彼此好几轮谈判的成果和共识,不反复无常,对彼此原则进行确认尽快开展交流,以期在G20峰会中美领导人会晤前能达成一个不再升级关税,利用更多的接触来共同降低和解决目前中美贸易摩擦安排是一个比较可行的解决方式。

何帆

北大汇丰商学院经济学教授,熵一资本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并未出现根本的改变,下行压力依然存在。如果政府希望将经济增速继续保持在6.5%的较高目标,那么,一种选择就是再次启动传统的“强刺激”政策,但这一“强刺激”政策的副作用已经多次显现。另一种选择则是及时推出“强改革”措施:启动国有企业改革;开放能够切实改善民生、提升人民“获得感”的服务业,如医疗、教育、养老、通信等;以更为市场化的方式推进城市化和环境保护;实行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等等。

任泽平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

甘源

恒大研究院

2018年10月7日央行宣布年内第四次降准。本次降准的宣告时间在国庆长假最后一天,提振市场预期的意图明显;宣告与实施间隔与4月定向降准相同,均为8天,低于1月的117天和7月的11天,说明货币当局对目前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担忧,提前做好预调微调。

戴国强

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金融学教授、上海财经大学青岛财富管理研究院院长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总体稳定,但是由于存在较多外部不确定性因素,也给我国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工作造成一定的难度。可能引起我国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我国现有的金融结构容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二是我国的金融监管部门经验不足容易导致出现监管缺位或监管过度。三是由于在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和法制建设方面的工作存在差距,我国金融消费者的预期不确定性较大,容易导致心理恐慌型的金融事件发生。

巴曙松

香港交易所首席中国经济学家、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朱元倩

亚洲金融合作协会智库部副研究员

货币政策的目标及其与金融监管的协调问题始终是货币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也始终困扰着央行和金融监管部门的边界划分和政策制定。在中国当前分业监管模式下,央行和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更是影响到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的重大问题。

魏程琳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当前的移民搬迁扶贫政策应致力于自然灾害地区农村,不宜让普通村庄的个别贫困户享受这一政策,这不但会引起村民心理失衡,也可能诱发贫困户集聚的负面效应。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地方政府的财政资金应更多投向村庄的道路、饮水、公共空间、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以使乡村居民的生活得到切实改善。

刘世锦

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中速增长阶段,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高速到中速,是从速度角度看的。在增长阶段转变的过程中,不仅速度在改变,结构、动力、制度、政策等也都在相应改变,系统性地进入一种新的状态。我们当下只是向高质量发展转变,还不能说已经进入这个阶段。转变本身就是一个异乎寻常的挑战。中国能否成功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并持续推进,最重要的是形成与之相适应的体制政策环境。

程实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研究部主管

钱智俊

工银国际高级经济学家

本次定向降准的时机与方式,清晰确证了当前中国经济政策的三重核心逻辑。第一,“货币匹配经济”是货币政策的根本思路。第二,经济基本面是汇率稳定的关键基础。第三,“稳预期”是应对内外部压力的政策重心,央行的“稳杠杆+严监管”组合仍会延续,但是有望在执行范围、力度、节奏上适时适度地放松。有鉴于此,下一次定向降准将大概率发生在2019年第一季度。随着“稳预期”措施渐次生效,中国经济增长底线和金融系统稳定性有望得到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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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对“国进民退”的分歧很大,许多人根本不承认存在这一问题。在中国经济环境里,存在着两类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产业部门——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两类经济部门从原理上看根本无法互相竞争,一类是管人、管事为主的,一类是搞商品生产为主的,但现在却必须相互竞争。这样一来,民营经济只能从国有企业那里拿资金、拿项目。这种依附走到极端,结果就是民营企业国有化。
习近平主席10月20日给民营企业家回信指出,改革开放40年来,民营企业蓬勃发展,民营经济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民营经济的历史贡献不可磨灭,民营经济的地位作用不容置疑,任何否定、弱化民营经济的言论和做法都是错误的。习近平强调,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是党中央的一贯方针,这一点丝毫不会动摇。
外媒认为新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的“毒丸”条款,将对中国在国际市场的对外合作形成“孤立”,而目前已有迹象显现。有报道称,中美贸易战和英国脱欧进程的缓慢,导致两国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陷入停滞。美国政府的贸易政策也给英、中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带来阻力。而加拿大与中国在2016年便同意开始的自贸协定试探性协商,至今并未取得任何进展。
2008年的金融危机检验了欧洲经济体制、金融体制。作为有经济差距的国家联盟,相比于单一的大国(如美国),其经济体系和金融体系的抗压能力仍然不足,金融危机震出了欧盟的“原形”。而目前欧洲银行系统超过8000亿欧元的坏账则是一种风险信号。面对全球贸易战以及美国经济的不确定性,欧洲经济可能长期低迷,其退出宽松政策很可能面临挑战。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10月21日表示,对修改美国对汇率操纵国的认定标准持开放的态度。目前考虑两种修改方法:一种是根据1988年贸易法案对汇率操纵的广泛定义来认定汇率操纵国;另一个方法是改变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存在竞争性货币贬值的标准。目前看来,特朗普政府未来很可能将汇率操纵国的认定标准门槛降低,这样就更容易挥舞汇率制裁的大棒。
由中国融资的从肯尼亚港口城市蒙巴萨到乌干达边境的铁路,堪称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非洲演变过程的缩影。不过,中国为第三期工程融资时,则要求展开更详细的可行性研究,“以证明商业可行性”。中企的这种变化,也反映出中国国家领导人今年在中非论坛上的讲话精神——中国在非洲投资和放贷将采取更具针对性的策略,“要把资金用在刀刃上,不搞花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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