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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吴理财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中国农村研究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农村政治社会发展、基层政府体制改革和乡村治理研究

吴侗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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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至2017年7月,我们受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原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委托,对中部地区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获奖项目进行跟踪调查,以便了解这些地方政府创新项目获奖之后的发展情况,探求地方政府创新的可持续性。从此次调查来看,中部地区5省的地方政府创新项目大多数仍然在延续,仅3个项目终止或名存实亡。从其他调研组了解到,全国的地方政府创新项目的后续发展情况,亦大致如此。由此说明,我国地方政府创新具有较强的韧性。

从既有研究来看,目前尚无人提出地方政府创新韧性的概念。不过,却有相关的一些研究。例如,吴建南等探讨了地方政府创新的稳定性问题。王焕祥、黄美花,王自亮、翁思瑶,宋怡亭,傅金鹏、杨继君,徐卫华等关注到地方政府创新的可持续性问题并作了相应分析。韩福国、刘伟等提出政府创新持续力概念,并探讨了地方政府创新持续力的来源及其影响因素[1]。很显然,地方政府创新可持续尽管与地方政府创新韧性相关联,但前者更主要的是后者的一种时间维度的表现。可持续性是地方政府创新的一种现象或表现状态,韧性则是地方政府创新的一种性质或内在特征。

何谓地方政府创新韧性?一般而言,所谓地方政府创新韧性,是指地方政府创新经受内在或外在压力,仍然能够得以保存和延续。在时间上,地方政府创新韧性表现为地方政府创新的可持续性。韧性既指时间意义上的存续,也指空间意义上的稳定,是二者的集合。地方政府创新韧性,从本质上讲反映了地方政府创新应对压力或挑战的能力(这一能力主要包括应对能力和复原能力)。

那么,如何来解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所具有的这种韧性?笔者认为,对于中国地方政府创新韧性的解释,既不能局限于“行为”分析,也不能囿于“结构”诠释,有必要引入“观念”变量,结合“观念”“结构”“行为”进行综合性分析。在这里,“结构”因素将具体地分解为“国家”和“社会”两个方面。本文将运用“观念-结构-行为”分析框架,尝试对中国地方政府创新韧性进行初步解释。

意识形态的支持

在我国,意识形态体现了执政党的基本理念。改革开放以来,改革和创新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条重要执政理念。改革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旗帜,还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中国共产党关于改革、创新的理念,为地方政府创新提供了宏观层面的意识形态支持。

傅晓岚

牛津大学国际发展系教授

目前,中国改善进出口平衡的主要模式似乎是增加进口,如大力主办进口博览会,其背后的逻辑秉承中方一贯的做大蛋糕的思想。但是扩大进口会面临一些障碍,未来中国的发展应该是在稳定出口的前提下,转向创新和内需驱动的增长模式。

段德敏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北京大学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副秘书长,兼任比利时鲁汶大学政治哲学研究中心联合研究员

特朗普之所以能够挑战美国政治传统中根深蒂固的权力分立和制衡机制,并成为某种程度上的“政治强人”,正是因为传统的两党制和“新封建”的宪制安排,一方面与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不再匹配,另一方面,其无法有效地治理日益复杂、分裂的美国社会。人们期待一个反体制、反精英、悬置于社会之上的最高权力,以帮助伸张自己的权利和利益。

党国英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

近几年农村扶贫工作的确取得了可圈可点的成绩。但毋庸讳言,目前的扶贫举措,有的具有长远意义,今后还要继续实施;有的则是在强大政治动员之下才会得到实施,政策上的可持续性不强。现在需要在更大的背景下认识脱贫攻坚工作的意义,并应未雨绸缪,及早考虑未来全面小康社会建成之后,如何将预防贫困发生机制作为社会运行的有机组成部分。

黄纪苏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近代以来悠悠万事,中国人的核心焦虑却是如何在一个叫作“现代”的世界里活得下来、混得下去。应该说,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近代基本任务到今天已经完成了。完成了,就要开经验总结会。这件工作至关重要,做好了,中国将来或可少走弯路;做不好,中国一跟头栽哪儿也很难说。

阎学通

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世界和平论坛秘书长

中美意识形态之争的危险将加剧还是弱化,现在还不能判断。根据以往中美意识形态之争的历史经验,20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两次中美意识形态之争弱化都是中国主动采取避免意识形态之争的政策后,美国才继而调整对华政策的。目前的情况是,美国政府在强化意识形态之争,而中国并不明确是否要采取避免意识形态之争的政策。如果中美意识形态之争加剧,两极化的速度则有加快之势,因为中美意识形态竞争越激烈,就会迫使其他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

高旭军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研究员、法学院教授

或许有人认为,因为美欧双方有不同的利益诉求,而且欧盟成员国内部也会有不同的要求,所以,谈判不会成功。笔者并不认同这一观点。笔者认为,美欧肯定会克服重重困难,最终取得自贸区谈判的成功,日欧成功签订自贸区协定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且,出于为美国工业产品更快寻找国外成熟销售市场的目的,特朗普会努力推动谈判的进程,欧美自贸区谈判应该会加速。

林劲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

自上个世纪80年代政治转型以来,台湾政坛逐步形成相对较为稳定的“二元”政治结构,一直以来,虽然有部分政治人物及势力利用社会对于“蓝绿恶斗”的不满和厌恶,提出“超越蓝绿”的主张,并且成立相应的政治组织,但是这些政治组织或者是“昙花一现”,或者无法持续发展壮大,或者最终沦为某个政治势力的附庸,未能真正成为第三势力。现阶段台湾政坛要形成相对稳定、具有与民进党、国民党相抗衡能力的第三势力,还需要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连平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资深研究员,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2017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为有效防控日益增长的金融风险,我国去杠杆稳步推进,已经取得一系列阶段性成果。严规范和强监管大力实施,在有效治理金融领域的乱象同时,金融收紧效应也明显呈现。在非信贷社会融资规模收缩的背景下,上半年三大需求不同程度地放缓,下半年经济增长仍有一定程度的下行压力。当前和未来一个阶段,我国货币政策面临双双重挑战,需要灵活审慎加以应对。

刘惟蓝

紫金传媒智库特聘研究员,曾任江苏省人民政府研究室副主任

近年来,我国对外文化贸易快速增长,规模不断扩大,但制约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亟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对外文化贸易高质量发展,显著增强我国对外文化贸易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把更多具有中国特色、蕴含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产品和服务推向世界。

陈功

安邦咨询创始合伙人、首席研究员、博士后导师、著名智库学者、信息分析权威专家。“新丝绸之路”的最早研究者,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提倡者,中国陆权理论的最早研究者。研究方向主要是基于信息分析的地缘政治战略和城市发展战略。

中美两国对于放贷都有着严格的规定,并且社会舆论对于高利贷都是持批判态度,因此一旦面临高额债务,寻求法律援助是最好也是最安全的办法。但问题是,在中国,由于金融法规的不完善,实际根本无法这样做。

受访者:管清友

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

采访者:《每日经济新闻》记者

我国上一次进行个税调整是在7年前,而这期间物价已经有较大幅度上涨,起征点和适应税率却一直维持在2011年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中低收入群体的税收负担。个税起征点可以根据CPI、房价、人均收入水平、GDP、财政收入等经济指标来确定一个动态调节方案,个税调整总体来说应当是减税方向。

刘志彪

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曾任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商学院副院长,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跨越关口。因此,从理论上对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一些基础问题进行分析,无论对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还是对于推动经济全面转型升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等经济工作和经济政策的实践,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和价值。

杨丹志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助理研究员

各种迹象表明,无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政治领域,俄罗斯与韩、朝的合作均前景可期。俄韩朝合作一旦推进,对美国的东北亚政策也会形成一定程度的牵制和挑战,并迫使美国作出相应政策调整。当下,所有与东北亚利益攸关的国家亟待采取有效措施,努力避免东北亚重现两大集团对峙的局面。相关国家接受多个战略三角关系叠加共存的现实,以政经合一,以经促政的方式推进合作,才是最为明智的选择。

张杰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教授

显而易见的逻辑是,如果WTO体系和规则的新变化,仅仅由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利益集团来主导,处处被烙上“美国优先”的利益印记,完全忽略和排除了中俄印等新兴大国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小国的经济发展利益诉求和技术创新需求,WTO体系就必然会加速走向失效甚至解体。

王辉

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

在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下,逐步形成了一系列以核裁军与核军控、禁止使用核武器、防止核扩散为主要内容的国际规范与制度安排。21世纪以来,国际战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人类进入了核技术与导弹技术加速扩散的新时期,伊朗核能力稳步增长,朝鲜突破核不扩散机制成功获得核武器,非国家行为体成为核技术与核材料扩散的重要主体。特朗普上台后,提出发展强大导弹防御系统,研发新型战略武器;制造低当量核弹;退出伊朗核协议。这种调整开启了新一轮核武技术竞赛。

张斌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

无论有没有中美贸易纠纷,中方都需要在开放市场,推动市场公平竞争方面做出进一步的努力。这是其他经济体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必由之路。中美贸易纠纷如果能成为推动这一过程的契机,对中国不失为好事。中美贸易纠纷带来的如果是情绪化应对措施,以及对市场机制更多的干预和破坏,其负面影响将难以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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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世界大格局下,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之下,中国的经济政策必须寻求新的突破,以有效扩大内部市场。安邦咨询建议,中国政府可以考虑建设“成武轴心”,即连接长江中游地区(也是中国心脏地带)的两个重要节点城市——成都和武汉,两者组成一个发展轴心,即“成武轴心”。现在国内在战略目标上大都已经明确,关键是要在改革的基础上,放手让地方一搏,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安邦咨询的研究人员认为,外资撤离会对中国实体经济形成釜底抽薪的冲击,特别是当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会形成叠加效应时,这种冲击会更大。稳定在华外资企业特别重要。外资在中国遇到的问题,已不是税收优惠、土地优惠等“初级”问题了,而是涉及到竞争环境、政策环境、知识产权保护、公平竞争等“高级”问题。这也反过来对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和开放提出了更高要求。
中国商务部8月16日发布了一则消息:“应美方邀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拟于8月下旬率团访美,与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马尔帕斯率领的美方代表团就双方各自关注的中美经贸问题进行磋商。”这个时候,中美再度进行谈判引人注目。中美两国都应该看大处,而不是看小处。中国可能尤其是需要从大处把握中美贸易谈判。
在经历连续下跌后,8月16日美东时间中午11点左右,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收复6.86关口,涨幅扩大至1.3%,刷新日高至6.8541元,亚太盘初一度走软至6.9491元,代表日内大涨950点。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有望创下2017年1月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除了国内银行干预外,刺激人民币汇率上涨的因素之一是中美重开贸易谈判,中美重启贸易谈判对于近期焦虑的市场来说,是一大利好。
8月15日晚间,证监会进一步放开了外国人开立A股证券账户的权限,决定从9月15日起,在境内工作的外国人、在境外工作的境内上市公司外籍员工,都可以开立A股证券账户参与交易。但现在开放外国人炒A股,还有一些问题:一是人民币下跌,股市下跌,有多少外国人愿意马上炒A股?二是,我们需要通过开放政策吸引一批“洋散户”吗?三是不要期待放开政策马上会见效。
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称,联想集团发展遇到困难,非常“庆幸”在2001年对业务进行拆分,建立了投资集团联想控股。柳传志说,“联想控股保证了股东利益和员工利益;同时分散了联想集团业绩下滑带来的危机,提供了联想品牌可以延续的基础”。这意味着,联想品牌的延续,将不会以联想集团作为承载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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