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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吴理财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中国农村研究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农村政治社会发展、基层政府体制改革和乡村治理研究

吴侗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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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至2017年7月,我们受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原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委托,对中部地区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获奖项目进行跟踪调查,以便了解这些地方政府创新项目获奖之后的发展情况,探求地方政府创新的可持续性。从此次调查来看,中部地区5省的地方政府创新项目大多数仍然在延续,仅3个项目终止或名存实亡。从其他调研组了解到,全国的地方政府创新项目的后续发展情况,亦大致如此。由此说明,我国地方政府创新具有较强的韧性。

从既有研究来看,目前尚无人提出地方政府创新韧性的概念。不过,却有相关的一些研究。例如,吴建南等探讨了地方政府创新的稳定性问题。王焕祥、黄美花,王自亮、翁思瑶,宋怡亭,傅金鹏、杨继君,徐卫华等关注到地方政府创新的可持续性问题并作了相应分析。韩福国、刘伟等提出政府创新持续力概念,并探讨了地方政府创新持续力的来源及其影响因素[1]。很显然,地方政府创新可持续尽管与地方政府创新韧性相关联,但前者更主要的是后者的一种时间维度的表现。可持续性是地方政府创新的一种现象或表现状态,韧性则是地方政府创新的一种性质或内在特征。

何谓地方政府创新韧性?一般而言,所谓地方政府创新韧性,是指地方政府创新经受内在或外在压力,仍然能够得以保存和延续。在时间上,地方政府创新韧性表现为地方政府创新的可持续性。韧性既指时间意义上的存续,也指空间意义上的稳定,是二者的集合。地方政府创新韧性,从本质上讲反映了地方政府创新应对压力或挑战的能力(这一能力主要包括应对能力和复原能力)。

那么,如何来解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所具有的这种韧性?笔者认为,对于中国地方政府创新韧性的解释,既不能局限于“行为”分析,也不能囿于“结构”诠释,有必要引入“观念”变量,结合“观念”“结构”“行为”进行综合性分析。在这里,“结构”因素将具体地分解为“国家”和“社会”两个方面。本文将运用“观念-结构-行为”分析框架,尝试对中国地方政府创新韧性进行初步解释。

意识形态的支持

在我国,意识形态体现了执政党的基本理念。改革开放以来,改革和创新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条重要执政理念。改革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旗帜,还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中国共产党关于改革、创新的理念,为地方政府创新提供了宏观层面的意识形态支持。

张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中国大概还需要15到20年时间才能赶上日本或韩国的投入,至于更重要的产出,那就差得更远了。虽然中国可以通过吸引创造性人才和加强对长期研究的激励来加快进步,但从学习渐变到创新是没有捷径的。在这方面,大学不仅培训新的科技人才,还通过进行基础研究发挥着关键作用。但这一切都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真正的经济转型不可能也不应该急于求成。

张牧扬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在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周期确实客观存在。这一方面说明,晋升激励确实使得地方官员更努力地来促进地方的经济增长,但同时也说明,这种激励方式容易使得地方官员产生短期机会主义行为,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选拔具有较高执政能力的官员,能够一定程度上降低机会主义行为。从而,上级在考核下级官员执政绩效时,除了考察短期的经济发展指标,也应该考虑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并引入公共服务、环境、公共安全等其他社会发展指标。

黄益平

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王勋

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形成,是三大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一是经济增长减速,二是流动性相对充裕导致杠杆率上升,三是管制过严和监管不足同时并存。因此,应对系统性的金融风险需要系统性的策略,并遵循顺应市场、支持创新和统筹政策的原则。

张丽宾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就业创业研究室主任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只要就业保持稳定,现行的宏观调控政策就会保持稳定,政策层面就不会有大动作。因此,千方百计稳就业,就是要以时间为实施练好内功的宏观调控政策换取空间。稳就业就是要稳增长,即要将稳就业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将经济增速保持在合理区间,确保完成城镇新增就业、城镇调查失业率、登记失业率等各项就业目标任务,稳住就业基本盘。

李迅雷

CF40特邀成员,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

结合当前“积极财政政策更加积极”,还是应该在收支两端进行发力,在收入端,还是要通过减税、降费,并在此基础上,将收入更加向居民部门倾斜,只有推动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回升,这才是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内需的根本方法。另外,在支出端,加大对文化娱乐等社会事业的支出力度,营造更好的环境、供给更好的产品,才能满足服务消费扩大的需要。

傅蔚冈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如何解决城市的出行难问题?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增加供给是一条有效的路径。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提供的方案是公交优先。事实上,这几年来各地方政府确实在加大对公共交通的投入,但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是,随着公共交通投入的规模越大,出行的不方便程度却是越来越高。其实,增加交通供给并不是只有大力建设增量的轨道交通,庞大的存量私家车也是可以利用的资源。

欧阳俊

西南财经大学北京研究院教授

特朗普全面启动贸易战,旨在逼迫贸易伙伴回到谈判桌。欧洲和日本屈从了美国的压力,开始就特朗普设定的议题与美进行“一对一”谈判。按照目前博弈各方利益诉求,除非发生意想不到的重大变化,譬如特朗普被弹劾下野,否则相关谈判将有很大概率在2020年前完成,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将又一次重构。

黄少卿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民营企业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领域: 政治经济学、公共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

总体上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和宏观经济学所刻画的模式并无二致,即在早期远离技术前沿的阶段,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是比较快的;经过将近 40年的快速增长,中国经济增速已出现明显回调。但中国经济的另一个问题是增长减速得似乎有点早、有点快,也即在人均GDP依然较低,尤其是占美国人均GDP比重还不是那么高的时候就出现明显减速。为了防止动能转换期中国经济增速的过快下滑,我们需要重构中国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

赵法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华民族号称礼乐之邦,向来重视丧葬礼仪和生命关怀,具有慎终追远的悠久传统。随着国家现代化的推进,传统礼仪的现代转型是题中应有之义,但近年来的殡葬改革乱象丛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与争议,这些问题的出现与现行殡葬改革的指导思想存在诸多误区直接有关,亟待加以讨论澄清。

袁超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学院]党史党建教研部讲师、深圳大学党内法规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当代中国的后备干部制度经历了30来年的变迁,其制度运转塑造了“选拔-培养-选拔”这一以“培养”为核心而形成的“二元互嵌”式的持续动态过程,突显了党管干部背后明确的认识论基础与方法论自觉。而在现实政治过程中,“用而不备、备而不用”的出现实际上是理性制度设计的预期过程与服从内在政治动力要求的补充过程相叠加的共同结果,从而使得“支流选配”在正反两个面向上成为一种客观存在的政治逻辑,并与“二元互嵌”共同构成对当代中国政治精英转换产生重要影响的中间机制。

尹利民

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南昌大学江西扶贫发展研究院教授

邱观林

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协商民主因关注民众的平等协商、公平参与,从而更有利于改善民生问题和提高治理绩效,其中,精英的引领为民主与民生的链接架起了桥梁。当然,协商民主的水平取决于民众的素质及他们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度,也与信息的公开程度有关。因此,通过推动村务公开,发挥精英的引领作用,在协商中促进精英与民众的良性互动是提高基层治理绩效的重要路径。

高全喜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

如果我们把“东南互保”视为自成一体的重大历史主题,甚至把义和团运动视为“东南互保”的前奏而把“东南互保”作为现代中国之古今中西交汇之转型的中心议题,那么,“东南互保”就不仅具有“准国际法条约”的法学意义,而且它还关涉一种根本性的制度变革,不啻为现代早期国家构建与转型中难得一见的一次富有积极成效的制度创新,为晚清新政、国家转型铺垫了道路,其内涵的法政逻辑即便在今天也还具有借鉴意义。

贾康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可以通过税制改革,包括直接税的改革,让社会广泛的公众参与,一起来促成我们政治文明水平的提高。我们如果能够抓住税收法定、立法先行,实际上就是在为政治的进步来做一些积极的推进。我觉得理应促成立法过程中的广泛讨论,大家争取在充分承认物质利益原则和不同利益集团诉求的情况下,寻求最大公约数,寻求合成出以公心的、合理的税制现代化的解决方案。

任泽平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

短期调控无法解决长期供需不平衡的根本矛盾,深化住房制度改革才是实现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根本。按照“房地产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的分析框架,未来应从供给着手,从短期调控政策过渡到长效机制建设、从行政手段过渡到经济手段、从商品属性为主过渡到构建强调居住属性的住房制度非常重要。在“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指引下,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将是住房制度改革的新方向。

侯彦全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智库

樊蒙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智库

赵芸芸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智库

产业园区面临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已经不适合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亟待通过转型与升级相结合,以转型推动升级,以升级支撑转型,推动产业园区的高质量发展。推动产业园区的转型,即转变发展模式、推动组织变革和创新治理机制;推动产业园区的升级,即加快产业升级、推动集群创新,加快服务业发展和产城融合。

高宏存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化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陈小娟

长沙市委党校讲师、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长沙基地研究员

新一轮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需要我们在新的时代发展坐标中深入思考和探索。环境改善、产业振兴、收入增加等经济视角很重要,但不是乡村振兴的全部。生活富裕、治理完善、城乡互动,形成和谐共享的城乡空间新生态,应当成为乡村振兴最终实现目标,推动中国均衡发展步入更高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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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世界大格局下,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之下,中国的经济政策必须寻求新的突破,以有效扩大内部市场。安邦咨询建议,中国政府可以考虑建设“成武轴心”,即连接长江中游地区(也是中国心脏地带)的两个重要节点城市——成都和武汉,两者组成一个发展轴心,即“成武轴心”。现在国内在战略目标上大都已经明确,关键是要在改革的基础上,放手让地方一搏,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安邦咨询的研究人员认为,外资撤离会对中国实体经济形成釜底抽薪的冲击,特别是当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会形成叠加效应时,这种冲击会更大。稳定在华外资企业特别重要。外资在中国遇到的问题,已不是税收优惠、土地优惠等“初级”问题了,而是涉及到竞争环境、政策环境、知识产权保护、公平竞争等“高级”问题。这也反过来对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和开放提出了更高要求。
中国商务部8月16日发布了一则消息:“应美方邀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拟于8月下旬率团访美,与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马尔帕斯率领的美方代表团就双方各自关注的中美经贸问题进行磋商。”这个时候,中美再度进行谈判引人注目。中美两国都应该看大处,而不是看小处。中国可能尤其是需要从大处把握中美贸易谈判。
在经历连续下跌后,8月16日美东时间中午11点左右,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收复6.86关口,涨幅扩大至1.3%,刷新日高至6.8541元,亚太盘初一度走软至6.9491元,代表日内大涨950点。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有望创下2017年1月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除了国内银行干预外,刺激人民币汇率上涨的因素之一是中美重开贸易谈判,中美重启贸易谈判对于近期焦虑的市场来说,是一大利好。
8月15日晚间,证监会进一步放开了外国人开立A股证券账户的权限,决定从9月15日起,在境内工作的外国人、在境外工作的境内上市公司外籍员工,都可以开立A股证券账户参与交易。但现在开放外国人炒A股,还有一些问题:一是人民币下跌,股市下跌,有多少外国人愿意马上炒A股?二是,我们需要通过开放政策吸引一批“洋散户”吗?三是不要期待放开政策马上会见效。
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称,联想集团发展遇到困难,非常“庆幸”在2001年对业务进行拆分,建立了投资集团联想控股。柳传志说,“联想控股保证了股东利益和员工利益;同时分散了联想集团业绩下滑带来的危机,提供了联想品牌可以延续的基础”。这意味着,联想品牌的延续,将不会以联想集团作为承载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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