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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韩大元

中国人民大学二级岗位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兼任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宪法学研究会会长

一、促进宪法秩序的恢复

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称“七八宪法”。尽管在规范形态上,1978年宪法保留了“左”的指导思想,但它为恢复社会主义法制奠定了必要的宪法基础,也成为改革开放的法制起点。

1978年宪法颁布前后,学术界为恢复宪法秩序,为重建民众对国家发展与未来的信心,发挥了重要的学术作用。由于1978宪法存在形式合法性与实质合法性之间的矛盾,这一时期的宪法学发展仍处于一种拨乱反正的“复苏时期”或者过渡期,宪法文本的价值与意义仍受到部分人的质疑。正因为出现社会价值观的冲突与矛盾,恢复宪法学研究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也是不少的。

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启了思想解放的序幕。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指出:

“未来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同年12月18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针,成为指导法制建设的基本理念,使法制发展重新回归宪法的轨道。同时,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化,为宪法学研究营造了良好的氛围,使宪法学从单纯的“政治性”话语中解放出来,积极承担为改革提供正当性、合法性的学术功能,促进宪法秩序的恢复和转型。

据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上搜索的信息,从1978年到1982年,所有篇名含有“宪法”的文章数量分别为1978年12篇、1979年4篇、1980年9篇、1981年26篇、1982年166篇。从论文数量来看,当时宪法学的研究成果是比较少的,这与法学研究处于蹒跚起步的状况是一致的。反映这一时期中国宪法学发展状况的代表性著作是许崇德和何华辉教授合著的《宪法与民主制度》。宪法学方面的论文主要有蒋碧昆先生的《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新时期的总章程》、张光博先生的《社会主义民主的伟大旗帜》以及许崇德先生的《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关于我国元首的理解》等文章。

倪鹏飞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

人才竞争是城市下一轮竞争的核心,那我们就要围绕人才开启新一轮竞争,因为城市之间可以健康地竞争,并且确实可以推动城市的发展、国家的发展,以及有利于城市竞争力和国家竞争力的提升。要做到这些,必需开启三个重新:第一是重组持续崛起的新引擎,第二是颠倒城市竞争的旧逻辑,第三点是再创造城市发展的新红利。

高旭军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研究员、法学院教授

比较而言,采取支持美欧改革WTO的合作策略更加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由此中国不仅可以影响谈判和改革的内容,可以大致上维持现行的全球多边贸易体制,而且可以防止自身涉外贸易关系退回到加入WTO之前的状态。所以,建议中国采取支持WTO改革的策略,与美欧等方面合作,共同推进WTO规则体系的改革。

张旗

北京大学法学博士,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后,助理研究员

自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淡化自由主义世界的领导者角色,背弃了美国长期推行的自由国际主义外交战略,引发一场引人注目的“外交革命”。这是美国在霸权相对衰落的背景下,所进行的战略调整,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和孤立主义色彩,其要义是将美国从世界领导责任中解脱出来,以规避国力透支。美国的这一战略调整造成严重的国际领导缺位和国际责任赤字问题,促使国际政治及安全体系进一步分化重组,致使全球治理进程步履维艰,以自由国际主义为基石的国际秩序遭遇重大危机。

沈建光

经济学博士,京东金融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目前国内很多改革也到了攻坚战的时候,比如国企改革,为什么今年这么大的讨论,这么大的呼声,50人论坛的专家们都在呼吁,确实是到了攻坚的时候。包括养老金体制改革,财政体制改革,很多的矛盾已经到了过不去的时候了,可能就意味着一个巨大的变革,使得我们今后10年有一个更快的发展。

杨伟民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新一轮经济改革开放中,应注意:一是稳中求进,不要急。二是保持战略定力,不能改变改革开放。三是要坚持久久为功,坚持一件事情,不要急于求成。高速发展的标杆是深圳,现在质量发展也有一个标杆是雄安。四是坚持底线思维,底线不能碰。

任泽平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

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耶鲁大学的诺德豪斯和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罗默,以表彰其在创新、气候和经济增长研究中的贡献。此次获奖的两个主题共同指向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当前我国正转型高质量发展,两位诺奖得主的经济思想对我国发展具有重要启示和政策意义.

管涛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曾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副司长、司长

在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第一个回合中,中方在贸易领域可能是略胜一筹。这一结果应该并不出人意料,因为这与美国国内的投资储蓄状况有关,与全球价值链、产业链的国际分工格局有关,也与中国自身的制造业国际竞争实力有关。当然,抛开在贸易领域中国本身也遭受一些损失外,在其他领域,可能中国并不占优。比如说,中美贸易争端加剧了中国股市和汇市震荡,在金融领域应该是美方占了上风。

王元丰

北京交通大学教授

在21世纪,中国要建设创新型国家,要成为创新型强国,科学研究对国家的发展非常重要,中国应该为人类的知识发展贡献独特力量。那么,中国就要激发科学家群体的精神力量,通过多种制度安排让科学研究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让科学家不将获得科技奖励、人才称号作为奋斗的目标,而是“具有全球视野、把握时代脉搏”,全身心为提高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为探索人类的未知世界,造福人类社会而奋斗。

温铁军

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邱建生

福建农林大学海峡乡村建设学院

车海生

从事乡村治理研究

过去100多年我国被迫追求工业化,走上西方主导的工业文明道路,“三农”问题因而产生;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走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则标志着“三农”问题已然进入化解之道。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中国人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从过去一百年西方中心的发展主义幻象中解放出来,致力于21世纪的生态文明建设。

钟和曦

浙江省国土资源厅调控与监测处

相比承包地“三权分置”,宅基地的“三权分置”在法理渊源和实践操作上有较大的不同,尤其表现在农房与宅基地“房地一体”原则下“三权分置”实现形式的路径选择。如何合理设置农村住房的房地权利结构,平衡保障集体、农户和经营业主的权益,并将其纳入不动产统一登记体系中,是当前推进宅基地“三权分置”的重要突破口。

马亮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政府网站是否受到用户的青睐,在很大程度上同其设计的质量和运营的表现有关。在其他条件等同的情况下,绩效评分越高的政府网站越受欢迎。这意味着政府部门应加强政府网站绩效评估和改进,持续提升政府网站质量,使其能够满足用户的需求,并吸引用户的使用和增强用户的黏性。

朱云汉

[台湾]中央研究院政治学所特聘研究员、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中国文化研究所顾问委员会委员

肖唐镖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南京大学公共事务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教授

黄旻华

台湾大学教授

对东亚14个国家或地区的多数民众而言,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国家,若考虑到对未来十年发展的预期,东亚民众对中国影响力的认同则更强。大多数东亚民众倾向于对中美两国都给予正面评价,并认为中美在东亚具有广泛的合作与互惠的基础,而非对立或零和关系。对东亚民众而言,经济优势在个体与总体层面均是中国在亚洲软实力的重要助力,而美国则具有中国所不具备的现状优势。

苏庆义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美国采取的一系列加征关税和贸易保护行为正在威胁世贸组织的地位,而且确实不能排除美国退出世贸组织的可能性。在当前形势下,特朗普政府处理与世贸组织关系的走向将面临三种可能,三种走向有不同的影响。无论如何演绎,都将从不同方面与程度影响世界贸易规则及全球贸易运行。

朱为群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税收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教育部全国税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税务学会理事、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理事、中国财税法研究会理事、全国财政学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等职

房地产税是一个口径比较宽的概念,是包含房地产交易的税收和持有环节的税收在内的一个税制体系。从税制体系重构的角度,在房地产税体系框架中来考虑房地产税的改革,我们要设计一个兼顾交易环节和持有环节的房地产税体系。我们首先需要有一个基本原则,明确大的方向,然后再依据这个原则考虑一些改革的具体策略。

甘犁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院长,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

采用口径不一的统计指标进行国际比较可能会误判中国家庭债务风险。与OECD国家相比,同口径下(采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的居民收入进行核算,2017年中国家庭债务收入比为0.82,低于美国、日本和韩国水平。同时,采用债务与GDP之比,中国为44.2%,处于发展中国家前10%水平,但仍低于发达国家中位数水平。但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国家庭债务风险上涨速度很快,特别须要警惕低收入家庭的偿债风险。

余永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博导,联合国发展政策委员会委员

无论如何,考虑到中国经济基本面,很难想象人民币会下跌到触发金融危机的程度。对于市场参与者而言,要避免大规模的资本外逃。对货币当局而言,即使美元兑人民币汇率跌至7以下也必须坚持不干预政策。只要有了这种忍耐,汇率制度改革就可能最终大功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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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对“国进民退”的分歧很大,许多人根本不承认存在这一问题。在中国经济环境里,存在着两类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产业部门——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两类经济部门从原理上看根本无法互相竞争,一类是管人、管事为主的,一类是搞商品生产为主的,但现在却必须相互竞争。这样一来,民营经济只能从国有企业那里拿资金、拿项目。这种依附走到极端,结果就是民营企业国有化。
习近平主席10月20日给民营企业家回信指出,改革开放40年来,民营企业蓬勃发展,民营经济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民营经济的历史贡献不可磨灭,民营经济的地位作用不容置疑,任何否定、弱化民营经济的言论和做法都是错误的。习近平强调,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是党中央的一贯方针,这一点丝毫不会动摇。
外媒认为新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的“毒丸”条款,将对中国在国际市场的对外合作形成“孤立”,而目前已有迹象显现。有报道称,中美贸易战和英国脱欧进程的缓慢,导致两国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陷入停滞。美国政府的贸易政策也给英、中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带来阻力。而加拿大与中国在2016年便同意开始的自贸协定试探性协商,至今并未取得任何进展。
2008年的金融危机检验了欧洲经济体制、金融体制。作为有经济差距的国家联盟,相比于单一的大国(如美国),其经济体系和金融体系的抗压能力仍然不足,金融危机震出了欧盟的“原形”。而目前欧洲银行系统超过8000亿欧元的坏账则是一种风险信号。面对全球贸易战以及美国经济的不确定性,欧洲经济可能长期低迷,其退出宽松政策很可能面临挑战。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10月21日表示,对修改美国对汇率操纵国的认定标准持开放的态度。目前考虑两种修改方法:一种是根据1988年贸易法案对汇率操纵的广泛定义来认定汇率操纵国;另一个方法是改变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存在竞争性货币贬值的标准。目前看来,特朗普政府未来很可能将汇率操纵国的认定标准门槛降低,这样就更容易挥舞汇率制裁的大棒。
由中国融资的从肯尼亚港口城市蒙巴萨到乌干达边境的铁路,堪称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非洲演变过程的缩影。不过,中国为第三期工程融资时,则要求展开更详细的可行性研究,“以证明商业可行性”。中企的这种变化,也反映出中国国家领导人今年在中非论坛上的讲话精神——中国在非洲投资和放贷将采取更具针对性的策略,“要把资金用在刀刃上,不搞花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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