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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徐明棋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上海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

世界经济研究所以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两大学科为主轴,将世界经济研究与国际关系研究、国际问题研究与国内问题研究相结合,注重研究的综合性、整体性,提高研究成果的前瞻性、战略性和理论性。在已经形成的理论研究、对策研究及动态研究相结合的基础上,强化中长期战略研究和基础理论研究,形成了一批跨学科研究的突破性成果。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10月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成为世界瞩目的最重要合作机制。将近四年来,这一倡议得到了全球越来越广泛的认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基础设施、贸易投资方面的合作也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今年5月份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进一步积聚了国际社会的共识,对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构建利益共同和命运共同体更具有里程碑意义。

“一带一路”建设倡的目标是要实现沿线国家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政策沟通、民心相通。在这“五通”中,资金融通处于核心地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合作对推动资金融通更是关键的环节,既具有广阔的前景,也面临一定挑战。推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合作意义重大。

一、金融合作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占据核心地位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发展中国家占多数,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要致富先修路”,以中国的发展经验看,改善互联互通基础设施要先行,因此建设公路、铁路、桥梁、港口以及发达的电子通讯网络和金融网络等软硬设施是这些国家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最紧迫的需求。但是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往往规模大,回报率低、回报周期长,这使得国际商业性资金进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相当有限。因此,如何解决基础设施融资的资金缺口,提供合适融资渠道和资金,就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

贸易扩大也需要提供贸易融资、货运保险以及顺畅的贸易清算渠道。大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体系不够发达,金融机构也不够完善,动员金融资源和配置资源的能力相对不足。因此这些国家普遍缺乏金融基础设施,也不能满足其他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和拓展贸易的资金需求。国际金融合作就成为打通贸易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瓶颈的重要手段。

亚洲和太平洋区域总体并不缺乏资金,本地区储蓄率高,金融资源丰富,但是由于金融体系相对不发达,很多国家的储蓄资源未能通过有效率的金融体系将储蓄资源导入至实体经济建设中,很多资源被转移至国外,被西方的跨国银行所利用,成为他们在全球投资的资源。仅在2011年,亚洲的储蓄中就有5.6万亿美元被用于区外的投资。最近,特朗普可能要采取的减税以及美联储可能削减资产负债表等举措,更是刺激了一波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资金流出。

钱永祥

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员,政治哲学、西方政治思想史、黑格尔及马克思主义哲学,著有《在纵欲与虚无之上》等

在政治哲学的各个取向之间,自由主义的道德色彩尤其明显,也最充分表达了这种人本主义的关怀。自由主义特别强调个人的无上价值,作为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思考的前提。这不啻从个人的道德属性、道德地位出发,对制度思考设定限制:制度的探讨必须顾及制度对于个人所负的道德义务。

李景治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研究领域:邓小平理论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开设课程,著有《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等

党内监督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各方面的监督不够平衡。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相对较强,而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同级相互监督、党内党外监督的相互结合、党内监督体系和网络建设,还相对较弱。加强和改进党内监督还需要及时补短板。要改进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就要提高监督的自觉和自信,明确自下而上监督的责任主体,建立健全自下而上监督的具体而可行的制度。

何亚非

曾任外交部副部长、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

许多学者都在为今天我们到底生活在一个怎样的时代而辩论不休,其实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已经步入了“后美国时代”(Post-American Era),这意味着所谓“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与“美国世纪”已经走进历史。我们不仅在目睹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而且也注意到这一划时代的进程是加速进行的,这已经导致世界秩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邹广文

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哲学、当代社会发展理论。

王纵横

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讲师

文化自信,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心理根基,成为当代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精神力量。文化自信的前提是对文化的自我认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三个层面的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也构成了文化认知的基本对象。

辛鸣

哲学博士,理论经济学博士后研究员,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为制度哲学、政党理论和社会发展战略。

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能不断前进。在“7·26”重要讲话中,习近平同志强调:“全党要提高战略思维能力,不断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增强理论自信和战略定力”。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战略问题,特别强调提高战略思维能力、增强战略定力。这既是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现实要求,也是更好担当“四个伟大”时代使命的政治自觉。

程同顺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系主任,教授,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农村政治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长期坚持中国农村政治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的大国治理思想,高度重视理论建设的重要作用。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体现了党中央对于继承和创新辩证关系的正确把握,拥有强大的战略定力和战略自信。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大国治理思想还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强制度建设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长远战略考虑,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最新发展成果。

陈朋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教授

当前,在中央大力推动和现实需要倒逼的双重促进下,不少地方先后制定出台了容错试错办法。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已有超过2/3的省份制定了试错免责的实施意见或管理办法,地级市出台的相关意见更是不胜枚举。然而,容错机制在经历各方期待、高度期许、迅速出台之后,其实施效果却不尽人意,在很多地方甚至陷入“执行观望”窘境。对于这种情况理应警醒和深思。

常修泽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长期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和国家宏观经济研究机构从事经济理论与经济决策研究。研究方向:长期致力于制度经济学领域人的发展理论、广义产权理论和中国转型理论的研究。

对东北三省的三大看法,第一, 从发展的大局看,东北依然是短板,但今年基本上已止跌稳住;第二,从改革大局来说,东北依然是难点(整个中国的改革难点在东北),但是也有一些亮点;第三,从对外开放来讲,东三省虽在边疆,但也有新的东西。 再提出了振兴东北的三点主张,一:所有制改革“更放开些”,国企与民企“两翼齐飞” ;二:对外经济“更放开些”,对接一带一路、内外打通;三:南北协作“更放开些”,由“对标”向“对本”升级。

童德华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中国刑法学、比较刑法学及犯罪社会学,著有《刑法中的期待可能性论》等

我国当前的刑法立法多次采用刑法修正案对刑法典进行完善,基本上放弃了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步上了单一法典化的道路。法典化建立在唯理主义的的理论范式之上,但是这种理论范式的科学思维存在诸多问题,它扭曲了刑法立法和司法的互动关系。在立法上不仅造成了刑法内在和外在体系的阻隔和破坏,而且选择单一的立法技术也容易出现问题。

赵秉志

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研究领域:中国刑法、国际刑法、港澳台刑法,著有《犯罪主体论》等

近年来刑法十分重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有力地保障了社会稳定和民生安全。但刑法在应对社会形势变化的需求方面也遇到了不少问题和挑战。刑法立法的犯罪化和刑事司法适用的扩大化趋势十分突出。

杨力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研究领域:法社会学、司法制度和法律教育,著有《司法多边主义》等

大数据不要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做任意的截取,数据很难去完全还原原来的真实,根据自己的维护需求做了截取的话,最后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我们司法大数据的最后一个目标就是让我们每一个接受者能够像今天习惯去低头看手机一样去看大数据,这是我们初步的目标。

雷建锋

外交学院副教授

“一带一路”是在欧亚权力对比和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地位发生有利于中国的根本变化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提出的洲际地区主义合作倡议,其实质是一个经济地区主义合作机制,因此解决不了洲际安全问题,更不可能“超越”传统的地缘政治。对“一带一路”实质、局限、目标与效用评判标准均需细致的分析与界定,才能避免出现对其评价简单随意的倾向。

张丽华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研究领域:国际组织、国际关系、俄罗斯政治,著有《主权博弈——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和国际组织互动比较研究》等

韩德睿

吉林大学

在全球化背景下,气候合作作为人类发展的重要议程,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全球治理问题。应对气候变化就要积极参与气候合作。当前气候合作的趋势是全球可再生能源市场将持续蓬勃发展,大国牵头将依然是协定生效后的气候合作趋势,中国将为气候合作做出更加有力和积极的贡献。

程大中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国际贸易与投资、服务经济与贸易,近期主要关注异质性企业国际化理论及经验研究。

姜彬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博士研究生

魏如青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博士研究生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国际分工格局出现重大转型,全球价值链(下面简称GVC)分工模式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分工的新常态。本文从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与自贸区(下面简称FTA)发展互动机制的视角,分析在GVC分工背景下FTA发展的理论与现实逻辑;以此为基础,探讨中国应该采取的FTA发展战略。

赵穗生

美国丹佛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终身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研究员,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委员。

目前的世界秩序是美国领导,在二战以后塑造的。现在的秩序面临着两个方面的挑战: 一个是中国作为崛起的大国,很多人认为中国崛起以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对现存的国际秩序越来越不满意。因此,中国在挑战,甚至要替代美国,重新塑造国际秩序。第二个挑战来自于美国本身。虽然这个秩序是美国领导、塑造的,但特朗普上台以后做了很多事情,都在瓦解或者是挑战美国自己建立的秩序,包括他所谈的“美国第一”,他所要退出的跨太平洋合作伙伴TPP,他代表美国退出的全球气候协议,要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区。对于美国所主导的很多区域性和多边的,乃至于双边的一些安全或者经济协议的重新谈判,都反应了美国本身对他自己所建立的这套秩序的挑战。

朱翠萍

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印度是一个民族繁多、宗教复杂、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国家。其中,本土宗教印度教徒人口约占82%,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约占12%,基督教徒、锡克教徒、佛教徒等宗教信徒比例占6%。这一特征不仅是印度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自独立以来印度社会冲突与分裂现象此起彼伏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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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国务院重新强调企业家作用,提出依法保护企业家财产权、依法保护企业家创新权益、依法保护企业家自主经营权,要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作出贡献。从十八大到十九大,中国的发展从“破”到“立”,要“立”好,核心是发展经济。中央重新强调企业家群体,这是“撸起袖子加油干”的战前动员。
标普对中国市场的评级“炸弹”开始连续引爆。9月25日,标普再度出手,下调了包括中国移动、中石油、中石化在内的21家央企和基建实体的信用评级,评级展望为稳定。标普称,21家企业中的绝大多数企业获得中央政府特别支持的可能性极高,使其信用评级跟随中国主权评级变动。标普比穆迪出手更快,下手也更“狠”。
9月欧元区经济持续向好,欧元区9月的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初步估算达到56.7,为四个月以来最高点。欧元区今年第三季度的增长率预期将达到两年来最高水平。欧洲央行已将2017年经济增长预期上调至2.2%,同时可能在10月缩减量化宽松规模。有市场研究机构认为,欧元区经济已达到“爆发”程度。
在保险业被认为滥用监管权和审批权的背景下,保险监管的公信力急需重塑。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强调,今后保险业绝不允许再出现所谓“特殊公司”。保险监管面临的问题在证券市场和银行市场同样存在,原因在于监管者混淆了基本定位,监管者成了市场发展的推动者,结果形成了比较普遍的利益输送。
穆迪、标普先后下调中国评级,加剧了市场对中国债务的担忧。不过,摩根大通最新报告称,相比于今年第一季度末债务与GDP之比的269%,第二季度末的比值为268%,终结了超过五年来借款稳步增加的趋势。尽管下探幅度较小,但第二季度的债务下降值得注意。部分国际金融机构的肯定,说明中国政府的努力方向是对的。
随着国内消费升级,消费金融迅猛增长,从2013年到2016年,互联网消费金融的交易规模从60亿猛增到4367.1亿,爆发式增长70倍,年复合增长率达317%!但行业风险如信贷不良率、资金成本风险、多头借贷等风险逐渐暴露。初步估计,消费金融行业的野蛮生长也因风险暴露而亟需纳入强监管,这将加速整个行业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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