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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主要兴趣或研究领域为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转型和社会正义;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比较中央地方关系;中国政治。著有《大趋势:中国下一步》《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中国和新世界秩序》等

历史地看,在世界范围内,人类社会的整体道德会随着经济发展、个人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古人孟子的“有恒产者有恒心”和管子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等都是普遍而永恒的真理。

近代工业文明开始以来,人类道德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前道德的根源在于宗教,近代以来,国家也开始有能力通过经济社会发展和制度建设,来干预(增进或者阻碍)人类道德的产生和发展。工商业文明一个显著的特点在于“计算”(“推理”)之上的理性,因为通过理性才会在最大程度上获得财富。同时,经济发展和财富的积累为社会整体教育水平的普及和提高、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人均寿命的增加等提供了物质条件。

工商业文明的另一个特点,在于人们从农业文明之下的互不关联“个体劳动”脱离出来,走向了公共空间(市场、工厂、社区等)的互为关联的“集体劳动”,人们在公共空间交往和生活,公共空间的扩展也产生了对公共品的要求,同时也发展出公共道德规范。近代以来政府在社会经济各方面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主要是为了提供足够的公共品。随着公共(集体)空间的增加和公共品的供给,社会整体道德水平也随之提高;或者说,总体来说,社会整体上变得更加合乎道德了。

总体上说,这些经济增长和道德发展之间的关联,也发生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随着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过去由连续不断的社会政治运动(阶级斗争)和短缺经济所造成的总体不道德情况已经完全改观。大多数人已经过上了体面的生活或者小康生活,规模性的饿死、病死、累死现象大大减少,甚至消失。

尽管也有人怀念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准,但应当说那种道德仍然属于原始和朴素的道德状况,是农业文明的反映,甚至是特殊政治条件下形成的集体政治压力下的道德。随着工商业文明的到来以及政治环境的开放和多元化,农业社会的道德以及政治性道德变得不可持续,道德领域的巨变是必然的。

不过,随着社会整体道德环境的提升,个体道德不仅没有提升,反而出现了巨大的问题,处于下沉甚至解体过程之中。也就是说,整体社会的“趋善”环境,没有能够转化成为个体层面的道德提升。那种在很多发达社会所见到的理性、开放、进步、容忍、文明、平和、简单等行为方式并没有出现。很多人变得为了自己的一点点利益而不择手段。

有学者认为,今天的人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但实际上,在很多场合,人们并不精致,而是赤裸裸的利己主义。损人利已,为了达到目标可以不择手段,目标证明手段正确。在政治领域,人们一直把这种行为称之为“马基雅维利主义”。不过,“马基雅维里主义”指的是君主为了达到远大的目标(例如国家的统一),可以不惜一切手段。马基雅维里主义显然也适用于今天的个体。这种手段用过了头,结果便是损人不利已:自己做不了,也不让人家做;自己成功无望,也要阻止人家成功。道德的概念变得如此廉价,以至于一些人认为道德和人类社会发展已经不相关了。

肖河

外交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徐奇渊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经济发展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表面上看,经济相互依赖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能稳定地改善因政治、安全摩擦而恶化的中美双边关系。但由于中美在国际经济秩序上接近的停滞和距离的拉大,这一相互依赖正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增加而由互补转变为竞争,存在不断加速的质变。由于经贸依赖这一“压舱石”本身已经质变,中国不再可能通过既有途径来恢复双边关系中的总体均衡。要想重新恢复平衡,不仅需要缓解两国在国际经济秩序上的根本分歧,或许还需要通过在政治和安全领域的补偿措施来“反哺”不断激化的经贸矛盾。

朱文莉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美国从金融危机到现在十年时间先后遇到的治理难题不断累积,首先是经济问题,接着是财政问题,然后是地方危局,最后特朗普在所有问题上面的层层加码,致使目前到了很糟糕的状况。美国国内治理难题引发了政坛地震,特朗普执政的美国也从国际治理体系的维护者一变而成破坏者,造成全球治理的困境。

张广生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

现代世界体系的矛盾症候已经从两大冷战阵营交互揭批的公开展示中退隐到了西方内部,而后又伴随着全球化进程扩散到了全球社会之中。只有把“历史终结”论的普世主义话语还原为现代西方有限的具体经验,我们才能上升到比较文明的高度,重新审视中国儒法文明回应西方挑战的政治史和思想史,深刻理解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

祁怀高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副研究员

70年来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周边多边外交逐步形成了三方面的特点和经验。一是经济发展导向,通过各国的经济发展和亚洲地区经济合作来推进周边多边外交;二是保持开放包容,强调中国与周边国家合作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不谋求政治势力范围;三是注重改革完善规则,中国倡导的亚洲地区新机制新倡议,不是为了另起炉灶,而是对现有地区机制的补充和完善。

王志成

中国电信上海研究院行业研究总监

虽然我们可以预见将在5G时代出现的很多新生模式,但我们现在对于5G带给社会的变化并不能做出真正的预判。移动互联网发展到现在,只是实现了数字孪生技术,通过智能手机把人的需求逐步地具像化、数字化。而5G可以把供应侧和需求侧一起实现数字孪生,使得全社会的生产和供应智能化出现互动,这是5G最深刻的逻辑。这些变化就像《三体》提出的技术爆炸和猜疑链之间的关系,5G带来的变革其实是个深刻的社会学概念,5G会最终深刻改变的是社会运行的逻辑。

冯晓辉

赛迪智库电子信息产业研究所汽车电子产业研究室主任,

各主要国家围绕 5G 展开了激烈竞争,中美两国在供给和需求两端具有主导全球 5G 及其衍生产业的潜在实力。未来 5G 国际竞争将主要在中美之间开展,目前两国已在 5G 的技术研发、专利布局、标准制定网络部署、应用探索等各个层面展开了长期而全面的战略角逐。 相比之下,欧、日、韩等国家和地区虽然也是 5G 的积极参与者,但并不具备综合优势。

季卫东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针对某些公然违反国际规则的做法,中国应该携手其他国家大力维护国际规则。至少在亚洲区域内,应该使联合国和WTO的各种规则能够更好地贯彻实施,应该不断运用现有的规则以避免其名存实亡。鉴于WTO上诉委员会以及相应的纠纷解决机制已经进入倒计时的状态,需要尽早考虑应对的方法和举措,可以考虑加强亚洲的国际纠纷解决机构。

肖河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伴随着美国对华经济打压逐步升级,针对华盛顿“滥用长臂管辖”的批评可谓不绝于耳。然而,正是在紧张的环境和愤怒的情绪中,才更加需要认清需要反对的到底是什么,需要面对的又到底是什么。一方面,长臂管辖本身就是一个混合的法律概念,在当前的中国语境下,又进一步衍生到政治行为领域。另一方面,长臂管辖诚可谓是在全球化时代应运而生,其出现绝非偶然,而是针对其中的治理赤字有的放矢。我们应全面认识长臂管辖这一概念,在了解其内在规律的基础上,做出恰如其分时代思考和回应。

荣兆梓

安徽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安徽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

实践证明,国有经济“分类改革”的原则不能仅停留在企业层面,还应当提升到资本层面。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2018年7月《国务院关于推进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试点的实施意见》迈出了关键一步,对“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完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的市场化机制”具有重要意义。笔者认为,在该文件基础上还应建立国有信托基金模式。

赵全厚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近年来,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和实体经济的高杠杆率困扰着财政金融政策的施行。即,一方面,需要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纾解经济下行压力;另一方面,需要防范实体经济风险,有效实施“去杠杆”和“稳杠杆”。因此,需要围绕实体经济的提质增效,创新财政金融政策及相互之间的协调。

刘尚希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十四五财政改革,应当把政府间财政关系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在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上要有大的突破。在现有的基础上,适当加大中央与省级政府的事权,这是最为首要和关键的问题。从投资方面来看,现在应更多从物质资本投资转向人力资本投资,转向公共服务的提供。不要把公共服务只当做公共福利,而是要当做人力资本的积累看待。从这个角度入手,不仅能改善当前的不平等,还能改善未来的不平等,促进机会的公平。中国未来的发展要放在人的身上,这是十四五规划的核心问题。

赵大全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当前对中国就业冲击最大的因素是中美贸易摩擦。美国打击中国产业链就是威胁中国的就业,外向型加工企业因经营困难而导致就业风险大增,特大型劳动密集型代工企业外迁及其引发的配套企业链式反应,将带来更大的短期就业风险。财政政策是防范短期就业风险的关键手段,财政要加快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也即更加主动、更具前瞻性、力度更大和更重实效的政策体系,着力防范和化解就业风险。

陶文钊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美关系史研究会会长,代表作品有《中美关系史》《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日本侵华史》等

随着特朗普政府《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出台和挑起对华贸易摩擦,美国对华政策发生了实质性改变,美国舆情也更加严峻。但这并不是说,美国社会已经真正形成了对华政策的共识。一年多来,许多接触派前政府官员和智库学者发表报告和文章,进行公开辩论,批评政府的对华遏制政策,并提出各自的主张。辩论集中在三个问题上:过去40多年美国对华政策是否失败了?是否要终止对华接触政策?如何修正现行的对华政策?从接触派的大量言论可以看出,美国对华政策实际上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共识。

柏先红

现就职于国家统计局农村司高级统计师

刘思扬

现就职于国家统计局农村司

本文基于全国调研数据介绍了农民对乡村振兴的意愿及各地好的做法, 并指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存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到位, 贫困户脱贫动力不足, 基层组织建设和带动力弱, 部分领域融合发展不够等问题。文章提出要以特色小镇建设、基层党组织和精准脱贫为抓手, 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组织振兴和人才振兴。

黄仁伟

复旦大学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近年来,国际舆论尤其是中美两国战略界都在议论后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互动关系,以及新老大国对于国际体系和秩序的不同看法。美国学者判断,“中国和美国将主导未来几十年的国际体系,这一趋势日益明显。过去一个世纪里,美国是世界政治的核心——但是中国正在奋起直追”。中国和平崛起已经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就是如何处理与头号大国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关系定位。这个问题已经影响到中美关系乃至国际体系的基本走向。

钟正生

财新智库莫尼塔研究董事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张璐

财新网特约作者

以全球的、周期的、转型的视角,才能更好地理解当下的中国经济。不因短期的经济波动而“着急上火”,罔顾杠杆和债务的急速攀升,也不因短期的贸易摩擦而“模糊双眼”,耽搁“第二轮改革红利”的实质阐发,才是新形势下力葆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因应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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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全国撤县设区已达100多个,90%集中在最近几年,大多集中在东南沿海,多个城市已成为“无县市”。预计撤县设区的趋势将持续到2030年,新增6000万城镇人口。不过,强大的县域经济是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撑,和谐的县域社会也是中国社会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振兴也需要有繁荣的县域经济建立城乡之间的连结。因此,撤县设区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城镇化路径。
从开市首日表现来看,科创板可谓火爆异常。截至收盘,25家公司首日平均涨幅约140%、平均换手率约77%、成交额合计逾480亿元,更是创造了逾百位亿万富翁。但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带动A股同时走牛,国内主要股指跌幅都超过了1%。从长期来看,科创板的示范效应还有待于进一步发挥。
在当前经济仍然面临下行压力的背景下,确保2万亿减税降费政策切实落地,是下半年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方面。但财政减收势必会对预算安排的支出造成一定影响,部分支出可能被压减,部分支出可能要延后。加上地方经济转型升级、减量发展等,都会影响地方财政收入增长,未来可能有更多省市会调低预算目标。
包括华尔街日报、CNBC等美国主流媒体预测称,从美元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撤出的国际资金正在强劲的流入中国市场。世界经济驱动因素中最重要的三个变量中,美欧经济增长动力趋弱,而中国仍将是稳定全球增长的关键因素,换句话说,现在的全球经济仍为比差逻辑,比差逻辑下中国占优,资本回流利好中国。
虽然上周央行公开市场累计实现净投放4715亿元,可银行间市场资金价格并未随之回落。资金利率已从历史低位极短时间内攀升至历史高位区间,后续来看资金利率继续上行可能性很小,预计价格将逐渐回落。大量的公开市场到期资金必然会对市场流动性造成一定冲击,市场也关注央行将如何操作。
消息人士表示,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将主持一项会议,与半导体和软件企业高管讨论美国禁止本国企业向华为销售产品的问题,美国财长姆努钦也将出席这次会议。但华为创始人兼总裁任正非近日强调华为不需要依赖美国公司生存。他表示,特朗普希望将华为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但中国似乎不会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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