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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夏怡然

温州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陆铭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上海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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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随着经济的现代化,中国出现了城市大型化趋势,人口逐渐向少数都市圈和城市群集中。于是,社会各界又出现了一些似是而非的倾向,认为需要并且可以用行政的手段来抵消这种趋势。一方面,一线城市加强了对城市人口规模的控制,设置较高的落户门槛,限制外来人口的流入,甚至通过“以业控人”“以教控人”等方式减少城市内部的外来人口数量。与此同时,二三线城市纷纷降低落户门槛,甚至推出许多针对高技能劳动者的优惠政策,打响了人才争夺战。这些行政性的人力资本均衡政策,也许可以在短期内影响人口的空间分布,但当行政性的手段弱化,在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下,人口流动是否又会回归到原有的路径,依然向少数都市圈和大城市集聚呢?

当前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和人口都集聚在少数大城市或大都市圈,越是发达的国家人口集聚程度越高,而且集聚的趋势还在加强。人口空间分布和城市体系的演化有其内在的规律,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改变人口空间分布的尝试,但从未成功过。俄罗斯在苏联计划经济年代就曾经实行过生产力均衡配置和人口均匀分布的政策,但在市场经济转型后,俄罗斯的人口分布又恢复到西稠东稀的历史格局。在中国历史上也曾经发生过对人力资本的行政性空间调整,包括20世纪50年代的“高校搬迁”运动,以及计划经济年代的“三线建设”,这些行政主导的人力资本均衡政策虽然曾经对受益城市的人力资本积累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作用在逐渐弱化。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中国形成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东南沿海地区因为地理区位和自然条件优势,使得其人力资本回报提升,并吸引了更多高技能人力资本,城市间的人力资本空间分布又逐渐向历史上的人力资本空间分布回归。本文以史为鉴,通过研究和总结中国历史上人力资本均衡政策的长期效果,为当前类似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效果提供参考依据。

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二部分从理论上分析人口分布、城市体系以及人力资本空间集聚的内在规律,并探讨什么样的人力资本干预政策是合理的。第三部分比较分析历史和现代的城市人力资本空间分布,特别针对20世纪50年代的“高校搬迁”运动,展现了其对人力资本的空间分布造成的影响及影响的持久性。第四部分讨论改革开放之后,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回报和地理条件在人力资本空间集聚过程中的作用,解释为什么行政性人力资本均衡政策难以持续。第五部分总结本文的政策含义。

翟学伟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系主任

中国人的关系起步于固定关系,他用固定关系的模式来影响约定关系和友谊关系;西方人的关系是从松散关系起步的,他用松散关系的方式来思考如何跟别人进行约定关系和友谊关系。当然,当前最新的交往方式是互联网上的交往。当所有的人都被赶到网络上的时候,我们都回到了松散关系。于是,中国人一切在现实中不容易建立的新行为模式,都在互联网上建立起来了。一旦这一代的中国人被影响了,中国有可能会解除我们的固定关系,走到互联网中的个人主义的关系当中去。

梁永佳

博士,浙江大学社会学系

在云南大理地区一个“空心村改造”项目中,执行改造项目的基层干部试图通过创造一个“公共空间”,把“文明”带给村民。但村民们却利用空心村改造的机会提出重建文昌宫,并迅速将其变成公共活动场所。文昌宫的重建表达了基层民众对于共同体的认识:人际往来的道德含义与神灵有关,庙宇规范了人神之间、信众之间、家户之间、村落之间、村落与政府之间等的互惠关系。这一认识让我们认识到“礼物模式”对于理解中国农村宗教复兴的启发意义:重建村庙实际上是重建道德生活,重建集体期待,重建社会团结。

哈继铭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

本轮中美贸易冲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2017年年末的美国明确将中国定义为“战略上的竞争对手”的“战略准备”阶段、2018年初开始提高洗衣机、进口钢铁等产品进口关税的“贸易外围冲突”阶段,以及包含301调查与中兴事件在内的“贸易摩擦”阶段。中美贸易冲突有六个深层次原因,对中国的影响有三种可能。

詹姆斯·诺尔特

纽约大学客座教授

特朗普总统曾在推特上声称,美国能够打赢一场与中国的贸易战。另一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则表示,贸易战中没有赢家。这种看法在全世界获得了广泛认同。从上述话语看,认为中国能赢得贸易战似乎说不通。尽管大规模贸易战在全球的经济净效应可能是负面的,甚至会引发新一轮全球衰退,但在各国国内,贸易战无疑与任何经济政策的改变一样,既会制造出赢家,也会制造出输家。至于各国之间,赢输都是相对的,中国有可能净赢,美国有可能净输

车浩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2018年2月12日,最高法院开庭审理原物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文中案,于5月31日做出宣判,改判张文中无罪。对比当初的有罪判决和如今的无罪判决,我发现,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件。更进一步说,无罪判决书中蕴含的法理能量,潜伏其中的一般性裁判规则,迄今为止,还没有被充分挖掘。甚至我都怀疑,做出改判的最高法院,自己也未必发现。

肖金成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导,主要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投资理论与管理、区域发展理论

所谓城市群是在城市比较密集的区域内,有一个以上大都市依托便捷的交通条件与周边城市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逐步发展成为功能互补的具有一体化趋势的城市共同体。城市群是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区域空间形态的高级现象,能够产生巨大的集聚经济效益,是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现代化水平逐步提高的重要标志。

李铁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

充分利用城镇化发展和逆城镇化趋势支持乡村振兴,已经处于最有利的时机。关键是各地要因地制宜,尊重城镇化发展规律,制定好规划,做好政策支持;前提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区别不同地区城镇化发展阶段和逆城镇化现象的表现,充分挖掘现有资源,为乡村振兴创造有利条件。

张汝伦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哲学学院中国哲学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师,上海市中西哲学和文化比较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

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中国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一员,他们共有人类的命运,也共有人类的责任。因此,中国哲学只有对今天人类的问题和一般的人类问题真有所见,才能获得自己的出场证。只有在思考人类和时代的重大问题上作出独特的贡献,中国哲学才会真正在场。

路乾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美国马里兰大学经济学博士

经济增长替代不了制度建设。城市可以快速兴起,也可以快速衰落。技术进步等因素,使得产业和人口在城市间的迁徙越来越快。曾经繁荣的底特律、巴尔的摩、费城等城市,人口大量流失;曾经荒凉的加州涌现了许多年轻而富有活力的城市。现在规划建造的城市,在未来可能变为废都;而现在规划的农村,在未来可能变成新的城市。经济变迁难以事先预测,政府能做的,是提高经济结构变迁中资源流动的效率,从而更好的适应科技发展与产业变迁。这就需要建立开放而灵活的市场制度,提供稳定有保障的产权,提高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和政府的协调能力。

钟飞腾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院研究员

2035年之后,西方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已经基本丢失,由此会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范式造成很大的冲击,西方社会的国际问题研究继续衰落,国内问题研究将继续得到升华和加强。2035年国际经济秩序将有可能是不太富裕的巨大经济体与富裕的次一级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就亚洲而言主要是中国和印度等体量大、但富裕程度不高的国家形成的秩序,这个秩序跟西方原来主导的秩序会非常不一样。

丰松江

航天工程大学宇航科学与技术系讲师、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战略学博士后

海外军事基地,一般指一个国家依据国际法和国家间的相关协定在他国领土上驻扎一定武装力量、进行特定军事活动、建有相应组织机构和设施的地区,服从并服务于该国国家安全与发展利益,是国际军事关系中的常见现象。伴随全球化深入发展与非传统安全威胁趋紧,现代海外军事基地与以往相比呈现新的特点和趋势。

张明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研究员

价越调越涨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作为调控主体的地方政府,一直在逆经济规律行事。要抑制房价上涨,需求与供给要两手抓,需求应该抑制,供给应该增加。但迄今为止,在多轮调控期间,地方政府的思路均是,一方面严格抑制购房者需求(主要是通过限购与限贷的方式),另一方面却以更严格的手段抑制商品房供给(主要是通过限制开放商融资、限制开放商拿地、更严格的层层审批等)。

朱江南

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副教授、社会科学学院当代中国研究项目负责人

在过去的四十年,中国采取了制度化与运动式治理相结合的反腐策略。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重建了纪检司法机构,逐步形成了党和纪委领导下的多元机构负责制的反腐体系,配合中央发起的运动式腐败治理,争取把腐败限制在可控范围内。

张国玉

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教授,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中心秘书长

“人才争夺战”是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等四大要素耦合的必然结果。经济发展新动能的转换使得劳动要素越来越重要,人口老龄化的加速使得人口越来越短缺,区域竞争政策的调整使得高素质人才越来越受重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推动使得创新型人才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由此导致“人才争夺战”爆发、升级。

杜志雄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纯粹从居于现代农业核心地位的农业生产主体的角度而言,家庭农场是农业新型生产经营主体体系的关键。以家庭作为经营单位的家庭农场,其最大优势是产权明晰、内部治理结构简单、成员利益高度一致、劳动责任心强、主动性高,其生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与其最终收益直接相关,劳动监督成本低,对于种养业生产环节具有天然的适应性和优势。

耿强

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南京大学商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南京大学经济增长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人才竞争日趋激烈,但对人才的引进和运用根本上应立足于城市定位与产业结构,根本目的在于发挥人才优势,以及由人才优势衍生的技术优势和创新优势,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人才的标准因城市现有条件的不同而各有差别,因城市未来发展方向的不同而有所侧重,城市间的动态比较优势应立足差异化竞争战略,才能有的放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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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近日考察时指出:“要大力促进农民增加收入,不要平均数掩盖了大多数,要看大多数农民收入水平是否得到提高。”说一千、道一万,解决三农问题关键看农民收入。其中,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是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方式。从2017年开始,国内力争用3年左右时间,到2019年底完成集体资产确权,开展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
美国商务部6月20日宣布,经美国本土企业申请,中国、日本、瑞典、比利时以及德国的42种钢铁制品可获得高额关税豁免权;同时驳回了56种钢铁制品豁免关税的请求。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表示,美国政府已收到2万余件请求豁免钢铁制品高额关税的申请。此前美国在关税问题上意外主动“示好”,显示美国的态度有所松动。
国内近年的产融结合成为热点,部门、地方和企业都愿意推动。财政部金融司司长王毅称,我国中央企业同样热衷投资金融。截至2017年8月,国资委监管的101家中央企业中,有三分之二以上都在开展金融业务,有一半左右把金融纳入业务板块,有23家至少控股一家金融机构。很显然,央企是国内产融结合的急先锋。
美国与欧盟在贸易关系上的纷争,为美国与欧盟的关系增加了新的分歧。在一系列修复关系的尝试失败后,欧盟开始考虑如何“把欧洲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正在美国访问的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6月19日说,欧美关系正遭受冲击,带来的损伤“可能无法修补”,他敦促美国政府不要把世界视为“人人对打的拳击台”。
虽然多次出售外汇掉期合约,仍未能彻底阻止巴西本币雷亚尔的跌势,巴西央行终于“认输”了。巴西央行行长Ilan Goldfajn表示,只要外汇市场和利率市场有需要,央行就会确保流动性足够充裕,甚至不惜动用外汇储备。但如果巴西拍卖的外汇掉期合约以美元结算,可能根本没有足够的美元来满足兑换需求。换句话说,巴西央行可能无力偿还。
欧盟商会最新发布调查报告,受访在华欧洲企业在2017年均有较良好的财务表现,但也有企业抱怨中国的网络使用环境不便,近6成企业希望中国更好地进行市场开放。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称,欧洲在华企业表达了一些关切,如法律法规透明度、执法一致性、市场准入、投资限制等问题。高峰称,我们将继续努力,不断提高投资便利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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