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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李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教研部主任、法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副会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Law,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简称“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是中国国家级法学研究机构、党和国家重要的法治智库。 [1] 其前身是根据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同志在中共八大上的提议、于1958年成立的中国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的主要任务是开展法学基础理论研究与法治建设对策研究。

“党内法规”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一个新生的核心概念,已经得到执政党文件的正式确认和普遍使用,也得到党建理论界、政治学界和法学界的广泛关注和基本认同;同时,“党内法规”作为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热词,作为一个学术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名词术语和概念事实,在从严治党、制度建党、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依法治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等方面,愈来愈显示出它的既存性、重要性和影响力。[1]从法学学科角度,基于科学严谨的法学思维和规范法学的研究方法,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党的法规),是由党的特定主体依照程序制定,体现党的意志和要求,调整党内政治、组织、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等重要关系,规范党组织的工作、活动和党员行为,具有明确性、规范性和强制性的行为规矩的总称。[2]但科学的概念界定只是学术研究的开始。在此基础上,我们还有必要进一步对党内法规的“政理”和“法理”进行全面阐释,对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差别进行深刻辨析,进而对党内法规、党的纪律、党的规矩三个概念的关系进行准确揭示,以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理论与实践。

一、党内法规的“政理”和“法理”

“党内法规”在社会科学的学科分类上,主要属于政治学,尤其是政党政治学研究的范畴,但这个概念又使用了“法规”这一名词并且纳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范畴,因而又成为法学,尤其是法理学必须关注的问题。由于“党内法规”具有政治与法治、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全面从严治党与全面依法治国等不同层面的双重属性,因此,我们只有从政治学与法学两个方面,并从“政理”与“法理”相结合的两个角度,才能深入阐释“党内法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治体系的理论内涵和实践特征。

(一)党内法规的“政理”

我国古人对“政理”一词有多种解释。其一,指为政之道。例《鬼谷子?本经阴符》载:“原人事之政理,不出户而知天下。”唐人韩愈《应所在典帖良人男女等状》曰:“鞭笞役使,至死乃休。既乖律文,实亏政理。”南宋陈亮《书后》曰:“公之文根乎仁义而达之政理,盖所以翼‘六经’而载之万世者也。”明人黄绾撰《明道编》卷4载:“故当时政理清明,风俗淳厚。”其二,指有卓越的政绩。如《后汉书?张衡传》载:“衡下车,治威严,整法度,阴知奸党名姓,一时收禽,上下肃然,称为政理。”其三,指政治。如《管子?重令》载:“兵虽强,不轻侮诸侯,动众用兵必为天下政理。”这些解释都具有启发意义。

高波

法学博士,成都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县委书记权力巨大、集中,且缺乏有效监督;县委书记选拔任用非正式制度靡行;县委书记晋升竞争中的前台因素与后台因素相互作用,容易造成部分县委书记行为扭曲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并提高县委书记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要从优化政治生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和改善对县委书记的监督,改革和完善县委书记选拔任用管理制度,完善科层规章制度,完善县委书记考评问责制度等方面进行。

隆国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培育新动能是项复杂、系统的工作,要做多方面的设计和探索。其中,我强调要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第一,要处理好前沿技术创新和传统产业升级的关系。第二,要处理好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的关系。第三个关系是最重要的,就是要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

薛小荣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戈尔巴乔夫改革

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的社会民主运动,既是改革的民主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改革进程中国家政治控制能力弱化乃至丧失的结果;既是苏联社会在长期发展进程中社会矛盾不断累积爆发的结果,又是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刺激下社会过度反应后不满和怨气的情绪宣泄。但是最终社会民主运动发生政治方向变化的关键因素则是苏联政治压力集团的形成。在中央政府不断失去对局势的控制后,这些政治压力集团迅速演变成为政治夺权势力。最终,曾经恢宏壮阔、威严肃穆的苏维埃政权在社会民主运动的激情狂欢中轰然倒塌。

孙立平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从8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社会现代化的研究工作,并成为社会学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90年代初,逐步转向对中国的社会结构的研究。著有描述中国改革处在十字路口处境的《断裂》、《失衡》等

了解班农的思想和主张,对于我们理解美国战略思维变化的脉络,理解现在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是很重要的。请记住这个词:班农主义。这个词说不定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尽管班农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会一如既往,甚至被人们所遗忘。

苏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管理世界》杂志社

王晓明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

罗一飞

朴石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必将实现各行业数据的整合与发展,从而推动以数字化为特征的数字经济进入崭新的发展阶段。企业架构、IT基础设施、新型I T基础架构、安全防护体系、数字化平台以及人才教育等支撑条件将成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基石。

马丁·沃尔夫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

中国是一个冉冉升起的超级大国。美国是老牌超级大国。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爆发破坏性冲突的可能性似乎无穷。但两国同时也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如果无法维持合理的合作关系,它们有能力不仅对彼此、而且对整个世界造成严重破坏。

胡月晓

上海证券研究所首席宏观分析师、高级经济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论坛上发表的讲话——中国将加快开放步伐、进一步融入世界,既表达了中国顺应全球化趋势将一如既往保持开放的态度,实际上也是对美国贸易战威胁的回应,凸显了中国在对外开放上的“定力”。在习近平博鳌讲话发表后,中美贸易战真正爆发的风险实际上已大大降低,但是,明里的贸易战会停歇,暗里的金融战不会停歇,中国实际上在金融对外开放上,已做出了很大让步。

鄢一龙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中国国家治理不是单中心(monocentric),也不是多中心(polycentric),而是“1+N”中心。从公职人员的产生来看,强调竞争性选拔;从决策过程来看,是事前协商、充分吸纳,事后制衡;从公众参与来看,强调决策者主动了解民意的公众逆向参与;从中央与地方关系看,中国在强调高度政治集权的同时也高度行政分权;从社会治理来看,强调党的动员能力与社会自组织的有机结合。这是一种结合了统一与多元,效率与开放,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新型国家治理模式。

方明月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张雨潇

中国人民大学学术期刊社编辑

聂辉华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人大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

中小民营企业由于难以直接从银行获得贷款,普遍采取了相互担保的借贷方式,并且上下游企业之间在资金和业务上紧密关联。一旦某家企业发生财务危机变成了僵尸企业,关联企业不得不为僵尸企业提供信贷资金或者银行担保,这导致关联企业也容易变为僵尸企业。因此,一个地区的僵尸企业越多,就会连累更多中小民营企业成为僵尸企业。中小民营企业之间发生传染效应的三个渠道为融资、投资和用工。

贾康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中国现代化追求中以工业化对接信息化时代的发展“硬道理”,就是应紧紧抓住仍然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在供给侧创新进一步的升级发展中间,调动一切潜力活力,降低内外部摩擦系数,严防系统性风险,在全面开放中以改革的攻坚克难冲过“历史三峡”,争取走通和平崛起之路。

王广州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经济研究所

未来中国人口政策将是稳定、协调中国人口总量和结构问题,解决近期和长期的矛盾冲突的重大战略举措之一,也就是解决所谓的时期和队列或代内和代际人口问题重要策略之一。人口问题的解决不能寄希望于短期举措能够解决长期历史积累的问题,因此,不断根据人口形势变化,前瞻性政策调整和干预才是缓解主要矛盾的必要条件。

雷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著名历史学者

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并不意味着二者的对立,而更可能是一种互补。社会成为公民和国家间的中介,在许多方面,国家通过社会对公民进行管理;同时,社会保护公民的利益不受国家的不正当侵犯,公民的利益诉求可以通过社会这种渠道合法、平稳地表达,而不会也不必通过过激的“群体性事件”这种方式表达。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这种体制内外的畅顺沟通,是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的基础。

魏杰

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后EMBA教授

经济走势的分析,最关注两个问题:第一,风险在哪里。风险必须搞清楚,如果搞不清楚,风险要真爆发,那经济可能会出现连续十年的倒退,而且可能没有预案。第二,增长点在哪里。增长点有这几个:一是全方位开放,二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胡伟俊

麦格理集团首席中国经济学家, 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要看清楚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至少需要五重视角,包括美国国内政治、技术变革、国际贸易、宏观经济和国际关系。 应对贸易摩擦的策略,也需要从这五重视角综合考虑。

桑普森·奥佩迪萨诺

纽约新学院米兰国际事务、管理和城市政策学院,院长行政助理

对中国来说,虽然朝鲜仍不时是身边的一个棘手问题,但在这一地区它对西方大国即美国也是一种制衡。中国需要在这些会谈中发挥影响力,鼓励用外交手段解决朝鲜核问题这个最大的外交政策难题之一,因为如果谈判失败和紧张升级,中国同样也会蒙受重大损失。与气候变化一样,朝鲜问题是一次宝贵的机会,让中国继续证明它渴望更多地参与应对全球性危机,并继续向国际社会展示它的“和平崛起”。

唐建伟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宏观分析师

市场关注贸易战对通胀的影响一个重要考虑是货币政策会不会因此做出调整。我们的观点是不会,也没必要。因为即使按照最高情形做预估,贸易战对我国通胀的影响也不会超过0.2个百分点。我们此前对2018年国内CPI同比均值的预测是2-2.5%,假设下半年贸易战打响,其对全年CPI同比的抬升作用也只有0.1个百分点(0.2/2),受贸易战影响CPI全年均值可能小幅上升至2.1-2.6%,仍将低于政府全年3%的通胀目标,货币政策无须对此专门做出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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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术创新领域追求提升国产化率,这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在政府主导和驱动下,盲目提出过高过快的赶超型国产化要求,则会造成国产化成色不足的问题。国内有必要对赶超型国产化战略进行总结和反思,“假国产化”不是偶然的现象,国家花了这么多的钱,关键时刻却什么都没有,这样的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中兴通讯事件引发芯片自制的大讨论。当社会舆论高度聚焦于此时,相关概念企业在股市上也开始被大肆炒作。这两天,有传闻称国内芯片公司可走绿色通道上市。有网络传闻称,国内芯片公司只要有2000万的净利润就可以上市,而且还是快速上市,即报即批。对此,中国证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相关传闻是谣言。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表示,商务部正依法对高通公司收购恩智浦半导体公司股权案进行审查。由于该交易在行业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对市场竞争可能不利。高峰称,对于高通公司已提出的救济措施方案,调查机关进行的市场测试初步反馈认为,高通方案难以解决相关市场竞争问题。这意味着,中国商务部很可能暂时否决高通的收购案。
国家审计署公布的对国家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审计结果显示,五个省的六个市县——包头市、邵阳市、双峰县、乐山市高新区、白银市和银川市西夏区,通过违规出具承诺函、融资租赁、签订工程类政府购买服务协议等方式变相举债,形成政府隐性债务154.22亿元。这个小窗口显示,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不能掉以轻心。
1990年,美国货物进口的47.1%来自环太平洋地区;2017年,该比重是47.5%。27年内,全球贸易体系发生了剧变,但美国从环太平洋地区的进口比例却不可思议地保持稳定。稳定表象的背后是制造业产地的转移。1990年,在美国从环太平洋地区的货物进口中,中国占比只有7.6%;2017年,中国占比飚升至55.4%。
俄罗斯正为美国财政部可能推出最激进的行动做准备。俄方假设的最糟糕情形包括:美国财政部禁止在国际市场出售俄罗斯债券,禁止俄罗斯银行使用用于国际支付业务的SWIFT系统。不过,俄罗斯方面认为,如果SWIFT在俄罗斯被关闭,也不会导致俄罗斯银行体系崩溃,因为俄罗斯已研发出替代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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