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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杨志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财经院拟定位为学术型智库,即建立在学术研究基础上、以学术研究为支撑的党和国家的思想库和智囊团。其主要任务是:1.立足于为党中央、国务院的科学决策服务,就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大现实问题提供战略咨询与对策建议。2.立足于长期学术研究的积累,强化学术研究对于科学决策的基础和支撑作用。3.致力于研究国家改革和发展中的战略性、全局性、综合性和长期性重大问题,提供科学化、及时化、系列化和前瞻化的研究成果。

一、轻税与减税

中国税收制度的现代化建设和税收政策的优化亟待确立“大国轻税”理念。现代社会离不开税收,但是国家征税的多少以及如何征税争议很大。国家收的税多,则百姓所能留下来的可支配收入就少;反之,百姓的可支配收入就多。减税可以让税负更轻。

减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民富”,但是减税有限度。如果减税已经影响到政府的正常运转,或者减税导致政府债台高筑、债务负担沉重,那么这样的减税就可能得不偿失,因为政府的债务负担最终还是要靠老百姓来偿还。此间必有一个权衡取舍的问题。

在减税的同时削减政府支出,那么减税空间就相应会扩大。一方面减税,另一方面财政支出在扩大,那么财政风险就可能集聚。在一些发达国家,减税容易得到民意支持,而削减支出不容易得到支持,一意孤行削减支出则执政党容易被赶下台。一般的政治家多不愿意尝试削减支出的政策,除非迫不得已。在这些国家,减税容易捞到选票,主张更高水平的社会福利也容易得到选票,纯粹的民粹主义主张的结果必然是这些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甚至导致财政的不可持续,甚至带来严重的国家危机。2008年以来欧洲一些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就是明证。天底下何来免费的午餐?要享受超越经济水平的社会福利,就必须付出代价,或者是短期的,或者是中长期的。在西方所谓的现代民主制度下,减税与削减支出往往很难同时做到。

实际上,现代国家都有内在的财政支出扩张倾向。如果不能有效控制财政支出,那么再多的税收也是不够用的,更遑论进一步减税?减税不能为减税而减。减税需要空间。减税或者是财政政策实施的需要,以短期减税换来更快的经济增长,让经济增长带来中长期更多的税收收入;或者是因为既有的税收制度不合理,税收负担太重或不适合当下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减税换取社会所需要的经济效率和公平正义;或者是因为国家找到了更加可靠的收入来源,可替代财源的出现为减税提供了空间;或者是因为国家财政治理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税收制度需要作根本性的变化。减税可能还有其他的理由,但不管什么样的理由,都不太可能无限度地减税。

在这样的背景下,现代国家必须而且只能以“轻税”为中心构建新的税收制度。按照“轻税”理念建立的税收制度,符合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要求,可以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真正拥护。

二、“轻税”:古今中外的诉求

杨小军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彗星式”调研现象,反映出的本质是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作风,表现为过场、排场、官场“三场”效应。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顽症不是通过规定和强调就可以解决的,反对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任重而道远,必须有应对之策,更须制度化方案来治理。

朱小黄

凤凰网财经研究院顾问、中国行为法学会金融法律行为研究会会长

随着数据商业资源价值的不断提升,数据的权利问题便日益重要。尤其是对个人信息资源的争夺,已经在社会各个领域逐渐白热化,法律的介入成为必然。但数据的虚拟性使得其在经济价值、法律关系、权利主体各方面的的权利设计都更为复杂。在法律权利上,涉及产权、人身权、安全保护等敏感的法律问题,如何使这些法律规定符合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客观实际和抽象规则,就需要界定虚拟与现实世界之间的交合区域和本质差异。

穆光宗

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

中国老年人口空巢率大概在50%—70%之间,而且有升高的趋势。空巢老年人往往容易陷入孤独抑郁的心理黑洞和缺乏支持的生活困境。老年空巢化、老年高龄化和老年失能化交织在一起,已经成为长寿时代的大趋势。在少子老龄化时代,要维系捉襟见肘的家庭养老功能,就要促进“养老在地化”和“养老就近化”的结合

黄亚生

MIT斯隆管理学院教授

特朗普政府有几个方面特点:第一,它从政治上不再相信全球化会带来价值观念的趋同;第二,它不相信政治和经济上有双赢的这种概念;第三,尽管美国前几届政府也将中国视为一个潜在的长期战略对手,但是,他们还是相信,如果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会缓解中美战略上的冲突。而特朗普政府是完全不接受这一观点的。

Chad Bown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目前,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十分紧密,但对于一个基于规则的系统而言,目前的贸易政策使得这一基于规则的贸易系统正处于危机之中。从发生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政策变动来看,我们正处于一个新的关键性时刻。

邓郁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由于住房贷款利率仍处于历史低位,市场短期供求形势也已发生较大变化,预计2018年稳房价的压力仍然较大。由于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阶段和面临的主要矛盾均已发生重大变化,进一步完善房地产相关政策不仅要针对库存下降、贷款利率仍处于历史低位、热点城市高价房将相继入市的短期形势,更要重视根据房地产市场发展阶段的变化适时调整发展目标,加快住房制度改革,研究出台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努力实现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

刘世锦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博士生导师

解决长期以来要解决而未解决的深层体制问题,一个问题是如何硬化各级政府和国企的预算约束。这次中央政府态度很明确,对地方债问题坚持不救助。地方政府要想办法自己处理问题,还不了债的,可以考虑出售资产,收缩资产负债表。另一个问题是重视探索公共产品投资的长效机制,比如PPP项目市场化交易、不动产信托、长期国债等,适合公共产品投资的特点,适应市场机制的要求,从而为公共产品领域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持续稳定的资金支持。

陶传进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社会公益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建设研究院执行院长

当前政策的先进性已经非常明确,即不仅给予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资金、政策空间的支持,而且还鼓励推进第三方评估制度,让社会化的组织进入关键位置。眼下真正急迫的是,社会组织自身能力的提升和体系的完备。

陶短房

全球化智库研究员

随着“伊斯兰国”在叙利亚、伊拉克的土崩瓦解,美、俄纷纷摆出一副“反恐大功告成”的胜利者姿态,对此饱受恐怖威胁的欧洲国家一直不以为然,认为“对原教旨国际恐怖势力的化整为零不得不防”。从尼日利亚的这两起神秘连环暴恐袭击可以看出,国际原教旨恐怖势力恐怕并不仅仅是“化整为零”,而更可能主动“避实击虚”,用在中东积累的“先进暴恐经验”,武装反恐薄弱地区的“恐怖关系户”,从而化战略上的绝对劣势为战局上的相对优势,妄图以此达到金蝉脱壳、死灰复燃的企图。

刘欣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当前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并非想象中的金字塔型,发达国家的阶层结构也非想象中的橄榄型。中国社会上层的比重比发达国家还要大,新老中产阶层的比重也不低于发达国家;但工人阶层的规模却比发达国家要小,农民阶层的规模远大于发达国家。中国地区间阶层结构的差别甚至大于中国与发达国家间的差别。可以用“橄榄型”来描述中国东部地区的阶层结构,“圭字型”来描述中国中西部地区的阶层结构。若不分地区,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总体呈“圭字型”。

牟岱

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新型智库建设发展要“把握正确导向”、“坚持改革创新,规范发展”已经成为中国智库界的共识。建设一个体现政治导向、科学精神、专业特色、学理优长和社会需要的、科学的评价体系是新时代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规范发展道路上的重要议程。

李铁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

实际上,我们面临的不是劳动力“少了”,而是“多了”,这是我们将来要面临的长期问题。只是从外出农民工数量和同比增长速度来看,农业转移人口的增速在大幅度下降。我们发现人口流动趋势正在减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流动人口数量减少。2015年-2016年流动人口数量已呈现减少态势。二是流动人口增长速度处于下降态势,2010年后,增速显著减慢,2011年-2014年基本维持在0.04%左右,但2015年开始出现负增长,速度为“-0.02%”。

扎基•拉伊迪

巴黎政治大学教授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保护主义是一个死胡同。没人真的认为关税壁垒可以减少贸易赤字。然而欧盟发现自己正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不断崛起的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正在打入欧洲市场,欧洲该如何在不求助于保护主义的情况下保护自己?

张孝荣

腾讯公共战略研究部总监,曾任中信证券会互联网首席分析师,互联网实验室总监

当前,AI的竞争已然升级到国家竞争。回顾2017,人工智能领域已经出现了三大突破,算法、政策、资金,均创里程碑,业界欢呼鼓舞,这种情形像极了1999年底网络泡沫泛滥的情形。展望2018,中国的人工智能,优秀项目不够、顶尖人才不足、场景落地缺缺,三大难题横亘眼前。

张茉楠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

中国债务规模和杠杆率上升速度较快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是否就此判断中国发生债务危机,既不合理也非全面。中国债务问题需要放在中国经济结构和制度性成因的大视角中去考察,需要全新的解决思路。从根本上解决地方债务问题,必须强化央行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监督管理职能,增强财政体制改革与金融体制改革的协同性,清晰界定财政与中央银行的职能,防止产生财政变相透支问题。

李扬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

在金融市场上,由于资产泡沫迅速膨胀、杠杆率急剧攀升,最终引发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至今仍未走出危机的泥潭。美国的教训告诉我们:只有切实改善收入分配并辅以金融结构改革,才能真正实现经济增长由投资驱动逐步转换为消费驱动,也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信贷驱动的增长模式,抑制杠杆率上升、全面降低金融风险才有机制保证。美国次贷危机殷鉴不远,我们切不可重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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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负债扩张模式已经行不通了,在国家不鼓励、金融政策不允许、融资环境趋紧、市场竞争加剧的背景下,高负债扩张的模式不仅过时了,而且意味着巨大的风险。在高增长时期的高债务扩张,曾经培养出一批快速扩张的“枭雄”式的民营企业和臃肿的“恐龙”级国有企业。但当高债务泡沫破灭之后,中国市场将经历一场深刻的洗牌!
尽管人民币兑美元正接近两年半高点,但企业对其涨势却显得信心不足。企业不愿意将所获得的外币转换成人民币,远汇市场上对人民币贬值的押注有所升温。如果出口商愿意承受较大的汇兑损失也不愿意结汇,可见他们对人民币远期贬值的预期是很强的。如果类似的市场预期成为共识,累积起来将成为外汇市场上不可忽视的力量。
作为近年来保险公司等企业境外投资的新型融资渠道,内保外贷的流动性、高杠杆及再融资风险,正引起监管部门关注。保监会联合国家外汇局发布通知,一是明确了保险机构开展内保外贷业务的资质,二是明确了融资比例和融资用途,三是明确禁止行为。相关项目及其底层资产不得违反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产业政策和境外投资政策。
受到美国股市大幅下滑的影响,SPDR S&P 500交易所基金(SPY)的资金流出规模达到236亿美元,创出历史新高。流出的资金规模相当于该基金资产总额的8%,如此高的资金流出前所未见。摩根大通策略分析师表示,市场投资者如此迅速且大规模的撤资显示,未来商品交易顾问和风险平价基金进一步卖出头寸的规模有限。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即“大基金”)去年在A股投资了十多家上市公司。不过,去年11月底入股的汇顶科技股价持续下跌,使得大基金目前约浮亏16.3%,浮亏4.6亿元。与晶方科技的一笔6.8亿元的股份协议转让也浮亏约15.3%。作为支持半导体产业发展的战略性投资基金,大基金在A股市场到处投资,有变成财务投资者的风险。
2000年以来中国的生育率就一直低于日本,2010-2016年中国平均只有1.18,日本为1.42。实现“全面二孩”政策后,2017年中国出生人口1723万人,同比减少63万;人口出生率约为12‰,同比回落0.52‰。开放二胎后中国的生育情况仍未摆脱风险,值得中国社会担忧。今后中国的人口和老龄化危机可能比日本还要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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