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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蔡昉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一、 引言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世界商品和服务贸易出口的实际增长率,除个别年份波动之外,始终高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这充分说明了我们所处的经济全球化时代特点。因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世界贸易总量于2009年骤降之后,2010年和2011年都得到恢复性的增长,也大大高于GDP增长速度。然而,自2012年以来,世界贸易增长率持续低于GDP增长率。诸如全球经济增长疲软等需求侧经济因素以及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转向内需驱动等供给侧经济因素,可以或多或少地解释世界贸易的减速,然而,全球性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应该是产生这一现象的重要的政治经济学因素。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贸易下降或许是在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反全球化的政治生态致使经济全球化受阻的一个特征性表现。与此同时,全球资本流动数额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从2007年的峰值水平上骤跌。

这种现象不难理解。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纷纷设定新的贸易壁垒,其中,作为最发达经济体的美国以及德国和英国就分别出台了数百项措施。诸如此类的政策变化也反映了西方国家政治结构的变化,即以反对全球化为核心主张的政治民族主义化和民粹主义化,并迅速演化为非合作性的反全球化策略。截止到2016年,这种趋势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而且呈现政治上的极端化与指向上的趋同化并存的新特征。欧洲民粹主义在政治上节节逼近,形成遏制接受移民(难民)、阻碍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退出国际一体化机构等反全球化浪潮,其中,英国公投脱欧只是在可以预见的逆全球化事件中最具新闻性却远非完结的一桩而已。无怪乎人们说:英国脱欧并不出乎意外,问题在于“谁是下一个”。

政治经济学可以很好地解释这种现象。全球化本身并不是利益中性的,最初人们看到的是发达国家及其政治经济精英和智囊们主导着全球化,使其朝着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方向演进。不论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国际金融与贸易机构,还是欧盟这样的一体化共同体,做决策的都是那些握有生杀予夺权力的大国,由代表这些国家的财政部长、中央银行行长和贸易部长行使权力,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不能从全球化中均等获益。进而,人们又发现,发达国家中主宰利益安排的实际上是跨国公司和其他代表资本的利益集团。不难想象,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和低收入家庭同样未能从全球化中获益。

王长江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原党建教研部主任

近年来学界热议的贤能政治,不同于中国古代的贤能政治,也和西方语境中的贤能政治相区别。它是要作为民主政治的替代性选择,自立为一种与民主政治比肩的政治模式。但贤能政治在实践上既无法离开民主政治单独存在,也难以与民主政治相结合,更无法取代民主政治,理论上则由于混淆了国家意志表达功能和国家意志执行功能而陷入困顿。

高利民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聂日明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在贸易摩擦的时代,国内的消费尤显重要。但这条路径走起来并不容易,既要保证居民收入较快增长,又要保证劳动生产率同步增长,以此拉动消费,这要求顺应人口迁移的趋势,充分挖掘存量劳动力的潜力,这要求充分的供应人口流入城市的建设用地供应,避免资本过早替代劳动力,发挥中国的劳动力优势,让更多的农业人口市民化。唯有如此,才有可能扩大中产阶层的规模,提高中产阶层的收入水平,消费才能延续过去二十年来的持续增长。

周小川

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方首席代表,曾任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对一个政府而言,往往把GDP作为经济工作的主要目标,中国现在强调不能唯GDP论,可考虑修订后的GDP或含有GDP又比GDP更综合的目标函数。总体而言,经济主体就是要追求某种最大化。如果用数学规划来考虑这些问题,会有很多优势,有些问题能看得更透彻,并可以从更精确的角度来分析。

曾刚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主任

为进一步彰显地方政府发展绿色经济的决心,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市政债的健康发展已势在必行。目前我国虽然尚未专设绿色地方债,但已发行过多期投向绿色产业的项目收益债,说明绿色市政债的投资回报逐渐被市场认可。因此当前有必要借鉴美国经验,适时推出绿色市政债的专门品种。

徐忠

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

随着信息技术、金融科技高速发展,经济信息系统架构的争论有了新的内涵,但激励相容仍然是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激励相容的机制设计既包括奖励等激励措施,体现于目标函数;也包括惩罚等约束措施,体现于约束条件。实践中往往需要激励和约束“双管齐下”。

白景明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与贾康合作的《县乡财政解困与财政体制创新》一文获第十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著有《公共经济》、《资金市场》、《财政与发展》、《服务经济学》等

回看我国2018年的高强度减税增支,共生的是6.6%的经济增长率和8.3%的税收增长率。这说明高强度减税增支不仅没有恶化财政运行,反而起到了助推经济增长作用。进一步分析,我国的高强度减税增支具有强烈的结构调整效应,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顺应人民对公平的追求,满足人民对物质和精神生活品质提升的需要,最终助力经济社会发展行稳致远。

苏培科

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科创板+注册制”应该建立市场的自我纠错机制和优胜劣汰机制,既然要按照市场化的选择机制甄选上市标的,就要适当允许市场犯错和试错,一旦发现上市公司违规造假就立即停牌退市,并且严惩造假者和“帮凶”(中介机构),给他们罚以重金,以补偿受害者的利益。这方面可以借鉴美国证监会对世通、安然事件的处理方法,除了让上市公司大股东倾家荡产来赔偿投资者之外,投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事务所等中介机构,也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

中国在其漫长的文明史中发展出了另一套独特的政治经济模式。西方的自由市场以经济与政治的分离为前提,资本的增殖往往造成对社会的破坏,也难以避免周期性经济危机的风险;而中国自古以来都由国家来承担经济管理的责任,经济从来都是国家整体治理的一个部分。在保持民间市场活跃的条件下,这种国家主导模式在规避经济危机、开展大型基建与防止社会分化等方面有着巨大的制度优势。正是这种制度优势造就了中国近几十年来的崛起。着眼未来,如何基于中国现实,提出中国问题,发展中国理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本土化建设任重道远。

吕芳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胡轶俊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编外人员的存在使政府的人力资源分为最核心内层、中层和外层,从而增加了政府人事制度的弹性,这种弹性是相对于编制的刚性约束而言的,更是相对于国家—社会的边界而言的。政府通过购买,将体制外人力资源吸收进公共事务领域,成为灵活可控的执行者。这种人事制度上的弹性使地方政府可以应对社会转型时期急剧增加的公共事务和编制控制之间的冲突。

鲁政委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民间投资增速下滑且占比下降的行业主要分布在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等垄断型行业。这或表明,本轮民间投资回升主要为供给约束放松下的反弹,伴随供给约束放松空间收窄及企业盈利状况恶化,民间投资回升力度或减弱。

汪涛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瑞银亚洲经济研究主管,首席中国经济学家

我们估算2018年实际减免的涉企收费可能超过3000亿,企业增值税和所得税减税超过5000亿元,个人所得税减税1000亿左右。除了2018年已实施的优惠措施可能在2019年继续带来5000亿以上的减税外(其中个税减税2200亿元、增值税减税2000亿元左右),政府2019年额外新增的减税规模将超过1万亿元(超过GDP的1%)。不过,如果减税措施从4月份才开始生效,则实际减税规模可能为7000-8000亿元。

张英洪

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新时代的乡村治理,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政治文明理念有机结合起来,关键是要加强民主法治建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核心是尊重、保障和实现公民权利,具体来说就要维护和发展农民的人权、产权、治权。新时代的乡村治理,需要重塑三种环境,没有良好的乡村政治、文化、生态环境,就没有良好的乡村治理。

朱启臻

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教授

农业组织应以农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三种形式为主干,真正确立农民主体地位,从而以良好人地关系激发农民积极性创造性。农户经营是最适合农业生产的组织形式,家庭农场是现代可持续农业的微观基础,农民合作社是农业组织的高级形式。

李建新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对于我国当今和今后人口形势的判断,存在着严重的误区。相关部门解读人口数据总是“轻描淡写”,并没有看到真正人口危机所在,总是数量上打转转,如以“人口总量平稳增长”、“劳动力资源仍然丰富”来掩盖人口问题的本质。而目前我国人口结构(还包括性别结构)的严重失衡的变化趋势皆不利于我国社会方方面面的支撑和持续发展,这正是我们判断人口危机已经到来的依据所在。

胡一帆

瑞银财富管理亚太区投资总监及首席中国经济学家

随着中国经济进一步放缓,政府于1月份将存款准备金率下调100个基点,我们认为今年将进一步降准100-200个基点。最近公布的央行票据换银行永续债的举措旨在进一步提高银行核心资产比例,推动银行扩展信贷。政府多管齐下放松财政政策,比如3月份全国“两会”后可能下调增值税/消费税,每年为小企业减轻税务负担2000亿元人民币,国务院提前批准1.39万亿元人民币的地方政府债券配额,以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我们预测2019年GDP全年增长6.1%。

黄剑辉

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

唐建伟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

袁海霞

中诚信研究院首席宏观分析师

主持人:范思立

2018年经济增速放缓内因大于外因,内需放缓是导致经济减速的主要原因,出口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拖累因素。虽然2019年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或将出现短期波动,但从长期来看我国基本面是好的,高质量发展的条件在不断改善,2019年依然存在和可能出现六方面积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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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世界存在自由交易和集中控制两种交易体制,而这两种交易体制实际是两种资源管理体制。从非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实际就是对要素和资源的管理模式,关键在于对要素和资源的控制权。从古罗马的历史看,这两种资源管理体制都会造成危机,尤其以集中控制所造成的危机最为厉害。自由交易也会导致危机,但危机往往可以通过大量的财富损耗为代价来熨平和冲销。历史显示,只要不走向极端,保持克制,则大致都可维持社会的均衡发展。
国内1月信贷增加3.23万亿,同比多增3284亿;社融增量4.64万亿,同比多增1.56万亿,且均为历史最高值。中国央行官员表示,从历史规律看,1月份是全年贷款投放最多的月份;考虑到春节因素,应把1、2月份甚至一季度的数据统筹考察,不宜对单月数据过度关注。而1月新增贷款与实体经济的需求是相匹配的,属于合理水平,不是“大水漫灌”。央行官员还表示,货币政策并未转向。
人口增减变化代表了市场需求变化,从趋势来看,中国城市人口增长总体呈现“南快北慢”趋势,新增人口占比,南部为78.7%,北部为21.3%。华南城市几乎全面扩张;华东城市扩张、饱和各占一半;华中、西南、西北的核心城市、扩张趋势明显,而中小城市饱和或收缩,东北城市出现极端分化,53%的城市扩张,41%的城市收缩,人口向核心城市转移的趋势明显。
一项涉及149.2万亿元中央国有金融企业资产重整的行动已有迹象可循。监管部门正考虑采取划转、出售等方式,将部分央企旗下的金融资产进行整合。这与此前非银行金融机构频繁爆雷有关。监管层从2013年开始就资本脱实向虚,限制央企并购金融企业的行为。2018年以来,实体经济困境和近一半央企主营业务亏损,令防范系统性防范金融风险显得更为重要。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即将公布。据了解,香港要融入国家发展的大局,将侧重研发和金融等服务,并继续提升于国际仲裁及航运枢纽的地位。消息人士预料,大湾区规划将分两个阶段发展,中期规划是于2022年前打好连接湾区各市的基础;长远会在2035年前有更多便利大湾区各城市居民流通的措施,并在2035年完成整个湾区建设。香港有关人士估计,今后需要研究推出“大湾区签证”,方便想到大湾区工作或投资的外国人士。
中国央行官员日前在国内某论坛上称,目前的政策文件没有反映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问题,国内大部分政策文件是由处长们起草的,但在交流时会发现各部门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存在分歧。分歧可能源于认识上的差异,也可能是基于部门利益考虑,很难协调一致。处长们没有调整立场、相互妥协的权力,只好把有分歧的问题从政策文件中拿掉。此外,还存在立法部门化现象,行政部门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无法真正体现市场化和法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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