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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徐明棋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上海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

世界经济研究所以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两大学科为主轴,将世界经济研究与国际关系研究、国际问题研究与国内问题研究相结合,注重研究的综合性、整体性,提高研究成果的前瞻性、战略性和理论性。在已经形成的理论研究、对策研究及动态研究相结合的基础上,强化中长期战略研究和基础理论研究,形成了一批跨学科研究的突破性成果。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10月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成为世界瞩目的最重要合作机制。将近四年来,这一倡议得到了全球越来越广泛的认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基础设施、贸易投资方面的合作也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今年5月份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进一步积聚了国际社会的共识,对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构建利益共同和命运共同体更具有里程碑意义。

“一带一路”建设倡的目标是要实现沿线国家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政策沟通、民心相通。在这“五通”中,资金融通处于核心地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合作对推动资金融通更是关键的环节,既具有广阔的前景,也面临一定挑战。推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合作意义重大。

一、金融合作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占据核心地位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发展中国家占多数,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要致富先修路”,以中国的发展经验看,改善互联互通基础设施要先行,因此建设公路、铁路、桥梁、港口以及发达的电子通讯网络和金融网络等软硬设施是这些国家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最紧迫的需求。但是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往往规模大,回报率低、回报周期长,这使得国际商业性资金进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相当有限。因此,如何解决基础设施融资的资金缺口,提供合适融资渠道和资金,就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

贸易扩大也需要提供贸易融资、货运保险以及顺畅的贸易清算渠道。大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体系不够发达,金融机构也不够完善,动员金融资源和配置资源的能力相对不足。因此这些国家普遍缺乏金融基础设施,也不能满足其他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和拓展贸易的资金需求。国际金融合作就成为打通贸易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瓶颈的重要手段。

亚洲和太平洋区域总体并不缺乏资金,本地区储蓄率高,金融资源丰富,但是由于金融体系相对不发达,很多国家的储蓄资源未能通过有效率的金融体系将储蓄资源导入至实体经济建设中,很多资源被转移至国外,被西方的跨国银行所利用,成为他们在全球投资的资源。仅在2011年,亚洲的储蓄中就有5.6万亿美元被用于区外的投资。最近,特朗普可能要采取的减税以及美联储可能削减资产负债表等举措,更是刺激了一波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资金流出。

袁刚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中国政治思想史和政治制度史

大变革时代不进则退,不改革大家都不会有出路,顽冥不化坚持原教旨抗拒改革,不仅会拖历史前进的后腿,甚至可能重新引发乱局,给中华民族带来万劫不复的灾难。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研究领域: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著有《未竟的变革》等

中国实行的不是西方那样的选举制度来产生领导人,而是先选拔、后选举的制度,就是先通过一套很复杂的机制和程序来选拔一批优秀干部,然后交由党中央委员投票选举选出领导集体。就是这个选拔制度,是很多人尤其是西方人所最看不懂的地方。但正是这个看不明白的地方,是中共作为执政党成熟的体现。

杨光斌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研究领域: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比较政治、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中国国内政治经济与对外关系

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关系中,政治认知力是衡量国家治理能力的前提性指标,它保障了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方向性,避免一个大国犯颠覆性的错误。政治认知力的一个关键要素就是对政治制度决定性作用的认知程度,“飞来峰”式的政治制度,必然导致无效治理甚或国家失败;而根植于本土的政治制度,具有民族精神的支撑和文化传统的滋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于水

南京农业大学教授,研究领域:乡村治理与政策、公共危机管理、行政体制改革、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等,著有《乡村治理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等

徐亚清

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姜凯宜

南京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

革命和建国初期,信访属于 “动员”治理模式,实现了动员与民众诉求的平衡。“改革—稳定”语境中,信访话语尽管延续了反映意见、联系群众和调查实情的传统,却面临转向中的断裂问题,即“动员”话语消失之后难以在法治建设中定位自身价值。纵观历史,信访话语转向之关键在于构建契合改革语境的治理模式。

贺雪峰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乡村治理、乡村建设、农村社会学、政治社会学,著有《新乡土中国》等

信访制度在当前社会矛盾复杂多样、仅靠法院难以完全解决的情况下,可以给弱势群体以权利救济,可以缓解社会矛盾。正是因为信访制度能解决可以解决的问题,却不能解决无法解决的问题,从而形成了信访制度运转中的一种均衡。理解这种均衡是理解信访制度运作的关键。

林毅夫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发展研究院朗润资深讲席教授、名誉院长

9月19日晚,《守正创新,引领未来:讲述》国家发展研究院专场活动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隆重举行。林毅夫教授在活动中以《中国的担当——新结构经济学分享》为题发表演讲。以下为林毅夫教授演讲全文。

张佳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第一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

葛延风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部长、研究员

建立完善的分级诊疗制度是良好医药卫生制度的重要制度基础。2016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将“分级诊疗制度”列在五项需要重点突破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建设的首位。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都高度重视分级诊疗,相关配套措施陆续出台,各地也在积极探索,不少地区的典型做法值得肯定,为分级诊疗工作的全面推进提供了宝贵经验,但从全国范围看整体成效有限。良好分级诊疗格局的形成是多方面制度综合作用的结果,与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制度、患者就医行为等密切相关,必须多角度发力、统筹推进。

熊丙奇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他们都把高中理解为普通高中,而把中职、技校、职高排除在高中之外。也就是说,他们理解的高中入学率,并非国家教育事业统计公报所统计的高中入学率,而是普通高中入学率。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何那么多人会认同罗斯高先生的演讲了。虽然罗斯高先生谈的高中是包括中职、技校的,可公众自动将其理解为普通高中。而按照普通高中的概念,我国全国的普通高中入学率(适龄学生有多少进入普通高中)2016年约为52%,农村普通高中入学率大概35%左右,这正和“63%的农村孩子一天高中也没上过”对上。

郭艳

西安财经学院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政治工程与政治实践,法治是让治理更有水平的基础,所以说国家治理现代化首先是国家治理法治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求是法治精神,它既是治理者在治理过程中应遵循的考量模式,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追求的理想状态。

甄小英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原副院长、中央党校党建专业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执政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

反腐败既要“打老虎”,又要“拍苍蝇”。农村基层“小微权力”的滥用产生了种种腐败,直接损害群众的切身利益,其所涉及的面广、人多,如不进行有效治理,不仅会严重损害党群干群关系、恶化政治生态,而且还会阻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破坏基层社会稳定、削弱党的执政基础,也会大大降低农村广大群众对反腐败成就的认可度和生活的幸福感。

人民智库

提高经济社会公平度,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升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开展测评研究过程中,通过进行相关性分析后发现,在经济社会公平度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较为显著的“U”型关系。而且当前,对于一些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市级地区,很可能已经经过了“U”型曲线的拐点。

吴兴智

浙江省委党校,浙江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研究领域:政府改革与民主发展、社会治理、公共危机管理等,著有《从参与到协商:我国地方治理转型的经验与路径研究》等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我国经济社会转型进入深水区,地方治理必将迎来更加深刻的变革。在这个过程中,能否顺应社会和历史发展潮流、准确把握地方治理创新的未来发展趋势,将是决定未来我国地方治理成败的关键所在。

杨玉成

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研究领域:分析哲学、科学哲学与经济学方法论等,著有《奥斯汀:语言现象学与哲学》等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总方略,如果我们能够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理论框架去进一步深入理解“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那么,我们就能更深刻地把握这个大战略布局的历史方位,更深刻地理解它的理论高度和历史厚度,进一步提高贯彻落实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田改伟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研究领域:党的建设、中国民主政治理论与实践、意识形态理论,著有《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等

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利益至上,是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主要特征。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利益至上,是我们党的宗旨和先进性所在,也是对我们党的发展历史的经验总结,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和理论基础。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民群众是历史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历史的真正主人。

张海波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研究领域:应急管理、公共安全、社会治理,著有《中国转型期公共危机治理》等

“大数据”迅速成为一个“热门”概念,在社会治理领域,运用大数据提升社会治理的智能化水平也已经成为大势所趋。然而,仅仅停留于“大数据”的概念并不能解决中国社会治理的诸多难题,大数据驱动是技术、产业、战略和思维四大要素的系统驱动,任何一个要素的缺失都可能影响到大数据驱动社会治理的实效。

吴新叶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研究领域:基层政治与基层公共管理

作为国家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基层社会治理在党的领导体系中占据不可或缺的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最突出的矛盾问题也在基层。基层作为社会治理系统的基础部分,党建在其中扮演着龙头工程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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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国务院重新强调企业家作用,提出依法保护企业家财产权、依法保护企业家创新权益、依法保护企业家自主经营权,要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作出贡献。从十八大到十九大,中国的发展从“破”到“立”,要“立”好,核心是发展经济。中央重新强调企业家群体,这是“撸起袖子加油干”的战前动员。
标普对中国市场的评级“炸弹”开始连续引爆。9月25日,标普再度出手,下调了包括中国移动、中石油、中石化在内的21家央企和基建实体的信用评级,评级展望为稳定。标普称,21家企业中的绝大多数企业获得中央政府特别支持的可能性极高,使其信用评级跟随中国主权评级变动。标普比穆迪出手更快,下手也更“狠”。
9月欧元区经济持续向好,欧元区9月的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初步估算达到56.7,为四个月以来最高点。欧元区今年第三季度的增长率预期将达到两年来最高水平。欧洲央行已将2017年经济增长预期上调至2.2%,同时可能在10月缩减量化宽松规模。有市场研究机构认为,欧元区经济已达到“爆发”程度。
在保险业被认为滥用监管权和审批权的背景下,保险监管的公信力急需重塑。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强调,今后保险业绝不允许再出现所谓“特殊公司”。保险监管面临的问题在证券市场和银行市场同样存在,原因在于监管者混淆了基本定位,监管者成了市场发展的推动者,结果形成了比较普遍的利益输送。
穆迪、标普先后下调中国评级,加剧了市场对中国债务的担忧。不过,摩根大通最新报告称,相比于今年第一季度末债务与GDP之比的269%,第二季度末的比值为268%,终结了超过五年来借款稳步增加的趋势。尽管下探幅度较小,但第二季度的债务下降值得注意。部分国际金融机构的肯定,说明中国政府的努力方向是对的。
随着国内消费升级,消费金融迅猛增长,从2013年到2016年,互联网消费金融的交易规模从60亿猛增到4367.1亿,爆发式增长70倍,年复合增长率达317%!但行业风险如信贷不良率、资金成本风险、多头借贷等风险逐渐暴露。初步估计,消费金融行业的野蛮生长也因风险暴露而亟需纳入强监管,这将加速整个行业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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