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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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邦智库
安邦智库（ANBOUND）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33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现实环境中有不少人因为GDP增长率的下滑而认为，经济对现在的中国已经不重要了。这句话颇有争议也引人深思。经济始终是一个国家运转、社会稳定与民生福祉的基础，中央也一再提及经济是“一项中心工作”，大家对这一点并无分歧。真正的分歧，其实关键在于对现实环境以及经济发展中各式各样、千奇百怪、悲喜交加的现象，应该如何去理解。
安邦智库（ANBOUND）的资深研究员陈功先生认为，要统一认识，产生共识，理解各种社会发展现象，弥合和熨平各种已有的社会分歧，必须有一定的理论和概念基础，这样才能建立在现代社会的发展经验基础之上，去产生共识和理解。这是安邦智库若干年来，一直建议引入“后现代社会”（Postmodern Society，或“后工业社会”，Postindustrial Society）这一概念的原因和初衷。同时也要看到，无论理论争议如何展开，但中国经济和社会事实上正在向后现代社会进发。
“后现代社会”是一个由社会学、哲学、文化研究等多个领域共同发展的概念，其核心关注现代社会在工业化之后出现的新变化。上世纪7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提出，发达社会将在工业化之后进入以服务业、知识生产和技术控制为核心的后工业阶段。这一理论揭示了现代经济从物质生产主导向知识、信息和专业服务驱动转变的趋势，为理解工业社会之后的结构变化提供了重要参考。安邦在这一基础上，则将“后现代社会”作为一种分析框架、规划概念的基础，用于观察中国在完成大规模工业化之后，经济结构、城市形态和社会运行方式正在发生的种种变化。
后现代社会具有许多鲜明的特点。这些特征，可以归纳成四个层次加以理解：经济结构的转型、创新能力的积累、文化生活的繁荣，以及民生保障的夯实。这四个层次相互依存，共同构成一个社会从高速工业化阶段迈向成熟发展阶段的基本图景。
首先是经济结构层面的转型。后现代社会是一种低增长环境，4%左右的经济增长率极为常见。这种明显低于工业化高峰期的经济增速将会成为长期条件，而非暂时现象。制造体系趋于成熟，基础设施逐渐完备，实物商品供给日益充足，人口、土地和资本投入的边际效应不断下降，经济自然由高速扩张转入存量调整。政策追求的中心也由追求更高增速，转向如何在增长率难以显著上升的情况下维持就业、财政、福利和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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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继永
天津外国语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教授、院长
中国越来越关注朝鲜在地区安全格局演变中所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意识到有必要调整对朝政策思路：既要有效管控风险，又要避免进一步激化紧张局势、破坏地区稳定。随着相关战略能力的增强，平壤在外交和安全议题上的底气明显上升，行为方式也更难预测。长期以来的国际制裁、外部施压和外交孤立，并未迫使朝鲜放弃其既定安全路线，反而使其更加坚定地保留和发展相关战略能力。尽管朝鲜在经济民生方面仍然高度依赖中国，但平壤与俄罗斯不断深化的安全合作，已使其不再像过去那样只能倚重北京。倘若围绕朝鲜爆发危机，中国极可能在局势升级过程中被边缘化，甚至被迫面对失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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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竞超
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日印准同盟的生成受到国际体系、 国家、决策者个人三层变量的综合影响。亚太权力转移与美国政策调整作为国际体系层次变量塑造日印关系总体轮廓,成为日印接近、构建准同盟关系的主要外部压力;而国家与决策者个人则刻画了日印关系细节,成为两国推动安全合作与准同盟发展的关键内因。未来,因全球不确定因素不断累积、 日印对华威胁认知强化等因素,日印准同盟具有较大发展空间。然而,日印国际秩序设想与战略自主指向的差异、相关安全领域合作障碍等因素将制约两国准同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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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恬波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经济与能源研究室主任
过往阿曼是调解者，但如今地理位置决定其是海峡问题的直接当事方。阿曼提出的所有方案，都有一部分需要自己去落实，但其不具备独立保障海峡通行的硬实力。阿曼还必须接受海峡问题的主要当事方处于持续的冲突状态。在2015年伊朗核协议达成前的谈判中，美伊矛盾再大，也基本没有考虑过以武力解决分歧。而如今，伊朗已反复封锁海峡并落实“自己不安全、海湾地区就没有安全”的威胁，而美国也早已突破攻击伊朗本土的“红线”。阿曼的任务等于是要将随时可能大打出手的双方留在谈判桌上，难度更甚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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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欣
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今年7月，乌克兰军方发生了一波三折的人事变动，任期仅半年的年轻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被泽连斯基总统解职，随后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也被德拉帕季伊替换。这次紧急调整的源头，是乌方内部作战理念和技术路线之争。此次临阵换将也被视为权力博弈的结果。费多罗夫出任国防部长后，推动国防采购制度改革，打击贪腐，对外则积极求援，帮助乌军取得一定优势，还说服马斯克切断了俄军对“星链”的访问权限，加之其身上的科技光环和对认知传播之道的精通，俨然成为“明日之星”，使得泽连斯基有所忌惮，虽认同其理念却不愿恢复其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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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永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全球不平衡再次成为全球国际经济学界的焦点问题之一。国际学界现在的普遍共识是：美国的净外债存量过大，而且还在进一步增大。即便全球不平衡还不至于马上导致一场金融危机，贸易不平衡的恶化加剧了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体系的碎片化。现在还很难断言，在不久的将来，我们是否会面临一场美国主权债危机、存量全球不平衡危机还是AI泡沫崩溃信用危机（如AI公司股价高估，遭遇开源低价中国大模型）导致的全球金融危机。但无论如何，中国都应该对可能发生的国际收支危机和美元保持高度警惕，并做好必要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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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gan Tan
美国得克萨斯理工大学政治学博士
在过去二十年里，美国实施制裁的次数超过欧盟、联合国和加拿大三者的总和，其中金融制裁的数量超过贸易、武器、军事和出行限制。美国认为其可以通过武器化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的接入、美元流动性和资本市场，在避免大规模报复的情况下精准施加压力。但是，其他国家也围绕美国主导的基础设施体系建立“阀门”系统。这不仅削弱了单一制裁手段的作用，还形成了新兴的平行生态系统，从体系层面挑战了美元的主导地位。这一不断展开的悖论——致力于扩大美国影响力的手段反而加速了制度脱钩——提出了一个根本性问题：制裁如何重塑全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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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启龙
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
纵观东南亚在印度大战略中的定位演进历程，印度的东南亚政策大致经历了3个差异化的阶段：冷战时期，安全优先的战略目标决定了东南亚的次要地位，印度仅将其视为非殖民化合作伙伴与地缘安全缓冲带；后冷战时代，发展优先的战略目标催生了“东向政策”，东南亚被重新定位为提升与世界经济联系的前沿阵地与战略支点；莫迪政府时期的“东进政策”则进一步将东南亚纳入印度大国地位追求与印太地区秩序构建的战略版图，赋予其更为深远的地缘政治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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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随鑫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自美国政府2017年提出对华战略竞争已过去近十年，中美关系到了需要重新定位的时刻。实际上，中美关系既不能凭一时的乐观来定义，也不会因为一时的摩擦而彻底破裂，而是会长期处于合作与竞争交织、摩擦与协调并存的状态。在这一背景下，中美关系将长期处于合作与竞争交织、摩擦与协调并存的状态。在这一背景下，元首外交的作用不是创造奇迹，而是不断积累信任、管理分歧，为两个大国最终建立战略稳定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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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光炎
南洋理工大学经济学荣誉教授
近年来，中美关系常被形容为进入“新冷战”，不少人认为两国正走向全面脱钩。然而，这种判断并未准确反映现实。今天的中美关系既不同于美苏冷战时期两个彼此隔绝的阵营，也不是一场可以轻易完成的“经济离婚”。真正塑造未来国际秩序的，是一种新的现实：双方最大的战略优势，恰恰建立在彼此深度依赖之上。这就是所谓的“中美主导—依赖悖论”（Sino-US Domination–Dependence Parad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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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院青年课题组
作为前沿性、颠覆性技术，核聚变能具有原料丰富、环境友好、安全可靠等突出优势，被誉为“人造太阳”。随着人工智能等高耗能产业迅猛发展，全球各国对稳定、大规模、零碳的能源需求持续攀升，核聚变是最可能的能源解决方案。未来一旦实现应用，该技术将彻底改变世界能源格局。近年，全球核聚变产业已成为大国科技竞争与能源博弈的核心前沿，加速向工程化、商业化阶段迈进，整体形成“美国引领、中国追赶、欧洲深耕”的竞争态势。全球约40个国家出台核聚变发展规划，在建重点实验设施超160座，私企累计融资破百亿美元，产业竞争持续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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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隆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杨竞凯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海湾阿拉伯国家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少有的奇迹。石油大发现让它们“逆天改命”，从大漠深处的部落社会一跃成为富甲天下的现代国家。然而，石油也带来“诅咒”，单一依赖石油租金的食利经济模式日益难以为继，海湾阿拉伯国家纷纷开启经济转型进程，试图在“石油时代”落幕之前实现经济多元化。但是，美以伊战争令海湾阿拉伯国家长期打造的“安全绿洲”形象坍塌，经济转型和现代化进程亦面临严峻考验，不得不重新评估转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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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万胜
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王佳睿
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5月27日，日本国会正式表决通过了《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该法案谋求从根本上强化了日本的情报收集、分析与跨部门统合能力。在首相高市早苗的推动下，与“再军事化”加速及“新型军国主义”抬头相呼应，日本强化情报体系的危险动向令人警惕。高市内阁强化情报体系，已背离日本战后“和平宪法”精神，且暴露了其执政路线的右翼底色，或将导致日本国家发展道路更加偏离正确轨道，进而给国际社会的安全稳定带来巨大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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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课题组
所谓“北约3.0”，是指以建构第三代北约为目标的又一次结构性转型，是美欧间权责与功能的新一轮系统性重塑。作为“冷战遗老”和维护美霸权的军事工具，北约试图通过迭代升级、调整姿态，以适应美国政策的新变化，寻找延续自身存在的价值和路径。然而，冷战基因是北约的“致命伤”与“后遗症”，随着世界多极化进程加速发展，“北约3.0”势必遭遇更多挑战，不仅难以弥合美欧战略重心的分歧和错位，甚至还将助长跨大西洋安全合作的矛盾与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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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昊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
基于对华竞争遏制思维，日本积极围绕“第一岛链”推动“三海联动”布局，意图打通东海、台海、南海战略通道，构建对华海上封锁体系。日菲此次“战略合作”升级，不仅大幅强化了双方海上兵力部署、联合演训、装备运用的协同性，还补齐了美日菲三边安全合作的关键短板，让其从松散协作转向制度化、常态化、实战化捆绑。双方以意识形态划线、以地缘对抗为导向的排他性合作，显然正推高地区军备竞赛热度，加剧军事对峙风险，压缩地区和平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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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巍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国际关系学系教授、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如今，时代条件发生了根本变化，国际秩序似乎正从美国单极主导的自由主义秩序转向“双核多极”下的民族主义秩序，核心问题也从经济发展是唯一优先变成安全与发展并重，如何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实现发展。这个时代保持国际秩序稳定的关键在于找到各方都能接受的“安全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必定不是“各自发展潜能的最大化”。一个国家追求发展潜能的最大化，可能导致与其他国家的零和博弈，以及国内分配的悬殊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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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纳托尔·利文
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欧亚项目主任
乌克兰无人机穿越波罗的海国家领空对俄罗斯实施打击，此举正在加剧加里宁格勒周边的紧张局势。一旦波罗的海地区发生冲突，北约可以很容易地从陆地和海上同时切断加里宁格勒与外界的联系。由于俄军被牵制在乌克兰，俄罗斯没有可用的部队来打破这种封锁，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将不得不立即诉诸核武器威胁，如果北约拒绝退缩，俄罗斯就会实际使用核武器。美国政府应紧急采取行动，警告俄方不要对北约成员国发动此类攻击，同时也要告知波罗的海各国收敛其言行。最重要的是，美国政府应当明确告诉乌克兰人：美国不希望被拖入与俄罗斯的军事冲突。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