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环境中有不少人因为GDP增长率的下滑而认为，经济对现在的中国已经不重要了。这句话颇有争议也引人深思。经济始终是一个国家运转、社会稳定与民生福祉的基础，中央也一再提及经济是“一项中心工作”，大家对这一点并无分歧。真正的分歧，其实关键在于对现实环境以及经济发展中各式各样、千奇百怪、悲喜交加的现象，应该如何去理解。

安邦智库（ANBOUND）的资深研究员陈功先生认为，要统一认识，产生共识，理解各种社会发展现象，弥合和熨平各种已有的社会分歧，必须有一定的理论和概念基础，这样才能建立在现代社会的发展经验基础之上，去产生共识和理解。这是安邦智库若干年来，一直建议引入“后现代社会”（Postmodern Society，或“后工业社会”，Postindustrial Society）这一概念的原因和初衷。同时也要看到，无论理论争议如何展开，但中国经济和社会事实上正在向后现代社会进发。

“后现代社会”是一个由社会学、哲学、文化研究等多个领域共同发展的概念，其核心关注现代社会在工业化之后出现的新变化。上世纪7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提出，发达社会将在工业化之后进入以服务业、知识生产和技术控制为核心的后工业阶段。这一理论揭示了现代经济从物质生产主导向知识、信息和专业服务驱动转变的趋势，为理解工业社会之后的结构变化提供了重要参考。安邦在这一基础上，则将“后现代社会”作为一种分析框架、规划概念的基础，用于观察中国在完成大规模工业化之后，经济结构、城市形态和社会运行方式正在发生的种种变化。

后现代社会具有许多鲜明的特点。这些特征，可以归纳成四个层次加以理解：经济结构的转型、创新能力的积累、文化生活的繁荣，以及民生保障的夯实。这四个层次相互依存，共同构成一个社会从高速工业化阶段迈向成熟发展阶段的基本图景。

首先是经济结构层面的转型。后现代社会是一种低增长环境，4%左右的经济增长率极为常见。这种明显低于工业化高峰期的经济增速将会成为长期条件，而非暂时现象。制造体系趋于成熟，基础设施逐渐完备，实物商品供给日益充足，人口、土地和资本投入的边际效应不断下降，经济自然由高速扩张转入存量调整。政策追求的中心也由追求更高增速，转向如何在增长率难以显著上升的情况下维持就业、财政、福利和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