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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李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教研部主任、法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副会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Law,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简称“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是中国国家级法学研究机构、党和国家重要的法治智库。 [1] 其前身是根据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同志在中共八大上的提议、于1958年成立的中国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的主要任务是开展法学基础理论研究与法治建设对策研究。

“党内法规”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一个新生的核心概念,已经得到执政党文件的正式确认和普遍使用,也得到党建理论界、政治学界和法学界的广泛关注和基本认同;同时,“党内法规”作为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热词,作为一个学术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名词术语和概念事实,在从严治党、制度建党、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依法治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等方面,愈来愈显示出它的既存性、重要性和影响力。[1]从法学学科角度,基于科学严谨的法学思维和规范法学的研究方法,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党的法规),是由党的特定主体依照程序制定,体现党的意志和要求,调整党内政治、组织、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等重要关系,规范党组织的工作、活动和党员行为,具有明确性、规范性和强制性的行为规矩的总称。[2]但科学的概念界定只是学术研究的开始。在此基础上,我们还有必要进一步对党内法规的“政理”和“法理”进行全面阐释,对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差别进行深刻辨析,进而对党内法规、党的纪律、党的规矩三个概念的关系进行准确揭示,以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理论与实践。

一、党内法规的“政理”和“法理”

“党内法规”在社会科学的学科分类上,主要属于政治学,尤其是政党政治学研究的范畴,但这个概念又使用了“法规”这一名词并且纳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范畴,因而又成为法学,尤其是法理学必须关注的问题。由于“党内法规”具有政治与法治、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全面从严治党与全面依法治国等不同层面的双重属性,因此,我们只有从政治学与法学两个方面,并从“政理”与“法理”相结合的两个角度,才能深入阐释“党内法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治体系的理论内涵和实践特征。

(一)党内法规的“政理”

我国古人对“政理”一词有多种解释。其一,指为政之道。例《鬼谷子?本经阴符》载:“原人事之政理,不出户而知天下。”唐人韩愈《应所在典帖良人男女等状》曰:“鞭笞役使,至死乃休。既乖律文,实亏政理。”南宋陈亮《书后》曰:“公之文根乎仁义而达之政理,盖所以翼‘六经’而载之万世者也。”明人黄绾撰《明道编》卷4载:“故当时政理清明,风俗淳厚。”其二,指有卓越的政绩。如《后汉书?张衡传》载:“衡下车,治威严,整法度,阴知奸党名姓,一时收禽,上下肃然,称为政理。”其三,指政治。如《管子?重令》载:“兵虽强,不轻侮诸侯,动众用兵必为天下政理。”这些解释都具有启发意义。

薛力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室主任、研究员

与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相比,中华文明是比较典型的区域文明。这种特点提升了中国的全球治理成本,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中国难以像美国那样吸引全球人才并成为他们的“新故乡”,从而给中国在科研实力与创新能力上超越美国带来了不利影响。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很可能会致力于构建自己主导的一些体系。但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仍将是一种区域性的秩序(体系),其主导性主要体现在非军事领域。但在某些功能领域,可以构建全球性机制,比如亚投行。

张文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全力建设强国时期,“两个一百年”的目标是关键。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中国需要设计有效的地缘政治战略,应遵循如下原则:1.国内保政权。这是必须确保的首要任务。2.国家保主权。主权当然要包括台湾在内的主权利益。3.周边保格局。当前的格局对我们总体上是有利的,当年之所以有对越自卫反击战,重要原因之一是越南侵略柬埔寨,那是对东南亚格局乃至区域平衡的破坏。4.全球护利益。如果是一些太远且非核心的利益,只能维护,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5.世界保和平。必须牢牢地抓住世界和平的大旗。这也是我们要坚守的道义制高点。

陈东晓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研究员

考察中国的国际安全环境需要从以下四个角度分析:一是全球战略稳定是否可持续,特别看全球主要力量之间战略关系的态势;二是区域安全架构是否包容,尤其是要看中美能否在亚太或印太区域的安全合作中有“共同的朋友圈”;三是国际安全领域的热点、难点的治理是否充分,特别看国际社会管控新旧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建设。四是国内国际两个安全场域的互动是否良性,特别看中国国内发展对国际安全环境产生的溢出效应及反弹效应的运筹和管理。

童立群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近年来,在台湾当局的运作和美国的“默许”下,美台关系似进入增强对台“六项保证”解释时期。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不同时期美国对华政策以及台海战略均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和调整,美国对台“六项保证”政策经历了一个低调——保守——强化的演变过程。从未来发展趋势看,尽管在相当长时期美国会维持相对稳定的对台政策,但并不意味着美国政府会继续强化“六项保证”甚至将其纳入官方文件或正式表态。美国的对台政策不会跳脱中美关系的基本框架,美国对台“六项保证”政策将会在承诺与兑现之间保持弹性。

罗伯特·D·卡普兰

新美国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

我们不应认为自由民主制度(liberal democracy)是人类政治形态发展的终点。只有在内能给予其人民更多尊严、在外能为其附属国和盟友提供更多希望的制度才能够在这场制度竞争中获胜。的确,威权主义在当下已稍占上风,原因并不在俄罗斯,而是在中国。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的成就以及高明的大战略使其获得了优势。

宿景祥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贸易对于双方皆有利,贸易战对双方都有害。按照法律程序,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还要再过一段时间才会公布准备加征关税的中国产品列表,接下来,还要进入30天的公众意见评论期,到5月初时,依据各方面意见提出产品的修正清单。一般而言,美国政府还会提供60到90天不等的产业适应期,然后这个行政命令才会生效。因而,如果中美两国共同努力,展开深入地谈判,在三个月内达成新的共识并非完全不可能,这就意味着两国仍有机会避免贸易战。

付一夫

苏宁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3月以来,南京频频放大招吸引人才——先是进一步放宽了人才落户门槛,允许取得研究生以上学历或年龄在40周岁以下取得本科学历的毕业生直接成为南京人,再到对外地来宁面试的每个高校毕业生一次性给予千元面试补贴。值得注意的是,想方设法导流人才的并非南京一家,诸如武汉、成都、西安、长沙等城市纷纷向毕业生抛出橄榄枝。这些城市抢的不仅是人,更是高质量的人力资本。

熊丙奇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高考科目改革的价值,最终受制于大学的招生改革。怎样在录取制度方面探索实质性的突破,这是在全国范围内推进新高考改革所必须注意的问题。应该推进高校自主招生,由学生根据自己的考试成绩、选科,自主申请大学,大学独立进行评价录取,而非一省范围内所有学生排序录取。这样,考生会关注自己感兴趣的学科,以及感兴趣的大学、专业,而不是为获得高分进行功利性选科。

田志伟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营改增”是我国近年来最重要的税制改革之一,对解决我国营业税的重复征税问题,带动服务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我国税改后的增值税制与理想增值税制比较,仍存在较大差距。因此,中国应当通过降低企业所得税来应对美国发起的贸易战。这不仅能增强中国的税收竞争力,吸引外国公司到中国投资,还将降低中国出口品中所含的直接税,降低出口品的价格,增强中国出口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于海波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导、分党委书记

敢于担当型干部评价体系的内容包括愿意担当、敢于担当和能够担当三个方面。构建敢于担当型干部评价体系,可以通过构建胜任特征模型,考察干部工作业绩、干部重大决策,开展民众调研评估等方法,研究其担当的行为,评估其担当的认可程度,评价其担当的水平。

于海波

北京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如何评价敢于担当型干部成为科学、精准选人用人的重要课题。敢于担当是一个多维度的素质体系。敢于担当在行为上表现为愿意担当、能够担当、善于担当三个方面。在评价敢于担当型干部的过程中,我们还需要遵守一系列原则,培养真正内心坚定、持之以恒的担当型干部。

卢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目前形势紧张,但仍有可能避免贸易战。面对美国在经贸领域频繁生事,中国政府保持既克制又针锋相对是负责任的合理对策。贸易战具有“负和游戏”属性本质上没有赢家,然而就贸易战实际案例而言,观察相关参与国的主观意图与客观结果之间关系,仍有可能评估相对损益得失。

董强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

在国家治理体系不断完善中,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真正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未来,公益组织如何能够与政府协同,实现与政府治理、居民自治良性互动都是要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中予以关注并解决的焦点问题。

田行健

山东大学商学院

当前国际力量对比“南升北降”,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国际空间开始缩小,国际金融秩序处于亟须改革的十字路口,这为中国借“一带一路”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但中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应量力而行,避免经济领域的“新特里芬悖论”,以及地缘政治领域的“威廉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

赵秀玲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著有《资政智慧》等

当前,党的领导的薄弱环节在基层,特别是在农村,在广大乡村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那里。在部分农村,党的领导存在“悬浮”和“空转”现象,少数领导干部脱离群众、贪污腐败。因此,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关键要改变目前农村基层这种“下肢不稳”和“脚底松软”的状态。

王亚华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

十八大以来,“三农”发展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迎来了黄金时期。但喜人成就的背后仍存隐忧,我国农业的粗放生产方式仍未改变,农业供给侧结构性矛盾尤为突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仍然落后,农村公共服务水平有待提升,城乡差距依然较大,农民持续增收的动力依然不足。系统解决中国农业农村所存在的问题,也需要循序渐进,即在乡村振兴“三步走”战略的安排下,依照每个战略阶段问题的特点予以针对性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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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术创新领域追求提升国产化率,这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在政府主导和驱动下,盲目提出过高过快的赶超型国产化要求,则会造成国产化成色不足的问题。国内有必要对赶超型国产化战略进行总结和反思,“假国产化”不是偶然的现象,国家花了这么多的钱,关键时刻却什么都没有,这样的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中兴通讯事件引发芯片自制的大讨论。当社会舆论高度聚焦于此时,相关概念企业在股市上也开始被大肆炒作。这两天,有传闻称国内芯片公司可走绿色通道上市。有网络传闻称,国内芯片公司只要有2000万的净利润就可以上市,而且还是快速上市,即报即批。对此,中国证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相关传闻是谣言。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表示,商务部正依法对高通公司收购恩智浦半导体公司股权案进行审查。由于该交易在行业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对市场竞争可能不利。高峰称,对于高通公司已提出的救济措施方案,调查机关进行的市场测试初步反馈认为,高通方案难以解决相关市场竞争问题。这意味着,中国商务部很可能暂时否决高通的收购案。
国家审计署公布的对国家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审计结果显示,五个省的六个市县——包头市、邵阳市、双峰县、乐山市高新区、白银市和银川市西夏区,通过违规出具承诺函、融资租赁、签订工程类政府购买服务协议等方式变相举债,形成政府隐性债务154.22亿元。这个小窗口显示,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不能掉以轻心。
1990年,美国货物进口的47.1%来自环太平洋地区;2017年,该比重是47.5%。27年内,全球贸易体系发生了剧变,但美国从环太平洋地区的进口比例却不可思议地保持稳定。稳定表象的背后是制造业产地的转移。1990年,在美国从环太平洋地区的货物进口中,中国占比只有7.6%;2017年,中国占比飚升至55.4%。
俄罗斯正为美国财政部可能推出最激进的行动做准备。俄方假设的最糟糕情形包括:美国财政部禁止在国际市场出售俄罗斯债券,禁止俄罗斯银行使用用于国际支付业务的SWIFT系统。不过,俄罗斯方面认为,如果SWIFT在俄罗斯被关闭,也不会导致俄罗斯银行体系崩溃,因为俄罗斯已研发出替代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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