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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杨志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财经院拟定位为学术型智库,即建立在学术研究基础上、以学术研究为支撑的党和国家的思想库和智囊团。其主要任务是:1.立足于为党中央、国务院的科学决策服务,就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大现实问题提供战略咨询与对策建议。2.立足于长期学术研究的积累,强化学术研究对于科学决策的基础和支撑作用。3.致力于研究国家改革和发展中的战略性、全局性、综合性和长期性重大问题,提供科学化、及时化、系列化和前瞻化的研究成果。

一、轻税与减税

中国税收制度的现代化建设和税收政策的优化亟待确立“大国轻税”理念。现代社会离不开税收,但是国家征税的多少以及如何征税争议很大。国家收的税多,则百姓所能留下来的可支配收入就少;反之,百姓的可支配收入就多。减税可以让税负更轻。

减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民富”,但是减税有限度。如果减税已经影响到政府的正常运转,或者减税导致政府债台高筑、债务负担沉重,那么这样的减税就可能得不偿失,因为政府的债务负担最终还是要靠老百姓来偿还。此间必有一个权衡取舍的问题。

在减税的同时削减政府支出,那么减税空间就相应会扩大。一方面减税,另一方面财政支出在扩大,那么财政风险就可能集聚。在一些发达国家,减税容易得到民意支持,而削减支出不容易得到支持,一意孤行削减支出则执政党容易被赶下台。一般的政治家多不愿意尝试削减支出的政策,除非迫不得已。在这些国家,减税容易捞到选票,主张更高水平的社会福利也容易得到选票,纯粹的民粹主义主张的结果必然是这些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甚至导致财政的不可持续,甚至带来严重的国家危机。2008年以来欧洲一些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就是明证。天底下何来免费的午餐?要享受超越经济水平的社会福利,就必须付出代价,或者是短期的,或者是中长期的。在西方所谓的现代民主制度下,减税与削减支出往往很难同时做到。

实际上,现代国家都有内在的财政支出扩张倾向。如果不能有效控制财政支出,那么再多的税收也是不够用的,更遑论进一步减税?减税不能为减税而减。减税需要空间。减税或者是财政政策实施的需要,以短期减税换来更快的经济增长,让经济增长带来中长期更多的税收收入;或者是因为既有的税收制度不合理,税收负担太重或不适合当下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减税换取社会所需要的经济效率和公平正义;或者是因为国家找到了更加可靠的收入来源,可替代财源的出现为减税提供了空间;或者是因为国家财政治理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税收制度需要作根本性的变化。减税可能还有其他的理由,但不管什么样的理由,都不太可能无限度地减税。

在这样的背景下,现代国家必须而且只能以“轻税”为中心构建新的税收制度。按照“轻税”理念建立的税收制度,符合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要求,可以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真正拥护。

二、“轻税”:古今中外的诉求

陶文钊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美前副国务卿斯坦伯格2009年9月在著名的“战略再保证”讲演中说,美国已经准备好中国登上国际舞台,准备接受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实际上,美国并没有真正准备好,尤其是心理上没有准备好。中国登上了舞台,美国还是不舒服。但中国总是要继续发展的,不论美国喜欢不喜欢,中国的影响力也是要继续增长的。美方还是要逐渐做些心理方面的调整才是。

楼继伟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党组成员

我国经济发展仍面临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属于趋势性的客观现实,是经济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表现,不以我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另外一类属于体制机制扭曲形成的效率损失,可以通过改革校正扭曲,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提升经济增长水平。对于第一类的趋势性问题,借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做出适当改善,但不可能根本改变。对于第二类的体制机制扭曲问题,正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

钟正生

莫尼塔研究董事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夏天然

莫尼塔研究宏观分析师

由于特朗普税改最终版本被打折扣,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的相对优势淡化,以及欧洲将会接替美国的复苏优势,2018年美元指数或将呈现震荡偏弱的走势。尤其是,当德国组阁完成这类消息间歇性释放时,美元指数可能还会加速下跌。预计年内美元指数可能会震荡走弱至86左右,若有反弹,也难回到年初92的平台。作为一面镜子的两面,2018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或将呈现震荡偏强的走势,市场近期热切期待的人民币资产的重估也正因此而来。

范恒山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

2018年经济发展的支撑能力较强,稳中向好的态势有望继续保持,不会出现大起大落;发展质量和效益有望持续提升,经济运行的品质将继续朝着好的方向加快发展。尽管从经济增长速度看,到2020年,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需要的增长水平达到6.3%就可以了,但是,能够在提高质量的前提下把速度推得更快一点,还是有必要的。2018年的经济运行仍将保持稳中向好的势头。

刘擎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

回顾2017年西方思想的流变,透露出多种明暗交织的迹象:美国社会的分裂在加剧,欧洲开启了“马克龙时刻”的转机,中国的影响力正在改变西方世界的感知,民主的危机再次成为焦点议题,反性侵扰运动席卷全球,“思想工业”正在转变公共领域的结构,而人工智能的发展令人兴奋也让人忧虑。对于西方世界而言,2017年仍然是一个不确定的时刻。但在一些结构性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因素制约下,这个晦暗时刻更可能是漫漫长夜前的黄昏,而不是黎明将至的预兆。

金碚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委员会执行委员、工业经济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郝丹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博士生

“共享经济”模式以互联网平台为依托,以消费者之间的分享、交换、借贷、租赁等共享经济行为作为基本特征,成为当今创新经济发展的新潮流。共享经济这一新型经济运行模式的快速发展给人们日常生活带来了直接的改变,也是信息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

刘鹤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未来我们要做好两件大事:(1)中国要加快调整储蓄和消费的关系,逐步成为内生性的需求大国,为全球提供巨大市场。(2)要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快技术进步和提高投资效率,提升服务业的比重,使产业结构和国内资源禀赋相匹配。在新的环境下,中国要反思赶超型的工业化路径,努力走出一条依靠国内市场需求拉动、建立新的产业体系和形成创新能力的路径,同时用和平方式与资源供给国家形成互惠互利的战略分工。

房宁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首都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政治学会理事、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等

张茜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博士后

2018年,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40年。在进入新时代的历史关口,为了辨明未来发展的方向,我们必须深入到改革开放的历史过程之中,厘清这一场事关中国人整体利益与人类未来可能性的世界史事件,理解其发生发展的内在逻辑,探索未来发展的新命题。本文梳理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政治改革的基本过程,作者指出:改革开放中政治改革的特殊性在于,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中国在推动工业化的过程中,以生产性激励为导向来进行制度安排,从而保证制度变革与生产力的发展相匹配。

路红艳

商务部研究院流通与消费研究所研究员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同时着眼于未来,提出从2021年到2050年的30年分两个阶段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而要实现这两个阶段目标,需要把握未来30年科技产业革命发展趋势,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新型工业化战略。

韩少功

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全委会委员,海南省文联名誉主席,湖南师范大学“潇湘学者“讲座教授

随着金融化、信息化、全球化到来,阶级图谱出现异动,新的观察面向也在极速拓宽。今天的“阶级”到底长成了啥样?韩少功先生从与“阶级”相关、日益凸显的“财富”现状入手,对当下“脱实向虚”的经济与资本的共谋关系,智能产品市场化以及形成排他性壁垒的身份政治、“租赁”消费进行揭露和批判,进而指出眼下“阶级”不是消失了,而是变化了。这种变化是如何展开的?又意味着什么?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这些问题,或许值得知识界进行深入探讨。

周庆智

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政治文化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基层治理创新最重要的是实践,而不是不断推出来的所谓模式。许许多多的模式,只是现行制度的实践,而不能成为推动现行制度有所创新的能够制度化、可以被模仿、并被认可的模式。因此,与其不断推出经不起检验的所谓模式,不如关注基层丰富多样的实践特点。不然,不是从长期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而是在政治权衡或政绩竞赛以及学术功利化下设计出来的所谓“模式”,就不能有多大制度变革意义上的促进和示范作用。

李培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社会学研究所首席管理、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社会方面发生两个重大转变:一是从单一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是从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业社会,逐步转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社会。伴随着这两个巨大转变,原来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构成的相对简单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现在越来越多样化、复杂化了,适应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现代化要求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正在形成。

李凤章

上海大学法学院教授

允许集体在其土地上建设用于租赁的商品住房,乃至允许非房地产企业依法取得使用权的土地也可以作为住宅用地,表面上看是一次住宅供地的改革,将扩大供地主体,直接效应会是降低房价,但其制度效应的本质在于,国家将放弃对土地开发权的垄断,而将土地的开发权赋予给具体的土地使用人。随着社会的发展,被赋权的主体也会从目前的农民集体,不断地扩展到具体的土地使用权人,从而开启土地开发利用上政府“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其制度变革的伟大意义,不容忽视。

李虹含

博士、博士后,金融学副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产业经济与区域金融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所研究员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2017年人民币汇率止住了此前连续三年贬值的趋势,以年涨幅超6%的成绩收官。同时,中国12月外汇储备31400亿美元,预期31268亿美元,前值31193亿美元,以SDR计外储22048.12亿,黄金储备5924盎司不变,外汇储备连续第十一个月上涨。结合我国较为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金融去杠杆环境,预计2018年人民币汇率将继续保持稳中有升的态势。

盛朝迅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展望2018年的产业发展,要牢牢把握制造业发展这个根本,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开放创新为动力,以新旧动能转换为主要方向,促进产业发展提质增效升级,不断提升产业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科技创新作为引领产业发展的第一动力,加快培育创新主体,集聚创新资源,打造创新平台,优化创新环境,加快打造“创新创业升级版”,更多依靠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

连平

金融四十人论坛资深研究员,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刘健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十三五”规划纲要指出,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要提高国内金融市场对境外机构开放水平。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既是金融业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水平的客观需要。新时代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应与我国金融监管水平和金融市场制度建设相适应,与相关金融领域改革开放相协调,积极稳妥推进金融业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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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负债扩张模式已经行不通了,在国家不鼓励、金融政策不允许、融资环境趋紧、市场竞争加剧的背景下,高负债扩张的模式不仅过时了,而且意味着巨大的风险。在高增长时期的高债务扩张,曾经培养出一批快速扩张的“枭雄”式的民营企业和臃肿的“恐龙”级国有企业。但当高债务泡沫破灭之后,中国市场将经历一场深刻的洗牌!
尽管人民币兑美元正接近两年半高点,但企业对其涨势却显得信心不足。企业不愿意将所获得的外币转换成人民币,远汇市场上对人民币贬值的押注有所升温。如果出口商愿意承受较大的汇兑损失也不愿意结汇,可见他们对人民币远期贬值的预期是很强的。如果类似的市场预期成为共识,累积起来将成为外汇市场上不可忽视的力量。
作为近年来保险公司等企业境外投资的新型融资渠道,内保外贷的流动性、高杠杆及再融资风险,正引起监管部门关注。保监会联合国家外汇局发布通知,一是明确了保险机构开展内保外贷业务的资质,二是明确了融资比例和融资用途,三是明确禁止行为。相关项目及其底层资产不得违反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产业政策和境外投资政策。
受到美国股市大幅下滑的影响,SPDR S&P 500交易所基金(SPY)的资金流出规模达到236亿美元,创出历史新高。流出的资金规模相当于该基金资产总额的8%,如此高的资金流出前所未见。摩根大通策略分析师表示,市场投资者如此迅速且大规模的撤资显示,未来商品交易顾问和风险平价基金进一步卖出头寸的规模有限。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即“大基金”)去年在A股投资了十多家上市公司。不过,去年11月底入股的汇顶科技股价持续下跌,使得大基金目前约浮亏16.3%,浮亏4.6亿元。与晶方科技的一笔6.8亿元的股份协议转让也浮亏约15.3%。作为支持半导体产业发展的战略性投资基金,大基金在A股市场到处投资,有变成财务投资者的风险。
2000年以来中国的生育率就一直低于日本,2010-2016年中国平均只有1.18,日本为1.42。实现“全面二孩”政策后,2017年中国出生人口1723万人,同比减少63万;人口出生率约为12‰,同比回落0.52‰。开放二胎后中国的生育情况仍未摆脱风险,值得中国社会担忧。今后中国的人口和老龄化危机可能比日本还要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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