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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主要兴趣或研究领域为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转型和社会正义;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比较中央地方关系;中国政治。著有《大趋势:中国下一步》《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中国和新世界秩序》等

历史地看,在世界范围内,人类社会的整体道德会随着经济发展、个人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古人孟子的“有恒产者有恒心”和管子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等都是普遍而永恒的真理。

近代工业文明开始以来,人类道德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前道德的根源在于宗教,近代以来,国家也开始有能力通过经济社会发展和制度建设,来干预(增进或者阻碍)人类道德的产生和发展。工商业文明一个显著的特点在于“计算”(“推理”)之上的理性,因为通过理性才会在最大程度上获得财富。同时,经济发展和财富的积累为社会整体教育水平的普及和提高、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人均寿命的增加等提供了物质条件。

工商业文明的另一个特点,在于人们从农业文明之下的互不关联“个体劳动”脱离出来,走向了公共空间(市场、工厂、社区等)的互为关联的“集体劳动”,人们在公共空间交往和生活,公共空间的扩展也产生了对公共品的要求,同时也发展出公共道德规范。近代以来政府在社会经济各方面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主要是为了提供足够的公共品。随着公共(集体)空间的增加和公共品的供给,社会整体道德水平也随之提高;或者说,总体来说,社会整体上变得更加合乎道德了。

总体上说,这些经济增长和道德发展之间的关联,也发生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随着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过去由连续不断的社会政治运动(阶级斗争)和短缺经济所造成的总体不道德情况已经完全改观。大多数人已经过上了体面的生活或者小康生活,规模性的饿死、病死、累死现象大大减少,甚至消失。

尽管也有人怀念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准,但应当说那种道德仍然属于原始和朴素的道德状况,是农业文明的反映,甚至是特殊政治条件下形成的集体政治压力下的道德。随着工商业文明的到来以及政治环境的开放和多元化,农业社会的道德以及政治性道德变得不可持续,道德领域的巨变是必然的。

不过,随着社会整体道德环境的提升,个体道德不仅没有提升,反而出现了巨大的问题,处于下沉甚至解体过程之中。也就是说,整体社会的“趋善”环境,没有能够转化成为个体层面的道德提升。那种在很多发达社会所见到的理性、开放、进步、容忍、文明、平和、简单等行为方式并没有出现。很多人变得为了自己的一点点利益而不择手段。

有学者认为,今天的人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但实际上,在很多场合,人们并不精致,而是赤裸裸的利己主义。损人利已,为了达到目标可以不择手段,目标证明手段正确。在政治领域,人们一直把这种行为称之为“马基雅维利主义”。不过,“马基雅维里主义”指的是君主为了达到远大的目标(例如国家的统一),可以不惜一切手段。马基雅维里主义显然也适用于今天的个体。这种手段用过了头,结果便是损人不利已:自己做不了,也不让人家做;自己成功无望,也要阻止人家成功。道德的概念变得如此廉价,以至于一些人认为道德和人类社会发展已经不相关了。

原超

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随着新乡贤被重新纳入乡村治理版图,国家经纪有了新的内涵。新“经纪机制”成为了联结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治理机制,它将宗族老人、经济能人、体制代理人等多元精英视为新乡贤并纳入到治理主体中,通过复合型权威进行乡村的组织动员和资源注入,在乡贤理事会的中介作用下,村两委通过与新乡贤进行协商治理,凝聚乡村价值,构建了协同善治新格局。作为一种地方调节机制,既能维系地方的社区伦理,又承接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功能,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蔡禾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

“新人新制度,老人老制度”的改革策略,单位编制外用人自主权的扩大与单位编制的外部约束并存的过程性特征,共同促成了新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无论什么单位,都存在尽可能扩大“单位内非固定身份员工”规模的偏好,以达到用工灵活性最大化和用工成本最小化。既有的基于户籍身份的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特征与新的基于固定身份与否的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特征交织在一起。二者共同导致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短期聘用、不稳定就业、非正式用工的现象会越来越普遍,非固定身份的劳动者的比例越来越大。

章志远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党政联合发文现象的涌现,既是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的必然要求,也是党政机构统筹改革的客观需要,更是新时代党规与国法齐飞的自然延伸。党政联合发文有助于整合党政资源、快速实现既定目标,但也带来法治规范认同危机、国法规范适用规避、法治思维养成阻却等挑战。党政联合发文的法治化可从分类治理机制、功能识别机制和司法建议机制的建立入手,推动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有机统一、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相互促进局面的实现。

王 阳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

张本波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

发挥新的经济形态对就业的促进作用,需要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使审批服务更加便民和高效,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干事创业的热情。同时,还需坚持包容审慎的监管理念,在探索中不断完善监管。建立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产业投资引导基金,投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服务等领域,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同时,注重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引领中小企业由技术创新向全方位创新转变、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分析人民币汇率政策,固定汇率不太容易吸纳外部和内部的冲击,相对灵活的汇率可以在面对冲击的时候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要尽快实现有管理的清洁浮动汇率。汇率不够灵活可能已经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一道重要障碍,“拓流入、限流出”的跨境资本管理不可持续,更加紧迫的问题是明年IMF又要开始对SDR做评估,汇率有可能是比较重要的方面。

杜秦川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居民收入增速和消费增速持续放缓、投资增速下滑、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推进缓慢、民企融资渠道较窄、去杠杆与防风险任务紧迫、金融业国际竞争力不足等多方面风险挑战。综合来看,在多种问题和困难均面临多重约束下,推动股市走出既平稳又安全的“平安牛”,是缓解当前经济面临多重困局的重要着力点。

贾康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宏观层面上评价,较好的财政税收政策,它会落到微观千千万万的市场主体,力求让他们更好地发挥市场主体的功能,这个逻辑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考虑减税的理论原点——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要充分认识市场经济中市场主体的活力能不能发挥,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减税,就是要服务于让这些市场主体的潜力尽可能发挥出来。

吴世存

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中国-东南亚南海研究中心理事会主席

近一段时间以来,在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南海形势降温趋缓的基本面得以继续保持,并呈现一些可喜的积极发展态势。但从长远来看,未来南海形势发展既存在有利于和平稳定的积极因素,但也隐藏着不少令人担忧的消极因素。特别是随着南海规则制定和秩序构建逐步推进,区域内外国家在南海的权力和利益博弈日渐加剧,继续保持南海形势持续向好发展的挑战不容忽视。

翟东升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研究方向: 中国对外经济关系、金融货币与汇率的政治经济学,著有《中国为什么有前途——对外经济关系及其战略潜能》

东亚地区得到美国的制造业外包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美国在东亚的霸主地位。由于价值链的原因,整个东亚地区经贸上高度相互依赖,但是在美国的离岸平衡之下政治和安全上却是高度分裂和紧张。东亚地区价值链的延伸带动中国大陆的快速工业化,中国的崛起又反过来重构了东亚生产网络的基本面貌和结构。未来,中国应承担地区领袖的角色,从经贸、货币、安全和文化认同等方面向整个地区提供公共产品,从而以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愿景来取代本地区的地缘政治经济面貌。

陈征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政活动有三种合法化形式:功能与制度合法化、人事与组织合法化以及事务与内容合法化。行政活动的合法化水平是三种合法化形式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党政机关合并合署之后,维持新机关行政活动的合法化水平是我国宪法的要求。新机关应继续发挥宪法赋予的行政职能,在人事与组织以及事务与内容方面的合法化链应得以维护。

李峥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助理研究员

6月底,在美国无人机被伊朗击落后,美国采用了不同寻常的报复手段。在特朗普总统授权下,美国网络部队对伊朗多个军事、情报机构展开了带有破坏目的的网络攻击。这是美国首次将网络攻击作为报复他国的政策工具。美国网络攻击的目的是损坏伊朗的武器装备和指挥系统,带有鲜明的破坏性意图。这些特点让这次攻击更像是一次经典的网络战争。

余永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在可预见的未来,进口关税有可能保持稳定,既不会进一步提高,也不会回到过去的水平。贸易战的影响已经波及跨境投资领域。近年来,中国生产成本的上涨促使许多外国企业,甚至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将业务转移到越南、泰国等成本较低的国家。贸易战正在加速这一进程。美国还迫切希望将中国的高科技企业挤出全球价值链。中国应对金融制裁的前景同样不妙,而特朗普政府有可能更频繁地使用它。

孙兴杰

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朝核外交是半岛外交中的应急形式,难以成为推进半岛形势根本转变的方式。半岛形势高度复杂,仅靠朝美首脑互动难以形成外交网络。而中韩两国的创造性介入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中韩关系的持续发展是突破半岛冷战结构的关键因素。而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的访问,为中朝关系和半岛问题的政治解决注入了新的活力。如果中美朝韩四方能够联动起来,半岛外交就有了持续的活力,在持续的互动中涌现出新的观念和方案。

金强一

延边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教授

河内朝美第二次首脑会谈无果而终,并不简单地是由会谈过程中的一些分歧而致,而是朝美战略选择的冲突,也暴露出相关国家在朝核问题上的政策分歧。6月30日金正恩与特朗普在板门店戏剧性会面,并没有消解这些分歧。朝美将会重启朝核问题的谈判,但能否打破僵局仍是未知数。朝美分歧产生于原则性和与国家根本利益相关的问题上,因此想达成双方都满意的结果是相当困难的。

于法稳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侯效敏

山东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郝信波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助理工程师

当前, 生活污水、生活垃圾是影响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的两大因素。农村生活污水排放总量大, 收集困难, 处理率低;生活垃圾的处理方式对经济条件存在依赖性以及明显的区域局限性, 特别是对广大山区、丘陵地区的适应性不足。在目前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过程中, 存在着政策执行不到位、资金投入严重不足、技术空间适应性相对较差等突出问题。新时代要实现乡村生态宜居, 应当从强化顶层设计入手, 制定科学合理的规划, 同时加大资金投入, 完善基础设施, 实现技术与模式的创新。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传统的“资本主义+民主+福利”模式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是成功的,至少较之其他制度更成功。但今天这一制度因为财富分配高度不均和社会高度分化,而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现在看来,人们不会也不能够放弃这一制度,因为这一制度本身背后就是巨大的既得利益。由此看来,这一制度如何转型升级、如何创造转型升级的动力机制、如何寻找转型升级的中介(例如政治家),就基本决定了西方世界的未来,即使不是整个世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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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全国撤县设区已达100多个,90%集中在最近几年,大多集中在东南沿海,多个城市已成为“无县市”。预计撤县设区的趋势将持续到2030年,新增6000万城镇人口。不过,强大的县域经济是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撑,和谐的县域社会也是中国社会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振兴也需要有繁荣的县域经济建立城乡之间的连结。因此,撤县设区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城镇化路径。
从开市首日表现来看,科创板可谓火爆异常。截至收盘,25家公司首日平均涨幅约140%、平均换手率约77%、成交额合计逾480亿元,更是创造了逾百位亿万富翁。但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带动A股同时走牛,国内主要股指跌幅都超过了1%。从长期来看,科创板的示范效应还有待于进一步发挥。
在当前经济仍然面临下行压力的背景下,确保2万亿减税降费政策切实落地,是下半年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方面。但财政减收势必会对预算安排的支出造成一定影响,部分支出可能被压减,部分支出可能要延后。加上地方经济转型升级、减量发展等,都会影响地方财政收入增长,未来可能有更多省市会调低预算目标。
包括华尔街日报、CNBC等美国主流媒体预测称,从美元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撤出的国际资金正在强劲的流入中国市场。世界经济驱动因素中最重要的三个变量中,美欧经济增长动力趋弱,而中国仍将是稳定全球增长的关键因素,换句话说,现在的全球经济仍为比差逻辑,比差逻辑下中国占优,资本回流利好中国。
虽然上周央行公开市场累计实现净投放4715亿元,可银行间市场资金价格并未随之回落。资金利率已从历史低位极短时间内攀升至历史高位区间,后续来看资金利率继续上行可能性很小,预计价格将逐渐回落。大量的公开市场到期资金必然会对市场流动性造成一定冲击,市场也关注央行将如何操作。
消息人士表示,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将主持一项会议,与半导体和软件企业高管讨论美国禁止本国企业向华为销售产品的问题,美国财长姆努钦也将出席这次会议。但华为创始人兼总裁任正非近日强调华为不需要依赖美国公司生存。他表示,特朗普希望将华为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但中国似乎不会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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