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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徐明棋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上海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

世界经济研究所以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两大学科为主轴,将世界经济研究与国际关系研究、国际问题研究与国内问题研究相结合,注重研究的综合性、整体性,提高研究成果的前瞻性、战略性和理论性。在已经形成的理论研究、对策研究及动态研究相结合的基础上,强化中长期战略研究和基础理论研究,形成了一批跨学科研究的突破性成果。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10月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成为世界瞩目的最重要合作机制。将近四年来,这一倡议得到了全球越来越广泛的认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基础设施、贸易投资方面的合作也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今年5月份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进一步积聚了国际社会的共识,对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构建利益共同和命运共同体更具有里程碑意义。

“一带一路”建设倡的目标是要实现沿线国家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政策沟通、民心相通。在这“五通”中,资金融通处于核心地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合作对推动资金融通更是关键的环节,既具有广阔的前景,也面临一定挑战。推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合作意义重大。

一、金融合作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占据核心地位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发展中国家占多数,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要致富先修路”,以中国的发展经验看,改善互联互通基础设施要先行,因此建设公路、铁路、桥梁、港口以及发达的电子通讯网络和金融网络等软硬设施是这些国家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最紧迫的需求。但是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往往规模大,回报率低、回报周期长,这使得国际商业性资金进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相当有限。因此,如何解决基础设施融资的资金缺口,提供合适融资渠道和资金,就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

贸易扩大也需要提供贸易融资、货运保险以及顺畅的贸易清算渠道。大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体系不够发达,金融机构也不够完善,动员金融资源和配置资源的能力相对不足。因此这些国家普遍缺乏金融基础设施,也不能满足其他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和拓展贸易的资金需求。国际金融合作就成为打通贸易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瓶颈的重要手段。

亚洲和太平洋区域总体并不缺乏资金,本地区储蓄率高,金融资源丰富,但是由于金融体系相对不发达,很多国家的储蓄资源未能通过有效率的金融体系将储蓄资源导入至实体经济建设中,很多资源被转移至国外,被西方的跨国银行所利用,成为他们在全球投资的资源。仅在2011年,亚洲的储蓄中就有5.6万亿美元被用于区外的投资。最近,特朗普可能要采取的减税以及美联储可能削减资产负债表等举措,更是刺激了一波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资金流出。

陈玉刚

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发展进入深刻调整期,尤其是在进入冷战结束的第三个十年之后,调整和变化的速度加快,其影响越来越具有全局性和根本性。国际关系的变化与调整表明,现有国际体系难以反映国际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国际格局演变进入关键阶段,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加速构建。中国是新兴国际关系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持续发展以及中国提出的倡议和贡献的智慧与方案,积极深刻地影响着国际体系的转变和国际新秩序的构建。

阿纳托尔·利文

美国乔治城大学卡塔尔分校教授,研究领域:美国全球战略和反恐战争

编译:吕虹

在西方,建立一个没有国家主义和国家边界的全球化世界的乌托邦式理念似乎即将破灭,“新国家主义”再次呼之欲出。它不再强调多元文化,而是坚持把对国家的忠诚作为根本原则,致力于实现跨越阶级、民族和宗教的团结。但当下,似乎并没有哪个西方政党能够积极地完成这一任务,因而使这种转变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高全喜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法学院教授,研究领域:法理学、政治哲学和宪政理论、空间法理论,著有《自我意识论》等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到了深水区,这就要求未来的经济体制改革要超越原先的经济领域,而向法治化迈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核心是一个国家治理的法治化问题。这一点也集中体现在上海自贸区的发展进程之中。

赵树坤

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教育培训部主任

儿童遭受性侵害的新闻报道层出不穷,预防儿童免受性侵害、保障儿童基本权利刻不容缓。西南政法大学赵树坤教授根据抽样 4378份问卷调查得出如下结论和建议。

易宪容

青岛大学教授

中国政府要坚决封杀ICO项目,让它消灭在襁褓之中,而对ICO项目封杀与取缔不仅要坚决果断,更重要的不要让投机炒作者有一丝幻想,否则,如此之暴利他们还会铤而走险,更是会采取新的面目出现。

丁学良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研究领域:转型社会、比较发展和全球化,著有《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等

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看,经由中国输往印尼群岛的文化和价值观,不仅仅有近代推动民族独立自由的孙中山学说,而且连印尼绝大多数居民信奉的伊斯兰教,也包含着来自华夏的要素,郑和下西洋是其伊斯兰教传播的重要途径。

党国英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乡村公共服务研究创新团队首席研究员,宏观室室主任、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乡村治理的本质是乡村社会公共资源的配置。公共资源包括社会文化习俗、政治经济制度、自然资源及财富、政府及各类公共机构的财政及服务能力等。保障经济高效运行、社会权利平等以及社会关系和谐,是社会治理的基本目标。

樊吉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战略研究室主任,军备控制与防扩散研究中心副主任。

对于欠缺弃核意愿的朝鲜,特朗普已明确表示放弃前任总统的“战略耐心”(Strategic Patience)政策,而拟对朝采取“极限施压”(Maximum Pressure)政策。特朗普威胁说,美国军事选项“完全就位”,已经“目标锁定,子弹上膛”,朝鲜如果“行为不智”,等待它的将是“世所未见的怒与火”。

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

共享经济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马科斯•费尔逊和伊利诺伊大学社会学教授琼•斯潘思于1978年提出,但共享经济的普及却是在互联网现代技术发展成熟之后。在最近几年共享经济实现了爆发式增长。共享经济的核心是产权(物权)和使用权的分离,在互联网信息平台的支持下,将闲置资源的使用权多次、重复售卖而实现资源价值的最大化开发利用。公众到底如何看待共享经济在当地的发展现状,喜欢何种形式的共享经济发展形式,对共享经济在当地的发展又有何期待,这些都是本次调查着力关注的问题。

杨福泉

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云南纳西学研究会会长。研究领域包括民族学与人类学、纳西学、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等

文化是应该多元化的,不同的文化可以互补互生,促进社会的发展繁荣。比如说,盛唐文化就是在吸纳了当时周边很多少数民族乃至波斯等国外的文化之后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文化如果很单一,故步自封,缺少吸纳他者文化,缺少与他者文化的交流,去芜存菁,创新发展,就很难出现繁荣。

刘永富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关键在于贫困老乡能不能脱贫。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提升到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高度,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举全党全国之力推进脱贫攻坚,极大拓展了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脱贫攻坚取得了新的显著成就。

迟福林

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院董事局执行主席,研究领域:政府转型研究,著有《第二次改革》等

以简政放权为重点的政府改革在释放改革红利、促进经济转型、应对经济下行压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从近年来食品药品监管等问题可以看出,监管转型仍比较滞后,与扩大内需、拉动消费的现实需求和广大社会成员的期盼有着较大差距。监管转型较为滞后的深层次矛盾在于监管体制改革滞后。加快推动监管体制转型,成为“十三五”时期纵深推进简政放权改革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

张连起

会计审计学家、资深注册会计师,人文会计首倡者与践行者。财政部会计标准战略委员会委员、财政部内部控制委员会委员、财政部管理会计咨询专家、最高人民检察院特约检察员、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特邀高级研究员

新动能长一分,中国经济效益长一寸。传统动能改造提升和新动能发展空间很大,但新动能成长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顺利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离不开全面深化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政府治理经济的模式也要相应改革,特别是要着力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和有助于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使企业得到更快发展,让新经济新动能脱颖而出、茁壮成长。

石智雷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口与健康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

家庭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在我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更是带来大量的劳动力异地迁移,流动人口离婚率高会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冲击着传统家庭和婚姻,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加,阻碍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更不利于其子女教育和成长,因就业流动而引致的离婚大大提高了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陷入贫困的可能性。

王义桅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欧洲问题研究中心/欧盟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主任,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出版专著:《世界是通的——“一带一路”的逻辑》、《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

周边是“一带一路”早期收获的首要地区。丝绸之路精神在周边的落地体现在“亲诚惠容”外交理念上。共建“一带一路”,让周边外交有了抓手。中国希望与周边国家家共同努力,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快沿边地区开放,深化沿边省区同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塑造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巩固和扩大我国同周边国家关系长远发展的社会和民意基础,更好地培育周边国家间的命运共同体意识。

小约瑟夫·奈

哈佛大学杰出服务教授

戴维·韦尔奇

加拿大滑铁卢大学政治学教授

翻译:张小明

北京大学

目前世界上有将近200个国家,这些国家的人民要求维护国家的独立、保持其独特的文化和使用自己的语言。实际上,民族主义和建立独立国家的愿望,不仅没有消失,而且还变得日益强烈起来。在新的世纪里,国家的数量不会减少,而且很可能还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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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国务院重新强调企业家作用,提出依法保护企业家财产权、依法保护企业家创新权益、依法保护企业家自主经营权,要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作出贡献。从十八大到十九大,中国的发展从“破”到“立”,要“立”好,核心是发展经济。中央重新强调企业家群体,这是“撸起袖子加油干”的战前动员。
标普对中国市场的评级“炸弹”开始连续引爆。9月25日,标普再度出手,下调了包括中国移动、中石油、中石化在内的21家央企和基建实体的信用评级,评级展望为稳定。标普称,21家企业中的绝大多数企业获得中央政府特别支持的可能性极高,使其信用评级跟随中国主权评级变动。标普比穆迪出手更快,下手也更“狠”。
9月欧元区经济持续向好,欧元区9月的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初步估算达到56.7,为四个月以来最高点。欧元区今年第三季度的增长率预期将达到两年来最高水平。欧洲央行已将2017年经济增长预期上调至2.2%,同时可能在10月缩减量化宽松规模。有市场研究机构认为,欧元区经济已达到“爆发”程度。
在保险业被认为滥用监管权和审批权的背景下,保险监管的公信力急需重塑。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强调,今后保险业绝不允许再出现所谓“特殊公司”。保险监管面临的问题在证券市场和银行市场同样存在,原因在于监管者混淆了基本定位,监管者成了市场发展的推动者,结果形成了比较普遍的利益输送。
穆迪、标普先后下调中国评级,加剧了市场对中国债务的担忧。不过,摩根大通最新报告称,相比于今年第一季度末债务与GDP之比的269%,第二季度末的比值为268%,终结了超过五年来借款稳步增加的趋势。尽管下探幅度较小,但第二季度的债务下降值得注意。部分国际金融机构的肯定,说明中国政府的努力方向是对的。
随着国内消费升级,消费金融迅猛增长,从2013年到2016年,互联网消费金融的交易规模从60亿猛增到4367.1亿,爆发式增长70倍,年复合增长率达317%!但行业风险如信贷不良率、资金成本风险、多头借贷等风险逐渐暴露。初步估计,消费金融行业的野蛮生长也因风险暴露而亟需纳入强监管,这将加速整个行业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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