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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蔡昉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一、 引言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世界商品和服务贸易出口的实际增长率,除个别年份波动之外,始终高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这充分说明了我们所处的经济全球化时代特点。因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世界贸易总量于2009年骤降之后,2010年和2011年都得到恢复性的增长,也大大高于GDP增长速度。然而,自2012年以来,世界贸易增长率持续低于GDP增长率。诸如全球经济增长疲软等需求侧经济因素以及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转向内需驱动等供给侧经济因素,可以或多或少地解释世界贸易的减速,然而,全球性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应该是产生这一现象的重要的政治经济学因素。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贸易下降或许是在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反全球化的政治生态致使经济全球化受阻的一个特征性表现。与此同时,全球资本流动数额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从2007年的峰值水平上骤跌。

这种现象不难理解。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纷纷设定新的贸易壁垒,其中,作为最发达经济体的美国以及德国和英国就分别出台了数百项措施。诸如此类的政策变化也反映了西方国家政治结构的变化,即以反对全球化为核心主张的政治民族主义化和民粹主义化,并迅速演化为非合作性的反全球化策略。截止到2016年,这种趋势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而且呈现政治上的极端化与指向上的趋同化并存的新特征。欧洲民粹主义在政治上节节逼近,形成遏制接受移民(难民)、阻碍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退出国际一体化机构等反全球化浪潮,其中,英国公投脱欧只是在可以预见的逆全球化事件中最具新闻性却远非完结的一桩而已。无怪乎人们说:英国脱欧并不出乎意外,问题在于“谁是下一个”。

政治经济学可以很好地解释这种现象。全球化本身并不是利益中性的,最初人们看到的是发达国家及其政治经济精英和智囊们主导着全球化,使其朝着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方向演进。不论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国际金融与贸易机构,还是欧盟这样的一体化共同体,做决策的都是那些握有生杀予夺权力的大国,由代表这些国家的财政部长、中央银行行长和贸易部长行使权力,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不能从全球化中均等获益。进而,人们又发现,发达国家中主宰利益安排的实际上是跨国公司和其他代表资本的利益集团。不难想象,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和低收入家庭同样未能从全球化中获益。

刘尚希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民营企业的发展,不仅是个实践问题,更是个理论问题。当今中国有人仍以传统思维对民营企业的发展进行解读,以至于出现了诸如“民营经济离场论”这样的奇谈怪论。出现这个问题,其实还是与理论的不彻底性有着密切关系,其中既有时代背景因素,又有我们对民营经济的发展,尤其对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之间的关系,在理论认识上的不充分密切相关。

林毅夫

著名经济学家、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可以用的财政政策的空间还是很大,货币政策还有宽松的余地。除此之外,中国的民间储蓄也高。有了投资,就会创造就业,家庭收入会增长,消费也会增加。所以,2019年稳增长、稳就业,完全可以利用我们的回旋空间、我们可用的手段,来达到6.5%左右的增长速度。如果能维持这样一个增长目标,那么中国对全世界的增长的贡献应该还是可以达到30%,中国还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增长的来源。

吴敬琏

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伴随互联网与产业融合的不断加深,平台的类型越来越丰富、与产业融合的范围越来越广,平台逐步由一种商业现象发展成为一种经济形态。现有平台企业已经与潜在进入者在市场份额、客户、数据方面存在巨大的“鸿沟”,它们还在凭借这些优势,通过组建实业风险资本,投资新的企业、孵化新的模式。有学者担忧,平台经济的这种“赢家通吃”以及投资并购优势,是否会演变为“通吃赢家”并长期维持垄断。

田传浩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浙江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教授

本次《土地管理法》修改的一大进步,是赋予农民集体土地财产权。赋予农民稳定而有保障的土地财产权,让农民也能和城市居民一样享有不动产财产权,本是缩小城乡差距、统筹城乡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之所以认为这个草案在赋予农民集体土地财产权方面是一大进步,是因为既有的征地制度严重阻碍了农民分享城市化带来的土地增值收益。

汤铎铎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副主任

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和国家统计局陆续公布经济数据以来,各方对经济形势的基本判断是比较一致的。大家普遍认为,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但是也都认为,我国经济目前并没有大幅偏离潜在增长水平,经济形势并未恶化。当前的分歧更多集中在机理分析层面,即本次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应该采取何种对策。

孔庆江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国际法学院院长,英文国际期刊《The Chinese Journal of Global Governance》主编,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为发挥中国在国际贸易秩序重构中的建设性作用,在国际贸易规则建设中注入“中国元素”,中国应尽早研判并评估国际贸易秩序的演变情形,一方面多方并举捍卫世贸组织的权威,发展完善世贸组织体制并维护自身系统性利益,与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对中国而言,世贸组织未来发展的任何一种情形,都有可能弊大于利,因此应做好相关准备和预案,以防不测。

赵建军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教授、博导

2018年中国的生态主义思潮,呈现出一种对自然人文价值重塑的倾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主张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即认识到自然的内在价值和这种价值对人类的重要作用;二是美丽乡村和公园城市的建设均表现出向人文价值的复归,两者在城镇化过程中更加融合;三是以建设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为前提,面向全球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

受访者:梁建章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人口经济学家

采访者:张恒

目前中国人均收入是美国的15%,随着未来20年中国创新力的提升,这一比例在2040年将达到峰值30%。但是2060年,随着人口规模和质量下降,这一比例将降至20%,也就是倒退30%。如果要改变未来20年后创新力下降的问题,我们就必须在当下调整政策,并保证政策的有效实施。

方明

中国城市科学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

如果说城市的规划注重管控的话,乡村的规划更加注重如何实用,注重如何引导建设,有用是乡村规划的核心!自古以来村庄的规划建设都是村民自己来完成的,村民并不笨,建设自己的家园谁也不傻。反倒是自己来编制村庄规划,更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更加会遵守自己编制的规划,更加有责任感。自己的事儿自己做,它的意义已经远大于技术方面的意义。

廖群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中信银行[国际]首席经济学家

绝大部分的进城农民工及他们的后代是会继续在城市生活下去的。既然如此,他们的差别待遇就必须消除,这是一个躲不开、绕不过的环节。只要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一启动,内地的内需与经济将出现一个新且闪光的增长点;只要此进程能够得到切实推进,内地的内需进而经济的中高速增长就将得到一个新的保障。是时候真正地启动这一进程了。

杨文静

大国策智库高级研究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研究员、美国外交室主任

未来美对华会进入一种长期“弱对抗”状态,双方会在避免冲突的前提下加大全方位的博弈与竞争,但不会走向全面冷战与遏制。所谓敌人是“相互建构出来的”,在中美之间仍有中间余地与弹性的存在。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深度国家”仍希望通过竞争促使中国“改变”,成为美国主导体系的“合理合法的一员”而非决然对立。由此,中国仍有可以作为的空间。

鲁政委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未来要“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通过新指标体系和新统计体系刻画经济发展轨迹,通过新政策体系和新标准体系引导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新绩效评价体系和新政绩考核体系鞭策经济高质量发展。一句话,要通过这六大体系建立起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航标灯”,为人们更好认识当前经济发展的质量提供“灯塔”,而这也是“提振市场信心”和“稳预期”至关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吴晓灵

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

中国资本市场的问题主要不是缺乏资金,而是缺乏引导资金有效投资股市的制度保障,解决之道是完善制度。要稳步试点注册制,统筹推进发行、上市、信息披露、交易、退市等基础制度改革,建立健全以信息披露为中心的股票发行上市制度。大力发展股权投资基金、疏通资金进入资本市场的合法渠道,才是当务之急。让央行直接购买股票、指数基金和企业债券目前既无必要也会贻误必要的改革。

徐高

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随着经济增长下行压力的加大,以及货币政策传导路径的阻塞,财政主导的话题在近期重新浮出水面,给人民银行带来压力。为了不再回到财政主导的状态,人民银行将在货币宽松的路上越走越远,甚至有可能采取量化宽松这样非常规的货币宽松手段。

苏剑

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中国国内缺乏好的投资机会,投资需求难以大幅扩张;另一方面,没有产品创新,外贸摩擦存在愈演愈烈的可能,外需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两驾都在下滑。可见,要想“稳增长”,就只剩下一条路,就是扩大消费。虽然培育国内市场、扩大消费是解决我国经济问题的根本之策,但结合我国所面临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来看,当前在“扩大消费,培育国内市场”方面仍然面临着一些困难。尤其是体现在供求结构失衡、社保征缴方式调整等几方面。

林民旺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助理、研究员、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关系理论,南亚国际关系

十八大以来的中印关系经历了一段曲折的进程,这既是双方战略基础削弱所致,也是两国内政分别变化的结果。洞朗对峙过后,中印关系在2018年实现了“再出发”。在此过程中,反思中国的对印外交,既要对两国关系保持合理适度的预期,也要从战略上更加重视印度,在经济上争取深度参与印度经济发展进程,在两国分歧问题上继续搁置争议,落实深化分歧的管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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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世界存在自由交易和集中控制两种交易体制,而这两种交易体制实际是两种资源管理体制。从非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实际就是对要素和资源的管理模式,关键在于对要素和资源的控制权。从古罗马的历史看,这两种资源管理体制都会造成危机,尤其以集中控制所造成的危机最为厉害。自由交易也会导致危机,但危机往往可以通过大量的财富损耗为代价来熨平和冲销。历史显示,只要不走向极端,保持克制,则大致都可维持社会的均衡发展。
国内1月信贷增加3.23万亿,同比多增3284亿;社融增量4.64万亿,同比多增1.56万亿,且均为历史最高值。中国央行官员表示,从历史规律看,1月份是全年贷款投放最多的月份;考虑到春节因素,应把1、2月份甚至一季度的数据统筹考察,不宜对单月数据过度关注。而1月新增贷款与实体经济的需求是相匹配的,属于合理水平,不是“大水漫灌”。央行官员还表示,货币政策并未转向。
人口增减变化代表了市场需求变化,从趋势来看,中国城市人口增长总体呈现“南快北慢”趋势,新增人口占比,南部为78.7%,北部为21.3%。华南城市几乎全面扩张;华东城市扩张、饱和各占一半;华中、西南、西北的核心城市、扩张趋势明显,而中小城市饱和或收缩,东北城市出现极端分化,53%的城市扩张,41%的城市收缩,人口向核心城市转移的趋势明显。
一项涉及149.2万亿元中央国有金融企业资产重整的行动已有迹象可循。监管部门正考虑采取划转、出售等方式,将部分央企旗下的金融资产进行整合。这与此前非银行金融机构频繁爆雷有关。监管层从2013年开始就资本脱实向虚,限制央企并购金融企业的行为。2018年以来,实体经济困境和近一半央企主营业务亏损,令防范系统性防范金融风险显得更为重要。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即将公布。据了解,香港要融入国家发展的大局,将侧重研发和金融等服务,并继续提升于国际仲裁及航运枢纽的地位。消息人士预料,大湾区规划将分两个阶段发展,中期规划是于2022年前打好连接湾区各市的基础;长远会在2035年前有更多便利大湾区各城市居民流通的措施,并在2035年完成整个湾区建设。香港有关人士估计,今后需要研究推出“大湾区签证”,方便想到大湾区工作或投资的外国人士。
中国央行官员日前在国内某论坛上称,目前的政策文件没有反映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问题,国内大部分政策文件是由处长们起草的,但在交流时会发现各部门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存在分歧。分歧可能源于认识上的差异,也可能是基于部门利益考虑,很难协调一致。处长们没有调整立场、相互妥协的权力,只好把有分歧的问题从政策文件中拿掉。此外,还存在立法部门化现象,行政部门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无法真正体现市场化和法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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