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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韩大元

中国人民大学二级岗位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兼任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宪法学研究会会长

一、促进宪法秩序的恢复

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称“七八宪法”。尽管在规范形态上,1978年宪法保留了“左”的指导思想,但它为恢复社会主义法制奠定了必要的宪法基础,也成为改革开放的法制起点。

1978年宪法颁布前后,学术界为恢复宪法秩序,为重建民众对国家发展与未来的信心,发挥了重要的学术作用。由于1978宪法存在形式合法性与实质合法性之间的矛盾,这一时期的宪法学发展仍处于一种拨乱反正的“复苏时期”或者过渡期,宪法文本的价值与意义仍受到部分人的质疑。正因为出现社会价值观的冲突与矛盾,恢复宪法学研究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也是不少的。

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启了思想解放的序幕。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指出:

“未来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同年12月18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针,成为指导法制建设的基本理念,使法制发展重新回归宪法的轨道。同时,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化,为宪法学研究营造了良好的氛围,使宪法学从单纯的“政治性”话语中解放出来,积极承担为改革提供正当性、合法性的学术功能,促进宪法秩序的恢复和转型。

据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上搜索的信息,从1978年到1982年,所有篇名含有“宪法”的文章数量分别为1978年12篇、1979年4篇、1980年9篇、1981年26篇、1982年166篇。从论文数量来看,当时宪法学的研究成果是比较少的,这与法学研究处于蹒跚起步的状况是一致的。反映这一时期中国宪法学发展状况的代表性著作是许崇德和何华辉教授合著的《宪法与民主制度》。宪法学方面的论文主要有蒋碧昆先生的《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新时期的总章程》、张光博先生的《社会主义民主的伟大旗帜》以及许崇德先生的《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关于我国元首的理解》等文章。

斯蒂芬•罗奇

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

美中贸易冲突将以和平解决的方式收场,还是双方最终会惨烈地分手?人类行为的教训也许能为我们提供答案。两国都必须集中精力,从内部重建本国经济实力,而不是用责备、蔑视和不信任来回应对方。这就要求双方不仅在贸易方面,而且要在两国所采取的核心经济战略方面作出妥协。

张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本次降准的宏观背景,是实体经济增速的进一步放缓。金融背景,是中小企业融资难度依然较大。本次央行降准反映的另一个问题,是央行并不认为短期内通胀会成为重大威胁。本次央行能够降准的另一个背景,是房地产市场已经得到基本控制。预计央行在今年年内继续降准的概率较小,下一次降准可能会放到明年年初春节之前。

张俊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改革3.0应满足如下三个层次的要求:一是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二是建立好的市场经济,即法制完备、规范透明、竞争有序、运转高效的市场经济,能够有效引导资源优化配置、不断提高经济效益;三是有效发挥政府职能,实现“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合力的最大化。

赵法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

现行殡葬管理条例的诸多乱象,病根在于误把公序良俗当陋俗,这是一种不幸的我执,也是对于民族文明传统的严重误读。此种误读使得这样一部关系到每个人终身大事的法规,不但毫无人文关怀可言,而且走到了人道价值的反面。

受访者:唐皇凤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访者:樊盛涛

虽然城市新失业群体的政治心态相较于社会一般水平稍显激进,但并没有呈现出对现有体制高度不信任的状态。他们尽管对社会有很高的公平正义期望,但仍然认为经过自己的主观努力,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自身的命运,这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稳定坚实的心理基础。

赵明昊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过去两年来,特朗普的施政已展现出一定程度的连贯性,在美国国内民粹主义社会思潮的加持下,努力突破“建制派”力量的束缚,积极打造能够落实“美国优先”理念的执政团队,在推进大规模税改、加大移民限制、减少贸易逆差、增强军力建设等方面逐步实现其竞选承诺。未来数年,即便特朗普可能遭遇某些政治突变而下台,但他的政策也将给美国和世界带来深刻影响。即便人们多对言语偏激、行事乖张的特朗普嗤之以鼻,但“特朗普主义”却值得认真对待。

陈忠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城市哲学、发展伦理学、发展哲学等方面的研究。出版专著《规则论》《发展伦理研究》《在历史与解释之间》

人文底蕴化、深层机理化、普惠大众化,是生态城市营建的总体趋势。紧凑的生态多样性、开放的生态公共性、感性的生态亲密性,是人地关系紧张语境下生态城市的重要形态选择。营建生态城市需要确立以敬畏为底蕴的城市生命观、以约束为底蕴的城市主体观、以风险共担为底蕴的城市正义观、以区域自觉为特点的城市地理观。

马亮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行动的总体影响不大,仅对居民的食品安全感有微幅改善,这可能同政策趋同和扩散有关。开展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之类示范行动,的确可以一定程度上宣示政策意图,优化资源配置,改进社会动员,并带来“运动式治理”的短期影响。但是,不应对示范抱有太大的期望,特别是在食品安全治理这样的老大难问题上。与此同时,对公共政策进行第三方评估,有利于促进政策学习和创新,进而提升政策绩效。

郑永年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杨丽君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代理院长、教授

中美贸易战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中国应该如何理性应对中美之间的这场贸易战?这是一个影响中国未来的大问题,不仅关乎中国外部关系的未来,而且关乎中国内部发展的未来,没有任何理由不加以重视。无论是继续发展,还是维持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都离不开美国,都需要继续跟美国打交道。一旦和美国交恶,陷入冷战状态,中国和整个西方的关系就会全面倒退。如果那样,这些年我们一直关切的需要避免的两个陷阱,即“中等收入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就会变成现实。

冯兴元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学术委员

在“公地的悲剧”故事中,个体理性行为与“集体非理性”(这里的集体,更准确的是指“群体”)形成了鲜明对照:在个体层面,每个牧羊人作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理性人,都增加羊只,希望自己的收益最大化;在群体层面,过度放牧和草地退化使得草地的羊只可承载总量下降和全体牧羊人的收益总体下降。有关公共牧场或类似公共牧场的“公地的悲剧”问题,真正比较妥善的解决方法是已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自主治理”解决方案。

张旭东

纽约大学[NYU]比较文学系教授;东亚研究系教授、系主任;NYU中国中心主任

假定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能够继续保持20年到30年,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的生产方式不但将“生产”出世界史上最大的经济实体,也将生产出全新的生活世界和全新的中国人。这将是一个在文化艺术和思想上富于创造性、体现“人的全面发展”并在追求自己的自由和幸福同时带来一种新的价值的人。

伍戈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总经理助理

房地产投资是我国宏观经济中极为重要的内生增长动能。但近年来,房地产投资增速及其在GDP中的占比呈现趋势性下行态势。展望未来,老龄化对我国房地产投资的抑制将显著大于城镇化的支撑作用。测算表明,未来十年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重仍将持续下降。人口“慢变量”已开始成为影响经济的“快变量”,加速转变的经济结构将对宏观经济动能产生深远影响。

吴晓灵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央行原副行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长兼院长

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弱势群体,特别是一些贫困人口,政府应资助他们,但是这种资助仅仅能够使其维持生存。他们如果想改变自己的命运,让自己生活得更好、发展得更好,就必须凭自己的努力去争得更好的社会地位和物质享受,小额信贷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尤努斯就是用商业可持续的小额信贷方式帮助穷人改变命运的最好典范。只有消灭了贫困,才能够使社会得到安宁。

孙兴杰

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副院长

朝鲜关于无核化的表述是不是因为与美韩领导人会晤有了根本的变化?从《板门店宣言》到美朝新加坡的声明,再到《九月平壤共同宣言》,朝鲜认定的无核化就是半岛无核化,而且是一个远景的目标。即便在文在寅访问平壤之后,朝鲜能够做出的让步不过是,朝鲜愿意与韩国一起推进半岛完全无核化,构建一个没有核武器与核威胁的和平半岛。文在寅总统如果从中得出朝鲜无核化的意志不可逆转,在特朗普总统第一个任期可以达到无核化的目标,就着实令人费解。

黄益平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过去,民企也一直受到相对的歧视,但总体来看起生存环境在变得越来越宽松。现在民企从上到下都感觉进入了危机状态,这应该引起高度的关注。是政策出现了方向性的逆转?还是现行的政策框架已经无法保障民企继续担纲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重任?也许现在是时候系统性地评估一下民企的政策环境。

姚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和博雅特聘教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执行院长

很多企业家反映:当前可能是民营企业1992年以来最难过的时候。中国经济在宏观上已经有过多次起落,以前民营企业家这种悲观程度的感叹很少,应该引起我们决策部门的高度重视,尤其是在外部还面临中美贸易战升级的情况下。内忧外患凑到一起,对大家的信心影响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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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对“国进民退”的分歧很大,许多人根本不承认存在这一问题。在中国经济环境里,存在着两类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产业部门——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两类经济部门从原理上看根本无法互相竞争,一类是管人、管事为主的,一类是搞商品生产为主的,但现在却必须相互竞争。这样一来,民营经济只能从国有企业那里拿资金、拿项目。这种依附走到极端,结果就是民营企业国有化。
习近平主席10月20日给民营企业家回信指出,改革开放40年来,民营企业蓬勃发展,民营经济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民营经济的历史贡献不可磨灭,民营经济的地位作用不容置疑,任何否定、弱化民营经济的言论和做法都是错误的。习近平强调,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是党中央的一贯方针,这一点丝毫不会动摇。
外媒认为新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的“毒丸”条款,将对中国在国际市场的对外合作形成“孤立”,而目前已有迹象显现。有报道称,中美贸易战和英国脱欧进程的缓慢,导致两国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陷入停滞。美国政府的贸易政策也给英、中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带来阻力。而加拿大与中国在2016年便同意开始的自贸协定试探性协商,至今并未取得任何进展。
2008年的金融危机检验了欧洲经济体制、金融体制。作为有经济差距的国家联盟,相比于单一的大国(如美国),其经济体系和金融体系的抗压能力仍然不足,金融危机震出了欧盟的“原形”。而目前欧洲银行系统超过8000亿欧元的坏账则是一种风险信号。面对全球贸易战以及美国经济的不确定性,欧洲经济可能长期低迷,其退出宽松政策很可能面临挑战。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10月21日表示,对修改美国对汇率操纵国的认定标准持开放的态度。目前考虑两种修改方法:一种是根据1988年贸易法案对汇率操纵的广泛定义来认定汇率操纵国;另一个方法是改变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存在竞争性货币贬值的标准。目前看来,特朗普政府未来很可能将汇率操纵国的认定标准门槛降低,这样就更容易挥舞汇率制裁的大棒。
由中国融资的从肯尼亚港口城市蒙巴萨到乌干达边境的铁路,堪称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非洲演变过程的缩影。不过,中国为第三期工程融资时,则要求展开更详细的可行性研究,“以证明商业可行性”。中企的这种变化,也反映出中国国家领导人今年在中非论坛上的讲话精神——中国在非洲投资和放贷将采取更具针对性的策略,“要把资金用在刀刃上,不搞花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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