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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7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目前,在应对新冠肺炎冲击的政策讨论中,有关“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争议显示出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些分歧。这个分歧实际上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普遍存在。在美国等国家政策的关注点在于以财政借款向普通居民发放援助的全面基本收入政策的分歧。无论是财政赤字货币化还是全面基本收入保障的问题,实际上都反映了传统货币政策框架正在失去效力,宏观经济政策都在试图以不同的形式进行新的尝试,以应对新的经济环境。

目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争论的背后,是第三类货币政策(MP3)和现代货币理论(MMT)作为不同的理论支撑。即“货币政策财政化”与“财政政策货币化”的不同。人民银行国际司课题组在2019年6月曾系统的梳理了货币政策财政化的变化和影响,讨论了MP3和MMT的区别和特征。实际上,从整体政策的角度来看,无论是MP3和MMT的讨论,还是“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争议,都反映了各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实际上都走向财政化的大趋势。

就传统货币政策而言,实际上是通过货币的价格和数量的调节来实现对经济的影响。央行的研究认为,利率调控和货币数量的调整是当前央行调控经济的主要手段。金融危机前,传统的货币政策(第一类货币政策,MP1)以利率作为最重要的货币政策调控工具。金融危机后,各国央行则普遍采取了量化宽松的QE政策和负利率政策,则可以归为第二类货币政策(MP2)。

MP3的本质则是货币政策财政化,货币政策进一步走向直接的金融资源分配而扮演财政政策的角色。传统上,货币政策通过调节资金价格和供应间接影响总需求,而MP3是央行代行财政支出(购买金融资产、向特定企业发放贷款),或直接支持个人支出(向个人提供贷款或援助),从而直接作用于总需求。其直接作用于支出环节,刺激消费和投资,对经济的影响更直接。央行的研究总结了MP3的多种形式,根据获得资金主体和资金投放方式可分为“赤字货币化”、量化宽松支持财政赤字扩大、印钞直接投放给私人部门、大规模债务减记等不同类型。

而MMT实际上强调的是以财政来替代央行实施宏观政策的调节。其主要观点是以财政政策作为调节经济的最主要工具,通过调整财政收支(税收调整、支出调整等)来管理总需。其认为政府债务增加的唯一风险是通货膨胀,如果过度支出导致资源紧张并出现通货膨胀,可以通过税收进行调整。

回顾金融危机后的十年中货币政策的走向,MP2实际上对各国经济走出危机发挥了重要作用,避免了类似“大萧条”的再次发生。但随着QE的实施和负利率、低利率的货币环境的不断扩大,全球经济出现了新的变化,国际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越来越形成相对独立的循环体系,与实体经济日益脱离;同时,货币的传导机制的不平衡越来越严重,央行>金融机构>企业>个人的货币传导链条逐渐失衡,金融资源越来越倾向于资产持有者而不是普通民众,货币宽松带来的资本过剩使得全球资产泡沫化的程度日益严重,而实体经济在生产过剩的情况下难以提振有效需求,使得通胀水平保持低位。在这种情况下,由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带来的新一轮经济危机迫切的需要新的政策框架来实现经济和金融的复苏。

许多奇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兼聘教授、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

此类事件发生后,如果是银行员工职务行为,有可能单位和个人双罚制。对于银行员工,可能的具体惩罚有以下五种:一是本银行的内部处分。二是监管机构——银保监会也会针对相关从业人员作出处罚。三是自律组织——中国银行业协会也可能会对违反公约、对行业声誉造成恶劣影响的从业人员采取书面批评、通报批评、公开谴责等自律惩戒措施。四是民事责任。池子方可能提起侵权损害赔偿诉讼。五是刑事责任。银行则有可能承担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如果情节严重,银行还可能面临着刑事处罚。

曹远征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的疫情得到控制,举国体制功不可没,其中政府的行政管控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正是由于抗疫过程中借助行政手段比较多,人们担心一旦这些手段固化并体制化,全球会出现去市场化的趋势,对中国来讲更是如此。因此,在抗疫中,明确要素市场化的方向,并切实推动改革深化,变得更为重要和紧迫了。现在改革40年了,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虽然基本形成,但是在疫情冲击下,它还是脆弱的,逆转不是没可能的。因此,凝聚共识十分重要。

刘元春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经济学院教授

一季度GDP增速负6.8,但银行业的增加值依然是6%的正增长,整个金融行业的利润依然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这就说明我们整个经济运行的金融成本还高居不下。要降低金融成本,在利率上应该做大文章。虽然我们下一步货币政策并不是采取大水漫灌和数量型的这种全面宽松,但是应当在价格方面做足文章,在利率上面要有明显的调整,使大量的企业在资金成本,财务成本上能够轻装上阵。因此为了对冲未来五重下行压力的叠加,货币政策必须进行再调整、再定位,要明确的向宽松方向进行变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要进行深度的配合。

沈建光

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数科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

张明明

京东数科研究院研究总监

张晓晨

京东数科研究院研究员

刺激不刺激需要根据宏观经济周期形势变化而定,坐视硬着陆而不采取政策是对“四万亿”矫枉过正的表现。实际上,当年逆周期调控政策的果断出手,才使得中国经济迅速恢复体能,也为金融危机后,中国抓住数字科技等多领域弯道超车的机会,增强全球竞争力,提升国际话语权奠定了基础。而“四万亿”的教训在于执行过程中忽视了中国经济固有的结构性弊端,比如地方政府财政行为缺乏约束机制、金融体系缺乏自主权、国有企业的隐性担保机制等。

施东辉

上海证券交易所资本市场研究所所长

直升机撒钱如同用不断注射吗啡和兴奋剂来治病,因为一旦开启赤字货币化的道路,更大规模的“撒钱”就会成为容易上瘾的政策选项。最终必然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崩溃。因此,直升机撒钱会不会成功,需要制度和技术方面的严格配套条件,包括:“撒多少钱”的阈值测算、谁来决定钱往哪儿“撒”、如何对公众预期进行管理、如何通过有效的规则机制以抑制其恐怖的副作用等。

马中红

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教授

任希

苏州大学传媒学院2018级硕士生

虽然与央视春晚动辄亿计的数据尚不可比,但不可否认,B站“拜年祭”在二次元青少年群体中已经替代CCTV春晚成为新的媒介仪式。本文将央视春晚和B站拜年祭置入媒介仪式的视域,试图追问两者分别属于谁的媒介仪式?两者的生产机制和媒介符号建构的审美风格和审美价值有何区别?媒介仪式如何重新框架社会关系,以及符号互渗、权力位移、审美杂合是否有利于不同文化间的沟通和交流?

徐奇渊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张子旭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助理

复工以来,各地消费券政策引发了广泛关注。既要实现刺激、又要实现纾困,同一项政策难免要做出权衡。对于两个不同目标,当前消费券政策的效果如何,在刺激与纾困两方面能够起到怎样的作用?目前来讲,消费券对总体消费的刺激作用可能较为有限;消费券政策在地方层面的各自为战现象突出,缺乏全国层面的协调;消费券发放侧重于疫情冲击最大的行业;消费券发放惠及城市居民,但农村和困难人群得益受限。

陈志武

耶鲁大学金融学终身教授,香港大学教授

包刚升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施展

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首先在武汉爆发,中国经济在严防死守中“停摆”数十天。美、日等进口大国体尝到全球供应链被中断的苦楚,尤其是紧缺的医疗战略物资。3月初,病毒穿越国界,在五大洲迅速蔓延,成为史无前例的全球性大流行病。北美、欧洲、日本等各大经济体遭受重创。4月初,美日政界人士和官员发声,公开倡议本国企业从中国迁回或转移至其他国家,甚至宣布将为此拨出巨额预算。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次全球化终结了吗?分裂世界的“新冷战”时代到来了吗?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怎么了?当下汹涌着的种种非理性亢奋,到底是“文明的冲突”,还是无解的“修昔底德陷阱”?

李建国

恒大研究院

从新增确诊数量和现有确诊数量两大拐点看,发达经济体已经或即将度过第二拐点,疫情正在缓解,预计1-3个月内基本控制住疫情,但与中国不同,欧美疫情可能存在长尾特征。除日本由于二次爆发而继续封锁外,欧美主要经济体均已经或即将放松封锁措施,正在逐步复工,世界经济环境有望走出新冠疫情的影响并逐步恢复,中国在控制疫情和复产复工方面走在全球前面。当然,后半段还不能大意,做好疫情防控、药物研发、政策救助和经济恢复。

李奇霖

联讯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理解这一轮逆全球化的根源,本质上是要弄清楚,为什么由发达国家主导推动的全球化,率先由它们自己来反对和逆转。这是因为美欧国家目前在经济和政治层面出现了难以调和的矛盾,政治精英屈服于民粹主义,通过逆全球化行为来转移国内矛盾。因为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在经济精英享受跨国生产和跨国销售所带来的高利润的同时,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可能是由于分配不均,亦或是由于产业外迁导致失业等原因。政治精英为拿到选票,迎合占社会多数的底层,选择性忽视全球化带来的实际经济利益,民粹主义、贸易保护和政治上逆全球化互相强化。

管涛

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对于疫情对全球供应链布局的影响分析上要避免三种倾向:一是将疫情导致对外经贸人员往来的暂时停滞,对全球供应链产生的短期冲击,等同于全球供应链布局的长期调整;二是将疫情后制造业跨境双向投资的变化,主要归咎于疫情造成的后续影响,而忽略其背后更深层次的基本面因素;三是将疫情后制造业跨境双向投资的变化,简单等同于该国在全球供应链中总体地位的变化。

庞溟

华兴证券宏观及策略研究主管

在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的同时,不断加杠杆的居民部门也已成为一个潜在的风险点。考虑到风险、预期和不确定性,消费者有可能继续抱持谨慎态度,缩减支出,增加预防性储蓄比例。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2020年一季度同比收缩达15.8%。因此,来自就业、收入、债务、外需等方面的压力可能会对内需进一步带来抑制作用。

俞可平

北京大学讲席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

面对新冠疫情这样重大的人类灾难,全人类,特别是各国政府,应当紧密团结合作,共同应对新冠肺炎危机,以最大限度地保护各国公民的健康安全和正常生活。如果世界各国能够通过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而建立起一种新的信任和合作机制,那将成为走向全球善治的一个新起点,世界就有希望不断增进人类的普遍利益。反之,如果国际社会,特别是大国之间,不能维护足够的相互信任与合作,那将是全球治理的重大倒退,必将严重损害人类的整体利益,最终也损害民族国家的自身利益。

朱恒源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王毅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副教授

在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及市场需求的驱动下,产业互联网发展动力充足、发展前景明朗,但是,通往未来的道路略显模糊,众多参与者正在摸索前行目前存在这样两条探索路径:一条是德国和美国率先提出并实践的B2B2C的道路,即以生产为核心,从生产过程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向外扩展到整个产业体系;另一条是中国领先的互联网公司提出C2B2B的道路,即从2C端出发,从连接消费者到连接为消费者提供服务的厂商,从连接消费场景下的人到连接工作场景下的人,从而把数字连接扩展到为消费者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各个环节。

王汉锋

李求索

4月29日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今年两会召开日期(政协/人大会议将分别在5月21日/5月22日召开),受疫情影响本届全国两会推迟逾两月进行,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尚属首次。结合当前的国内外特殊环境、政策背景,我们认为在两会期间主要关注以下五大看点:疫情防控常态化下谋发展可能是核心议题之一,“六稳”、“六保”背景下的经济发展目标,短期、长期政策组合释放内需潜力,改革举措促创新与升级,十四五规划的方向。

张峥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短期看,为应对疫情影响和经济下行压力,通过REITs市场可以盘活存量资产,支持经济重启;长期看,REITs市场建设将成为解决中国不动产投融资体制诸多结构性问题的破题之作,能有效填补中国资产管理市场的产品空白,拓宽社会资本的投资渠道,满足居民理财、养老金、社保资金的投资需求,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因此,这个时点推出REITs试点,正当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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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在深圳的全国人大代表拟联名提案,中国已有的期货交易所存在一些不足,包括国际化程度不高,目前只有原油、铁矿石等4个品种允许境外投资者直接参与,缺乏国际定价影响力等。中国需要建立一家新型期货交易所,这有利于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期货交易规则,推出符合国际投资者需求和投资习惯的多样化期货交易产品。可联合香港、澳门在深圳建立一家综合性、开放型和创新型的期货交易所,采用公司制,港澳参股,与国内现有期货交易所错位发展。
包商银行、恒丰银行、锦州银行等多家银行风险事件显示,金融风险爆发离我们不远。金融风险爆发的一种极端后果是金融机构破产。过去在“刚性兑付”理念下,中央、地方、金融机构等都拿出不少资金来填补违约窟窿。但从山东、辽宁、内蒙古等地以行政方式为主来处理金融风险的案例看,安邦咨询判断,每个省只能够承受一起股份制银行或城商行的重大风险事件。为此,国内制定《金融机构破产法》已迫在眉睫。
全国政协委员丁金宏曾承担、参与了几个区域的十四五规划前期研究工作,他发现人口数据存在的“不充分、不切时”问题,已经使研究实践面临“基础单薄、应对尴尬”的状况。目前的普查条例存在不够完善的地方,已经严重影响人口普查数据管理应用的时效和深度。丁金宏建议,将人口普查年份提前一年,这样可以与各次的五年规划研究工作完好结合,充分发挥人口普查对政府工作的数据支持功能。
瑞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预计,中国货币政策将进一步放松以支持财政扩张和企业融资,包括央行增加流动性投放、年内再降准50个基点、下调政策利率10-20个基点,以及放松贷款相关的监管要求。整体信贷增速有望从2019年的10.9%反弹至12.5%以上。瑞银预计,中央层面全局性的房地产政策目前仍不会明显放松。
上海社会科学院日前发布的《2019年中国智库报告》显示,中国智库与国际顶尖着名智库相比仍存在不少差距,主要问题有:第一,前沿议题设置能力不足,研究缺乏预见性和引领性。第二,人力资源配置不够科学,成果产出效率效能不高。第三,组织形式较为类同单一,智库专业化特色不明显。另外,传播缺乏有效手段,影响力和话语权难以提高。
全国政协常委、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在全国政协中共界别小组讨论时建议,企业所得税应降到20%,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可从45%降到33%。此外,他还建议,加大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的力度,争取今年达到1万亿元,有利于推动民间投资。此外,今后也不要设定GDP增速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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