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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夏怡然

温州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陆铭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上海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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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随着经济的现代化,中国出现了城市大型化趋势,人口逐渐向少数都市圈和城市群集中。于是,社会各界又出现了一些似是而非的倾向,认为需要并且可以用行政的手段来抵消这种趋势。一方面,一线城市加强了对城市人口规模的控制,设置较高的落户门槛,限制外来人口的流入,甚至通过“以业控人”“以教控人”等方式减少城市内部的外来人口数量。与此同时,二三线城市纷纷降低落户门槛,甚至推出许多针对高技能劳动者的优惠政策,打响了人才争夺战。这些行政性的人力资本均衡政策,也许可以在短期内影响人口的空间分布,但当行政性的手段弱化,在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下,人口流动是否又会回归到原有的路径,依然向少数都市圈和大城市集聚呢?

当前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和人口都集聚在少数大城市或大都市圈,越是发达的国家人口集聚程度越高,而且集聚的趋势还在加强。人口空间分布和城市体系的演化有其内在的规律,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改变人口空间分布的尝试,但从未成功过。俄罗斯在苏联计划经济年代就曾经实行过生产力均衡配置和人口均匀分布的政策,但在市场经济转型后,俄罗斯的人口分布又恢复到西稠东稀的历史格局。在中国历史上也曾经发生过对人力资本的行政性空间调整,包括20世纪50年代的“高校搬迁”运动,以及计划经济年代的“三线建设”,这些行政主导的人力资本均衡政策虽然曾经对受益城市的人力资本积累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作用在逐渐弱化。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中国形成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东南沿海地区因为地理区位和自然条件优势,使得其人力资本回报提升,并吸引了更多高技能人力资本,城市间的人力资本空间分布又逐渐向历史上的人力资本空间分布回归。本文以史为鉴,通过研究和总结中国历史上人力资本均衡政策的长期效果,为当前类似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效果提供参考依据。

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二部分从理论上分析人口分布、城市体系以及人力资本空间集聚的内在规律,并探讨什么样的人力资本干预政策是合理的。第三部分比较分析历史和现代的城市人力资本空间分布,特别针对20世纪50年代的“高校搬迁”运动,展现了其对人力资本的空间分布造成的影响及影响的持久性。第四部分讨论改革开放之后,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回报和地理条件在人力资本空间集聚过程中的作用,解释为什么行政性人力资本均衡政策难以持续。第五部分总结本文的政策含义。

盛垒

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权衡

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一带一路”建设四年有成,但还存在着地方政府融入性不强、社会资本参与度不够、企业“走出去”方向不明等突出问题。应建构一个“政府-城市-园区-企业”多方联动的逻辑框架,收缩政府干预的行为边界,使企业回归市场主体的本原角色,而城市和园区作为重要支撑平台将构成“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节点。以多元联动引领“一带一路”新发展。围绕深耕厚植“一带一路”的新目标,下一步应精选“一带一路”战略支点城市优先推进,而合适的做法是由沪港联合担当“战略双支点”和“发展双引擎”。

劳伦斯•萨默斯

美国前财长

假定特朗普总统奉行的重商主义信条是对的——他认为美国经济政策的核心要务应该是在世界各地的市场开放方面实现更大的公平。即便考虑到这种对政策目的站不住脚的判断,美国目前采取的也是一种明显毫无战略性且无效的方式。事实上,它几乎违背了每一条战略准则。

彭文生

CF40成员,光大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光大集团研究院副院长

现代金融体系具有很强的顺周期性,市场自发纠正的力量不会很快到来,没有政策干预指望市场自发去杠杆会使得不平衡,使得泡沫和杠杆非常大,最后的调整可能是毁灭性或者非常大的冲击。所以指望市场自发的纠错机制不现实,需要外部的力量来限制顺周期性,这个外部力量可能是外部冲击,比如前面提到的中国民企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的去杠杆,但这种外部冲击是偶然的,更多是需要政策的干预。

徐奇渊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芯片制造业是一个重资产行业,同时又是国际化程度很高的美元本位行业,而中国的芯片制造企业通常以人民币融资为主。这就会导致中国企业面临汇率波动风险、利率差价带来的融资成本较高。这就需要芯片制造企业要掌握金融人才资源、充分重视资金运营管理。

高飞

外交学院院长助理,教授,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秘书长,中国中俄关系史学会理事,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理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从国际体系的边缘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性转折。在这一转折过程中,中国外交始终坚持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为改革开放的成功做出了历史性贡献。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外交的发展历程和成功经验,对探索新时代的中国外交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朱锋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

亚太地区正经历前所未有的经济荣景,并在人力资源上紧密相连。尽管还存在一些闪火点,如朝鲜核问题、南中国海争议、中日钓鱼岛/尖阁诸岛争端,该区域在全球政治已经显著发展为新的权力中心。没有多少人会怀疑亚太地区在21世纪作为重要巨头的潜力。但是,亚太地区的持续和平、繁荣和稳定并非是必然的。随着主要国家在亚太地区加强竞争,区域安全形势变得越发复杂。可信和可行的出路之一,是不断扩大区域的相互接触和伙伴关系。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主要兴趣或研究领域为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转型和社会正义;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比较中央地方关系;中国政治

今天亚洲秩序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也是冷战框架之下的亚洲秩序的遗产,是西方干预的产物,包括南北朝鲜分裂、中国大陆与台湾分裂、中国和印度边界(西藏)问题、中日间的领土争端、南中国海领土争端等等。在中国崛起之前,日本很长时间里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但日本外交深受美国的制约。中国尽管在崛起,但迄今中国主要还是接受、适应的过程。今天,随着中国和印度等亚洲国家国力的增长,这些大国是时候在亚洲秩序重建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

张丙宣

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华逸婕

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

赶超战略中以GDP为中心的激励结构造成了资源的错配和乡村内生能力的弱化,导致乡村衰退;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包容性制度建设旨在优化资源配置、提升乡村内生能力,为乡村振兴奠定了基础。新时代的乡村振兴虽然有时空差异,但是,应该从外生性发展向内生性发展转变,从经济发展向全面的可持续发展转变,需要依赖乡村内生能力的提升和乡村资源禀赋结构的升级。

杨开忠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教授

乡村振兴要以人为中心,基本上要落脚在“都市圈”,都市圈是乡村振兴最主要的地域依托。要打破乡村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从都市圈的高度进行谋划和推行,建立健全都市圈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

李迅雷

中泰证券旗下齐鲁资管的首席经济学家,曾任国泰君安总经济师、首席经济学家、研究管理委员会主任、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分析师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当前及今后扩大内需的正确路径,重点应该是扩大消费。尽管最近两年来消费对GDP的贡献有所上升,但主要原因是因为资本形成(通俗称为投资)对GDP的贡献下降而导致消费对GDP的贡献相对上升。当前扩大内需应该围绕结构调整展开,特别是“要主动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对表,对得上的加紧推,对不上的及时改”等表述,扩大内需不能简单重复以往的“大水漫灌”,而要选择“精准滴灌”。重点在于提振消费,在增加居民收入的同时缩小贫富差距;减轻企业负担,扩大先进制造业投资等。

钟伟

CF40成员、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建议将《中国制造2025》回归制造业十年行动指引的本原,而应避免其自我扩大和衍生解释,也不宜将其宣传为国家战略。产业政策本身是个富有争议和实施不易的政策。中国政府对财税补贴、国家主导型产业基金、国产化率和国产市场占有率、强制技术转让、外资对华投资的准入、行业和程序限制等诸多做法重新进行梳理,避免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被不必要地放置在过度曝光、关注甚至曲解的境地。

任泽平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兼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曾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室副主任、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董事总经理、首席宏观分析师

金融周期指数显示2017年1季度中国达到金融周期顶峰。与欧美金融周期顶部被动爆发危机不同,2016年以来中国政府主动加强监管、去杠杆和防化风险,信贷/GDP缺口已于2017年转负,表明金融风险在主动调控之下正在积极主动化解,宏观杠杆率达到周期顶部后趋稳。当前政策的核心是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货币政策主要调控经济周期,宏观审慎政策主要调控金融周期。当前监管的重点是去杠杆、去通道、去链条、规范影子银行和银行表外业务。

景乃权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浙大[WLKIFRC]金融投资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

人工智能也具有两面性,既能给人类带来巨大的财富,也可能带来不可预知的灾难,就像是一面镜子,其实都是人类自身的映射。对于失业和贫富差距增加,人工智能都只是起到了强化作用,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办法仍然在人类手中。至于机器人道德伦理问题和可能攻击人类的问题,也是人类目前可以去努力解决和防范的。人类在人工智能危机面前并不是无能为力的,而是大有可为的,正确利用人工智能是人类应该坚定的方向。

陈清泰

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副主任

现在,隐性或显性地为维持既定所有制的比重,无论政府管理还是涉及企业的许多政策,甚至社会舆论,几乎都打上了“所有制烙印”。相应地,包括已经上市的公司,每家企业头上都有一个“所有制标签”,在市场中形成了一条很深的“所有制鸿沟”,国有企业和银行更倾向于国有经济内部交易。所有制歧视割裂了市场,不仅抑制了民营经济的增长潜力,而且使跨所有制的人才、技术、商品以及产权等生产要素流动都遇到了较大的非经济因素的干扰,降低了整体经济效率。

焦长权

社会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

焦玉平

大连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中心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后,政府财政汲取效率和能力大为增长,政府历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均快于GDP增长速度。同时,以此后土地出让金为主体的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快速增长,政府社保基金预算收入随着社保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而急速攀升,政府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得以初步建立。“四本预算”合计占GDP的比重快速增长,近年已接近40%的水平。一个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大政府”在短期内迅速成长起来,这对政府治理体制和治理能力都提出了新的巨大挑战。

庞中英

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

上合组织第18次峰会将于2018年6月9-10日在中国北方海港城市青岛举行。而今年的G7峰会则比上合峰会早一天,在加拿大度假胜地夏洛瓦举行。两场极其重要的峰会的同时进行,给我们提供了观察世界大局的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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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近日考察时指出:“要大力促进农民增加收入,不要平均数掩盖了大多数,要看大多数农民收入水平是否得到提高。”说一千、道一万,解决三农问题关键看农民收入。其中,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是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方式。从2017年开始,国内力争用3年左右时间,到2019年底完成集体资产确权,开展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
美国商务部6月20日宣布,经美国本土企业申请,中国、日本、瑞典、比利时以及德国的42种钢铁制品可获得高额关税豁免权;同时驳回了56种钢铁制品豁免关税的请求。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表示,美国政府已收到2万余件请求豁免钢铁制品高额关税的申请。此前美国在关税问题上意外主动“示好”,显示美国的态度有所松动。
国内近年的产融结合成为热点,部门、地方和企业都愿意推动。财政部金融司司长王毅称,我国中央企业同样热衷投资金融。截至2017年8月,国资委监管的101家中央企业中,有三分之二以上都在开展金融业务,有一半左右把金融纳入业务板块,有23家至少控股一家金融机构。很显然,央企是国内产融结合的急先锋。
美国与欧盟在贸易关系上的纷争,为美国与欧盟的关系增加了新的分歧。在一系列修复关系的尝试失败后,欧盟开始考虑如何“把欧洲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正在美国访问的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6月19日说,欧美关系正遭受冲击,带来的损伤“可能无法修补”,他敦促美国政府不要把世界视为“人人对打的拳击台”。
虽然多次出售外汇掉期合约,仍未能彻底阻止巴西本币雷亚尔的跌势,巴西央行终于“认输”了。巴西央行行长Ilan Goldfajn表示,只要外汇市场和利率市场有需要,央行就会确保流动性足够充裕,甚至不惜动用外汇储备。但如果巴西拍卖的外汇掉期合约以美元结算,可能根本没有足够的美元来满足兑换需求。换句话说,巴西央行可能无力偿还。
欧盟商会最新发布调查报告,受访在华欧洲企业在2017年均有较良好的财务表现,但也有企业抱怨中国的网络使用环境不便,近6成企业希望中国更好地进行市场开放。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称,欧洲在华企业表达了一些关切,如法律法规透明度、执法一致性、市场准入、投资限制等问题。高峰称,我们将继续努力,不断提高投资便利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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