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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吴理财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中国农村研究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农村政治社会发展、基层政府体制改革和乡村治理研究

吴侗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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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至2017年7月,我们受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原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委托,对中部地区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获奖项目进行跟踪调查,以便了解这些地方政府创新项目获奖之后的发展情况,探求地方政府创新的可持续性。从此次调查来看,中部地区5省的地方政府创新项目大多数仍然在延续,仅3个项目终止或名存实亡。从其他调研组了解到,全国的地方政府创新项目的后续发展情况,亦大致如此。由此说明,我国地方政府创新具有较强的韧性。

从既有研究来看,目前尚无人提出地方政府创新韧性的概念。不过,却有相关的一些研究。例如,吴建南等探讨了地方政府创新的稳定性问题。王焕祥、黄美花,王自亮、翁思瑶,宋怡亭,傅金鹏、杨继君,徐卫华等关注到地方政府创新的可持续性问题并作了相应分析。韩福国、刘伟等提出政府创新持续力概念,并探讨了地方政府创新持续力的来源及其影响因素[1]。很显然,地方政府创新可持续尽管与地方政府创新韧性相关联,但前者更主要的是后者的一种时间维度的表现。可持续性是地方政府创新的一种现象或表现状态,韧性则是地方政府创新的一种性质或内在特征。

何谓地方政府创新韧性?一般而言,所谓地方政府创新韧性,是指地方政府创新经受内在或外在压力,仍然能够得以保存和延续。在时间上,地方政府创新韧性表现为地方政府创新的可持续性。韧性既指时间意义上的存续,也指空间意义上的稳定,是二者的集合。地方政府创新韧性,从本质上讲反映了地方政府创新应对压力或挑战的能力(这一能力主要包括应对能力和复原能力)。

那么,如何来解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所具有的这种韧性?笔者认为,对于中国地方政府创新韧性的解释,既不能局限于“行为”分析,也不能囿于“结构”诠释,有必要引入“观念”变量,结合“观念”“结构”“行为”进行综合性分析。在这里,“结构”因素将具体地分解为“国家”和“社会”两个方面。本文将运用“观念-结构-行为”分析框架,尝试对中国地方政府创新韧性进行初步解释。

意识形态的支持

在我国,意识形态体现了执政党的基本理念。改革开放以来,改革和创新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条重要执政理念。改革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旗帜,还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中国共产党关于改革、创新的理念,为地方政府创新提供了宏观层面的意识形态支持。

沈晓杰

长江产经智库特约研究员,资深媒体人

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出现的问题,最主要的还是未能遵循市场和乡村自身发展的规律,因循守旧所致。要真正实现乡村振兴的高质量发展,就应不拘泥于旧有的三农治理模式,突破就农治农的改革套路,下决心创造新的农村改革范式,以颠覆性的思维,促进中国乡村高质量、高效益和高速度的发展。

黄盈盈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 MeToo”(我也是)是一场发端于美国娱乐圈的反性侵社会运动。受其影响,但形式略异的是,中国的“#MeToo”始于高校反性骚扰系列事件。中国版“#MeToo”引出了一系列新形势下亟需认真对待的重要问题:在一个全球联动的背景之下,如何基于中国现实,认识此类基于性别平等进步诉求的事件?在社会治理的层面,如何有效地加以应对,以避免更大范围的社会冲突与张力,从长远角度促进包括上下级、师生、性别权力关系在内的社会平等与公正?

侯彦全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智库

程楠

清华大学博士后,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智库研究员

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需要构建要素高度集聚和技术创新高效协同的集群创新体系、改革集群组织运营与治理机制,实现技术创新和组织变革“双轮驱动”,而集群合作机构是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组织变革的核心。组建集群合作机构并发挥其作用,对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增强集群的“网络化”和“根植性”属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胡敏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

7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从这个半年度最高层经济形势研判会议传出的信心看,一系列措辞表述十分精心,既表达了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全面把握,又回应了近一个时期以来关于政策取向的种种争议,更对下半年工作重点有确切指引。概括起来,就是一个“稳”、一个“变”、一个“进”。

贾康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我们现在金融的供给碰到了多样化不足这一非常明显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解决一定要涉及整个金融体系的制度建设问题。这个制度建设问题是金融多样化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的问题,要使金融机构多样化、使金融机构的产品多样化,使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都能在战略层面上形成它们之间的协调配套,形成多样化供给机制,让政策性金融可以克服它必然面临的挑战性问题(就是双轨运行的设租寻租如何抑止)而可持续健康发展。这样才能够支持中国的实体经济里的各个组成部分

袁志刚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经 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非瓦尔拉均衡理论及其在中国经济中的运用》,该著作获1997年中国经济学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本原理有四:一是通过微观组织再造做对激励,通过市场竞争做对价格信号。二是大规模引进FDI(外国直接投资)和将高比例的国民储蓄转化为投资,实现充分就业。三是在不同阶段启动总需求中极为重要的消费需求(食品、轻工业产品、家用电器、汽车和住房),打开增长空间。四是融入全球产业链,坚持对外开放,推动本国经济不断接近世界制度和技术前沿。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核心问题在于,继续制度改革对宏观经济供需两方面的影响。

受访者:王小鲁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采访者:王强 黄锫坚

现行个税的主要问题是对不同来源的收入实行不同税率的分类计征,工薪所得实行超额累进税制,最高税率45%,经营所得最高35%,财产性收入等非劳动所得的税率是20%,不累进,有些还不用纳税,导致工薪阶层的中高层(基本属于中产阶层)税负高,真正的富人税负反而低。我们真正需要的改变是对劳动所得和非劳动所得统一实行综合计征,统一税制,公平纳税;把过高的税率降下来,过低或不纳税的提上来。

刘宗义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亚太研究中心 副研究员

莫迪政府的对外政策从其过去近四年的立场上有所回调。印度政府的对外战略向2012年出台的“不结盟2.0”回摆,至少莫迪口头上的说法给人以这种印象。印度对外战略的这一调整,从莫迪与习近平主席举行武汉非正式会晤、访俄与普京总统举行索契非正式会晤,以及参加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等几个事件上可以得到印证。

马亮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中国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第一个由中央政府将网约车合法化的国家,国务院也鼓励地方对网约车采取包容审慎的监管态度。但是,各个地方在推动网约车新政落地时,却面临值得注意的困难和尴尬。一方面是乘客有刚性需求,催生了网约车这样一种新兴业态,且呈现燎原之势,另一方面是政府部门对网约车合法化孜孜以求,两者之间存在紧张关系,使网约车行业的发展面临种种不确定性,也使以共享出行为代表的共享经济发展遇到尴尬。

张长东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副教授

冯 维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博士生

税收和财政对于国家治理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石。掠夺性的税收会造成经济停滞乃至衰退、社会动荡乃至革命,这在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因此,如何防止掠夺性税收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重大问题。一个非掠夺性的税制也需要精心设计,以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市场的形成、产业的升级、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以及国家社会关系的良性发展。

受访者:张燕生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

采访者:澎湃新闻

中国经济正处于转折期,短期稳定是大局,中期处理好结构性改革,长期要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稳是基础、稳是大局、稳是关键,因此需要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松紧适度的货币政策,实现稳中求进。而实现中长期的目标,最少要坚持7到8年,把最困难的调整时间挺过去。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政府不仅应当容许更应当鼓励自治社会的出现和发展。只有这样,社会才能自己组织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而政府的“更好作用”则体现在对社会实行监管,以避免“坏社会”的出现。而这个“监管”方式就是中共十八大四中全会所说的“法治”。也可以预见,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本身也会变得更为强大。

陈文玲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

改革开放重塑了中国的经济制度,重塑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方式,重塑了中国的大国形象,重塑了世界格局。现在“一带一路”已经形成了一个海、陆、空、网、冰五位一体的格局,也使我们国家的沿边地区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和桥头堡,形成中国在更大范围的影响力,为各国企业提供了更大的投资空间。

樊磊

国海证券研究所首席宏观分析师

过去十年以来,除了在供给侧改革化解过剩产能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之外,在收入分配改革刺激消费,民营企业市场准入开放和国企改革提升投资回报等一些核心领域的改革的进展都显著的低于预期。今天宏观政策被迫转向、经济被迫重新加杠杆正是改革进展迟缓的警钟重鸣,是对于十年以来改革开放进程踟蹰不前的大声警醒。而继续以市场化与法治化为中心的体制改革已经刻不容缓。

赵洪岩

广发证券高级经济学家

盛柳刚

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

中美贸易冲突很可能是一场持久战,因此两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面将是决定中美贸易冲突最终胜负的力量。特朗普之所以敢对中国、欧盟、加拿大、墨西哥和其他国家同时发起贸易战,是因为如今美国经济增长非常强劲,失业率创历史新低,美联储持续加息,美元指数也不断走高。中国要想赢得这场贸易战,唯一的出路是“练好内功”保持经济增长。

贾康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意义首先在于:回归在人本主义立场上,基于对于传统体制弊病的深刻反思,牢牢把握现代化之路的正确大方向,紧紧抓牢再不可错失的战略机遇,使我们得以把经济社会发展的激励机制搞对,将各种潜藏的积极因素释放,使中国社会大踏步地跟上时代,令这艘巨轮迅速驶上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主航道,并以超常规的发展来造福于中国和世界人民。但改革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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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世界大格局下,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之下,中国的经济政策必须寻求新的突破,以有效扩大内部市场。安邦咨询建议,中国政府可以考虑建设“成武轴心”,即连接长江中游地区(也是中国心脏地带)的两个重要节点城市——成都和武汉,两者组成一个发展轴心,即“成武轴心”。现在国内在战略目标上大都已经明确,关键是要在改革的基础上,放手让地方一搏,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安邦咨询的研究人员认为,外资撤离会对中国实体经济形成釜底抽薪的冲击,特别是当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会形成叠加效应时,这种冲击会更大。稳定在华外资企业特别重要。外资在中国遇到的问题,已不是税收优惠、土地优惠等“初级”问题了,而是涉及到竞争环境、政策环境、知识产权保护、公平竞争等“高级”问题。这也反过来对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和开放提出了更高要求。
中国商务部8月16日发布了一则消息:“应美方邀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拟于8月下旬率团访美,与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马尔帕斯率领的美方代表团就双方各自关注的中美经贸问题进行磋商。”这个时候,中美再度进行谈判引人注目。中美两国都应该看大处,而不是看小处。中国可能尤其是需要从大处把握中美贸易谈判。
在经历连续下跌后,8月16日美东时间中午11点左右,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收复6.86关口,涨幅扩大至1.3%,刷新日高至6.8541元,亚太盘初一度走软至6.9491元,代表日内大涨950点。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有望创下2017年1月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除了国内银行干预外,刺激人民币汇率上涨的因素之一是中美重开贸易谈判,中美重启贸易谈判对于近期焦虑的市场来说,是一大利好。
8月15日晚间,证监会进一步放开了外国人开立A股证券账户的权限,决定从9月15日起,在境内工作的外国人、在境外工作的境内上市公司外籍员工,都可以开立A股证券账户参与交易。但现在开放外国人炒A股,还有一些问题:一是人民币下跌,股市下跌,有多少外国人愿意马上炒A股?二是,我们需要通过开放政策吸引一批“洋散户”吗?三是不要期待放开政策马上会见效。
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称,联想集团发展遇到困难,非常“庆幸”在2001年对业务进行拆分,建立了投资集团联想控股。柳传志说,“联想控股保证了股东利益和员工利益;同时分散了联想集团业绩下滑带来的危机,提供了联想品牌可以延续的基础”。这意味着,联想品牌的延续,将不会以联想集团作为承载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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