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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
概述

贾立政

人民论坛杂志社总编辑、人民日报社高级编辑

人民论坛杂志社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中国化为我们党思想路线的确立奠定了哲学基础。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每一次认识论上的重大飞跃,都实现了其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每一次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都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十九大报告在思想理论上的重大创新突破,将我们党对自身、对时代、对世界的认识提升到全新高度,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大历史性飞跃。

张来明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党的十九大报告描绘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宏伟蓝图,进一步指明了党和国家事业的前进方向,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是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

曾 峻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副校长、教授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十九大的划时代意义在于,它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头连着最初的追求,一头连着未来的梦想,立足点则是当下中国的发展实际。

郝永平

中央党校图书馆馆长、教授

黄相怀

中央党校科研部干部

中央党校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在这个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所面临的形势、所具备的条件、所拥有的基础、所处的环境、所追求的目标、所承担的任务、所提出的要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之初或推进过程相比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因而,才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政治

何元锋

区域发展不平衡是我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产生和存在的基本依据。我国区域不平衡的形成有其历史、现实、政策和市场的多重原因,东部沿海地区的全面竞争发展新优势则是主要因素。重构和实现区域平衡关系重大、势在必行,但绝非易事。必须用政府之力扭转市场之手,实现我国生产力在空间布局上发生有利于平衡的历史性根本改变。为此,区域政策必须调整和重新设计。

罗宗毅

中央党校校委委员

中央党校

深刻把握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深入剖析当前影响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主要原因,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深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根本保障。

许光建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研究领域: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公共财政管理、价格理论与价格政策以及政府管制经济学等

中国人民大学

作为社会矛盾主要方面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的瓶颈,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是我国“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要求。

郭道久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中国政府与政治、第三部门、现代民主理论、政党政治,著有《“以社会制约权力”——民主的一种解析视角》等

南开大学

就国家治理而言,十九大报告从新时代的角度提出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环境治理、乡村治理、网络综合治理、基层治理、全球治理等多层次、系统化的治理体系。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格局出发,从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目标来看,可以将国家治理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归结为三个方面。

张文显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著有《当代西方法哲学》等

吉林大学(Jilin University)位于吉林省长春市,始建于1946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的综合性全国重点大学,国家“双一流”、“211工程”、“985工程”、“2011计划”重点建设的著名学府,入选“珠峰计划”、“111计划”、“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是亚太国际教育协会、21世纪学术联盟、中俄交通大学联盟的重要成员。

面对法治领域的供需矛盾和人民对民主法治的美好向往,法治建设必须更加强调“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为主体”,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己任。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价值所在,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的强大力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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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李稻葵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弗里曼讲席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CCWE

清华大学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绝对不是敲锣打鼓、轻轻松松就能够实现的,一定要做出艰苦付出的思想准备。哪些地方需要我们艰苦付出呢?我们未来的挑战是什么呢?我们新经济的发展需要一些新思维,有几个方面可能是需要特别关注的。

李成刚

中国经济时报评论员

中国经济时报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描绘了到本世纪中叶分两个阶段将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发展蓝图,对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经济尤其是对就业作出了突出贡献的广大中小微企业,在这一宏伟的发展“航标”的指引下,亦将迎来千载难逢的发展良机。

单仁

央视财经评论员、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副理事长

中国电子商务协会

我们不能只把业务停留在C端的用户层面,更要深入地扎到B端的供应链环节,只有在产业的基础上做更深的链接,企业才能在整体的产业链条上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张幼文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上海社会科学院

我国对外开放已经发展到了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的双向投资布局新阶段,这意味着一个国家新时代的到来。为成功推进双向投资布局,需要注重多层次意义上的战略协同。

陈启清

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

中共中央党校

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在报告中提出并全面阐释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强调全党要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在各项工作中全面准确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闪耀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光芒,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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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陈文胜

湖南省社科院城乡一体化研究智库团队首席专家、研究员

湖南省社科院

随着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构建新型城乡关系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成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必然。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十分重大的历史意义。
文化

欧阳淞

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会长、中央党史研究室原主任

中国中共党史学会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这一富含哲理的精彩名言,不仅深刻反映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本质,而且为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新时代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供了一把宝贵的钥匙。

唐世平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

复旦大学

通过计算机搜寻大数据确实有可能识别一些人类社会中某些规则性图案,但这样的规则性图案恐怕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多,而且也难以具有普遍意义,因为人类社会一直都是一个演化的体系。另一方面,笔者也认为,尽管基于大数据的计算社会科学不大可能帮助我们理解人类社会的绝大部分重大问题,计算社会科学确实有可能给应用社会科学,特别是决策科学,带来巨大的变革。

徐光春

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主任

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应该而且一定能够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

郭全中

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

国家行政学院

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本质变化的时代大背景是我国已经进入新时代,物质和文化生产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基本生产能力已经相对先进。对比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可以说之前主要解决的是“有没有”的难题,现在要解决的是“美不美、好不好”的难题。而要有效解决“美不美、好不好”的难题,既要为物质产品有机植入文化和价值观,又要生产出充裕的优质文化产品,更要通过提升全民文化素养来营造民主、自由、公正、法治、开放的社会环境。
生态
国际关系

赵可金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教授,研究领域:全球化时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全球化时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及其制度成长,著有《全球公民社会与民族国家》等

清华大学

上任9个多月之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启了他的亚洲之行,从11月3日到14日,特朗普出访日本、韩国、中国、越南和菲律宾等亚洲5国,并出席在越南举行的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在菲律宾举行的东盟首脑会议。舆论普遍认为,特朗普的此次亚洲之行,将是为美国新亚洲战略的定调之旅,从某种程度上也是新时代中美关系发展的里程碑。

赵明昊

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盘古智库学术委员

当代世界中心

从大历史的视野看,自1921年建党至今,中国共产党人一直以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为己任,办成了“革命”、“建设”、“改革”三件大事,如今正奋力做好“复兴”这第四件大事。站在国家发展的新的历史起点,谋划和推进“强国外交”是中国维护自身利益、拓展战略空间、树立国际威望、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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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世界大格局下,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之下,中国的经济政策必须寻求新的突破,以有效扩大内部市场。安邦咨询建议,中国政府可以考虑建设“成武轴心”,即连接长江中游地区(也是中国心脏地带)的两个重要节点城市——成都和武汉,两者组成一个发展轴心,即“成武轴心”。现在国内在战略目标上大都已经明确,关键是要在改革的基础上,放手让地方一搏,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安邦咨询的研究人员认为,外资撤离会对中国实体经济形成釜底抽薪的冲击,特别是当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会形成叠加效应时,这种冲击会更大。稳定在华外资企业特别重要。外资在中国遇到的问题,已不是税收优惠、土地优惠等“初级”问题了,而是涉及到竞争环境、政策环境、知识产权保护、公平竞争等“高级”问题。这也反过来对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和开放提出了更高要求。
中国商务部8月16日发布了一则消息:“应美方邀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拟于8月下旬率团访美,与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马尔帕斯率领的美方代表团就双方各自关注的中美经贸问题进行磋商。”这个时候,中美再度进行谈判引人注目。中美两国都应该看大处,而不是看小处。中国可能尤其是需要从大处把握中美贸易谈判。
在经历连续下跌后,8月16日美东时间中午11点左右,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收复6.86关口,涨幅扩大至1.3%,刷新日高至6.8541元,亚太盘初一度走软至6.9491元,代表日内大涨950点。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有望创下2017年1月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除了国内银行干预外,刺激人民币汇率上涨的因素之一是中美重开贸易谈判,中美重启贸易谈判对于近期焦虑的市场来说,是一大利好。
8月15日晚间,证监会进一步放开了外国人开立A股证券账户的权限,决定从9月15日起,在境内工作的外国人、在境外工作的境内上市公司外籍员工,都可以开立A股证券账户参与交易。但现在开放外国人炒A股,还有一些问题:一是人民币下跌,股市下跌,有多少外国人愿意马上炒A股?二是,我们需要通过开放政策吸引一批“洋散户”吗?三是不要期待放开政策马上会见效。
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称,联想集团发展遇到困难,非常“庆幸”在2001年对业务进行拆分,建立了投资集团联想控股。柳传志说,“联想控股保证了股东利益和员工利益;同时分散了联想集团业绩下滑带来的危机,提供了联想品牌可以延续的基础”。这意味着,联想品牌的延续,将不会以联想集团作为承载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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