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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韩大元

中国人民大学二级岗位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兼任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宪法学研究会会长

一、促进宪法秩序的恢复

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称“七八宪法”。尽管在规范形态上,1978年宪法保留了“左”的指导思想,但它为恢复社会主义法制奠定了必要的宪法基础,也成为改革开放的法制起点。

1978年宪法颁布前后,学术界为恢复宪法秩序,为重建民众对国家发展与未来的信心,发挥了重要的学术作用。由于1978宪法存在形式合法性与实质合法性之间的矛盾,这一时期的宪法学发展仍处于一种拨乱反正的“复苏时期”或者过渡期,宪法文本的价值与意义仍受到部分人的质疑。正因为出现社会价值观的冲突与矛盾,恢复宪法学研究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也是不少的。

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启了思想解放的序幕。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指出:

“未来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同年12月18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针,成为指导法制建设的基本理念,使法制发展重新回归宪法的轨道。同时,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化,为宪法学研究营造了良好的氛围,使宪法学从单纯的“政治性”话语中解放出来,积极承担为改革提供正当性、合法性的学术功能,促进宪法秩序的恢复和转型。

据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上搜索的信息,从1978年到1982年,所有篇名含有“宪法”的文章数量分别为1978年12篇、1979年4篇、1980年9篇、1981年26篇、1982年166篇。从论文数量来看,当时宪法学的研究成果是比较少的,这与法学研究处于蹒跚起步的状况是一致的。反映这一时期中国宪法学发展状况的代表性著作是许崇德和何华辉教授合著的《宪法与民主制度》。宪法学方面的论文主要有蒋碧昆先生的《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新时期的总章程》、张光博先生的《社会主义民主的伟大旗帜》以及许崇德先生的《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关于我国元首的理解》等文章。

田国强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高等研究院院长

在涉及改革方向和大政方针方面,当前急需统一思想,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各种思潮和误区太多,有很多步调不一致的情况,使得下面很多部门方向感缺失。我们只有从思想上、方向上进一步统一到市场化改革和全球化开放上来,促进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效协调,促进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激励相容,正确处理好目标与过程的关系,才能实现十九大所提出的使命、愿景、目标及其他任务。

黄奇帆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十二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重庆市原市长、复旦大学特聘讲座教授

中国资本市场再出发,就是要围绕中国资本市场晴雨表功能、投入产出功能、资源优化配置功能“三个弱化”的问题采取措施、深化改革、加以解决,就是要从长期的、经济的、法律的、制度性措施而不是短期的、行政的措施进行深化改革,要从体制机制性的角度进行突破,从基本面特性、基础性制度的角度进行一些纵深的研究,要从开放的角度把国际成熟市场中一些有效运行的基础性制度引进到我们的市场中。

任远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所长,受聘为上海市人口与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浙江省宁波市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专家委员会委员、浙江省绍兴市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委员等

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可以很大程度上吸收先行国家城镇化的经验和教训。通过对发达国家城镇化发展演化规律的认识,有助于为面临城镇化发展的问题提供有效经验。而发达国家的城镇化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一些不足,也能够提醒发展中国家在城镇化过程中实现预先性的应对。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具有社会科学的后发优势,有利于实现更加快速、更加良好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但发展中国家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也需要结合具体国情,探索具有发展中国家特点的城镇化道路。

李强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的发展中,智库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从某种意义上说,不理解美国智库,便无法理解美国政治。如果我们观察今天美国政治运行的话,便不难发现,政党在政策创意方面的角色愈来愈弱化,形形色色的智库愈来愈成为政策创意的发源地。政党充其量只是将相关智库的研究结果接收过来,加以修改或修饰,作为自己某方面政策的基础。

葛汉文

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现代大战略研究的重点在于从历史经验中分析昔日大国、强国兴衰起伏的案例,以期明确作为一门艺术而非科学的大战略之内在机理及实践意义。中国拥有大战略思维与大战略缔造的深厚历史根基,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行将结束之际,中国大战略研究的现实和历史意义重大,大战略研究者肩负重要使命。未来,中国大战略研究应注重聚焦当下情势、注重历史检讨和发掘中国智慧。

蔡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

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正处在加速发展时期。人口老龄化意味着传统意义上人口红利的消失,但如果能够正确认识老年人口对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政策应对恰当、改革措施到位,我们仍可以从变化了的人口年龄结构中挖掘人口红利的潜力,助力我国经济行稳致远。

克里斯托弗•A•麦克纳利

美国查明纳德大学教授

随着美中双边贸易中超过半数商品被加征关税,我们已迎来一场全面贸易战,并且无论美国还是中国似乎都不太可能让步。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威胁要对所有出口到美国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同时中国政策制定者们也开始探讨对美国进口商品加征差异性关税,即对那些中国可以轻易用其他国家进口替代的美国商品加征高关税。中国和美国经济融合的无序决裂——“中美国”的终结——已隐约可见。这令美国与中国之间爆发首次“霸权对决”的风险上升。

倪世祺

哈佛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环境项目执行总监

何文胜

哈佛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环境项目经济学家

处理搁浅资产和实施挑战既得利益的电力行业改革,很可能是能源政策制定者的头等大事,这会分散他们实施二氧化碳ETS和电力行业减排的注意力。但是,如果中国向清洁电力的重大转型想获得真正的推动力(同时也是为了令ETS的碳定价如预期那样发挥作用),那么首先要做的就是必须正确实施电力行业改革。

邵宇

金融学博士,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陈达飞

东方证券高级研究员

在贸易问题上,莱特希泽是个实用主义者。他认为,使用保护主义措施——让政府通过威胁阻止出口来保护国内产业——不仅切实可行,而且完全符合保守主义的传统。他非常排斥WTO等多边协定对美国的掣肘,或者说,莱特希泽根本没把WTO放在眼里。他曾说,在我们美国人前面摆着的,无论是自由贸易协定还是WTO,这些条款都是我的权利,当我不需要这些权利,或者内容对我不利时,我就会选择结束契约关系。”

陈伟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

石颖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

陈伟伟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

2018年,中国内地的竞争力总排名是第28位。中国内地的首要竞争力优势表现在巨大的市场规模上,位列第1位。宏观经济稳定性也是中国的一大竞争优势,在债务规模可控范围内,中国通货膨胀率较低,位列第1位。当前,中国有待进一步改善的重点领域集中在促进国内外竞争(第55名)、优化制度框架(第65名)、解决劳动力市场的各种低效和僵化(第69名)、为企业提供更公平的竞争环境等方面。

黄文礼

博士后,研究员,浙江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

杨可桢

浙江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

在网络借贷领域,由于部分互联网公司缺乏金融从业经验,对金融风险的认识不足,不具备相应的风险管控手段和缓释能力,在标的项目出现问题时,往往出现大面积违约,产生的经营风险和信贷风险有可能成为区域性或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隐患,对地区金融稳定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如何缓释风险,高度警惕风险事件进一步出现,严防发生系统性风险成为了互金公司参与各方和监管者的重要任务。

张锋

中国南海研究院兼职教授

特朗普对华经贸策略的逐渐成形——不妨称之为“轴辐施压”策略。如果美国把世界主要经济体——除了北美,还需欧盟、日韩、印度等——通过双边贸易协定的方式与其捆绑,并通过不同类型的“毒丸”条款孤立中国,那美国的胜算将大增。孤立中国的策略重点将是亚太国家。这一“轴辐施压”的做法兼具策略性与战略性,是当前中国对外经贸关系的头号威胁。

张幼文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研究员,主要著作有《比较经济政策》《价值增值论》《体制竞争》等

中国开放型发展道路是通过一系列重要的战略节点来实现的,具有深刻的理论创新意义。四十年的实践证明,对外开放是通过一系列战略节点来推进和实现的。全球化经济规律证明了中国开放型发展机制的理论内涵,证明了推进自主创新的必然性。当前,中国对外开放面临新的课题,包括“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高质量发展对开放的要求,应对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等,全球化经济理论为中国的开放型发展模式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

刘守英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刘守英教授,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主任,研究领域为制度变迁、土地制度与发展经济学

中国已经从以农为本、以土为生、以村而治、根植于土的“乡土中国”,进入乡土变故土、告别过密化农业、乡村变故乡、城乡互动的“城乡中国”。在城乡中国阶段,一方面是农民的高度异质化及其与乡村的经济社会关系发生分野,农二代引发代际革命,农业走向劳动集约和多功能化;另一方面是要素在城乡间配置活跃,城乡分工与融合增强,乡村在分化的同时也迈向业态、产业、功能多样化。

受访者:贾康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采访者:孙芙蓉

宏观调控两大政策,货币政策更多偏重于总量调节,财政政策在配合货币政策总量调节的旁边,要更多地发挥结构优化的功能——这就可以做一个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应的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多强调我们现在的矛盾主要方面是结构失衡,而结构失衡的解决需要在两大政策配合保持一个总量环境比较可接受的情况下,更多地考虑区别对待。

单文华

西安交通大学法学院院长,长江学才讲座教授

王朝恩

西安交通大学丝绸之路经济带法律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助理

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各国现有投资条约体制以双边投资条约为主,在整体对外投资条约政策方面呈现出先热后冷的态势。在区域内部,丝绸之路经济带各国之间已初步形成比较完整的投资条约网络,但存在有关条约条款相对略显陈旧、投资条约的"意大利面碗化”效应等问题。进一步完善丝绸之路经济带投资条约体制,应坚持在求同存异、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创新合作模式,探讨适当的形式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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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对“国进民退”的分歧很大,许多人根本不承认存在这一问题。在中国经济环境里,存在着两类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产业部门——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两类经济部门从原理上看根本无法互相竞争,一类是管人、管事为主的,一类是搞商品生产为主的,但现在却必须相互竞争。这样一来,民营经济只能从国有企业那里拿资金、拿项目。这种依附走到极端,结果就是民营企业国有化。
习近平主席10月20日给民营企业家回信指出,改革开放40年来,民营企业蓬勃发展,民营经济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民营经济的历史贡献不可磨灭,民营经济的地位作用不容置疑,任何否定、弱化民营经济的言论和做法都是错误的。习近平强调,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是党中央的一贯方针,这一点丝毫不会动摇。
外媒认为新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的“毒丸”条款,将对中国在国际市场的对外合作形成“孤立”,而目前已有迹象显现。有报道称,中美贸易战和英国脱欧进程的缓慢,导致两国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陷入停滞。美国政府的贸易政策也给英、中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带来阻力。而加拿大与中国在2016年便同意开始的自贸协定试探性协商,至今并未取得任何进展。
2008年的金融危机检验了欧洲经济体制、金融体制。作为有经济差距的国家联盟,相比于单一的大国(如美国),其经济体系和金融体系的抗压能力仍然不足,金融危机震出了欧盟的“原形”。而目前欧洲银行系统超过8000亿欧元的坏账则是一种风险信号。面对全球贸易战以及美国经济的不确定性,欧洲经济可能长期低迷,其退出宽松政策很可能面临挑战。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10月21日表示,对修改美国对汇率操纵国的认定标准持开放的态度。目前考虑两种修改方法:一种是根据1988年贸易法案对汇率操纵的广泛定义来认定汇率操纵国;另一个方法是改变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存在竞争性货币贬值的标准。目前看来,特朗普政府未来很可能将汇率操纵国的认定标准门槛降低,这样就更容易挥舞汇率制裁的大棒。
由中国融资的从肯尼亚港口城市蒙巴萨到乌干达边境的铁路,堪称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非洲演变过程的缩影。不过,中国为第三期工程融资时,则要求展开更详细的可行性研究,“以证明商业可行性”。中企的这种变化,也反映出中国国家领导人今年在中非论坛上的讲话精神——中国在非洲投资和放贷将采取更具针对性的策略,“要把资金用在刀刃上,不搞花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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