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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蔡昉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一、 引言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世界商品和服务贸易出口的实际增长率,除个别年份波动之外,始终高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这充分说明了我们所处的经济全球化时代特点。因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世界贸易总量于2009年骤降之后,2010年和2011年都得到恢复性的增长,也大大高于GDP增长速度。然而,自2012年以来,世界贸易增长率持续低于GDP增长率。诸如全球经济增长疲软等需求侧经济因素以及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转向内需驱动等供给侧经济因素,可以或多或少地解释世界贸易的减速,然而,全球性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应该是产生这一现象的重要的政治经济学因素。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贸易下降或许是在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反全球化的政治生态致使经济全球化受阻的一个特征性表现。与此同时,全球资本流动数额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从2007年的峰值水平上骤跌。

这种现象不难理解。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纷纷设定新的贸易壁垒,其中,作为最发达经济体的美国以及德国和英国就分别出台了数百项措施。诸如此类的政策变化也反映了西方国家政治结构的变化,即以反对全球化为核心主张的政治民族主义化和民粹主义化,并迅速演化为非合作性的反全球化策略。截止到2016年,这种趋势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而且呈现政治上的极端化与指向上的趋同化并存的新特征。欧洲民粹主义在政治上节节逼近,形成遏制接受移民(难民)、阻碍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退出国际一体化机构等反全球化浪潮,其中,英国公投脱欧只是在可以预见的逆全球化事件中最具新闻性却远非完结的一桩而已。无怪乎人们说:英国脱欧并不出乎意外,问题在于“谁是下一个”。

政治经济学可以很好地解释这种现象。全球化本身并不是利益中性的,最初人们看到的是发达国家及其政治经济精英和智囊们主导着全球化,使其朝着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方向演进。不论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国际金融与贸易机构,还是欧盟这样的一体化共同体,做决策的都是那些握有生杀予夺权力的大国,由代表这些国家的财政部长、中央银行行长和贸易部长行使权力,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不能从全球化中均等获益。进而,人们又发现,发达国家中主宰利益安排的实际上是跨国公司和其他代表资本的利益集团。不难想象,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和低收入家庭同样未能从全球化中获益。

中国应对国际经济格局变化的战略选择

执笔:隆国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党组成员,研究员

张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研究员

王金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

赵福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调研员、研究员

面对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 中国要充分利用大国优势,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主动营造外部环境。同时,要适应中国比较优势转换,充分发挥本土市场优势、人力资本优势、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优势,加快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大力吸引全球生产与创新资源、高端制造与现代服务产业,增强创新能力,培育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进一步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确保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李超民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首席专家

在当代美国财政史上,联邦政府因财政困难关门司空见惯,其中在特朗普执政前的几十年中,关门时间最长的是1996财年的21天。联邦政府关门影响很大,毕竟有几十万人被强制休假,政府对外活动被迫减少甚至完全停止,经济活动也会受到影响,而且关门事件在未来的循环累积影响可能更大。那么美国政府为什么会关门?政府关门的法律依据和法律程序是怎样的?政府关门的成本如何?中国从中可以得到哪些启示?

杨凯生

工商银行原行长、银监会特邀顾问

这些年来各类企业包括民营企业、小微企业所谓的融资难其实质都是在于企业不同程度地缺乏本钱(资本金)。而企业资本金不足的原因又在于我国各类企业的所有者(出资人),包括国有企业的出资人也包括一些民营企业的出资人长期以来没有意识到办企业、做生意是一定要有本钱(资本)的;企业本钱(资本)不足,补充不及时,就只能主要靠借债过日子;借钱过多,负债率过高了,还本付息的能力一定是要下降的;而还债的能力下降了,再想借钱、再要融资就会越来越难。

刘海涛

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而运用社会主义制度治理社会主义国家是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一个全新的课题。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简言之就是依法治国。实现这个目标,既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也要通过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和全面从严治党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并且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林毅夫

著名经济学家、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

新结构经济学倡导的是用新古典的方法来研究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与其决定因素。现代经济增长从本质上来讲是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其背后则是经济结构不断变化从而导致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研究金融结构,认为金融结构要服务于实体经济,就必须跟实体经济的结构特性相符合。

徐瑾

FT中文网财经主编

日本经验证明无论强调财政支出的凯恩斯主义还是强调加大货币供应的再通胀派都无法取代结构政策。更重要的是,无论刺激派还是改革派观点对错都不是要点,要点在于需要容许不同意见存在,形成经济政策观念博弈市场。结构性改革是一位见效慢的苦药,并非立竿见影的神奇药丸,甚至可能带波动。对于政党政治而言往往依赖有强大执政基础的领导人,但是能够采取结构性改革的政治家,必然是有远见的政治家,短视的人往往只在乎眼下,根本不会在乎下一个十年的变化。

朱敏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孙中源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

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进入世界500强企业数量不断增长,但企业竞争力还存在一定差距。中国油企规模庞大,并且从人员投入来看,与国际油企的差距正在缩减。但是从行业整体来看,科技投入严重不足。中国油企规模庞大,并且从人员投入来看,与国际油企的差距正在缩减。但是从行业整体来看,科技投入严重不足。

马晓河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在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农业现代化是重点,也是国家现代化的优先项。当前,我国既是农业大国, 又是典型的小农经济拥有国家。实现小农经济下的农业现代化,必须遵循小农经营特点,选择可行的农业现代化路径。农业现代化就是用现代物质技术要素(包括人力资本) 替代传统要素投入,使农业由传统产业部门变成现代产业部门的过程。

余逸霖

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宏观分析师助理

近年来,在需求结构中,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投资拉动逐步转变为主要依靠消费拉动。2018年,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6.2%,比上年提高18.6个百分点,远高于资本形成32.4%的水平。在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的情况下,既需要发挥投资在稳增长中的关键作用,更需要密切关注消费增长的新特点、新变化,充分释放国内市场需求潜力,发挥消费在稳增长中的基础性作用。

陈明明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政治学系系主任,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政府与政治、当代中国政治史研究、政党与国家建设专题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政治存在着集权与分权的双重逻辑,与此相应的是呈现出党治和法治各有差异的治理重心和体制性特点。集权逻辑倾向于支持党治的治理形态,分权逻辑倾向于推行法治的治理方式,对于国家治理而言,两者间既存有紧张,亦具可调适性兼容性。在相当长一个时期,由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复杂性、艰巨性及其对集权逻辑的内在需求,党治仍是国家平稳发展的保障和推动现代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杠杆。

薛力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室主任、研究员

中国应追求什么样的未来秩序?是更为地区性的还是全球性的?与现行国际秩序是什么关系?这不仅事关外界的关切,更事关中国的长远前途与命运。答案是,这个秩序必须具有如下特点:首先,必须与现行国际秩序相兼容;其次,必须具有鲜明的中华特色;再次,必须不超越其能力界限。

王雷

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从2017-2018年看,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呈现四个方面特点:第一,周边大国战略竞争态势持续上升;第二,周边一些热点问题有所降温;第三,部分国家对华态度出现积极转变;第四,中国与周边国家与在推进地区合作机制上取得积极进展。总的来看,中国周边安全形势日趋复杂多变,但在可见的预期内,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总体保持相对稳定的格局料将持续。

黄志龙

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

朱丽娜

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实习生

许多学者对中国数据进行检验后得出结论:中国近30年来休闲时间增加,对居民消费增长和经济增长都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理论上,这可称之为“休闲经济学”。中国的带薪休假制度应进一步完善,真正落实到法律层面上来。可以考虑恢复“五一”长假、延长春节休假等其他休假方式,增加法定假日数量,缩短与其他国家的差距。

王军辉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反贫困政策实验室副主任

早期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和贝克尔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并认为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起着关键性作用,这一观点已得到经济学界的普遍认可。2018年诺贝尔奖得主罗默的主要贡献即论证了人力资本和创新在长期经济增长中的突出作用。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得主赫克曼,在近十余年间所开创的新人力资本理论,强调早期人力资本投资在人力资本投资中的关键作用。我国经济增长模式正从要素投入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迫切需要更大规模和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存量,并提高人力资本的投资效率和利用效率。

赵军利

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

贾德刚

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

黄辫辫

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

经济学家预期2019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为6.30%,就业形势基本稳定,物价温和上涨,经济运行将继续保持在合理区间。经济学家建议2019年财政政策积极发力,货币政策松紧有度,有效防范化解风险,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加快改善民企营商环境举措落地见效,激发微观主体活力;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应对外部经济环境恶化;期待政府职能转变、财税体制和垄断性行业改革取得重大突破,持续增强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

刘保奎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总的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与中国的改革有着内在的逻辑一致性,从开放起步,走出了一条以开放促改革、渐进推进的发展轨迹。在此过程中,改革既是城镇化的动力,城镇化又持续地倒逼新的改革,除了推动土地制度、住房制度的改革外,中国的城镇化还推动了城市规划管理制度、行政区划制度等有关改革,持续推动着城乡关系的深度调整,共同形成了城镇化的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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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世界存在自由交易和集中控制两种交易体制,而这两种交易体制实际是两种资源管理体制。从非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实际就是对要素和资源的管理模式,关键在于对要素和资源的控制权。从古罗马的历史看,这两种资源管理体制都会造成危机,尤其以集中控制所造成的危机最为厉害。自由交易也会导致危机,但危机往往可以通过大量的财富损耗为代价来熨平和冲销。历史显示,只要不走向极端,保持克制,则大致都可维持社会的均衡发展。
国内1月信贷增加3.23万亿,同比多增3284亿;社融增量4.64万亿,同比多增1.56万亿,且均为历史最高值。中国央行官员表示,从历史规律看,1月份是全年贷款投放最多的月份;考虑到春节因素,应把1、2月份甚至一季度的数据统筹考察,不宜对单月数据过度关注。而1月新增贷款与实体经济的需求是相匹配的,属于合理水平,不是“大水漫灌”。央行官员还表示,货币政策并未转向。
人口增减变化代表了市场需求变化,从趋势来看,中国城市人口增长总体呈现“南快北慢”趋势,新增人口占比,南部为78.7%,北部为21.3%。华南城市几乎全面扩张;华东城市扩张、饱和各占一半;华中、西南、西北的核心城市、扩张趋势明显,而中小城市饱和或收缩,东北城市出现极端分化,53%的城市扩张,41%的城市收缩,人口向核心城市转移的趋势明显。
一项涉及149.2万亿元中央国有金融企业资产重整的行动已有迹象可循。监管部门正考虑采取划转、出售等方式,将部分央企旗下的金融资产进行整合。这与此前非银行金融机构频繁爆雷有关。监管层从2013年开始就资本脱实向虚,限制央企并购金融企业的行为。2018年以来,实体经济困境和近一半央企主营业务亏损,令防范系统性防范金融风险显得更为重要。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即将公布。据了解,香港要融入国家发展的大局,将侧重研发和金融等服务,并继续提升于国际仲裁及航运枢纽的地位。消息人士预料,大湾区规划将分两个阶段发展,中期规划是于2022年前打好连接湾区各市的基础;长远会在2035年前有更多便利大湾区各城市居民流通的措施,并在2035年完成整个湾区建设。香港有关人士估计,今后需要研究推出“大湾区签证”,方便想到大湾区工作或投资的外国人士。
中国央行官员日前在国内某论坛上称,目前的政策文件没有反映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问题,国内大部分政策文件是由处长们起草的,但在交流时会发现各部门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存在分歧。分歧可能源于认识上的差异,也可能是基于部门利益考虑,很难协调一致。处长们没有调整立场、相互妥协的权力,只好把有分歧的问题从政策文件中拿掉。此外,还存在立法部门化现象,行政部门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无法真正体现市场化和法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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