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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夏怡然

温州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陆铭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上海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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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随着经济的现代化,中国出现了城市大型化趋势,人口逐渐向少数都市圈和城市群集中。于是,社会各界又出现了一些似是而非的倾向,认为需要并且可以用行政的手段来抵消这种趋势。一方面,一线城市加强了对城市人口规模的控制,设置较高的落户门槛,限制外来人口的流入,甚至通过“以业控人”“以教控人”等方式减少城市内部的外来人口数量。与此同时,二三线城市纷纷降低落户门槛,甚至推出许多针对高技能劳动者的优惠政策,打响了人才争夺战。这些行政性的人力资本均衡政策,也许可以在短期内影响人口的空间分布,但当行政性的手段弱化,在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下,人口流动是否又会回归到原有的路径,依然向少数都市圈和大城市集聚呢?

当前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和人口都集聚在少数大城市或大都市圈,越是发达的国家人口集聚程度越高,而且集聚的趋势还在加强。人口空间分布和城市体系的演化有其内在的规律,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改变人口空间分布的尝试,但从未成功过。俄罗斯在苏联计划经济年代就曾经实行过生产力均衡配置和人口均匀分布的政策,但在市场经济转型后,俄罗斯的人口分布又恢复到西稠东稀的历史格局。在中国历史上也曾经发生过对人力资本的行政性空间调整,包括20世纪50年代的“高校搬迁”运动,以及计划经济年代的“三线建设”,这些行政主导的人力资本均衡政策虽然曾经对受益城市的人力资本积累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作用在逐渐弱化。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中国形成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东南沿海地区因为地理区位和自然条件优势,使得其人力资本回报提升,并吸引了更多高技能人力资本,城市间的人力资本空间分布又逐渐向历史上的人力资本空间分布回归。本文以史为鉴,通过研究和总结中国历史上人力资本均衡政策的长期效果,为当前类似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效果提供参考依据。

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二部分从理论上分析人口分布、城市体系以及人力资本空间集聚的内在规律,并探讨什么样的人力资本干预政策是合理的。第三部分比较分析历史和现代的城市人力资本空间分布,特别针对20世纪50年代的“高校搬迁”运动,展现了其对人力资本的空间分布造成的影响及影响的持久性。第四部分讨论改革开放之后,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回报和地理条件在人力资本空间集聚过程中的作用,解释为什么行政性人力资本均衡政策难以持续。第五部分总结本文的政策含义。

胡月晓

上海证券研究所首席宏观分析师、高级经济师

股市有谚: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不过这个谚语在中国已经很久没得到验证了。自最近高点(2018年1月29日上证综指3587点)回落以来,中国股市和经济间的背离走势就一直持续,且呈扩大趋势:经济走稳向好态势日益明了,股市梯阶下行跌跌不休。对于中国股市的疲弱表现,市场有诸多解释,贸易战、去杠杆、海外货币退出,是三种最流行的基本解释(当然还有技术面上的线段分析)。这些流行解释,其实都经不起推敲。

沈建光

瑞穗证券亚洲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客座教授

特朗普的不可测性让善于理性分析的经济学者们屡屡感到沮丧,让奉行多边主义的各国首脑、国际组织领袖倍感头疼,甚至连特朗普同僚也往往因其出其不意而经常深感不安。自特朗普上任以来,一系列不按常理出牌搅乱了全球市场秩序,重塑了区域关系,如发动一场全球范围内声势浩大的贸易战,与传统盟友关系降至冰点的同时,又与朝鲜谈判取得重大进展,这些重大变化在一年前是难以预料的。

黄琪轩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兼职研究人员,上海市政治学会理事

世界政治中的领导国与挑战国之间的权力竞争是推动世界重大技术变迁的重要动力。具体而论,国际权力格局的变化会影响大国竞争,而在权力转移时期,领导国与挑战国之间的权力竞争尤其显著,因此,技术进步也会更密集地出现。国际权力变迁的这一视角不仅可以解释重大技术变迁出现的地点,即往往出现在世界政治中的领导国和挑战国;还可以更好地解释重大技术变迁出现的时期,即在世界政治的权力转移时期。

谭贤楚

湖北民族学院教授

胡容

湖北民族学院研究人员

《十三五规划》的出台,将“易地扶贫搬迁”上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它不仅是消除贫困的重要举措,还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具体实践,虽然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受到了来自“政府方面、搬迁户、环境变化”等各个方面的制约,但仍然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对民族山区乡村的贫困户摆脱贫困、贫困村消除“贫困村称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是目前实施“精准扶贫”的一种重要的有效手段,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尹兴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干部

机关事务管理工作是政府工作保障机制的重要内容,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赋予机关事务部门的职责任务和要求来看,机关事务部门既要有效保障各级党政机关正常运转,又要管控约束各级党政机关非理性的行为活动,使有限的财政资金得到有效的组织配置,真正“把好钢用在刀刃上”。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机关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政府改革创新发展的内在必然要求,重点是要协调处理好大与小、单与多、统与分、权与法、稳与进五大关系。

杨志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这一次修正,不同于1994年以来历次的小修小补,是个人所得税制从分类所得税制走向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所得税制。这意味着个人所得税的计税方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意味着个人所得税制更加重视个人和家庭的个性化因素,这意味着个人所得税制和个人(家庭)的联系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密切,这意味着个人所得税的征管模式将发生重大变化。

李玉顺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

在“互联网+教育”生态发展的推动下,互联网正为“能者为师”、“愿者为生”的学习型社会开辟全新领域,全社会需要以更宏大的理想、更高远的视野、更开放的协同、更积极的创新、更务实的实践迎接“互联网+教育”时代。展望21世纪我国全民的教育和学习,教育现代化发展必将带来更有质量、更加公平、更为有用、更可持续的教育,亿万人民群众更满意的教育。

王勇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中美经贸摩擦的发展关系到一个更大的问题,即中美是否能够克服“修昔底德陷阱”及合作建立一个“世界新秩序”的问题。中美之间到底是选择迎头相撞还是会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中美之间加强对话,克服战略信任“赤字”是关键。对美国来说,主要的挑战是如何正确处理与中国这样的新崛起大国的关系。对中国来说,最大的挑战是如何以适当的方式对待美国这一守成大国?

周小川

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

与2008年时应对金融危机所提出的想法、政策相比,实际做到的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一个是有些政策机制存在争议,还有一个就是有些想要出台的政策和机制确实和经济复苏有一定的冲突。所以,这会带来一些犹豫不决或者在时间选择上适当拖后。现在已经过了十年,有些政策还没有出来。我们应该去回顾一下还有哪些需要做,这些做法会对于国际金融治理体系改进,以及防范下一轮全球经济危机有重要作用。如果不做的话,真是没有把握说下一轮危机会不会再来。

夏磊

恒大研究院副院长兼首席房地产研究员

房地产政策的分析框架: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户籍政策决定人口的分布,进而决定住房需求。土地政策决定住房的供给。金融政策决定需求的释放。行政措施短期效果直接,但不解决根本矛盾。房地产调控的问题:重行政手段轻经济手段,重抑制需求轻增加供给、重短期调控轻长效机制。政策切换加剧市场波动。住房制度的价值取向有待明确。

周天勇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一个国家没有经济和科技实力,即使有高超谈判技能的外交家,有普通的战船导弹,也不可能在谈判桌上博得更多的利益,更不可能在战场上获得最终的胜利。面对中国国内的一些经济问题和美国对中国贸易摩擦冲击,考虑做强自身经济实力的方面,在应对思路、调控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和促进发展诸方面,需要科学认识和正确处理八大关系。

甘犁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院长,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

个税法自1980年出台以来第七次大修,也将迎来一次根本性变革: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和特许权使用费等四项劳动性所得首次实行综合征税;个税起征点由每月3500元提高至每月5000元(每年6万元);首次增加子女教育支出、继续教育支出、大病医疗支出、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等专项附加扣除;优化调整税率结构,扩大较低档税率级距。个税法第七次大修最值得关注的点在哪里?

张蕴岭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特聘教授,第十、十一、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外事委员会委员,专长于国际经济和国际关系问题

原本亚太要走向统合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自由与开放的区域大市场。在实际发展中,却呈现“多轮驱动”与“多向驱动”。亚太地区正发生新的转变,构建一个紧密联系的亚太大市场看似变得不现实。与欧洲不同,亚太区域链接存在裂缝,区域整体机制化构建没有形成,区域认同性并不强。从政治安全领域来看,亚太地区的分割还会持续。关键的问题是,力量对比结构的变化是否会加剧战略竞争,甚至对抗。中国对亚太地区有着复杂的认知,中国利益定位和责任是世界的,但有着特殊的区域认知,是把区域关系与秩序构建置于世界新关系与新秩序的大视野下来定位的。

张金凤

浙江农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李勇华

浙江农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

一个新的统治政权为构建社会秩序维护阶级统治,一般采取梯次演进的三种治理方式,呈现出三种治理型态:强制性的规则治理,愉众性的文化治理,德化性的价值(观)治理。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农村基层社会的治理也经历了这样三种治理型态。从“撤社建乡”之初的“村规民约”的治理,到后来的“公共文化(体)”的治理,再到新世纪各地纷纷打造村级文化礼堂,力求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场域和培育基地,标志着基层社会治理进入价值治理的新阶段。

杨晓燕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解晓燕(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通过历史比较,可以发现目前美欧之间的纷争既有历史分歧的延续,又有美国新政府政策的诱因。根本原因是随着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欧盟实际上已经成为美国霸权的重要竞争性力量,美国则试图维持其霸权地位,是一种结构性冲突。

冯玉军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主任

2018年5月7日,普京再次踏着红地毯进入了克里姆林宫,开始了他的第四个总统任期。在总统就职典礼上,普京提出了未来从2018到2024年这六年间俄罗斯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可以看到,在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恶化的背景下,普京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俄罗斯国内的经济发展与社会政策上。那么,普京提出的战略目标是否能够得以实现?未来俄罗斯的发展走向如何?在新的历史时期,中俄关系应该秉持怎样的原则并走向何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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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近日考察时指出:“要大力促进农民增加收入,不要平均数掩盖了大多数,要看大多数农民收入水平是否得到提高。”说一千、道一万,解决三农问题关键看农民收入。其中,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是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方式。从2017年开始,国内力争用3年左右时间,到2019年底完成集体资产确权,开展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
美国商务部6月20日宣布,经美国本土企业申请,中国、日本、瑞典、比利时以及德国的42种钢铁制品可获得高额关税豁免权;同时驳回了56种钢铁制品豁免关税的请求。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表示,美国政府已收到2万余件请求豁免钢铁制品高额关税的申请。此前美国在关税问题上意外主动“示好”,显示美国的态度有所松动。
国内近年的产融结合成为热点,部门、地方和企业都愿意推动。财政部金融司司长王毅称,我国中央企业同样热衷投资金融。截至2017年8月,国资委监管的101家中央企业中,有三分之二以上都在开展金融业务,有一半左右把金融纳入业务板块,有23家至少控股一家金融机构。很显然,央企是国内产融结合的急先锋。
美国与欧盟在贸易关系上的纷争,为美国与欧盟的关系增加了新的分歧。在一系列修复关系的尝试失败后,欧盟开始考虑如何“把欧洲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正在美国访问的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6月19日说,欧美关系正遭受冲击,带来的损伤“可能无法修补”,他敦促美国政府不要把世界视为“人人对打的拳击台”。
虽然多次出售外汇掉期合约,仍未能彻底阻止巴西本币雷亚尔的跌势,巴西央行终于“认输”了。巴西央行行长Ilan Goldfajn表示,只要外汇市场和利率市场有需要,央行就会确保流动性足够充裕,甚至不惜动用外汇储备。但如果巴西拍卖的外汇掉期合约以美元结算,可能根本没有足够的美元来满足兑换需求。换句话说,巴西央行可能无力偿还。
欧盟商会最新发布调查报告,受访在华欧洲企业在2017年均有较良好的财务表现,但也有企业抱怨中国的网络使用环境不便,近6成企业希望中国更好地进行市场开放。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称,欧洲在华企业表达了一些关切,如法律法规透明度、执法一致性、市场准入、投资限制等问题。高峰称,我们将继续努力,不断提高投资便利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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