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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7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目前,在应对新冠肺炎冲击的政策讨论中,有关“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争议显示出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些分歧。这个分歧实际上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普遍存在。在美国等国家政策的关注点在于以财政借款向普通居民发放援助的全面基本收入政策的分歧。无论是财政赤字货币化还是全面基本收入保障的问题,实际上都反映了传统货币政策框架正在失去效力,宏观经济政策都在试图以不同的形式进行新的尝试,以应对新的经济环境。

目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争论的背后,是第三类货币政策(MP3)和现代货币理论(MMT)作为不同的理论支撑。即“货币政策财政化”与“财政政策货币化”的不同。人民银行国际司课题组在2019年6月曾系统的梳理了货币政策财政化的变化和影响,讨论了MP3和MMT的区别和特征。实际上,从整体政策的角度来看,无论是MP3和MMT的讨论,还是“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争议,都反映了各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实际上都走向财政化的大趋势。

就传统货币政策而言,实际上是通过货币的价格和数量的调节来实现对经济的影响。央行的研究认为,利率调控和货币数量的调整是当前央行调控经济的主要手段。金融危机前,传统的货币政策(第一类货币政策,MP1)以利率作为最重要的货币政策调控工具。金融危机后,各国央行则普遍采取了量化宽松的QE政策和负利率政策,则可以归为第二类货币政策(MP2)。

MP3的本质则是货币政策财政化,货币政策进一步走向直接的金融资源分配而扮演财政政策的角色。传统上,货币政策通过调节资金价格和供应间接影响总需求,而MP3是央行代行财政支出(购买金融资产、向特定企业发放贷款),或直接支持个人支出(向个人提供贷款或援助),从而直接作用于总需求。其直接作用于支出环节,刺激消费和投资,对经济的影响更直接。央行的研究总结了MP3的多种形式,根据获得资金主体和资金投放方式可分为“赤字货币化”、量化宽松支持财政赤字扩大、印钞直接投放给私人部门、大规模债务减记等不同类型。

而MMT实际上强调的是以财政来替代央行实施宏观政策的调节。其主要观点是以财政政策作为调节经济的最主要工具,通过调整财政收支(税收调整、支出调整等)来管理总需。其认为政府债务增加的唯一风险是通货膨胀,如果过度支出导致资源紧张并出现通货膨胀,可以通过税收进行调整。

回顾金融危机后的十年中货币政策的走向,MP2实际上对各国经济走出危机发挥了重要作用,避免了类似“大萧条”的再次发生。但随着QE的实施和负利率、低利率的货币环境的不断扩大,全球经济出现了新的变化,国际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越来越形成相对独立的循环体系,与实体经济日益脱离;同时,货币的传导机制的不平衡越来越严重,央行>金融机构>企业>个人的货币传导链条逐渐失衡,金融资源越来越倾向于资产持有者而不是普通民众,货币宽松带来的资本过剩使得全球资产泡沫化的程度日益严重,而实体经济在生产过剩的情况下难以提振有效需求,使得通胀水平保持低位。在这种情况下,由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带来的新一轮经济危机迫切的需要新的政策框架来实现经济和金融的复苏。

李湛

中山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美国限制华为升级,打击力度和针对性显著增强。5月15日,美国商务部宣布限制华为使用美国技术和软件在美国境外设计和制造半导体的计划,此次限制较2019年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的限制在地域范围、涉及产业链环节以及严格程度均显著提升,且针对性更强。美国限制升级或将冲击华为部分业务,长期加速半导体国产替代。短期来看,由于在半导体设计软件、设备等领域难以实现国产或非美厂商替代,华为部分业务或遭受较大程度冲击。长期来看,在国家政策大力支持以及产业迫切需求双重因素推动下,半导体产业的国产替代有望加速,利好国内半导体产业发展。

姚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新冠疫情的挑战应该是短期的,只是对一些长期的趋势可能有助推作用。中国真正要面对和思考的长期挑战是来自中美之间所谓的新型冷战。我个人认为,新冷战已经在发生,而且始于特朗普上台。关于新冷战的定义,个人将其概括为意识形态、地缘政治、技术三个方面的中美竞争甚至是对立。具体而言,中美技术和地缘政治方面的竞争甚至是对立早已发生,中西方意识形态的对立是在这一次疫情过程中加速发展。回顾西方在中国疫情过程中的心态变化,可以看到这一加速过程。

刘元春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经济学院教授

采取赤字货币化有很多严格的条件,包括:一是货币政策处于流动性偏好陷阱之中,难以通过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来达到救助目的,必须通过财政政策的扩张来推进各种救助举措。二是财政政策扩张的空间已经没有,必须采取大规模的赤字政策,并且政府赤字扩展难以通过常态化的市场销售来完成。三是市场利率已经很低(通常为零),国家通过财政债务融资与央行进行货币发行融资的成本负担基本相当,利用央行发行现金的负债替代财政赤字负债具有等价功能。四是必须修订各种包括《中央银行法》在内的法律或启动各种例外条款,允许政府突破赤字上限并允许央行直接进入一级国债市场购买国债。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7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在美联储和美国政府的一揽子救助计划得以实施之后,尽管美国经济的情况仍日益严重,美国正遭受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就业危机,但资本市场得到了快速的恢复,到4月底,标普500指数已经从年内的低点上涨了30%。很多投资者都对资本市场产生了乐观的情绪,认为在美联储的超级货币宽松政策下,资本市场仍将能够摆脱疫情的影响,率先恢复繁荣。但实际上,由于美国经济的危机在疫情影响下会持续,其带来的金融风险也会不断集聚,引爆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反而还在增加。

秦宇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博士后

李钢

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2020年2月5—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China Economist》的调查认为,疫情对中国经济短期影响显著,但长期影响有限。宏观层面,一季度经济下滑明显,民生受到较大影响;中观层面,服务业是本次疫情受影响的主要行业;微观层面,小微私营企业及个体经营者是受疫情影响最大的经济部门。为缓解疫情给中国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短期刺激政策应给予个体经营者及小微企业更多扶持,通过金融、财政等手段支持其现金流不断,帮助其度过困难期。长效机制政策应着眼于建立高效的疫情应急处理能力和健全的公共卫生体系,提升政府执政效率。

马艳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杨晗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为研究政府的教育投入政策对家庭行为的影响,我们建立了一个包含家庭、房地产商和政府的三部门模型。模拟结果显示,假如政府将教育投入向重点学校倾斜,将导致:(1)教育级差地租增大,即重点学区房的溢价升高;(2)家庭都倾向于购买更好的学区房,导致“争抢好学区”的现象;(3)后代的收入不平等拉大,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的收入差距扩大,社会的总体收入水平下降。

赵通

清华-卡耐基全球政策中心研究员

一种观点认为,大规模核武器可以使中国获得国际社会的敬重,这种观点在一般民众中相当流行。但是国内还少有深入讨论核武器究竟会如何影响中国的国际声誉,也没有具体区分敬重和惧怕两个不同概念。在防止核扩散体制已经形成的今天,大力扩张核武器也许会带来更多的惧怕,而不是敬重。在中国的常规军事实力正全面超越美国之外的其他所有大国的时候,大规模扩张核力量难以带来国际社会的理解和尊重。

钟正生

财新智库莫尼塔研究董事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张璐

莫尼塔研究高级分析师

新冠疫情冲击下,非常时期行非常之举固然重要,但对非常之举的中长期影响也要做合理评估。当前,中国尚有较大的增长潜力和改革空间,常规货币政策仍然有效,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仍有提高空间,因此,更好地评估、珍惜、用好正常的财政货币政策空间应是首要考量,尚无需、也不宜采取赤字货币化的方式。至于西方发达经济体多少出于无奈匆忙祭出的赤字货币化举措,中国大可本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态度,静观其变、适时评估、动态应对。

王绍光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本文介绍了我国“预防为主”卫生工作方针的形成过程以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显著特点,并显示了其辉煌成就。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有时并未得到切切实实的贯彻。在过去70年,我国防疫/疾控体系曾出现过四次危机,这四次危机暴发的时代背景不同、具体原因不同、表现方式不同、严重程度不同、善后处置不同,但教训是同样的:偏离预防为主,就会遭受惩罚;必须时刻谨守“预防为主”,筑牢公共卫生的第一道关口——疾病预防控制体系。

林利民

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程亚克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在当前情势下,朝鲜不可能完全弃核;美国不可能以武迫朝弃核;朝不可能如美韩所愿而“崩溃”;韩日搞“核跟进”是低概率事件;相关国家走向“默认”朝实际拥核国身份的可能性极大。若如此,就出现了解开朝核“死结”,使朝核问题从“无解”转化为“有解”的可能性。当然,要把这种可能性转化为国际政治现实,则需要中美韩日俄朝等方把握机遇、共同努力,也需要适当的运筹方式和合适的机制与平台。目前看,能使相关国家聚在一起,共同化解朝核问题“死结”的恰当机制与平台,惟“六方会谈”机制莫属。

李礼辉

区块链研究工作组组长,中国银行前行长

如果让我选择,我倾向于让市场在经济资源的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调节经济的作用。我认为,疫情过后的经济重启和经济结构调整优化需要时间,在3-5年的周期内,必须适当降低税率,并进一步拉动内需;而实行超高税率只会影响经济重启,并且抑制市场购买力,显然不具有可行性。我还认为,中国的人民币并不具备类似美元那样的全球性货币霸权地位,如果超发货币,就无法维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

管涛

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通过财政直接向央行透支,或者由央行直接购债,是赤字货币化融资的典型方式。中国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之前的高通胀,均与财政赤字货币化有关。然后,于1995年立法时切断了这个联系,强化了财政纪律,提高了货币政策相对于财政政策的独立性。此后,中国经济进入了低通胀时代。目前,境内外投资者对于国债仍有旺盛的需求,政府债务负担合理,货币政策也处于正常状态且依然有效。财政政策远未到穷途末路,也就不要轻易触碰赤字货币化的底线。否则,可能又打开了潘多拉盒子,贻害无穷。

张文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过去十几年里,已经有不少国家大步迈进在债务货币化的道路上,许多人对这个问题逐渐变得麻木,而新冠冲击似乎使更多人对近来的超高赤字和超级债务货币化方案不以为意。诚然,抗疫、救助、刺激经济都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但令人担忧的是,一两个国家带头迈出超高赤字率和超级债务货币化的步伐,其他国家很容易竞相跟进并放胆加码,形成逐底竞赛局面。新冠病毒蔓延,难道可以为进一步大踏步放宽财政纪律和货币节制洞开方便之门吗?难道这样做真的不会转化为严重的通货膨胀或市场巨震等问题吗?难道政府真的不用理会与企业破产类似的风险吗?

李奇霖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

张德礼

粤开证券首席宏观研究员

2020年5月18日,新华社授权公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文件共九章,涉及到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方方面面。由于涉及面广,对改革的表述多是提纲挈领性的,指明了改革的大方向,但没有给出具体的路线图,也没有明确改革的推进时间,预计后面会出台配套的细则文件。改革越深入,阻力越大,一些改革可能需要很长时间,甚至出现反复,但只要大方向是沿着市场化推进,都是有助于释放经济活力的。

徐林

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

如果政府将扩大内需作为一项长期战略来坚持和实施,重点不在于简单采取财政货币政策刺激投资需求或消费需求,而在于通过供给侧的一系列制度改革和管制的放松,以及日益强化的供给侧技术创新和服务模式创新,使供给侧结构能够基于市场机制更有效地迎合消费需求升级的变化。也就是说,在中国讨论扩大内需,本质上不应该是实施不可持续的总量性宏观刺激政策,而应该是日益深化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创新问题,这可能是后疫情时代扩大国内需求、弥补可能的外需缺损的应有政策之义。

张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为了稳定金融市场与提振实体经济,全球主要经济体均实施了大规模的逆周期宏观经济政策,其中以极度宽松货币政策为代表。与此同时,现代货币理论开始在西方流行起来。这种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对一个大国而言,无论发行多少本币都不会面临真正违约的风险,因为其央行可以通过印刷新的本币来偿还旧的本币计价债务。然而,笔者认为,迄今为止的宽松货币政策常态化与现代货币理论之间仍有重大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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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在深圳的全国人大代表拟联名提案,中国已有的期货交易所存在一些不足,包括国际化程度不高,目前只有原油、铁矿石等4个品种允许境外投资者直接参与,缺乏国际定价影响力等。中国需要建立一家新型期货交易所,这有利于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期货交易规则,推出符合国际投资者需求和投资习惯的多样化期货交易产品。可联合香港、澳门在深圳建立一家综合性、开放型和创新型的期货交易所,采用公司制,港澳参股,与国内现有期货交易所错位发展。
包商银行、恒丰银行、锦州银行等多家银行风险事件显示,金融风险爆发离我们不远。金融风险爆发的一种极端后果是金融机构破产。过去在“刚性兑付”理念下,中央、地方、金融机构等都拿出不少资金来填补违约窟窿。但从山东、辽宁、内蒙古等地以行政方式为主来处理金融风险的案例看,安邦咨询判断,每个省只能够承受一起股份制银行或城商行的重大风险事件。为此,国内制定《金融机构破产法》已迫在眉睫。
全国政协委员丁金宏曾承担、参与了几个区域的十四五规划前期研究工作,他发现人口数据存在的“不充分、不切时”问题,已经使研究实践面临“基础单薄、应对尴尬”的状况。目前的普查条例存在不够完善的地方,已经严重影响人口普查数据管理应用的时效和深度。丁金宏建议,将人口普查年份提前一年,这样可以与各次的五年规划研究工作完好结合,充分发挥人口普查对政府工作的数据支持功能。
瑞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预计,中国货币政策将进一步放松以支持财政扩张和企业融资,包括央行增加流动性投放、年内再降准50个基点、下调政策利率10-20个基点,以及放松贷款相关的监管要求。整体信贷增速有望从2019年的10.9%反弹至12.5%以上。瑞银预计,中央层面全局性的房地产政策目前仍不会明显放松。
上海社会科学院日前发布的《2019年中国智库报告》显示,中国智库与国际顶尖着名智库相比仍存在不少差距,主要问题有:第一,前沿议题设置能力不足,研究缺乏预见性和引领性。第二,人力资源配置不够科学,成果产出效率效能不高。第三,组织形式较为类同单一,智库专业化特色不明显。另外,传播缺乏有效手段,影响力和话语权难以提高。
全国政协常委、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在全国政协中共界别小组讨论时建议,企业所得税应降到20%,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可从45%降到33%。此外,他还建议,加大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的力度,争取今年达到1万亿元,有利于推动民间投资。此外,今后也不要设定GDP增速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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