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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李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教研部主任、法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副会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Law,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简称“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是中国国家级法学研究机构、党和国家重要的法治智库。 [1] 其前身是根据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同志在中共八大上的提议、于1958年成立的中国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的主要任务是开展法学基础理论研究与法治建设对策研究。

“党内法规”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一个新生的核心概念,已经得到执政党文件的正式确认和普遍使用,也得到党建理论界、政治学界和法学界的广泛关注和基本认同;同时,“党内法规”作为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热词,作为一个学术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名词术语和概念事实,在从严治党、制度建党、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依法治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等方面,愈来愈显示出它的既存性、重要性和影响力。[1]从法学学科角度,基于科学严谨的法学思维和规范法学的研究方法,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党的法规),是由党的特定主体依照程序制定,体现党的意志和要求,调整党内政治、组织、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等重要关系,规范党组织的工作、活动和党员行为,具有明确性、规范性和强制性的行为规矩的总称。[2]但科学的概念界定只是学术研究的开始。在此基础上,我们还有必要进一步对党内法规的“政理”和“法理”进行全面阐释,对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差别进行深刻辨析,进而对党内法规、党的纪律、党的规矩三个概念的关系进行准确揭示,以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理论与实践。

一、党内法规的“政理”和“法理”

“党内法规”在社会科学的学科分类上,主要属于政治学,尤其是政党政治学研究的范畴,但这个概念又使用了“法规”这一名词并且纳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范畴,因而又成为法学,尤其是法理学必须关注的问题。由于“党内法规”具有政治与法治、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全面从严治党与全面依法治国等不同层面的双重属性,因此,我们只有从政治学与法学两个方面,并从“政理”与“法理”相结合的两个角度,才能深入阐释“党内法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治体系的理论内涵和实践特征。

(一)党内法规的“政理”

我国古人对“政理”一词有多种解释。其一,指为政之道。例《鬼谷子?本经阴符》载:“原人事之政理,不出户而知天下。”唐人韩愈《应所在典帖良人男女等状》曰:“鞭笞役使,至死乃休。既乖律文,实亏政理。”南宋陈亮《书后》曰:“公之文根乎仁义而达之政理,盖所以翼‘六经’而载之万世者也。”明人黄绾撰《明道编》卷4载:“故当时政理清明,风俗淳厚。”其二,指有卓越的政绩。如《后汉书?张衡传》载:“衡下车,治威严,整法度,阴知奸党名姓,一时收禽,上下肃然,称为政理。”其三,指政治。如《管子?重令》载:“兵虽强,不轻侮诸侯,动众用兵必为天下政理。”这些解释都具有启发意义。

熊丙奇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新教育基金会理事

西湖大学的改革,需要学校自身的努力,但很多改革不是靠其自身努力就能实现的。比如,落实和扩大办学自主权的改革,就需要教育行政部门放权给大学。西湖大学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改革,需要政府部门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具体而言,就是行政部门要把招生、培养自主权交给大学,允许大学自主招生、自主办学,把评价权交给社会专业机构,不再用行政指标对大学办学进行行政评审、评价。从这一角度看,西湖大学的基金会办学模式、董事会治理机制,也是我国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的一部分。

陈林

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

农业供给侧改革,切不可“见物不见人”,或者“顾左右而言他”。当前倡导农业供给侧改革,不仅仅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更需要关注生产关系的变革。习近平“三农”思想,是指导我们进行农村发展与改革实践创新的理论基础。

江东流

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广西东南亚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美英法对叙利亚军事打击来得突然,结束得也出人意料地迅速。美国防长马蒂斯说,为时60分钟的军事打击“是一次性行动”。其潜台词是,美英法对叙的打击已实现了战略目的。而笔者认为,美英法对叙军事打击联盟也只是一次性“消费”。

陈利君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研究领域:工业经济、企业管理、国有企业改革、社会集团消费、社会保障

近年来,中印作为两个正在崛起的相互毗邻的大国,都提出了许多新的发展战略。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印度莫迪政府提出了“季风计划”等战略,但中印彼此的战略对接存在严重问题,影响了双边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特别是2017年中印边界“洞朗对峙”不仅引起世界广泛关注,而且使双边关系出现倒退,并严重影响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在南亚地区的推进。

林萌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

文化挪用被认为是一种文化背景中的人使用另一种文化背景中的文化元素(物品、风格、主题等)的行为。挪用者和被挪用者分别被称为“域外者”(outsiders)和“域内者”(insiders)。而权力因素、历史因素、经济因素、伦理因素甚至法律因素,各种因素相互交织,共同组成了谈论文化挪用的复杂语境。

江时学

上海大学特聘教授,研究领域:拉美经济,著有《拉美发展模式研究》等

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你输我赢的零和游戏不再符合时代逻辑。面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多种多样的挑战,世界各国应该恪守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原则,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杰瑞德·麦金尼

盘古智库客座研究员,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霸权这个概念是如此重要而有争议性,人们或许要问:“它究竟是什么?最基本的概念分歧在于,霸权所指的领导,是以共识和认可为基础,还是仅仅等同于统治、支配、帝国及其他以胁迫为主的术语。从现在开始,美国必须澄清它所反对的是什么样的霸权,中国也要留意在谋求支配地位时不能到恃强凌弱和成为帝国。

徐赛兰

纽约州立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

很少有分析人士真正预料到会有一场全面的贸易战,几个月前,这种可能性还非常渺茫。尽管大规模的关税尚未生效,但它们的提出,让两个世界最强大经济体摆出了走边缘政策的姿态。这是前任政府尽力避免的危险游戏,这么做不是出于软弱,而是出于明智。人们唯有希望在关税生效之前特朗普政府能走上正路,与中国谈判。不幸的是,鉴于特朗普政府不可预测的本质,这一点无法得到保证。

彭文生

CF40成员,光大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光大集团研究院副院长

从宏观政策来讲,去杠杆的政策组合应该是“紧信用、松货币、宽财政”。紧信用去杠杆,松货币降低利率,宽财政增加总需求。房地产行业的高杠杆仍隐含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如果房地产不调整,那么债务调整就不可持续,会带来很大的道德风险。这实际上是个结构性的问题。房地产要调整,房地产开发企业的高杠杆就会暴露出来。而房产行业的高杠杆比国企、地方政府都要厉害。国企、地方政府的债转股都是政府组织的,但房地产开发企业如果出问题了,应该以何种方式处理?我认为这是现在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一个风险点。

张军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吴振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

充分释放增长潜力需要正确处理好三个重要关系:正确认识当前实际增速和潜在增速间的关系,正确认识培育经济新动力和挖掘传统动力间的关系,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王键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领域:日本史、台湾史与东亚区域关系史,著有《日本企业集团的形成与发展》等

美日的介入干扰是迄今两岸不克统一的最大外部因素,由此,日台关系的任何变化,都极易造成中日关系与台海局势的跌宕起伏,由此,日台关系始终是衡量中日关系与台海局势的一个晴雨表,这充分表现出日台关系的特殊性和敏感性。

赵博文

蓝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研究总监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18年4月25日起,下调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非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外资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加息”,我们指央行上调存款利率上浮比例的限制。“加息 + 降准”的政策组合非但不矛盾,反而还是解决银行因风险偏好较低,更愿意放贷给大型央企和国企,而对其他企业惜贷的结构性问题。

秦小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在依法治国的语境下,顺应社会核心价值之内在属性,应以宪法作为其规范载体;而宪法对社会核心价值之确认,构成宪法权威之理据,并可将形式意义的“话语共识”升华为实质性的宪法价值共识。虽然现行宪法业已在文本上全面表达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但仍存结构局限,有鉴于此,应采取妥适路径,实现宪法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有机融合。

邵宇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陈达飞

东方证券高级研究员

房产税能否替代土地出让金而成为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性资金来源,便成为理论界和政策界关心的问题。据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郑思齐等的测算结果来看,大中城市房产税收入仅占土地出让金的20%-40%。同时,房产税也仅占地方财政收入的10%左右。从2011年上海和重庆地区的试点来看,上海房产税税收入占总税收的比例仅为2.5%左右,重庆为3.5%左右。可见,房产税难当大任。

李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博导

近日,伴随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中国威胁论”沉渣浮起,究其根源在于美国认为,中国没有按照美国的意图,沿袭西方发展模式,而是始终坚持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用事实证明了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与价值并不是世界各国唯一正确的选择,这无疑否定了美国根深蒂固的“救世情结”。

张景全

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教授、博导

19世纪末至今,美国对外战略经历了现实主义与显性单边主义时期、自由国际主义与隐性单边主义时期。目前,美国对外战略出现反常与回归,在全球化时代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在“陷阱论”上进行自我与他者催眠,遏制挑战者、谁强打谁成为当前美国对外战略的典型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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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术创新领域追求提升国产化率,这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在政府主导和驱动下,盲目提出过高过快的赶超型国产化要求,则会造成国产化成色不足的问题。国内有必要对赶超型国产化战略进行总结和反思,“假国产化”不是偶然的现象,国家花了这么多的钱,关键时刻却什么都没有,这样的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中兴通讯事件引发芯片自制的大讨论。当社会舆论高度聚焦于此时,相关概念企业在股市上也开始被大肆炒作。这两天,有传闻称国内芯片公司可走绿色通道上市。有网络传闻称,国内芯片公司只要有2000万的净利润就可以上市,而且还是快速上市,即报即批。对此,中国证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相关传闻是谣言。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表示,商务部正依法对高通公司收购恩智浦半导体公司股权案进行审查。由于该交易在行业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对市场竞争可能不利。高峰称,对于高通公司已提出的救济措施方案,调查机关进行的市场测试初步反馈认为,高通方案难以解决相关市场竞争问题。这意味着,中国商务部很可能暂时否决高通的收购案。
国家审计署公布的对国家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审计结果显示,五个省的六个市县——包头市、邵阳市、双峰县、乐山市高新区、白银市和银川市西夏区,通过违规出具承诺函、融资租赁、签订工程类政府购买服务协议等方式变相举债,形成政府隐性债务154.22亿元。这个小窗口显示,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不能掉以轻心。
1990年,美国货物进口的47.1%来自环太平洋地区;2017年,该比重是47.5%。27年内,全球贸易体系发生了剧变,但美国从环太平洋地区的进口比例却不可思议地保持稳定。稳定表象的背后是制造业产地的转移。1990年,在美国从环太平洋地区的货物进口中,中国占比只有7.6%;2017年,中国占比飚升至55.4%。
俄罗斯正为美国财政部可能推出最激进的行动做准备。俄方假设的最糟糕情形包括:美国财政部禁止在国际市场出售俄罗斯债券,禁止俄罗斯银行使用用于国际支付业务的SWIFT系统。不过,俄罗斯方面认为,如果SWIFT在俄罗斯被关闭,也不会导致俄罗斯银行体系崩溃,因为俄罗斯已研发出替代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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