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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徐明棋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上海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

世界经济研究所以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两大学科为主轴,将世界经济研究与国际关系研究、国际问题研究与国内问题研究相结合,注重研究的综合性、整体性,提高研究成果的前瞻性、战略性和理论性。在已经形成的理论研究、对策研究及动态研究相结合的基础上,强化中长期战略研究和基础理论研究,形成了一批跨学科研究的突破性成果。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10月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成为世界瞩目的最重要合作机制。将近四年来,这一倡议得到了全球越来越广泛的认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基础设施、贸易投资方面的合作也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今年5月份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进一步积聚了国际社会的共识,对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构建利益共同和命运共同体更具有里程碑意义。

“一带一路”建设倡的目标是要实现沿线国家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政策沟通、民心相通。在这“五通”中,资金融通处于核心地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合作对推动资金融通更是关键的环节,既具有广阔的前景,也面临一定挑战。推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合作意义重大。

一、金融合作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占据核心地位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发展中国家占多数,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要致富先修路”,以中国的发展经验看,改善互联互通基础设施要先行,因此建设公路、铁路、桥梁、港口以及发达的电子通讯网络和金融网络等软硬设施是这些国家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最紧迫的需求。但是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往往规模大,回报率低、回报周期长,这使得国际商业性资金进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相当有限。因此,如何解决基础设施融资的资金缺口,提供合适融资渠道和资金,就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

贸易扩大也需要提供贸易融资、货运保险以及顺畅的贸易清算渠道。大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体系不够发达,金融机构也不够完善,动员金融资源和配置资源的能力相对不足。因此这些国家普遍缺乏金融基础设施,也不能满足其他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和拓展贸易的资金需求。国际金融合作就成为打通贸易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瓶颈的重要手段。

亚洲和太平洋区域总体并不缺乏资金,本地区储蓄率高,金融资源丰富,但是由于金融体系相对不发达,很多国家的储蓄资源未能通过有效率的金融体系将储蓄资源导入至实体经济建设中,很多资源被转移至国外,被西方的跨国银行所利用,成为他们在全球投资的资源。仅在2011年,亚洲的储蓄中就有5.6万亿美元被用于区外的投资。最近,特朗普可能要采取的减税以及美联储可能削减资产负债表等举措,更是刺激了一波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资金流出。

斯塔夫里阿诺斯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加州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著有《全球通史》等

盎格鲁美洲北部和拉丁美洲当地的条件及制度上的根本区别,乃是拉丁美洲欠发达的根源。盎格鲁美洲的经济(指新英格兰和中部诸殖民地而非南部诸殖民地)从一开始就是独立而具有广泛基础的,组成这一经济结构的是一些主要为国内消费而生产的单独的业主。与此相反,拉丁美洲当地不同的条件产生了不同的物产,因此与母国的关系也随之而异。

刘晨

澳门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对于反腐而言往往需要群众地监督和配合,否则将会耗费不少政府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那么,什么样的反腐比较省力呢?显然,因为网络反腐是不二的选择,一方面,它有便捷性、及时性的特点;另外一方面,网络自身的跨时空可以帮助监督者很快提交问题,不再如过去那般,还要去实地“告”。与此同时,我们把“腐败”与“反腐”放在“权力博弈”的框架下来进行讨论,尤其要思考,作为举报者的网民与被举报者的官员,如何在网络上进行博弈?这也是反腐时代的“网络政治”需要考虑的重大课题,对中国而言意义深远。

余永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博导,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联合国发展政策委员会委员;研究领域:宏观经济、世界经济。

肖立晟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中国的跨境资本近期出现大规模流出,但目前尚没有关于资本外逃的官方统计。本文通过分析国际收支平衡表和国际投资头寸表中各个项目的头寸状况,以及二者之间的差异,间接推测中国是否存在资本外逃及其规模大小。此外,尽管一些跨境资本是通过正规渠道合法流出,但是在海外的资金可能以各种形式逃避监管,没有形成海外资产累计。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抑制资本外逃,这种政策完全正确。但是,资本外逃问题的解决还有赖于中国经济体制、金融体系和汇率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李涛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国资博士后

邬志辉

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院院长

在中国西部地区的某偏远农村学校——四川芥县云乡学校中,教室内的座位安排并不是随意的:八年级以“榜样塑造”为目标,按照“中心-边缘”规则进行座次编排;九年级依据毕业升学预期能力和职业选择倾向,进行“前排-后排”相区隔的“功能分区型”座次编排。个体在教室场域中不断确证自我的身份认同、形成不同的学习体验、趋向不同的群体聚合、内化不同的行为塑造,进而达成学校对不同学生职业选择的主体性分流和机制性筛选。

许成钢

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研究领域包括金融监管,企业治理与企业财务,法与经济学,中国经济,制度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

许成钢表示,机器只能习得可度量、可传递的数据,而对基于人类自身心里感知的原始基础要素无能为力,更无法模拟人的目标行为。人工智能只能执行有限范围内目标清晰的任务,但国家经济制度并不属于此类。试图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建立计划经济与人工智能得以发展的基础相悖,“大数据从市场上来,你如果把市场消灭了,数据没有了。你说,我现在收集了人类历史上没见过的无数的数据,我就可以不要市场了,就可以计划了,那你搞错了,因为你把市场消灭以后,你的基础也就没有了。

林嵬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新华社河南分社常务副总编辑

丁铭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张军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历史记载可查的“黄河清”共有43次,最长的一次为1727年,黄河澄清2000余里,持续20多天;新世纪以来的“黄河清”,持续时间之长远超记载,史所罕见。然而,泥沙锐减黄河变清,成因复杂悬疑待解,下游“悬河”利剑仍然高悬。

汪涛

独立学者、天使投资人,多家孵化器创业导师。曾为中兴通讯国际市场管理体系的奠基者, 现为北京数码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际投资总裁。

中国人是靠拼命埋头苦干、追赶世界科技巨头而崛起。但当中国人以为快要追上国际先进水平,并沾沾自喜地看着身后被甩到越来越远的印度人时,却突然匪夷所思地发现:被中国追赶的世界科技巨头一个个地被印度人直接“接管”了:印度人成了这些国际科技巨头的CEO(首席执行官)和其他高管。

郭欣

南阳师范学院法学院副教授、南阳师范学院法学院法制史及国际法学教研室主任、南阳市法学会常务理事、河南省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分会常务理事

农民工“非理性维权”是一种带有维权特点的非理性甚至违法的行为。涉及农民工的劳动纠纷已成为我国群体性事件风险的重要因素之一。只有不断健全立法、增加救济渠道,完善农民工制度化维权的途径,才能从根本上预防和减少农民工“非理性维权”的发生。

梁莹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中产阶层中多数人是通过高等教育进入大城市,毕业后留在城市找了一份工作。他们如今的生活虽与父辈生活有很大的不同,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他们内心深处还是深受其家乡的父辈影响。这种生活存在着相当程度的隐患,使他们无法摆脱一种有一天可能会回到底层的阴影。他们虽然已经身在城市当中,也有能力过更好的生活,却难以形成普遍的自我身份认同。

梁建章

全球化智库副主席、携程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局主席

黄文政

全球化智库特邀高级研究员、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统计学博士

从长期和宏观的视角来看,拖累东北经济最重要的因素是人口颓势,即超低的生育水平将带来的人口崩塌。由于东北的生育率实在太低,持续时间太长,东北经济短期内虽然还会起伏,但在一二十年的跨度内萎靡不振,已经难以避免。如果立即开始实施强力的产人政策,并成功地大幅提升生育率,东北经济在20年后,或许还能迎来一线转机。否则,东北经济只会随着人口坍塌而坠入无底的深渊。

陈维

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大连外国语大学讲师,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博士候选人。

十八大之后,中国城市外交的发展进入理念发展、制度探索和实践创新的新阶段。作为次国家层面的外交渠道,城市外交有助于夯实国家间关系的社会基础,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立体化的总体外交格局,同时,也为我国外交机制的统筹提出新的挑战,尤其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如何定位各类城市角色,发挥城市和城市网络在促进“互联互通”中的独特作用,是需要进一步论证和探索的重要课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经济与政策跟踪》课题组

如果从2007年的次贷危机爆发算起,2017年已经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十周年。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的十年中,事实上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地位得到了加强,这也应该归因于应对政策的有效性,值得进行认真地归纳和总结。而金融危机以来,尤其是近些年来国际全球经济国际地缘政治冲突不断加大,经贸冲突概率不断上升,这些问题又是我们在金融危机十周年时必须清醒认识的问题,我们还远远没到可以放松神经的时候。

姚奕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助理教授,研究领域:风险管理、小额保险、医疗保险

2016年,我国农民工总量已达到2.82亿,据不同学者不同口径的估计,农民工对我国GDP的贡献率高达16-24%。而其特殊性也很突出——他们是我国二元城乡结构下的特有产物,在社会保障、就医置业、子女教育等多方面存在客观的壁垒,时而引发社会关注。一个农民工常常代表了整个家庭的指望。农民工因其职业特点往往面临着比一般人群更高的意外伤害、工伤、疾病和死亡等人身风险。如果无法得到合适的风险保障,那么一旦发生事故,则很容易造成整个家庭致贫、返贫。

张新宇

河北农业大学商学院

魏加威

河北农业大学商学院

特色小镇是新型城镇化的产物,依托特色小镇发展小镇经济与脱贫攻坚相结合在扶贫开发过程中具有显著优势。邯郸市馆陶县是河北省贫困县,自2014年以来,该县积极探索特色小镇建设与扶贫开发相融合,以产业兴镇、文化提升、生态改善为高度融合的农村就地城镇化新路径,走出一条特色小镇与脱贫攻坚统筹推进的成功之路。本文在充分调研基础上,总结具有特色的“馆陶经验”:因村制宜发展特色产业、财政资金撬动社会资本、依托美丽乡村建设、夯实基层政权发挥村民主体作用。

赵穗生

美国丹佛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终身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研究员、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委员,著有《权力的设计》等

国际秩序的改革者有三种不同的形势,一种是革命的,要把游戏规则整个改变,在这体系当中的地位加以改变。第二种是要改变的是是游戏规则。第三种要改变的只是它在国际体系当中的地位,而不是游戏规则本身。中国是第三种,也就是说中国在现存的国际秩序当中要改变的不是游戏规则,因为中国还是游戏规则的受益者,要改变的是中国在游戏过程当中的地位、代表权、发言权。

阎小骏

香港大学副教授、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

中国共产党在社会经济大变革时代牢固维护政权安全和政治稳定,关键在于能够以高度适应性和学习能力顺应时代变化,在治国理政中有效掌握并平衡运用国家弹性和刚性两个方面的力量,并通过不断对内观察分析和对外学习吸收来进行适应时代要求的调适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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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国务院重新强调企业家作用,提出依法保护企业家财产权、依法保护企业家创新权益、依法保护企业家自主经营权,要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作出贡献。从十八大到十九大,中国的发展从“破”到“立”,要“立”好,核心是发展经济。中央重新强调企业家群体,这是“撸起袖子加油干”的战前动员。
标普对中国市场的评级“炸弹”开始连续引爆。9月25日,标普再度出手,下调了包括中国移动、中石油、中石化在内的21家央企和基建实体的信用评级,评级展望为稳定。标普称,21家企业中的绝大多数企业获得中央政府特别支持的可能性极高,使其信用评级跟随中国主权评级变动。标普比穆迪出手更快,下手也更“狠”。
9月欧元区经济持续向好,欧元区9月的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初步估算达到56.7,为四个月以来最高点。欧元区今年第三季度的增长率预期将达到两年来最高水平。欧洲央行已将2017年经济增长预期上调至2.2%,同时可能在10月缩减量化宽松规模。有市场研究机构认为,欧元区经济已达到“爆发”程度。
在保险业被认为滥用监管权和审批权的背景下,保险监管的公信力急需重塑。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强调,今后保险业绝不允许再出现所谓“特殊公司”。保险监管面临的问题在证券市场和银行市场同样存在,原因在于监管者混淆了基本定位,监管者成了市场发展的推动者,结果形成了比较普遍的利益输送。
穆迪、标普先后下调中国评级,加剧了市场对中国债务的担忧。不过,摩根大通最新报告称,相比于今年第一季度末债务与GDP之比的269%,第二季度末的比值为268%,终结了超过五年来借款稳步增加的趋势。尽管下探幅度较小,但第二季度的债务下降值得注意。部分国际金融机构的肯定,说明中国政府的努力方向是对的。
随着国内消费升级,消费金融迅猛增长,从2013年到2016年,互联网消费金融的交易规模从60亿猛增到4367.1亿,爆发式增长70倍,年复合增长率达317%!但行业风险如信贷不良率、资金成本风险、多头借贷等风险逐渐暴露。初步估计,消费金融行业的野蛮生长也因风险暴露而亟需纳入强监管,这将加速整个行业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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