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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吴理财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中国农村研究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农村政治社会发展、基层政府体制改革和乡村治理研究

吴侗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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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至2017年7月,我们受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原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委托,对中部地区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获奖项目进行跟踪调查,以便了解这些地方政府创新项目获奖之后的发展情况,探求地方政府创新的可持续性。从此次调查来看,中部地区5省的地方政府创新项目大多数仍然在延续,仅3个项目终止或名存实亡。从其他调研组了解到,全国的地方政府创新项目的后续发展情况,亦大致如此。由此说明,我国地方政府创新具有较强的韧性。

从既有研究来看,目前尚无人提出地方政府创新韧性的概念。不过,却有相关的一些研究。例如,吴建南等探讨了地方政府创新的稳定性问题。王焕祥、黄美花,王自亮、翁思瑶,宋怡亭,傅金鹏、杨继君,徐卫华等关注到地方政府创新的可持续性问题并作了相应分析。韩福国、刘伟等提出政府创新持续力概念,并探讨了地方政府创新持续力的来源及其影响因素[1]。很显然,地方政府创新可持续尽管与地方政府创新韧性相关联,但前者更主要的是后者的一种时间维度的表现。可持续性是地方政府创新的一种现象或表现状态,韧性则是地方政府创新的一种性质或内在特征。

何谓地方政府创新韧性?一般而言,所谓地方政府创新韧性,是指地方政府创新经受内在或外在压力,仍然能够得以保存和延续。在时间上,地方政府创新韧性表现为地方政府创新的可持续性。韧性既指时间意义上的存续,也指空间意义上的稳定,是二者的集合。地方政府创新韧性,从本质上讲反映了地方政府创新应对压力或挑战的能力(这一能力主要包括应对能力和复原能力)。

那么,如何来解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所具有的这种韧性?笔者认为,对于中国地方政府创新韧性的解释,既不能局限于“行为”分析,也不能囿于“结构”诠释,有必要引入“观念”变量,结合“观念”“结构”“行为”进行综合性分析。在这里,“结构”因素将具体地分解为“国家”和“社会”两个方面。本文将运用“观念-结构-行为”分析框架,尝试对中国地方政府创新韧性进行初步解释。

意识形态的支持

在我国,意识形态体现了执政党的基本理念。改革开放以来,改革和创新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条重要执政理念。改革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旗帜,还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中国共产党关于改革、创新的理念,为地方政府创新提供了宏观层面的意识形态支持。

张斌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

140万亿的金融资产何处安放,成为当前中国金融体系面临的大挑战。安放好了,有利于居民金融财富增长,有利于缩小居民金融财富分配差距,有利于降低金融风险,有利于社会稳定,当然也有利于需要融资的企业、政府和居民。安放不好,会有P2P暴雷,还有不太显而易见的金融财富分配日益恶化,资金过度涌入房地产市场……

于滨

美国文博大学政治系教授、上海美国学会资深研究员

美国现实派大师基辛格要特朗普 “联俄抗中”的传闻,在国内外媒体不胫而走。在偶然与必然中跌跌撞撞走过来的中美俄关系,如今又到了一个历史性拐点:中国稳步崛起,美国盛极而衰,还有在历史与未来之间苦苦寻觅的俄罗斯。梅特涅和俾斯麦“均势”战略的笃信者基辛格,迟暮之年仍为延续美利坚治下的世纪伏枥不已,无论结果如何,作为地缘政治大师的他,值得世人和后人瞩目。

叶德磊

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等

在当前的情形下,如果采用传统的货币宽松甚至增加基建投资的办法试图刺激经济增长,效果是不乐观的,甚至还会导致进一步挤出中小企业和民企。要持久性地、健康地促进经济增长,必须真正提高企业自主投资的积极性,这就需要减税。如果企业交纳的税费不明显减少,货币宽松很可能只会使得增加的货币量流入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等,实体经济不仅得不到资金的营养补充,还有进一步失血的可能。

王鹏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印太”战略的目标是在印度洋—太平洋区域,综合使用政治(强调民主价值观)、外交(加强双边同盟、离间中国与他国关系等)、军事(联合军演、加强军售)、经济(排他性的经贸制度安排)等手段,整合中国周边的战略力量,以削弱中国的影响力,遏制中国崛起,从而实现美国霸权护持。在“印太”地缘理念所涵盖的国家中,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为核心四国。

李峥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助理研究员

“极限施压”是特朗普政府解决朝核问题的主要策略,该策略结合了经济施压、军事威慑、外交孤立等做法。近期,美国政府在经贸领域针对中国的行动显现出越来越明显的“极限施压”特色。这种策略虽然表面上能够让美国获得最大的成果,但贸易问题并非核问题,贸易问题的解决必须基于互信,否则这种解决方案很难长久。事实上,美国方面应当采取一系列行动避免中国方面认为美国将采取“极限施压”。

张盈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福利赶超”被当作“拉美化”的众多标签之一,已经引起国内学者关注。很多学者认为这是导致拉美陷人“中等收人陷阱”的重要因素,并将其归咎于“民众主义”。中国也面临福利待遇刚性、受益群体固化、财政负担加重等问题,社保制度改革进人深水区,需要更加清醒和深刻地认清福利制度改革之路。

杨海燕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实行农村股份社的珠三角地区,出现部分股份社因资产“卖光、吃光、分光”而解散的现象。按当地人的话来说,“连母鸡都杀了”。以2018年我们调研的广东A社区为例,8个股份社中已有3个解散。所剩的5个当中,只有2个还有少量资产,另外3个已经空壳化。令人诧异的是,老百姓这种“分”的逻辑从集体企业一直贯穿到股份社的运作当中,最终直接导致集体企业转制和股份社的解散。

由雷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尹志欣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朱姝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王宏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中美差距究竟有多大?差距主要在哪?中国能否赶上美国?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国内外广泛讨论的科学问题。我们从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医疗、国防等6个方面,运用了40项指标对中美差距进行了定量分析,其中,美国处于领先的指标有28个,即约70%的指标领先于我国。我国只有部分指标具有相对优势,我国领先的主要是数量指标。

黄奇帆

重庆市原市长、第十二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

过去28年中,中国资本市场这六种功能已经在国民经济中逐步体现出来,今后二三十年必将更深刻地的显现出来。当然,中国资本市场目前还存在着不少需要进步的地方。面对这些问题,要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积极发展多样化的投融资工具,大力培育多元化的投资者群体,切实加强资本市场的诚信建设,坚决打击证券期货市场违法违规行为,防范、警惕和化解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

沈建光

FT中文网专栏作家,曾任瑞穗证券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

考虑到当前中国企业和居民税收负担重,财政收入增速高于GDP名义增长、居民收入增长乏力等事实,以减税来帮助资金更好流入居民和企业,能够更加直接地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强企业的再投资能力,促进消费和有效投资的增长。更进一步,税改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一环,并非短期政策刺激,是更为长效的机制改变,有助于为中国经济释放改革红利,并帮助中国走出经济周期越来越短的怪圈。

崔绍忠

外交学院国际经济学院副教授

当前,多边贸易体制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积极推动多边贸易谈判进程?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直接影响一国在多边贸易体制上的资源分配,也影响国际社会对于继续推动达成多边协定的信心和动力,因而这是国际经济秩序构建中需要明确回答的重要问题。

倪晓宁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低碳经济、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城市经济发展与营销、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著有《低碳经济下的国际贸易问题研究》等

全球化的驱动力之一是人们对降低成本的追求——对降低生产成本的追求造就了跨国公司和全球生产链,对降低交易成本的追求造就了各种多边、双边经济机制。尽管多边贸易机制推动了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为全球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大的多边贸易机制正在被各种较小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边缘化。但现行多边贸易机制在全球生产链调整完成之前仍将发挥作用,同时,相关利益谈判进程将受到全球生产链调整速度的制约。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社会发展中心副主任

高质量发展视角下两大政策制定及其配合要实现两大转变:一是由“问题导向”转向“目标导向”。由防止经济增速下降被动采取的刺激政策转向到实现高质量增长的主动作为的政策。二是由“数量型政策”转向“功能型政策”。进入工业化后期,直接“赶超”型的宏观政策的意义逐步衰减,两大政策更为重要的功能是加强物质性、社会性和制度性基础设施建设,健全有利于创新的市场制度、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宏观政策着力点更多地由“数量型政策”向“功能型政策”转变。

薛刚凌

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政府改革与法治建设研究院院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制度发生了巨大变迁,行政管理体制也经历了全面变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牵引着经济社会的转型,经济社会变革也不断要求行政管理体制做出及时回应。四十年来,经过八次规模较大的改革和各种局部调整,具有中国特色、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匹配的行政管理体制逐步形成。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如果人们能够从经济、社会和政治三者的互动关系来看问题,会比较清楚。无论从西方的历史还是中国的经验,政府权力站在哪一方,是资本还是社会,就会产生不同的政体,也就会改变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平衡。所以政府和政治权力很重要,是个平衡器。这三者一旦失去平衡,道德的社会基础就会遭到破坏,社会道德就会解体。

袁维海

安徽行政学院副院长、教授

沈荣华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教学研究会执行副会长

姚玫玫

安徽行政学院副教授

全面推行政府部门权责清单制度是深化“放管服”改革的重要举措,也是建立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的必然要求。近年来,安徽省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系统性思维规范完善权责清单制度,打造升级版,特别是在增强权责清单的规范化、便民化以及发挥清单的约束作用等方面进行改革创新,走在全国的前列,形成了不少好的做法和经验,为规范政府权力运行、增强企业群众获得感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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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世界大格局下,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之下,中国的经济政策必须寻求新的突破,以有效扩大内部市场。安邦咨询建议,中国政府可以考虑建设“成武轴心”,即连接长江中游地区(也是中国心脏地带)的两个重要节点城市——成都和武汉,两者组成一个发展轴心,即“成武轴心”。现在国内在战略目标上大都已经明确,关键是要在改革的基础上,放手让地方一搏,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安邦咨询的研究人员认为,外资撤离会对中国实体经济形成釜底抽薪的冲击,特别是当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会形成叠加效应时,这种冲击会更大。稳定在华外资企业特别重要。外资在中国遇到的问题,已不是税收优惠、土地优惠等“初级”问题了,而是涉及到竞争环境、政策环境、知识产权保护、公平竞争等“高级”问题。这也反过来对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和开放提出了更高要求。
中国商务部8月16日发布了一则消息:“应美方邀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拟于8月下旬率团访美,与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马尔帕斯率领的美方代表团就双方各自关注的中美经贸问题进行磋商。”这个时候,中美再度进行谈判引人注目。中美两国都应该看大处,而不是看小处。中国可能尤其是需要从大处把握中美贸易谈判。
在经历连续下跌后,8月16日美东时间中午11点左右,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收复6.86关口,涨幅扩大至1.3%,刷新日高至6.8541元,亚太盘初一度走软至6.9491元,代表日内大涨950点。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有望创下2017年1月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除了国内银行干预外,刺激人民币汇率上涨的因素之一是中美重开贸易谈判,中美重启贸易谈判对于近期焦虑的市场来说,是一大利好。
8月15日晚间,证监会进一步放开了外国人开立A股证券账户的权限,决定从9月15日起,在境内工作的外国人、在境外工作的境内上市公司外籍员工,都可以开立A股证券账户参与交易。但现在开放外国人炒A股,还有一些问题:一是人民币下跌,股市下跌,有多少外国人愿意马上炒A股?二是,我们需要通过开放政策吸引一批“洋散户”吗?三是不要期待放开政策马上会见效。
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称,联想集团发展遇到困难,非常“庆幸”在2001年对业务进行拆分,建立了投资集团联想控股。柳传志说,“联想控股保证了股东利益和员工利益;同时分散了联想集团业绩下滑带来的危机,提供了联想品牌可以延续的基础”。这意味着,联想品牌的延续,将不会以联想集团作为承载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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