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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杨志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财经院拟定位为学术型智库,即建立在学术研究基础上、以学术研究为支撑的党和国家的思想库和智囊团。其主要任务是:1.立足于为党中央、国务院的科学决策服务,就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大现实问题提供战略咨询与对策建议。2.立足于长期学术研究的积累,强化学术研究对于科学决策的基础和支撑作用。3.致力于研究国家改革和发展中的战略性、全局性、综合性和长期性重大问题,提供科学化、及时化、系列化和前瞻化的研究成果。

一、轻税与减税

中国税收制度的现代化建设和税收政策的优化亟待确立“大国轻税”理念。现代社会离不开税收,但是国家征税的多少以及如何征税争议很大。国家收的税多,则百姓所能留下来的可支配收入就少;反之,百姓的可支配收入就多。减税可以让税负更轻。

减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民富”,但是减税有限度。如果减税已经影响到政府的正常运转,或者减税导致政府债台高筑、债务负担沉重,那么这样的减税就可能得不偿失,因为政府的债务负担最终还是要靠老百姓来偿还。此间必有一个权衡取舍的问题。

在减税的同时削减政府支出,那么减税空间就相应会扩大。一方面减税,另一方面财政支出在扩大,那么财政风险就可能集聚。在一些发达国家,减税容易得到民意支持,而削减支出不容易得到支持,一意孤行削减支出则执政党容易被赶下台。一般的政治家多不愿意尝试削减支出的政策,除非迫不得已。在这些国家,减税容易捞到选票,主张更高水平的社会福利也容易得到选票,纯粹的民粹主义主张的结果必然是这些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甚至导致财政的不可持续,甚至带来严重的国家危机。2008年以来欧洲一些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就是明证。天底下何来免费的午餐?要享受超越经济水平的社会福利,就必须付出代价,或者是短期的,或者是中长期的。在西方所谓的现代民主制度下,减税与削减支出往往很难同时做到。

实际上,现代国家都有内在的财政支出扩张倾向。如果不能有效控制财政支出,那么再多的税收也是不够用的,更遑论进一步减税?减税不能为减税而减。减税需要空间。减税或者是财政政策实施的需要,以短期减税换来更快的经济增长,让经济增长带来中长期更多的税收收入;或者是因为既有的税收制度不合理,税收负担太重或不适合当下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减税换取社会所需要的经济效率和公平正义;或者是因为国家找到了更加可靠的收入来源,可替代财源的出现为减税提供了空间;或者是因为国家财政治理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税收制度需要作根本性的变化。减税可能还有其他的理由,但不管什么样的理由,都不太可能无限度地减税。

在这样的背景下,现代国家必须而且只能以“轻税”为中心构建新的税收制度。按照“轻税”理念建立的税收制度,符合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要求,可以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真正拥护。

二、“轻税”:古今中外的诉求

徐忠

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

全球金融危表明,所有单个机构安全并不等于金融总体安全,即可能存在合成谬误问题,物价稳定也并不是经济金融稳定的充分条件。中央银行应加强宏观审慎政策,在系统性风险应对和金融监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样才能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在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政策发力的主攻方向,应是围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工作主线,切实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提供坚实经济基础。

刘愿

政治经济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当前中国农村基层民主陷入一个选举困境。虽然以选民参与衡量的村庄选举降低了村庄损耗性支出的份额,并显著提高具有消费性的村民分配的比例,但未能显著增加具有生产性的公共服务和生产投资。换言之,中国农村基层选举具有很强的消费性,但欠缺着眼于未来的生产功能,未能对农村经济长远发展发挥积极的影响。其深层次的原因可能是,在集体所有的产权结构下,无论是村干部还是选民都对未来缺乏合理稳定的预期,出现行为选择的短期化倾向,赋予那些能促进长远发展的公共事务权重较轻,而看重能增进当期消费的支出。

李迎生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暨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吕朝华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暨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山东财经大学社会工作系讲师

当下应将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七大领域社会政策的创新发展作为重点,推进相关社会福利制度的建设与完善,以回应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体在育儿、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住房、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基础性需要,发挥社会政策应当扮演的角色。

赵谦

法学博士,西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黄丽云

西南大学法学院2016级硕士研究生

领导干部人情泛滥易诱发各种违纪违法行为,该类腐败源头监察命题堪称完善反腐倡廉体制机制的关键环节之一。既有规范设定下的正常人情识别标准较为模糊、非正常人情识别标准不够周延,进而促生了隐身敛财方式逃避规制、山头主义盛行阻碍查处的现实监察困境。唯有明晰正常人情识别规范以划定人情边界、确立多元化敛财监督规范以充实防范手段、健全干部选拔任用规范以瓦解山头主义,方能为破解领导干部人情泛滥的监察困境,提供更具针对性地规范指引。

张维迎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现在的主流经济学不是美化了市场,而是丑化了市场。市场的有效运行根本不需要经济学的那些假设。用了这些假设,人们就会用假设的现实性评价市场,这就败坏了市场的名声。既然新古典理论的体系、模板有许多问题,我们应该想一想,未来经济学研究应该向何处去。在经济学过去200多年的发展中,中国经济学家做的贡献并不多。如果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未来发生大的转型,中国经济学家也许有机会做出自己的贡献。

莫开伟

中国不良资产行业联盟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监管层对农村金融机构做出如此规定是一个明智而务实的监管之举。它既明监管层充分意识到农村金融机构资金“流出”本地区及“流入”虚拟领域潜藏的危险性;又说明这种现象若得不到遏制、持续蔓延,有可能影响县域经济及农村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并会导致农村金融机构的严重信贷风险隐患。

周丽莎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从联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可以看出,混改的目标是“完善治理、强化激励、突出主业、提高效率”。通过整体设计,积极引入战略投资者,将部分公司股权释放给其他国有资本和非国有资本,以市场化为导向健全企业制度和公司治理机制,聚焦公司主业、创新商业模式规模发展基础业务和创新业务,全面提高企业效率和竞争能力,实现经济效率的提高和效益的增长。

刘世锦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博士生导师

中国经济正由10%左右的高速增长平台,逐步转向未来的中速增长平台。对中速增长平台而言,2017年是其形成的验证期。这一判断已经得到实践验证,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从需求侧来讲,出口、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已基本上触底。其次,从供给侧来讲,最近两三年的去产能改革还是取得了很大进展。在经历了一年多时间后,工业品出厂价格和工业企业利润在PPI连续54个月负增长以后均恢复了正增长。从2017年开始,以上两项指标的涨幅都是比较大的。

夏杰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张颖熙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需要诸多方面一起努力。国内外经济实践经验表明:现代产业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支撑,产业强则经济强,只有现代产业体系壮大、协调,现代化经济体系才有坚实的基础。农业、工业和服务业是现代产业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而言,三大产业如果存在明显短板,就不可能建成现代产业体系,也就不可能有现代化经济体系。

梁治平

著名法学家,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洪范法律与经济研究所所长

我们应该生活在一个说理的社会里,这样的社会更文明、更美好。一个社会里的人遵循某种共享的规则而展开的表达、论证、说服活动,就是说理。说理是一种主体间的活动,所以它不仅是一种个人的思想方法、行动方式,更是一种社会互动的形式,是一种生活方式,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文化样式。

姜峰

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尽管“税收法定”原则已经由《立法法》确认,但其蕴含的财政民主价值在我国面临严重的流失风险:一是在人大与政府的关系上,经由不严格的授权立法赋予行政机关过大的征税权,削弱了对税收的立法控制;二是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既以“法定”为由禁止地方税收立法权,又在税权高度中央集权的情况下怠于向地方转移必要财力。行政化和中央集权构成了对财政民主价值的双重背离,也妨碍了公共治理的绩效。所以,必须把财税改革置于强化人民代表大会功能的视角下来理解和推进。

李崴

全国政协常委

黄文政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高级特邀高级研究员

虚假的统计和离谱的预测导致政策失误的危害胜于贪腐。应成立向高层负责的独立于统计和计划生育部门的调查委员会,检讨有关人口统计和预测的重大失误,以及为何几乎所有的统计和预测都一而再高估人口增长,针对渎职、误导甚至造假行为追究责任。委员会可以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中纪委和国家监察委员会及专业学者。

何怡瑶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

潘士远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副院长

施康

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副教授

徐隽翊

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副教授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描述的是供给端的产业结构不平衡、资源利用不充分等问题。供需错配可以看作是这一主要矛盾的集中体现,我们可以从供需错配的角度对这一社会主要矛盾进行更深入的解读。中国经济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已经能够基本满足人民的物质生存需求。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供需错配相比,新时代供需错配的最大不同点在于:社会主要矛盾焦点已经从“如何生存”转移到了“如何高质量地生活”上。

谢志强

中共中央党校

姜飞

山西省纪委监委

官场“忽悠”的实际情形千变万化、举不胜举,只重形式、热衷口号、走过场不求实效等官场“忽悠”形式,无不表现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不良倾向,长此以往,必然会给党的事业带来严重影响。作为社会历史现象,官场“忽悠”层出不穷,短期内难以绝迹。要强化主体责任落实,从具体问题抓起,严格监督执纪问责,久久为功,尽可能使官员不“忽悠”、不折腾,让民众反“忽悠”、反折腾,共同坚持和践行好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

刘俊祥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政治文明与政治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是政治学理论、比较宪法政治、中国政治发展与公共治理等方面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梅立润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地方政府机会主义可能会耗散性危害治理强国和现代化强国建设所必需的中央权威、治理合力、政府公信力和综合国力。因此,从顶层制度设计来讲,要有效地防治地方政府机会主义的耗散性危害,就要以党的坚强领导、人民制度化当家作主、全面依法治国和有效的政府治理的“四个有机统一”为政制原则,在巩固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基础上,重点发展社会主义监督民主,筑窂监督民主制的制度笼子。

刘悦

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徐奇渊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在国际游戏规则中,美国数百年的长袖善舞,对中国有诸多启示和警示。虽然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美国主导的三大国际合作机制有着根本不同,但并不妨碍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为此,本文选取了美国主导的三个标志性跨区域合作机制以作分析——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新世纪的“新丝绸之路”计划以及奥巴马时期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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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负债扩张模式已经行不通了,在国家不鼓励、金融政策不允许、融资环境趋紧、市场竞争加剧的背景下,高负债扩张的模式不仅过时了,而且意味着巨大的风险。在高增长时期的高债务扩张,曾经培养出一批快速扩张的“枭雄”式的民营企业和臃肿的“恐龙”级国有企业。但当高债务泡沫破灭之后,中国市场将经历一场深刻的洗牌!
尽管人民币兑美元正接近两年半高点,但企业对其涨势却显得信心不足。企业不愿意将所获得的外币转换成人民币,远汇市场上对人民币贬值的押注有所升温。如果出口商愿意承受较大的汇兑损失也不愿意结汇,可见他们对人民币远期贬值的预期是很强的。如果类似的市场预期成为共识,累积起来将成为外汇市场上不可忽视的力量。
作为近年来保险公司等企业境外投资的新型融资渠道,内保外贷的流动性、高杠杆及再融资风险,正引起监管部门关注。保监会联合国家外汇局发布通知,一是明确了保险机构开展内保外贷业务的资质,二是明确了融资比例和融资用途,三是明确禁止行为。相关项目及其底层资产不得违反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产业政策和境外投资政策。
受到美国股市大幅下滑的影响,SPDR S&P 500交易所基金(SPY)的资金流出规模达到236亿美元,创出历史新高。流出的资金规模相当于该基金资产总额的8%,如此高的资金流出前所未见。摩根大通策略分析师表示,市场投资者如此迅速且大规模的撤资显示,未来商品交易顾问和风险平价基金进一步卖出头寸的规模有限。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即“大基金”)去年在A股投资了十多家上市公司。不过,去年11月底入股的汇顶科技股价持续下跌,使得大基金目前约浮亏16.3%,浮亏4.6亿元。与晶方科技的一笔6.8亿元的股份协议转让也浮亏约15.3%。作为支持半导体产业发展的战略性投资基金,大基金在A股市场到处投资,有变成财务投资者的风险。
2000年以来中国的生育率就一直低于日本,2010-2016年中国平均只有1.18,日本为1.42。实现“全面二孩”政策后,2017年中国出生人口1723万人,同比减少63万;人口出生率约为12‰,同比回落0.52‰。开放二胎后中国的生育情况仍未摆脱风险,值得中国社会担忧。今后中国的人口和老龄化危机可能比日本还要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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