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0日，也门胡塞武装在西海岸发动快速攻势，一天内控制约 2600 平方公里土地，攻占摩卡港等战略要地，并于次日控制曼德海峡内的祖格尔岛与佩里姆岛，完成对这条全球航运咽喉的实质性封锁。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全线溃退。胡塞控制曼德海峡与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形成“双峡联动”，全球两条最关键能源通道同时落入伊朗系势力手中，布伦特原油一度突破每桶105美元。但胡塞在9月11日主动宣布停火，说明其策略并非全面封锁，而是通过“可控的混乱”证明随时可以升级冲突的能力。

过去两年中，中国AI系统的能力大约一直落后于美国前沿水平3至12个月，而对抗性蒸馏维持了这一追赶速度。Anthropic、Google 和 OpenAI 最近都报告称，其模型曾成为此类行动的目标，并点名指出 DeepSeek、月之暗面（Moonshot）和 MiniMax。缓解措施和法律救济手段的不足，凸显出美国 AI 开发者持续面临的脆弱性。中国吸收或利用这些技术进步、进而损害美国国家安全的能力，又进一步加剧了中国 AI 系统所带来的绝对风险。

中国越来越关注朝鲜在地区安全格局演变中所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意识到有必要调整对朝政策思路：既要有效管控风险，又要避免进一步激化紧张局势、破坏地区稳定。随着相关战略能力的增强，平壤在外交和安全议题上的底气明显上升，行为方式也更难预测。长期以来的国际制裁、外部施压和外交孤立，并未迫使朝鲜放弃其既定安全路线，反而使其更加坚定地保留和发展相关战略能力。尽管朝鲜在经济民生方面仍然高度依赖中国，但平壤与俄罗斯不断深化的安全合作，已使其不再像过去那样只能倚重北京。倘若围绕朝鲜爆发危机，中国极可能在局势升级过程中被边缘化，甚至被迫面对失控风险。

日印准同盟的生成受到国际体系、 国家、决策者个人三层变量的综合影响。亚太权力转移与美国政策调整作为国际体系层次变量塑造日印关系总体轮廓,成为日印接近、构建准同盟关系的主要外部压力;而国家与决策者个人则刻画了日印关系细节,成为两国推动安全合作与准同盟发展的关键内因。未来,因全球不确定因素不断累积、 日印对华威胁认知强化等因素,日印准同盟具有较大发展空间。然而,日印国际秩序设想与战略自主指向的差异、相关安全领域合作障碍等因素将制约两国准同盟的发展。

过往阿曼是调解者，但如今地理位置决定其是海峡问题的直接当事方。阿曼提出的所有方案，都有一部分需要自己去落实，但其不具备独立保障海峡通行的硬实力。阿曼还必须接受海峡问题的主要当事方处于持续的冲突状态。在2015年伊朗核协议达成前的谈判中，美伊矛盾再大，也基本没有考虑过以武力解决分歧。而如今，伊朗已反复封锁海峡并落实“自己不安全、海湾地区就没有安全”的威胁，而美国也早已突破攻击伊朗本土的“红线”。阿曼的任务等于是要将随时可能大打出手的双方留在谈判桌上，难度更甚以往。

今年7月，乌克兰军方发生了一波三折的人事变动，任期仅半年的年轻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被泽连斯基总统解职，随后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也被德拉帕季伊替换。这次紧急调整的源头，是乌方内部作战理念和技术路线之争。此次临阵换将也被视为权力博弈的结果。费多罗夫出任国防部长后，推动国防采购制度改革，打击贪腐，对外则积极求援，帮助乌军取得一定优势，还说服马斯克切断了俄军对“星链”的访问权限，加之其身上的科技光环和对认知传播之道的精通，俨然成为“明日之星”，使得泽连斯基有所忌惮，虽认同其理念却不愿恢复其职位。

全球不平衡再次成为全球国际经济学界的焦点问题之一。国际学界现在的普遍共识是：美国的净外债存量过大，而且还在进一步增大。即便全球不平衡还不至于马上导致一场金融危机，贸易不平衡的恶化加剧了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体系的碎片化。现在还很难断言，在不久的将来，我们是否会面临一场美国主权债危机、存量全球不平衡危机还是AI泡沫崩溃信用危机（如AI公司股价高估，遭遇开源低价中国大模型）导致的全球金融危机。但无论如何，中国都应该对可能发生的国际收支危机和美元保持高度警惕，并做好必要的准备。

在过去二十年里，美国实施制裁的次数超过欧盟、联合国和加拿大三者的总和，其中金融制裁的数量超过贸易、武器、军事和出行限制。美国认为其可以通过武器化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的接入、美元流动性和资本市场，在避免大规模报复的情况下精准施加压力。但是，其他国家也围绕美国主导的基础设施体系建立“阀门”系统。这不仅削弱了单一制裁手段的作用，还形成了新兴的平行生态系统，从体系层面挑战了美元的主导地位。这一不断展开的悖论——致力于扩大美国影响力的手段反而加速了制度脱钩——提出了一个根本性问题：制裁如何重塑全球治理？

纵观东南亚在印度大战略中的定位演进历程，印度的东南亚政策大致经历了3个差异化的阶段：冷战时期，安全优先的战略目标决定了东南亚的次要地位，印度仅将其视为非殖民化合作伙伴与地缘安全缓冲带；后冷战时代，发展优先的战略目标催生了“东向政策”，东南亚被重新定位为提升与世界经济联系的前沿阵地与战略支点；莫迪政府时期的“东进政策”则进一步将东南亚纳入印度大国地位追求与印太地区秩序构建的战略版图，赋予其更为深远的地缘政治意涵。

自美国政府2017年提出对华战略竞争已过去近十年，中美关系到了需要重新定位的时刻。实际上，中美关系既不能凭一时的乐观来定义，也不会因为一时的摩擦而彻底破裂，而是会长期处于合作与竞争交织、摩擦与协调并存的状态。在这一背景下，中美关系将长期处于合作与竞争交织、摩擦与协调并存的状态。在这一背景下，元首外交的作用不是创造奇迹，而是不断积累信任、管理分歧，为两个大国最终建立战略稳定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