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与柬埔寨的边界争端可以追溯至法国殖民时期，源于百余年前殖民者绘制的地图。两国长达800多公里的陆地边界，大多在法国殖民期间划定。然而，由于两国对该时期地图的解读不同，部分区域仍存在重叠的主权争端，成为柬泰长期冲突的隐患。此次边界冲突涵盖的柏威夏寺（Preah Vihear Temple）被列为世界遗产后，象征意义更加突出，引发了多轮军事冲突。围绕该争议地带，双方曾多次爆发炮火交锋，历史积怨与现实政治交织。

中俄不是天然盟友，而是建立在共识和共同利益上的同路人。两国都主张新秩序应建立在尊重国际法、国家主权以及文化和文明多样性的基础上，中俄存在的本身，就是世界保持多样性的保障。但中国在推动新型国际关系中，面临一系列须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是处理好与美国和西方的关系。其次如何创造共赢局面让各国、各民族逐步认可命运共同体。再次，中俄应该在改革联合国上付出更多努力。最后是取得广泛的认同和信任。

自2015年俄罗斯出兵介入叙利亚局势以来，俄罗斯与伊朗在中东地区结成了“准盟友式”合作，而且通过支持“抵抗轴心”，一度在中东地区占据有利的地缘政治地位。但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后，随着以色列在美欧国家的支持下加大对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尤其是2024年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的崩溃，俄正在中东失去强有力的战略支撑点。俄罗斯在这场困局中，只能在有限的选项以及原有战略遗产的韧性中寻求最有利的策略，尽力维护自身在中东地区的利益和战略布局。

土耳其、巴基斯坦和阿塞拜疆三国形成的战略三角联盟，以其合计1.5万亿美元的经济总量和3.5亿人口规模，代表了地区国家寻求新型区域合作的尝试。拉钦峰会大概可以被视为具有当前时代特征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它也折射出土耳其主导的所谓“泛突厥主义”地缘构想与俄罗斯传统势力范围的微妙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印巴这一传统地缘矛盾似乎也在向高加索地区蔓延，使该区域成为多重地缘力量交汇的新焦点。在不久前的印巴冲突中，巴方在高科技军事力量方面展示出的进步，也给未来欧亚地缘政治格局变化增加了新的可能性。

亚太地缘环境及中美日三角关系的变化促使日本以自主性、印太化与安全化为核心思路驱动战略转型，开展战略应对，在美日同盟“体制内发展”前提下加强自主战略能力的建设，加速地缘战略的“印太化”，利用“自由开放的印太”增进“国际连带性”，并在关键战略领域推进“安全化”，融合资源转化为国际战略能力。日本战略安全态势的强化，加上针对中国的“复合性焦虑”日益加深，导致竞争与制衡仍将长期成为日本对华政策的主基调。中日矛盾正逐步从现实安全热点深入到地区秩序观层次。未来日本对中国周边战略环境的影响很可能继续上升。

北约从目标设置、预期结果、保障机构、能力建设、资金基础、协作平台六个维度全面构建人工智能战略体系，从而加速“人工智能+”组合式军事科研进程，加剧人工智能军事化应用的国际话语权竞争，引发各国对人工智能高端人才的争夺，恶化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科技竞争环境。北约人工智能新战略体现了北约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仍然奉行进攻性战略和科技霸权逻辑，通过战略设计、政策协调、资源融合、话语垄断等多维布局，全方位构建人工智能竞争优势。北约人工智能新战略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导向，其内部协作将呈现“欧美—印太”双重心态势，北欧国家将在其中发挥独特作用。

美以关系被称为世界上“最特殊的关系”。对美国而言，以色列是它在中东“永不沉没的航母”；对以色列而言，美国是它在国际社会立足的保障。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后，其对以政策也从“绝对支持”逐渐转为“战术平衡”。他从支持“清空加沙”、强力打击也门胡塞武装、施压伊朗，快速转向催促以在加沙停火、宣布与胡塞武装停火、持续推进美伊谈判。与此同时，特朗普二任内的首次中东之行也未前往以色列。这引发以色列舆论担忧“美国是否要抛弃盟友”。

新德里不希望华盛顿永远独霸世界。相反，它寻求建立一个多极化的国际体系，让印度在其中成为真正的大国。它的目标不仅是中国——这个短期挑战——而且是遏制任何渴望独霸的国家，包括美国。印度认为，多极化是全球和平和自身崛起的关键。它极力维护其战略自主，回避正式结盟，并与伊朗和俄罗斯等西方对手保持联系，即使在与美国关系日益密切的同时。在国内，印度正通过拥抱印度民族主义，逐渐丧失其主要力量源泉之一——自由民主。印度的相对弱小、对多极化的渴望以及非自由的发展轨迹意味着，即使它有理由自认为是一个大国，其全球影响力也将低于其预期。

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克制派”正在逐步压倒“干预派”，成为特朗普政府内部影响外交方向的重要力量。然而，特朗普政府内部仍存在一些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干预派官员，他们仍可能影响特朗普的外交决策。而且，特朗普本人对于展示和使用美国实力的执迷以及国内政治压力仍可能使特朗普走上对外军事干预的道路。

在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中，“先发制人打击”这一术语被视为一种合法的、正义的军事途径。“先发制人打击”是指为了抵抗侵略或打败挑衅，或为了在难以避免的战争中获得战略优势，而不得不采取的军事行动。只有满足这些条件，“先发制人”才具备法律和道义层面的合理性：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掌握了足够且明确的情报，产生了一定的恐惧；敌方具备明确意图，也有实际能力在近期发动攻击；其他方法已无力挽回，军事行动是唯一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