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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蔡昉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一、 引言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世界商品和服务贸易出口的实际增长率,除个别年份波动之外,始终高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这充分说明了我们所处的经济全球化时代特点。因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世界贸易总量于2009年骤降之后,2010年和2011年都得到恢复性的增长,也大大高于GDP增长速度。然而,自2012年以来,世界贸易增长率持续低于GDP增长率。诸如全球经济增长疲软等需求侧经济因素以及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转向内需驱动等供给侧经济因素,可以或多或少地解释世界贸易的减速,然而,全球性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应该是产生这一现象的重要的政治经济学因素。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贸易下降或许是在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反全球化的政治生态致使经济全球化受阻的一个特征性表现。与此同时,全球资本流动数额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从2007年的峰值水平上骤跌。

这种现象不难理解。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纷纷设定新的贸易壁垒,其中,作为最发达经济体的美国以及德国和英国就分别出台了数百项措施。诸如此类的政策变化也反映了西方国家政治结构的变化,即以反对全球化为核心主张的政治民族主义化和民粹主义化,并迅速演化为非合作性的反全球化策略。截止到2016年,这种趋势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而且呈现政治上的极端化与指向上的趋同化并存的新特征。欧洲民粹主义在政治上节节逼近,形成遏制接受移民(难民)、阻碍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退出国际一体化机构等反全球化浪潮,其中,英国公投脱欧只是在可以预见的逆全球化事件中最具新闻性却远非完结的一桩而已。无怪乎人们说:英国脱欧并不出乎意外,问题在于“谁是下一个”。

政治经济学可以很好地解释这种现象。全球化本身并不是利益中性的,最初人们看到的是发达国家及其政治经济精英和智囊们主导着全球化,使其朝着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方向演进。不论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国际金融与贸易机构,还是欧盟这样的一体化共同体,做决策的都是那些握有生杀予夺权力的大国,由代表这些国家的财政部长、中央银行行长和贸易部长行使权力,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不能从全球化中均等获益。进而,人们又发现,发达国家中主宰利益安排的实际上是跨国公司和其他代表资本的利益集团。不难想象,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和低收入家庭同样未能从全球化中获益。

孙久文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

夏添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2019年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又一起点。在完成前一阶段的发展任务的同时,也迎来了新的挑战和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转型的契机。在新的区域政策体系下,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将向着均衡化与非均衡并存、区域繁荣融合与化解风险同行、以发展速度换取发展质量和不断优化区域空间结构的新的发展阶段。总之,2019年作为空间战略转变后的政策消化期,必然着力于区域政策分层化、差别化和长效化。

徐高

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目前,我国宏观政策已经更多向稳增长方向调整。相应地,“去杠杆”政策也应更有效地向“稳杠杆”政策转化。需要通过放松去杠杆政策(包括金融去杠杆和地方政府去杠杆)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路径,消除实体经济融资难的问题。只有稳住经济的名义增长率,债务占GDP比重这个比率中的分母才能做大,从而让债务率下降。

任勇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上海市曙光学者,著有《国家治理视野中的公民教育》等

“政策变形”是我国基层治理的常见顽疾,主要体现在政策执行形式化、政策内容曲解化和政策方案机械化三种形式,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现代基层治理体系。要防治“政策变形”就要建立多元主体有效沟通的制度化平台,改革行政职责权限配置、推进农村基层自治组织建设,建立规范的政策执行评估体系、规范监督问责机制,全面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

邱实

政治学博士后,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全国民政政策理论研究基地研究员

纵向政府职责体系是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关键内容,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成效。新时代纵向政府职责体系建设通过政府职能转变与机构设置改革,优化政府间事权划分,调动中央与地方的积极性,引入“社会要素”参与建设,从而理顺纵向政府间关系,建设政府职责体系。

贾康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现代国家治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就是财政,因而财政必须实施构建现代财政制度的配套改革。三中全会后中央政治局首先审批的第一项改革方案就是财政税收的配套改革,明确指出三大领域的改革任务:预算改革、税制改革、理顺中央地方体制关系的改革。很遗憾,我们在改革深水区的种种条件制约之下,到现在为止,也不能说三中全会之后政治局审批通过的财税配套改革方案中重点的事情都做出来了。

受访者:科林·艾伦

美国匹兹堡大学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系杰出教授、西安交通大学长江讲座教授

采访:王小红

西安交通大学计算哲学实验室中方主任

翻译 :杨冰洁、高元昊

译校:王小红

一个道德的智能体必须学会克制自己的欲望以方便他人。但我们现在构建的机器人,其实并不具有自己的欲望,也没有自己的动机,因为它们没有自私的利益。所以,训练人工智能和训练人的道德是有很大差异的。对机器的训练问题在于,我们怎样才能赋予机器一种能力,让它敏感地察觉到那些对人类的道德价值观而言是重要的事情。此外还有一个问题,机器需要认识到它的行为是否会对人类造成痛苦吗?我认为是需要的。

黄汉权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

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产业政策调整的思路是,回归弥补“市场失灵”本源,维护“竞争性政策在经济政策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加快构建“市场友好型”产业政策体系,聚焦竞争前领域发力,支持重点逐步从生产端转向消费者,支持方式更加注重与就业民生挂钩,确定国企“竞争中立”原则,最大限度避免损害市场公平竞争。为此,财税、金融、技术、贸易等政策也要相应进行调整。

沈建光

经济学博士,京东金融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观察过去几轮稳增长措施,其在更长的时间维度上并未能阻止经济增速下滑的趋势,作用或在于避免“硬着陆”,且每轮措施之间的时间间隔似有缩短之势,尤其是上一轮到本轮之间,仅仅间隔1年时间(2017年),说明宏观政策的短期有效性或许也在降低。未来围绕结构性供给侧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国企混改、财税体制改革、公平市场构建、资本市场长期制度、房地产长效机制等重点领域的改革如何推进、效果如何,将直接决定中国经济的未来。

郑宇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上海市高校“东方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发展与全球治理,国际援助与投资,政商关系,和国企改革等。在密歇根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专著《治理与外资》

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催生了福利国家,发达国家的福利社会体系也被认为是国家发展的必然选择和范本。但维持高福利制度所必需的刚性支出削弱了发达国家应对新的经济危机的能力。在无法继续维持高水平社会保障的情况下,许多发达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抬头,希望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来缓解国内矛盾。新兴经济体国家之所以成为全球化的主动捍卫者,不仅因为它们是全球化的主要获益者,它们还认识到平衡发展的重要性,希望借此推动社会保障体系的扩展,特别是其中的扶贫减困。

郭冠男

国家发改委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博士

负面清单制度是政府进行市场准入管理的一种模式。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其市场准入管理制度,政府通过市场准入管理实现对市场主体进入市场时的规制,其理论依据是为了避免或减少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可能导致的风险而进行干预,同时这种干预还要降低“政府失灵”的概率。也就是说,市场准入管理制度一方面要弥补市场不足,另一方面要规范政府权力。

受访者:余永定

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采访者:搜狐智库

中国经济短期内的重要任务是让经济增速稳定在一个可持续的水平上,否则长期的改革任务就无从谈起。房地产作为当前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如果制造业投资不会因某种原因快速增长,在保证房地产投资不会急剧下跌的前提下,应降低房地产在总投资中的比例,提高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速。我国应实施财政、货币双扩张的政策:财政政策不必拘泥于3%的赤字率,但同时要避免将资金投向无效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赵通

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研究员

新的《导弹防御评估》明确强调发展助推段导弹防御技术、开发可以显著提升反导效率的多目标杀伤器技术、重视在敌方导弹发射前对其进行干扰和阻碍发射的能力、突出可以实现战时反导力量聚集的高机动性反导平台的重要性,这些措施都将进一步强化中俄对自己核威慑可靠性的担忧。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资本造就了全球化,也造就了今天的世界。持续数十年的急速全球化,不仅使得今天的国际秩序变得非常脆弱,而且各国内部的政治秩序基础也动摇起来。如果人们无法应付全球化所造成的这些挑战,无法从内部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方式,就没有很好的理由对未来的命运抱乐观态度。

何帆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

朱鹤

熵一资本全球宏观研究院副院长

2018年中以来,去杠杆的负面效应逐渐显现。面对新情况,监管部门及时转向,明确指出当前宏观杠杆率已经稳住,防范金融风险初现成效,预示去杠杆政策正式进入政策回调阶段。但政策回调不能替代对政策初衷的反思。这对未来如何理解和延续去杠杆政策至关重要。如果追溯去杠杆的政策根源,不难发现其源于“三大攻坚战”中排在首位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换言之,去杠杆是对“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在具体政策层面的解读和落实。

沈建光

经济学博士,京东金融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展望2019年,考虑到政策落地的时滞,以及前期贸易“抢出口效应”的逐步消退,预计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仍将处于寻底的过程。当然,一旦中美贸易谈判取得积极结果,加上逆周期政策与改革措施的协同发力,下半年中国经济或将有所企稳,预期2019年中国经济有望呈现前低后稳的态势,全年GDP或为6.2%左右。

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中国金融体系的显著特点是“重规模、轻机制”,金融体系规模很大,但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空间不大。如果将中国金融体系做一横向国际比较,可以发现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在整个金融体系中,银行占比非常高;二是中国的金融抑制水平,即政府对金融体系的干预程度,位居全球前列。历经40年金融改革,我国的金融抑制现象依然非常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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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世界存在自由交易和集中控制两种交易体制,而这两种交易体制实际是两种资源管理体制。从非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实际就是对要素和资源的管理模式,关键在于对要素和资源的控制权。从古罗马的历史看,这两种资源管理体制都会造成危机,尤其以集中控制所造成的危机最为厉害。自由交易也会导致危机,但危机往往可以通过大量的财富损耗为代价来熨平和冲销。历史显示,只要不走向极端,保持克制,则大致都可维持社会的均衡发展。
国内1月信贷增加3.23万亿,同比多增3284亿;社融增量4.64万亿,同比多增1.56万亿,且均为历史最高值。中国央行官员表示,从历史规律看,1月份是全年贷款投放最多的月份;考虑到春节因素,应把1、2月份甚至一季度的数据统筹考察,不宜对单月数据过度关注。而1月新增贷款与实体经济的需求是相匹配的,属于合理水平,不是“大水漫灌”。央行官员还表示,货币政策并未转向。
人口增减变化代表了市场需求变化,从趋势来看,中国城市人口增长总体呈现“南快北慢”趋势,新增人口占比,南部为78.7%,北部为21.3%。华南城市几乎全面扩张;华东城市扩张、饱和各占一半;华中、西南、西北的核心城市、扩张趋势明显,而中小城市饱和或收缩,东北城市出现极端分化,53%的城市扩张,41%的城市收缩,人口向核心城市转移的趋势明显。
一项涉及149.2万亿元中央国有金融企业资产重整的行动已有迹象可循。监管部门正考虑采取划转、出售等方式,将部分央企旗下的金融资产进行整合。这与此前非银行金融机构频繁爆雷有关。监管层从2013年开始就资本脱实向虚,限制央企并购金融企业的行为。2018年以来,实体经济困境和近一半央企主营业务亏损,令防范系统性防范金融风险显得更为重要。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即将公布。据了解,香港要融入国家发展的大局,将侧重研发和金融等服务,并继续提升于国际仲裁及航运枢纽的地位。消息人士预料,大湾区规划将分两个阶段发展,中期规划是于2022年前打好连接湾区各市的基础;长远会在2035年前有更多便利大湾区各城市居民流通的措施,并在2035年完成整个湾区建设。香港有关人士估计,今后需要研究推出“大湾区签证”,方便想到大湾区工作或投资的外国人士。
中国央行官员日前在国内某论坛上称,目前的政策文件没有反映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问题,国内大部分政策文件是由处长们起草的,但在交流时会发现各部门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存在分歧。分歧可能源于认识上的差异,也可能是基于部门利益考虑,很难协调一致。处长们没有调整立场、相互妥协的权力,只好把有分歧的问题从政策文件中拿掉。此外,还存在立法部门化现象,行政部门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无法真正体现市场化和法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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