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登录  免费注册  招聘信息  第一智库微博  安邦咨询  ANBOUND 高格全球文化项目论坛
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韩大元

中国人民大学二级岗位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兼任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宪法学研究会会长

一、促进宪法秩序的恢复

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称“七八宪法”。尽管在规范形态上,1978年宪法保留了“左”的指导思想,但它为恢复社会主义法制奠定了必要的宪法基础,也成为改革开放的法制起点。

1978年宪法颁布前后,学术界为恢复宪法秩序,为重建民众对国家发展与未来的信心,发挥了重要的学术作用。由于1978宪法存在形式合法性与实质合法性之间的矛盾,这一时期的宪法学发展仍处于一种拨乱反正的“复苏时期”或者过渡期,宪法文本的价值与意义仍受到部分人的质疑。正因为出现社会价值观的冲突与矛盾,恢复宪法学研究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也是不少的。

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启了思想解放的序幕。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指出:

“未来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同年12月18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针,成为指导法制建设的基本理念,使法制发展重新回归宪法的轨道。同时,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化,为宪法学研究营造了良好的氛围,使宪法学从单纯的“政治性”话语中解放出来,积极承担为改革提供正当性、合法性的学术功能,促进宪法秩序的恢复和转型。

据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上搜索的信息,从1978年到1982年,所有篇名含有“宪法”的文章数量分别为1978年12篇、1979年4篇、1980年9篇、1981年26篇、1982年166篇。从论文数量来看,当时宪法学的研究成果是比较少的,这与法学研究处于蹒跚起步的状况是一致的。反映这一时期中国宪法学发展状况的代表性著作是许崇德和何华辉教授合著的《宪法与民主制度》。宪法学方面的论文主要有蒋碧昆先生的《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新时期的总章程》、张光博先生的《社会主义民主的伟大旗帜》以及许崇德先生的《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关于我国元首的理解》等文章。

林采宜

华安基金首席经济学家

税改年内减税约1400亿元,2018全年个税总额约1.3万亿,同比增速由上半年20.3%回落至全年8.5%;2019年整体减税额约3200亿元,个税总额约1.26万亿,同比降幅3%。由于以股息、红利为代表的财产性收入差距,是导致我国贫富差距较高的主要因素,本轮税改对居民收入结构的调整有限。预计本轮减税年内消费释放约900亿规模(其中教育、医疗约200亿),拉动全年GDP约0.1个百分点。

董登新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教授、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成员

从2015年开始,国务院率先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三个项目启动社保降费行动。经过2015-2017年多轮社保降费,目前失业保险总费率已从3%降至1%,工伤保险平均费率已从1%降至0.75%,生育保险平均费率则从1%降至0.5%。其间,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费率则从20%下降至19%,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率则维持原状不变。国务院提出“抓紧研究适当降低社保费率”的表述,应该是有针对性的,可能是专门针对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而言的。

徐忠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

我国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中性是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保障。同时,在金融体系复杂化、货币政策转向价格型调控的背景下,市场基准利率的培育至关重要。还要重视货币政策在引导社会融资、兼顾稳定与效率中的作用,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不可分离

吴新叶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浦江学者,湖北工程学院楚天学者特聘教授

精准扶贫已经实施多年,当下攻坚冲刺阶段所遇到的问题既不是源于政府投入不足,也同扶贫政策靶向不精准无关,而是目标群体的响应不充分造成的。从治理主体的角度判断,精准扶贫多为自上而下的科层制推动与实施,由于缺少自下而上的配合,难免遭遇到政策成本高、变相抵制与低度社会认同等窘境。“上下互动”能够克服当下科层制治理线性逻辑带来的负效应,从而有助于提升精准扶贫的有效性。

许汉泽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生

李小云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当前我国的扶贫工作已经进入到了全面攻坚阶段,虽然到目前为止整体上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效,不到三年时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从7017万人减至4335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010年的17.27%,下降至2016年底的4.5%。但是“精准扶贫”政策在地方实践过程之中确实也面临着诸多的问题与挑战。

黄琪轩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产权保护在一个收入分配更接近正态分布的社会会发挥更显著的效果,而当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处于哑铃形的状态,那么,加强产权的保护反而可能固化社会分化,影响激励机制。不仅如此,底层民众会持续冲击现有产权安排,让产权的保护无法真正地、持久地实施。问题的关键在于创造激励结构,而不是对西方制度的盲目模仿。“关键在于创造激励结构”,这指出了制度的又一项重要作用。

高旭军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研究员、法学院教授

除少数程序性问题外,美国和其主要西方盟友应该会在WTO关税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改革方面达成共识。美欧改革设想不仅符合其国家的利益,而且有利于提高WTO的效率和公正性。但那些改革设想是否能够顺利实现,依然是一个未知数,因为是WTO是根据“协商一致原则”进行决策的,中国和其他成员国的态度对美国及其西方盟友能否顺利实现它们的改革方案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王俊生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国周边战略研究室主任

可以考虑半岛和平机制构建与无核化同时推进的方案,对此中国2015年推出了“双轨并行”的思路。两者并行推进在理论上也是可以操作的,比如可以建立两个工作组,分别承担上述两个目标:一个是中美朝韩四方会谈,主要聚焦于半岛和平机制构建;另一个是中美朝韩俄日六方会谈,聚焦于半岛无核化。在具体运行时,两个工作组并行推进。在这关键时刻,特别是面对朝美关系出现僵局,中韩合作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田国强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高等研究院院长

黄晓东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

宁磊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

王玉琴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

如果短期内只强调地方政府和企业局部去杠杆,而不采用通过要素市场化改革和全局一般均衡的协同推进结构性去杠杆,忽视各部门间的相互影响,这不仅不能解决债务问题,反过来还会推升宏观杠杆率。去杠杆要从全局考虑,确保部门间政策协调,不冲突,不打架。建议从家庭、企业、政府三个维度同步推进结构性去杠杆。

李国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马晓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开展营商环境评价的方法及体系可资借鉴,但是需要结合我国国情进行修改和完善,以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可比的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中国特色营商环境评价体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接世行,国际可比。二是立足国情,不盲目照搬。三是客观真实,科学管用。

任其渊

中国金融四十人青年论坛召集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维护中国在全球供应链当中的地位,这是中国经济的核心利益。在全球供应链中,中国和美国抱得越紧,美国就越难以对中国进行攻击,而且中国和美国抱得越紧,也越有利于中国融入到全球供应链当中、并且进一步提升中国在其中的地位。因此,在美国决意对全球供应链的旧格局发起冲击的时候,中国要捍卫的不仅仅是多边国际贸易规则体系,还要努力捍卫现有的全球供应链体系。

本·伯南克

美国经济学家,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

大衰退为何会如此严重?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无疑是一支关键的“催化剂”——房价下跌抑制了消费者的财富和支出,同时导致房屋建设大幅减少。然而,正如我在一篇新文章中所论述的那样,泡沫破裂最具破坏性的一面是,它最终引发了广泛的金融恐慌,包括批发融资和不加选择的非抵押贷款销售,恐慌反过来扼杀了信贷供应,推动经济进入(比原本将发生的衰退)更严重的衰退。

李巍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赵莉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经济外交项目成员、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助理

随着中美经济竞争的加剧,美国很有可能将投资限制与贸易谈判进行议题联系,从而增加对华经贸博弈筹码。在美国投资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德国也开始带头收紧外国投资审查,欧洲对中国投资的态度总体上出现了收紧态势。对此,中国政府应保持战略定力,在扩大开放的同时深化国内改革,致力于核心技术自主创新。

周波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特聘研究员

我们生活在人类历史上最爱好和平的时代。与此同时,全球经济这块蛋糕有了新的切割方式,东方的份额——以中国和印度为首——正在迅速增加。很多事利害攸关。这一变化可能开启重大和解,并使国际秩序达到新的力量平衡。但是,如果美国无法容忍这一变化,并做出相应回应,当今也可能是非常危险的时期。

汪三贵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反贫困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农村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回顾40年中国扶贫开发历程发现,中国经历了从区域扶贫开发到精准扶贫的政策演变,并取得了巨大成就,特别是精准扶贫方略实施后的脱贫成效。针对新阶段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类型贫困人口特征,需要采用超常规手段和创新机制,短期长期帮扶结合,短期内重点解决贫困人口生活问题,长期则需要重点解决发展动力和能力不足问题,并实施兜底政策。

陈柏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青年长江学者,中国法理学会理事,中国社会学会法律社会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目前中国农村的村务民主治理,可以概括为四种理想类型:动员型、分配型、清障型、监理型。每种类型都有其典型事务、经验逻辑和具体症结。不同类型的村务民主治理都可能因具体困境而走向民主失败或治理失败。在现实条件下,民主治理很容易走向反面——反民主化治理。村务民主治理的完善,需要加强制度建设,更关键的是夯实村务民主治理的经济社会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
宏观经济结构国际比较分析
全球政治风险投资评级
城市生活价格压力指数
安邦书评
目录与检索
关注安邦咨询
查看更多
本站排行 1Think Ranking
第一智库时间 1Think Times
国内对“国进民退”的分歧很大,许多人根本不承认存在这一问题。在中国经济环境里,存在着两类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产业部门——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两类经济部门从原理上看根本无法互相竞争,一类是管人、管事为主的,一类是搞商品生产为主的,但现在却必须相互竞争。这样一来,民营经济只能从国有企业那里拿资金、拿项目。这种依附走到极端,结果就是民营企业国有化。
习近平主席10月20日给民营企业家回信指出,改革开放40年来,民营企业蓬勃发展,民营经济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民营经济的历史贡献不可磨灭,民营经济的地位作用不容置疑,任何否定、弱化民营经济的言论和做法都是错误的。习近平强调,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是党中央的一贯方针,这一点丝毫不会动摇。
外媒认为新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的“毒丸”条款,将对中国在国际市场的对外合作形成“孤立”,而目前已有迹象显现。有报道称,中美贸易战和英国脱欧进程的缓慢,导致两国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陷入停滞。美国政府的贸易政策也给英、中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带来阻力。而加拿大与中国在2016年便同意开始的自贸协定试探性协商,至今并未取得任何进展。
2008年的金融危机检验了欧洲经济体制、金融体制。作为有经济差距的国家联盟,相比于单一的大国(如美国),其经济体系和金融体系的抗压能力仍然不足,金融危机震出了欧盟的“原形”。而目前欧洲银行系统超过8000亿欧元的坏账则是一种风险信号。面对全球贸易战以及美国经济的不确定性,欧洲经济可能长期低迷,其退出宽松政策很可能面临挑战。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10月21日表示,对修改美国对汇率操纵国的认定标准持开放的态度。目前考虑两种修改方法:一种是根据1988年贸易法案对汇率操纵的广泛定义来认定汇率操纵国;另一个方法是改变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存在竞争性货币贬值的标准。目前看来,特朗普政府未来很可能将汇率操纵国的认定标准门槛降低,这样就更容易挥舞汇率制裁的大棒。
由中国融资的从肯尼亚港口城市蒙巴萨到乌干达边境的铁路,堪称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非洲演变过程的缩影。不过,中国为第三期工程融资时,则要求展开更详细的可行性研究,“以证明商业可行性”。中企的这种变化,也反映出中国国家领导人今年在中非论坛上的讲话精神——中国在非洲投资和放贷将采取更具针对性的策略,“要把资金用在刀刃上,不搞花架子”。
查看更多
友情链接
特约链接
凡本网站转载的文章,均由原载媒体审核后发表,仅反映原作者自己的观点,不代表“第一智库”网站的观点。
About US - 公司简介 - 联系方式 - 招聘信息 - 网站地图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3639号
中国-东盟基金·安邦合作项目 中信信睿·安邦合作项目
(安邦集团)北京安邦世纪国际咨询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 Copyright © 1993-2013 Anbound
法律顾问:君合律师事务所 | 京ICP备11036713号-1 |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京ICP证110923号 | 营业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