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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徐明棋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上海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

世界经济研究所以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两大学科为主轴,将世界经济研究与国际关系研究、国际问题研究与国内问题研究相结合,注重研究的综合性、整体性,提高研究成果的前瞻性、战略性和理论性。在已经形成的理论研究、对策研究及动态研究相结合的基础上,强化中长期战略研究和基础理论研究,形成了一批跨学科研究的突破性成果。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10月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成为世界瞩目的最重要合作机制。将近四年来,这一倡议得到了全球越来越广泛的认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基础设施、贸易投资方面的合作也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今年5月份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进一步积聚了国际社会的共识,对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构建利益共同和命运共同体更具有里程碑意义。

“一带一路”建设倡的目标是要实现沿线国家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政策沟通、民心相通。在这“五通”中,资金融通处于核心地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合作对推动资金融通更是关键的环节,既具有广阔的前景,也面临一定挑战。推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合作意义重大。

一、金融合作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占据核心地位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发展中国家占多数,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要致富先修路”,以中国的发展经验看,改善互联互通基础设施要先行,因此建设公路、铁路、桥梁、港口以及发达的电子通讯网络和金融网络等软硬设施是这些国家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最紧迫的需求。但是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往往规模大,回报率低、回报周期长,这使得国际商业性资金进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相当有限。因此,如何解决基础设施融资的资金缺口,提供合适融资渠道和资金,就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

贸易扩大也需要提供贸易融资、货运保险以及顺畅的贸易清算渠道。大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体系不够发达,金融机构也不够完善,动员金融资源和配置资源的能力相对不足。因此这些国家普遍缺乏金融基础设施,也不能满足其他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和拓展贸易的资金需求。国际金融合作就成为打通贸易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瓶颈的重要手段。

亚洲和太平洋区域总体并不缺乏资金,本地区储蓄率高,金融资源丰富,但是由于金融体系相对不发达,很多国家的储蓄资源未能通过有效率的金融体系将储蓄资源导入至实体经济建设中,很多资源被转移至国外,被西方的跨国银行所利用,成为他们在全球投资的资源。仅在2011年,亚洲的储蓄中就有5.6万亿美元被用于区外的投资。最近,特朗普可能要采取的减税以及美联储可能削减资产负债表等举措,更是刺激了一波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资金流出。

李建伟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研究领域:民商法、经济法,著有《公司法学》等

回顾国有企业法制在现代公司法制背景下的生成历程,不能离开现实国情来把握国有企业法制的发展趋向。国企法制作为一种深具中国国情的现代企业法制安排,首先要遵循现代公司法制尤其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安排,同时也要积极探索适合国情与国企现状的治理模式。

王英杰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教授,研究领域:比较教育、高等教育、基础教育、美国教育,著有《教育大辞典》等

大学重要的使命就是储存、传递和创造人类文明,所谓储存和传递人类文明就是保守人类文明,大学的这一使命赋予了大学保守的文化品格。大学要创新人类文明就是要为真理而追求真理,追求真理本身就是目的,因此它天然地反对功利,与社会即时的功利需求保持一定的距离。

马晓河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改革特别农业农村改革推动者之一。

我国已经跨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还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中间区域,顺利迈向发达的高收入阶段需要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新旧增长动力有序转换,培育发展新动能。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着眼消费引领和供给创新,引领产业向中高端化提升,着力加快体制机制改革,打造制度供给新引擎。

罗伯特·卡普兰

美国《大西洋月刊》记者,新美国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欧亚集团高级顾问。他也是将于明年出版的《马可波罗世界的回归:二十一世纪的战争、战略和美国利益》的作者

美国的道德目标也在减少。美国人是否愿意继续维护欧洲和亚洲的自由秩序——正如他们在过去70年所做的那样——现在变得愈发可疑。 虽然美国的民主制度蓬勃发展,并在印刷时代(print-and-typewriter age)成为世界的光辉典范,但这种辉煌是否能延续到数字时代(digital-and-video era)仍是一个未知数。确实如此,在当下时代,美国的民主制度与其说是一种激励,毋宁说是一个空中楼阁。

周其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研究领域:产权与合约、经济史、经济制度变迁理论、企业与市场组织,著有《发展的主题--中国国民经济结构的变革》等

新经济这个“新”,它不会从天而来,它是创出来的。中文中的“创新”,有行动的意思。中国创新这个口号已经非常响了,但还需要我们实业界、产业界、投资界,真正把创新当一回事!中国高速增长,30年来的经济,如果没有创新驱动把成本的特性改变,那会重新陷入一种困境。这些条件都不缺,这么多创新公司,一代代新大学生、研究生投入到经济中,以此来推进中国经济长期增长。

沈桂龙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在流量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目前我们还没有对这两个指标给予足够的重视。由于转口贸易和离岸贸易可以促进航运业发展,增加就业,提高当地税收收入,因此,这两个指标对于贸易发展和经济健康是非常有益的。从上海建设国际航运中心的角度看,到岸货物流量与离岸的贸易货物流动,都有利于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

王德福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后

农民是讲实惠的,再怎么新奇美好的东西也得变成被他亲身感知的事实才能被认同。遗憾的是,社区建设和土地流转暂时都没能通过检验。让村民觉得幸运的是,那些“失败”都发生在别的村。免于折腾何尝不是作为一个普通村的幸运。几百万个免于折腾的普通村又何尝不是中国的幸运。为数以亿计的农民提供安稳的幸福既是一种战略胸襟,也是起码的人道主义。

冯文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研究领域包括人口问题、医疗健康、农村发展和城镇化等

张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研究领域为资源与环境政策、国民经济学

葛延风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部长、研究员;研究领域为社会保障、劳动就业等

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总体依然处于高位,转型期的到来使收入分配差距应对变得更为复杂,处理不当极有可能导致既有的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扩大。近期的工作重点,是抓住核心政策,使既有的收入差距不再扩大。在此基础上,通过逐步实施有利于收入差距缩小的政策,在远期使收入差距回归合理区间。此外,持续的社会流动是一个社会良性发展的基本动力,如果成员社会流动不畅,就容易形成阶层固化,扩大群体间收入差距,破坏社会公平,威胁社会长期稳定发展。转型期促进社会流动的具体政策,需要从教育、就业和住房三个重点领域入手,进行关键政策选择。

许耀桐

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政治学原理和方法、政治体制改革、政治文明与民主政治发展

今后行政体制改革应当紧扣时代主题,明确经济新常态下行政体制改革的思路,协调各方利益,除继续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深化放管服改革外,还要统筹中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

何扬飞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当前一些地区农村老年人宗教信仰现状呈现出信教途径集中、受文化程度和健康状况影响大等特点,对信教老年人的精神满足、村庄的公益事业有推动作用,但也面临着信教老人比例高、老年人村庄治理参与度不高的状况。这些问题需要进行分析和正确对待。

沈怀兴

宁波大学教授,研究领域:汉语词汇、语法及语言理论,著有《汉语商论》等

怎样看待纯语言研究的语言学发展趋势?这个问题亟待研究。提倡纯语言研究是可以理解的,但要有正确揭示语言本质的语言观。在不具备这一条件的情况下从事语言研究,既不能机械地回避政治,也不能旁骛政治。

朱军

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

如今,各种节日“野蛮生长”,都成了商家的购物节。我们需要警惕一个日益沉沦的消费社会:所有的故事只是用来绑架人的观念,其实是让你做一个消费社会的奴隶。

程霖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外经济思想比较、中国管理思想史、经济史学史

刘凝霜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从经济史的视角,“民营经济”概念历经了一段从有到无、再从无到有的历史过程;从学术史的视角,该概念本身在新中国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同时也经历了一段从企业类型称谓向经济学术概念转变的动态演化;整个过程是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历史实践与学术思想共同作用、循环递推的结果。并且在此过程中,政界、学界曾先后以概念兴起、概念停用、概念界定为焦点展开三次集中讨论,最终达成对“民营经济”概念提法必要性问题的共识。

王鹏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察哈尔学会研究员,研究领域:英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外交政策与亚太/周边国际安全、东亚近现代国际关系史

朝鲜看似无懈可击的拥核计划背后其实是有其软肋和弱点的。然而,美国自身的不堪,以及中、俄、韩出于地缘安全考量而发出的反对美国动武的信号,大大削弱了美国的动武决心以及朝鲜对该决心的感知,于是变相鼓励平壤在拥核道路上加紧采取机会主义的边缘政策。

毛维准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亚太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领域:国际制度、和平冲突、国际责任、全球治理与国关理论学术史等

英国此前一直希望采取“硬脱欧”模式,即离开单一市场与关税同盟。而欧盟的态度也相当强硬,此后对英国态度的软化,德国总理默克尔强调,英国脱欧不可逆转。伴随着英国脱欧进程的是欧洲规则体系的调整,其中贸易规则调整是其中的重中之重。

景跃进

政治科学领域研究专家,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系教授,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世纪以来,执政党接受了权力制约的观念,但同时拒斥西方的分权制衡。这为中国政治学者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课题:在这一前提下,既有体制框架内的权力制约探索应当如何进行?以及能够进行到什么程度?基于本土实践,亦已出现两种不同的研究策略:“新三权论”和“集权体制下的权力制约”。本文分别考察了这两种研究策略的方法、逻辑和基本内容,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简要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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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国务院重新强调企业家作用,提出依法保护企业家财产权、依法保护企业家创新权益、依法保护企业家自主经营权,要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作出贡献。从十八大到十九大,中国的发展从“破”到“立”,要“立”好,核心是发展经济。中央重新强调企业家群体,这是“撸起袖子加油干”的战前动员。
标普对中国市场的评级“炸弹”开始连续引爆。9月25日,标普再度出手,下调了包括中国移动、中石油、中石化在内的21家央企和基建实体的信用评级,评级展望为稳定。标普称,21家企业中的绝大多数企业获得中央政府特别支持的可能性极高,使其信用评级跟随中国主权评级变动。标普比穆迪出手更快,下手也更“狠”。
9月欧元区经济持续向好,欧元区9月的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初步估算达到56.7,为四个月以来最高点。欧元区今年第三季度的增长率预期将达到两年来最高水平。欧洲央行已将2017年经济增长预期上调至2.2%,同时可能在10月缩减量化宽松规模。有市场研究机构认为,欧元区经济已达到“爆发”程度。
在保险业被认为滥用监管权和审批权的背景下,保险监管的公信力急需重塑。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强调,今后保险业绝不允许再出现所谓“特殊公司”。保险监管面临的问题在证券市场和银行市场同样存在,原因在于监管者混淆了基本定位,监管者成了市场发展的推动者,结果形成了比较普遍的利益输送。
穆迪、标普先后下调中国评级,加剧了市场对中国债务的担忧。不过,摩根大通最新报告称,相比于今年第一季度末债务与GDP之比的269%,第二季度末的比值为268%,终结了超过五年来借款稳步增加的趋势。尽管下探幅度较小,但第二季度的债务下降值得注意。部分国际金融机构的肯定,说明中国政府的努力方向是对的。
随着国内消费升级,消费金融迅猛增长,从2013年到2016年,互联网消费金融的交易规模从60亿猛增到4367.1亿,爆发式增长70倍,年复合增长率达317%!但行业风险如信贷不良率、资金成本风险、多头借贷等风险逐渐暴露。初步估计,消费金融行业的野蛮生长也因风险暴露而亟需纳入强监管,这将加速整个行业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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