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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主要兴趣或研究领域为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转型和社会正义;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比较中央地方关系;中国政治。著有《大趋势:中国下一步》《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中国和新世界秩序》等

历史地看,在世界范围内,人类社会的整体道德会随着经济发展、个人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古人孟子的“有恒产者有恒心”和管子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等都是普遍而永恒的真理。

近代工业文明开始以来,人类道德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前道德的根源在于宗教,近代以来,国家也开始有能力通过经济社会发展和制度建设,来干预(增进或者阻碍)人类道德的产生和发展。工商业文明一个显著的特点在于“计算”(“推理”)之上的理性,因为通过理性才会在最大程度上获得财富。同时,经济发展和财富的积累为社会整体教育水平的普及和提高、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人均寿命的增加等提供了物质条件。

工商业文明的另一个特点,在于人们从农业文明之下的互不关联“个体劳动”脱离出来,走向了公共空间(市场、工厂、社区等)的互为关联的“集体劳动”,人们在公共空间交往和生活,公共空间的扩展也产生了对公共品的要求,同时也发展出公共道德规范。近代以来政府在社会经济各方面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主要是为了提供足够的公共品。随着公共(集体)空间的增加和公共品的供给,社会整体道德水平也随之提高;或者说,总体来说,社会整体上变得更加合乎道德了。

总体上说,这些经济增长和道德发展之间的关联,也发生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随着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过去由连续不断的社会政治运动(阶级斗争)和短缺经济所造成的总体不道德情况已经完全改观。大多数人已经过上了体面的生活或者小康生活,规模性的饿死、病死、累死现象大大减少,甚至消失。

尽管也有人怀念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准,但应当说那种道德仍然属于原始和朴素的道德状况,是农业文明的反映,甚至是特殊政治条件下形成的集体政治压力下的道德。随着工商业文明的到来以及政治环境的开放和多元化,农业社会的道德以及政治性道德变得不可持续,道德领域的巨变是必然的。

不过,随着社会整体道德环境的提升,个体道德不仅没有提升,反而出现了巨大的问题,处于下沉甚至解体过程之中。也就是说,整体社会的“趋善”环境,没有能够转化成为个体层面的道德提升。那种在很多发达社会所见到的理性、开放、进步、容忍、文明、平和、简单等行为方式并没有出现。很多人变得为了自己的一点点利益而不择手段。

有学者认为,今天的人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但实际上,在很多场合,人们并不精致,而是赤裸裸的利己主义。损人利已,为了达到目标可以不择手段,目标证明手段正确。在政治领域,人们一直把这种行为称之为“马基雅维利主义”。不过,“马基雅维里主义”指的是君主为了达到远大的目标(例如国家的统一),可以不惜一切手段。马基雅维里主义显然也适用于今天的个体。这种手段用过了头,结果便是损人不利已:自己做不了,也不让人家做;自己成功无望,也要阻止人家成功。道德的概念变得如此廉价,以至于一些人认为道德和人类社会发展已经不相关了。

吕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研究员、国家制造强国咨询委员会专家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制造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领域,我国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有高质量的制造业作为支撑。创新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牛鼻子”。必须把创新摆在制造业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效益。

单晓光

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教授、博导、院长

设立知识产权制度的初衷和根本目的是为了激励对创新的投入,推动创新的应用传播,促进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获得知识产权法独占性权利保护的创新是创新发展的增量,更是各国科技与经济竞争力的核心资源。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是创新最为活跃的领域,它的经济贡献是日益认可的表征知识产权经济贡献的重要指标。在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与时俱进地优化知识产权的保护、应用转播机制,是提高知识产权经济贡献的时代任务,亦是我们不断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社会福祉的共同担当。

王曙光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中国发展战略。主要著作有《经济转型中的金融制度演进》《中国论衡——系统动态平衡理论与新十大关系》《中国方略——经济金融变局与秩序重建》《产权、治理与国有企业改革》等

要在竞争中性原则下深入推进金融发展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需同时贯彻金融供给主体和金融需求主体意义上的竞争中性原则:在金融供给主体层面对中外资金融机构和国有民营金融机构以及各类规模的金融机构一视同仁,同时高度关注国家金融安全,对小微金融机构实施公平透明的扶持政策;在金融需求主体层面要高度重视对民营经济尤其是民营中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消除所有制歧视和规模歧视,同时要继续在市场化原则下加强对国有企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的金融支持。

柳佩莹

吉林大学法学院

基于集体产权制度的特殊性,在设计农村集体资产股份的有偿退出方式时,需要考虑农村集体组织与集体股份的特殊性,不可直接套用公司法中的股份退出方式。完善农村集体资产股份的有偿退出,需要在分析股份设置的基础上,结合各地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使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兼具稳定与活力,成为能够充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型经济模式。

乐燕子

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李海金

中国地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村民原子化、村庄空心化、乡村过疏化等治理难题日益凸显,农村发展活力不足和可持续性不强等问题不断显现,亟须探寻应对策略和方案。日本在二战后也面临过类似的问题,各级政府通过多种方式和多元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农村过疏化的发展速度,开拓了乡村发展和治理改善的新空间。这些做法和经验对我国当前的乡村振兴具有较大的启示和借鉴。

吕德文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存在一定的顽固性。基层干部反映比较多的是,基层工作中出现了“脱实向虚”的问题。在治理现代化过程中,要继续增强国家监督能力,同时可以适当给基层放权;辩证对待治理技术,技术治理应服务于基层自主性。随着治理现代化的推进,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产生的根源会逐步消失。

郑春勇

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事业管理系副主任

对口支援可以看作是政府之间的礼物馈赠和交换行为。从初始馈赠过程和结构来看,对口支援是一种单向“政治馈赠”,但在支援方与受援方的产业合作大量出现之后,就变成了双方的“礼物交换”。这种转变,会产生许多积极影响,同时也会带来一些问题。可以考虑在一定范围内打破结对关系和行政区划的限制,在尊重区域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加强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建立合理的政府间共建共享机制,避免恶性竞争和府际利益冲突。

胡跃高

中国农业大学农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国乡村振兴主要有五项任务,分别是食品安全、粮食安全、乡村社会安全、生态环境安全及国际农业安全任务。其中食品安全是排在第一位的战略任务。我们必须明确目标,集中力量,打赢食品安全保卫战,才能迎接其他建设任务。这要求我们将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当作一项系统工程来看待,自上而下建立国家食品安全工程建设组织体系,建立村社合一的有机生产合作社与城社合一的有机消费合作社,注意农业安全五项工程任务分兵布阵,激活农业科学技术与乡村教育体系。

谢剑南

青岛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

古巴导弹危机留给我们的历史教训是,国家间特别是大国间的极限对抗没有出路,极限博弈危险重重,极限施压后果难料,让对方对自己恐惧意味着反过来会使自己陷入不安全境地,双方都难以摆脱“安全困境”的现实逻辑。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大势的今天,遵循联合国宪章与宗旨精神,建构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解决国家间利益纠纷与冲突的最佳方案,也是人类共同走向自由、民主、文明、进步、繁荣的必由之路。

叶海林

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中心秘书长

未来的中印关系发展, 双方都需要摆正心态, 对于中国来说, 要戒除急躁心理;而对于印度来说, 也要看到长期与中国博弈, 甚至在每件事上试图以压迫性方式向中国主张合理或不合理的权益最终并不会有利于印度。尽管中国的主要方向不是印度,但也绝不意味着中国会无底线地让印度不断地进行战略透支, 不断地利用中国现在不以印度为主要对手的心理向中国提出一些过分要求。

陈诗一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朝良

复旦大学

冯博

复旦大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快速发展,城市化率已从1978年的17.9%提高到2017年的58.5%。当前中国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快速城市化的问题,整个城市体系发展的问题也变得越来越重要。资本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尤其是在依靠投资拉动经济的中国,在地区与城市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城市资本配置也会显著影响城市体系与居民福利。

吕炜

东北财经大学校长、东北财经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既是总结国家建设一般历史经验得出的重要认识,更是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要求。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应重点围绕财政对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充分发挥其在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和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等方面的基本功能,不断提高财政运行的制度化、法治化、规范化水平,逐步形成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求相匹配的财政体系、制度能力和总体效果。

银温泉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目前,东北地区国企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和攻坚阶段,有必要在东北地区设立国企改革试验区,允许地方大胆探索,中央给予配套政策支持。国企改革试验区的建立有助于推动东北地区国有企业改革,使国企以改革推动转型、探索混合所有制改革方向和关键环节、强化公司治理机制改革、解决企业历史负担,同时合理界定政府在国有资本管理中的定位。建立国企改革试验区既要小心谨慎,又要大胆突破;既要加快推进,又要循序渐进;既要加强顶层设计,又要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创新精神。

许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由于大力度推动减税和去管制,再加上相对有力的国际经济周期,特朗普执政两年多以来,劳动力市场状况较奥巴马执政时期有了进一步改观。但进入2019年,由于减税效应逐步衰减、国际经济周期回落以及贸易摩擦加大了商业活动的不确定性,就业增长步伐正在放慢。

迟福林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在当前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经济全球化面对严峻挑战的大背景下,“加快探索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进程”是彰显我国扩大对外开放决心、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重大举措。而海南以服务贸易为主导,符合全球自由贸易发展大趋势,符合我国形成对外开放新高地的战略安排,符合海南自身发展定位。为此,要加快以医疗、教育、文化、金融、电信等为重点的服务业全面开放进程。

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中小微企业作为市场经济最广泛的参与主体,实际上多年来政府一直在金融领域想各种办法,努力改善小微企业的融资环境。可以说,小微企业信贷政策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但有些银行为了达到监管要求采取了很多“应对”手段,比如“灵活”定义小微企业。而对行政要求的取消收费,银行要么对收费采取改头换面的做法,要么干脆就不贷了。建议国家对小微企业信贷政策组织系统性的独立评估,评估一下自2018年年中以来,政府所采取的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政策有没有真正达到预期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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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全国撤县设区已达100多个,90%集中在最近几年,大多集中在东南沿海,多个城市已成为“无县市”。预计撤县设区的趋势将持续到2030年,新增6000万城镇人口。不过,强大的县域经济是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撑,和谐的县域社会也是中国社会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振兴也需要有繁荣的县域经济建立城乡之间的连结。因此,撤县设区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城镇化路径。
从开市首日表现来看,科创板可谓火爆异常。截至收盘,25家公司首日平均涨幅约140%、平均换手率约77%、成交额合计逾480亿元,更是创造了逾百位亿万富翁。但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带动A股同时走牛,国内主要股指跌幅都超过了1%。从长期来看,科创板的示范效应还有待于进一步发挥。
在当前经济仍然面临下行压力的背景下,确保2万亿减税降费政策切实落地,是下半年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方面。但财政减收势必会对预算安排的支出造成一定影响,部分支出可能被压减,部分支出可能要延后。加上地方经济转型升级、减量发展等,都会影响地方财政收入增长,未来可能有更多省市会调低预算目标。
包括华尔街日报、CNBC等美国主流媒体预测称,从美元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撤出的国际资金正在强劲的流入中国市场。世界经济驱动因素中最重要的三个变量中,美欧经济增长动力趋弱,而中国仍将是稳定全球增长的关键因素,换句话说,现在的全球经济仍为比差逻辑,比差逻辑下中国占优,资本回流利好中国。
虽然上周央行公开市场累计实现净投放4715亿元,可银行间市场资金价格并未随之回落。资金利率已从历史低位极短时间内攀升至历史高位区间,后续来看资金利率继续上行可能性很小,预计价格将逐渐回落。大量的公开市场到期资金必然会对市场流动性造成一定冲击,市场也关注央行将如何操作。
消息人士表示,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将主持一项会议,与半导体和软件企业高管讨论美国禁止本国企业向华为销售产品的问题,美国财长姆努钦也将出席这次会议。但华为创始人兼总裁任正非近日强调华为不需要依赖美国公司生存。他表示,特朗普希望将华为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但中国似乎不会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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