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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李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教研部主任、法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副会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Law,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简称“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是中国国家级法学研究机构、党和国家重要的法治智库。 [1] 其前身是根据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同志在中共八大上的提议、于1958年成立的中国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的主要任务是开展法学基础理论研究与法治建设对策研究。

“党内法规”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一个新生的核心概念,已经得到执政党文件的正式确认和普遍使用,也得到党建理论界、政治学界和法学界的广泛关注和基本认同;同时,“党内法规”作为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热词,作为一个学术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名词术语和概念事实,在从严治党、制度建党、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依法治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等方面,愈来愈显示出它的既存性、重要性和影响力。[1]从法学学科角度,基于科学严谨的法学思维和规范法学的研究方法,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党的法规),是由党的特定主体依照程序制定,体现党的意志和要求,调整党内政治、组织、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等重要关系,规范党组织的工作、活动和党员行为,具有明确性、规范性和强制性的行为规矩的总称。[2]但科学的概念界定只是学术研究的开始。在此基础上,我们还有必要进一步对党内法规的“政理”和“法理”进行全面阐释,对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差别进行深刻辨析,进而对党内法规、党的纪律、党的规矩三个概念的关系进行准确揭示,以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理论与实践。

一、党内法规的“政理”和“法理”

“党内法规”在社会科学的学科分类上,主要属于政治学,尤其是政党政治学研究的范畴,但这个概念又使用了“法规”这一名词并且纳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范畴,因而又成为法学,尤其是法理学必须关注的问题。由于“党内法规”具有政治与法治、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全面从严治党与全面依法治国等不同层面的双重属性,因此,我们只有从政治学与法学两个方面,并从“政理”与“法理”相结合的两个角度,才能深入阐释“党内法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治体系的理论内涵和实践特征。

(一)党内法规的“政理”

我国古人对“政理”一词有多种解释。其一,指为政之道。例《鬼谷子?本经阴符》载:“原人事之政理,不出户而知天下。”唐人韩愈《应所在典帖良人男女等状》曰:“鞭笞役使,至死乃休。既乖律文,实亏政理。”南宋陈亮《书后》曰:“公之文根乎仁义而达之政理,盖所以翼‘六经’而载之万世者也。”明人黄绾撰《明道编》卷4载:“故当时政理清明,风俗淳厚。”其二,指有卓越的政绩。如《后汉书?张衡传》载:“衡下车,治威严,整法度,阴知奸党名姓,一时收禽,上下肃然,称为政理。”其三,指政治。如《管子?重令》载:“兵虽强,不轻侮诸侯,动众用兵必为天下政理。”这些解释都具有启发意义。

邓马克

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亚洲项目主任

一个不成则败的峰会,其危险在于它有可能破裂并使一方或双方领导人相信外交手段注定要失败。事实上,一位对与朝鲜展开外交能否收效表示过严重怀疑的领导人,比如特朗普总统,有可能已经认定外交选项没有出路。如果双方领导人无法达成协议,较低级别外交官在这方面数十年来的努力也会付诸东流,而人们会断定外交手段已经用尽。

牟成文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教授,研究领域: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和民族学、国外马克思主义,著有《中国农民意识形态的变迁》等

吕培亮

2018年2月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从而拉开了新一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序幕,就宏观角度来看,这一决定和文件精神包涵四大亮点,从而也构成了新一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主要框架和总体思路。

乔里奥·普格列瑟

伦敦国王学院讲师

中国的政治影响力已经远超自身区域,拓展到南至南亚,西至欧亚和非洲大陆。中国并不回避利用各个维度的实力:军事、经济和通讯。中国的实力与日益增长的全球影响力正在促使该地区的其他主要国家重新思考并配置其外交政策。

陈功

安邦咨询创始合伙人、首席研究员、博士后导师、著名智库学者,中国信息分析学科的著名权威专家,为中国的信息分析学科奠定了扎实的实证理论基础,著有《分析的艺术》《信息分析的核心》等

近期,北京的雾霾和沙尘暴天气再度交替出现,再度提醒在北京生活的人们,虽然官方统计的雾霾天气已明显减轻,但北京的雾霾远未根除,空气污染仍是北京的头号环境问题!北京应该借鉴纽约中央森林公园的思路,对搬迁的市场应做森林化处理,建设若干城市森林公园,一是增加北京城市空间的多样性,降低城市核心区域的密度;二是以城市森林增加城市的生态功能,改善北京的大气环境,减轻北京的空气污染;三是以城市森林来提升城市资产价值。

任泽平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

应尽快让生育权回归家庭,鼓励二孩乃至全面放开生育,并改革相关配套政策,提升中国人口生育率回归至1.8-2.1的适宜水平。包括对生育二孩给予个税减免、孕期保健补助和住院分娩补助等政策激励;坚持“房住不炒”定位,建立长效机制,强化“人地挂钩”,避免货币政策“放水”刺激;提升教育医疗社保和保障房等财政民生支出比重,并优化支出结构。比如,加大学前教育投入,增加公立幼儿园供给,并将九年义务教育延伸至十二年义务教育,在降低教育成本的同时,推进中国从人口红利向人力资本红利转变。

管涛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原司长

中美贸易争端对中国国际收支的短期影响渠道有三:一是信心渠道,即中美经贸关系紧张有可能降低市场风险偏好,促使资本逃离风险资产,加剧中国资本外流;二是贸易渠道,两国贸易争端将会影响中国的对外贸易活动;三是金融渠道,两国贸易纷争包括投资保护主义措施,将影响中国的对外投融资活动。后两个渠道都会通过影响中国实体经济,进一步对市场预期产生影响。

陈功

安邦咨询创始合伙人、首席研究员、博士后导师、著名智库学者,中国信息分析学科的著名权威专家,为中国的信息分析学科奠定了扎实的实证理论基础,著有《分析的艺术》《信息分析的核心》等

本文从一个全新的角度阐述并描绘了一个新的世界地缘政治、经济和贸易的新形态,定义了未来的全球竞争和冲突的焦点与核心问题,在热战、冷战之后未来世界的全新国际交锋和竞争形态——商战或称市场之战。研究在对市场及其空间重新定义的基础上,指出贸易制裁和贸易冲突的根源以及对地缘政治的影响。报告提出了“全球融合”的概念,强调了全球融合的重要性和客观性,认为世界只有超越意识形态,超越单纯经济财富和竞争框架下的全球化,向着“全球融合”的方向前进,才有望实现真正的和平和均衡。

孔庆江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全球治理与国际法治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执念导致了其对贸易政策工具的肆无忌惮的使用,除了采取反倾销、反补贴外,美国还以不公平贸易为由采用301条款,以国家安全为由采用232条款,以全球保障措施为由实行201条款。但因为它们在WTO框架下具有不可诉性,从管控贸易争端的角度,中美应展开谈判和磋商。考虑到美国对华巨额贸易逆差在相当长时间内很难会有所改变,对中国而言,可适时地利用美国国内政治缓和争端,必要时运用争端解决机制以维护其“系统性利益”。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主要兴趣或研究领域为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转型和社会正义;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比较中央地方关系;中国政治。

中国重建政商关系的过程可以参照所有其他经济体的经验,但也必然要考虑到中国本身的传统文化。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何重塑“士”这个阶层(即统治阶层),以及这个阶层和其他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这方面,中共十九大所强调的“政治家集团”非常重要。“政治家集团”是中共对自身的认同,类似传统上士大夫阶层的自我认同。对于这个阶层,关键的问题在于建立自我认同,因为自我认同决定了其执政意志。

闫建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重庆行政学院公共管理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高华丽

西南政法大学商学院讲师

当前已有的丰硕研究成果为法治政府建设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但也存在着诸如研究成果相似度较高、可行的对策性研究较少等不足。今后应加强对法治政府建设顶层设计的研究、加强对法治政府建设的经验与个案的研究、加强对中外法治政府建设的比较研究和加强对“互联网 ”背景下法治政府建设的研究等四点展望。

王一鸣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关于经济发展质量,从经济学意义看,在微观层面,主要是指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在中观层面,主要指产业和区域发展质量;在宏观层面,主要指国民经济整体质量和效率,通常可以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从投入产出关系来看,高质量发展指的是投入少、产出多、效益好的发展。实现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转变要完成三个转型,一是要从“数量追赶”转向“质量追赶”。二是要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升级”。三是要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黄宗智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历史系教授

笔者采用的是总体性的正义体系视野,兼及民事、刑事法律,“政”与“法”,正式(国家)和非正式(民间)正义体系,以及来自两者的互动而形成的半正式体系(“第三领域”)。文章和笔者新书所论述和引用的实例跨越古今、中西,并兼顾实践和理论。前后一贯的是,由实践历史出发来突出其所展示的理论含义,特别是“实用道德主义”的二元合一(互动、互补)的思维与逻辑。据此,提出新型中华法系的前瞻性设想。

丁建勇

北京仲裁委员会/北京国际仲裁中心业务一处处长

2015年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出台后,有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ublic-PrivatePartnership,以下简称PPP)合同纠纷的争议解决方式,特别是能否仲裁的问题,引发业内热议。2017年7月,国务院法制办主导起草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条例(征求意见稿)》明确将仲裁作为PPP争议的解决方式,PPP合同的法律性质及争议解决的去向更显扑朔迷离。这些不确定性不利于稳定PPP参与方的心理预期,也给PPP模式的顺利推广埋下了隐患。

江必新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三巡回法庭分党组书记、庭长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办理跨地区案件”以及新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全国铁路运输法院改革试点的推行,全国首批跨行政区划法院在上海、北京相继设立,跨行政区划法院成为人民法院全面深化司法改革的前沿阵地。由于案件管辖制度是跨行政区划法院赖以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在跨行政区划法院制度中居于基础和核心地位,因此,有必要加强对跨行政区划法院案件管辖制度的研究,为构建形成普通案件在行政区划法院审理、特殊案件在跨行政区划法院审理的诉讼格局打下坚实的基础。

曾培炎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

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特点。从国际经济形势来看,特点表现为世界经济回暖迹象日渐明显、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初露头角、高度关注美国经济政策的外溢效应。从国内经济形势来看,特点主要体现为经济增速平稳“换档”、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可圈可点、对外开放呈双向发展态势、环境和生态保护成为红线、区域发展更趋均衡优化、营商投资环境规范改善。2018年,应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把各项任务认真落到实处。

张国华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总经济师

应对美国贸易战,必须精准施策。要加强政府、行业协会、企业之间的沟通协调,尽快对中美贸易争端的行业做充分详尽的预案准备,采取坚决有效的反制行动,促使其回到遵守国际通行贸易投资规则、互利共赢合作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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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术创新领域追求提升国产化率,这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在政府主导和驱动下,盲目提出过高过快的赶超型国产化要求,则会造成国产化成色不足的问题。国内有必要对赶超型国产化战略进行总结和反思,“假国产化”不是偶然的现象,国家花了这么多的钱,关键时刻却什么都没有,这样的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中兴通讯事件引发芯片自制的大讨论。当社会舆论高度聚焦于此时,相关概念企业在股市上也开始被大肆炒作。这两天,有传闻称国内芯片公司可走绿色通道上市。有网络传闻称,国内芯片公司只要有2000万的净利润就可以上市,而且还是快速上市,即报即批。对此,中国证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相关传闻是谣言。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表示,商务部正依法对高通公司收购恩智浦半导体公司股权案进行审查。由于该交易在行业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对市场竞争可能不利。高峰称,对于高通公司已提出的救济措施方案,调查机关进行的市场测试初步反馈认为,高通方案难以解决相关市场竞争问题。这意味着,中国商务部很可能暂时否决高通的收购案。
国家审计署公布的对国家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审计结果显示,五个省的六个市县——包头市、邵阳市、双峰县、乐山市高新区、白银市和银川市西夏区,通过违规出具承诺函、融资租赁、签订工程类政府购买服务协议等方式变相举债,形成政府隐性债务154.22亿元。这个小窗口显示,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不能掉以轻心。
1990年,美国货物进口的47.1%来自环太平洋地区;2017年,该比重是47.5%。27年内,全球贸易体系发生了剧变,但美国从环太平洋地区的进口比例却不可思议地保持稳定。稳定表象的背后是制造业产地的转移。1990年,在美国从环太平洋地区的货物进口中,中国占比只有7.6%;2017年,中国占比飚升至55.4%。
俄罗斯正为美国财政部可能推出最激进的行动做准备。俄方假设的最糟糕情形包括:美国财政部禁止在国际市场出售俄罗斯债券,禁止俄罗斯银行使用用于国际支付业务的SWIFT系统。不过,俄罗斯方面认为,如果SWIFT在俄罗斯被关闭,也不会导致俄罗斯银行体系崩溃,因为俄罗斯已研发出替代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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