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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杨志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财经院拟定位为学术型智库,即建立在学术研究基础上、以学术研究为支撑的党和国家的思想库和智囊团。其主要任务是:1.立足于为党中央、国务院的科学决策服务,就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大现实问题提供战略咨询与对策建议。2.立足于长期学术研究的积累,强化学术研究对于科学决策的基础和支撑作用。3.致力于研究国家改革和发展中的战略性、全局性、综合性和长期性重大问题,提供科学化、及时化、系列化和前瞻化的研究成果。

一、轻税与减税

中国税收制度的现代化建设和税收政策的优化亟待确立“大国轻税”理念。现代社会离不开税收,但是国家征税的多少以及如何征税争议很大。国家收的税多,则百姓所能留下来的可支配收入就少;反之,百姓的可支配收入就多。减税可以让税负更轻。

减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民富”,但是减税有限度。如果减税已经影响到政府的正常运转,或者减税导致政府债台高筑、债务负担沉重,那么这样的减税就可能得不偿失,因为政府的债务负担最终还是要靠老百姓来偿还。此间必有一个权衡取舍的问题。

在减税的同时削减政府支出,那么减税空间就相应会扩大。一方面减税,另一方面财政支出在扩大,那么财政风险就可能集聚。在一些发达国家,减税容易得到民意支持,而削减支出不容易得到支持,一意孤行削减支出则执政党容易被赶下台。一般的政治家多不愿意尝试削减支出的政策,除非迫不得已。在这些国家,减税容易捞到选票,主张更高水平的社会福利也容易得到选票,纯粹的民粹主义主张的结果必然是这些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甚至导致财政的不可持续,甚至带来严重的国家危机。2008年以来欧洲一些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就是明证。天底下何来免费的午餐?要享受超越经济水平的社会福利,就必须付出代价,或者是短期的,或者是中长期的。在西方所谓的现代民主制度下,减税与削减支出往往很难同时做到。

实际上,现代国家都有内在的财政支出扩张倾向。如果不能有效控制财政支出,那么再多的税收也是不够用的,更遑论进一步减税?减税不能为减税而减。减税需要空间。减税或者是财政政策实施的需要,以短期减税换来更快的经济增长,让经济增长带来中长期更多的税收收入;或者是因为既有的税收制度不合理,税收负担太重或不适合当下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减税换取社会所需要的经济效率和公平正义;或者是因为国家找到了更加可靠的收入来源,可替代财源的出现为减税提供了空间;或者是因为国家财政治理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税收制度需要作根本性的变化。减税可能还有其他的理由,但不管什么样的理由,都不太可能无限度地减税。

在这样的背景下,现代国家必须而且只能以“轻税”为中心构建新的税收制度。按照“轻税”理念建立的税收制度,符合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要求,可以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真正拥护。

二、“轻税”:古今中外的诉求

高世楫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所长

廖毅敏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信息化发展局技术产业处副调研员

我国国家治理还面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要立足于当前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的大背景,发挥政府信息节点作用,加快健全和完善电子政府建设,以信息化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

刘艳红

法学博士,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夏伟

东南大学法学院博士生,东南大学反腐败法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监察法》是法治反腐在监察领域的集中体现,表明我国反腐工作进入到顶层设计的新阶段。然而,《全国试点决定》中“三权合一”模式只是强行系统化的产物,至少在没有厘清纪检权、行政监督权、检察监督权关系之前,盲目将“三权合一”未免显得操之过急,对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寄期望过高。构建系统、高效、权威的国家监察体制,必须要认真做好权力配置的基础工作,扎实推进成熟立法的系统任务,坚持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样才能真正找到法治反腐的正确路径。

刘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服务业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2017年,我国服务业在稳步增长的基础上实现了多方面的积极进展。2018年,服务业发展的国内外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较多,要把“高质量”作为确定发展思路、制定各项政策的根本要求和着力点,加快服务业创新驱动和新动能培育,增强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和农业的全产业链支撑,提升生活性服务业品质和消费满意度,深化服务业高水平全面开放,从而推动服务业发展跃上新台阶。

管清友

民生证券副总裁、研究院院长

中国当前出现了资产负债不对等收缩的情况。当资产端收缩过快,资金端收缩相对比较慢的时候,部分核心资产就会出现泡沫化的情况。一些好的投资项目受到人们青睐,资金都投入到这里买确定性。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股票市场的核心资产和香港市场,和美国市场都出现一个状况,就是核心资产居于历史高位。

樊纲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就短期而言,我们今后几年大将6.5-7%的增长是有保证的,我们宏观政策基本是中性的,也不会再刺激,但是也不会收紧,保持中性有利于我们把需要进行的调整和改革做完,然后进入下一轮的正常增长。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需要用周期性的观点看待周围经济,不要把低谷时期或者高涨时期当做正常增长,它是在周期性过程中波动性发展。但是要看到中国周期软着陆的过程,比危机式调整问题的过程要更长一些。

艾云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博士后

周雪光

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兼职教授、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组织管理系系主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客座教授

新的抗争形式反映了中国乡村治理基础发生了深刻变革,导致了传统威权国家治理方式的极大弱化。这些新的抗争形式和民众诉求表明了我们国家治理的制度基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尽管看起来威权国家权力依旧,如采用某些强制的、武力的方式,但这一图景并不是“威权国家的韧性”的持续,而是传统威权国家基础的不断被削弱和不断变迁,尤其体现在民众抗争形式的多样化和日常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民众抗争方式的演变的确昭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李少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尽管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决定权力政治现象会长期存在,但只要存在外交谈判的可能,国际互动就可能回到治理的模式中来。这既是一种基于成本收益的理性选择,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人类社会的一种进步,即随着时代的变迁,诉诸战争手段已越来越不被国际社会所接受了。

毛雪雯

政策学博士,兰州大学管理学院讲师

进入新时代,政府应当明确公民参与的现状与特点,整合社会公共价值,理性推进公民参与,构建良性互动型的公民参与政府绩效治理模式。这也正是对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加强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建设,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和专业化水平,健全公共安全、社会治安防控、社会心理服务和社区治理四个体系建设等一系列问题的积极回应。

朱健

湘潭大学商学院

陈湘满

湘潭大学商学院

人是城市发展的主体,是城市的灵魂,也是城市运行与管理的基本内容。城市人口管理主要包括人口信息登记、流动人口管理、社会保障服务供给等,这些均直接关系到城市建设、可持续发展、秩序建构、城市形象和竞争力提升。中国正处在城市化发展关键阶段,借鉴国外城市人口管理经验,优化人口管理,或将对中国城市化稳健推进有所助益。

何哲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副研究员,国家战略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方向包括网络治理;行政体制改革;国家战略等

当前,中国的各项改革事业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正处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公共管理体系作为整个国家行政运作的核心骨干架构,在其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社会不断发展的同时,也必然要求整个公共管理体系相应的适应性进步。在当前构建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对公共管理体系的逻辑与未来趋势进行探究。

Derek Scissors

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常驻学者

中国正面临着挑战:资源紧张、劳动力老龄化、债务大量积累,这会导致经济增长陷入停滞。中国需要回到1978 到2002 年间的市场化改革阶段。农村土地所有权改革和减少对国有企业的保护是关键。大幅提高农村教育水平和系统性金融去杠杆也将改善中国的前景。如果目前不启动市场化改革,那么中国的致富前景渺茫。到2027 年,人口将进一步老龄化,中国也有可能仍然在国有企业上浪费资源。

何帆

北大汇丰经济学教授,海上丝路研究中心主任

未来我们真正的风险可能不在经济方面,而在社会方面。有五个风险:第一、我们现在官员的能力出现了缺陷。官员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干。第二、社会组织缺位。第三、社会阶层的固化。第四、代际矛盾慢慢开始出现,老一代人不知道年轻一代在想什么。最后一个风险是外部的风险集中爆发。

伍振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细察古今中外农业农村转型发展实践,基本上是围绕缓解和解决人地矛盾、小农户大市场矛盾和城乡资源要素争夺矛盾这三大矛盾进行的。有效缓解或解决了这些矛盾,农业农村加快转型。反之,农业农村转型艰难。新时代推进农业农村发展,需要从化解矛盾入手,构建全面系统的发展战略。

侯延琨

瑞银中国证券研究主管

我们对36个一级子行业从以上四个方面进行了梳理,基本的结论得出:中国在建筑,冶金等一些"旧经济"表现出明显的国际竞争力;在信息技术(智能手机零部件、互联网、人工智能和非记忆体半导体)和新兴产业(电池、电动车、光伏,纳米技术及环保)方面中国已经可以和国际一流企业竞争。在高端制造业和医药卫生行业,虽然过去十年我们也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可是对比国际一流水平还是相去甚远。

任泽平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兼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曾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室副主任、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董事总经理、首席宏观分析师

此次监管文件明确提出要形成“整改-评估-整改”的长效机制和常态化监管,培育银行“不能违规、不敢违规、不愿违规”的合规文化,挤压监管套利空间。对于监管机构的职责提出了更详细的要求,预计未来政策执行力度偏松偏软、区域差异较大的情况将不复存在,监管力度将形成统一,监管套利空间将大幅挤压。

季卫东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院长、凯原讲席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首批上海“千人计划”特聘专家,日本神户大学名誉教授,日本京都大学法学博士

法治的本质是以理服人,而不是以力压人。司法权的中立性注定了对不同利益诉求和价值判断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司法权的终局性注定了要通过辩论的优胜劣汰机制选择出一个正确的最终解决方案,这个方案至少要满足两个要件:第一、在逻辑上完全自洽,决不能出尔反尔、自相矛盾;第二、在价值判断上反映社会的最大公约数,具有最大限度的普遍说服力。在这样的现代法治体制面前,大数据、云计算、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都只是实现合法正义的辅助手段,切不可本末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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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负债扩张模式已经行不通了,在国家不鼓励、金融政策不允许、融资环境趋紧、市场竞争加剧的背景下,高负债扩张的模式不仅过时了,而且意味着巨大的风险。在高增长时期的高债务扩张,曾经培养出一批快速扩张的“枭雄”式的民营企业和臃肿的“恐龙”级国有企业。但当高债务泡沫破灭之后,中国市场将经历一场深刻的洗牌!
尽管人民币兑美元正接近两年半高点,但企业对其涨势却显得信心不足。企业不愿意将所获得的外币转换成人民币,远汇市场上对人民币贬值的押注有所升温。如果出口商愿意承受较大的汇兑损失也不愿意结汇,可见他们对人民币远期贬值的预期是很强的。如果类似的市场预期成为共识,累积起来将成为外汇市场上不可忽视的力量。
作为近年来保险公司等企业境外投资的新型融资渠道,内保外贷的流动性、高杠杆及再融资风险,正引起监管部门关注。保监会联合国家外汇局发布通知,一是明确了保险机构开展内保外贷业务的资质,二是明确了融资比例和融资用途,三是明确禁止行为。相关项目及其底层资产不得违反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产业政策和境外投资政策。
受到美国股市大幅下滑的影响,SPDR S&P 500交易所基金(SPY)的资金流出规模达到236亿美元,创出历史新高。流出的资金规模相当于该基金资产总额的8%,如此高的资金流出前所未见。摩根大通策略分析师表示,市场投资者如此迅速且大规模的撤资显示,未来商品交易顾问和风险平价基金进一步卖出头寸的规模有限。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即“大基金”)去年在A股投资了十多家上市公司。不过,去年11月底入股的汇顶科技股价持续下跌,使得大基金目前约浮亏16.3%,浮亏4.6亿元。与晶方科技的一笔6.8亿元的股份协议转让也浮亏约15.3%。作为支持半导体产业发展的战略性投资基金,大基金在A股市场到处投资,有变成财务投资者的风险。
2000年以来中国的生育率就一直低于日本,2010-2016年中国平均只有1.18,日本为1.42。实现“全面二孩”政策后,2017年中国出生人口1723万人,同比减少63万;人口出生率约为12‰,同比回落0.52‰。开放二胎后中国的生育情况仍未摆脱风险,值得中国社会担忧。今后中国的人口和老龄化危机可能比日本还要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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