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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吴理财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中国农村研究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农村政治社会发展、基层政府体制改革和乡村治理研究

吴侗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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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至2017年7月,我们受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原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委托,对中部地区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获奖项目进行跟踪调查,以便了解这些地方政府创新项目获奖之后的发展情况,探求地方政府创新的可持续性。从此次调查来看,中部地区5省的地方政府创新项目大多数仍然在延续,仅3个项目终止或名存实亡。从其他调研组了解到,全国的地方政府创新项目的后续发展情况,亦大致如此。由此说明,我国地方政府创新具有较强的韧性。

从既有研究来看,目前尚无人提出地方政府创新韧性的概念。不过,却有相关的一些研究。例如,吴建南等探讨了地方政府创新的稳定性问题。王焕祥、黄美花,王自亮、翁思瑶,宋怡亭,傅金鹏、杨继君,徐卫华等关注到地方政府创新的可持续性问题并作了相应分析。韩福国、刘伟等提出政府创新持续力概念,并探讨了地方政府创新持续力的来源及其影响因素[1]。很显然,地方政府创新可持续尽管与地方政府创新韧性相关联,但前者更主要的是后者的一种时间维度的表现。可持续性是地方政府创新的一种现象或表现状态,韧性则是地方政府创新的一种性质或内在特征。

何谓地方政府创新韧性?一般而言,所谓地方政府创新韧性,是指地方政府创新经受内在或外在压力,仍然能够得以保存和延续。在时间上,地方政府创新韧性表现为地方政府创新的可持续性。韧性既指时间意义上的存续,也指空间意义上的稳定,是二者的集合。地方政府创新韧性,从本质上讲反映了地方政府创新应对压力或挑战的能力(这一能力主要包括应对能力和复原能力)。

那么,如何来解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所具有的这种韧性?笔者认为,对于中国地方政府创新韧性的解释,既不能局限于“行为”分析,也不能囿于“结构”诠释,有必要引入“观念”变量,结合“观念”“结构”“行为”进行综合性分析。在这里,“结构”因素将具体地分解为“国家”和“社会”两个方面。本文将运用“观念-结构-行为”分析框架,尝试对中国地方政府创新韧性进行初步解释。

意识形态的支持

在我国,意识形态体现了执政党的基本理念。改革开放以来,改革和创新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条重要执政理念。改革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旗帜,还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中国共产党关于改革、创新的理念,为地方政府创新提供了宏观层面的意识形态支持。

唐建伟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宏观分析师

在发达国家货币政策正常化,美联储持续加息缩表的国际大环境下,中美利差的缩小会加剧人民币汇率贬值的压力,所以中国货币政策进一步放松的空间非常有限。同时,国内去杠杆防风险的政策环境下,也要求货币政策必须保持稳健中性。比较而言,积极财政政策的操作空间要大一些。但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变的关键是要实现经济增长新动能的转换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这些还是要靠改革和创新来实现。

陈功

安邦咨询创始合伙人、首席研究员、博士后导师、著名智库学者、信息分析权威专家。他是“新丝绸之路”的最早研究者,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提倡者,他同时也是中国陆权理论的最早研究者。研究方向主要是基于信息分析的地缘政治战略和城市发展战略。

现在的日本正快速向史无前例的人口减少及少子老龄化时代迈进,不仅买地盖房的人越来越少,而且以前盖的大量房屋还出现空置现象,别说降价出售,白送都可能没有人要。如今,住房对于很多日本人来说不是问题,房地产在日本已经是一个很艰难的行业。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中国房地产的未来会不会像日本一样?

高帆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系常务副主任,经济学博士、博士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大国要实现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这导致其经济发展具有独特的社会基础、约束条件和目标诉求。由此,也就在市场化转型中内生出相应的经济制度安排,这集中体现为政府间的地方分权式威权体制和市场间的上游管控型市场扩展。这导致中国经济制度具有区别于其他经济体的异质性特征,也导致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诱发或加剧了结构性问题。由此可以勾画出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制度调整基本方向,也可以为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理论和实践维度的逻辑支撑。

秦前红

党政机构合署合并,是改革者在现有党政体制基础上所做的巩固与调整,是在坚持党的领导前提下,解决目前党政机构运行中的冗杂与不适。不过,坚持党的领导不等于以党治国,党无论如何都不可挣脱国家宪制的束缚,党的组织和运作必须符合国家法律的规定。机构改革务须注重国家机关的职能价值,辨明公权力的运行逻辑,在保障国家法律有效实施、国家机构正常运行的条件下精简机构。党政机构合署合并必须处理好党的机构与国家机构之间的关系,平衡好政治与法治之所需,确保改革推进与机构运行的合宪合法。

受访人: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特朗普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带有等级的市场体系:美国是中心老大,盟友是一圈,日本一圈,中俄在外圈。跟朝贡体系不一样的是,中国古代朝贡是“恩惠”性质的,你给我五块钱我给你十块钱;特朗普就是优先,你要给我钱,“可持续发展”。如果特朗普成功了,如果他还能连任,国际秩序改写的可能性很大。

俞邃

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教授

这次“特普会”还是意味深长的。从宏观上讲,意味着当今世界处于大变革大调整大发展时期,一切国家尤其是大国之间的争端,唯有通过平等协商加以解决,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特朗普提出要让美国再度强大,普京竭力让俄罗斯提升为世界一流大国,双方都意识到不可能在彼此对抗中实现。美俄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深厚,双方还在比耐心和韧劲,两国关系改善的道路依然是漫长曲折的,但最终只能选择在同一个地球村和平共处。

崔立如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前院长

美国对华战略定位的变化改变了中美关系发展的动力学。主要竞争对手的战略定位一旦确立,主观意向将在更大程度上主导各自的战略判断,凡事首先着眼于负面的可能性(无论就意图还是就后果而言),为最坏的情况做防范准备,从而使双方之间在重要议题上存在的分歧看法趋向更加对立化。

贾康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以思想再解放促进改革再深化,是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的结合,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结合,思想解放前提下守正(掌握共性规律)和出奇(以特色创新出奇制胜)的结合。改革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将中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伟业进行到底。

刘守英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刘守英教授,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主任,研究领域为制度变迁、土地制度与发展经济学

熊雪峰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政治经济学硕士研究生

乡村振兴应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统领,以强化活化乡村的制度供给和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创新为支撑,以“活业—活人—活村”为路径,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通过城乡关系的重塑,改变不利于乡村经济活动的城市偏向公共政策,改革妨碍乡村发展的城乡二元体制,实现城乡平等发展。顺应发展阶段转换和消费需求变化,研究新阶段农业产业演变规律,完善农地三权分置制度,建立小农与现代农业相结合的产业体系、组织体系、服务体系,探索中国农业优先发展模式和现代化路径。

张斌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

央行近一年内的外汇占款增量一直维持在非常小的规模。年初央行还告知,平抑市场供求对汇率价格影响的逆周期调节因子也暂停使用。央行的这些变化,意味着市场供求对人民币变化影响更突出,人民币从形成机制上类似于发达国家的浮动汇率,叠加一个为保持篮子汇率稳定而做出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调整。从形态上看,人民币的波动幅度会明显上升。

彭文生

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

最近很多人担心中美贸易摩擦对全球经济的冲击,甚至有人拿现在和1930年代比较。1930年代的贸易战,国家之间相互报复互加关税,被认为是导致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以后经济长时间陷入萧条的重要原因。所以现在全球会不会面临这样一个风险?我的观点是,摩擦难以避免,但萧条是可以避免的。我们对经济的看法不要因为贸易摩擦而变得太悲观,现在和1930年代存在重要差别。

范建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国内不仅财政政策具有很大的政策空间,而且货币政策也具有很大的政策空间。在内需调控上,我们完全可实现“双轮驱动”。通过降准来逐渐降低之前货币政策工具的未到期余额,同时保持基础货币供应的平稳增长,以此来拉动实体经济的“真货币”供应量和工业部门的产能利用率上升至一个合理的水平。

梁海明

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

冯达旋

丝路智谷研究院首席顾问、美国德州大学达拉斯分校原副校长

要做好“一带一路“的海外传播,中国政府应当进一步加强建设“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相结合的话语体系,并利用“离岸传播”的方式,通过“一带一路”经济合作、投资和商贸交往中带来的良好机遇和正面的“共同理念”,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本地实际出发,关注“互利共赢”的共同愿望,调动本地的网络和资源,促进更多沿线国家和地区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同。

全球化智库

北京东宇全球化人才发展基金会注册的智库机构品牌,是国内领先的社会智库型全球化研究机构

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中美关系事关两国乃至世界的稳定和繁荣发展,然而,当前的中美关系正遭受不断升级的贸易摩擦困扰。中美经贸关系陷入僵局,引发各方高度关注,贸易冲突缘何发生?是什么驱动特朗普政府一意孤行对华发动关税打击?中方如何应对?等一系列话题不断发酵,各种判断和对策应运而生。如何理性看待中美贸易之争,如何通过数据和分析来说明问题,增加中美双方的沟通和交流,建立中美化解贸易战的一些共识,值得中美智库做进一步的深入分析和解读。

张小军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雷李洪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乡村“自治”并非政府“官治”的补充,而是两者一体,同为“人民治理”的不同形式。依据共有产权和关系互惠的共生基础,在广大农村建立共生文化、共享经济和共同体的乡村自治,充分发挥村民自治和农民的主体性,走对乡村共同体和农民个体同时充分赋权的乡市化道路,是未来中国乡村脱贫与发展的可行之路。

李德成

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戚克维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博士研究生

政府举办公立医院的目的在于为国民提供公平可及的医疗服务,方便患者及时就医,然而公立医院自主权不足、管理专业化程度低、缺乏有效监督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其运营效率,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从政府定位、法人治理结构、监督机制三个方面观察美国和德国的公立医院管理体制,其成熟的理论体系和实践经验,对我国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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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世界大格局下,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之下,中国的经济政策必须寻求新的突破,以有效扩大内部市场。安邦咨询建议,中国政府可以考虑建设“成武轴心”,即连接长江中游地区(也是中国心脏地带)的两个重要节点城市——成都和武汉,两者组成一个发展轴心,即“成武轴心”。现在国内在战略目标上大都已经明确,关键是要在改革的基础上,放手让地方一搏,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安邦咨询的研究人员认为,外资撤离会对中国实体经济形成釜底抽薪的冲击,特别是当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会形成叠加效应时,这种冲击会更大。稳定在华外资企业特别重要。外资在中国遇到的问题,已不是税收优惠、土地优惠等“初级”问题了,而是涉及到竞争环境、政策环境、知识产权保护、公平竞争等“高级”问题。这也反过来对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和开放提出了更高要求。
中国商务部8月16日发布了一则消息:“应美方邀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拟于8月下旬率团访美,与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马尔帕斯率领的美方代表团就双方各自关注的中美经贸问题进行磋商。”这个时候,中美再度进行谈判引人注目。中美两国都应该看大处,而不是看小处。中国可能尤其是需要从大处把握中美贸易谈判。
在经历连续下跌后,8月16日美东时间中午11点左右,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收复6.86关口,涨幅扩大至1.3%,刷新日高至6.8541元,亚太盘初一度走软至6.9491元,代表日内大涨950点。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有望创下2017年1月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除了国内银行干预外,刺激人民币汇率上涨的因素之一是中美重开贸易谈判,中美重启贸易谈判对于近期焦虑的市场来说,是一大利好。
8月15日晚间,证监会进一步放开了外国人开立A股证券账户的权限,决定从9月15日起,在境内工作的外国人、在境外工作的境内上市公司外籍员工,都可以开立A股证券账户参与交易。但现在开放外国人炒A股,还有一些问题:一是人民币下跌,股市下跌,有多少外国人愿意马上炒A股?二是,我们需要通过开放政策吸引一批“洋散户”吗?三是不要期待放开政策马上会见效。
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称,联想集团发展遇到困难,非常“庆幸”在2001年对业务进行拆分,建立了投资集团联想控股。柳传志说,“联想控股保证了股东利益和员工利益;同时分散了联想集团业绩下滑带来的危机,提供了联想品牌可以延续的基础”。这意味着,联想品牌的延续,将不会以联想集团作为承载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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