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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夏怡然

温州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陆铭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上海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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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随着经济的现代化,中国出现了城市大型化趋势,人口逐渐向少数都市圈和城市群集中。于是,社会各界又出现了一些似是而非的倾向,认为需要并且可以用行政的手段来抵消这种趋势。一方面,一线城市加强了对城市人口规模的控制,设置较高的落户门槛,限制外来人口的流入,甚至通过“以业控人”“以教控人”等方式减少城市内部的外来人口数量。与此同时,二三线城市纷纷降低落户门槛,甚至推出许多针对高技能劳动者的优惠政策,打响了人才争夺战。这些行政性的人力资本均衡政策,也许可以在短期内影响人口的空间分布,但当行政性的手段弱化,在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下,人口流动是否又会回归到原有的路径,依然向少数都市圈和大城市集聚呢?

当前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和人口都集聚在少数大城市或大都市圈,越是发达的国家人口集聚程度越高,而且集聚的趋势还在加强。人口空间分布和城市体系的演化有其内在的规律,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改变人口空间分布的尝试,但从未成功过。俄罗斯在苏联计划经济年代就曾经实行过生产力均衡配置和人口均匀分布的政策,但在市场经济转型后,俄罗斯的人口分布又恢复到西稠东稀的历史格局。在中国历史上也曾经发生过对人力资本的行政性空间调整,包括20世纪50年代的“高校搬迁”运动,以及计划经济年代的“三线建设”,这些行政主导的人力资本均衡政策虽然曾经对受益城市的人力资本积累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作用在逐渐弱化。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中国形成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东南沿海地区因为地理区位和自然条件优势,使得其人力资本回报提升,并吸引了更多高技能人力资本,城市间的人力资本空间分布又逐渐向历史上的人力资本空间分布回归。本文以史为鉴,通过研究和总结中国历史上人力资本均衡政策的长期效果,为当前类似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效果提供参考依据。

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二部分从理论上分析人口分布、城市体系以及人力资本空间集聚的内在规律,并探讨什么样的人力资本干预政策是合理的。第三部分比较分析历史和现代的城市人力资本空间分布,特别针对20世纪50年代的“高校搬迁”运动,展现了其对人力资本的空间分布造成的影响及影响的持久性。第四部分讨论改革开放之后,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回报和地理条件在人力资本空间集聚过程中的作用,解释为什么行政性人力资本均衡政策难以持续。第五部分总结本文的政策含义。

张大卫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开放,其实质就是放松管制、降低门槛、减少保护、促进要素流动,让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建立起外向型经济新体制和产业体系的过程。开放的内涵是形成充分的市场竞争。通过扩大开放把内陆地区的内需激发出来,可以为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巨大的能量。

杨文静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外交研究室主任

面对特朗普和金正恩两个高度不确定的领导人,围绕朝核问题呈现出的缓和状态非常脆弱,也极不稳定。目前看,美朝在弃核问题上差距依然巨大。其实,对3月以来朝鲜通过韩国传达出的无核化意愿以及想与美谈判等信息,常年关注朝核问题的研究者都抱有很大的审慎态度。

徐建炜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

李志龙

中美贸易战又起波澜。就在双方宣布达成协议后短短几天,白宫又声称将对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25%关税。自特朗普政府主动挑起对华贸易战以来,局面就一直扑朔迷离。美方时而强硬,时而和缓,反复无常。贸易战究竟向何处去?拨开特朗普政府“话术”的迷雾,分析其动用的“武器”和“战术”,也许有助于我们判断贸易战的走势。

高帆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系常务副主任,经济学博士、博士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三权分置”是我国农地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的重大制度变革,理解该变革需要在学理层面阐述其发生机理,即要回答“三权分置”从哪里来,为什么是这种而不是其他形式的制度变迁?同时,人们针对“三权分置”的实施方案并未达成共识,不同地区实施“三权分置”也存在方式和进程的差别,据此就需要回答“三权分置”向何处去以及如何才能顺利推进?

任超然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耿曙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研究员

郭圣莉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实现善治有赖于问责(accountability),而问责的前提为透明,因此,问责与透明便成为通往善治的关键。同样,财政纪律也必须依靠财政问责来落实,充分的“财政透明”是实现财政问责的前提和必要条件,是故,目前涉及财政问责的文献,莫不呼唤更充分的财政透明。并且对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财政透明度偏低已经成为实现财政问责的桎梏

海皮

法学博士

人才问题是“三农”问题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城乡二元体制驱使人才资源、人力资源从农村单向流向城市,是许多乡村出现凋敝现象的根本原因。一些城市即使人才资源已经十分丰厚,还在不惜代价争抢人才。无疑,这些城市的人才政策都会发挥作用,从而可能进一步压抑人才向乡村流动的可能性。农村地区想要参加这种人才争夺是不太具备竞争力的,需要另辟蹊径、创新思路。

王鸿刚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时代发展到了全新阶段,国家发展到了全新阶段,改革开放也到了全新阶段,我们既积累了很长的发展经验,需要进行总结和提升,所以现在到了搞理论创新的时候了。搞理论创新应坚持继承性、包容性、进步性。关于“继承性”,即应该是现有理论的继承;关于“包容性”,说的是应该同其他的西方和非西方的理论能够相互关照。关于“进步性”,说的是应该比其他理论更关注时代进步和人的解放。

潘金娥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2018年5月7日至12日召开的越共十二届七中全会的人事安排出乎人们的预料之外,未对最高核心机构即政治局委员构成做出任何调整,而把主要议题放在集中讨论战略干部即高级后备干部的培养和选拔机制上,目的是使越共十三大选拔出高素质的领导班子有章可循。这一情况与越共十二大召开前越共中央在2014年6月颁发新的《党内选举规则》,从而为十二大人事安排提供制度准备有异曲同工之妙。

匡亚林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新华社亚太日报亚太智库研究员

新时代要聚焦新发展,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加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应当把如何增进民生福祉作为社会保障体系设计的根本取向,突出其新的价值目标与功能目标,进一步实现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总体目标。在新发展进路上,尝试构建新时代社会保障体系发展模式,建构“弱有所扶”“老有所养”等服务体系,实行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以及统筹城乡的社会救助体系,使社会保障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增进民生福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韩立群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当前的中美关系相对于以往出现一些明显的不同,我们一时无法看清这些不同是结构性重大变化,还是一些个别现象。这给我们判断中美未来走势带来五个困惑。毫无疑问,当前的中美两国和两国关系都进入了新的时代,两国需要重新磨合,寻找新的处理双边关系的合适途径。磨合期难免出现碰撞和困惑,现在两国要做的是解决困惑,若不是让困惑上升为分歧和冲突。

范子英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此次税务系统合并,总体上将走向一个规范、高效、统一的税收征管体系:在征管层面,做到应收尽收,减少地方政府对税法权威性的干扰,缩小法定税率与实际税率的差异;在税制方面,用减税政策降低法定税率,使得实际税负不会出现太大的波动;在结构方面,合并有利于直接税的增加,从而为降低间接税奠定基础。

温彬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

我国金融业自改革开放以来对外开放取得了重大进展,但相对于实体经济开放程度,以及对金融业的需求而言,金融业的开放水平相对偏低。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金融业开放指数显示,2016年末我国金融业开放程度为0.51,低于OECD国家和G20国家的平均水平。

赵洪岩

广发证券[香港]高级经济学家

盛柳刚

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

随着中国收入水平的上升,关税水平在多边贸易谈判过程中会逐步向发达国家收敛。因此,中国不如转被动为主动,主动下调关税扩大进口,减少贸易摩擦,增强自身在国际贸易体系的领导力,反击特朗普政府掀起的贸易保护主义。同时,为了减少关税下降带来的进口冲击,中国可以采取分阶段、分产品的下调关税。

陈功

安邦咨询[ANBOUND]创始合伙人、首席研究员、博士后导师、著名智库学者,中国信息分析学科的著名权威专家,为中国的信息分析学科奠定了扎实的实证理论基础,著有《分析的艺术》《信息分析的核心》等

近年来,中国对于国际组织的态度有所变化,但是,中国的朋友圈未必是在扩大之中,甚至有可能是在缩小。这种情况下,一旦出来“问题”,被欺负了,有了委屈,需要世界上的朋友们站出来帮忙说话时,就会显得很被动。中国不能总是等到被国际上强大势力挤兑得“哇哇叫”的时候,才想到“朋友圈”那些事,必须提早准备,早日启动协调一致的行动,才能赢得世界上更多真正的支持,让世界听到更多的中国好声音。

张继亮

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国家干预治理网络的过程要适度。如果国家对治理网络控制得过多,就会降低利益相关者参与治理网络中的意愿。这不仅会影响治理网络优势的发挥,也会使得元治理变成政府实施自上而下控制的工具。但如果国家干预过少,那么它就无法为治理网络提供有效的支持,也难以纠正它自身所存在的正当性问题。所以,作为元治理行为主体的国家,需要在实践过程中根据所面临的具体动态形势,不断平衡参与和效率、稳定与弹性等诸种价值,同时也要注意维持适中的干预程度。

贾康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欧纯智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特约研究员

博弈既可以是合作也可以是非合作的,在合作博弈中,参与者可以共同设计有约束力的条款。在非合作博弈中,参与者不可能谈判并执行有约束力的合同,此时不会出现双方都合意的合作结果。中美贸易谈判,不是一次定局,需要经过多轮重复较量,一时谈不拢也属正常,需要双方不断地权衡取舍、妥协让步、求大同存小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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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近日考察时指出:“要大力促进农民增加收入,不要平均数掩盖了大多数,要看大多数农民收入水平是否得到提高。”说一千、道一万,解决三农问题关键看农民收入。其中,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是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方式。从2017年开始,国内力争用3年左右时间,到2019年底完成集体资产确权,开展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
美国商务部6月20日宣布,经美国本土企业申请,中国、日本、瑞典、比利时以及德国的42种钢铁制品可获得高额关税豁免权;同时驳回了56种钢铁制品豁免关税的请求。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表示,美国政府已收到2万余件请求豁免钢铁制品高额关税的申请。此前美国在关税问题上意外主动“示好”,显示美国的态度有所松动。
国内近年的产融结合成为热点,部门、地方和企业都愿意推动。财政部金融司司长王毅称,我国中央企业同样热衷投资金融。截至2017年8月,国资委监管的101家中央企业中,有三分之二以上都在开展金融业务,有一半左右把金融纳入业务板块,有23家至少控股一家金融机构。很显然,央企是国内产融结合的急先锋。
美国与欧盟在贸易关系上的纷争,为美国与欧盟的关系增加了新的分歧。在一系列修复关系的尝试失败后,欧盟开始考虑如何“把欧洲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正在美国访问的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6月19日说,欧美关系正遭受冲击,带来的损伤“可能无法修补”,他敦促美国政府不要把世界视为“人人对打的拳击台”。
虽然多次出售外汇掉期合约,仍未能彻底阻止巴西本币雷亚尔的跌势,巴西央行终于“认输”了。巴西央行行长Ilan Goldfajn表示,只要外汇市场和利率市场有需要,央行就会确保流动性足够充裕,甚至不惜动用外汇储备。但如果巴西拍卖的外汇掉期合约以美元结算,可能根本没有足够的美元来满足兑换需求。换句话说,巴西央行可能无力偿还。
欧盟商会最新发布调查报告,受访在华欧洲企业在2017年均有较良好的财务表现,但也有企业抱怨中国的网络使用环境不便,近6成企业希望中国更好地进行市场开放。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称,欧洲在华企业表达了一些关切,如法律法规透明度、执法一致性、市场准入、投资限制等问题。高峰称,我们将继续努力,不断提高投资便利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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