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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7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目前,在应对新冠肺炎冲击的政策讨论中,有关“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争议显示出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些分歧。这个分歧实际上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普遍存在。在美国等国家政策的关注点在于以财政借款向普通居民发放援助的全面基本收入政策的分歧。无论是财政赤字货币化还是全面基本收入保障的问题,实际上都反映了传统货币政策框架正在失去效力,宏观经济政策都在试图以不同的形式进行新的尝试,以应对新的经济环境。

目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争论的背后,是第三类货币政策(MP3)和现代货币理论(MMT)作为不同的理论支撑。即“货币政策财政化”与“财政政策货币化”的不同。人民银行国际司课题组在2019年6月曾系统的梳理了货币政策财政化的变化和影响,讨论了MP3和MMT的区别和特征。实际上,从整体政策的角度来看,无论是MP3和MMT的讨论,还是“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争议,都反映了各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实际上都走向财政化的大趋势。

就传统货币政策而言,实际上是通过货币的价格和数量的调节来实现对经济的影响。央行的研究认为,利率调控和货币数量的调整是当前央行调控经济的主要手段。金融危机前,传统的货币政策(第一类货币政策,MP1)以利率作为最重要的货币政策调控工具。金融危机后,各国央行则普遍采取了量化宽松的QE政策和负利率政策,则可以归为第二类货币政策(MP2)。

MP3的本质则是货币政策财政化,货币政策进一步走向直接的金融资源分配而扮演财政政策的角色。传统上,货币政策通过调节资金价格和供应间接影响总需求,而MP3是央行代行财政支出(购买金融资产、向特定企业发放贷款),或直接支持个人支出(向个人提供贷款或援助),从而直接作用于总需求。其直接作用于支出环节,刺激消费和投资,对经济的影响更直接。央行的研究总结了MP3的多种形式,根据获得资金主体和资金投放方式可分为“赤字货币化”、量化宽松支持财政赤字扩大、印钞直接投放给私人部门、大规模债务减记等不同类型。

而MMT实际上强调的是以财政来替代央行实施宏观政策的调节。其主要观点是以财政政策作为调节经济的最主要工具,通过调整财政收支(税收调整、支出调整等)来管理总需。其认为政府债务增加的唯一风险是通货膨胀,如果过度支出导致资源紧张并出现通货膨胀,可以通过税收进行调整。

回顾金融危机后的十年中货币政策的走向,MP2实际上对各国经济走出危机发挥了重要作用,避免了类似“大萧条”的再次发生。但随着QE的实施和负利率、低利率的货币环境的不断扩大,全球经济出现了新的变化,国际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越来越形成相对独立的循环体系,与实体经济日益脱离;同时,货币的传导机制的不平衡越来越严重,央行>金融机构>企业>个人的货币传导链条逐渐失衡,金融资源越来越倾向于资产持有者而不是普通民众,货币宽松带来的资本过剩使得全球资产泡沫化的程度日益严重,而实体经济在生产过剩的情况下难以提振有效需求,使得通胀水平保持低位。在这种情况下,由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带来的新一轮经济危机迫切的需要新的政策框架来实现经济和金融的复苏。

Howard Yu

IMD商学院管理与创新乐高讲席教授

Mark J. Greeven

IMD商学院创新与战略教授

Jialu Shan

IMD商学院全球企业数字化转型中心高级研究员

生产率悖论指的是一个令现代经济学家普遍感到困惑的现象:尽管计算机技术一再发展,生产力却没有随之提高。通过总结,我们发现生产力没能提高,是因为员工缺乏进行各种管理活动所需的“隐性知识”。如今,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大型企业几乎所有的面对面会议都被视频会议所取代,而这些在线会议很多时候都会被录下来存在云端。与会议纪要相比,这些数字化记录留存下来的是整个商讨过程,其中有情感,也有事实;有争辩,也有讨论;有反对,也有共识。而这一庞大的数据库中,可能就蕴含着计算机时代以来始终无法得以解答的生产率悖论的解决之道。

黄奇帆

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产业转型顾问委员会主席

疫情让企业充分体会到了利用网络空间的价值。当员工被物理隔离在家里,企业依然可以利用远程会议、社交软件等实现居家办公,企业的基本活动也就转移到了网络空间里。基于这个现状,企业必须要学会在网络空间里进行经营管理、价值创造。也就是说,疫情已经开始迫使企业向互联网经济的新模式转变。因此,大力发展互联网经济、推动基于网络空间的商业创新,是全球经济未来几年发展的重要方向,也是新的全球化趋势。

孙玉栋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伟(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由于新型肺炎对经济增长持续累积的消极影响,我国各地区应该根据当地的疫情严重程度,有差别地尽早复工复产,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减少经济损失。而考虑到我国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对新型肺炎疫情已经造成的经济损失,要通过一系列的宏观政策进行修复和弥补。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政策理应成为恢复经济、促进增长的关键。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7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在新冠肺炎的多重冲击下,发展中国家经济将面临更加沉重的压力。这种情况下中国“一带一路”的发展和相关投融资建设都无法回避主权风险带来的挑战。回避和应对主权风险更重要的是对地缘变化和当地的政治、社会,以及经济环境进行动态的跟踪,从而从宏观上及时掌握“一带一路”国家的变化,采取必要的措施来规避和化解可能出现的风险。同时,在项目实施的各个阶段,更需要加强对目标国家政治和社会领域的研究和了解,从而更多的融入当地的社会环境,建立良好的互动和沟通机制。

李铁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

到现在为止,我们对城市的空间认识仍是严重模糊的。因此在涉及到城市的数据统计上也存在一定误区。因为中国的城市,特别是各类中心城市,其实就是一个个顶着“城市”名称的行政辖区,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现有的684个城市中,其实下辖的行政区域中存在着不同规模的各类城镇,还有距离城市较远的市辖区,甚至还包括着许多新区和各种开发区、产业园区。其实,如果在空间上与城市的主城区距离较远,这些都可以称为独立的城市。

宋艳姣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2019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到60.6%,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4.38%,这意味着全国大约有2.27亿的人口常住地和户籍地是不匹配的。其中,长三角地区常住人口1.5亿人,5000多万农民工处于“人户分离”状态。有序推进长三角地区流动人口户籍改革,应先建立长三角一体化流动人口信息管理数据库,为长三角推行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制提供数据支撑;完善以常住地登记户口为统计口径的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建设体系;推动流动人口最低生活保障体系的建立。

张红宇

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

2020年对全球经济注定是极为艰难的一年。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同时面对大考,而对中国经济更具挑战性。一方面,2020年是决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一年,也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具有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标志性。另一方面,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从社会领域伸延到经济领域,极大地增加了实现目标任务的不确定性,而对农业农村经济发展而言,无论从短期运行抑或是长期趋势来看,影响都是全面而深刻的。

连平

植信投资研究院院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经济运行需要奋斗目标和评价标准,全年仍应设置GDP指标。宏观政策逆向调节、基建投资增长加快、房地产市场回暖、金融业和信息业增长较快将对2020年增长带来支撑。考虑到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较大,2020年增长速度可能落在3.5%-4.5%的区间。

管涛

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全球范围内,新冠衰退的影响已不亚于一场战争,各国普遍实行了战时财政政策。迄今为止,美国的财政救助和刺激政策组合超过GDP的10%,德国超过4%,主要国家总计接近GDP的8%。与之相比,我国财政扩张力度相对克制。4月17日政治局会议重申财政政策要提高赤字率,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真正发挥稳定经济的关键作用。这为下一步财政政策发力指明了方向。

刘守英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的改革,我们已经呼吁了多年,但是如果相关权利问题不解决,要素市场改革就很难推进。比如进城农民的权利,进城的农二代和农三代的城市基本权利,包括居住权、工作权、教育权如果得不到,这个劳动力市场是建立不起来的。土地市场也是这样,土地市场的核心是土地利用平权,农民有利用自己土地从事各种经济活动的权利。同时乡村也要向城市开放权利,实现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活跃乡村的生产要素,前提也是乡村要向城里人开放土地的权利,这里包括从事产业的权利、搞现代农业的权利。只有这些权利的开放,要素市场才能活起来。

董登新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教授

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尽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为此,人社部、财政部已作出相应部署,2020年底之前,必须完成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而且第三轮国资划转充实社保基金的工作必须全面落实到位。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是实现制度公平与效率至关重要的一步。目前全国已有2/3的省份实现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全省统收统支,剩下的省份年底前必须实现。从全省统收统支转向中央统收统支,已是一步之遥,只差临门一脚。

王小鲁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近日中央出了一个关于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文件,因此在这个时机推进土地市场的改革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土地市场改革需要全面落实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需要取消只允许在村集体内部转让宅基地的限制。配合土地市场的开放,各地需要建立土地交易市场,进行公开透明、合法合规的市场交易,同时要有效地保护农户的合法权益。此外,要鼓励闲置的建设用地复垦,同时允许建设指标在占补平衡的前提下进行市场交易,可以允许跨地区交易。

欧阳俊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

2018年以来,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就业形势也随之不断恶化。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原本困难重重的稳就业任务变得更加复杂难控。短期内,要切实保障低收入灵活就业群体的基本生活,建议每人一次性发放1500元的疫情补贴,并为公积金贷款和首套住房商贷提供3-6个月的财政贴息。长期来看,发展灵活就业应从稳就业和提高群众获得感的全局出发予以支持和保障,在制度和政策层面做好就业促进与劳动者权益保障之间的平衡。

刘穷志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对冲经济衰退的政策力度不够,向低收入群体发放消费券和扶贫款不足,个体工商户税费减免不足,大中型企业税费少有减免,小微企业财政补贴不足,大中型企业和重大工程少有补贴。政策力度不够的原因是政府财力有限,财力有限的原因是经济体制低效。要全面而大幅度地提高政策力度,同时谨慎防范财政风险,而能将加大政策力度与防范财政风险拴在一起的看不见的手是充分竞争、中性竞争的经济体制。

李迎生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暨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更多属于基本公共服务的范畴,市场按价值规律提供基本的疫情防控及各类资源,更多的事务,包括社会捐赠、疫情防控、紧缺资源的配置、对接,应当由政府承担。但政府的力量、精力、能力、时间等等有限,因此,社会力量参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这次新冠肺炎疫区所出现的治理问题,在一定意义上与当地社会力量发育不足、能力不足、参与不足、行动不力、效能不足等密切相关。

吴晓林

南开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新冠疫情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也引发了人们对一系列问题的思考,人们能否以此次疫情为契机,深入反思一些关键问题,做出一系列深层次改革,是推动“一次性危机治理”向“可持续治理”转化的基础环节。疫情防控所赋予人们的机会不该止于问责或者补救,更应该推动实质性进步。推进实质性进步就需要思考一些深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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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在深圳的全国人大代表拟联名提案,中国已有的期货交易所存在一些不足,包括国际化程度不高,目前只有原油、铁矿石等4个品种允许境外投资者直接参与,缺乏国际定价影响力等。中国需要建立一家新型期货交易所,这有利于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期货交易规则,推出符合国际投资者需求和投资习惯的多样化期货交易产品。可联合香港、澳门在深圳建立一家综合性、开放型和创新型的期货交易所,采用公司制,港澳参股,与国内现有期货交易所错位发展。
包商银行、恒丰银行、锦州银行等多家银行风险事件显示,金融风险爆发离我们不远。金融风险爆发的一种极端后果是金融机构破产。过去在“刚性兑付”理念下,中央、地方、金融机构等都拿出不少资金来填补违约窟窿。但从山东、辽宁、内蒙古等地以行政方式为主来处理金融风险的案例看,安邦咨询判断,每个省只能够承受一起股份制银行或城商行的重大风险事件。为此,国内制定《金融机构破产法》已迫在眉睫。
全国政协委员丁金宏曾承担、参与了几个区域的十四五规划前期研究工作,他发现人口数据存在的“不充分、不切时”问题,已经使研究实践面临“基础单薄、应对尴尬”的状况。目前的普查条例存在不够完善的地方,已经严重影响人口普查数据管理应用的时效和深度。丁金宏建议,将人口普查年份提前一年,这样可以与各次的五年规划研究工作完好结合,充分发挥人口普查对政府工作的数据支持功能。
瑞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预计,中国货币政策将进一步放松以支持财政扩张和企业融资,包括央行增加流动性投放、年内再降准50个基点、下调政策利率10-20个基点,以及放松贷款相关的监管要求。整体信贷增速有望从2019年的10.9%反弹至12.5%以上。瑞银预计,中央层面全局性的房地产政策目前仍不会明显放松。
上海社会科学院日前发布的《2019年中国智库报告》显示,中国智库与国际顶尖着名智库相比仍存在不少差距,主要问题有:第一,前沿议题设置能力不足,研究缺乏预见性和引领性。第二,人力资源配置不够科学,成果产出效率效能不高。第三,组织形式较为类同单一,智库专业化特色不明显。另外,传播缺乏有效手段,影响力和话语权难以提高。
全国政协常委、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在全国政协中共界别小组讨论时建议,企业所得税应降到20%,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可从45%降到33%。此外,他还建议,加大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的力度,争取今年达到1万亿元,有利于推动民间投资。此外,今后也不要设定GDP增速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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