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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吴理财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中国农村研究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农村政治社会发展、基层政府体制改革和乡村治理研究

吴侗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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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至2017年7月,我们受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原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委托,对中部地区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获奖项目进行跟踪调查,以便了解这些地方政府创新项目获奖之后的发展情况,探求地方政府创新的可持续性。从此次调查来看,中部地区5省的地方政府创新项目大多数仍然在延续,仅3个项目终止或名存实亡。从其他调研组了解到,全国的地方政府创新项目的后续发展情况,亦大致如此。由此说明,我国地方政府创新具有较强的韧性。

从既有研究来看,目前尚无人提出地方政府创新韧性的概念。不过,却有相关的一些研究。例如,吴建南等探讨了地方政府创新的稳定性问题。王焕祥、黄美花,王自亮、翁思瑶,宋怡亭,傅金鹏、杨继君,徐卫华等关注到地方政府创新的可持续性问题并作了相应分析。韩福国、刘伟等提出政府创新持续力概念,并探讨了地方政府创新持续力的来源及其影响因素[1]。很显然,地方政府创新可持续尽管与地方政府创新韧性相关联,但前者更主要的是后者的一种时间维度的表现。可持续性是地方政府创新的一种现象或表现状态,韧性则是地方政府创新的一种性质或内在特征。

何谓地方政府创新韧性?一般而言,所谓地方政府创新韧性,是指地方政府创新经受内在或外在压力,仍然能够得以保存和延续。在时间上,地方政府创新韧性表现为地方政府创新的可持续性。韧性既指时间意义上的存续,也指空间意义上的稳定,是二者的集合。地方政府创新韧性,从本质上讲反映了地方政府创新应对压力或挑战的能力(这一能力主要包括应对能力和复原能力)。

那么,如何来解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所具有的这种韧性?笔者认为,对于中国地方政府创新韧性的解释,既不能局限于“行为”分析,也不能囿于“结构”诠释,有必要引入“观念”变量,结合“观念”“结构”“行为”进行综合性分析。在这里,“结构”因素将具体地分解为“国家”和“社会”两个方面。本文将运用“观念-结构-行为”分析框架,尝试对中国地方政府创新韧性进行初步解释。

意识形态的支持

在我国,意识形态体现了执政党的基本理念。改革开放以来,改革和创新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条重要执政理念。改革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旗帜,还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中国共产党关于改革、创新的理念,为地方政府创新提供了宏观层面的意识形态支持。

黄亚生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

“文明冲突”思维在共和党内部是广泛存在的。现在共和党对特朗普的容忍和支持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共和党内广泛存在的“文明冲突”思维。特朗普的很多举动恰恰契合了共和党内心深处的“文明冲突”思维。特朗普的共和党的政治重心已经是赤裸裸的种族歧视、宗教极端、反智和否定世界多元化。

胡晓炼

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国内国际环境和条件都在发生变化。内部看,随着我国经常项目顺差收窄和跨境投资的发展,人民币对外流出的客观需要和客观条件比以前更成熟了。从外部环境看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波动性处于收缩态势,这客观上也为人民币流出创造了更大的空间。我们需要在更大程度上让人民币跨境贸易和投资使用更加便利,这需要进一步开放国内资本市场、货币市场,也需要一个更加市场化的人民币汇率决定机制,和更透明、稳定、基于规则的、专业的、高效监管。

余永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博导,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联合国发展政策委员会委员

人民币国际化一度进展顺利。但这些进展在相当程度是建立在人民币升值预期基础上的,因而是基础不牢的。一但人民币升值预期发展逆转,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就会严重挫折。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真正成为世界强国的条件和标志,只要我们尊重市场,按市场规律办事,并善于抓住时机,假以时日,人民币国际化必然能够取得基础更为牢靠的可持续的进展。

程士强

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学系

文化排异性通过影响制度在地方社区中的“合法性”来发挥作用,社会整合度则影响制度在地方社区中的“可行性”。文化排异性高和社会整合度低都会增加制度移植失败的可能性,特定地方社区在这两个变量上的不同组合会导致不同的制度移植结果。

弗朗西斯·福山

日裔美国政治学家,著有《历史的终结》等

我们很难不认为近些年来民主在世界各地的表现是有欠缺的。这样的表现一开始出现在最发达和最成功的民主国家,即美国和欧盟国家,它们在2000年代后期经历了大规模的经济危机。此外,许多新兴民主国家,从巴西、土耳其到印度,也对本国在许多方面的表现感到失望,从而经历了本国人民的各种抗议运动。在过去的一代人时间里,许多民主倒退现象发生的关键取决于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许多新兴的和现存的民主国家的国家能力跟不上民众对民主问责的要求。

耿曙

美国德州大学政府系博士,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百人计划研究员、教授

不论从发展瓶颈着眼,或从内部控制入手,我们面临的都是既有的治理体系失灵、必须自我革新的问题。概言之,亟需重构政治基础,再创发展活力。而因应之道也很清楚,我们得从体制内部开始,通过检讨、摸索、调整,再创造出高速发展的“政治基础”。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对所走的道路深具信心,不论是“市场途径”或“行政手段”,只要设计得当,都能高效支撑经济高速增长。

林伯强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教授

杜之利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助理教授

城市道路公交效率对车辆能源消费的影响呈逐渐上升的态势,即对人均收入较低的城市来说,道路公交效率的提升对抑制车辆能源消费的作用更强。从全国范围来看,绝大多数城市都还处于较低收入阶段,道路公交效率的提升对抑制车辆能源消费的作用更强,因此积极推广和落实公交优先战略具有重要和积极的现实意义。

严安林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

未来美台关系的进展: 在高层官员交往上可能有所突破,强化台湾地区在美“印太战略”中的地位与作用,双边经贸关系将有一定程度进展,美继续支持台湾当局参与国际组织活动。而美台关系同时面临结构性制约因素与问题,如中美关系的影响,美国与台湾地区在经贸问题上的分歧,美国与台湾地区实质关系提升存在内在阻力,特朗普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等。

格雷汉姆·史密斯

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系民主研究中心教授,波茨坦可持续发展高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以往任何一种制度都无法包容所有价值,协商民主的价值有时会相互冲突,权衡和妥协在制度设计中是必要的,只有实现各制度之间的配合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和这些价值。因此,探讨如何使协商民主能更有效地嵌入整个政治系统,并与其他制度形成配合,是当前研究工作所面临的重要挑战,而其中最关键、最具实践意义的便是对制度化策略的研究。

江小涓

十三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国务院原副秘书长

在网络和数据时代,服务业正在成为高效率产业和可贸易产业。一个宏观经济上的判断是,进入服务经济为主的时代不必然导致增长速度下降。当前中美服务贸易互补性强,扩大服务业开放、发展服务贸易是平衡中美经贸关系的一条通道。但长期看,中美两国在服务贸易中的竞争性正在增强,这一点应该作为研判中美贸易关系的一个基础。

徐忠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

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表明,越是开放的领域,竞争力越强;越是不开放的领域,越容易落后,越容易积累风险。在推进金融对外开放、深化金融改革的同时,必须大力推进国有企业、中央地方财税体系等其他领域深层次改革,只有真正消除实体经济扭曲,将实体经济做强,才能真正化解金融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风险。

约瑟夫·奈

哈佛大学教授

特朗普的支持者以“所有政治家都说谎”为借口,来证明特朗普满嘴谎言的合理性。政治家确实撒谎,并且稍事反省的话我们也承认,所有人都会说谎。但说谎的次数与类型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太多的谎言会让信用贬值。即使总统的动机并不自私,他也应该对选择说谎慎之又慎。在把撒谎作为治国手段之前,他应该考虑目的的重要性,有没有实现目的的其他替代手段,以及这种欺骗是否可控,或者是否会成为一种模式。

竹立家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行业的“蛋糕”都十分诱人。但是,将这些行业“蛋糕”做大做好,企业创新将是关键的因素。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制约其发展的不仅仅是人才、技术、管理、资金等要素,更重要的是商业模式的选择。未来企业的竞争中商业模式的竞争将是核心。

樊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以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为代表的新技术的运用,不仅彻底地改变了生产、管理体系,颠覆了几乎所有行业,而且深刻改变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和社会组织的运行模式,而这背后的推动者和掌控者就是加速崛起的大型新技术公司。此类公司及其推动的新技术革命,衍生出“新的政治空间”,形成了一种“技术统治”,可能会对政府治理和政治运行产生颠覆性影响,这是人类发展所需思考和解决的全新问题。

沈晓杰

江产经智库特约研究员,资深媒体人

在贸易战的压力之下,能以最快速度激活乡村振兴,提供及时迫切、规模可达万亿级规模的新经济增量来抵消诸多的负面影响的,是打破城市流向乡村的诸多门槛,允许城市上亿人次的中产阶级,按照市场自由流动和乡村发展的规律,到乡村田园自由生活和创业发展。

徐奇渊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之一,不能因为宏观经济条件发生了变化,就改变对外开放的规则、取向。这就提出了更加具体的要求,一方面在政策出台之前,要经过严肃论证、科学决策;另一方面,要稳定短期宏观经济,还是要在相应的短期政策工具箱范围内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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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世界大格局下,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之下,中国的经济政策必须寻求新的突破,以有效扩大内部市场。安邦咨询建议,中国政府可以考虑建设“成武轴心”,即连接长江中游地区(也是中国心脏地带)的两个重要节点城市——成都和武汉,两者组成一个发展轴心,即“成武轴心”。现在国内在战略目标上大都已经明确,关键是要在改革的基础上,放手让地方一搏,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安邦咨询的研究人员认为,外资撤离会对中国实体经济形成釜底抽薪的冲击,特别是当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会形成叠加效应时,这种冲击会更大。稳定在华外资企业特别重要。外资在中国遇到的问题,已不是税收优惠、土地优惠等“初级”问题了,而是涉及到竞争环境、政策环境、知识产权保护、公平竞争等“高级”问题。这也反过来对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和开放提出了更高要求。
中国商务部8月16日发布了一则消息:“应美方邀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拟于8月下旬率团访美,与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马尔帕斯率领的美方代表团就双方各自关注的中美经贸问题进行磋商。”这个时候,中美再度进行谈判引人注目。中美两国都应该看大处,而不是看小处。中国可能尤其是需要从大处把握中美贸易谈判。
在经历连续下跌后,8月16日美东时间中午11点左右,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收复6.86关口,涨幅扩大至1.3%,刷新日高至6.8541元,亚太盘初一度走软至6.9491元,代表日内大涨950点。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有望创下2017年1月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除了国内银行干预外,刺激人民币汇率上涨的因素之一是中美重开贸易谈判,中美重启贸易谈判对于近期焦虑的市场来说,是一大利好。
8月15日晚间,证监会进一步放开了外国人开立A股证券账户的权限,决定从9月15日起,在境内工作的外国人、在境外工作的境内上市公司外籍员工,都可以开立A股证券账户参与交易。但现在开放外国人炒A股,还有一些问题:一是人民币下跌,股市下跌,有多少外国人愿意马上炒A股?二是,我们需要通过开放政策吸引一批“洋散户”吗?三是不要期待放开政策马上会见效。
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称,联想集团发展遇到困难,非常“庆幸”在2001年对业务进行拆分,建立了投资集团联想控股。柳传志说,“联想控股保证了股东利益和员工利益;同时分散了联想集团业绩下滑带来的危机,提供了联想品牌可以延续的基础”。这意味着,联想品牌的延续,将不会以联想集团作为承载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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