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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主要兴趣或研究领域为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转型和社会正义;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比较中央地方关系;中国政治。著有《大趋势:中国下一步》《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中国和新世界秩序》等

历史地看,在世界范围内,人类社会的整体道德会随着经济发展、个人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古人孟子的“有恒产者有恒心”和管子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等都是普遍而永恒的真理。

近代工业文明开始以来,人类道德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前道德的根源在于宗教,近代以来,国家也开始有能力通过经济社会发展和制度建设,来干预(增进或者阻碍)人类道德的产生和发展。工商业文明一个显著的特点在于“计算”(“推理”)之上的理性,因为通过理性才会在最大程度上获得财富。同时,经济发展和财富的积累为社会整体教育水平的普及和提高、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人均寿命的增加等提供了物质条件。

工商业文明的另一个特点,在于人们从农业文明之下的互不关联“个体劳动”脱离出来,走向了公共空间(市场、工厂、社区等)的互为关联的“集体劳动”,人们在公共空间交往和生活,公共空间的扩展也产生了对公共品的要求,同时也发展出公共道德规范。近代以来政府在社会经济各方面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主要是为了提供足够的公共品。随着公共(集体)空间的增加和公共品的供给,社会整体道德水平也随之提高;或者说,总体来说,社会整体上变得更加合乎道德了。

总体上说,这些经济增长和道德发展之间的关联,也发生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随着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过去由连续不断的社会政治运动(阶级斗争)和短缺经济所造成的总体不道德情况已经完全改观。大多数人已经过上了体面的生活或者小康生活,规模性的饿死、病死、累死现象大大减少,甚至消失。

尽管也有人怀念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准,但应当说那种道德仍然属于原始和朴素的道德状况,是农业文明的反映,甚至是特殊政治条件下形成的集体政治压力下的道德。随着工商业文明的到来以及政治环境的开放和多元化,农业社会的道德以及政治性道德变得不可持续,道德领域的巨变是必然的。

不过,随着社会整体道德环境的提升,个体道德不仅没有提升,反而出现了巨大的问题,处于下沉甚至解体过程之中。也就是说,整体社会的“趋善”环境,没有能够转化成为个体层面的道德提升。那种在很多发达社会所见到的理性、开放、进步、容忍、文明、平和、简单等行为方式并没有出现。很多人变得为了自己的一点点利益而不择手段。

有学者认为,今天的人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但实际上,在很多场合,人们并不精致,而是赤裸裸的利己主义。损人利已,为了达到目标可以不择手段,目标证明手段正确。在政治领域,人们一直把这种行为称之为“马基雅维利主义”。不过,“马基雅维里主义”指的是君主为了达到远大的目标(例如国家的统一),可以不惜一切手段。马基雅维里主义显然也适用于今天的个体。这种手段用过了头,结果便是损人不利已:自己做不了,也不让人家做;自己成功无望,也要阻止人家成功。道德的概念变得如此廉价,以至于一些人认为道德和人类社会发展已经不相关了。

杨菊华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

王苏苏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经济结构、文化观念、人口特征等方面的变化,给家庭带来重要影响,使之面临着新的问题与挑战。特别是在因人口转变、现代化进程、婚姻家庭观念变迁而导致严重少子化的情境下,家庭周期可合并为形成、扩展与稳定、收缩与空巢、解体四个阶段。

孙文凯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6月份小微企业运行指数维持与上月相同水平,虽然小微指数短期趋稳,但从长期趋势看并未彻底摆脱下行压力,小微经济下半年仍然面临考验。要维持整体经济发展,带动小微经济持续发展,政策支持力度应该继续保持甚至还要加大。此外,小微企业本身还应该加强“赋能”,提高自身生存能力和附加值。

黄石松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纪竞垚

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2018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有2.49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7.9%。与西方发达国家先实现城市化和工业化之后,逐步进入人口老龄化不同,我国的人口老龄化与城市化、工业化发展几乎同步。老龄化往往伴随着独居、孤寡、失能、失智等,使得老龄群体的养老保障、照护服务、社会参与、老年人权益保障变得更加复杂,这也成为我国养老服务的难解之题。

李迅雷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上半年我国GDP增速达到6.3%,经济稳中有进,维持在全球GDP平均增速的两倍以上水平,成绩来之不易——这主要得益于减税降费政策的坚决推进和金融环境的改善、利率水平保持下行趋势。尤其从总量上看,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走势平稳,增速虽有所回落,但并没有出现大幅波动的态势,更没有出现断崖式下滑。但从增长的结构上看,存在一定隐忧,需防患于未然,尤其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找出结症所在。

刘珺

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中国是世界上整个制造业产业体系最完整的国家,但同时面临着低端、中低端制造业占比较高,制造业可贷款性、可融资性指标不充分等问题。解决制造业融资难问题,一是让市场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二是培育发展多元化的金融机构;三是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四是除了贷款为主的产品组合,银行还要发展多种融资便利组合;五是监管机构一定要走出旧有舒适区,要具备数字化思维。

彭文生

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未来的数字货币形式到底是政府/国家货币还是私人部门货币?其实两者不是完全相互排斥的,既有竞争也是互补的关系。创新的动力来自私人部门,但私人部门创新发展到一定程度,具有系统性重要性时,就需要政府监管来管理风险和负外部性。今天,Facebook Libra启动后可能很快具有系统重要性,需要监管未雨绸缪。支付宝和微信支付都是对社会有益的金融创新,有利于普惠金融的发展,但其规模具有系统重要性,所以需要加强监管。

中央党校中青三班一支部肇庆调研组

农村土地征收是城镇化建设中不可回避的难题,难就难在利益分配。2013年以来,广东省肇庆市鼎湖区在新区建设实践中,通过“集体入股国有” 的“土地两级股份化”改革,探索城乡土地合营的新型双层经营体制,让农民成为城市发展的“合伙人”,走出了一条共享土地增值收益、城乡融合发展的新路。中央党校中青三班调研组赴鼎湖区对此进行了专题调研。

王君也

重庆智库研究院专题研究部

王佳宁

大运河智库发展研究中心

2018年,我国中西部22个省区市共有284个贫困县申请退出。从今年7月初开始,国务院扶贫办将对宣布脱贫摘帽的贫困县按20%的比例进行抽查。因此,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推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我国有必要建立科学合理的贫困退出长效机制。贫困退出机制涵盖贫困退出的动力机制、补偿机制、风险防范机制、激励与约束机制、第三方评估机制。

吴士存

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中国-东南亚南海研究中心理事会主席,研究员,著有《南沙争端的起源与发展》《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东盟合作》等

陈相秒

中国南海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中美南海竞争愈演愈烈是四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即中美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声索国南海政策调整的推动、美对中国南海政策的错误反应,同时美国国内逐渐占据主流的保守主义、民族主义思潮也是中美南海博弈由利益冲突走向政策对抗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这种较量升级的态势在短期内恐难改变。

叶兴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应以顺应城乡人口双向流动大趋势、保障外来人口居住需求为目标,有序扩大农村宅基地产权结构的开放性。宅基地集体所有权可通过置换等途径在不同集体所有权主体之间流转,宅基地成员使用权只能在本集体内部流转、但为给放活流转使用权创造条件需要进行铺垫性改革,宅基地流转使用权可通过多种途径扩大开放性。需要尽快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界定办法,加快宅基地和农房的确权登记颁证,推进相关法律的立改废释。

何宇鹏

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武舜臣

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博士后

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要实现有机衔接,关键在于探索一种使农户受益和使企业保持竞争力的激励相容的合约方式。研究表明,土地托管模式实现了粮食生产由土地规模经营到服务规模经营的转变,使农民能分享经营收入;“四位一体”的“正大模式”推动现代养殖项目“农民所有,企业经营”,使农民能分享资产收入;产销直通的电商模式促进了小农户和大市场的对接,使农民能直接获得消费者价格。

王勤

中国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教授

中美贸易战的逐步升级,导致全球贸易增长放缓,引发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使得国际贸易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目前,中美两国分别为亚细安国家第一和第三大贸易伙伴。2017年,亚细安与中国、美国的商品贸易分别为4410.09亿美元和2342.7亿美元。中、美两大贸易伙伴的贸易纠纷,对亚细安国家经济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已逐渐显现出来,短期的负面效应要大于长期的正面效应。

陈刚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助理所长、高级研究员

在东亚,不同国家和地区在过去30多年的时间里,克服了历史因素、意识形态和领土纠纷等不利因素,逐步建立起面向全球市场的供应链体系,促成东亚经济的整体腾飞和一体化进程。然而,中美贸易战不仅影响了这一供应链体系在中国的布局,导致大量制造业工厂逐步撤离中国,并且干扰了区域内其他经济体之间的互动和合作。

夏磊

恒大研究院副院长、房地产行业首席研究员

对于住房问题,不缺少认知,而缺少共识。中国住房制度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走过弯路,也行成诸多好的经验。当前最重要的是凝聚共识,将好的经验“制度化”。共识应该包括,第一,房地产过度金融化是风险之源。第二,应构建阶梯化的住房供给体系,住房供给应形成“高收入靠市场、中等收入靠支持、低收入靠保障”的阶梯化结构.第三,“稳预期”应放在突出位置。第四,金融稳健和人地挂钩是治本之策。

刘雨辰

济南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博士

“有原则的现实主义”是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的核心学说,该学说以“美国优先”为基本原则,以“美国再次伟大”为结果导向,以极限施压为策略,着眼于重建绝对实力优势,加强大国战略竞争,用较少成本获取更多收益,具有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扩军主义的表征。“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对美国外交战略产生了溢出效应,同时也加剧了中美战略竞争态势。对此,中国应该积极有为,采取有效策略加以应对。

薄文广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副研究员

由于面临一些非企业可以控制的情形,北京中关村企业转移到合作创新共同体的进展并不如预期顺利,一些产业合作园区陷入艰难度日甚至濒临失败的困境。因此,中央层面理性的顶层设计就成为京津冀创新协同发展战略得以深入推进的重要制度保障。中央的促进作用应重点放在解决凭借三地各自力量均无法解决的一些制度性政策壁垒和规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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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全国撤县设区已达100多个,90%集中在最近几年,大多集中在东南沿海,多个城市已成为“无县市”。预计撤县设区的趋势将持续到2030年,新增6000万城镇人口。不过,强大的县域经济是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撑,和谐的县域社会也是中国社会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振兴也需要有繁荣的县域经济建立城乡之间的连结。因此,撤县设区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城镇化路径。
从开市首日表现来看,科创板可谓火爆异常。截至收盘,25家公司首日平均涨幅约140%、平均换手率约77%、成交额合计逾480亿元,更是创造了逾百位亿万富翁。但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带动A股同时走牛,国内主要股指跌幅都超过了1%。从长期来看,科创板的示范效应还有待于进一步发挥。
在当前经济仍然面临下行压力的背景下,确保2万亿减税降费政策切实落地,是下半年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方面。但财政减收势必会对预算安排的支出造成一定影响,部分支出可能被压减,部分支出可能要延后。加上地方经济转型升级、减量发展等,都会影响地方财政收入增长,未来可能有更多省市会调低预算目标。
包括华尔街日报、CNBC等美国主流媒体预测称,从美元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撤出的国际资金正在强劲的流入中国市场。世界经济驱动因素中最重要的三个变量中,美欧经济增长动力趋弱,而中国仍将是稳定全球增长的关键因素,换句话说,现在的全球经济仍为比差逻辑,比差逻辑下中国占优,资本回流利好中国。
虽然上周央行公开市场累计实现净投放4715亿元,可银行间市场资金价格并未随之回落。资金利率已从历史低位极短时间内攀升至历史高位区间,后续来看资金利率继续上行可能性很小,预计价格将逐渐回落。大量的公开市场到期资金必然会对市场流动性造成一定冲击,市场也关注央行将如何操作。
消息人士表示,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将主持一项会议,与半导体和软件企业高管讨论美国禁止本国企业向华为销售产品的问题,美国财长姆努钦也将出席这次会议。但华为创始人兼总裁任正非近日强调华为不需要依赖美国公司生存。他表示,特朗普希望将华为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但中国似乎不会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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