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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韩大元

中国人民大学二级岗位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兼任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宪法学研究会会长

一、促进宪法秩序的恢复

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称“七八宪法”。尽管在规范形态上,1978年宪法保留了“左”的指导思想,但它为恢复社会主义法制奠定了必要的宪法基础,也成为改革开放的法制起点。

1978年宪法颁布前后,学术界为恢复宪法秩序,为重建民众对国家发展与未来的信心,发挥了重要的学术作用。由于1978宪法存在形式合法性与实质合法性之间的矛盾,这一时期的宪法学发展仍处于一种拨乱反正的“复苏时期”或者过渡期,宪法文本的价值与意义仍受到部分人的质疑。正因为出现社会价值观的冲突与矛盾,恢复宪法学研究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也是不少的。

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启了思想解放的序幕。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指出:

“未来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同年12月18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针,成为指导法制建设的基本理念,使法制发展重新回归宪法的轨道。同时,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化,为宪法学研究营造了良好的氛围,使宪法学从单纯的“政治性”话语中解放出来,积极承担为改革提供正当性、合法性的学术功能,促进宪法秩序的恢复和转型。

据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上搜索的信息,从1978年到1982年,所有篇名含有“宪法”的文章数量分别为1978年12篇、1979年4篇、1980年9篇、1981年26篇、1982年166篇。从论文数量来看,当时宪法学的研究成果是比较少的,这与法学研究处于蹒跚起步的状况是一致的。反映这一时期中国宪法学发展状况的代表性著作是许崇德和何华辉教授合著的《宪法与民主制度》。宪法学方面的论文主要有蒋碧昆先生的《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新时期的总章程》、张光博先生的《社会主义民主的伟大旗帜》以及许崇德先生的《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关于我国元首的理解》等文章。

朱启超

国防科技大学国家安全与军事战略研究所所长

对于人工智能新的发展浪潮,既不能只看到其利而盲目追捧,也不能因为其潜在的安全威胁而踟蹰不前。必须客观认识人工智能的发展应用,如果人们能够在未来的实践中不断避免对人工智能相关安全问题的误解、误判和误用,人类仍然能够掌控自己的命运。

姜云飞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日前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WTO)联合发布的报告同样呼吁各经济体推动全球贸易一体化改革,重振多边贸易体系。WTO的改革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也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讨论。各方讨论中,目前只有欧盟在9月公布了较为具体的改革方案,即WTO现代化方案。该方案虽为欧盟单方面提出,并非WTO成员国共识层面的产物,但作为一个具体的蓝本,很有可能引领未来的WTO改革讨论方向。

郭良平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高级研究员

当前中美之间的贸易大战关系着两国国运和世界秩序的走向,不能不认真对待。中国现在的对策很可能会奠定它在未来世界的地位。处理得好,中国的国运就会继续保持上升,处理不好,双方会大伤元气,导致全球秩序破裂,世界进入一个不安定、难预期的时代。

唐大杰

赛意企业研究所研究部主任、武汉大学财税和法律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财政部副部长刘伟在分析今年上半年经济情况时说,“2013年至2017年,实施‘营改增’改革已累计减税2.1万亿元,加上采取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清理各种收费等措施,共减轻市场主体负担3万多亿元。”然而,政府如此大规模的减税减费措施给企业的获得感却并不明显。

吴晓求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金融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中国的金融有很好的前途,所有的问题,只有通过改革开放来解决。这个改革开放不是口号,改革是具体的,比如金融改革是市场化改革、国际化方向、金融科技的推进,包括金融资产结构、向证券化方向演变,这属于改革的内涵,改革不是个筐,不要什么都往里面装。金融改革有特别具体的内容,金融的开放那就是国际化。

黄志龙

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

可以预见,在宏观税负总体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减间接税、加直接税和减企业税、加个人税可能是未来税制改革的方向。在此背景下,增值税、消费税和关税等间接税仍有一定的下调空间,这几大税种也都在国务院的权责范围内,操作起来相对简单。直接税中的房产税、遗产税、资本利得税等税种将是新增或加税的重点,这些税种也是个人和家庭纳税的重点,但是,在家庭纳税占比总体上升的趋势下,不同群体也将出现有增有减的趋势。

陈功

安邦咨询创始合伙人、首席研究员、博士后导师、著名智库学者、信息分析权威专家。“新丝绸之路”的最早研究者,中国陆权理论的最早研究者。研究方向主要是基于信息分析的地缘政治战略和城市发展战略

当前,在反全球化浪潮之下,作为全球化重要成就的多边主义受到沉重打击。WTO可能被架空,全球气候合作协定被美国拆台,多边自贸协议出现“退群”或被迫重谈现象。多边协议时代和双边协议时代的更替,从世界贸易和金融历史来看,是一种周期性的轮回。如果在几个关键点上出现重大的转折,世界将有可能迎来新的时代;而如果没有变化,当前的贸易冲突时代将会长期化。

刘胜军

中国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长

周小川和易纲几乎“不约而同”谈及“竞争中性”,足以表明这一概念将成为国企改革的新标尺。“竞争中性”原则为如何衡量国企改革提供了具有操作性的标准。离开这些清晰的标准,国企改革难免会陷入“鸡同鸭讲”的无谓争执。

卢静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北京市对外交流与外事管理研究基地研究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际定位在“变”与“不变”中发展。中国从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成为崛起的新兴大国,从国际体系边缘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从国际事务的被动参与者成为发挥一定引领作用的负责任大国。同时,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等国际定位始终保持不变。中国国际定位的变化性和稳定性影响到中国外交,使其在观念、政策、方式、风格等方面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仍保持基本战略的稳定性和延续性。

耿曙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有效治理地方政府, 才能创造经济动能与地方活力, 这构成了中国高速增长的政治基础。展望未来, 我们应该通过限缩干预的范畴, 精准干预的引导, 全面提升经济治理的效能。借由强有力的国家引领, 在全球化、争领先的背景下, 重启高速增长、再攀发展高峰。

修远基金会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与工业化的步伐推动着中国的社会结构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巨变;2008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不断蔓延,中国自身的产业结构也面临转型升级的挑战,这必然会牵动社会结构的新一轮重组。面对新时代分化多元、复杂多变的社会格局,中国要努力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复杂平衡,就有必要深入地分析社会阶层结构的演变趋势以及未来的可能挑战。

邢予青

日本国立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经济学教授

日本在应对日美贸易摩擦的一个基本策略,就是积极主动向美方提出各种解决方案。日本采取这样的策略,并非是慑于驻日美军的军事压力,而是日本政府明白:在日美双边贸易中,日本获益相对较多,美国的市场对日本经济举足轻重。为美国汽车业获得更好的贸易条件,是特朗普政府与贸易伙伴开战的一个主要诉求。中国把向美国全面开放汽车市场作为橄榄枝,可以打破中美贸易战的僵局,诱使美国重新回到谈判桌上。

水名岳

特华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王羽涵

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

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是指未经有关金融监管机构批准,擅自从事金融的活动,主要存在于非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中。随着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变革、金融产品的创新升级和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处置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尤其是非法互联网金融业务的相关法律法规明显滞后,已不能满足现实金融实践的需求。

张斌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

房价泡沫的说法很有号召力,但是这个说法未必正确,这个说法可能会误导房地产政策制定。现实生活当中贷款买房最终还不了房贷的是极少数,所以不能说房价是泡沫。房价高背后的主要原因并非透支买房,而在于金融市场发育不健全,以及土地供应、公共管理和服务滞后等一系列扭曲。

茶洪旺

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核心技术则是制造业的基础。坚持摒弃急功近利的社会心态、保持战略定力不动摇;坚持创新驱动突破制造业核心技术的耐心、匠心、恒心和信心不动摇,这是我国从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实现跻身制造强国目标的必然选择。

沈建光

经济学博士,京东金融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当下稳预期的重要意义被频频提及,决策层关于稳预期的表述也纷至沓来,如近日央行行长易纲表态“杠杆已经稳住,货币政策工具还有相当空间”,证监会主席刘士余提到“春天已经不远了”,财政部部长刘昆表示“更大规模的减税、更加明显的降费措施”均是代表。但若要稳定信心,稳定预期,不只是需要决策层的隔空喊话,更重要的是针对当前市场普遍担心与质疑的问题做出根本回应,才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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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对“国进民退”的分歧很大,许多人根本不承认存在这一问题。在中国经济环境里,存在着两类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产业部门——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两类经济部门从原理上看根本无法互相竞争,一类是管人、管事为主的,一类是搞商品生产为主的,但现在却必须相互竞争。这样一来,民营经济只能从国有企业那里拿资金、拿项目。这种依附走到极端,结果就是民营企业国有化。
习近平主席10月20日给民营企业家回信指出,改革开放40年来,民营企业蓬勃发展,民营经济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民营经济的历史贡献不可磨灭,民营经济的地位作用不容置疑,任何否定、弱化民营经济的言论和做法都是错误的。习近平强调,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是党中央的一贯方针,这一点丝毫不会动摇。
外媒认为新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的“毒丸”条款,将对中国在国际市场的对外合作形成“孤立”,而目前已有迹象显现。有报道称,中美贸易战和英国脱欧进程的缓慢,导致两国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陷入停滞。美国政府的贸易政策也给英、中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带来阻力。而加拿大与中国在2016年便同意开始的自贸协定试探性协商,至今并未取得任何进展。
2008年的金融危机检验了欧洲经济体制、金融体制。作为有经济差距的国家联盟,相比于单一的大国(如美国),其经济体系和金融体系的抗压能力仍然不足,金融危机震出了欧盟的“原形”。而目前欧洲银行系统超过8000亿欧元的坏账则是一种风险信号。面对全球贸易战以及美国经济的不确定性,欧洲经济可能长期低迷,其退出宽松政策很可能面临挑战。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10月21日表示,对修改美国对汇率操纵国的认定标准持开放的态度。目前考虑两种修改方法:一种是根据1988年贸易法案对汇率操纵的广泛定义来认定汇率操纵国;另一个方法是改变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存在竞争性货币贬值的标准。目前看来,特朗普政府未来很可能将汇率操纵国的认定标准门槛降低,这样就更容易挥舞汇率制裁的大棒。
由中国融资的从肯尼亚港口城市蒙巴萨到乌干达边境的铁路,堪称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非洲演变过程的缩影。不过,中国为第三期工程融资时,则要求展开更详细的可行性研究,“以证明商业可行性”。中企的这种变化,也反映出中国国家领导人今年在中非论坛上的讲话精神——中国在非洲投资和放贷将采取更具针对性的策略,“要把资金用在刀刃上,不搞花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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