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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徐明棋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上海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

世界经济研究所以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两大学科为主轴,将世界经济研究与国际关系研究、国际问题研究与国内问题研究相结合,注重研究的综合性、整体性,提高研究成果的前瞻性、战略性和理论性。在已经形成的理论研究、对策研究及动态研究相结合的基础上,强化中长期战略研究和基础理论研究,形成了一批跨学科研究的突破性成果。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10月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成为世界瞩目的最重要合作机制。将近四年来,这一倡议得到了全球越来越广泛的认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基础设施、贸易投资方面的合作也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今年5月份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进一步积聚了国际社会的共识,对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构建利益共同和命运共同体更具有里程碑意义。

“一带一路”建设倡的目标是要实现沿线国家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政策沟通、民心相通。在这“五通”中,资金融通处于核心地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合作对推动资金融通更是关键的环节,既具有广阔的前景,也面临一定挑战。推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合作意义重大。

一、金融合作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占据核心地位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发展中国家占多数,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要致富先修路”,以中国的发展经验看,改善互联互通基础设施要先行,因此建设公路、铁路、桥梁、港口以及发达的电子通讯网络和金融网络等软硬设施是这些国家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最紧迫的需求。但是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往往规模大,回报率低、回报周期长,这使得国际商业性资金进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相当有限。因此,如何解决基础设施融资的资金缺口,提供合适融资渠道和资金,就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

贸易扩大也需要提供贸易融资、货运保险以及顺畅的贸易清算渠道。大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体系不够发达,金融机构也不够完善,动员金融资源和配置资源的能力相对不足。因此这些国家普遍缺乏金融基础设施,也不能满足其他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和拓展贸易的资金需求。国际金融合作就成为打通贸易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瓶颈的重要手段。

亚洲和太平洋区域总体并不缺乏资金,本地区储蓄率高,金融资源丰富,但是由于金融体系相对不发达,很多国家的储蓄资源未能通过有效率的金融体系将储蓄资源导入至实体经济建设中,很多资源被转移至国外,被西方的跨国银行所利用,成为他们在全球投资的资源。仅在2011年,亚洲的储蓄中就有5.6万亿美元被用于区外的投资。最近,特朗普可能要采取的减税以及美联储可能削减资产负债表等举措,更是刺激了一波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资金流出。

孟令伟

爱思想专栏作者

虽然进入2017年在中央的强力调控下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出现了一些好的迹象,一二线城市的房价有所遏制和稳定,并推出发展租房业、共有产权住房、租售同权等一些新政策,但这是远远不够的。“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朱锋

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著有《人权与国际关系》等

近年来,朝核问题出现了显著恶化的趋势。朝鲜加速核能力开发的现实与国际社会追求和实现朝核问题外交与政治解决进程之间的矛盾日益严峻。如何打破朝核问题僵局?如何面对朝鲜“非法拥核”的事实?这些问题都前所未有地摆到了国际社会的面前。

王小鲁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研究领域为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收入分配、市场化改革等,著有《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等

未来有几种可能性,我先说最差的可能性:最差的一个可能性是各方面的政策基本上维持现状,但是不去杠杆,还按照过去十来年杠杆率迅速上升这样一个趋势来考虑,那么我们得到的结果是,未来经济不能保持中速增长,增长率会不断降低,到2030年这期间,经济平均增速可能会降到3%。也就是说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丁元竹

国家行政学院社会与文化教研部副主任;研究领域:社会发展政策、公共政策,发展战略。

在新一轮的国际竞争中,尤其是美国与中国在新技术领域展开的竞争,我国绝不能因政府自身改革和创新不够,而影响全球竞争力。

董小君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博士生导师、教授

钟震

中国人民银行副研究员

本轮金融危机后,德法两国主导的欧盟在巴塞尔委员会话语权日益提升,发展中国家也迅速崛起,严重危及了美国原有领先地位;面对内外交困,美国改变策略,开始实施第四轮金融监管规则的演变;面对新一轮国际金融监管规则的重塑,我国既无法回避和反对,又不能完全亦步亦趋,唯一的办法是充分利用各类资源和平台,寻求破局之策。

姚美雄

福建省统计局普查中心副主任,福建省高校智库区域特色发展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当前人类的发展已步入知识经济时代,由工业文明迈向知识经济文明。全球经济正由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演变,中国的发展也由工业主导走向服务业主导。当前,中国的发展已站到新的历史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把服务业化纳入现代化重要组成部分恰逢其时。中国对现代化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即从“四化”发展到“新四化”,再到“新五化”,建议中央把“新五化”升级为“新六化”,即服务业化、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

熊丙奇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发展我国农村教育,应该转变升学教育模式。升学教育模式不但影响地方政府配置教育资源,从而影响教育均衡发展;还影响到每个家庭的教育选择,因为他们也会以升学为目标来规划子女的学业发展。要求改革教育评价体系,同时取消教育和人才评价领域的歧视性政策,促进各类教育平等发展,消除学校的等级身份,破除人才评价中的唯学历论,切实转变地方政府配置教育资源的模式,转变基础教育的升学教育模式,关注学生的生活、生存教育,提高学生的整体能力。事实上,这不仅是农村教育的问题,而是我国整体教育的根本问题。

沈逸

复旦大学网络空间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国家网络安全战略、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网络外交、网络舆情等。

2017年9月16日,中国网络安全宣传周(上海站)的系列活动拉开帷幕。在此之前,相关部委出台了管理以比特币交易平台为典型代表的代币交易平台的相关规定,一如网络安全宣传周的主题所指出的那样,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关于交易平台管理的规定以及由此引发的讨论,从侧面揭示了落实总书记419讲话精神,推进网络强国建设面临的艰巨挑战,以及存在的创新空间。

孙秋云

华中科技大学三级教授,研究领域:社会-文化人类学、乡村社会学、文化社会学、社区建设,著有《核心与边缘》等

魏巍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城乡文化研究中心

马媛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城乡文化研究中心

本文通过对贵州六个少数民族乡村景观社区的实地调查,运用景观社会建设和福柯的规训权力理论,从物质、制度、观念三个层面详细分析和阐释了以县市政府下属相关机构及乡镇政府为代表的国家力量在乡村景观社区建设中对乡村居民日常生活方式和观念的规训过程及成效。

惠志斌

上海社会科学互联网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伴随产业的巨资投入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人工智能技术必将在各国、各领域得到快速应用。未来数十年,人类的生产、生活也必将因为人工智能而重新塑造。

贺雪峰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乡村治理、乡村建设、农村社会学、政治社会学,著有《新乡土中国》等

从村庄结构上看,当前中国村庄可依据经济发展水平与历史文化差异进行两个维度的类型划分。历史文化的维度是指在数千年历史中形成的村庄文化与结构的差异,这样一种文化与结构的差异既与历史偶然性有关,又与经济地理等因素有关。

范忠信

杭州师范大学沈钧儒法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中国法律史、中西法律文化比较、法理学、台湾问题等,著有《情理法与中国人》等

中国法律现代化从1842年开始至今,持续了一个半世纪的历程,其中经历了中华法系 改良、全盘西化、全盘苏化等三条道路的生死搏斗。应该说这三条道路走得都不成功。 三条道路的失败,呼唤我们寻找更加理性的第四条道路。而这就是对古今中外人类文化 的一切法制遗产兼容并蓄,博采众长,不存在任何畛域之见,真正走“中西合璧”的法 制现代化的道路。

熊春文

中国农业大学科学技术研究院人文社科处处长,研究领域:社会学理论、教育社会学、城乡社会问题

本文以“文字上移”来概括中国乡村教育的新趋势,指出“文字上移”或村落学校教育的“终结”是在多重因素影响下发生的,根本上则是因为农民的生存样态越来越不依赖于土地或以土地为中心,进而提示了乡村教育的这一趋向可能导致的社会学后果。

张志铭

中国人民大学学位委员会委员、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名誉院长,研究领域:法理学基本概念、法治与公共政策、司法原理和制度,著有《法律解释操作分析》等

主持人:于宏伟

时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除去以上在课程教学、教材编写和法律实践方面的情况外,还要看到,在开设法律职业道德课程,并充分肯定该课程在整个法学教育体系中的极端重要性方面,目前中国业内已经形成较大共识。

杨光斌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比较政治制度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领域为:研究领域为政治学理论、当代中国政治、比较政治、中国国内政治经济与对外关系。

国家权力由经济权力、军事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和政治权力构成,其中每一种权力都贯穿着弥散性的意识形态权力,而且意识形态权力是其他权力相互作用的“网络”。意识形态权力的这一国家权力原理意味着,从国内政治到世界政治,话语权之争都关乎着政治共同体的命运。比较而言,已经跻身于世界强国的中国,其国家权力依然存在着结构性问题,那就是意识形态权力的短板。建构话语权成为中国国家建设的“世代工程”,但来自体制性张力则不容忽视。

丁俊萍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政党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研究、执政党建设与当代中国政治研究。

政治文化主要是指人们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各种政治思想、政治伦理、价值观念等的总积淀。一个政党的政治文化通常是政党的精神标识,反映政党的价值追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任务,阐述了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基本内涵、重大意义和具体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思想,揭示了建设伟大工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最深沉、最本质的东西,深化了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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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国务院重新强调企业家作用,提出依法保护企业家财产权、依法保护企业家创新权益、依法保护企业家自主经营权,要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作出贡献。从十八大到十九大,中国的发展从“破”到“立”,要“立”好,核心是发展经济。中央重新强调企业家群体,这是“撸起袖子加油干”的战前动员。
标普对中国市场的评级“炸弹”开始连续引爆。9月25日,标普再度出手,下调了包括中国移动、中石油、中石化在内的21家央企和基建实体的信用评级,评级展望为稳定。标普称,21家企业中的绝大多数企业获得中央政府特别支持的可能性极高,使其信用评级跟随中国主权评级变动。标普比穆迪出手更快,下手也更“狠”。
9月欧元区经济持续向好,欧元区9月的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初步估算达到56.7,为四个月以来最高点。欧元区今年第三季度的增长率预期将达到两年来最高水平。欧洲央行已将2017年经济增长预期上调至2.2%,同时可能在10月缩减量化宽松规模。有市场研究机构认为,欧元区经济已达到“爆发”程度。
在保险业被认为滥用监管权和审批权的背景下,保险监管的公信力急需重塑。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强调,今后保险业绝不允许再出现所谓“特殊公司”。保险监管面临的问题在证券市场和银行市场同样存在,原因在于监管者混淆了基本定位,监管者成了市场发展的推动者,结果形成了比较普遍的利益输送。
穆迪、标普先后下调中国评级,加剧了市场对中国债务的担忧。不过,摩根大通最新报告称,相比于今年第一季度末债务与GDP之比的269%,第二季度末的比值为268%,终结了超过五年来借款稳步增加的趋势。尽管下探幅度较小,但第二季度的债务下降值得注意。部分国际金融机构的肯定,说明中国政府的努力方向是对的。
随着国内消费升级,消费金融迅猛增长,从2013年到2016年,互联网消费金融的交易规模从60亿猛增到4367.1亿,爆发式增长70倍,年复合增长率达317%!但行业风险如信贷不良率、资金成本风险、多头借贷等风险逐渐暴露。初步估计,消费金融行业的野蛮生长也因风险暴露而亟需纳入强监管,这将加速整个行业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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