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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夏怡然

温州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陆铭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上海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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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随着经济的现代化,中国出现了城市大型化趋势,人口逐渐向少数都市圈和城市群集中。于是,社会各界又出现了一些似是而非的倾向,认为需要并且可以用行政的手段来抵消这种趋势。一方面,一线城市加强了对城市人口规模的控制,设置较高的落户门槛,限制外来人口的流入,甚至通过“以业控人”“以教控人”等方式减少城市内部的外来人口数量。与此同时,二三线城市纷纷降低落户门槛,甚至推出许多针对高技能劳动者的优惠政策,打响了人才争夺战。这些行政性的人力资本均衡政策,也许可以在短期内影响人口的空间分布,但当行政性的手段弱化,在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下,人口流动是否又会回归到原有的路径,依然向少数都市圈和大城市集聚呢?

当前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和人口都集聚在少数大城市或大都市圈,越是发达的国家人口集聚程度越高,而且集聚的趋势还在加强。人口空间分布和城市体系的演化有其内在的规律,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改变人口空间分布的尝试,但从未成功过。俄罗斯在苏联计划经济年代就曾经实行过生产力均衡配置和人口均匀分布的政策,但在市场经济转型后,俄罗斯的人口分布又恢复到西稠东稀的历史格局。在中国历史上也曾经发生过对人力资本的行政性空间调整,包括20世纪50年代的“高校搬迁”运动,以及计划经济年代的“三线建设”,这些行政主导的人力资本均衡政策虽然曾经对受益城市的人力资本积累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作用在逐渐弱化。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中国形成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东南沿海地区因为地理区位和自然条件优势,使得其人力资本回报提升,并吸引了更多高技能人力资本,城市间的人力资本空间分布又逐渐向历史上的人力资本空间分布回归。本文以史为鉴,通过研究和总结中国历史上人力资本均衡政策的长期效果,为当前类似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效果提供参考依据。

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二部分从理论上分析人口分布、城市体系以及人力资本空间集聚的内在规律,并探讨什么样的人力资本干预政策是合理的。第三部分比较分析历史和现代的城市人力资本空间分布,特别针对20世纪50年代的“高校搬迁”运动,展现了其对人力资本的空间分布造成的影响及影响的持久性。第四部分讨论改革开放之后,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回报和地理条件在人力资本空间集聚过程中的作用,解释为什么行政性人力资本均衡政策难以持续。第五部分总结本文的政策含义。

于洪君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外委会成员

无论从战略上还是从策略上讲,不宜高调宣传中国不惧“贸易战”,愿意“奉陪到底”。在中美贸易关系中,我们是巨大顺差的保持者,是世界公认的受益者。“血战到底”、“同归于尽”,“贸易归零”的主张,并不符合我国利益。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的最大利益和目标是要开发好外部市场,利用好外部资源,服务于小康社会建设,实现中华民族全面复兴,而不是与对手“破釜沉舟”、“鱼死网破”,中断我国现代化发展进程。

刘世锦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总的来看,规范的债务,或者说“明债”,是清楚的,风险可控。名目繁多的隐性债务,到底有多少,不大清楚,从调研过的部分地方来看,至少不低于“明债”,有的达到3倍。另一方面,各地大干快上、有所作为的积极性仍然相当高,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公共服务的单子还可以列得相当长。这样,我们面对的既是短期问题,需要救火补窟窿,更重要是在治标的同时更要治本,按照十九大提出的高质量发展要求,加快这一领域的长效制度建设。

隆国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我国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新的发展动力来自于创新和技术升级。全球科技创新竞争日趋激烈。在此背景下,我们需要有强烈的紧迫感,进一步加大创新力度,更快地实现追赶。面对这一艰巨任务,要处理好六大关系。在处理好六个方面的关系时不能走极端,要深入研究创新规律、市场规律,找到合适的“度”。而这个“度”不是静态的,是随着事物发展变化而动态变化的,不能僵化,一劳永逸是不可能的。

鄂永健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金融分析师,金融学博士,高级经济师

2017年在中国高达2.26万亿美元的出口总额中,对美国出口总额近4300亿美元,占比近20%。若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大量产品因关税上调而需求下降,会造成国内相关行业产能过剩、价格下行。美国则正好相反,在2017年美国2.3万亿美元货物进口总额中,来自中国的进口占比高达21.6%。虽然美国对中国的大豆以及汽车、飞机等出口会因关税上调会导致这些的产品出口需求下降、价格下行,但相对于来自中国的庞大进口相比,进口商品因关税上调而带来的通胀效应要明显超过出口下降带来的通缩效应。因此,打贸易战显然是两败俱伤.

周天勇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6月15日美国白宫突然批准对从中国进口的500亿美元商品征收25%的关税,16日凌晨中国国务院税则委员会也宣布对等对美国向中国出口的500亿美元货物征收相同的关税。中美贸易冲突会给中国带来那些不确定性和风险,时长如何估计,什么样的思路和对策加以应对,如何争取贸易战情况下国民经济平稳健康运行,这是眼下我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吴丰华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

韩文龙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本文提出了“改革参与缺失理论”以解释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的城乡分离和城乡差距扩大,并将城乡发展理论总结为“城乡发展目标理论—城乡发展路径理论—城乡发展对策理论”组成的理论体系。当前中国城乡发展的难点是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偏低和县域经济不发达,未来,必须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城乡发展思想,坚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以破解五重城乡二元结构,深入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发展城乡和促进城市发展并重的方针,着力振兴县域经济。

李强

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近来,在我国城镇化的讨论中,学界、政界、传媒界以至社会各界,越来越认同一个观点,即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人的城镇化”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它所涵括的内容十分广泛,最重要的是四个方面,它是指作为城镇化主体的人自身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明素质和社会权益所发生的重大变化。

林彦

法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

在执法检查领域,已经出现了与单一制大相径庭的合作型联邦制的端倪。由于缺乏将地方政府作为监督对象的组织法依据,作为检查主体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积极寻求与地方政府实现互益型的合作。通过委托检查缓和地方人大及政府的抵触情绪,此为妥协;在监督地方政府依法行政的同时,关注和解决执法成本问题,并吸纳地方提出的修法意见,此为互惠;破除地方保护主义、解决跨区域执法难题、分享执法经验,此为利他。这样的图景提醒我们,单一制已无法涵盖复杂多元的央地关系现实。

阮思余

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

刘秀丽

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讲师

在乡村中小学加速撤并的过程之中,我们看到两种颇为紧张的关系:一边是乡村学校撤并浪潮愈演愈烈,一边是教育主管部门对乡村学校撤并浪潮的严厉警告。同时,还有社会对撤并浪潮的反思。可是,过去二十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乡村中小学的撤并浪潮总是难以遏制。

理查德·加瓦德·海德林

菲律宾学者

近期召开的香格里拉对话吸引了来自全球的国防官员和专家,与会各国纷纷推出对于亚太地区理想秩序的不同愿景。其中,会议的主旨演讲者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更是宣告了“印太”时代的来临。在其措辞精妙、充满自信的演讲中,莫迪强调了印度作为一个全球性大国的崛起,而更为关键的是,作为一个横跨广阔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国家,印度将成为印太战场的支柱。

黄征学

中国国土经济学会理事、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国土规划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祁帆

我国用途管制制度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的耕地保护,后来逐渐扩大到林地、草地、水域和城乡建设用地。该制度建立以来,对保护耕地、节约集约利用土地和保护生态环境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缺乏对空间发展格局的总体安排以及“山水田林湖草”生命共同体的系统保护,也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

从西方秩序延伸过来的亚洲秩序正在发生变化甚至动摇,这为亚洲国家建设一个以亚洲国家为主体,但不排斥西方的亚洲新秩序,提供了条件和机会。建立这样一个自主的亚洲秩序,符合亚洲的国家利益。构建自主开放亚洲秩序的关键国家包括中国、日本、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这些亚洲大国。

贾康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加快建设现代财政制度,要求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绩效管理;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报告在最高决策层面,进一步明确了三大领域的工作任务,我们要深入领会、准确把握,在改革的深水区,于攻坚克难中贯彻落实。

许纪霖

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大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有些新儒家认为儒家应该成为中国的所谓公民宗教,这种提法对汉族大概没问题,但是怎么让藏族、维吾尔族、回族和蒙古族把儒家作为自己的一套伦理道德呢?虽然在一般意义上来,作为文教的儒家可以和宗教和谐相处。只有汉族才在一套社会关系里面相信儒家的基本伦理道德,但是其他四族都有他们自己的一套伦理道德理解,虽然他们也受到儒家的影响,但是你不能说他们的伦理道德秩序就是儒家的。这就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中国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差异。

池光胜

东兴证券固收首席分析师

2016年“930新政”以来,房地产调控政策持续收紧,“限购、限贷、限价和限售”日益成为主要一二线楼市的主旋律,并不断向三四线城市蔓延。然而,2018年4月23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在时隔多年后首次重提“持续扩大内需”,这是否意味着国家又要重走房地产刺激的老路?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当前的房地产形势?

徐忠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

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债务是全社会杠杆率偏高的主要原因。从地方政府债务看,我国地方政府名义债务不高,但隐性债务风险突出。应探索建立地方政府破产制度,对地方政府行为形成硬约束。所谓政府破产,仅是财政的破产,而不是政府职能的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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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近日考察时指出:“要大力促进农民增加收入,不要平均数掩盖了大多数,要看大多数农民收入水平是否得到提高。”说一千、道一万,解决三农问题关键看农民收入。其中,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是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方式。从2017年开始,国内力争用3年左右时间,到2019年底完成集体资产确权,开展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
美国商务部6月20日宣布,经美国本土企业申请,中国、日本、瑞典、比利时以及德国的42种钢铁制品可获得高额关税豁免权;同时驳回了56种钢铁制品豁免关税的请求。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表示,美国政府已收到2万余件请求豁免钢铁制品高额关税的申请。此前美国在关税问题上意外主动“示好”,显示美国的态度有所松动。
国内近年的产融结合成为热点,部门、地方和企业都愿意推动。财政部金融司司长王毅称,我国中央企业同样热衷投资金融。截至2017年8月,国资委监管的101家中央企业中,有三分之二以上都在开展金融业务,有一半左右把金融纳入业务板块,有23家至少控股一家金融机构。很显然,央企是国内产融结合的急先锋。
美国与欧盟在贸易关系上的纷争,为美国与欧盟的关系增加了新的分歧。在一系列修复关系的尝试失败后,欧盟开始考虑如何“把欧洲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正在美国访问的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6月19日说,欧美关系正遭受冲击,带来的损伤“可能无法修补”,他敦促美国政府不要把世界视为“人人对打的拳击台”。
虽然多次出售外汇掉期合约,仍未能彻底阻止巴西本币雷亚尔的跌势,巴西央行终于“认输”了。巴西央行行长Ilan Goldfajn表示,只要外汇市场和利率市场有需要,央行就会确保流动性足够充裕,甚至不惜动用外汇储备。但如果巴西拍卖的外汇掉期合约以美元结算,可能根本没有足够的美元来满足兑换需求。换句话说,巴西央行可能无力偿还。
欧盟商会最新发布调查报告,受访在华欧洲企业在2017年均有较良好的财务表现,但也有企业抱怨中国的网络使用环境不便,近6成企业希望中国更好地进行市场开放。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称,欧洲在华企业表达了一些关切,如法律法规透明度、执法一致性、市场准入、投资限制等问题。高峰称,我们将继续努力,不断提高投资便利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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