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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杨志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财经院拟定位为学术型智库,即建立在学术研究基础上、以学术研究为支撑的党和国家的思想库和智囊团。其主要任务是:1.立足于为党中央、国务院的科学决策服务,就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大现实问题提供战略咨询与对策建议。2.立足于长期学术研究的积累,强化学术研究对于科学决策的基础和支撑作用。3.致力于研究国家改革和发展中的战略性、全局性、综合性和长期性重大问题,提供科学化、及时化、系列化和前瞻化的研究成果。

一、轻税与减税

中国税收制度的现代化建设和税收政策的优化亟待确立“大国轻税”理念。现代社会离不开税收,但是国家征税的多少以及如何征税争议很大。国家收的税多,则百姓所能留下来的可支配收入就少;反之,百姓的可支配收入就多。减税可以让税负更轻。

减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民富”,但是减税有限度。如果减税已经影响到政府的正常运转,或者减税导致政府债台高筑、债务负担沉重,那么这样的减税就可能得不偿失,因为政府的债务负担最终还是要靠老百姓来偿还。此间必有一个权衡取舍的问题。

在减税的同时削减政府支出,那么减税空间就相应会扩大。一方面减税,另一方面财政支出在扩大,那么财政风险就可能集聚。在一些发达国家,减税容易得到民意支持,而削减支出不容易得到支持,一意孤行削减支出则执政党容易被赶下台。一般的政治家多不愿意尝试削减支出的政策,除非迫不得已。在这些国家,减税容易捞到选票,主张更高水平的社会福利也容易得到选票,纯粹的民粹主义主张的结果必然是这些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甚至导致财政的不可持续,甚至带来严重的国家危机。2008年以来欧洲一些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就是明证。天底下何来免费的午餐?要享受超越经济水平的社会福利,就必须付出代价,或者是短期的,或者是中长期的。在西方所谓的现代民主制度下,减税与削减支出往往很难同时做到。

实际上,现代国家都有内在的财政支出扩张倾向。如果不能有效控制财政支出,那么再多的税收也是不够用的,更遑论进一步减税?减税不能为减税而减。减税需要空间。减税或者是财政政策实施的需要,以短期减税换来更快的经济增长,让经济增长带来中长期更多的税收收入;或者是因为既有的税收制度不合理,税收负担太重或不适合当下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减税换取社会所需要的经济效率和公平正义;或者是因为国家找到了更加可靠的收入来源,可替代财源的出现为减税提供了空间;或者是因为国家财政治理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税收制度需要作根本性的变化。减税可能还有其他的理由,但不管什么样的理由,都不太可能无限度地减税。

在这样的背景下,现代国家必须而且只能以“轻税”为中心构建新的税收制度。按照“轻税”理念建立的税收制度,符合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要求,可以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真正拥护。

二、“轻税”:古今中外的诉求

胡敏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

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这就为未来一个时期我国调整人口再生产类型提供了基本思路,其中包含着人口政策调整、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养老金保障体系改革、就业政策和职业培训计划改革等。另外,还要通过灵活的财税金融手段,切实降低城市生活成本负担,在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等方面增强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让那些有意愿生产二孩的家庭“想生生得起也养得起”。

王鹏

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复旦大学助理研究员

韩国要想摆脱现今在美-朝-韩三角关系中两面不讨好、处处受挤兑的窘境,最好(甚至唯一)的出路就在于,跳出这个老框架的窠臼,利用当前难得的战略优势“时刻”(这个机遇期可能不会太长),尽快发挥主动性作用,拉拢朝、中,以自身为中心和主导打造一个三边对话与协调机制,并使之常态化、制度化、实体化。

马戎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当代中国的族群关系、教育、人口迁移、边疆社会变迁。代表性著作包括:《西藏的人口与社会》《民族与社会发展》《民族社会学导论》《族群、民族与国家构建》《人口迁移与族群交往:内蒙古赤峰调查》《社会转型中的族群关系》等

中华文明有五大特质,即:世俗性;追求“天道”而不是宗教情怀或个人主义;具内部凝聚力、地区多样性和对外来文化的罕见包容度;跨文化交流时推崇“和而不同”和“有教无类”;群体认同的核心是“天道”而非西方的“民族主义”。中华文明的这五大特质与西方以一神论为主流的宗教特质以及僵化看待体质-语言差异的民族主义之间,具有本质性的区别,“是我们今天在加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体系和政治格局时需要关注与继承的宝贵历史遗产”。

马晓娟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通过对日本军事教育体系的梳理中不难看出,日本从最初的建军,到采取德式军制,并逐渐建立起近代化的、高度集中的军事教育体系,都是自上而下的国家政策,目的不仅是增加国防军备力量,强化中央政府权力,也是为了对外扩张。日本政府和天皇在其中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从日本近代陆军教育体系可见,他们从小受到的教育使他们对军事扩张和武力解决国际争端有着群体性偏好,而培养他们的学校本质上也是国家一手建立的军国主义体制的产物。

肖金成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所前所长、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侯任理事长

未来大城市的规模会越来越大,这是很难避免的。但是我们要有对策,要通过规划和管理,能够使“大城市病”减轻甚至根治,使居住在城市的人们生活更美好。首先,要考虑产业结构的调整。其次,要建立多中心组团式的城市。再次,我们要规划发展城市群。

魏际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装备制造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柱性、基础性产业。装备制造业转型和质量升级,是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有利于改善供给、扩大需求,促进产品产业迈向中高端。在全球制造业格局深刻调整、新一轮科技革命到来的背景下,如何实现我国装备制造业升级,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是当前需要回答的重大课题。

蔡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

主要从供给侧那些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因素着眼,从妨碍生产要素供给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体制性障碍入手,在关键领域通过结构性改革挖掘新的增长动能,提高潜在增长率,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李海涛

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杰出院长讲席教授、MBA项目副院长

美股2月以来的大幅下跌,到底是崩盘的开始,还是牛市行至中途的一次“牛回头”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应当回答的问题是,这次美股为什么下跌?股票市场的波动和涨跌总是易于解释而难于预测,但这种“回头看”对于投资者而言仍然显得十分有价值。事后看,经历多轮上涨之后并不便宜的估值和再通胀预期的升温是背后的核心原因,短期超预期经济数据带来的对货币政策紧缩的预期是导火索,而被动指数投资和量化交易的风行放大了这种波动。

秦前红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珞珈特聘教授,《法学评论》主编,武汉大学学术委员会社会科学学部分委员会委员

完善人大专门委员会设置是健全人大监督制度的重要内容。地方人大专门委员会的运行实践表明,专门委员会之于人大监督权的行使而言,具有协助和保障等基础性作用。但专门委员会在作用发挥过程中仍然存在议决机制、人员结构、职能发挥空间等层面的问题。鉴此,需借由必要的改良路径,探寻专门委员会制度的提升空间,以此加强其在地方人大监督工作中的作用。

杨延超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是知识产权法。主要著作:《作品精神权利论》《知识产权资本化》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无论你是否喜欢,我们都将迎来人工智能时代。要么拥抱它,要么被它彻底替代,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了。阿西莫夫在1942年提及的机器人三大定律之首,便是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在接下来人工智能的研究中,这一法则无疑还将被反复提及和论证。毕竟,人工智能的研究的目的是让人类社会变更加美好,而不是创造一个新物种去取代人类。

许耀桐

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和方法、中国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民主问题和党内民主等研究

十九大报告报告指出,深化机构改革要“统筹考虑各类机构设置,科学配置党政部门及内设机构权力、明确职责。”“赋予省级及以下政府更多自主权。在省市县对职能相近的党政机关探索合并设立或合署办公。”在这些精炼简洁的词句条陈中,包含着深化机构改革的新思路,为进一步开展机构改革指明了方向和路径,揭示了新一轮机构改革的三大特点。

胡锦光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如何协调多元利益关系、保护公民合法权利、限制公权力,是这一时代需要解决的三大命题。因此,必须积极强化和发挥人大制度的作用,维护宪法的权威和尊严。人大制度的发展必须坚持穷尽既有的制度资源和运用宪法思维、法治思维两大原则。新时代人大制度发展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机构体系及其内部建设,树立宪法法律至上,人大主导立法、民主立法和依法立法,建立健全利益表达机制,预防公权力滥用和强化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其他国家机关的监督六个方面。

吴日强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中国核威慑的基础是第一次打击不确定性,即令对方领导人不能确信可以在第一次打击中全部摧毁中国的核报复能力。虽然中国进行核报复的概率并不是100%,但是鉴于核武器巨大的破坏能力,只要核报复的概率足够高,敌对国家领导人并不敢贸然对中国发动核打击。中国核力量发展的历史也证明,一定程度的第一次打击不确定性就足以吓阻敌人的核打击。因此,中美战略稳定性和基于相互确保摧毁的美俄战略稳定性不同,稳定性的标准要低得多。

刘旭

同济大学知识产权与竞争法研究中心研究员

在互联网行业竞争对手间形式多样的横向合作面前,反垄断执法者的沉默无疑容易给试图通过违反《反垄断法》牟取暴利的投机者发出错误的信号。反垄断执法不能绕开互联网经济。新零售发展利国利民,但各种或明或暗的违法行为也为反垄断执法提出了新挑战。保障该领域反垄断执法有效落实应是执法者不可推卸的责任。

张曙光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作为一种思想文化现象尤其是表现在人性和人格方面的庸俗,是对人们现实生活的物欲、惰性与模糊性的无批判认同,是一种低级的生存状态。在中国处于社会转型的时期,我们不仅感受到庸俗的恶俗化,还看到似乎与之相反的另一景观,就是狂热和狂躁。在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只有正确地利用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推动社会合理地分化与整合,并不断地提升自己的理性意识和价值追求,确立人格操守和公共精神,才能最终走出庸俗,走向率真、正直、理性和全面发展的自由个性。

黄卓

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

第五届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强调,金融的本质是服务实体经济,金融的功能是围绕实体经济的有效运行而不断衍生的,金融业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不断改善和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过程。因此,作为金融行业的新兴形态和创新先锋,中国数字金融健康发展的评价标准和发展方向也是支持实体经济。展望2018年,只要能够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方向,中国的数字金融业将在寻找创新和风险的平衡中继续快速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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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负债扩张模式已经行不通了,在国家不鼓励、金融政策不允许、融资环境趋紧、市场竞争加剧的背景下,高负债扩张的模式不仅过时了,而且意味着巨大的风险。在高增长时期的高债务扩张,曾经培养出一批快速扩张的“枭雄”式的民营企业和臃肿的“恐龙”级国有企业。但当高债务泡沫破灭之后,中国市场将经历一场深刻的洗牌!
尽管人民币兑美元正接近两年半高点,但企业对其涨势却显得信心不足。企业不愿意将所获得的外币转换成人民币,远汇市场上对人民币贬值的押注有所升温。如果出口商愿意承受较大的汇兑损失也不愿意结汇,可见他们对人民币远期贬值的预期是很强的。如果类似的市场预期成为共识,累积起来将成为外汇市场上不可忽视的力量。
作为近年来保险公司等企业境外投资的新型融资渠道,内保外贷的流动性、高杠杆及再融资风险,正引起监管部门关注。保监会联合国家外汇局发布通知,一是明确了保险机构开展内保外贷业务的资质,二是明确了融资比例和融资用途,三是明确禁止行为。相关项目及其底层资产不得违反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产业政策和境外投资政策。
受到美国股市大幅下滑的影响,SPDR S&P 500交易所基金(SPY)的资金流出规模达到236亿美元,创出历史新高。流出的资金规模相当于该基金资产总额的8%,如此高的资金流出前所未见。摩根大通策略分析师表示,市场投资者如此迅速且大规模的撤资显示,未来商品交易顾问和风险平价基金进一步卖出头寸的规模有限。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即“大基金”)去年在A股投资了十多家上市公司。不过,去年11月底入股的汇顶科技股价持续下跌,使得大基金目前约浮亏16.3%,浮亏4.6亿元。与晶方科技的一笔6.8亿元的股份协议转让也浮亏约15.3%。作为支持半导体产业发展的战略性投资基金,大基金在A股市场到处投资,有变成财务投资者的风险。
2000年以来中国的生育率就一直低于日本,2010-2016年中国平均只有1.18,日本为1.42。实现“全面二孩”政策后,2017年中国出生人口1723万人,同比减少63万;人口出生率约为12‰,同比回落0.52‰。开放二胎后中国的生育情况仍未摆脱风险,值得中国社会担忧。今后中国的人口和老龄化危机可能比日本还要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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