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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蔡昉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一、 引言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世界商品和服务贸易出口的实际增长率,除个别年份波动之外,始终高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这充分说明了我们所处的经济全球化时代特点。因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世界贸易总量于2009年骤降之后,2010年和2011年都得到恢复性的增长,也大大高于GDP增长速度。然而,自2012年以来,世界贸易增长率持续低于GDP增长率。诸如全球经济增长疲软等需求侧经济因素以及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转向内需驱动等供给侧经济因素,可以或多或少地解释世界贸易的减速,然而,全球性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应该是产生这一现象的重要的政治经济学因素。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贸易下降或许是在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反全球化的政治生态致使经济全球化受阻的一个特征性表现。与此同时,全球资本流动数额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从2007年的峰值水平上骤跌。

这种现象不难理解。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纷纷设定新的贸易壁垒,其中,作为最发达经济体的美国以及德国和英国就分别出台了数百项措施。诸如此类的政策变化也反映了西方国家政治结构的变化,即以反对全球化为核心主张的政治民族主义化和民粹主义化,并迅速演化为非合作性的反全球化策略。截止到2016年,这种趋势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而且呈现政治上的极端化与指向上的趋同化并存的新特征。欧洲民粹主义在政治上节节逼近,形成遏制接受移民(难民)、阻碍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退出国际一体化机构等反全球化浪潮,其中,英国公投脱欧只是在可以预见的逆全球化事件中最具新闻性却远非完结的一桩而已。无怪乎人们说:英国脱欧并不出乎意外,问题在于“谁是下一个”。

政治经济学可以很好地解释这种现象。全球化本身并不是利益中性的,最初人们看到的是发达国家及其政治经济精英和智囊们主导着全球化,使其朝着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方向演进。不论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国际金融与贸易机构,还是欧盟这样的一体化共同体,做决策的都是那些握有生杀予夺权力的大国,由代表这些国家的财政部长、中央银行行长和贸易部长行使权力,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不能从全球化中均等获益。进而,人们又发现,发达国家中主宰利益安排的实际上是跨国公司和其他代表资本的利益集团。不难想象,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和低收入家庭同样未能从全球化中获益。

李强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文科资深教授

就近、就地城镇化的意义在于有利于解决中国城镇化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包括降低城镇化的制度障碍、促进城镇化的合理布局与保障中国农业、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城乡统筹的实现。当然,这是涉及到城市的合理布局。目前城市发展过程中大城市吸纳人口占据了过于主导的地位,过多地聚集了各类资源,相比之下,县域发展却严重缺乏经济资源和人才资源,缺少发展的动力和活力。长此以往,非常不利于城乡统筹、城乡融合发展,不利于乡村振兴。培育一批承接城市职能和实现产业疏解,同时辐射乡村的,引导适度集聚发展的就近就地城镇,已经成为城镇化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管涛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曾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副司长、司长

中国服务贸易自1998年起持续逆差,且近年来有加速扩大趋势。货物和服务顺差与GDP之比于2007年8.7%见顶回落,到2018年降至1994年以来的最低值0.8%;顺差规模减少1977亿美元,其中服务贸易逆差扩大贡献了145%。长此以往,中国货物和服务贸易不久将转为逆差。

刘利刚

花旗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虽然官方政策利率仍然是一年期基准贷款和存款利率,但中国人民银行为公开市场操作已创设了自己的政策利率,即SLF和TMLF。事实上,加权平均的MLF利率已经降低了15个基点,只要央行暂停开展中期借贷便利(MLF)业务而转而使用TMLF,加权平均的MLF利率就可以保持在3.15%的当前水平。根据央行的利率走廊系统,SLF利率被用作利率走廊的上限 。所以SLF利率的调整已成为货币政策条件改变的先兆。我们认为SLF利率将首先被降低,而最早一次SLF利息下调的时间已从2月份开始。

邵宇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陈达飞

东方证券高级宏观研究员

目前,中美已经举行了6轮贸易谈判。每轮谈判之后,美方发布的官方声明,以及中美声明的对比,都是市场分析人士“信息挖掘”的重要文本。其中,最为抽象,从而也是最让人捉摸不透的是“结构性”这个表达。2月6号,特朗普在华盛顿发表演说,当谈及中美贸易谈判时,就强调道,与中国的协议,必须包括“结构性变化”(Structural change)。那么,什么是中美之间的结构性分歧?

刘贞晔

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全球公民社会研究:国际政治的视角》等

全球体系结构和世界发展结构发生巨变,西方世界在全球体系中的传统主导地位面临全新挑战,新一轮工业化进程颠覆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核心-边缘”区位,全球化发展出现大翻转,经历了长期的经济全球化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之后国家主义治理范式强势回归,中美关系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和历史性转折,等等。如历史惊雷般的大变局和大转折,等待着我们以超级理性的态度来把握和定位。

王建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研究员

中国社会收入的“二元结构”是典型的“工字型”结构,上面有一部分高收入人群,中间的中等收入群体很小,下面是一个庞大的低收入人口主体。这种“二元结构”早就不单纯是个理论,而是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经济增长的现实障碍。因此以城市化为纲,打破二元结构,引领中国经济从外需转向内需主导增长,就是既关系到在短期内制止经济下滑,又决定着到2035年能否实现现代化的最主要宏观政策与战略任务。

王缉思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

40年前,共同的安全关切让北京和华盛顿走到一起,并在建交过程中克服了台湾这个障碍。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极大拓展了中美经济合作。与此同时,两国各阶层人员交往频繁,不仅加深了正面的相互了解,更清楚地认识到双方政治制度和价值观是多么的不同,尤其是过去几年,中国和美国都经历了国内的重大政治变革。然而,一旦利益分歧与难以妥协的政治价值观相结合,中国和美国更有可能变成长期的战略对手。

李伯重

清华大学教授

过去十年,中国的科研投入增量占据全球科研增量的40%,同时带动的是学术论文的井喷。但这等于中国学术的影响力在与日俱增吗?答案可能相反。井喷的背后是大量学术垃圾的生产。在中国提倡“自主创新”之时,学术也不应该忘记创新的使命。目前学术研究之所以缺少创新,源于学者“根深蒂固的心理障碍”,学者必须“真心诚意”,不仅仅不做抄袭、剽窃之事,更要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从“小”的题目做起,在研究中有所创新。

埃里克•法恩斯沃思

美国美洲委员会暨美洲协会副主席

中国目前已经成为拉美地区老练的参与者。对北京而言,关键是要更好地了解在拉美地区活动的独特要求,注意带有地区敏感性的言论和行为。就美国方面而言,应该争取将中国的合法活动纳入更广泛的区域建设,寻求就区域问题进行高级别定期对话,以解决冲突,并在冲突发生前防止困难的出现。这不应该是事后的补救,而应该是两国区域议程中的优先选项。

归泳涛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近年来,美日两国与中国在东海和南海问题上的竞争日益突显,但又控制在军事冲突的门槛之下,形成了所谓的“灰色地带”之争。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倾向于采取直接行动制衡中国,日本则首先致力于改革国内体制和提升自身能力;美国更重视秩序之争,日本则聚焦于主权之争,这导致两国在利益和政策上出现分歧。“灰色地带”之争已成为中美日博弈的一种新形式,今后可能长期持续下去。中国应该就此提出自己的概念,并围绕案例展开更深入的理论和对策研究。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

傅高义本人认为中国更须学习日本,特别是学习日本在发展过程中“做得比美国好的地方”,而不要“学美国不好的地方”。日本人总的来说富而不奢,不像美国人那样过度消费;日本在社会公平与和谐方面虽然不如过去,但仍然比美国做得好,特别是企业内部比较平等。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很长时间里,中国的确是向日本学习的;或者说,日本是中国重点学习对象之一。

张涛

中国建设银行金融市场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青年论坛会员

观察近年来央行的调控,无论是在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还是在推动汇率改革的过程中,央行的基本思路均是“寓改革于调控之中”,而已有经验显示,该思路的实际效果很好,因此一定会得到延续。可以大胆猜测,这一次央行很可能会将降低贷款利率内嵌于利率并轨改革中,目前1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为4.35%,而1年期定向中期借贷便利(TMLF)的利率为3.15%,理论上利率并轨后,贷款利率存在一个百分点的下降空间。

夏斌

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

中国在整个体制转轨时既讲市场机制又讲行政干预机制,两者的最佳搭配体现在某一项具体政策上,应该有什么样的约束条件?需要另外有什么样的制度做补充等等,这是搞政策研究需要下的苦功夫,是真本事。现实不是从概念到概念的讨论所能解决的,也不是看几本书能搞懂的。中国这么大,如果落脚点是研究中国的政策,你必须要了解中国长得什么样,是什么状况。

沈建光

经济学博士,京东金融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当前提振消费的重点仍应放在收入端,加快落实结构性改革的各项措施仍是关键。首先是在居民端,加大收入分配改革力度,提升居民长期可支配收入水平。第二是在企业端,加大减税降费的政策力度,改善企业盈利,稳定就业预期。第三是加快推进农村土地改革,增加农民群体财富收入,释放农村消费潜力。

郑秉文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咨询专家委员会委员

社会保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贡献是使企业组织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使个人成为“自由劳动者”;社会保障成为市场经济运行的调节器和社会稳定的安全网。中国社会保障40年来取得的成功经验与遗留的主要问题均源自“多点试错”。未来社会保障改革有四个取向:社会保障高速度扩张亟待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社会保障明显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应尽快解决,社会保障顶层设计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举足轻重,社会保障改革坚持“精算平衡原则”意义深远。

约翰·柯顿

多伦多大学 G20 研究中心教授

对于处于争议中心的全球治理机构,很少有系统性和对比性分析,同时也缺乏对它们在面临需求的独特使命、体制特征和业绩上的专业研究。自1919年以来,全球治理经历了4个主要阶段:国际联盟阶段、联合国-布雷顿森林体系阶段、七国集团阶段和二十国集团阶段,这4个阶段的全球治理机制各有其制度方案、表现、缺陷和增补,当今全球治理体系有新的时代特点,需要新的改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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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世界存在自由交易和集中控制两种交易体制,而这两种交易体制实际是两种资源管理体制。从非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实际就是对要素和资源的管理模式,关键在于对要素和资源的控制权。从古罗马的历史看,这两种资源管理体制都会造成危机,尤其以集中控制所造成的危机最为厉害。自由交易也会导致危机,但危机往往可以通过大量的财富损耗为代价来熨平和冲销。历史显示,只要不走向极端,保持克制,则大致都可维持社会的均衡发展。
国内1月信贷增加3.23万亿,同比多增3284亿;社融增量4.64万亿,同比多增1.56万亿,且均为历史最高值。中国央行官员表示,从历史规律看,1月份是全年贷款投放最多的月份;考虑到春节因素,应把1、2月份甚至一季度的数据统筹考察,不宜对单月数据过度关注。而1月新增贷款与实体经济的需求是相匹配的,属于合理水平,不是“大水漫灌”。央行官员还表示,货币政策并未转向。
人口增减变化代表了市场需求变化,从趋势来看,中国城市人口增长总体呈现“南快北慢”趋势,新增人口占比,南部为78.7%,北部为21.3%。华南城市几乎全面扩张;华东城市扩张、饱和各占一半;华中、西南、西北的核心城市、扩张趋势明显,而中小城市饱和或收缩,东北城市出现极端分化,53%的城市扩张,41%的城市收缩,人口向核心城市转移的趋势明显。
一项涉及149.2万亿元中央国有金融企业资产重整的行动已有迹象可循。监管部门正考虑采取划转、出售等方式,将部分央企旗下的金融资产进行整合。这与此前非银行金融机构频繁爆雷有关。监管层从2013年开始就资本脱实向虚,限制央企并购金融企业的行为。2018年以来,实体经济困境和近一半央企主营业务亏损,令防范系统性防范金融风险显得更为重要。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即将公布。据了解,香港要融入国家发展的大局,将侧重研发和金融等服务,并继续提升于国际仲裁及航运枢纽的地位。消息人士预料,大湾区规划将分两个阶段发展,中期规划是于2022年前打好连接湾区各市的基础;长远会在2035年前有更多便利大湾区各城市居民流通的措施,并在2035年完成整个湾区建设。香港有关人士估计,今后需要研究推出“大湾区签证”,方便想到大湾区工作或投资的外国人士。
中国央行官员日前在国内某论坛上称,目前的政策文件没有反映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问题,国内大部分政策文件是由处长们起草的,但在交流时会发现各部门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存在分歧。分歧可能源于认识上的差异,也可能是基于部门利益考虑,很难协调一致。处长们没有调整立场、相互妥协的权力,只好把有分歧的问题从政策文件中拿掉。此外,还存在立法部门化现象,行政部门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无法真正体现市场化和法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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