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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李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教研部主任、法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副会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Law,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简称“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是中国国家级法学研究机构、党和国家重要的法治智库。 [1] 其前身是根据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同志在中共八大上的提议、于1958年成立的中国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的主要任务是开展法学基础理论研究与法治建设对策研究。

“党内法规”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一个新生的核心概念,已经得到执政党文件的正式确认和普遍使用,也得到党建理论界、政治学界和法学界的广泛关注和基本认同;同时,“党内法规”作为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热词,作为一个学术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名词术语和概念事实,在从严治党、制度建党、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依法治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等方面,愈来愈显示出它的既存性、重要性和影响力。[1]从法学学科角度,基于科学严谨的法学思维和规范法学的研究方法,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党的法规),是由党的特定主体依照程序制定,体现党的意志和要求,调整党内政治、组织、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等重要关系,规范党组织的工作、活动和党员行为,具有明确性、规范性和强制性的行为规矩的总称。[2]但科学的概念界定只是学术研究的开始。在此基础上,我们还有必要进一步对党内法规的“政理”和“法理”进行全面阐释,对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差别进行深刻辨析,进而对党内法规、党的纪律、党的规矩三个概念的关系进行准确揭示,以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理论与实践。

一、党内法规的“政理”和“法理”

“党内法规”在社会科学的学科分类上,主要属于政治学,尤其是政党政治学研究的范畴,但这个概念又使用了“法规”这一名词并且纳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范畴,因而又成为法学,尤其是法理学必须关注的问题。由于“党内法规”具有政治与法治、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全面从严治党与全面依法治国等不同层面的双重属性,因此,我们只有从政治学与法学两个方面,并从“政理”与“法理”相结合的两个角度,才能深入阐释“党内法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治体系的理论内涵和实践特征。

(一)党内法规的“政理”

我国古人对“政理”一词有多种解释。其一,指为政之道。例《鬼谷子?本经阴符》载:“原人事之政理,不出户而知天下。”唐人韩愈《应所在典帖良人男女等状》曰:“鞭笞役使,至死乃休。既乖律文,实亏政理。”南宋陈亮《书后》曰:“公之文根乎仁义而达之政理,盖所以翼‘六经’而载之万世者也。”明人黄绾撰《明道编》卷4载:“故当时政理清明,风俗淳厚。”其二,指有卓越的政绩。如《后汉书?张衡传》载:“衡下车,治威严,整法度,阴知奸党名姓,一时收禽,上下肃然,称为政理。”其三,指政治。如《管子?重令》载:“兵虽强,不轻侮诸侯,动众用兵必为天下政理。”这些解释都具有启发意义。

耿曙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系主任、副教授

钟灵娜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庞保庆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候选人

在官员职级问题上,“正式职级”与“实际分量”似乎存在一定落差。由于辖区大小不同、资源禀赋各异、战略地位也有别,即便职级相同,其政治影响、政治前景也可能相去甚远。尽管学界对此已有所察觉,但长久以来苦无对策,大部分研究仍参照周黎安最初设定的“行政级别标准”判定职位高低,一方面不符合社会观感,难杜外界质疑之口,另一方面划分过于笼统,无助考察调动趋势。

王宇洁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宗教学系教授,研究领域:伊斯兰教

“伊斯兰恐惧症”作为欧洲社会中的一种症候,反映出欧洲世界与伊斯兰世界近年面对的问题。这两个地缘位置接近、但文化有所不同的文明体有着“矛盾而特殊的亲近关系”。欧洲社会处理穆斯林移民的两种思路:同化与文化多元主义。然而,无论在政策上采取哪种思路,穆斯林移民始终是欧洲社会所面临的问题。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研究领域: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比较中央地方关系、中国政治,著有《未竟的变革》等

在当今国际社会,普京是很多领袖崇拜的对象。普京的身上确实有无穷的个人魅力、“战斗民族”不屈的性格、高超的政治操作手段、至高无上的权威、对“敌人”的毫不留情、对国家利益赤裸裸的追求等,但是,普京并没有进行有效的制度建设,尽管他这些年通过努力所掌握的权力,已经使他有能力如此做。结果,站在一个强大的普京背后的便是一个虚弱的俄罗斯。

魏南枝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黄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

冷战结束后,由于西方把持着国际政治话语霸权,西式民主似乎成为善治的代名词。然而,这与西方国家内部出现的对于其制度的深刻批判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西方,社会两极分化日趋严重,政治不信任和政治冷漠成为普遍问题,选举制度失灵和政治精英失职随处可见,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将本国的社会治理认作“劣治”,即便是西方的知识精英也越来越不同程度地陷入“对民主的焦虑”之中。

William A.Carter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技术政策项目副主任

美国政府越来越认识到,世界正在进入战略竞争的新时代,人工智能(AI)、机器人和自动化方面的进展成为成败的关键。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在人工智能创新方面正在追赶美国,并正在削弱美国在这一关键领域的领导地位。美国应当制定和实施一项国家战略,以巩固美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领先地位、刺激增长、创造应用人工智能的职位并提高美国工薪阶层的生活水平。

朱斌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

配偶的父亲对个体精英地位的获得有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配偶的父亲的精英地位对个体精英地位的获得具有积极影响,既有精英地位继承,也有精英地位转化。虽然文化资本的继承比较困难,但配偶的父亲可以直接传递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帮助个体成为国家精英与市场精英。

谭浩俊

中国不良资产行业联盟研究员

如果美方此次真的在制裁中兴问题上不留任何余地,这也预示着,中美双方在科技领域的“冷战”格局也就正式形成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也应当采取相应反制措施,对中国依赖度较高的美国企业也采取相应措施,倒逼美国政府对这样的行为进行重新评估。不然,会有更多的中国企业被美国的贸易保护、技术保护所伤害。

孙彦红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欧洲科技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中国意大利研究会秘书长,研究领域:欧洲产业经济与产业政策、意大利经济、中欧经济关系,著有《欧盟产业政策研究》等

鉴于持疑欧、反欧立场的反建制政党和极端政党已渐成政坛主流力量,未来无论哪个政党主政,意大利与欧盟的关系都难免会更趋紧张。考虑到其经济与政治分量,意大利与欧盟层面龃龉不断很可能会成为未来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一大“困扰”。

左凤荣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著有《致命的错误――苏联对外战略的演变与影响》等

普京胜选后面临的挑战很多,最重要的是如何振兴经济和为俄罗斯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由于短期内无法改善与西方的关系,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受到一定影响和制约。俄罗斯将继续把“向东看”作为其外交的重心,中俄关系将继续高水平运行。

金理

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每当你走进今天车水马龙的机场、高铁站的书店,脚还未跨入,耳边已响起“三个月里赚到五百万”、“创业期间挖到第一桶金”之类声嘶力竭的呐喊,这些以成功学面貌出现的呐喊最为形象地定义了这个时代的成功标准。它们充斥在社会各个角落,不但被社会精英标榜,连底层青年也复制同样的逻辑,然而现实生活又让高加林们看不到改变命运的希望。为了化解、对治由此产生的无奈、积怨与失败感,“丧”、“吊丝”、“葛优躺”、“宅男宅女”、“佛系青年”等就联翩而出……

陆伯彬

美国波士顿学院政治学系教授

翻译: 赵雪丹

国际关系学院

21世纪, 中国和美国都具备必要的经济和地缘政治条件来优先发展各自的海上实力。这将使中国发展出可以匹敌美国海军实力的一支海军, 同时也可以使美国维持东亚的力量均势来对抗崛起的中国。虽然美中海上均势的发展趋势已定,但这并不会导致出现两个全球海上强国。反之, 这将会导致世界上没有任何全球海上强国。

张军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吴振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

虽然按人均GDP绝对水平的国际经验我国已进入增速转换期,但技术进步的历史背景使我国有了更好的增长条件。虽然按人均相对水平的国际经验,我国相对美国仍处于较低水平,但由于物质性消费已充分发挥,不可能长期处于高增长水平上。同时考虑到相对水平和绝对水平,仅从国际比较看,我国增速出现转换后,潜在增速应高于日本上世纪70年代初和韩国90年代中期增速转换后的水平,并低于日本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水平。

钟伟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平安证券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

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深度融入到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之中:中国向美输出的信息通信技术(ICT)产品,每1美元中包含的从境外进口的中间部件和产品就约达0.4美元,且自华向美出口的大企业,几乎都是美国在华的跨国公司。目前美国在华企业每年的销售收入可能超过6000亿美元。由此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在改变中国的同时,也深刻影响了国际分工和产业链。如果用贸易摩擦打断其中任一环,可能会导致全球治理的碎片化。

沈建光

瑞穗证券亚洲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客座教授

对比两届政府态度上的明显转变、对比不同企业以及同一企业前后明显不同的制裁方式,中兴现象显然很难简单的解读,其背后折射出中美关系紧张态势的升级。因此,对待此次中兴制裁,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将其看成是中美关系重大转变的预警。

梁启东

盘古智库学术委员、辽宁省社科院副院长

政府机构改革和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关键在于政府职能转变取得实质性进展。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目标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政府机构改革,要处理好“三大关系”,实现“四个分开”。

任保平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进入新时代意味着我们必须扬弃过去数量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探索高质量发展道路。高质量发展是比经济增长质量范围宽、要求高的质量状态。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导向表现在提高供给的有效性,实现公平性发展、生态文明、人的现代化。新时代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实践取向体现在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实现遵循规律的科学发展,转向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结构,走文明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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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术创新领域追求提升国产化率,这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在政府主导和驱动下,盲目提出过高过快的赶超型国产化要求,则会造成国产化成色不足的问题。国内有必要对赶超型国产化战略进行总结和反思,“假国产化”不是偶然的现象,国家花了这么多的钱,关键时刻却什么都没有,这样的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中兴通讯事件引发芯片自制的大讨论。当社会舆论高度聚焦于此时,相关概念企业在股市上也开始被大肆炒作。这两天,有传闻称国内芯片公司可走绿色通道上市。有网络传闻称,国内芯片公司只要有2000万的净利润就可以上市,而且还是快速上市,即报即批。对此,中国证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相关传闻是谣言。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表示,商务部正依法对高通公司收购恩智浦半导体公司股权案进行审查。由于该交易在行业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对市场竞争可能不利。高峰称,对于高通公司已提出的救济措施方案,调查机关进行的市场测试初步反馈认为,高通方案难以解决相关市场竞争问题。这意味着,中国商务部很可能暂时否决高通的收购案。
国家审计署公布的对国家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审计结果显示,五个省的六个市县——包头市、邵阳市、双峰县、乐山市高新区、白银市和银川市西夏区,通过违规出具承诺函、融资租赁、签订工程类政府购买服务协议等方式变相举债,形成政府隐性债务154.22亿元。这个小窗口显示,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不能掉以轻心。
1990年,美国货物进口的47.1%来自环太平洋地区;2017年,该比重是47.5%。27年内,全球贸易体系发生了剧变,但美国从环太平洋地区的进口比例却不可思议地保持稳定。稳定表象的背后是制造业产地的转移。1990年,在美国从环太平洋地区的货物进口中,中国占比只有7.6%;2017年,中国占比飚升至55.4%。
俄罗斯正为美国财政部可能推出最激进的行动做准备。俄方假设的最糟糕情形包括:美国财政部禁止在国际市场出售俄罗斯债券,禁止俄罗斯银行使用用于国际支付业务的SWIFT系统。不过,俄罗斯方面认为,如果SWIFT在俄罗斯被关闭,也不会导致俄罗斯银行体系崩溃,因为俄罗斯已研发出替代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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