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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郑宇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上海市高校“东方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发展与全球治理,国际援助与投资,政商关系,和国企改革等。在密歇根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专著《治理与外资》

▍引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一直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导者和推动者,发展中国家则是被动的参与者。发达国家能够积极推进贸易自由化得益于其强大的产业竞争力和完善的社会保障,承受外来竞争冲击的能力远高于发展中国家。但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力和阻力却发生了逆转。贸易保护主义在发达国家日趋高涨,发展中国家却成为推动贸易自由化的主力。为什么2008年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贸易政策上存在如此大的差异?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贸易政策上的巨大反差源自国内社会保护能力的此消彼长。全球化加速扩张使国家面临巨大的社会保护压力。金融危机的爆发凸显了各国经济的脆弱性,也使公众对社会保护的需求迅速增加。然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回应这些需求时存在能力和手段上的较大差异。发达国家的福利水平高,但福利制度已高度固化,难以通过改革满足不断增加的社会保护需求,只能诉诸保护主义手段来缓解国际市场的冲击。

较之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总体福利水平较低且福利制度尚未完善,但是这些劣势在应对金融危机时却显示出更大的韧性。第一,由于福利水平低,福利支出分配有更大的灵活性。在金融危机后,不少发展中国家都增加了公共福利支出,扩大了社会保障的覆盖面。第二,发展中国家广泛使用开放性产业政策,选择性地补贴和扶助产业,有助于弥补社会保障的不足。由于社会保障能力的不断提升,发展中国家更有能力和动力去推动贸易自由化。

本文的第二部分介绍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贸易政策的变化趋势。第三部分分析国家应对经济危机的政策选择。第四部分讨论发达国家福利制度的变化。第五部分分析发展中国家在危机后的福利制度变化。第六部分是结论。

▍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贸易政策变化趋势

20世纪80年代以来,贸易自由化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观点得到了绝大多数国家的认同,成为全球化的最突出特点之一。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30年中,全球贸易增长速度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的两倍。尽管拉美和东亚的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相继发生过金融危机,引起了对市场过度开放的争议,但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全球贸易仍然向进一步自由化迈进。然而,这一局面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生了逆转。全球贸易总量在2009年发生了断崖式下降,虽然在各国财政刺激政策的干预下短暂反弹,但随后还是陷入了持续低迷。2012—2016年,全球贸易增速同全球经济增速基本持平,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全球贸易增长一直快于经济增长的态势。

贾康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现代国家治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就是财政,因而财政必须实施构建现代财政制度的配套改革。三中全会后中央政治局首先审批的第一项改革方案就是财政税收的配套改革,明确指出三大领域的改革任务:预算改革、税制改革、理顺中央地方体制关系的改革。很遗憾,我们在改革深水区的种种条件制约之下,到现在为止,也不能说三中全会之后政治局审批通过的财税配套改革方案中重点的事情都做出来了。

受访者:科林·艾伦

美国匹兹堡大学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系杰出教授、西安交通大学长江讲座教授

采访:王小红

西安交通大学计算哲学实验室中方主任

翻译 :杨冰洁、高元昊

译校:王小红

一个道德的智能体必须学会克制自己的欲望以方便他人。但我们现在构建的机器人,其实并不具有自己的欲望,也没有自己的动机,因为它们没有自私的利益。所以,训练人工智能和训练人的道德是有很大差异的。对机器的训练问题在于,我们怎样才能赋予机器一种能力,让它敏感地察觉到那些对人类的道德价值观而言是重要的事情。此外还有一个问题,机器需要认识到它的行为是否会对人类造成痛苦吗?我认为是需要的。

黄汉权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

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产业政策调整的思路是,回归弥补“市场失灵”本源,维护“竞争性政策在经济政策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加快构建“市场友好型”产业政策体系,聚焦竞争前领域发力,支持重点逐步从生产端转向消费者,支持方式更加注重与就业民生挂钩,确定国企“竞争中立”原则,最大限度避免损害市场公平竞争。为此,财税、金融、技术、贸易等政策也要相应进行调整。

沈建光

经济学博士,京东金融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观察过去几轮稳增长措施,其在更长的时间维度上并未能阻止经济增速下滑的趋势,作用或在于避免“硬着陆”,且每轮措施之间的时间间隔似有缩短之势,尤其是上一轮到本轮之间,仅仅间隔1年时间(2017年),说明宏观政策的短期有效性或许也在降低。未来围绕结构性供给侧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国企混改、财税体制改革、公平市场构建、资本市场长期制度、房地产长效机制等重点领域的改革如何推进、效果如何,将直接决定中国经济的未来。

郭冠男

国家发改委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博士

负面清单制度是政府进行市场准入管理的一种模式。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其市场准入管理制度,政府通过市场准入管理实现对市场主体进入市场时的规制,其理论依据是为了避免或减少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可能导致的风险而进行干预,同时这种干预还要降低“政府失灵”的概率。也就是说,市场准入管理制度一方面要弥补市场不足,另一方面要规范政府权力。

受访者:余永定

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采访者:搜狐智库

中国经济短期内的重要任务是让经济增速稳定在一个可持续的水平上,否则长期的改革任务就无从谈起。房地产作为当前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如果制造业投资不会因某种原因快速增长,在保证房地产投资不会急剧下跌的前提下,应降低房地产在总投资中的比例,提高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速。我国应实施财政、货币双扩张的政策:财政政策不必拘泥于3%的赤字率,但同时要避免将资金投向无效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赵通

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研究员

新的《导弹防御评估》明确强调发展助推段导弹防御技术、开发可以显著提升反导效率的多目标杀伤器技术、重视在敌方导弹发射前对其进行干扰和阻碍发射的能力、突出可以实现战时反导力量聚集的高机动性反导平台的重要性,这些措施都将进一步强化中俄对自己核威慑可靠性的担忧。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资本造就了全球化,也造就了今天的世界。持续数十年的急速全球化,不仅使得今天的国际秩序变得非常脆弱,而且各国内部的政治秩序基础也动摇起来。如果人们无法应付全球化所造成的这些挑战,无法从内部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方式,就没有很好的理由对未来的命运抱乐观态度。

何帆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

朱鹤

熵一资本全球宏观研究院副院长

2018年中以来,去杠杆的负面效应逐渐显现。面对新情况,监管部门及时转向,明确指出当前宏观杠杆率已经稳住,防范金融风险初现成效,预示去杠杆政策正式进入政策回调阶段。但政策回调不能替代对政策初衷的反思。这对未来如何理解和延续去杠杆政策至关重要。如果追溯去杠杆的政策根源,不难发现其源于“三大攻坚战”中排在首位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换言之,去杠杆是对“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在具体政策层面的解读和落实。

沈建光

经济学博士,京东金融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展望2019年,考虑到政策落地的时滞,以及前期贸易“抢出口效应”的逐步消退,预计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仍将处于寻底的过程。当然,一旦中美贸易谈判取得积极结果,加上逆周期政策与改革措施的协同发力,下半年中国经济或将有所企稳,预期2019年中国经济有望呈现前低后稳的态势,全年GDP或为6.2%左右。

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中国金融体系的显著特点是“重规模、轻机制”,金融体系规模很大,但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空间不大。如果将中国金融体系做一横向国际比较,可以发现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在整个金融体系中,银行占比非常高;二是中国的金融抑制水平,即政府对金融体系的干预程度,位居全球前列。历经40年金融改革,我国的金融抑制现象依然非常严重。

张文朗

光大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

郑宇驰

光大证券分析师

结合国际经验与中国实际,从需求端来看,2018-2020年中国基建投资名义增速较合理的区间大约为6-10%。从融资方式来看,鉴于地方隐性债务较高,基建未来对城投的依赖会下降。更多要依赖显性债务,如适度增加财政赤字、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以及发挥PPP的补充作用。

邹平座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在货币政策方面,要紧紧抓住科学治理体系的建设,提高货币政策的科学性与技术性。2019年要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建立现代化、信息化、动态化货币政策模型,做好货币政策的“双支柱”,优化产能、优化库存、优化杠杆,支持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发展,大力支持实体经济。

白景明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与贾康合作的《县乡财政解困与财政体制创新》一文获第十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著有《公共经济》、《资金市场》、《财政与发展》、《服务经济学》等

加力提效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加力是指再度提升减税增支强度。提效是指找准政策发力点并管好、用好资金。两者的互补性是化解高强度减税增支带来的财政收支矛盾,体现的是新时代稳中求进的经济工作总基调,表明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在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前提下实施逆经济周期调节。

王晓毅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许多研究表明,中国的中等收入人群,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尽管已经是中等收入人群,但是他们却不肯承认这一事实,他们的自我评价往往低于自己的实际情况。这种现象的普遍存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他们的获得感要低于实际所得。如果说扶贫让低收入人群有了获得感,那么提高中等收入人群的获得感,也是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

鲁西奇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乡里制度是中国古代王朝国家控制乡村社会的基本制度。王朝国家通过乡里制度,控制、调整乡村民户的土地占有和使用,强化对乡村民户的人身与经济控制,强制性地征发赋役,最大程度地满足王朝国家的各种需要。邻、里、乡构成中国古代乡里控制体系的基本结构。所以,立足于村落,编排户口,征发赋役,乃是中国古代王朝国家乡里制度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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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参与全球化的同时拓展了外部发展空间,但逆全球化浪潮挤压了中国的外部空间。面对困局,长期追踪研究地缘问题的安邦咨询首席研究员陈功指出,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周边的一些国家,包括印度在内,可能在中国新世纪的地缘战略中占据重要位置。中国与印度应该寻求更为紧密的合作,要着眼于全球市场考虑喜马拉雅区域的多边合作,推进建立“喜马拉雅共同市场”,将双边战略合作推向新的地缘高度。
1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和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防范化解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领域的重大风险。从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中国仍处于“战略机遇期”,到现在强调全面防范重大风险,决策高层对形势的判断发生了重要变化。
国家统计局1月21日公布,初步核算,2018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90030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6.6%,实现了6.5%左右的预期发展目标。消费方面,2018年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76.2%,比上年提高18.6个百分点。投资方面,全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635636亿元,同比增长5.9%。其中,民间投资394051亿元,增长8.7%,比上年加快2.7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139538万人,比上年末增加530万人。全年出生人口1523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94‰。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全年出生人口1723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2.43‰。相比之下,2018年出生人口较2017年少了200万,是近40年来环比下降最多的一年。从趋势看,随着二胎刺激因素结束,中国新生人口可能继续走低,这将使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更加严重。
面对正在降温的中国经济,香港2018年12月对内地出口却增加一倍多,达12亿美元,这引发了外界的疑问。业内人士指出,近几个月内地从香港进口的宝石数量急剧增加。这令人想起2015-16年的情况,此期间曾出现人民币贬值以及资本外逃,当时宝石占香港对内地出口的90%。现在的迹象表明,利用宝石贸易来逃避资本管制并将资产转移出中国的情况,可能再度露出迹象。
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近日撰文指出,中国将继续稳妥有序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开放,并按照经济发展,市场状况和金融稳定性等因素有序推进。不过,中国经济增长形势比较严峻,内外部不确定因素较多,在稳增长要求下,短期内可以开放的资本项目并不多。当前中国资本市场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市场活力和信心的恢复。金融开放应当审慎前行,与经济发展阶段、金融市场状况、金融稳定性等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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