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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任剑涛

清华大学政治系教授,研究领域:政治哲学、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以及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著有《权利的召唤》等

清华大学(Tsinghua University),简称“清华”,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中央直管副部级建制,位列“211工程”、“985工程”,入选”珠峰计划“、”2011计划“、”111计划“、”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为九校联盟、东亚研究型大学协会、环太平洋大学联盟、清华大学—剑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低碳能源大学联盟成员。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始建于1926年;是清华学校改制为清华大学时的重点学系之一,也是1928年清华大学成为国立大学时所确定的发展重点之一。政治学系下设有办公室和若干涉及专门问题的教授委员会,在政治学系框架下的学术研究机构有:民主与治理研究中心、中国政治发展研究中心和比较地区一体化研究中心。

民粹主义(Populism)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引人瞩目的政治潮流。

这是由民粹主义政治的显著回流向世人展示的政治事实。从英国以全民公决方式脱欧,意大利也以公投的方式处理修改宪法失败,到法国右派动员社会族群力量而获得广泛支持,默克尔移民政策受到国内各方的空前挑战,再到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渲染的反精英主张,人们处处感受到民粹政治的惊涛骇浪。

如果说西方国家浮现的只是大众抗击精英的民粹主义最新动向,那么,南美一直被民粹主义鼓荡的政治风潮,远未消停。如今更是花样翻新,构成南美政治不可撼动的政治主流。即便有些置身事外、冷眼旁观的中国,最近几年也多少有一些民粹主义的东西浮起。人们不得不正视民粹主义政治的最新世界浪潮了:民粹主义真的如朝阳般升起,而精英政治如黄昏般衰颓?

民粹主义政治的世界性回流,并没有帮助人们更清晰地认识民粹主义。不同于其他现代政治意识形态的清晰性、一贯性、系统性、独立性,民粹主义在政治理论上一直没有得到深入系统、富有连贯性的阐释。从政治意识形态的角度观察,民粹主义不过是依附于种种形式的政治意识形态的不定思潮而已。依附的定势,一直是大众对精英的抗拒。如果这样的抗拒仅仅停留在社会怨恨的层次上,民粹主义政治很难唱响政治凯歌;一旦相关抗拒演变为社会的一时主潮,民粹主义政治就会凯歌猛进,让世人震惊。时下的世界政治,似乎正处在由民粹主义掀起的惊涛骇浪之中。人们将这一波席卷而来的民粹主义政治风暴,视为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产物、贫富分化的结果、精英蔑视大众的反弹、全球化逆转的必然。这些评论,其实未能切中要害:它不仅无法解释西方国家民粹主义政治风暴中左左右右的不同取向,也无法说明社会主义国家民粹主义政治挥之不去的现象。

回顾人类政治史,在古代社会,精英与大众的对峙,就一直存在于民主与非民主的种种政体运行中。所谓主权在民、治权在贤的区分,就是希腊民主政治中精英与大众各司其职的巧妙安排。这是一种划界古典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界限的思路。在中国,选官体制重在治理中高层社会,基层几乎任由其按照自然秩序运作。这也是一种古典形态的平衡精英与大众的机制。其长程历史中显现的不同时段的不同侧重,构成精英与民粹政治交替的古典画面。

丁仲礼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大学校长,研究领域:第四纪地质学、古环境学、古全球变化等

气候变暖号称是全球当今的第一问题,这个议题的重要性可能超乎了大家的想象。外交关系十分复杂,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计划。那么现在的核心关键问题就在于,只有把谈判焦点从 “减排”转移到 “未来排放权的分配”,中国才能真正取胜。

眭依凡

浙江师范大学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研究领域:教育基本理论、高等教育管理,著有《大学校长的教育理念与治校》等

世界一流大学指拥有一些世界一流学科和一流专业,聚集了一群世界一流学者,吸引了一大群世界一流学生,以世界一流的办学治校育人理念和世界一流办学条件,构建了世界一流大学制度和世界一流大学文化,能够培养世界一流专业人才和研究创造世界一流水平新知识的大学。

张东明

辽宁大学东北亚研究院院长、教授,研究领域:世界经济、东北亚经济、韩国朝鲜经济、朝鲜半岛问题、东北亚国际关系等,著有《韩国产业政策》等

朝鲜已释放出继续进行“核”“导”试验的信息,表明其继续推进并实现“拥核”战略目标的立场,而从特朗普在推特上发布的信息以及美国国防部在安全政策尤其亚太政策上潜在的延续性看,美国或倾向于采取强硬措施予以应对。

胡德平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研究领域:历史学、红学研究、中国改革问题,著有《说不尽的红楼梦:曹雪芹在香山》等

近40年的改革开放进程,私有经济已成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发挥着重要作用。改革力度不谓不大,开放意识不谓不强。可是,我国私有经济的发展还有无问题呢?我认为还有一个人们内心深处不托底的问题未说清楚,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在思想观念上对我国现存的私有制究竟持一种什么根本的态度?

赵明昊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中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块头”虽大,但道行尚不深,不必急于提出一整套方案,而要推动各国共同反思全球化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引导国际社会寻求共同解决之道。同时,中国可以不断“拉响警报”,强化国际社会的危机意识和行动意识,避免全球化大幅停滞而导致“双输”、“全输”的局面。

杨畅

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德国主要采取以自由市场机制的调节为主、国家有限干预为辅的手段,完善市场机制但不干扰市场机制,救助需要帮助的贫困群体但同时激励他们尽快通过自身的努力走出贫困,是德国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基础。

周有光

中国著名语言学家、“汉语拼音之父”,著有《中国拼音文字研究》等

周有光先生不太喜欢用“国学”两个字,更主张用“华夏文化”。因为“国”字没有含义,每个国家都可以用“国学”,而“华夏文化”只属于中国。他认为,复兴华夏文化,不是文化复古,而是文化更新,不是以传统文化代替现代文化,而是以传统文化辅助现代文化。

卢德平

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研究中心教授,研究领域:符号学理论、青少年发展,著有《中国弱势儿童群体:问题与对策》等

民族性是一种本质性的东西,而外化和呈现民族性的除了语言,似乎没有其他更有力的符号手段。“华语”和“汉语”的区分,不过是抑制了认同维度中的民族性和文化的传统性,而将社会和政治维度凸显到主要位置。

孙正聿

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基础理论,著有《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等

理论是规范和引导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各种概念体系,系统性是理论的基本特性。理论的系统性具体体现在理论自身所具有的“向上的兼容性”“时代的容涵性”“逻辑的展开性”和“思想的开放性”。理论研究的“系统性”与“专业性”密不可分。“专业性”的理论研究构成理论体系的“系统性”,“系统性”的理论体系则深刻地体现理论研究的“专业性”。

丁学良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是否坚信自己是普世主义价值的引领人和践行者,决定了他们是否敢于出头扛大旗。但是,大旗能扛多高、尤其是能扛多久,却依赖于扛大旗者拥有的资源是否丰盛及可持续,也就是综合实力的大小长短。

钱军

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长

在新常态下,中国应该追求的不再只是增长速度,更重要的是增长的质量。同时,即便出现了经济增长的新拐点,也要忍受改革和转型的阵痛,打造和维护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继续深化国企改革,扶持民企,提振内需。或许,只有当中国政府释放出明确的深化改革的政策信号,才能给予海内外市场更多的信心和动力,驱散笼罩在中国经济蓝天中的那片霾。

信春鹰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教授,现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机关党组副书记,著有《法学理论的几个基本问题》等

通过法律改革实现政治改革 中国是一个“人治”历史久远的社会。在一定意义上说,树立法律的权威,以“法治”取代“人治”,本身就是中国当代社会改革最重要的使命。在中国近20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法律改革的一个重要战线就是打破原有的政治、行政和管理体制,建立和完善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现代法治模式为目标的管理体制。

王浦劬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研究领域:政治学理论与方法、当代中国政治与治理

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划分及其运行,是国家治理的重大命题。合理划分央地事权,涉及多个维度、领域和学科,需要展开多学科、多领域和多维度的研究,也涉及本土实践与国际经验,需要归纳和比较验证不同国家的经验,探讨央地事权划分的一般性与特殊性,探求其发生和发展的规律性。

孙震

台湾大学原校长

儒家重仁义,不重财富,但并不排斥财富,这与现代成长、资本主义追求财富并不排斥,相反可以说是一致的。我们应以儒商为现代社会的中流砥柱,回归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节制物欲,让伦理在利益前面,责任在权利前面,约束自我在自由前面,世界才会有可持续的发展。

贺军

安邦咨询高级研究员,研究领域:宏观经济及政策、公共政策、产业等

从最新跟踪来看,未来美中发生贸易战的形势日益明朗,前景则越来越不乐观。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要注意到美中贸易战未来可能出现的变化,对于基于产业细分基础上的在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冲突,要做好足够的预先研究和方案准备。

张恺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注册城市规划师

1990年代旧城改造在我国处于起始阶段时,回搬是一种普遍的做法。但随着土地和动迁成本的大幅提高,改造后的住宅完全按市场价格出售,原有的大部分住户,不论是业主还是租户,很多情况下由于经济承受能力的原因,不再选择回搬原址。在今天讨论这个问题,有两方面需要明确,一是是否有回搬的必要性,二是是否有回搬的可能性。巴黎在这方面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宝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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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步入结构调整期后,结构性失业问题日益突出,在今年“去产能”力度和范围进一步扩大的情况下,全社会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十三五”促进就业规划提出,要稳定和扩大就业打造高素质劳动者队伍,把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增加就业岗位,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新动能培育带动就业。还提出大力发展就业容量大的健康、养老等生活性服务业。
IMF估计中国2016年经济增速为6.7%,印度为6.6%,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速重回全球第一。该组织还将中国2017年经济增速预期大幅上调0.3个百分点至6.5%。IMF相信,2016年中国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了1.2个百分点;而美国及欧洲只贡献了0.3和0.2个百分点。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仍具有重要意义,按道理来说,人民币汇率不应该持续处于弱势地位。
国家地震烈度速报和预警工程预计在2017年年底前“上马”。工程计划投资18.5亿元,5年建起15510个台站,为全国提供分钟级的地震烈度速报和重点区域秒级的地震预警服务,包括站点观测、数据处理、信息发布、网络和运行保障五大系统。安邦智库早在2011年就建议,应借鉴日本快速预警系统的做法。当然,这对相关配套措施以及民众的防灾素质都要求很高。
外界普遍认为债务问题尤其是企业部门债务是中国经济的一大威胁,未来可能形成重大风险。国际投行麦格理却认为,这个共识可能是错的,原因是中国债务问题很特别,公司债可以通过政府社会化,比如在不同的主体之间重组债务。资本错配是中国债务问题的最本质问题,债务的大部分来自较为低效的国企和地方政府,这将不会提升全社会的产能效率,并导致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评级公司标普称,2016年国内银行业控制了不良贷款占总体信贷的比重,但总体经济杠杆还在上升,这降低了融资缓冲空间,同时使银行更易遭受尾部风险的冲击,包括汇率相关政策风险、影子银行、地方政府债务和企业债务违约以及外部冲击等问题。今年中国会再一次避免银行业危机的爆发,但目前的发展轨迹不可持续,标普维持对中国银行业信用状况的负面展望。
人民日报称新股发行有助于促进实体经济企业发展,降低银行风险,将股市调整完全归咎于新股发行有失公允。央行主管的金融时报也称,不应过度放大新股发行提速的影响,长期来看IPO融资有助企业业绩改善、支撑经济增长。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则称,中国资本市场改革还很不到位,否则IPO排队不应该这么长。有观点认为,监管当局是要加快市场改革,而不是加速市场扩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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