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作为“全球贸易风向标”,国际航运巨头马士基11月3日突然宣布大裁员,引发市场关注。
马士基表示,预计全年营业利润将处于区间下限,由于面临运费下降和需求低迷的负面影响,公司将裁员10000人以降低成本,目前已完成裁员6000人,未来几个月将裁员2500人,剩下1000人的裁员计划将留到2024年。受此影响,11月3日晚,马士基在欧洲股市的股价一度暴跌超过18%,截至当日收盘,跌幅仍超过16%,股价创下三年来的最低点。
据最新财报显示,马士基第三季度实现营收121.3亿美元,略低于市场预估的125.4亿美元,同比大幅下降46.7%。其中,马士基的航运业务贡献营收78.97亿美元,同比暴跌超56%。马士基披露,尽管三季度的货运量同比上升5%,达到316.6万FFE(40英尺集装箱),但平均运费大幅下降58%,从5046美元/FFE跌至2095美元/FFE。
值得注意的,作为全球最大的集装箱运输公司之一,马士基为沃尔玛、耐克和联合利华等大多数零售商和消费品公司运输货物,通常被视为全球贸易的领头羊,也被称为“全球贸易晴雨表”。马士基最新宣布大裁员的消息,无疑向市场传递了重大负面信号。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全球航运市场供需严重失衡,全球经济依旧受高通胀、高利率、地缘冲突的影响,加上去库存化进程缓慢,航运市场仍将面临较大挑战。
在航运市场需求低迷的同时,供给方面的过剩也加剧了航运业的不景气。随着多艘超大型集装箱船陆续交付运营,将进一步导致航运供给过剩,运价易跌难涨。据Alphaliner的市场供需增长预测,今年运力供给将增长8.2%,高于需求增长的1.4%。
值得注意的是,第三季度通常是海运行业的旺季,货运量和运费都会在这一阶段上涨,但今年的旺季根本没有形成。马士基首席执行官柯文胜(Vincent Clerc)分析认为:“需求低迷、运价重回历史水平以及成本面临通胀压力已成为我们行业的新常态。自夏季以来,我们发现全球大多数航线出现运力过剩问题,导致运价下跌。”据马士基三季度报,第三季度马士基的平均运费下降了58%至2095美元/FFE(40英尺集装箱),环比也下降了14%。
要指出的是,马士基面临的问题并非个案,而是全球航运业的共同趋势。目前,几大航运巨头的日子都不好过。数据显示,中国出口集装箱运价综合指数(CCFI)均值2023年前三季度同比下降69.54%,2023年第三季度同比下降70.31%。全球第四大航运公司中远海控在第三季度也面临同样的压力。在报告期内,中远海控营收为427.14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59.6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5.1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83.07%。全球第六大航运公司ONE上季度的业绩也大幅下滑。2023财年第二季度(2023年7-9月),其营收同比下降62%至35.49亿美元,息税折旧及摊销前利润同比下降92%至4.96亿美元。以星航运(ZIM)、万海航运、阳明海运的中期报告也出现过季度亏损。德路里(Drewry)10月底发布的集装箱预测报告也预计,预计2023年全球集装箱航运业息税前利润将达到200亿美元,但明年全行业将亏损150亿美元。
泽诺·列奥尼
伦敦国王学院国家安全与战略研究专家
萨拉·齐涅里斯
伦敦国王学院战争研究系研究员
世界秩序正在回归到由各大势力范围所划分的集团时代,当今地缘政治集团可划分为三个主要的阵营:全新但规模缩小的西方,庞大但缺乏领袖的欧亚大陆,以及不受任何霸权束缚的摇摆国家。在分别剖析三方的历史、现状与未来的同时,本文也分析了这种趋于分裂的地缘政治格局的世界外部冲突与西方内部挑战,这些或许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西方保持全球领导地位的能力,但作者依然认为,考虑到西方在政治凝聚力和经济实力方面尚存的优势,只要能够摆脱孤立主义,西方仍能在解决关键战略,乃至维护国际秩序中占据主导地位。
周瑾艳
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
周玉渊
在美国采取“接触战略”以促使中国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的时期,美国对中美在非洲基础设施领域的关系认知为“差异互补”。但进入大国竞争时代,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将非洲基础设施作为权力博弈工具的认知,使美国对华竞争上升到了价值观、战略的层面。美、欧不仅表达了加大基础设施投融资的意愿,而且更加重视规则和标准塑造,即通过引领绿色转型、塑造基础设施新的标准和规范,提升其在非洲基础设施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尽管如此,仍要警惕在关键矿产资源、数字安全和治理规则等新议题上美国积极排除中国,挤占中非合作空间的多种手段。
黄冬娅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
资本主义商业化模式将市场和资本的兴起当作自发扩散的自然演进过程,并构成了市场自发秩序的价值规范。更经典的研究则超越商业化模式,一方面,将资本主义兴起看作社会经济的大转型,开启了全新的社会形态和经济形态;另一方面,将资本主义兴起看作伴随着政治权力与阶级冲突、国家干预与回应的政治过程。不将市场和资本的扩散完全作为基于人的自然属性的演进过程,使得对以下两个问题的回答成为必要,即不同国家的市场和资本如何发展起来,以及何种因素塑造了市场和资本不同的发展道路。
施展
制造业企业最近一两年来从中国向海外的转移越来越多,但这种转移是有着结构性特征的,除非是生产流程很短、环节简单、对供应链网络的需求相对低的行业,否则转移出去的基本上是最终的组装环节,前端环节在可预见未来仍然很难迁走;而最终环节的转移,对中国未必是坏事,甚至会给当下步履蹒跚的中国经济带来新的机会。同时,这种转移很可能还意味着一个在未来十分值得关注的现象,那就是,“中国”的影响力与“中国人”的影响力,可能会走上两种不同的节奏,这是我们观察未来秩序的一个关键角度。
徐奇渊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经济发展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韩冰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经济发展研究室副研究员
在当前国际变局下,各国关于新技术领域的规则、标准与产业政策的陆续出台可能会进一步分化市场,部分在华跨国公司发展供应链多元化将是中期趋势。为此,我国亟需在统筹开放发展与经济安全的顶层设计下,采取有力措施提振跨国公司来华投资与在华深耕的信心。一是对外强调和平发展,积极扩大国际统一战线。二是营造一流营商环境,强化中国市场的吸引力。三是改善外资市场准入,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四是对于数据规制,尝试建立三层监管框架。
宁团辉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美澳同盟是澳大利亚国防和外交政策的基石,因此,中美关系高度决定中澳关系的走向。中美之间更为复杂的竞合关系下,澳大利亚优先考虑与美国的关系是必然选择,积极参与AUKUS和QUAD活动,尝试从东盟寻找突破口,影响中国周边关系,也是其优先美国的表现。此外,前任政府的对华负面宣传已经在澳形成了影响力,联盟党政客也在不断重复这些负面信息,以证明自己政策的正当性,民意和两党竞争关系,也会对工党的外交活动形成掣肘。这些因素表明:中澳关系中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对待澳大利亚不宜过度乐观,推动关系重回正轨需要双方更多努力。
张树彬
河北经贸大学尼泊尔研究中心教授、主任
尼泊尔地处喜马拉雅山南麓,北邻中国,其余三面与印度接壤。受地理等因素影响,尼泊尔与印度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联系,但也存在深刻的民族主义认知矛盾。6月18日,改编自印度教史诗《罗摩衍那》的印度宝莱坞电影《阿迪普鲁什》因有“悉多(罗摩之妻)是印度的女儿”这句台词,招致尼泊尔多个城市禁映印地语电影。而在此前5月28日,印度新议会大厦揭幕,内设的“大婆罗多”(Akhand Bharat,意为“不可分割的印度”)地图壁画,也引起包括尼泊尔在内的印度邻国的强烈不满。那么,尼印两国的民族主义认知矛盾有何典型表现?
李巍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新华盛顿共识”的内核在于,美国要摒弃对自由市场的过度迷信和美好期许,而决心动用国家机器的力量,从国内产业政策和国际经济联盟两个方面,全面复兴国内产业生态系统和科技创新能力,以达到在国际上竞赢战略对手、在国内重建强大中产阶级的战略目标。它既是未来美国制定内外经济政策的指南,也是拜登政府近两年来经济建设实践经验的提炼。“新华盛顿共识”使中国经济发展与经济安全面临更险峻的外部环境,但也给中国在全球政治经济思潮的嬗变中谋求思想引领地位创造了重要契机。
Arslan
国观智库特约研究员
以色列人将矛头指向哈马斯,而巴勒斯坦人则强调数十年的占领。美国寻求在局势中保持外交主导地位,限制其他国家的影响力和调解努力。全球压力迫使美国解决加沙的人道主义局势;然而,美国并未采取任何具体措施。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在以色列方面拥有重大影响力,有权决定在加沙发起地面行动或建立人道主义走廊。如果拥有巨大影响力的美国不制止这一行动,其形象和全球地位将受到严重影响,反美情绪的高涨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情况如果持续下去,可能会导致美国的全球信誉大幅下降,有可能导致其他国家参与并重塑中东地缘政治格局。
时殷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美日同盟进一步加强对华备战,特别是针对台湾问题的基本局势,台海两岸间爆发战争情况下日本伙同美国的对华联合备战,已开始愈做愈实、愈做愈升级。美日就东海采取更周全的联合军事行动,并显著扩大合作范围。印太联盟创设美国主导的多维和灵活可扩的对华备战架构。印太四国互相间针对中国的军事合作愈益突出。印太联盟针对中国推进自身扩展,争取直接间接地包括作用特别重要的英国以及欧盟主要国家,并与北约密切勾连。在韩国政府允许甚而协力下,美韩同盟开始潜在地急剧趋向对华军力建设。中美战略军事对抗互动局部消停与重新紧张反复交替,将成为“新常态”。
邓欢娜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李竺畔
俄乌冲突对石油、天然气等传统能源的冲击,连同近年来逐渐加强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极大加速了全球范围内的能源转型进程。而要实现能源转型,关键是发展以绿色技术为核心的制造业,这需要投入大量关键矿产,比如稀土永磁材料之于新能源汽车电机、锂之于动力电池。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甚至声称,“锂和稀土很快将比石油和天然气更重要”。能源转型势必制造新的资源依赖关系,主要工业国家为此纷纷未雨绸缪,布局关键矿产战略以护卫本国产业发展。围绕关键矿产供应链主导权的竞争,日益成为更广阔的产业和地缘竞争的重要环节。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在今后的经济发展中,中国肯定还会遇到市场动荡,也会遇到市场信心波动。面对这些问题,除了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来应对,最重要的还是在“底层逻辑”问题上要非常清楚,体现出战略定力,要坚持已被证明是正确的“底层逻辑”方向。当前的世界并不太平,乌克兰战争与哈以战争两场战争并行,世界各国对于和平与稳定发展都充满了期待。作为一个大国,中国是能够向世界提供和平与发展这两种机会的。只要坚持“底层逻辑”不动摇,不犯方向性的错误,中国的长期发展趋势还是值得期待的。
陆兵哲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在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的影响下,城乡二元分析范式长期主导着国内的城镇化研究。面对日益深化的城乡融合趋势,本文提出城镇化的社会空间分析框架,将城镇化理解为多重城乡社会表征在情境性空间内的辩证过程。在其中,村庄的“空间继替”构成了城镇化的过程性,多种城乡社会表征的交汇共存缔造出具有多元空间意义的农村变迁图景。社会空间视角强调解释的情境性,有助于弥补线性转型预设、城市中心主义等研究局限,丰富城镇化研究思路。
唐晓阳
清华大学教授
举债是发展中国家获取初始资本、开启现代化之路的必要手段。西方国家在债务上设定严苛的政治条件,借助相关机构和融资规则,实现对非洲国家全方位的约束和牵制,将债务问题作为维持地缘政治势力的工具。中国的对非融资合作则展示出一种“开放的可能性”。有三大特点:一是不附带政治条件;二是融资形式务实多样,将商业需求与国家战略灵活结合;三是在债务考评上更强调实际情况与动态发展潜力,而不是以西方金融机构设定的单一发展模式为考评标准。
昝涛
北京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
2021年5月巴以之间发生了严重冲突,这既是历史上长期悬而未决的巴以问题的延续,也有双方选举政治的内政因素。历史地看,巴以问题在中东地区格局中的重要性呈不断下降的趋势。是埃及总统萨达特开启了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和解,“阿拉伯之春”后,巴以问题在中东的政治格局中进一步被边缘化。2020年,在美国的斡旋下,阿联酋和巴林也与以色列签署了“亚伯拉罕协议”……
张晋藩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
从中国传统历史论,应当学习汉唐,汲取宋明教训,注重总结地方官吏治绩,注重发挥地方“以藩屏周”的重要作用。“地方政治一向是中国政治上最大一问题。因为中国国家大,地方行政之好坏,关系最重要。”顾炎武在明亡国后,痛定思痛反思道,国家根基在基层,在基层临民之官,“自古及今,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维护国家大一统格局,中央地方关系因时调整是历史的规律。改革的最大受益者,就短时效益来看是广大普通民众,就历史的长时段来看,则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