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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皮尔波洛·多纳蒂

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曾任意大利社会学协会会长,其主要学术建树在于提出“关系社会理论”,由此形成批判现实主义的独立形态,被誉为“关系社会学”奠基人

李中泽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博洛尼亚大学是公认的欧洲历史最悠久的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建校九百年之际,欧洲430个大学校长在博洛尼亚的大广场共同签署了欧洲大学宪章,正式宣布博洛尼亚大学为欧洲“大学之母”——即欧洲所有大学的母校。

社会学依然可以为未来立论?

全球化进程的出现与社会学的理论危机如影相随。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全球社会”(global society)已经将“社会性”转型到如此的程度,以至于19世纪的古典社会学理论显得既不适宜“新社会”的概念化,亦不适宜(人类)社会的概念化。人类社会与非人类社会的根本区别已经不复存在。有鉴于此,是否可能建构一个“社会理论”?该理论的架构又将如何?本文认为,现有的“全球社会”理论重复了以往理论的错误,其原因在于,这些理论过于受当时特定社会所具有的历史特点的影响。然而,认为全球社会代表了现代性最后阶段的说法依然有待商榷,其误导之嫌在于,它将(全球化的)特定现象与社会构成的所有方面合为一体。这当然也不会妨碍我们讨论“全球社会学”(global sociology),将其作为适用于全球化时代的社会学用语。

鲍曼(1998)、贝克(1998)和吉登斯(1999)等作者都曾用诸如不确定性、风险和流动性等词论及全球化的特征,但这些均未超出我们的知识范畴,因为任何一个时代性的危机都伴之以如此“症候”。

目前可以确认的有关全球化的社会学阐释主要有四种,它们的共同性远大于差异性:(1)全球化即自由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如沃勒斯坦所言);(2)全球化即世界的相互依赖(参照法语国家所用的世界化mondialisation一词);(3)全球化即心智(mind)的标准化,该词源自马克思在其《大纲》中阐述的“一般智力”概念,简言之,全球化即文化的趋同性;(4)全球化即向着单一“世界社会体系”迈进了一步(如卢曼在1984年所言)。然而,概其所言,全球化被视为现代性实现的成果。即便具有这些认知,人们仍难以破除旧有的、限制质性认知飞跃的视界。而这种飞越恰恰是时下所需要的。

为了实现这一飞跃进而思考全球化及其转型的成因特质,社会学必须致力于建构一种新的概括性理论(例如“关系性”理论),从而使我们得以将不同的社会形态区别开来。具体而言,这一理论应该能够明确地阐述“全球社会”在哪些方面有别于其他各种社会形态。

建立关系性社会学理论的呼唤源于这一框架,其目的在于避免简化论,并且还要克服后现代理论固有的困境与难点,特别是其禁锢性。关系理论的目的在于说明社会是由社会关系所组成的,人类兼有内在性和超越性。社会仍然是由人类所制造,但是,它越来越不完全由人类所组成了,而是包含了越来越多人类所制造的社会关系。这样的认知方法能够激活社会学建构及社会的人性维度,尽管当代社会生活中存在明显的人性缺失。

方显仓

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副院长、上海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理事

在我国农村金融制度供给的“生产”过程中,由于存在国家的垄断及其制度供给的“强制性变迁”,必然导致初级或“低级”的金融制度供给不足。

帕拉玛•辛哈•帕里特

英国“比较视角中的中国研究网络”副研究员

翻译:陆华

自从新的党派接管中央政权以来,由莫迪这个热爱社交网络的人所领导的团队一直在传达正确的信息:建设性的接触,互惠互利以及印度在地区和世界上的更大存在。通过终结控制印度政治的尼赫鲁-甘地王朝,莫迪已经展现了一个基于强大经济基础之上的新印度的曙光。

《经济学人》

新形式的战争会导致自动武器越来越具有杀伤力,不只是无人机,还有智能海底系统,这一想法让许多人惊恐。许多人权组织集合到了一起,参与“阻止杀手机器人的运动”,想要禁止全自动武器体系。

易宪容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当前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主要是要现实两个平衡,而采取全面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应该是小概率事件。中国央行货币政策重点仍然会放在定向型宽松,及在房价下跌减弱对银行风险的传导上,预计这些可能成为今后几个月央行货币政策的重点。

张斌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学者

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下降、不当的刺激政策、金融市场风险加剧三者之间进入恶性循环,投资者信心,房地产、股票等资产价格低迷,加重经济增速下滑压力,经济运行向更低的增长速度收敛,是为“经济转型综合症”。

高力克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中国近现代史、政治学理论博士生导师

苏格兰启蒙政治思想中杂糅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共和主义,以其对现代性问题的复杂回应构成了丰富深邃的思想世界。

Asit K.Biswas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杰出客座教授、第三世界水资源管理中心创建人之一

Ahmet C.Bozer

可口可乐公司国际业务总裁

十九世纪初,拜伦勋爵在《唐璜》中写道,“不经痛苦怎知甜水之可贵。”近两百年后,人类似乎仍然没有领会水的价值,几十年来无处不在的拙劣水管理和治理就是明证。但未来水危机正日益变得难以忽视——特别是对于已经感受到其影响的人来说。

丹尼尔·W·德伦兹纳

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国际政治学教授

随着二十国集团财政部长会议在澳大利亚凯恩斯召开,忧郁军团再次齐聚。他们的传统智慧是,“系统”——从世界贸易组织和二十国集团到各主要中央银行的全球治理结构——遭到了严重破坏,急需修补。事实上,全球经济秩序在2008年以来运转的相当良好。

凯末尔•德尔维什

布鲁金斯学会副会长、全球经济与发展中心主任,前土耳其财长、世界银行副行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

新社会契约不会凭空产生。新欧洲委员会应该提出一个新的政治契约以使解决欧洲经济问题所需要的改革合法化并得以维持,同时新的欧洲理事会和欧洲议会应该批准这一契约。

比约恩•隆伯格

哥本哈根商学院客座教授、哥本哈根共识中心的创始人及领导者、曾担任哥本哈根的环境评估协会会长,著有《持疑的环保论者》

什么是世界上最大的暴力来源?因为叙利亚、乌克兰和其他国家的暴力冲突经常见诸报端,很多人可能会说战争。但这原来大错特错。

Dennis J.Snower

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主席

世界似乎正站在又一次“大转型”边缘,这次的改变将远比新闻所热切追逐的亚洲经济崛起和中东战火等经济和地缘政治标题更加深远。即将到来的改变将从根本上重新定义经济互动的性质——以及作为经济互动基础的社会动态。

杰弗里•法兰克尔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经济学教授、在克林顿政府期间曾任总编经济顾问,负责国际经济、宏观经济和环境研究

因此,皮克提的假说更多地是对未来的预测,而不是对过去的解释或对现有趋势的分析。在这个预测中,利率将升高到显著高于增长率的水平,资本会继续积累,富人会通过继承和资本收入而不是通过离谱的薪水和股票期权变得更富。

封帅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克里米亚身份认同问题源于苏联时期,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再到戈尔巴乔夫,不同时代的苏联领导人对于克里米亚采取了不同的地区政策。由于不同时期的政策思路存在明显的矛盾,使得克里米亚的身份归属出现了“错位”的现象,从而导致苏联解体之后的克里米亚陷入了身份构建的困境之中。

李培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社会学研究所首席管理、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改革开放30余年,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同步进行。现在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改革先易后难,破除利益固化的樊篱不可能轻而易举,也不能期望改革能解决一切问题,但社会结构转型的巨轮仍在破浪前进,反推社会体制改革,要求通过改革为巨轮前进铺平道路。

迈克尔·林德

新美国基金会联合创始人之一、经济发展项目政策制定主任

编译:吴学丽

美国被称为移民国家,但从独立后,一直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在经济政策领域,美国虽然倡导市场经济,但推行的实际是自利性的民族主义政策。这种政策的制定和变革,都以提升美国经济竞争优势与实现美国国家利益为原则。

渣打银行大中华区研究部

渣打人民币环球指数(RGI)创下新高。纽约市场继续上佳表现,伦敦领跑香港以外离岸人民币中心。对130家离岸企业开展的人民币调查显示,未来6个月离岸人民币使用将继续上升。但离岸人民币(CNH)再度对人民币(CNY)折价,短期内资金回流内地或将增多。
全球政治风险投资评级
城市生活价格压力指数
2014年经济展望报告
2013年中国智库报告
2013年全球智库报告(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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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头条 Headlines
政绩考核体系导致中国特色“城市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巡视员林家彬对中国“城市病”形成的体制和机制性原因分析认为,其一,是地方干部选拔机制、政绩考核体系。干部选拔机制是“组织选人、上级选下级”;政绩考核体系则以经济发展为核心。这使地方政府十分重视经济发展。其二是财税体制,企业税收是地方政府、城市政府主要来源。为了财政收入,地方政府尽量把企业留在城市中,城市发展中政府更亲商而不是亲民。其三农村土地只有经过城市政府征地才能变现、改变用途,于是地方政府最简单最便捷的收入途径就是卖地。其四,为获得扩大城市建设用地的合理性,城市政府把未来的经济指标、人口指标拼命做大,导致规划十分不科学。其五,是中央和地方关系,包括城市体系。城市分为五个级别,级别越高的城市获取资源的博弈力量就越强,导致各种行政资源不断向层级较高的城市集中。
反对将增长率作为经济增长目标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近表示,把硬性的增长率指标当成奋斗目标,虽然可以完成,但效果往往不好,没有充分体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还很可能造成强迫命令,以行政干预为主,甚至会出现新一轮产能过剩和生态环保方面的牺牲。另外,将增长率指标定为目标也不科学,因为经济形势在变,用硬性指标作为争取达到的或者必须达到的指标,我们的工作就会很被动,又会出现宏观经济增长的大起大落、大升大降的现象。所以应改用预测值作为目标。预测值并不是一定要完成,但可以争取,形势变了,预测值也可以变,每个季度做调整。这样做,才能主动而为,而不是被动应付,也不会造成很多损失。
财税改革意在匹配国家治理现代化
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近日在演讲中表示,从经济大国到现代意义的大国,一个必要前提是要有现代国家应有的制度形态。在此宏观背景条件下,财税体制改革和以往的根本不同点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致力于匹配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财税改革,二是立足于发挥国家治理的基础性和支撑性作用的财税体制改革,三是以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为标识的财税改革,四是在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下的财税改革。具体的行动路线是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这次财税体制改革的时间表相对紧迫。从现在到2015年年末,预算改革取得决定性进展,到2016年年末,基本完成重点工作。2020年,各项改革基本到位,现代财政制度基本确立。
新兴市场国家已无应对风险的缓冲空间
国际货币基金(IMF)副总裁朱民表示,30年间,新兴市场占全球GDP的比例已经从28%上升到50%,对于全球GDP增长的贡献30年前仅为22%,现在已经达到70%;贸易份额从21%上升到50%;投资则从26%增长到65%,新兴市场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经济群体。多数新兴市场国家由于在危机之后普遍进行了大规模刺激,没有经历很大的危机,但是也因此接受了大规模的资本流入,从而经历了巨大的经济过热、产能过剩。目前,这些国家的政府正在努力让各经济体重回稳定。朱民提醒,2008年后新兴经济体之所以表现良好,是因为拥有很大的宏观政策缓冲空间。而现在几乎没有任何缓冲可以用来应对各种风险。
建立宪法监督制度正当其时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李步云撰文认为,可在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下新设立一个“宪法监督委员会”,其职权、职责包括:1.对宪法解释,提出意见和建议。2.对现行法律、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军委制定的法规是否同宪法相抵触,提出审查意见。3.对报送全国人大及常委会备案的地方性法规是否同宪法和法律相违背,提出审查意见。4.对报送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批准的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是否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提出审查意见。5.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或者授权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是否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提出审查意见。6.对国务院裁决的省级地方性法规同行政法规相抵触、省级地方性法规同国务院部委规章之间有矛盾的处理意见,提出审查意见。7.对中央一级国家机关的重大政策和决策是否违宪,提出审查意见。8.对中央一级国家机关之间的权限争议,提出处理意见。9.对全国人大选举的中央一级国家机关的领导人的罢免案,提出审查意见。10.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交付的其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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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系列重大长干线高铁的陆续开通,铁总手头的铁路项目面临“断炊”之虞,急需“储备”一批新的项目。有参与铁路“十三五”规划研究的专家表示,预计今后一段时间内铁路建设的重点将从东部地区转向中西部地区,从内陆转向边疆,从重大干线转向中短途城际铁路。
国内房地产市场正自在深刻的变局。国家统计局18日发布的8月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显示,与上月相比,70个大中城市中,价格下降的城市有68个,持平的有1个(温州),上涨的有1个(厦门)。环比价格变动中,最高涨幅为0.2%(厦门),最低为下降2.1%(杭州),一线城市的跌幅也在全面加速。
为落实国务院要求多举措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的问题,相关部门设立了存款偏离度上限以约束商业银行存款“冲时点”行为。但这有可能进一步推高企业融资成本。从缓解融资贵的角度看,监管部门还需要调整相关政策(比如放松甚至废除存贷比指标),才有可能明显降低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
由于地方政府以放松限购为代表的第一轮救市对阻止楼市下滑的趋势作用有限,各地开始了新一轮的救市潮。从内容来看,第二轮救市涉及首套房贷款利率优惠、放松首套房认定、放松公积金贷款、财政补贴等内容,与此前的39个城市放松限购相比,救市力度更大,支持自住购房信贷需求为此轮放松的主要方式。
在货币市场上,央行用实际行动表明定向宽松的基调将更加明确。18日,央行在公开市场进行100亿元14天正回购操作,中标利率从3.7%下调至3.5%,是年内第二次下调正回购利率,本周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80亿元。央行通过引导银行间利率下行进而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意思明显。
中国今年大力倡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不断游说亚太区国家参与,但澳大利亚对有关建议表现得有点抗拒。澳大利亚财长霍基日前会见传媒时说,澳大利亚需要知道AIIB的透明度、机制及如何问责等问题才可决定。要指出的是,由于国际地缘政治关系复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遭遇部分亲美国家抵制也属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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