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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何志鹏

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法学院教授,研究领域:国际法、全球化问题、法学教育,著有《全球化经济的法律调控》等

吉林大学(Jilin University)始建于1946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的综合性全国重点大学,国家“211工程”、“985工程”、“2011计划”重点建设的著名学府,入选“珠峰计划”、“111计划”、“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是“21世纪学术联盟”、“中俄交通大学联盟”等国际组织的重要成员。

崛起大国在其上升和地位维护过程中与国际法的互动关系,是一个既具有理论探索价值,又具有实践指引意义的问题。本文所称大国,除了从上下文可以推出为其他意义以外,并不泛指所有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甚至也不仅仅是经济体量巨大的国家,而是指那些在客观上具有世界引领能力、在主观上具有引领世界意愿的国家。

初步分析,在国际社会上,小国可能更需要国际法。这是因为大国拥有军事、经济、政治、人口等各种各样的资源,可以采用各种方式去维护自身利益;相应地,采用法律方式的必要性就不那么明显而紧迫。相反,对于小国而言,无论是从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还是从人口上来说,其能力都比较薄弱,可资利用的手段也比较有限,此时,法律就可能是它最佳的选择,有时甚至是唯一选择。那么,大国是否也需要国际法呢?特别对于一个崛起的大国而言,它是否会借助和依赖于国际法呢?本文从历史的经验事实和国际关系的理论逻辑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索 并试图勾画国际法与崛起大国关系的基本图式。

一、崛起大国与国际法正向互动的历史经验

根据历史发展的经验,我们不难分析出,在近代之前,大国的崛起一般都采取武力征服的方式,法律的应用几率很低。并且,在西方漫长的中世纪期间,欧洲形成了相对统一的政治格局和自上而下的社会秩序,在此情况下,国际法发展的空间很小。与此同时,在相当长时间之内,各个文明的视野都比较狭窄,各大文明中心都将其他文明看成遥不可及的远方,而没有真正严肃考量如何进行异质文化交往的问题,所以也就没有真正形成某种能够普遍地应用到整个世界的国际法。然而,自从近代之门开启之后,彼此独立的国家之间的交往日趋增多,欧洲国家形成了国际法体系,此时大国也非常需要国际法。而且,崛起的大国在国际法的历史上留下了更多的印记。它们在国力和国际地位上升之时不仅在经济和政治上具有一系列的新状态,而且也有规则上的新发展。故而,其对于国际法的需求,无论是在法律规范的层面上,还是在法学理论的层面上,都很迫切。循着历史前进的轨迹,我们就能清晰地看到这样的进程。

(一)西班牙、葡萄牙的崛起与国际法

15到16世纪,位于伊比利亚半岛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先后改进航海技术,利用数学、地理学、天文学的新知识进行远洋航海并从事跨洋贸易,特别是对新发现的地区和民族进行征服和掠夺由此迅速崛起,成为称雄世界的顶级大国。

刘海涛

国际世界语学院院士

语言学正在从传统的艺术与人文学科转向现代的认知与生命科学,其研究方法也正在经历从内省法到实验方法的转变。与此同时,正如舍恩伯格在《大数据时代》一书的开篇所说的那样,“大数据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以及理解世界的方式”。在这个不断变化、充满数据的世界,语言学家该做什么?怎么做呢?

周文重

外交部原副部长、现任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三年多来,在世界各地引起日益广泛的热烈回应和积极参与,这标志着“一带一路”倡议正在从规划布局阶段稳步迈入落地深耕阶段。在这个更为关键的阶段,我认为要突出强调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来指导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系统性落地,防止项目的碎片化分布。

沈志华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领域:中苏关系,著有《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等

无论如何,韩国人有韩国人的智慧,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智慧。只要有准确的定位,分清敌友,至于执行这些方针政策的具体办法与措施,我想国家的职能部门会有很多考虑。总之,我们学者给中央提供的应该是有学术基础的、有战略性考虑的建议与意见。

节大磊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研究领域:国际安全、两岸关系、中美关系

“如果对手认为你不可预测乃至轻率鲁莽,它就会对你有所忌惮,不太敢于提出过分要求。对手让步的可能性会因此增加,而不可预测的总统则略胜一筹。”“疯子理论”的表面“非理性”是假装“疯狂”而已,是为了增强自己威胁的可信性,以达到一个“理性”的战略目标。

鄢一龙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研究员

崔京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研究助理

新两极相互竞争的同时,相互制衡与补充,相互依存与协作,中美共同发挥领导力,打破多边机制的囚徒困境,“两极相联”还意味现存全球经济政治秩序往更加公正与均衡的方向变迁,它并非G2,也并非美苏两极冷战格局,是人类历史上没有过的全球秩序新局。

李传军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副教授,研究领域:公共行政理论、行政伦理、电子政务,著有《服务行政与服务型政府》等

网络公共领域的生成是与互联网的发展同步的,已经超出传统公共领域的范畴。网络公共领域的异化是与互联网企业的垄断行为密切相关的。网络公共领域的重塑,应当在以政府、互联网企业、网民为主体共同参与的合作治理中得到实现。

韩震

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研究领域:近现代欧美哲学、西方历史哲学

我们的文化自信,一方面给中华文明的历史发展提供了一个有丰富文化内涵的起点。有了这个起点,作为中华民族的“我”在变化之中是变成一个更新、更丰富、更强大的“我”;缺少了这个起点,“我”在变化之中就可能成为“非我”,成为“他者”。另一方面,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自主发展历史,也给当代中国社会的时代性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可资借鉴的文化资源。

李建华

浙江师范大学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之所以要提出建设中国伦理学,是因为现有的伦理学表现出时代的滞后性,没有体现中国特色,缺乏中国态度。中国伦理学必须植根于中国道德土壤,立足于当代中国实践,着眼于中国重大问题。构建中国伦理学,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传统伦理和西方伦理为参照,以学术、学科、话语三体系为抓手。

戴木才

清华大学教授

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有效实施有赖于道德支撑,道德践行也离不开法律约束。法治和德治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罗雨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

当前,国际形势风云变幻,贸易保护主义思潮抬头,多边贸易机制建设阻力重重,区域经济合作和全球治理机制碎片化加剧,民粹主义、孤立主义盛行,诸多国家宣扬政策“自主”和对外“筑墙”,“逆全球化”潮流涌动,经济全球化面临倒退风险。在这一重要的历史时点,中国把握历史脉搏,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牢牢把握了经济发展的主动权。

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

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之年,更是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年。做好2017年的经济工作,必须牢记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在稳的前提下有所进取,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奋发有为。

N·福斯特

瑞士苏黎世罗伯特·肯尼迪学院教授、萨尔布吕肯大学欧洲学院访问教授

翻译:孙璐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2016年举行的关于英国是否继续保持欧盟成员资格所举行的全民公决,既应当被置于1975年全民公决的背景之下,又应当更广泛地关联到英国代表制议会民主中全民公决的地位和价值。此种全民公决的动机和政治背景全民公决组织程序中的一些机制问题也应受到理论关注。全民公决涉及成本与程序等一系列问题,而最终又不能够有效解决英国与欧盟之间存在的问题。

张茜喆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梁亚滨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教授

目前看,中韩摩擦比较严重的问题有两个:“萨德”反导系统部署和渔业纠纷。“萨德”问题涉及东北亚的安全结构和中韩两国的地缘政治地位与利益。渔业纠纷的实质是两国的海域划界问题,但现实中不断加剧的冲突正在进一步将两国关系推向对立。

邹春萌

云南大学周边外交研究中心、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

2016年4月,民盟政府正式上台,缅甸由此进入民盟执政时期,至今已逾10个月。回顾民盟主政下的经济发展缅甸民众未免感到失望。缅甸经济发展并未出现民众所期望的景象,即在民盟的带领下经济步入更快更好的发展轨道。相反,经济增长明显低于预期,更不能与上年同期相比。缅甸经济发展为何止步,未来经济趋势如何,值得深思。

牛新春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随着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时代谢幕。如何评价奥巴马八年的执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但就其中东政策而言,国际观察家、美国外交精英普遍认为奥巴马偏软、偏弱、偏谨慎。但也有观点认为,奥巴马的中东政策与其个人因素有重大关系,并不代表美国主流社会的选择。那么,奥巴马的中东政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政策?

李岩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助理、副研究员

蒂勒森此次访问显示,亚太地区仍是美国新政府的对外战略重点。与奥巴马政府相比,特朗普政府更加重视东北亚,朝核问题将是核心关注点,且更注重军事手段的运用,体现了特朗普“以实力求和平”这一核心外交理念。对华政策则呈现“由负面向正面发展”的积极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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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经济问题已成为中国的“老大难”,是不折不扣的中国“锈带”。东北振兴走过十四年,仍然是沉疴难起,问题不在要素和资源投入,而在于观念、思路和改革出了问题。未来要振兴东北经济,必须转换思路,抓住核心问题,痛下决心进行观念变革、政府改革、国企改革,顺着市场经济的思路来选择政策,才有可能真正取得突破。
稍早时中国要求DSB(世贸组织争端解决实体)采取行动,确保欧盟纠正其采取的和世贸组织原则不一致的做法。由于欧盟的反对,成立专家小组的提议没有通过。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孙继文3月23日表示,中国将要求世贸组织再次考虑设立专家组,审理欧盟对中国征收反倾销关税的替代国做法。中国试图利用WTO机制修改反倾销替代国规则。
进入2017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形势日趋严峻,美国已经对华做出7例双反终裁,高额的反倾销税率也频频出现。安邦智库认为,在中美关系“大格局均衡,小格局博弈”的框架下,贸易是特朗普政府看重的“捞取实地”的领域,中国一方面要争取更好的贸易环境,一方面也需要做一定的让步,扩大与美国的共同利益,在策略上做到“有进有退,有得有让”。
2016年对深圳GDP总量贡献最大的20强企业中工业企业占据七席,占20家企业贡献总量的比重达到55.4%;金融业虽然上榜企业数量最多达到9家,但其营业利润总量为1712.16亿元,增速为-13.3%。和其他一线城市相比,只有深圳在过去三年里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增速维持在7%之上。深圳有庞大的做实实在在产品创新的高科技公司群体,的确已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先行者。
为防范楼市风险,银行房贷比可能成为今年央行MPA(宏观审慎评估体系)考核的重要内容。今年监管部门将重点关注个人房贷这一块。房贷占比有两个指标,一个是余额占比,一个是新增占比。短期内主要控制的是新增占比。有权威人士称,某些商业银行2016年的房贷比甚至达到了70%、80%,这种贷款结构和贷款行为都“极不正常”。
纵观全国私募基金管理人的地域分布,绝大多数集中于北京、上海、深圳三地。资管规模100亿以上的私募股权基金北京有28家,上海、深圳分别有21家,天津有10家,广东(除深圳外)有9家。北京、上海、广东等地2016年均有多只百亿规模的私募基金诞生。可以看出,中国的金融重心还是集中在北京、上海和深圳三地,这与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金融机构集中度是高度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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