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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徐进

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专业方向:国际安全,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战争法;著有《王霸天下思想的启迪》《中国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选读》等,译著有《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

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必然通过战略竞争而发生权力转移。问题在于,权力转移进程的终点在哪里?战略竞争的目的是什么?国际关系理论通常认为,终点就在崛起国的实力实质性地超越守成国之时,而战略竞争的目的似乎就是权力本身。这一判断有其合理性但并不充分。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相对权力或者说相对实力差距固然非常重要,但把权力本身当成崛起国与守成国进行战略竞争的唯一目的则有失全面。

本文认为,权力转移进程的终点在于崛起国成功构建出一个以自己为核心的国际秩序。而在1945 年之后的 “大国无战争”的时代,取得构建国际秩序的主导权并不能像 1945年前那样通过霸权战争来完成,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将围绕国际秩序构建问题展开长期而激烈的竞争,这一竞争将呈现“权力+理念”的复合竞争形式。本文将侧重于分析理念竞争,并以中美关系为例,指出其必要性以及可能发生的领域。

一、既有研究的不足

国际关系理论通常认为,权力竞争与理念竞争是两个独立的变量,即理论上存在不包含理念竞争的大国权力竞争,理念是权力竞争的外生变量,即使在分析像冷战这样权力+ 理念的复合竞争现象时,也倾向于把两者单独处理,并观察其对国家行为的影响。

现实主义,特别是结构现实主义把国家原子化,不考虑各国因理念差异而形成的国家间差异,从而构建了一个以权力分配为唯一变量的简约理论体系。由此,结构现实主义认为,美苏间的两极竞争是单纯的权力斗争。受此影响,当代现实主义的主要分支基本上不考虑理念因素对权力斗争的影响。

作为现实主义的一个新兴分支,道义现实主义在权力竞争的框架中引入了道义因素,认为道义对权力会产生两方面影响:一是提高或削弱权力的合法性,二是提高或削弱实力本身。这两方面的影响合起来可以得出一个推论,即由道义定义的政治实力变化可以改变国家间的实力对比。可以说,道义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在某种程度上加入了理念因素,这个努力方向是值得本文学习的,但该理论只是隐晦地表明中美未来可能会发生理念竞争,比如两国可能提倡不同的国际主导价值观,而没有从理念竞争的角度出发来阐述中美间的大国战略竞争。

与结构现实主义类似,新自由制度主义在其理论框架中未给理念因素留下相应的位置。该理论实际上抽空了制度背后的政治和理念背景,把制度处理为一个中性的平台。倒是伊肯伯里等自由制度主义者从守成国角度出发,认为霸权国 (守成国)可以利用自己及盟国在二战后缔结的国际制度之网来约束、规制甚至改造崛起国,使其不对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他们称之为宪政秩序)产生破坏性影响。伊肯伯里再次给制度赋予了理念背景,但他似乎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没有什么制度能与西方自由国际主义制度进行竞争,因而也更不可能有什么非西方的政治理论能与自由国际主义媲美。

吴敬琏

著名经济学家,《比较》主编

在21世纪,企业界共同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有必要把商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高到与时代命运相连的高度?这是一个我们不能忽视的新趋势。而它的背景,则体现为19世纪形成的那种社会治理结构,已经无法适应现在的需要。在全球化面临严重挑战的今天,过去深深得益于全球化发展的东亚经济体,尤其是中国,需要身体力行倡导一种有益于全人类的经济发展观念,才能继续有效地推进新的全球化。率先加快发展利益相关者经济, 正其时也。

唐芳林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办公室副主任

国家公园不是可以随意进入游玩的一般“公园”,它是重要的自然保护地。虽然,国家公园在中国起步较晚,但具有后发优势。单就具体的国家公园单元,中国的国家公园与国际上众多国家公园有许多相似之处,需要广泛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但就国家公园体制而言,中国却具有明显的特色,需要坚持“四个自信”,紧密结合实际,开创中国特色国家公园之路。

李健民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

董磊明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教授

由于特殊的工业化路径,珠三角农村在改革开放之初普遍形成“哥哥种地,弟弟进厂”的“一家两制”式分工,从而在家族内部产生“穷哥哥、富弟弟”的差异,割裂了最为亲密的社会关系。这种经济分化进而形塑为一种“不对等格局”,包含人情交换、生活面向、意义世界和彼此期待四个维度,造成宗族内部普遍的关系破碎化。同时,日益注入的资源使宗族得以重建和加强组织的结构和规范,进一步意外性地对内造成激化;但也因为宗族维系的存在,彻底的分裂或原子化得以避免,从而导致了珠三角地区宗族的“外强-中干”这一特殊的动态结构。其结果是走向貌合神离,结构与功能并不一致,甚至产生某种背离。

于福波

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三变”指的是“资源变股权、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研究表明:“三变”改革与经典农地股份合作制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不同的是,“三变”改革产生于城镇化水平不高、二三产业相对发达、劳动力大量外流的欠发达地区;其制度成因具有诱致性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相结合的特点;制度特点表现为在经典的农地股份合作制中加入了资产租赁的做法,而且政府深度参与并主导了产业发展;“三变”改革的制度绩效表现为推动了城乡生产要素良性互动与乡村治理结构优化。

刘守英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城乡关系发生革命性跃迁,乡土中国转型为城乡中国。城乡中国的土地问题既不同于乡土中国,也有别于快速城市化阶段,土地功能因发展阶段转换而变化,城乡格局变化带来土地配置制度困境,农业历史转型带来农地权利与经营制度不适应,乡村分化凸显宅基地制度滞后。新发展阶段要实现从城乡中国到城市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解决好城乡中国的土地问题是关键,必须推进以城乡中国阶段为背景的土地改革。

潘光

上海社科院国家高端智库资深研究员、国家反恐办软科学专家

张全

《解放日报》记者

全球反恐斗争取得最终胜利的关键在于去极端化。目前,全球反恐斗争已进入去极端化的深入阶段。在这样的形势下,相关国家都推出了一系列具有本国特色的去极端化措施,有关各方可以互相借鉴、取长补短,为实现共同目标进一步加强合作。

万喆

中国黄金集团首席经济学家

2019年的金融市场让人忧心且“看不懂”。在美联储十年来首次进入降息通道、人民币对美元离岸在岸汇率双“破7”后,全球市场一片哀鸣,但有两样商品价格涨势如虹——黄金和比特币。这一刻,世界货币史上最古老和最新潮的“代言人”令人惊奇地形成“统一战线”,绝非偶然,也反映了未来货币发展几个趋势。

谢超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争取更多国际支持的主要对象是发展中国家群体,但是受到美国加大对华遏制力度的影响,一些国家采取了 “安全上靠美国、经济上靠中国”的对冲策略,一方面增加了中国的经济负担,另一方面加大了对中国的安全利益损害,给中国崛起的周边环境带来巨大挑战。中国应建立区分敌友、区分亲疏的外交理念,这有助于提高中国外交行为的可预测性,增加中国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中的战略信誉,从而降低他国对中国崛起的战略疑虑和威胁认知,为中国崛起争取更多国际支持。

李奇霖

联讯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钟林楠

联讯证券宏观研究助理

在逐利追求更好就业机会的想法驱动下,人口会自发的从经济落后地区流向经济发达地区,并在某个区域形成人口集聚区与不同等级交错的城市群。而在同一片区域的城市群内,各个城市之间的交流也会愈发频繁,各个城市的协同发展也就愈发的重要。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形成了珠三角、长三角与京津冀等多个人口集聚区与城市群,2019年珠三角区域又将香港与澳门两地纳入其中,推出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规划,研究并做好区域内部城市的协同发展正当时。

钟正生

财新智库莫尼塔研究董事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姚世泽

关于中国经济韧性的来源,市场有多种解释。我们认为,从中期角度来看,中国经济中服务业占比提升可能是一个有益的观察角度。具体而言,服务业在中国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有三:一是,由于服务业的可贸易属性弱于制造业,服务业占比提升有助于抵御外贸冲击;二是,服务业对于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更强,可以起到“就业稳定器”的作用;三是,生产性服务业的生产率并不低,同时能够带动其他产业的效率提升,是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的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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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高质量发展要求和新一轮技术变革,迫切需要提升创新的质量和效率,有效发挥创新对经济转型升级的引领作用。因此,我们下一阶段的关键任务是在新形势下如何改善庞大的创新系统,为创新发展提供制度支撑。其中关键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数量与质量、推动前沿技术发展与成熟技术推广、培育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升级、企业技术创新与提升管理能力等关系。

陈昌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研究员

杨光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将更加依赖科技创新和资源的高效配置。一方面,要实现物尽其用、人尽其才,资本、土地、人才等生产要素使用效率持续提高;另一方面,要保持技术水平不断提升,使科技创新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只有如此,才能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增长,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发展。

赵坚

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城镇化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已经具备了市场规模、人才资源的基础,什么样的人口空间配置和城市空间结构才能适应第四次产业革命的要求,是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新产业革命正在推动发达经济体的人口向大都市区集聚,特别是向人口规模大的大都市区集聚,导致大都市区中心城市的人口密度不断提高。这是新产业革命进程中市场机制进行人力资源空间配置的结果。为抓住新产业革命的历史机遇,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应优化人口的空间结构,须废止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和用地规模的相关政策,提高我国最具发展潜力城市的竞争力,使特大城市为核心的大都市区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连平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

汪 伟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

阮刚铭

交通银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商业银行应在监管机构的指导下,进一步优化和完善自身的经营理念和政策、业务流程和机制,提高服务小微企业的效率和质量。而政府则应进一步加大资源投入,并引导和推动社会资源参与,完善和增强信用担保体系,扩大小微企业担保覆盖范围,以改善小微企业整体的信用状况,更好地发挥和增强商业银行服务小微企业的功能优势。

潘鸿雁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教授

普惠性托育点是承载普惠性托育服务的重要载体,它不仅包括“社区幼儿托管点”,还包括各种以社区为支点开办的托育机构,如依托原有的社区服务中心、社区福利院等开办的托育点、民办幼儿园延伸的托育点、社区家庭内的小型托儿所等,他们强调公益性、便捷性和广覆盖,突出低价格。目前上海普惠性托育点存在政府与家长对托育点的定位不一致、资金与人才欠缺、运营不规范等问题亟需解决。

岑树田

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

1978至2008年间,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达到 9.7%,中国成为自二战以来13个保持经济增长率达到或超过7%至少25年的经济体之一。中国的地方政府通过什么来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呢?是基础设施,即地方政府通过基础设施投资来驱动地区经济增长。可以把地方政府通过基础设施投资驱动地区经济增长的行为,称为“中国式基础设施干预”。考虑到土地与中国基础设施之间的强因果关系,我们能够形成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思路,即从“土地-基础设施-经济增长”的新逻辑中解释中国增长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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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宏观上看债务是个负担,是个窟窿,是个包袱,是个发展中的问题;但从微观角度看,债务有积极意义。 现在的GDP规模、资产规模、资本过剩程度、央行释放货币、债务规模、债券市场规模等都比过去大很多,中国与世界均是如此,现在的债券市场和债务工具的运用,与过去有很大不同。这种趋势下,与债务规模相比,债务体系的稳定运行、交易畅通才是政策部门更需要关注的重点。
稳就业仍是国内的头等大事。9月1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孟玮介绍,受中美经贸摩擦和经济下行压力等因素影响,我国就业结构性矛盾有所上升,部分行业招聘需求有所下降,稳就业面临一定压力。孟玮表示,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进一步完善应对举措,多管齐下稳定和扩大就业。
今年以来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已陆续落地显效。9月19日,财政部副部长许宏才表示,全年减税降费规模可能超过年初预计的2万亿元。企业受益的同时,财政收入增幅明显放缓,一些地方财政收支紧张。在这种情况下,更要加强预算绩效管理,把钱用在刀刃上。把低效无效资金省出来用于急需的领域,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中国内地上市企业业绩表现较为低迷。2019年上半年,中国大陆上市的3583家非金融企业利润同比减少2.5%。出现亏损或利润下滑的企业占46%,较上年恶化了10个百分点。除了汽车和零售等最终消费相关行业外,一直以来对经济构成支撑的房地产行业的利润增长率也出现放缓。下半年,中国经济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更为严峻,上市企业业绩预计难以取得较快复苏。
9月18日,美联储再次降息,以帮助维持创纪录的经济扩张,但暗示进一步下调借贷成本的门槛提高,引发美国总统特朗普迅速而尖锐的批评,反映了美国政府与美联储对美国经济前景的分歧。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指出,美国经济前景“良好”,称决定降息是为了“防范当前的风险”,包括全球经济增长疲弱和贸易紧张局势再度抬头。鲍威尔表示,围绕利率路径和经济前景“存在很多不确定性”。
美国货币市场利率罕见地在月中飙升,暗示银行系统遭遇俗称“美元荒”的流动性紧张。美联储9月18日再向美国银行系统注入750亿美元资金,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市场秩序。此前在银行间拆借市场出现流动性极度紧缺,一度推动美联储的指标利率自金融危机以来首次升越目标区间。这让人感觉到或证实了市场的部分疑虑,即美联储无法控制其目标政策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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