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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主要兴趣或研究领域为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转型和社会正义;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比较中央地方关系;中国政治。著有《大趋势:中国下一步》《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中国和新世界秩序》等

历史地看,在世界范围内,人类社会的整体道德会随着经济发展、个人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古人孟子的“有恒产者有恒心”和管子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等都是普遍而永恒的真理。

近代工业文明开始以来,人类道德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前道德的根源在于宗教,近代以来,国家也开始有能力通过经济社会发展和制度建设,来干预(增进或者阻碍)人类道德的产生和发展。工商业文明一个显著的特点在于“计算”(“推理”)之上的理性,因为通过理性才会在最大程度上获得财富。同时,经济发展和财富的积累为社会整体教育水平的普及和提高、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人均寿命的增加等提供了物质条件。

工商业文明的另一个特点,在于人们从农业文明之下的互不关联“个体劳动”脱离出来,走向了公共空间(市场、工厂、社区等)的互为关联的“集体劳动”,人们在公共空间交往和生活,公共空间的扩展也产生了对公共品的要求,同时也发展出公共道德规范。近代以来政府在社会经济各方面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主要是为了提供足够的公共品。随着公共(集体)空间的增加和公共品的供给,社会整体道德水平也随之提高;或者说,总体来说,社会整体上变得更加合乎道德了。

总体上说,这些经济增长和道德发展之间的关联,也发生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随着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过去由连续不断的社会政治运动(阶级斗争)和短缺经济所造成的总体不道德情况已经完全改观。大多数人已经过上了体面的生活或者小康生活,规模性的饿死、病死、累死现象大大减少,甚至消失。

尽管也有人怀念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准,但应当说那种道德仍然属于原始和朴素的道德状况,是农业文明的反映,甚至是特殊政治条件下形成的集体政治压力下的道德。随着工商业文明的到来以及政治环境的开放和多元化,农业社会的道德以及政治性道德变得不可持续,道德领域的巨变是必然的。

不过,随着社会整体道德环境的提升,个体道德不仅没有提升,反而出现了巨大的问题,处于下沉甚至解体过程之中。也就是说,整体社会的“趋善”环境,没有能够转化成为个体层面的道德提升。那种在很多发达社会所见到的理性、开放、进步、容忍、文明、平和、简单等行为方式并没有出现。很多人变得为了自己的一点点利益而不择手段。

有学者认为,今天的人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但实际上,在很多场合,人们并不精致,而是赤裸裸的利己主义。损人利已,为了达到目标可以不择手段,目标证明手段正确。在政治领域,人们一直把这种行为称之为“马基雅维利主义”。不过,“马基雅维里主义”指的是君主为了达到远大的目标(例如国家的统一),可以不惜一切手段。马基雅维里主义显然也适用于今天的个体。这种手段用过了头,结果便是损人不利已:自己做不了,也不让人家做;自己成功无望,也要阻止人家成功。道德的概念变得如此廉价,以至于一些人认为道德和人类社会发展已经不相关了。

朱启铭

博士,赣南师范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实施乡村振兴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两项重大战略,它们在县级这一行政单位和县域这一区域范围内具有明显的连续性和继起性特征。连续性是时序上的重叠关系和整体性,强调一致性,通过战略思想、战略安排和支持政策的一致性表现出来;继起性是时序上的错位关系以及相互作用关系,强调差异性,通过两大战略的时间安排、战略目标、战略地位和战略内容上的递进性表现出来。县级政府要充分认识和正确处理两大战略的关系。

付翠莲

温州大学法政学院教授

新乡贤回归某种程度上映射出当下乡村治理过程中治理主体单一、村民自治乏力、基层和民众的内在驱动力不足、乡村精神文明信仰体系日趋凋敝等错综复杂的现实问题,也是对中国传统村庄运行逻辑的一种批判性继承以及对乡村软治理主体需求、文化重建的一种有效回应。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结合中国各地乡村实际,遵循其蕴含在基层治理过程中软硬结合、权责分明的治理逻辑,是实现新乡贤推进乡村软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实现中国乡村“善治”的关键路径。

李华胤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治理有效的乡村治理体系在结构上强调“行政、自治、民主、服务”等多种功能的整合和均衡。乡村治理体系距离农村基层群众最近,既是治理的末梢,也是政权的末梢,更是服务的末梢。有效的乡村治理体系也将承担更多的功能,具体来说,主要包涵行政、自治、民主、服务等多种功能。但这些功能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构成了均衡关系。因此,新时代乡村善治体系也体现为一种均衡型治理,既要均衡自治与行政,也要均衡民主政治组织建设与公共服务。

唐世平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计算社会科学真正具有革命性的冲击力的领域是决策科学,它将给决策科学带来巨大且根本意义上的革命。更具体地说,计算社会科学完全有可能让人类的许多重大决策能够更加基于客观的大数据和计算机模拟,从而让传统的绝大部分依赖于专家的主观意见的决策变得更加科学,尽管专家意见仍将有其一席之地。

冯俏彬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教授

各级政府进一步落实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措施,对财政平衡与财政可持续问题应有长远考虑,实行多措并举。比如,在控制并减少政府支出的同时,深入推进政府机构和人员改革;全面实施绩效预算,向管理要效益;适当提高赤字率,扩大债务发行规模等。尤其应积极挖掘收入管理的潜力,通过重整政府收入体系,提高财政部门对整个政府财力的综合统筹能力,为财政可持续提供支持。

邵宇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陈达飞

东方证券宏观分析师

我国的汇率制度改革尚未完成,走向真正的浮动汇率制还需要持续推动改革,参考一篮子货币调节的定价方式要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央行要退出常态化的、直接的干预外汇市场的行为,转而使用间接调控工具进行干预;还要发展有深度和广度的人民币离岸市场,解决境内外外汇市场发展不一致的问题,这又与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紧密相连。

吉姆·奥尼尔

高盛资产管理公司前主席、英国前财政部长,现为英国查塔姆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主席

在日本大阪于上个月召开G20峰会后,我不禁要问,这次会议是否失去了它的意义。此次峰会所产生的唯一重要进展,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场外所达成的协议,即中美贸易战再度“休战”。尽管G20十分擅长发布宏大的公报,承认全球挑战的存在,但事实证明,它完全没有能力为这些挑战提出任何解决方案。世界真正需要的是由美国、日本、欧盟和金砖四国组成、更有代表性的G7。

洪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重要战略机遇期与重大风险期两种状态并存,光明前景与严峻挑战两种趋势同在,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显著特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世界经济重心与政治博弈中心由大西洋向太平洋—印度洋转移,在由西方向东方的转变过程中也引发了一系列矛盾与摩擦,中国同时面临来自外部和内部的挑战。

黄奇帆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重庆市原市长、复旦大学特聘讲座教授

过去十几年的状态,不管是沿海发达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不管是大城市、中城市,还是小城市、区县城市,总之是全面开发,四面开花到处都是房地产,是个全民造房运动的时代。从现在开始,往后的十几年,房地产不会出现四面开花,东西南北中全面发热的状态,但是房地产还会有三个热点,一个是中心城市。第二个是大都市圈,第三个热点地区是城市群。

尤里·达杜什

比利时布勒哲尔国际经济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摩洛哥新南方政策中心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翻译:曾辉

2019年5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关税从10%上调至25%;6月6日,他甚至威胁说,要至少再对另外3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作为回击,中国对价值6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关税。相比美国的关税,中国的反制措施相对温和。在研究中美贸易争端中,笔者发现了三个有趣的问题,更确切地说是与欧盟相关的问题:中美贸易争端对欧洲经济有何影响?中美贸易争端对多边贸易体制的影响有哪些?欧盟应该如何调整对中国和美国的地缘政治立场?

车宁

中国农业银行网络金融部高级经理,北京市网络法学研究会理事

面临Libra咄咄“逼宫”之势,在国内企业士气可用的情况下,监管机构应将我国自己的数字货币研发引导至快车道,同时以前期ICO监管为鉴,在类似监管沙盒的完整风控体系下,设置必要的准入门槛,鼓励对于区块链技术有真实研发投入和成果产出的机构,特别是在数字货币支付和与金融机构合作方面积累有丰富经验的机构率先开展试点。另一方面是要为实践营造必要的支持环境。

董登新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教授

退市制度改革7年来,成效却并不明显。在2012年退市制度改革前的五年间(2008——2012年)居然没有一家A股公司被强制退市,而且在新退市制度实施的近7年间(2013——2019年),仅有16家A股公司被强制退市,年均2家,远不及2001—2007年间年均6家A股公司被强制退市的水平。很显然,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而科创板横空出世,并首推IPO注册制。这导致A股游戏规则出现了重大改革与变化。

沈建光

京东金融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科创板代表了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的未来,在引领制度创新方面任重道远。科创板能否成为中国优质科技企业的“筛选器”和“助推器”,真正实现优胜劣汰,让好企业可以融资上市,坏企业有畅通的退市机制,将是科创板成功与否重要的重要标志。一个成熟的资本市场,上市和退市同样关键,因而建立良好的淘汰机制,退市率将是衡量科创板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而合理分配金融资源,严格执行退市制度尤为关键。

叶兴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程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于晓华

吉林农业大学教授

在城市化率接近和超过70%以后,德国应对乡村衰落的主要做法是,以产业的“逆城市化”增加乡村就业机会,以“村庄更新”改善乡村人居环境、提升乡村生活品质,以欧盟“引领项目”促进乡村地区综合发展,以创新发展推动乡村“再振兴”。德国的经验表明,均衡的城市化和生产力布局更有利于城乡互动、促进乡村地区发展,土地整治是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平台和切入点,不同发展阶段乡村衰落的内在逻辑不同、促进乡村振兴的策略也必须相应调整,促进乡村振兴有必要营造社会氛围、集聚人气。

蔡拓

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教授

李林

中国政 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全球学博士研究生

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已经是全球化进程中最重要的成员之一,历史把中国推向全球化与全球治理舞台的中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再次成为时代之问。四十年的中国全球化外交实践已经在经验层面上积累了丰富的外交知识,需要在理论层面上加以总结、提炼,构建当代中国的全球化外交理论,使中国外交更好地为现代化建设服务。尤其在全球化发展遇到低潮、国内改革面临瓶颈的当下,客观上要求中国审慎思考、大胆行动,处理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

韦森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实际上是不同的社会观念在不同文明、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制度的起源和变迁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早在两三千年前的古希伯来、古希腊、古罗马社会就产生了私有财产的观念,有了土地财产的继承法。在西方社会私有财产制度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但是在传统中国社会中,两三千年来就一直没有真正形成刚性的私有财产制度,这与数千年来在中国社会中演化产生的传统社会观念有关。未来中国要沿着自己现代化的道路建立起一个法治化的市场经济国家,从根本上来说还在于逐渐改变社会观念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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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全国撤县设区已达100多个,90%集中在最近几年,大多集中在东南沿海,多个城市已成为“无县市”。预计撤县设区的趋势将持续到2030年,新增6000万城镇人口。不过,强大的县域经济是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撑,和谐的县域社会也是中国社会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振兴也需要有繁荣的县域经济建立城乡之间的连结。因此,撤县设区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城镇化路径。
从开市首日表现来看,科创板可谓火爆异常。截至收盘,25家公司首日平均涨幅约140%、平均换手率约77%、成交额合计逾480亿元,更是创造了逾百位亿万富翁。但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带动A股同时走牛,国内主要股指跌幅都超过了1%。从长期来看,科创板的示范效应还有待于进一步发挥。
在当前经济仍然面临下行压力的背景下,确保2万亿减税降费政策切实落地,是下半年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方面。但财政减收势必会对预算安排的支出造成一定影响,部分支出可能被压减,部分支出可能要延后。加上地方经济转型升级、减量发展等,都会影响地方财政收入增长,未来可能有更多省市会调低预算目标。
包括华尔街日报、CNBC等美国主流媒体预测称,从美元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撤出的国际资金正在强劲的流入中国市场。世界经济驱动因素中最重要的三个变量中,美欧经济增长动力趋弱,而中国仍将是稳定全球增长的关键因素,换句话说,现在的全球经济仍为比差逻辑,比差逻辑下中国占优,资本回流利好中国。
虽然上周央行公开市场累计实现净投放4715亿元,可银行间市场资金价格并未随之回落。资金利率已从历史低位极短时间内攀升至历史高位区间,后续来看资金利率继续上行可能性很小,预计价格将逐渐回落。大量的公开市场到期资金必然会对市场流动性造成一定冲击,市场也关注央行将如何操作。
消息人士表示,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将主持一项会议,与半导体和软件企业高管讨论美国禁止本国企业向华为销售产品的问题,美国财长姆努钦也将出席这次会议。但华为创始人兼总裁任正非近日强调华为不需要依赖美国公司生存。他表示,特朗普希望将华为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但中国似乎不会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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