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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保罗·T.哈特

荷兰乌得勒支大学政府学院公共行政教授

阿里阿德涅·弗罗门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政治社会学教授

编译:肖君拥

国际关系学院法律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理事,研究方向:宪政人权理论

乌特勒支大学,荷兰最古老大学之一,也是欧洲规模最大的大学之一。乌特勒支大学坐落在荷兰乌特勒支市,创办于1636年3月26日。乌特勒支大学是荷兰综合实力最强的大学,也是欧洲最好的研究型大学之一。乌特勒支大学一直以强大的研究实力,高质量的教育水准,和良好的学术声誉而享誉欧洲。

悉尼大学,是一所坐落于澳大利亚第一大城市悉尼的世界顶尖研究型学府,始建于1850年,为大洋洲第一所大学。悉尼大学是澳大利亚六所砂岩学府(Sandstone Universities)之一,也是澳大利亚八大名校(Group of Eight)的核心盟校成员,国际著名研究型大学联盟组织环太平洋大学联盟(APRU)、亚太国际贸易教育暨研究联盟(PACIBER)的成员大学之一。根据澳洲政府官方整理的资料,1/3的澳洲诺奖得主为悉尼大学校友。

“智库”容纳着一系列异质性的含义。经典的、实证主义的观念与后实证主义甚至后现代的观念对“智库”的理解各有不同。古德曼(Goodman)是经典学派的代表人物,他视智库为“思想工厂”,认为智库就是“对具体问题进行研究,鼓励人们发现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并促进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在追求这些目标的过程中彼此互动的组织”。换言之,智库就是由研究驱动的实体在应用知识生产活动的最前沿进行操作。政策导向的智库“明确地关注政府的政策,并且通常以改进这些政策或打造可行的替代品为其目的”。①里奇(Rich)强调智库的政治本质,认为智库的主要目的是在政策过程之中产生影响,智库是“独立的、无利益诉求的非营利性组织,其产品是专业知识和思想,也主要依靠这些来获取支持并影响政策制定过程”。②其他学者,如斯通(Stone)强调,智库也从事一些远远超出这种传统图景的事情。通过引用基欧汉和奈(Keohane and Nye)的论述,她认为,“智库”是一个非正式的“品牌名称”,它能够为组织提供可靠的“编辑及验证信息”。③换句话说,它们是“信任关系当中的第三方审查者”,研究(思想的自主生产)不再是核心业务的一部分;它是关于“编辑”和“验证”信息的工作。就知识在政治事务和公共政策当中所扮演的角色而言,后现代主义强调知识所同有的可质疑性,以特别的、可质疑的方式“构建”政策问题的重要性,并共享特定政策叙述的“话语联盟”。④

对于智库是什么或者应当是什么,完全接受某一个特定的定义既不可能也不可取。斯通和德纳姆对智库传统所进行的全球性调查就显示了这一点,该调查结论突出了国家机构的重要性以及组织和处理“政策知识”的轨迹。⑤鉴于此,采用一个临时性定义,例如“政策导向的知识密集型思想生产者和处理者”,也许更加有效。在此基础上,我们就可以辨别出一些智库种类,并且凭借经验确定它们在所有政治组织或者政策领域的角色定位和重要性。其中最普遍的是下述的一些智库种类:⑥

·学术性智库(academic think tanks):这是大学或其他中立型组织(捐赠导向型)机构,它们主要致力于开展和传播科学研究,并在公共政策探讨方面作出贡献。澳大利亚的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2003年成立)就是一个以捐赠为导向的独立性智库,它专注于研究贸易和外交政策方面长期性、战略性的问题。

·政府智库(government think tanks):这类智库是内设的研究与战略部门,或者是由政府全额资助但又保持自治的政策研究机构。大多数政府都设有这种实体,它们相对而言资源充沛,并有稳定的财务预算,这往往是其他类型的智库所不具备的。这种优越条件的代价是承担非真正独立的研究任务(因此它们并不倾向于解决可能与现政府产生争议的问题)。实践中,政府智库在事实上的独立性以及法律地位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以澳大利亚为例,这类智库包括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健康与福利研究所、家庭研究所以及生产力委员会。在开展研究方面,它们都享有较高程度的自主权。其研究报告被视为对知识和政策制定作出的贡献,但同时在设置战略性优先事项和年度工作计划方面,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府的影响。

厉以宁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教授、中国经济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著名经济学家

你要进入中高速增长率的常态,除了要改进弹性指标,用预测值代替目标值,还应当注意改革要配套。因为新常态是配套改革的综合成果。当前这么多的改革当中,最重要的改革是哪几个改革呢?

黄延信

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副司长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关键是要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探索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在明晰产权归属的基础上,完善集体资产权能,激活农村各类生产要素潜能,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集体经济运营新机制。

凯末尔•德尔维什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副会长、全球经济与发展中心主任,前土耳其财长、世界银行副行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

世界领导人必须利用油价下跌之机突破碳定价的间接现状,实现有助于让世界走向更加可持续的增长路径的直接碳税——通过碳排物质的价格实现。关键是,为了产生真正的影响,碳定价机制必须在所有经济体同时实施。

沙希·塔鲁尔

前联合国副秘书长、印度外交部高官、印度国会议员

本月,印度议会朝一项重大决定迈出了第一步:与孟加拉国就一项可以追溯到1947年分裂时期的边境纠纷达成和解。关于该地区的协议将进一步改善已经回暖的双边关系,也将巩固孟加拉国的地区地位。

迈克尔·雅各布

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客座教授、伦敦经济学院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客座教授

这是一个所有人都想要,但没有人会很喜欢的协议。今年的秘鲁利马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在星期日上午早些时候、超过预期日程24个多小时、经历了最后几天的激烈争论后终于结束了。

Raghunath A. Mashelkar

印度科学和工业研究理事会理事长、印度国家创新基金会主席

Anu Madgavkar

麦肯锡全球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讽刺之处,印度为世界最大公司提供了大量最棘手的信息技术问题的解决方案,但它自己并没有从技术进步中获得多少好处。对印度人民来说,幸运的是总理莫迪要改变这一幕了。

杰弗里•弗兰克尔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曾任比尔·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

大宗商品的真实价格在下跌。最普遍的解释是全球经济减速导致对能源、矿产和农产品需求下降。直觉似乎告诉我们,当美联储“印钱”时,资金流入大宗商品和其他领域,推高它们的价格——因此,当利率升高时,价格就下跌。但是,其中的因果关系到底在哪里?

中国安邦集团研究总部

综合考虑,在俄罗斯处于危急时刻的现在,中国应当考虑以某种方式施以援手,以防止俄罗斯彻底崩溃,维护中国的发展利益。但中国也需要把握时机和力度,避免付出代价过高,毕竟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还是来自于内部。

谢尔盖•古里埃夫

巴黎政治大学经济学教授、曾担任俄罗斯新经济学院院长

翻译:何黎

周二(12月16日)下午,1卢布的价值是1分欧元,比周一早上低了约30%。俄罗斯股价也遭受类似幅度的重挫。近几周来,随着油价走低,卢布和股价一直在下跌。然而,本周油价稳定在每桶约60美元。

张卫华

能源行业研究者

如何通过行业全方位改革来促进天然气利用,是一个广受关注的课题。其中价格改革是最敏感、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环节。尤其是居民天然气价格改革,因涉及千家万户,向来是价格改革的难点所在。但居民用气价格又是天然气价格改革必须迈过的一道坎。

雅诺什·科尔奈

曾任匈牙利科学院计算中心部主任、世界计量学会理事和会长、联合国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席,对中国八十年代改革亦有重要影响

翻译:颜超凡

谁能对未来有十足把握?不排除中国领导层有可能实施矫正措施以疏解压力,就好比锅炉徐徐放掉蒸汽。实际工资将予以提高,福利国家的要件会一个接一个安装起来,档次至少与中国的发展相称,增长阻滞效应也会得到冷静承认。

赵瑞琦

察哈尔学会研究员、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教育部全国高校网络培训中心特聘教授

如果说西方国家以“孔子学院是中国政府的平台,限制讨论中国政府认定有争议的话题”、“传授意识形态,意图影响各国对中国的评价”及“招聘标准不符合西方大学的要求”等理由阻碍和掣肘孔子学院运行的话,那么,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中国的邻居,印度民众舆论和政府决策语境如何,经历了怎样的转变?

叶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欧盟法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继2011年中美决定启动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之后,中欧领导人在2012年4月中欧峰会上决定就促进双边投资进行研究,并于同年夏天启动了中欧投资联合工作小组,探讨深化投资合作事项,其中包括考虑不包括贸易的单独的投资协定。2014年1月21日,中国与欧盟正式开启首轮投资协定的谈判。

许吟隆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适应气候变化科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

陈军吉

中外对话特约撰稿人、曾任《南方周末》记者、搜狐中心高级编辑

中国农业自身的特性决定了它在面对气候变化时的脆弱性,中国应该积极主动地适应气候变化,避免延误适应最佳时机而支付过高的代价。

维克拉姆•尼赫鲁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亚洲项目资深研究员,他是发展经济学、增长问题、减轻贫困、债务可持续性、治理机制、东亚国家绩效和前景等问题的专家,研究集中于亚洲的经济、政治和战略问题,尤其是东南亚问题

唐韵

卡内基亚洲项目初级研究员

在印度尼西亚、缅甸和泰国的精英集团及其他利益集团的压力下,东南亚的民主状况似乎正在倒退。这种挫折应当被视为暂时现象。从长远来看,强大的民主力量不会被阻挡。事实上,现有迹象表明人们有理由对该地区民主进程的前景保持乐观。

马淑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办公室副主任、研究员

日本海外电力开发模式与时俱进。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每个时期开发的目标和地区明确,参与开发的主体和组织模式随着目标的变化而调整,经过长时间的实践探索,理顺内外部关系,形成了日本独特的海外电力开发模式,建立了政府援助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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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头条 Headlines
土地征收中可界定为“公共利益”的五种情形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在财新网刊文谈到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制度改革时表示,要严格界定公益性和经营性建设用地,逐步回归到宪法规定的“国家为公共利益需要”才动用征地权这一基本原则。参照国际经验,可将“公共利益”界定为五种情形:(1)国防和外交的需要;(2)由政府组织实施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的需要;(3)由政府组织实施的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环境和资源保护、防灾减灾、文物保护、社会福利、市政公用等公共事业的需要;(4)由政府组织实施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需要;(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公共利益的需要。对难以界定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的征地,可以考虑采用听证的方式解决。
增加促进创新的制度供给
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王钦敏在财新峰会上表示,新常态下的新改革,要进一步增加促进创新的制度供给。在政策导向上要进一步优化经济结构和产业生态;在政策支持上要进一步支撑实体经济和科技型小微企业创新发展。具体而言,一是要构建以税收减免等普惠性政策为主的支持方式,加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等政策落实力度。二是建立健全政府引导资金、种子基金、创业投资基金、科技小额贷款公司、金融租赁、融资担保、银行等多元化多层次的科技创新投融资体系,推动民间资本进入科技创新领域。三是要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建立有企业和行业商会介入的市场化科技成果评估体系。四是要加快培育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出口高铁要求提高中国软实力
西南交通大学高铁战略研究中心主任高柏撰文指出,出口高铁意味着出口产业标准、知识产权、人力资本,甚至是整个铁路管理体制。因此,它对中国的软实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里的软实力是指对进口国各方面国情的认知、对国际市场信息的搜集和处理、制定适合国际市场实际情况的市场进入策略、国内出口高铁各有关行动主体之间的协调、向买方提供全面的售后服务等等。它不仅是中国高铁走向世界提出的要求,也是中国崛起的重要前提条件。因此,我们必须积极开展对出口对象国的国际研究,并动员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领域为此提供智力支援。
国家治理体系的层级结构优化路径
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桑玉成在一篇论文中提出,应减少行政层级,由省直管县,减少中间环节的信息流失和监督困难问题,并将中央专管事务、地方专管事务、中央地方共管事务做一区分,专管事务由特定主体负责,中央事务由中央垂直管理,地方事务由地方政府管理,中央可以进行监督或协作,共管事务也应将权责分配制度化。各层级的职责界定清楚后,都需要根据制度来运行,不能随意越权,即使各方职责需要调整,也应按照一定程序进行,减少主观化和随意化的倾向。
中国社会被分裂为四个世界
清华大学教授李强在一篇文章中表示,我国社会结构可以区分为“城市—农村”、“中小城市—超大城市”四个世界。根据2010人口普查数据,我国社会结构整体上明显呈“倒‘丁’字型”,底层比例非常大,中层比例增长缓慢。农村地区是典型的“倒‘丁’字型”社会结构,底层占绝大多数。但城市地区趋向于以中产阶层为主的现代社会结构。在城市中,中小城市仍是“倒‘丁’字型”结构;大型城市有更大比例的中层群体,社会分层结构较为现代;超大城市已经接近于“橄榄型”,底层的比例明显缩小,而中上层的比例显著扩大。这是因为中小城市城镇化水平低,有大量的农村人口,使得整体上中小城市体现出底层比例较大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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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内地与香港CEPA关于内地在广东与香港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协议周四(18日)签署,这是首次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方式签署的自由贸易协议,将给予香港最惠待遇以协议的方式进一步明确下来,即今后内地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中,优于CEPA的开放措施均将适用于香港。
“2014两岸企业家台北峰会”16日举行闭幕式,会中签署31个产业合作协议和意向书,并提出9点倡议,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在上海自贸区建设“台湾商品中心”,预计明年二季度开张。峰会也将推动在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和河南等地搭建两岸中小企业商贸平台,为台湾中小企业拓展大陆市场提供平台,利用电子商务,特别是在物流、支付等方面作好衔接和安排。
据了解决策情况的中国官员和专家透露,在持续数年允许人民币近乎不间断地上涨之后,中国越来越愿意让人民币温和贬值,同时希望增强人民币汇率的弹性。截至17日,人民币兑美元今年累计下跌2.3%。但官员以及央行顾问称,央行不太可能允许人民币兑美元的跌幅超过3%。人民币大幅贬值可能导致资金流出,而此时中国恰恰需要资金来促进经济增长。
“11超日债”终于还是没有打破刚性兑付。12月17日晚间,ST超日发布公告称,公司将以2014年12月22日作为还本付息日,对每手“11超日债”面值1000元派发本息合计1116.40元,其中甚至包含了欠息引发的复利和罚息。据调查,兜底超日债的资本,其共同的性质是“国家队”,“11超日债”最后完美兑付还是国家队在救火。这对信用债市场的正常化不利。
三农领域的融资难题始终是决策层关注的重点议题。不过在当前的经济下行周期,部分地区涉农贷款不良率出现急升。以辽宁省为例,业内人士透露,今年前11个月,该省60多家农信社总规模约为600亿元的农户贷款中,250亿元为不良贷款,不良率逾40%。另据一位商业银行工作人员透露,在西部某些地区,涉农贷款接近100%逾期。
央企高管限薪政策进入实质性落实阶段。日前,国资委主任张毅在一次会议上表示,薪改的重点对象是中央和国资委管理的领导班子成员。参与薪改方案制订的一位人士透露,“改革后,多数央企负责人薪酬将会有所降低,总体上会下降30%左右,尤其是那些垄断性央企负责人的薪酬将会大幅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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