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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阿萨尔·林德贝克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教授、著名经济学家、1980至1994年担任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主席

翻译:余江

国际经济研究院(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tudies, IIES)设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是欧洲顶尖的经济研究所,尤其以对诺贝尔经济学奖评选的影响力著称。

外国观察家们为什么会关心瑞典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对此问题的最佳回答或许在于:瑞典的制度和政策一直非常具有实验性质,而且其中某些实验或许能给别的发达国家提供参考,因此不能仅把瑞典视为欧洲边缘的一个小国,它是个“原尺寸”的巨型经济和社会实验室。

在“二战”之后的最初几十年,瑞典既能取得相对较高的GDP增速,同时又能实现充分就业、可靠的经济安全和极为平均的收入分配。这样的综合成就正是外国观察家们对该国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及政策感兴趣的一个原因:它到底是如何实现的?另外,瑞典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后来又为什么恶化,例如,经济增长率从1970年左右开始,收入分配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以及充分就业和经济安全自1990年代早期以来为何都恶化了?

上述形势恶化仅仅是不幸的外来冲击和“不必要”的政策失误的结果?还是瑞典的经济和社会体制在1960年代后期和1970年代早期的根本变化所致?政府支出、税收和管制在当时已开始急剧膨胀。像充分就业这样的社会成就从长期来看是否不可持续,至少瑞典采用的办法不能保证其持续?显然,1960年代到1970年代所确立的制度和政策很容易受到国内外事件的冲击,包括永远不能完全避免的政策失误。另一个更具争议性的观点是:瑞典模式自身的长期演变发展中早已潜伏了各类经济、政治和社会机制问题。本文将指出,以上各种解释都值得借鉴。

与经济效率和增长有关的问题引发了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制度改革。宏观经济政策体制也在1990年前后进行调整,以降低瑞典经济的通货膨胀倾向,并摆脱自1970年代中期以来成为瑞典经济重要特征的货币贬值循环。但是,这些改革也带来了新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当然其中某些是属于新旧体制转轨的问题,而非瑞典社会新出现的持久特征。

在对瑞典自“二战”之后的经济与社会实验下结论之前,有必要就该国制度结构的某些特征进行梳理,这是本文第一部分的内容。在此背景下,作者将重点讨论四个方面的问题:经济安全和收入分配(第二部分),经济增长(第三部分),经济效率(第四部分),以及宏观经济波动和失业(第五部分)。结论部分是探讨瑞典实验是否被逐渐放弃,如果放弃,其原因何在(第六部分)。

一、制度背景

1.概述

陈功

安邦集团创始人、首席研究员

金钱在中国,重要的是拥有,而无人在意你怎样拥有!这样的社会几乎可以说是拜金主义走向极致的社会。问题在于,能否和如何改变这一现象?中国有可能从粗野和原始走向理性和文明吗?

亨利·保尔森

芝加哥大学保尔森基金会主席,2006年7月至2009年1月期间担任美国财长

经济发展并不一定要以牺牲清洁和健康的环境为代价,中国必须找到新的、更多的增加能源效率和清洁能源的技术。我认为这是中国和美国可以通过互补的方式进行合作的领域。

王利明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法学院教授

推行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对市场主体,是“法无禁止即可为”;而对政府,则是“法无授权不可为”。这就是说,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和职权法定原则要相结合,这两项原则正是我们所说的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的内容。

朱鸿斌

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司法室副主任、长期从事立法和监督相关工作,曾任斯坦福大学公共政策访问学者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基础和前提,对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大意义。

亨利·阿尔弗雷德·基辛格

美国著名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美国前国务卿

傅莹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

我理解中国现在所处的困境。领导人不希望和美国发生冲突。但在遭遇挑衅的时候,他们又需要作出反应。美国同样也处在困境之中。很多人甚至不知道那些争议岛屿到底在哪里。由于网络和媒体的影响,领导人都会受到国内压力的影响。

姚匡乙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智库理事会理事、中国前驻土耳其大使

近年来,中国积极参与中东热点问题调解,发挥日益重要的建设性作用。中国应对中东热点问题的思路由总体超脱、有所作为逐步向积极进取、加强谋划、参与治理、拓展影响转变,并确立了应对中东热点问题的目标、方针和机制,初步形成了具有自己特点的中东热点问题外交。

王喜文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心信息部主任、九三学社中央科技委员会特邀委员,研究方向:信息安全、互联网技术、软件服务业、电动汽车、物联网与智慧城市、高端制造业

中国推进产业升级最常见的问题是急功近利,其实质是:不系统考虑问题,盲目推进创新点,无法形成真正优势,造成资源浪费。我们应仔细研究发达国家发展先进制造业的战略,包括《美国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德国工业4.0战略》等资料,梳理出代表先进制造业发展方向的关键词,结合我国国情,定义出我们未来制造业的发展方向。

张茉楠

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会员,主要从事国际金融与国际资本流动、行为金融、经济管理工程、创业型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等领域研究

围绕着亚太自贸区(FTAAP)建设及其路线图即将浮出水面,FTAAP选择什么样的实现路径将决定着亚太经贸格局的未来走向。

申曙光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

孟醒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金融专业博士生

以社会养老保险改革的目标为切入点,针对“名义账户制”与部分积累制的作用与优劣势进行对比分析,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现阶段及未来的实际国情,明确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模式的改革方向应是在现行部分积累制的基础上进行参数优化与改革,而不是完全效仿欧洲国家采取“名义账户制”。

刁大明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奥巴马两次竞选所承诺的议程,倘若国会共和党人不放行,他也会通过总统行政令的方式强行上马。如此一来,共和党传统稳健派和茶党极端派之间的分歧将扩大。

盛洪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当反腐风暴刮倒周永康以后,我们更明确地知道,所谓“腐败”肯定不是个别人的道德问题,反腐也不能只靠“反腐”手段就能取得最后胜利。我们所说的“腐败”其实并不仅仅是腐败,这个大家都懂得。这不仅是指制度缺陷会导致腐败,而且是指腐败会带来制度性破坏,还是指腐败的一个重要形式就是扭曲制度。

林建海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秘书长

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读书不止能提高自身工作、学术水平,更能修身养性、提高内涵。在整个社会形成良好氛围,也许短期见不到所谓的经济效益,但我相信,坚持下去,一定会对提高劳动力素质与水平,进一步推动生产力起到不可忽视的影响。

李以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欧盟法研究室

在德国政府资产的民营化主要是指政府资产经营方式的民营化,也即将政府所属企业的组织形式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而非政府资产的私有化。

薛瑾

丹麦奥尔堡大学城市规划系助理教授、著有《经济增长和可持续的住房:不稳定的关系》一书

中国不应该盲目地把城镇化作为一个刺激经济增长的办法来强调,而是应该问一问“能增长多久”、“增长让谁受益”以及“增长的目的何在”这些问题。

贾康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

现实生活中有很多因素逼迫我们必须考虑“京津冀一体化”,以及把首都部分原有的城市功能向周边地区转移。说到规划,主体是政府。在我们承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作用的同时,市场并不是决定一切——政府要做好自己的事情,比如要维持社会公平正义,也包括要牵头设计好、实施好城市规划。

温信祥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11月1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十条措施(以下简称新十条)解决融资难、融资贵,其中第一条措施为新提法:增加存贷比指标弹性,改进合意贷款管理,完善小微企业不良贷款核销税前列支等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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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头条 Headlines
制定制度的前提是假定存在坏人
著名经济学家樊纲教授在《经济制度与经济生活》一文中表示,制度的作用就是尽可能明确地界定不同个人之间的利益边界(产权),规范人们的行为,尽可能减少一些人损害另一些人利益的事情。好的制度扬善惩恶,其基本前提是假定存在“坏人”。不一定假定大家都是坏人,但是只要有一个坏人存在,就要有制度存在,否则这个坏人做了坏事不能受到惩罚,下一个人就会学着也去做坏事。苏联版本的政治经济学,假定一搞公有制计划经济,大家就都以全民利益为目标而努力工作,并且按此逻辑设计了制度,结果是人们越来越懒,经济越来越没有活力,贪污腐败越来越严重,最后走向灭亡。假定存在坏人,是为了保护好人。
法治政府应追求法治“生辉”
在第三届“中国法治政府奖”评选活动中,中国政法大学党委书记石亚军提出,法治政府建设目标不在法治生威而在法治生辉。不仅要讲中国的法治故事,更本质的是要讲法治的中国故事。按照这个思路,法治政府至少应该具有六个定义:阳光政府、回应政府、公信政府、创新政府、善治政府、责任政府。石亚军说,改革越往深处走,越发现改革有很多暗处、盲处、细处,我们需要挑明暗处,填补盲处,做实细处,需要专家、学者对中国政府职能转变和法治政府建设进行合二为一的整体思考,按照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部署,从顶层设计、整体筹划、协同推进、统筹部署的角度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如何用手市场之手与政府之手
如何用好市场的“无形之手”和政府的“有形之手”,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建议,一是各就其位,各得其所,各发所长。市场之手在资源配置、有效竞争、激励创新、以价格杠杆调节供需方面具有极强作用,但也必须管住市场的掠夺之手。政府之手在组织有效市场、纠正市场失灵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政府也存在过度干预市场,获取或掠夺经济利益的冲动。必须要让这两只手在应该发挥作用领域扬其所长,在不应涉足的领域避其所短。二是以透明公开的秩序监督“有形之手”,保障“无形之手”。对两只“手”都需要以公开透明的秩序管理进行监督,即以制度的手段约束两只手。
切实推进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张链瑰在《澎湃》网刊文表示,朝鲜核威胁不再是理论上的推测,而是一种现实。文章分析,2006年10月朝鲜进行第一次核试验以前,许多人都误认为朝鲜搞核武器不是真的,而是在打“核牌”,目的是抬高谈判筹码。之后核试验使许多人认清了朝鲜核战略的真实性,但机会主义倾向开始影响有关国家政策。有关国家虽认识到半岛无核化处于失败的边缘,但仍在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推进半岛无核化进程等问题上争论不休,致使局势日趋复杂。文章认为,有关各方需要做两件事:一是用更清晰的语言告诉朝鲜,国际社会和有关大国对维护朝鲜半岛无核化有坚强的决心,二是有关国家应通过有效的合作切实推动半岛无核化进程,以显示其行为能力。
黑龙江建议:增值税归中央 适度赋予地方税权
黑龙江财政厅课题组建议财税体制改革的主要思路为,以中央上收事权与下放财力为主线,按“外部性、复杂性、激励相容性”三原则,将没有行政体制障碍,只需从技术层面进行调整的支出责任上收,比如大江大河治理、全流域国土整治、全国性生态环保项目等。其次,对需要通过行政体制改革重新定位和调整的支出责任,事关全国外部性、市场要素自由流动和社会公平正义方面的支出责任上收。如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的职能和机构、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等。最后,可对改革阻力大、操作难度高的事权逐步上收中央。报告建议在将增值税改为中央收入,在零售环节开征销售税、车辆购置税作为地方税种。建立房地产税制度,资源税从价计征;适度赋予地方税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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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办、国办20日印发了《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意见》要求,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实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引导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坚持家庭经营的基础性地位,积极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中国社科院近日发布的《“十二五”中期中国省域环境竞争力发展报告》显示,京津冀环境竞争力下降。报告显示,2012年,河北省环境竞争力为全国第12位,比上一年下降了9位。北京位居全国第14位,下降了5位,北京和河北在全国的位次由上一年的上游区下降到中游区。同期天津的位次不变,但是位居全国第23位。
国家卫计委近日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4》指出,到去年末,全国流动人口达2.45亿人,超过总人口的1/6;2000年-2012年,京津冀都市圈人口增加1591.79万人,年均增132.58万人,增速明显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报告还指出,2.45亿流动人口向特大城市人口聚集态势在加强,这将对新型城镇化限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目标提出挑战。
面对稀土WTO诉讼败局和部分稀土产品出口关税面临取消的现状,国家对稀土调控和整合力度再次收紧,一方面加紧扶持大集团提高资源的集中度,另一方面将大幅调高资源税以遏制稀土大量出口。消息人士表示,国家有关部门正在酝酿将稀土资源税计征方式由原先的“从量计征”转变为“从价计征”。根据目前尚未确定的方案,稀土资源税税负将大幅提高。
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将于2015年年初开始实施。从知悉情况的央企人士称,央企负责人基本年薪将按照上年度央企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的2倍确定;绩效年薪根据考核结果,不超过央企负责人基本年薪的2倍;任期激励则不超过央企负责人任期内年薪总水平的30%。此外,对于年度或任期考核评价不合格的央企负责人,将不得领取绩效年薪和任期激励收入。
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央行定向释放流动性的行动依然在继续。不过,效果并不如预期。对此,有业内人士表示,对不良贷款的恐慌情绪正在商业银行中蔓延。现在是即便央行继续使用各种工具向商业银行投放流动性,他们根本不敢向一般企业投放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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