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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高柏

西南交大中国高铁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美国杜克大学教授,研究领域:经济社会学、比较历史社会学、组织理论、比较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

西南交通大学(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位于素有“天府之国”美誉的历史文化名城、国家中心城市——成都,是教育部直属,由教育部、中国铁路总公司(原铁道部) 、四川省和成都市共建的全国重点大学,是国家首批“211工程”“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111计划”“2011计划” “卓越计划”及设有研究生院的重点建设大学,是“中法4+4”和“中欧精英大学联盟”主要成员,是“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及国家“援藏计划”培养院校。

历史的进程在过去两年间仿佛突然换档,把这个世界带进一个重大事件的多发期,许多之前难以想象的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ISIS的兴起、欧洲频发的恐怖袭击、难民危机的挑战、欧洲选举中右翼政党引人注目的表现、乌克兰危机、英国“脱欧”、特朗普以反主流的政见主张当选为美国总统、日本执政联盟以多数优势在修改宪法这一议题上获胜、南海的紧张局势、许多国家的民族主义抬头,这一系列事件以前所未有的密度带给我们一个接一个的冲击和震撼。

我们或许已经处于全球化钟摆运动的转折点,全球公共政策的主要议题正在从强调释放市场力量的新自由主义范式向主张社会保护转变;全球化在近期发生的顿挫还伴随着另一个新动向:发达国家公众长期以来对战后由美国主导的威尔逊自由主义国际秩序(Wilsonian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的支持,正在被日益增长的孤立主义倾向取代。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和解释正在发生的一切?这是否意味着全球化正在发生逆转?

全球化逆转的机制

本文将首先建立一个分析框架。这个框架以卡尔·波兰尼、杰奥瓦尼·阿瑞基和哈罗德·詹姆斯三位学者的洞见为基础。它包括波兰尼提出的全球化在释放市场力量和保护社会这两极之间进行钟摆运动的观点;阿瑞基关于从贸易与生产的扩张到财政与金融的扩张的全球化周期是世界霸权秩序兴衰的驱动力的讨论;以及詹姆斯的观点——管理全球化的制度本身的缺陷导致反自由贸易和反移民运动的兴起,而这两个运动的兴起则可能是全球化逆转的导火索。

这三种理论有助于我们厘清当前国际政治潮流背后的驱动力,但是我们亟需一个新视角来进一步理解全球化逆转的政治过程--即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如何影响各国对全球化危机的应对,以及这种影响如何导致反自由贸易和反移民运动的兴起。

以上述理论框架为基础,本文将全球化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70年代后期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兴起。在这一意识形态的驱动下,释放市场力量的努力,作为解决此前多年保护社会(social-protection)的努力带来的经济低效率的措施,推动了全球生产体系的兴起,促进了全球贸易与生产的扩张,进而带动了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财政与金融的扩张。然而,国际金融秩序的失序和国内金融机构的失策最终导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

孙天琦

央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副局长

商业银行关闭转账运营商账户、终止代理银行关系等终止业务的“去风险”行为频发,其导致的金融排斥给普惠金融发展带来了越来越广泛的负面影响,这一现象因此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和广泛关注。导致“去风险”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以反洗钱反恐怖融资相关规定为主的合规方面的原因,也有金融机构风险意识增强、经营经济性等方面的原因。

史志钦

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研究中心驻会研究员

英国脱欧公投后,疑欧情绪进一步弥漫,欧洲民粹主义如虎添翼。谁将成为世界政治舞台上的下一个黑天鹅,成为国际舆论的焦点。从即将举行宪法公投的意大利到重新举行总统选举的奥地利已经拉开总统选举序幕的法国、2017年底举行大选的德国,都成热门话题。而12月4日举行的意大利宪法公投,更被视为可能开启欧盟瓦解的潘多拉盒之最后一击。

许川

东南大学台湾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青年群体是自变量,两岸关系是因变量,青年群体是决定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能否保持的主要动因。只有更多地关怀青年、信任青年及帮助青年,才能培育和增强青年群体的爱国情怀。两岸关系亦是如此,在展开两岸各种往来的同时,更多地是要倾听来自青年的声音,关注来自青年的感受,重视来自青年的诉求。

冯仲平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近年来,欧盟一直经受着多重危机和挑战,关于欧盟发展前景的讨论也未曾中断。从目前来看,英国脱欧对欧盟的最大影响在于使得欧盟更加难以有效应对其面临的危机,而欧盟也可能长期陷入经济将不振、社会不稳、政治不安定的困境之中。

査道炯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不要停留在“亲华”、“反华”、“合作”、“对抗”、“友好”、“不友好”这些概念性的字眼来看今后中美两国关系事态的发展。学术研究和媒体分析报道,需要更多地理解对方行为的逻辑是什么,向我们自己的社会提供一种视角。如果中国人总是看某位美国领导人或美国做的某件事儿是不是符合我们自己单方面定性的友好期待,将至少是有欠考虑的。

曹锦清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刘炳辉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

一言以蔽之,作为上层建筑的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与其对应的社会基础结构之间发生了深刻的不适应。这对关系才是当前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问题的最核心命题,而并非简单的政府间的层级关系、部门关系等科层制内部的组织社会学问题,或者干部行为动机、行动策略等行为主义导向的研究。

秦小建

法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

为何重提作为常识的言论自由的政治属性及其宪法功能?它意在提醒,即使在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分化的当下,政治性仍然是人类最根本的社会性。既然逃离不了政治结构,那么积极参与便是求得更好生存发展的权宜之道;言论自由便是相对于一次性的选举权而言的持久参与保证。但政治的本质是有限资源的竞争性分配,依附于特定表达资源的言论自由亦不免如此。

潘功胜

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

金融扶贫作为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重要内容,现阶段工作重点是抓好各项政策落实落地,紧紧围绕"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瞄准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发力,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多渠道增加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信贷投入,着力助推脱贫攻坚。

周其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中国要自立于世界,没有强大的国家不行。但强大的国家力量,怎么保证在公共服务的轨道里运行,限制权力即合法强制力不被滥用,是一个我们的历史传统尚没有很好回答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权力势必参与整个资源的权利重新界定过程,越来越成为继续推进改革的难点和要点。

陆铭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发展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根本问题是供需错位,在人口流入地控制土地供应,却在人口流出地大量建房子。

顾昕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政府如何在市场转型的时代运用亲和市场而不是反对市场的手段对市场进行干预,这正是中国公共治理变革所面临的最大挑战。认识到这一点,不仅对中国新医改的顺利前行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更大的范围内对于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也具有重要意义。

钱颖一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理论研究和学术研究并不是为了直接产生政策影响,但是它会帮助我们理清思路,建立框架,聚焦问题。这对我们想清楚问题,避免陷入误区,十分关键。比如反腐是最近的一个重大事件,腐败与反腐败都对政府和企业的激励有重大影响,其各自的效果无论在理论上和经验上都非显而易见,需要细致的研究。

陆克文

澳大利亚前总理,纽约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院长

当选总统特朗普越早在工作级别首脑峰会上会晤习近平主席越好。两位领导人很可能都采取强硬态度。但这或许反而会产生足够的相互尊重,使双边关系保持运转。

曹慧

中国社科院欧洲所国际关系研究室博士

其实,意大利的大多数民众并不支持脱离欧盟,但为何五星运动会在近年的意大利政坛屡获成功?究其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反伦齐及其领导的政府提出的改革和通缩方案;二是民众对意大利近年来的经济停滞、贪腐现象极度不满,希望用选票表达对现有政治体制的抵制和抗议。

朱晓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著有《东欧裂变记实》等

历史地看,中国的中东欧研究具有两个鲜明特征,即非连续性和政治性。受这两个特征影响,中国的中东欧研究经历了研究对象称谓、研究队伍、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重大变化随着中东欧地区国家欧(盟)洲属性不断增强和大转型进入新阶段,中东欧研究的欧洲性亦日益凸显。

田国强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长江学者讲座教授、院长、清华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与经济研究所顾问

只有从规范、制约和监督政府权力的制度、法治和分权的公民社会这三个维度的综合治理着手,合理界定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治理边界,才能同时解决好效率和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才能从根源上根除腐败和行贿受贿现象,建立起健康的政府、市场、社会、企业及个人关系。这样,它们之间应当是良性互动的关系,惟其如此,政府方才可以不断通过法律法规的制定及执行,强化市场方的效率、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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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席习近平12月5日下午主持召开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次会议并发表讲话。他强调,要多推有利于增添经济发展动力的改革,多推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改革,多推有利于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的改革,多推有利于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性的改革。明年改革工作要抓紧谋划,要有改革新面貌,配合好党的十九大召开这个大局。
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预定本月中召开,此次会议除了排定明年主要的任务,一个焦点在于定下经济工作的主线。据中央经济部门传出的风声,此次会议的主线,要突出改革。本届领导层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然而改革的推动并不顺利。中国经济要想走出谷底,经济泡沫和诸多风险要想派出,现在只能靠促改革了。
国务院日前印发了《“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提出以提高环境质量为核心,实施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打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战役。要求强化源头防控,夯实绿色发展基础,深化质量管理,大力实施三大行动计划,并建立规划实施情况年度调度和评估考核机制。环保硬约束在“十三五”期间将不断强化,对地方和市场来说,不能再心存侥幸。
日前召开的中央深改组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审计监督的若干意见》。会议强调,要按照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的要求,依法依规建立和完善出资人监管权力和责任清单,把强化出资人监管同落实管党治党责任结合起来,把精简监管事项同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结合起来,并深化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审计监督。
12月5日保监会下发监管函,针对万能险业务经营存在问题、并且整改不到位的前海人寿,采取停止开展万能险新业务的监管措施,还针对前海人寿产品开发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责令其整改。保监会此举实际也是寻求自保的做法。保险业的“野蛮生长”,对市场秩序的扰动这么大,保监会是肯定要负责的!站在中央的立场,对保险公司的调控范围恐怕应该更广。
据保监会人士透露,保监会拟于近期出台比较严格的政策制度,对一些险资的股票投资行为进行约束。在高成本负债和投资行为渐趋激进的市场环境下,利差损风险已被作为最重要风险进行防范,监管方面明年上半年的一项重要工作即建立关于资产负债匹配的一套监管制度体系。根据投资原则,保险资金要服务保险业、服务实体经济,而不是大规模收购与保险业不相干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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