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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王晓文

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研究领域:国周边安全与对外战略、中印关系和海洋问题等

北京语言大学(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是中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是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怀下建立的,创办于1962年。1964年6月定名为北京语言学院,1974年毛泽东主席为学校题写校名,1996年6月更名为北京语言文化大学,2002年校名简化为北京语言大学。截至2014年5月,该校设有汉语国际教育学部(含汉语学院、汉语进修学院、汉语速成学院、预科教育学院、华文教育学院)、外国语学院、高级翻译学院、人文学院、社会科学学院、信息科学学院、国际商学院、英语教育中心、体育教学部、培训学院、网络教育学院等教学单位。截至2014年5月,该校学科涵盖文学、经济学、法学、工学、历史学、教育学和管理学等七个门类,有博士后流动站1个、博士专业15个、硕士专业30个、本科专业25个。其中国家重点学科1个,北京市重点学科10个。

2014年印度大选,莫迪在竞选宣言中提出要建设一个“强大、自立、自信的印度”,并在国际社会获得应有的地位。他在宣誓就职时表示,要为印度创造一个辉煌的未来,打造一个强大、发达、包容、并致力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印度。自莫迪任职以来,印度政治改革、经济增长和外交战略都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2015年2月,莫迪声称要带领印度发展成为“全球领导大国”(a leading power),而不只是一支制衡力量(abalancingpower)。随着大国战略目标的升级,近两年,莫迪政府的大国战略特征趋于稳定和明显。印度的发展与对外战略关系到中国的周边安全形势和中印关系的走向。因此,有必要对莫迪政府的大国战略进行解读与评估,并分析其对中印关系产生的影响。

一、莫迪政府大国战略的主要特征

大国战略作为莫迪外交的重要内容,主要呈现出如下一些特征。

第一,聚焦“全球领导大国”的战略目标,塑造印度在南亚地区的强势主导地位。2015年2月7日,印度总理府新闻局发布莫迪对高级外交官的致辞称,当今的国际环境对于印度来说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世界正在接纳和拥抱印度,印度也将充满信心地勇往直前。莫迪呼吁大家帮助印度成为全球领导大国,而不仅仅是一支制衡力量。他敦促外交官们尽快摆脱陈旧的观念,迅速适应印度正在变化中的国际地位。“全球领导大国”这一概念不等同于“世界大国”,更多地强调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跨越国界的战略影响力。因此,莫迪坚持“邻国优先”原则,加强对南亚国家的控制,将夺回南亚次大陆主导地位视作实现大国目标的必经之路。

一方面,莫迪对巴基斯坦的强硬政策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莫迪上任之初曾对巴基斯坦采取“怀柔”政策,寄希望于和平处理印巴关系。2016年9月18日印控克什米尔乌里(Uri)军营遭受恐怖袭击,造成19名印度士兵死亡,是该地区26年以来遭受的最严重袭击事件。莫迪一改之前的温和态度,对巴基斯坦进行强烈谴责并予以反击。9月28日,印度越境对巴基斯坦进行了“外科手术式打击”,导致两国军事冲突升级。2016年10月的金砖峰会上,莫迪谴责巴基斯坦是全球恐怖主义的“母舰”。同时,印度联合孟加拉国、阿富汗、不丹等国,共同抵制原定在伊斯兰堡举行的南盟峰会,谴责巴方“没有为峰会创造良好气氛”。

另一方面,莫迪通过发展与其他邻国的双边关系来构建印度的地区影响力,为地区国家的安全保障和经济发展提供帮助。正如2015年莫迪在访问斯里兰卡时所称:“我梦想中的印度的未来,也是我所期待的邻国的未来”,“世界将印度看做经济发展的最前沿,邻国应当成为首要的受益者。”印度与孟加拉国对边界问题的处理被称为邻国关系发展的典范。2015年6月,印孟两国互换领土陆地边界协议批准书,彻底解决了持续数十年的陆地边界争端;2015年签署22项协议,包括印度向孟提供20亿美元的贷款额度,加强双方在反恐、经济和涉印度洋议题上的合作。莫迪是28年来首次出访斯里兰卡的印度总理,在缓解两国政治关系紧张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印斯两国签署了签证、关税、青年发展和设立泰戈尔纪念碑四项协议,并承诺进一步加强经济合作,以及和平解决渔业争端问题。斯里兰卡总统迈特里帕拉·西里塞纳(Maithripala Sirise-na)将印度作为上任后首个出访的国家。2015年,西里塞纳叫停了中方出资的科伦坡港口城项目,在一定程度上是斯里兰卡在中印之间谋求平衡的结果。

孙德刚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所长,著有《多元平衡与“准联盟”理论研究》等

美国和伊朗都深知对方的底线,达成了某种程度的默契。作为地区大国,伊朗在叙利亚、伊拉克、也门、巴勒斯坦、黎巴嫩和阿富汗等问题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伊朗在“冲突区”相向而行,符合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同时,伊朗又是中东地区有能力和决心挑战美国霸权的潜在力量。

吴寄南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上海市日本学会会长,研究领域:日本政治、中日关系及台湾问题

日本部分主流媒体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内阁支持率日前再创新低,已跌破30%,进入“危险区间”。为挽回民意安倍已使出浑身解数,包括下月重组内阁,但效果如何难以预测。安倍首相还能继续稳定执政吗?日本政局走向如何?

周其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研究领域:产权与合约、经济史、经济制度变迁理论、企业与市场组织,著有《发展的主题--中国国民经济结构的变革》等

陈培永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

人不可能是“自然人”,也不可能纯粹是“经济人”或“政治人”,其本质是“文化人”。文化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是细柔无声的,再怎么强调文化自信对人的作用,强调文化自信对中华民族、当今中国的意义,都不为过。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在如何推进文化自信的问题上,还存在一些争议和错误的观念,有必要进行及时的回应,以达成文化自信的共识。

张敬伟

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本次中美全面经济对话,重点在“对话”而非“谈判”。但肯定的是,双方会对“百日谈判”的成果进行评估,而且会有更加开放的承诺。两国政治家会有足够的智慧,将深挖两国的利益契合点,用合作共赢的方案,逐步破解中美两国贸易的结构性矛盾。

刘宗义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和南亚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博士,毕业于外交学院。最新研究成果有:《中印能源政策比较研究》

西藏自治区在我国“一带一路”倡议中占据重要地位。“一带一路”倡议的对内和对外双重内涵决定了西藏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有对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两个方向。相对而言,西藏对外融入“一带一路”面临很多不利因素。因此,西藏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应以对内融入为主。同时,我国政府应积极主动塑造有利的国际环境,而西藏需要脚踏实地地做好加强与南亚国家互联互通的准备。

周新城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邓小平经济理论、苏联演变问题、民主社会主义,著有《什么是社会主义》等

“经济人”假设并不仅仅是一种理论观点,它具有强烈的政治功能。资产阶级学者从来都是利用“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这一“经济人”假设来反对社会主义的。他们用这种抽象的人性论(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人性论)来论证社会主义是一种违反自然的空想,从而必然要垮台的。

李强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目前总的情况是,自上而下的动力很强,自下而上的实践明显不足。其实老百姓中蕴藏着极其强大的改善老旧小区的需求和动力,调研证明,居民的活力需要有基层党政组织的动员与启发。老百姓的活力很难靠自发形成,需要基层组织去动员和焕发。“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社区治理模式”十分关键。

贺雪峰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乡村治理、乡村建设、农村社会学、政治社会学,著有《新乡土中国》等

相对县级来讲,地市一级人口一般在数百万,若以地市一级为基础进行城市化,则可以轻易形成人口在一百万甚至两百万的城市规模,这样一个城市规模可以建立相对独立完善的城市服务体系和相对健全的基础设施,也就有了二、三产业充分发展的机会。有了二、三产业的发展,就有了就业机会,进城农民就可以从城市获取收入,也就可以在城市中生活下来。

张跃刚

山东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齐鲁师范学院教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微观层面的人际关系格局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但道德转型未及时跟进,引发了今天的道德困境。要走出道德困境,必须在道德建设的路向、道德作用的机制、道德规范的制定、道德规范的践行四个方面入手,实现四个转型,即由熟人道德转型为陌生人道德,由他律道德转型为自律道德,由权威道德转型为自主道德,由文本道德转型为活动道德。

方长春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社会不平等

陈友华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人口学、社会学、社会工作、公益与慈善,著有《中国和欧盟婚姻市场透视》等

预测未来一段时间内生育率或将表现出“U”型或“J”型特征,即社会阶层结构的两端表现出相对较高的生育率,或出现底层有着相对较高的生育率、高层次之、社会中间阶层生育率最低的特点。如果这一生育率的阶层分布出现,那么社会中间阶层在人口规模上将被挤压,生育率的结构性差异也将作为推动因素之一,导致“M”型社会的出现。

张英洪

北京农研中心研究员,研究领域:农村、农民问题,著有《给农民以宪法关怀》等

我们要秉持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人活在世上,都希望活得有自由、有尊严,都希望有基本的权利保障和社会公平正义,这是实现乡村治理应当达到的基本目标。

迟福林

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院董事局执行主席,研究领域:政府转型研究,著有《第二次改革》等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堪称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石,是构筑可持续发展的“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基础。随着我国进入发展新阶段,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成为经济社会转型的重大课题,成为影响可持续发展的重大因素。

黄毅

新疆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研究领域:行政学及国家行政管理、政治学、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

文军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党总支书记、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对“个体与社会”之关系的讨论构成了理解“社会”本体论之争的主要脉络。从这一关系视角出发,古典时期的思考成为本体论之争的萌芽,不断地形构和延展出“社会”的种种图像。近代则开启了基于机体隐喻与关系类型学的本体论之争,奠定了理解“社会”的不同取向。就当代社会研究而言,还需关注那些未能以经验框架来解释的“社会”的基本维度。

孙海波

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研究院讲师,研究领域:法理学、法哲学、比较法与法律方法论

人们通常在经验上理所当然地接受简单案件与疑难案件的二分法。然而,在理论上这一判断却遭遇了不少挑战,有论者主张并不存在疑难案件,相反另一些论者认为一切案件都是疑难案件。

任剑涛

清华大学政治系教授,研究领域:政治哲学、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以及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著有《权利的召唤》等

断言中国仍然是一个革命社会,不过是在革命不愿退场的情况下对某些特殊政治现象的指认——国家即便是处理作为中心任务的经济建设,也是以革命指令、举国体制和群众运动的形式来推进的。这是后革命的革命社会状态,也是人们有理由断定中国仍然没有落定现代常态的法治社会、总还处在非常态的革命社会之中的基本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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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持续低通胀是当前重要的经济现象,也很可能是未来的长期现象。在全球化、全球性的生产过剩、互联网、电子商务改造零售业的背景下,低通胀已经成为一个新的时代特征,它对经济理论和货币政策都可能有不容忽视的影响。正如安邦研究团队此前所分析,全球央行恐怕要改变以通胀为目标的货币政策基准了。
对黑客而言,全球互联网体系基本上是透明的。互联网的开放性也带来了潜在风险。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大量的金融创新建立在互联网基础上,中国和全世界金融界似乎都是这样,这就给未来的金融系统埋下了潜在风险。如果将其扩展为任何商业、金融业务、消费活动、社交活动等所有需求的平台,则有些靠不住,金融界早晚会自食恶果。
中国正在积极外推的高速铁路项目,进展并不顺利。据英国《金融时报》估算,利比亚、墨西哥、缅甸、美国和委内瑞拉取消的高铁项目总值达到475亿美元。对中国高铁“碰壁”的原因,我们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一是项目投资较大,对所在国财政压力很大。二是项目规模大,容易引起政治分歧。三是因为高铁运行在财政上亏损,不可持续。
自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央行注入了创纪录的15.1万亿美元流动资金;2017年,央行们又增加了创纪录的1.5万亿美元。全球央行什么时候停止扩张,以及一旦央行逆转方向,取出流动性资金,或放任资产负债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那将造成严重的资产价格下跌。不过,全球央行应该能看清这个悬崖,不太可能集体一致往里跳。
国内对振兴东北的讨论和建议很多,中央也提出第二轮振兴东北,各种政策、资源扶持可期。不过,振兴东北最关键的不在外界,更应该是所有东北人的一场自救!东北地区必须进行一场大改革、一场触及人心的大动员。如果在区域经济、社会心态、文化发展、政府服务、百姓观念等方面不改,任何外来援助都难以拯救东北。
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是今年的重中之重。公安部部长郭声琨日前表示,要清醒地认识到,当前互联网时代伴随的新型金融犯罪隐患巨大,必须高度警觉、严加防范,坚决防止金融犯罪问题演变为系统性金融风险。中国强力部门此前大规模介入金融风险问题,是2015年夏季A股股灾后;此次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公安部门将再度全程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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