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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谈火生

政治学理论博士,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著有《民主审议与政治合法性》

代表性是现代民主的本质特征,即便是协商民主也无法回避代表的问题。 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协商民主理论几乎完全忽视了代表问题,因为协商民主论者认为协商民主可以为普通民众直接参与决策创造条件。但是,在实践中,无论是协商式民意调查还是共识会议,并非所有的公民或受到决策影响的人都真实地参与到协商的过程之中,真正参与的人仍然是相当有限的。这些参与者其实是作为“代表”参与协商的,只不过这些代表不是通过传统的选举方式产生,而是通过抽样、指定等方式产生。现在,大多数协商民主论者都承认,代表其实是协商民主的一种构成性成分。基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大规模民主国家中的普通公民不可能全部定期参与协商活动,依靠代表来参与协商是必要的。而且,通过代表来协商,能够减少参与协商的人数从而有助于提升协商质量,培养具有协商、反思品质的公民。对代表制的合理运用能够修正协商民主所可能带来的以理性为名的独断。

协商民主的代表性问题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代表如何产生、如何行动? 其代表性如何保证?二是协商民主的代表机制如何与既有的代表机制相互衔接? 本文认为,中国在基层协商实践中发展出来的混合代表机制对于协商民主的代表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协商代表的广泛性和专业性之间的潜在冲突,而且将协商民主的代表机制和既有的代表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丰富了我们对于协商与代表二者关系的认知。本文拟以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会为例,考察中国基层协商实践在代表机制方面的探索,以及它对于代表理论可能具有的意义。按照皮特金的经典研究,从实质性的角度来讲,现代民主政治中的代表问题有两个重要的维度:描述性维度和行动维度。描述性维度是指代表是否反映了社会的结构性特征;而行动维度则是指代表如何行动才能更好地代表人民。本文认为,皮特金关于代表问题的经典理论同样也适用于协商民主的代表机制,因此,本文关于协商民主代表机制的讨论也从这两个方面展开。

代表的描述性维度:镜像、特殊群体和专业性要求

代表的描述性维度要求代表应该像镜子一样准确地反映社会的结构, 如性别比例、 受教育程度、职业分布等。我们所熟知的协商式民意调查或公民陪审团等形式都是通过随机抽样的手段形成公民代表。从温岭的实践来看,对协商代表的描述性维度的探索经历了多次调整,逐步形成一套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

高圣平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宅基地居住保障功能是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底线,宅基地财产功能的发挥也是以满足居住保障功能为前提而展开,宅基地“三权”分置为此提供了相应的制度空间。宅基地资格权的永续保有决定了宅基地使用权的身份属性不能破除,宅基地的市场化路径端赖于宅基地使用权的利用权的市场化。既定的房地一体原则在“三权”分置之下,可被解释为房屋所有权与其占有范围内的宅基地租赁权的权利主体相一致,非本集体成员或城镇居民仅取得房屋所有权与宅基地租赁权,并不享有宅基地使用权。

张勇

安徽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文章在梳理宅基地有偿退出相关政策的基础上,对2015年以来部分试点地区的实践进行总结,主要有置换式、变现式和收储式三种模式,不同模式的实施目标与成效、主导方和补偿资金来源、实施对象、基本特征均存在差异。未来推进农村宅基地有偿退出须建立农村宅基地地价评估制度、引导和激励有条件的农民先行退出、规范宅基地有偿退出程序及建立宅基地有偿退出长效机制。

张英洪

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最关键的是要在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背景下,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轨道上,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加强对农民财产权利的维护和保障,真正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成为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成为尊重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时代,成为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大胆吸收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的时代。

“从全球视角看上海的营商环境”课题组

中国营商环境国际排名的迅速提升,得益于北京和上海在若干领域实施了前所未有的改革。上海将2018年列为“营商环境改革年”,以自贸试验区建设为突破口,聚焦开办企业、办理施工许可、获得电力、跨境贸易等评价营商便利度的关键指标,积极开展改善营商环境专项行动计划,推进投资、贸易、金融等制度创新先行先试,总体呈现改善态势,企业办事便利化程度逐步提升,制度性交易成本不断降低。与此同时,依托进博会的大平台,主动对标国际最高标准,为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创造了有利条件。

陈卫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段媛媛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研究生

近年来一孩总和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并不表明一孩生育水平真实的有如此明显下降,而主要是反映了妇女婚育年龄推迟的进度效应,一孩总和生育率降到了0.6左右,而一孩内在总和生育率仍然高达0.9以上。婚育年龄的显著推迟与城镇化的快速推进,特别是1990年代末以来高等教育扩张带来的女性受教育程度大幅度提高有很大关系。同时,近年来二孩总和生育率的大幅度上升也不表明二孩生育水平真地达到了这么高的水平,有很大程度是全面二孩政策带来的生育堆积效应。

孙祁祥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在新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我们还需要加快建立健全对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起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以制度来保障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和平等享有机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魏际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

产业互联网是一种运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下一代信息技术,促进企业内的人、物(如机器、设备、产品)、服务以及企业间、企业与用户间互联互通、线上线下融合、资源与要素协同的一种全新产业发展范式,它既是新生产方式、组织方式、运营方式,也是一种新的基础设施,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工业、服务业、农业深度融合的产物。

邱慈观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

普惠金融受到高度瞩目,系因它蕴含了扶贫、金融赋权、两性平权等社会关切,且被认为能强化生产力、推动创新及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故对经济发展至为重要。普惠金融更被列为新兴国家的发展重点。但我们也必须检视普惠金融是否真正具有社会效益。特别是,除被宣称具有精准扶贫、推动经济发展、强化两性平权等光明面外,普惠金融也多次被关连于经济效果不明、造成贷款人过度负债、恶化社会阶级制度等阴暗面。

盛朝迅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所研究员

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构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关键要从体制机制、要素培育、企业主体和产业发展四个层面发力,努力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

格雷戈里·艾伦

新美国安全中心兼职高级研究员

尽管中国在人工智能研发和商用上具有优势,但中国领导层认为,与美国相比,中国的主要弱点在缺少顶尖人才、技术标准、软件平台、半导体技术方面。清华大学的《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报告2018》统计了全球人工智能人才分布。据该报告,至2017年底,全球人工智能人才库有204575人;其中,美国排名第一,有28536人,中国排名第二,有18232人。但是,中国在顶尖人才数量上仅位列全球第八。排名第一的美国有5518名顶尖人才,而中国只有977名。

中山大学《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研究》课题组

在浙江,36%的市场主体认为营商环境有所改善,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4个百分点;24%的市场主体认为没有改变,与全国平均水平相仿;40%的市场主体认为变差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表明,在2018年,从全国横向比较的角度看,浙江营商环境建设有着较为广阔的改善空间。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

经济既然受内外部因素的影响,改革也就必须意在改善内外部营商环境。实际上,改善营商环境也是2019年“两会”的重点。就内部改革而言,主要聚焦于大规模的减税。在减税之外,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至关重要的是保护企业家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这两方面比什么都重要。企业家的私有财产也是国家总体财富的一部分,需要被有效保护。如果不安全,就会随同其主人(企业家)“逃亡”。

景乃权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浙大金融投资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

不以居住为目的,而以获取房地产增值收益的投资者更应该通过房地产税来补交增值部分的获利是这次征收房地产税的重点。在存量房时代,房地产税的结构必须优化,做到有增有减,既满足财政需求,也得到百姓认可。因而如何公平地免除大多数人以住为主功能所涉及的住房面积、如何科学地评估房屋价值、如何合理地制定税率,是考验政府房地产税收有效性的唯一标准。

黄志龙

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2000年以来,全球债务总水平从60万亿美元上升到180万亿美元的高位,增幅达两倍,杠杆率(总债务/GDP)也从192%上升到245%,涨幅达50个百分点。近二十年来,虽然债务总规模和总杠杆率有涨有跌,但始终未改“易升难降”的趋势。那么影响政府、企业和家庭债务的关键性因素有哪些?全球性货币政策转向会否带来新一轮全球债务攀升?

黄奇帆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十二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重庆市原市长、复旦大学特聘讲座教授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从基本面、制度、结构性的角度进行推动改革。当前,需要解决三个货币问题,一是货币市场利率和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存在的利率双轨制,二是货币传导机制不畅通,三是货币调控工具的使用。资本市场是解决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杀手锏,也是金融防风险的关键一招。资本市场需要六大供给,一是注册制和退市制;二是长期资金;三是发挥证券公司的资本中介功能;四是上市公司的再融资、资产重组和回购注销、分红的制度建设;五是改善机构投资者的投资方向;六是科创板。

陈耀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在全国经济稳中有进、稳中有变的大背景下,我国区域发展也正经历着近二十年来的深刻变化。发达地区的转型创新初显成效,以往的“问题区域”开始发生转化,保持多年的区域差距总体收敛趋势似已出现停滞迹象。新时代国家区域发展的战略布局呈现新的特点,面对国际国内复杂形势,国家区域政策需要把促进协调发展与培育竞争优势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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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推动经济结构新旧转换,但从新旧经济对比来看,旧经济在持续“三去”之后,利润和产值已恢复生机。相反,新经济却没有取得理想的业绩支撑,面临的仍然是持续亏损和不见底的烧钱,无法撑起推动经济增长的重任。因此,经济结构调整和稳增长的政策需要有所改变。经济增长的稳定要求新旧经济之间取得新的平衡,也需要宏观政策在质量和数量之间进行调整,避免经济动力失衡和新旧经济脱节。
近年来,北京向周边尽力疏解产业与人口,希望缓解压力并带动周边经济发展。但这种政策是否能收到预期效果,还有不确定性。一些数据显示,北京疏解的人口直接跳过京津冀地区,到了珠三角和四川。有研究者表示,在中国,城市群内部的发展最终还是要靠中心城市,中心城市越集聚,对周边的带动能力就越强。北京如果把自己做小了,京津冀的发展前景恐怕难以乐观。
近两年中国政府大力推动AI产业发展,有一些国内外舆论认为,中国AI能超越美国。但安邦咨询产业顾问、半导体专家莫大康认为,衡量一个企业乃至国家的AI竞争力的首要指标在于其基础层(算力支撑)的芯片的水平高低。而中国发展AI产业明显规避了投资大、见效慢的AI芯片。如果不能在底层芯片层面占据一定优势,中国因芯片受制于人的局面将延续到AI时代。
根据财政部和中央结算公司安排,3月15日至3月29日,宁波、浙江、四川、陕西、山东、北京等首批试点区域,将先后公布发行计划并在柜台市场发行地方债。宁波将于3月25日至27日通过商业银行柜台发售地方政府债券。另外,浙江省政府债券也将在近日通过商业银行柜台市场向公众发行。这种方式为地方政府发债打开了新的渠道,有利于更了解地方情况的当地投资者参与。
美国汽车协会近日发布的年度自动驾驶报告显示,超过70%美国人害怕乘坐全自动驾驶汽车。报告发现,消费者最愿意看到完全自动驾驶汽车被用于送货服务,而不是接送孩子或亲人。这说明资本与技术在无人驾驶方面面临集体缺陷——他们只考虑到技术发展本身,考虑到以资本来推动,却没有考虑到消费者的意愿。如果没有真正以人为本,最终会在市场上遭遇问题。
美国交通部开始调查美国联邦航空局(FAA)对波音的安全审核是否存在失误。据《西雅图时报》透露,波音737 MAX客机进行安全评估时,为赶时间,FAA把该机飞行控制系统的安全评估任务交给了波音,并要求工程师们加快检查进度。如果信息属实,将成为FAA的重大丑闻。随着问题暴露,将会严重冲击美国在全球航空安全领域的权威性和公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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