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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庞琴

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中山大学南海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梁意颖

中山大学心理学系硕士研究生

潘俊豪

中山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

中山大学是教育部和广东省共建的全国重点大学,是国家“985工程”、“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同时也是“珠峰计划”、“111计划”、“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实施高校。中山大学已经成为一所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现代综合性大学,正在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努力成为全球学术重镇。

——经济受惠度与发展主义的调节效应分析

一、引言

自2013年和2014年起,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和拥有最大对外投资流量的发展中国家。随着“走出去”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对外贸易和投资成为影响中国经济以及对外关系的关键。目前研究中国海外经济活动的文献主要集中在海外基础设施和能源投资、经贸领域的全球和区域治理等,较少涉及其他国家对中国海外经济活动的态度。虽然有部分文献研究外国政府对中国海外经济战略的解读与反应,但从公众层面展开的系统性研究仍然缺乏。海外公众如何看待中国经济活动,不仅影响中国在当地经济活动的可持续性,也会影响这些国家的政府配合中国共建区域经济合作制度的意愿。以缅甸为例由于一小部分民众认为中国投资的密松水电站项目会破坏当地环境,进行抗议活动,导致该项目被迫于2011年暂停。当地民众还错误地指责其经济活动为“新殖民主义”。相关负面评价影响至政府层面,缅甸政府于2014年7月搁置两国铁路项目。类似的案例还有斯里兰卡于2015年暂停科伦坡港口城项目等,这些事例表明海外公众对中国投资和贸易活动的态度与中国的国家利益密切相关。

中国对外经济活动如何影响海外公众对中国的态度,国际学术界目前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方面,部分学者承袭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批评,认为中国的海外投资对当地环境造成破坏,引起部分原住民的不满;中国大量输出工业制成品,挤占海外本地生产商的市场,引起当地工商业阶层不满,即所谓的“新殖民主义”;中国在原材料产地的投资建设,较少雇用当地工人,引起当地基层抱怨等。另一方面,许多学者通过调研发现,中国物美价廉的工业制成品改善了海外民众的生活质量,获得大部分特别是中下阶层民众的认可。另外,对非洲和大洋洲岛国的田野调查发现,中国企业在当地的经营受到欢迎,并没有产生强烈劳资矛盾或者引起本土居民不满。一些发展中国家精英,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精英,对于来自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表示欢迎,认为这是成功的中国发展模式在当地的延续。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说明中国的经济活动在某些国家和地区获得较多民众信任,而在另一些国家却较少。由于现有研究主要采用个案或区域(如非洲和大洋洲)研究模式主要关注单个国家或者区域国家对中国态度的特点和趋势,缺乏不同国家之间的比较。因此,现有文献未能很好解释为什么中国的经济活动在一些国家能够获得较多民众支持而在另一些国家却较少,而这一问题在中国对外经济活动迅速增加的今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姜迎春

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教授,著有《冲突与整合:如何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过程对人们思想的影响》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这是对意识形态工作的科学定位。认清意识形态工作在整个事业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将意识形态建设工作融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通过抓住重点带动面上工作,在意识形态领域形成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的良好局面,是我国意识形态建设工作辉煌成果的重要体现。

曹世功

中国亚太学会朝鲜半岛研究会委员

对中国来说,核心问题是坚持正确的战争和平观。一方面坚决不容许半岛生战生乱,全力反战维和,绝不轻言放弃通过对话和平解决问题的努力;另一方面毫不忽视潜在战争危险,不惧战不怕乱,做好万全准备,防患未然。从这个角度讲,“动武速效论”是对朝核形势悲观失望而产生的躁动、极端情绪的反应,与正确的战争和平观相去甚远。

朱锋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彭斯提到美国并不追求朝鲜的“政权更替”。中美两国追求的对话,是国际社会想要看到的对话,也是平壤面临巨大压力的同时做出选择的对话。这是朝鲜弃核的同时重申六方会谈共同声明义务的对话,是诚心想要弃核的朝鲜同时真正能够获得安全保障与尊重的对话。

胡邦胜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副台长

自2009年实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工程以来主要媒体“走出去”力度不断加大,中国声音逐步传遍世界,中国方案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共识。与此同时,我们的国际传播还有很大提升空间。要及时总结经验,以四大战略转型努力提升国际传播能力。

孙向晨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研究领域:西方哲学史、政治哲学和犹太-基督教哲学

现代艺术表现的扭曲与紧张正折射了这样的一种社会病症。“山水社会”正是一种艺术实验,试图在现代社会重新发掘“山水”内涵,以反思、超越空虚颓靡的现代生活。但必须警醒的是,这种艺术实践需要找回的是一种人与自然的本真关系,而非将“山水”雕刻为满足人类欲望的精致摆设。

虞少华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两度在中国驻朝鲜使馆工作,任二秘、一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朝鲜半岛形势正经历深度震荡:朝鲜核导计划继续向危险临界点推进;韩国政局动荡增加其对外政策走极端的可能;朝韩对抗空前激化,双方以己为主统一半岛的明争暗斗进入新的阶段。“萨德”入韩集中展现了地区形势衍变的深层动因,即域外大国借助半岛推进针对其他大国的战略目标,恶化大国合作解决半岛无核化问题的前景。为了重启对话进程,中国提出半岛无核化与停和机制转换并行推进的构想,有待各方呼应以解局势之困。

郭长刚

上海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与美国和欧盟渐行渐远的同时土耳其必将寻求与更多其他国家的合作。除继续强化与俄罗斯的关系外土耳其将会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当然,土耳其也会更频繁地谈论退出北约、加入上合组织,这或许将是一盘超越布热津斯基设计的“大棋局”。

金相淳

东亚和平研究院院长、韩国统一部海外教育委员兼北京协议会会长、察哈尔学会研究员、中国公共外交与和平研究会会员

中韩两国要继续加强经济、科技合作。经济方面,我们韩国需要市场,你们需要技术和现代化发展经验,这也是互动的事,韩国通过中国扩大市场化,提升产品竞争力。“一带一路”是很需要的,现在应该继续发展经济方面的合作。

加图研究所

“逃离”之后的“发声”可以改善母国的制度,但这些“逃离”的移民究竟能够在何种意义上影响母国,还与他们逃离去往的国家和他们选择改变母国制度的方式有关。

李奋飞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研究领域:刑事诉讼法学、司法制度、律师制度,著有《失灵——中国刑事程序的当代命运》等

以“侦查中心”为特征的“顺承模式”或将日益远离司法现实,权利保障的缺失、诉讼主体之间的龃龉也将会成为过去;随着“以审判为中心”的格局演变,“层控模式”或将成为中国刑事诉讼的未来趋势。这无疑是极具中国特色的诉讼模式,或许也是一种符合中国本土资源特质的理想样态。

胡云腾

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庭长

本次访谈中,胡庭长首先回顾了本轮司法改革的重大举措及其推行状况,其次分享了第二巡回法庭的改革措施及其效果,然后围绕聂树斌再审案,重点讨论了错案追究制和司法责任制。

高小康

南京大学教授,研究领域:中国文艺思想史、文艺美学和城市文化研究等,著有《市民、士人与故事》等

当今国家的文化发展战略中,保护、传承与振兴传统文化具有突出的重要性,这和近年来的世界文化冲突形势有密切关系。问题的症结在于关于文化保护的观念和理论有太多的分歧矛盾,不面对种种文化保护与发展观念的内在矛盾,世界文化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就是空谈。

阿特·卡登

Art Carden

桑福德大学布洛克商学院经济学副教授

马修斯呼吁“一种经济思维革命用来匹配经济实践上的革命”,但是我认为这种呼吁不是必要的。《资本主义绿色化》大部分都可以用经典价格理论来解释。即使有不能解释的地方,他指出的那些问题,也是源于部分政策制定者和其他人顽固地拒绝接受那些可以被价格理论解释的经验教训。

尤淑君

浙江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研究领域:明清政治文化史、礼制史、对外关系史,著有《名分礼秩与皇权重塑:大礼议与嘉靖政治文化》等

近期,朝鲜半岛紧张局势持续升级——中美在联合国决定制裁北朝鲜;中国决定暂停进口朝鲜原产煤炭;“萨德危机”;4月9日美军的航母战斗群驶向朝鲜。备受争议的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公开表态:无论中国帮不帮忙,他都会解决朝鲜问题。朝鲜半岛似乎正在走向战争边缘。

李江

凤凰国际智库研究员、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忆贤

凤凰国际智库驻韩国观察员

如果中国不对对手进行系统的客观分析,又如何制定出更有效地应对方案呢?如果中国能在朝鲜第四次核试验之前,采取更有效的措施取得韩国民众和政府的信任,中国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面临更小的政策选择空间,更高风险和成本的政策选项。在一定程度上,许多国际关系专家是失职的。

周刚志

中南大学法学院教授,著有《论公共财政与宪政国家——作为财政宪法学的一种理论前言》等

未来国家监察委员会的权力会是一个复杂的构成,我们现在讨论把它归结为行政权、司法权,或者是独立形态的第三权,实际意义不是很大。问题的关键是要解决法律之间的协调配套问题,解决执法责任的追究与承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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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之后至今的全球治理结构,开始的时候是双极世界,冷战时间的“美苏争霸”时代。苏联解体之后,全球实际上进入了单极世界,但不少人则认为全球经历了多极世界。在特朗普时代,世界会不会出现美中共治的G2格局?现在还难以确定,未来的世界需要耐心观察和等待,现在只能说世界格局的结构调整才刚刚开始。
在企业、政府和居民三类债务中,中国的居民债务率最低,风险最小;企业债务率最高,风险最大。不过,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表示,中国家庭杠杆率已经升至接近50%。稍早前公报的研究结果表明,近两年,居民部门加杠杆迅速,仅2016年杠杆率就上升近5个百分点,考虑到我国居民部门净财富仅占全社会净财富的40%-50%,远低于发达经济体70%-90%的水平,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提高值得警惕。
环保部已发表声明,河北廊坊大城县的严重废水污染事件基本属实,环保部会同河北省政府立即组成联合调查组赶赴现场进行调查。这一严重的废水污染事件,对雄安新区建设是一个挑战——作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的雄安新区,能在水污染如此肆无忌惮的地方建设吗?至少在建设雄安之前,必须对河北省严重的环境污染进行彻底改造。
继4月20日发布加强保险监管的有关通知后,保监会又于21日发布《中国保监会关于进一步加强保险业风险防控工作的通知》(“35号文”),重点对保险公司提出39条防风险的具体措施要求。“35号文”规定,保险机构要避免激进投资策略;严禁违规开展资金运用关联交易,不得通过投资多层嵌套金融产品等手段隐匿或转移资金去向,不得通过“抽屉协议”“阴阳合同”等形式绕开监管要求。
自2015年“811”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目前正处于最为风平浪静的时期。不过,中国股市近期显著下跌,可能会冲击市场信心,影响人民币汇率。在国内加强全面的金融监管的同时,要注意近期股市下跌可能对人民币形成贬值压力,如果二者相互影响,如果再遇美元转强,不排除股市下跌与汇率贬值形成恶性循环。
全球金融的结构性调整正在前所未有地改变我们的世界,这样的“大金融”问题,远超传统金融行业所关心的资产负债表范畴。特朗普上任之后对全球金融市场产生影响,他想要的“弱美元”正在逐步兑现,是“大金融”问题的一个典型表现。传统的金融学家们恐怕需要调整自己的立场,来适应当前的“大金融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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