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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邱国良

江西农业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农村基层政治和社会治理

叶旭阳

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江西农业大学(Jiang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位于江西省省会——英雄城南昌市,是一所以农为优势、以生物技术为特色、历史悠久、特色鲜明、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全国重点大学。入选国家“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国家首批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国家“2011计划”,江西省“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是教育部、科技部决定联合开展高等学校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建设高校 。2015年,成功跻身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高校50强。

在西方社会,关于集体行动的主流理论———资源动员理论强调资源动员的功能,认为集体行动的动因应从外部组织动员方面去考察。这一资源动员范式在上个世纪70 年代为集体行动研究带来了繁荣,麦卡锡和扎尔德( McCarthy and Zald,1973;1977) 、奥博肖尔和蒂利( Oberschall and Tilly,1978) 等代表人物的研究为集体行动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路径。当然,促成这一研究路径的转变离不开奥尔森的“理性选择理论”,这种理论关心个体的“成本—收益”的对比,从而间接地为资源动员理论开辟了道路。本文借助羊村纠纷的个案场景,尝试分析这一西方经典理论在解释乡村集体纠纷的困境与不足,进而提出应从社区互动视角揭示集体行动的发生机制。

一、羊村故事: 纠纷双方关系的变迁

羊村概况: 杨村和黄村毗邻相连,同属 G 县羊村( 行政村) 管辖。杨村约 190 户,850 余人口,除了10 来户杂姓外,其余均为杨姓; 黄村约 120 户,500 余人口,由 10 多个姓氏组成,是个杂姓村,以熊、谢为最大姓,其中熊姓占全村的50%左右。据 G 县《地名志》记载,黄村由黄姓始建,因此叫黄村。衰败后,由外迁入的熊姓重建,李、谢二姓相继迁入,沿用原名,已10 余代。

纠纷起因: 两村在历史上关系较好,常相互通婚,据不完全统计,两村现有相互通婚约20 余户。两村的矛盾始缘于村外一块面积约10 亩的荒地( 杨村称其为“亭子边”,黄村称其为“岗背山”) 。该争议地位于杨村出路口,距杨村约500 米,而距黄村仅300 多米。国民党时期,这块地边有一座供农民休憩的亭子,为杨铁明( 杨村人,时任国民党 G 县保安团长) 所建,建国后不久因修建公路被拆。因此,周边村民大都习惯将这块山地称为“亭子边”。由于该地距杨村较远,再加上集体化时期村民边界观念不强,所以该地一直由黄村人经营。

对簿公堂:20 世纪80 年代初,随着农村山林权属确认工作的开展,杨村与黄村开始为该地权属问题发生争执。黄村认为,建国初期县政府所核发的“岗背山”土地证的“四至”描述表明,争议地应归属于黄村。此外,还有两个理由可以佐证: 第一,该地一直由黄村经营,按照国家曾颁布的“谁种谁有”政策,它应该属于黄村; 第二,国民党时期,入赘黄村的丁某死后就埋在该地,说明这是黄村的土地。因为按照农村习俗,人死后只能下葬在自己的祖坟山上。而争议另一方———杨村也拿出了一份“四至”高度吻合的“亭子边”土地证,且对黄村的理由逐条反驳: 第一,这块地自古以来就是杨村的,之所以给黄村经营,是考虑到两村关系较好,集体化时期无权属观念; 第二,丁某死后,当时黄村以丁某是入赘者为由不让其下葬在黄村的祖坟山上,于是,丁某的妻儿便通过关系找到了时任国民党 G 县保安团长的杨铁明,经后者出面协调,死者才得以下葬在“亭子边”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

执笔:周群力

19世纪中叶,奥斯曼对巴黎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巴黎的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但也产生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不力等问题。进入20世纪,巴黎“双管齐下”,通过设立保护区来保护和改造旧城区的城市风貌,并通过建设新城来拓展城市的发展空间。北京也是历史悠久的首都城市,北京如何在城市发展中保护和改造好旧城区,巴黎的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

汤蕴懿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博士

利用新一轮产业革命打造长三角“制造腹地”。上海制造业应该形成整合长三角制造能级的能力,培育类似西门子、通用电气这类提供全流程数字化解决方案的集成企业。在发展智能制造过程中,积极吸引全球领先企业和高端人才的广泛参与。

杨丹辉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市场与投资研究室副研究员,研究领域:跨国公司理论与实务、国际投资与中国利用外资、国际贸易与中国对外贸易、国际经济学、产业组织与行业分析,著有《全球竞争:FDI与中国产业竞争力》等

新工业革命以及发达国家的战略举措,将全球工业发展带入了4.0时代,科学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正在改变国际分工的基础和方式,全球价值链上的资源整合与要素配置呈现一系列新特点。在科技创新活跃和贸易增长减速的双重刺激下,全球价值链进入重塑调整期。

陈成文

贵州民族大学特聘教授、湖南师范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社会政策

黄诚

湖南农业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社会政策

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就必须优化宏观制度环境、微观制度环境和制度执行环境。只有从法治和“小政府,大社会”的角度制定切实可行的制度和措施,才能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真正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使其充分发挥其功能,才能促进政府转型,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治理目标。

余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原理研究部主任、研究员、博导,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经济学、思想政治教育,著有《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耻辱——彻底否定资本结构无关论》等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迟福林

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院长,研究领域:转轨经济理论与政策,著有《迈向新体制——中国经济转轨时期若干改革问题研究》等

东北地区应加快融入“一带一路”战略,以中俄蒙经济走廊建设为抓手,以推进基础设施投资合作和互联互通为依托,以制造业产业园区为平台,以建立东北亚自贸区网络为目标,以发展生产性服务贸易和服务业市场开放为重点,加快构建东北对外开放的大通道、大平台、大布局,由此形成东北振兴的新动力。

周军华

苏州大学

民主理论发展到精英主义民主,似乎已经形成了对民主的原本意义“人民的统治”的否定,面临着难以超越的理论困境。多元主义民主理论的话语体系正是为了解决这个困境而产生的。

柯政

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副教授

任何政策建议都必须考虑既有的政策约束,否则将不具可实施性。但反过来说,既有政策约束也不是既定不变的,也会根据预期收益大小进行调整的。就当前如何改进文理不分科而言,至少要考虑两层既有的政策约束。一是“两依据一参考”的政策架构。“两依据一参考”是一个先进的政策框架,文理不分科完全可以在“两依据一参考”的政策框架下做好。笔者认为,另外一个层次的政策约束倒是需要讨论的,即统一高考是不是一定就采用原始分计分,以及学考的成绩是不是一定就要与高考成绩进行直接相加。

周永生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博导,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领域:日本外交、经济外交、国际关系,著有《经济外交》等

欧洲的债务危机、难民问题、东南欧的混乱局势、欧盟无力的内外政策,导致人们对欧盟本身日益不满。即使欧盟面临最后的解体与失败,这也并不意味着全球化浪潮与地区一体化进程的终结,而仅仅是历史大趋势当中的一朵浪花,一种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结合。全球化与地区一体化的进程,并不会因为欧盟所遭遇的挫折与困境而终止,这一进程还将延续,还将发展。

胡若痴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教授,研究领域:宏观经济政策、消费经济、城市经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著有《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消费增长动力研究》等

自从党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张以来,社会各界高度关注、高频热议。不少学者、媒体人士从不同角度对此阐释解读,其中不乏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解读言论,企图混淆视听,误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路和方向。对此,很有必要正本清源,厘清新自由主义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误读,防止其对我国的社会舆论和经济实践产生严重负面影响。

付微明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2015北京人权论坛”的贺信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尊重和保障人权”,“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发展道路是如何形成的、具有什么鲜明特色、该如何进一步完善,这些都需要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中不断总结和探索。

张少华

广西师范学院师园学院

中华优秀传统艺术文化蕴含着丰厚的中华民族精神和民族品格,并日益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内在驱动力。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商业文化的繁荣,中华民族优秀艺术文化受到冲击乃至处于生死存亡的边缘,因此迫切需要建立系统的传承机制来维护中国民族优秀艺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以求凸显中华民族精神,增强中华文化的软实力,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孙夕龙

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社会发展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著有《逻辑起点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构建》等

近年来,网络意识形态负面营销可谓五花八门。但总的来看,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直接贬低中国,否定党和政府,否定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另一类则直接肯定和赞扬其他国家与政党,以及反马克思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理论,旨在否定我们党和政府,否定主流意识形态。

郭齐勇

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教授,研究领域:国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著有《熊十力思想研究》等

中国的传统文化及其对一代又一代民众的养育是中国的实际,国学经典表达的“仁义礼智信”等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念,已渗透到世世代代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中。这些价值对于我国社会的整合,和谐社会的建构,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郭艳军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资源型城市发展在国内外的巨大挑战下陷入困境,转型面临诸多约束。面对种种约束,资源型城市转型关键在于发挥出人的创造力,以克服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劣势。

郑康

河北经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与普及,网民围绕监督事件持有的态度,发表的观点等信息集合,就构成了网络监督舆情。网络舆情中掺杂的信息真假难辨,网络监督中的网络舆情发展往往难以掌控,这就需要网络舆情引导部门,从网络舆情实际出发,适时干预,恰当引导,实现网络舆情的有效、平稳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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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改委振兴司有关负责人表示,所谓“国家又给东北1.6万亿”的说法,无论是从内容上还是数额上,都是片面解读甚至是误读。发改委指出,《推进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三年滚动实施方案(2016-2018年)》提出的投资项目不是全部由国家投资的,且很多项目已纳入了国家“十三五”规划重大工程,并非在规划之外新提出的项目。
外资研究机构预测,包括发电机和燃料供应商在内的中国电力行业在继续扩大生产,而且燃煤电厂数目也在上升,因此预估电力产能过剩有可能会持续5年。由于经济低迷,中国内地的电力消耗增速正在放缓,在过去的两年中仅上升6.1%。2015年火力发电利用小时数降至2001年到2013年间平均值的81.6%,燃煤发电产能过剩已经超过20%。
上半年中石油净利润仅有5.31亿元,但相较于一季度净亏损近138亿元,实现了扭亏为盈。中石油称上半年主要石油公司均压缩了资本支出(较历史高点下降约46%),并想方设法降低成本(油气单位操作成本同比下降超过10%)。中海油上半年则净亏损77.4亿元。看来,石油巨头的业绩下滑,市场问题和管理问题二者兼有。
今年以来国内信用债市场已有41只债券违约,违约债券余额253.81亿元。其中20只来自央企和地方国企,违约债券余额164.7亿元,占到了整体违约债券余额的65%。有些央企、地方国企过去一直扮演着“影子银行”的角色,受到中小企业违约风险累积的拖累。更主要的,央企国企是信用债的发债主体(占比60%),很多民企够不上发债的门槛。
保监会日前下发征求意见稿,拟进一步收紧高现价产品,并首次对市场上居高不下的保险产品保证利率做限制。市场即刻担心A股中现存的6000亿高现价万能险会逃离市场,保监会随后出来澄清传言不实。监管机构最担心的是系统性金融风险,因此才收紧保险业者的发挥空间。不论6000亿资金是否退出A股,保险业加强监管的步伐都不能停止,更不能打折扣。
目前中国的PPP推进,主要存在三大问题。首先是“无法可依”,民资外资止步;为此,已改由国务院法制办牵头PPP立法。其次是一轰而起,有头无尾;地方为完成政绩指标,加码PPP项目推出,但其签约率不高,真实落地率更不足10%。三是大量造假,变相融资;相当一批上报项目实际是借PPP之名,行变相融资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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