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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迈尔斯·凯勒

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国际关系和太平洋地区研究学院教授,从事全球治理、国际货币合作和区域政治制度研究

编译:游腾飞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政治学博士,从事比较政治学与美国政治研究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简称UCSD,又常译为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是一所位于美国加州的著名公立大学,为美国全国性第一级(Tier1)的大学,属于加州大学系统之一,位于南加州圣地亚哥市的拉荷亚(La Jolla)社区。

中国、印度和巴西这三个新兴经济大国对未来全球治理的影响将十分显著,这些国家已将本国的经济发展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争相发挥更重要的区域和全球影响力。由于未过多地受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些国家不仅展示出强劲的经济发展态势,而且扩大了国际影响力。但是,这些国家是否能够对全球治理相关的制度和参与者产生持续影响,仍然值得商榷。基于对国际秩序中存在的经济趋同(economic convergence)现象的不同认识,经济学家们产生了两种相异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无论从绝对趋同的角度还是相对趋同的角度衡量,这些发展中人口大国的工业化发展是数十年来伟大的成就之一;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经济趋同将引起权力结构的剧烈变动,传统强国(如美国、欧盟和日本)需要回应新兴国家的挑战,这一过程蕴含着矛盾冲突和秩序混乱升级的风险。新兴大国致力于重建全球治理机制,但有别于传统强国所支持的既定机制。

当下,全球存在两种相互竞争的发展趋势:其一是传统强国将继续维持全球治理现状,其二是新兴挑战者试图促进全球治理发生变革。对此,研究者需要谨慎地对支持两种观点所需的因果关系进行经验性检验,唯有如此,方能对上述两种趋势做出准确判断。谈判行为(negotiating behavior)为这一经验性检验提供了重要证据,有三个研究变量可用来支持对谈判行为的研究。第一个研究变量是新兴大国关于全球治理的偏好(preferences),主要偏好包括全球治理的内容和制度设计。如果新兴大国基本认同目前的全球治理的制度和规范,那么出现冲突和谈判僵局的可能性较低。第二个研究变量是影响全球治理的能力(capabilities)。虽然国家可能拥有潜在的全球治理能力,但是由于受到国内或国际因素的制约,此种能力可能无法充分发挥。第三个研究变量是新兴大国的崛起战略(strategies)。新兴大国与传统强国间的谈判会直接导致全球治理发生变化,因而传统强国对新兴大国的回应将是全球治理的关键因素。

此外,在对偏好、能力和战略进行分析之前,应该预先了解以下两种理论观点:其一,全球治理不只限于正式的政府间组织。除了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贸易组织(WTO)之类的全球高峰组织外,全球治理还包括非国家行为体和非正规机构。其二,假定存在持续的经济趋同现象。通过对金砖三国经济领域可能的政策变化进行研究,可以得出关于经济趋同的未来趋势,即那些负债的传统强国的经济将出现持续性疲软的发展态势。

戈尔特·布伦克利夫特

不来梅雅各布大学能源经济学副教授

翻译:奇芳

德国的可再生能源转型可谓一帆风顺,但其巨大的成本和附加费用已让消费者感到担忧。

王志乐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杜悦英 张菀航

《中国发展观察》记者

20年来,中国企业的商海战果如何?从2014年7月《财富》杂志发布的年度“财富500强”榜单中可见一斑。这份最新的榜单显示,在世界财富500强中,中国公司已占有100个席位,数量创历史新高;企业平均收入和资产数量也已与榜单内的其他跨国公司接近。但是,中国上榜企业的盈利能力,却呈下降趋势。

陈东晓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国际展望》杂志主编、上海美国学会副会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美关系研究中心资深专家、中国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主场外交”已经成为中国总体外交的核心内容之一。一方面,中国主场外交的国际影响力、主场吸引力和自身体制机制优势正日益显现;另一方面,中国开展主场外交仍然面临国际国内环境和能力建设的种种挑战。未来中国主场外交需要进一步明确总体目标、阶段任务和重点,强化战略规划和议程设置能力,进一步发挥主场外交的整体效应。

方长春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社会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是教育社会学、公共政策与社会不平等

制度变革的渐进性和路径依赖使得根植于体制分割的社会不平等在尚未充分消退的同时,改革之前导致社会差异形成的体制分割因素依然在一定程度上活跃于当前的社会不平等中,且有可能会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叠加于源自于市场的社会不平等,甚至经由市场的作用进一步延续并放大。

朱淑枝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系副教授、区域经济学专业、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导师,研究领域为企业理论、人力资源与知识管理及珠江三角洲产业经济等

当下反腐的性质、意义和目标绝不在于消灭几个“大老虎”甚至是拍死一批“小苍蝇”,而在于解决让“权力回归权力”、“商业回归商业”等重大理论问题。

Kent Troutman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我们认为此GDP核算改变对中国而言是积极的一步。它并非如某些评论所说的,中国为了使自己的GDP增速数据看起来更高,为了在经济放缓时撑脸面。相反,它是一项有国际性前瞻意识的努力,为了让其国家统计数据更好地反映经济活动的本质。

金世和

中国服务贸易协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2013年中国已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对外开放发展进程中的一件大事,是一个带有标志性的历史事件。

迟福林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从改革的历史经验看,立法需要适应改革进程需要,提高中央改革决策和改革成果转化为法律的效率;从依法治国的要求看,需要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使之尽可能在法律框架下推进改革;从现实的改革进程看,改革需要“立”字当先,尽可能通过法律鼓励改革试点;某些方面的改革仍需要“破”字当头,以改革促进法治。

萧庆伦

美国科学院医学研究所院士、哈佛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系教授、中国卫生部政策与管理研究专家委员会第五届委员会顾问,因其杰出的学术成就而获得K.T.Li经济学教授职位,对台湾、香港的公共卫生和医疗机制建设做出重要贡献

白宣娇

健康界

中国在推动公立医院改革方面并没有多大进展,医患之间关系在不断恶化,这也是中国医改面临的问题。根据中国目前出台的医改相关文件,中国要走一条主要由私营市场来调剂的路,但如何把市场管好,中国还未有相关文件出台。

米尔顿•奥班巴

非洲教育国际化网络副研究员

翻译:独家网

中国对非洲教育发展的援助经过数十年的演变,目前在范围和架构上都颇为多样化和制度化。但是如果中国复制同时代南北合作中出现的相同依赖模式,这些潜在的收获也会受到严重威胁和侵蚀。

李光耀

新加坡建国总理

翻译:叶琦保

东南亚今年受到两起航空事故的打击,涉及的皆是马来西亚国营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马航MH370航班今年3月8日从吉隆坡飞往北京途中,在被通知联系胡志明市控制台后便失联。马航随后确定,MH370航班在凌晨2点40分同梳邦控制台失去联系。

中国工程院“我国核能发展再研究”项目组

日本福岛核事故后,中国工程院着眼于新的核电发展形势下我国核能安全发展、规模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所面对的矛盾,重点分析近期和长远我国核能发展需要解决的若干重要问题。本项研究就我国核电发展的指导方针和战略定位、核电发展速度和规模、核电发展的支撑能力以及核能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应考虑的问题等提出如下看法。

帕斯卡尔•拉米

牛津马丁学院“后代委员会”主席、欧洲进步研究基金会副主席,曾任欧盟贸易专员、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

翻译:梁艳裳

多数旧式壁垒已经消除,如今的贸易谈判代表们把注意力放在了消除欧美市场现行监管规定之间的差异。谈判的目的不再是消除保护主义措施,而是要协调那些防止对消费者造成损害的预防措施。

王宝付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国防大学教授、军事战略专家、美国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日本防卫研究所高级访问学者

张墨宁

《南风窗》记者

中国虽然是一个陆海兼备的大国,但与其他大国相比,我们在地缘环境上存在先天不足。自然条件、资源禀赋,以及东西部发展的不平衡性等特点决定了中国地缘战略必然是“陆海统筹、东西并举、南北兼顾”。

安东尼奥•里库纳

智利圣地亚哥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助理教授

翻译:李会杰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马研系博士研究生

马杜罗要取得革命真正的成功,需要加速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的转型,从一个受到自身的缺陷但是有超凡魅力创始人的记忆束缚的政党转变为一个分权明确和内部继续保有朝气并允许争论的政党。

胡鞍钢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

中国道路已形成鲜明的自我特征,这种特征可以称之为“1+1>1”: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两只手”优于“一只手”;在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的关系上,“两条腿走路”优于“一条腿走路”;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两个积极性”优于“一个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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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经济展望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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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头条 Headlines
户籍改革应在三方面取得突破
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表示,第一,把以户籍人口为统计基础的城市化率作为指导性规划下发给地方政府,分人群有条件地设定完成改革的截止期,到2030年前,大体上使完整意义上的(户籍)城市化率达到70%。第二,区分中央和地方在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中的财政责任,建议由地方政府为社会保障和最低生活保障等生活救助项目的补贴部分埋单,而中央政府承担全部各级义务教育责任。第三,对于尚未纳入市民化时间表(即增量部分)的农民工及其家庭,地方政府有责任尽快为其提供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顺序应依次为:基本社会保险、义务教育、最低生活保障和保障性住房。其中,基本社会保险按顺序包括工伤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
构筑法治平台形成国家治理多元参与机制
中央民族大学法治政府与地方制度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步峰撰文表示,国家治理现代化应形成执政党政治领导、政府行政主导、社会公众参与三位一体的协同治理体系。应致力于构筑法治平台,形成执政党、政府与社会公众都能够有效参与的治理模式。首先,应与时俱进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切实保障人民的意志能够上升为国家意志,真正实现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其次,强化政府信息公开电子平台建设,保障公民依法获取政府信息的权利,让国家治理机构在阳光下运行。最后,健全公众参与平台,完善公共决策的意见收集和反馈制度,完善立法、决策以及行政决定过程中的听证制度,形成多元互动的协同治理形态。
中国政治生活的进步与变革体现在哪里
针对一些观点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停滞不前的批评,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认为,从宏观政治框架上看,中国的政治变迁确实很少。但如果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就会发现中国的政治生活在过去30多年中也同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例如:从人治开始逐渐走向法治,首次确立了建设法治国家的根本目标,政府行为更多地受到法律的约束;从封闭政治逐渐走向透明政治,首次颁布了政务公开的法规,各级党政权力部门逐渐推行政务公开;从管制型政府走向服务型政府,大幅度减少行政审批事项,同时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从高度集权走向适度分权,中央政府从多个方面向地方政府分权,同时将更多事务转交给民间组织,开始向社会分权。
反腐需厘清党纪与国法关系
《环球法律评论》杂志副主编支振锋撰文表示,当前的反腐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反公职人员的职务性违法犯罪,二建设政府的执政伦理与官员的行政伦理。前者是法治的轨道,后者是德治的轨道,不能将其混淆。应明确,打击职务违法或职务犯罪应是专属于国家司法部门的职权,不宜由党的纪律部门主导。尽管考虑到当前中国的情况,短期内可以尝试通过相关立法将党的纪律部门纳入到国家打击职务违法或犯罪体系中,使其反腐工作建立在坚强的法律基础之上。但在将来不再主导打击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之后,执政党的纪律部门可以担负起更为重要的使命,即执政伦理和行政伦理建设,形成现代公共道德治理体系。
邓小平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基本原则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表示,“宪政”是包含“基本原则”意义的词,宪政原则就是在社会中普遍认同的基本原则。因而他认为邓小平的改革最重要的是使中国的一些基本的原则发生了重大变化。邓小平的名言,“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确定用什么标准来判断个人的行为是对是错,判断政府的政策是对还是错,这个基本原则的变化是非常根本的。邓小平和陈云还共同改变了“政神合一”体制。“政神合一”就是政治领导人本人被视为神,他不会犯错。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反对个人崇拜”,实现了政神分开。此外,走向市场经济,引入平等、自愿、公平原则,强调在思想和学术上开放,都通过邓小平的主政和影响使中国产生了非常大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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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央行不断推出创新性的货币政策工具,但效果多不及预期,面临货币政策失灵的瓶颈。央行的政策失灵有多方面的原因,“财务软约束”企业的大量存在是绕不过去的一环。以此来看,梳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仅需要进行金融改革,更重要的可能是财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需要将财务约束做实、做硬,才提高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力。
“沪港通”因香港局势不稳而迟迟未能出台。据香港证监会行政总裁欧达礼表示,为启动该计划所需做的所有监管工作香港都已经完成。但最终启动,还需要中国内地监管机构的批准。从目前香港的局势变化来估计,我们判断,一旦形势转趋正常,沪港通将会正式落实。至于具体的时间将会是“大约在冬季”。
近日财政部出台《地方政府债务纳入预算管理清理甄别办法》,这预示着地方政府债务清理可能迎来高峰期。有接近财政部人士表示,未来数月财政部或连续出台七个文件,从不同阶段、不同侧面管理地方政府性债务、抑制债务“疯长”。陆续出台的相关文件将涉及如何纳入预算管理、债务财务处理、会计处理等方面。
今年以来房地产行业的深度调整加剧了整个行业发展的不确定性,这也影响到房企的债务风险。国际投行高盛就认为,尽管中国房地产开发商债券遭遇15个月来最严重的抛售后出现反弹,但它们仍然属于亚洲债券市场风险最高的资产,投资者应当予以回避。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0月29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推进消费扩大和升级,促进经济提质增效。会议指出,消费是经济增长重要“引擎”,是我国发展巨大潜力所在。在稳增长的动力中,消费需求规模最大、和民生关系最直接。要瞄准群众多样化需求,改革创新,调动市场力量增加有效供给,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作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一向受到各方关注。世界银行近日发布报告表示,中国可以承受2015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目标下调至7%,同时仍能保持就业市场的稳健。同时,世行呼吁中国政府停止设定刚性的增长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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