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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迪克·约尔克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德国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

同济大学(Tongji University)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由教育部和上海市共建的全国重点大学,是历史悠久、享有盛誉的中国著名高等学府,是国家“211工程”、“985工程”重点建设高校,也是收生标准最严格的中国大学之一;入选“2011计划”、“珠峰计划”、“卓越工程师计划”、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111计划”、中美“10+10”计划入选高校;是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合作联盟、国际设计艺术院校联盟、21世纪学术联盟、卓越大学联盟、中俄工科大学联盟、中欧工程教育平台、同济—伯克利工程联盟成员,为中管副部级院校。

一、欧洲再次幸免劫难

欧洲看上去再次得以幸免劫难。随着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法国总统选举中取得明显胜利,笼罩在法国上空的法国可能重返法郎、脱离欧盟的阴霾暂且散去。继英国脱欧公投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还没有一个国家按照民粹主义的逻辑退回到民族国家所谓的保障中去,这不仅使德国的社会民主党、自由民主党、绿党以及保守党等各个主流政党代表松了一口气,而且也令股市和欧元明显上涨。

然而,法国选举揭示了早在英国脱欧公投和最近一届美国总统选举时就值得关注的问题:马克龙的对手、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主席玛丽娜·勒庞尤其在那些主要生活着通常被视为现代化输家或全球化输家的地区取得较好的选举结果。她提出的议程包括坚决反对自由贸易、反对德国在欧盟内的霸主地位、尤其反对外国人特别是穆斯林移民,这在选举中给她加分。即使玛丽娜·勒庞最终明显输掉了选举,她所表达的对自由贸易、欧洲化和移民的批判并未从此销声匿迹。更确切地说,相关问题依然存在且具有现实意义:马克龙能否如他自己策划以及许多人希望看到的那样,成为“救世主”,还难以预料。法国内部出现了分歧,马克龙承诺的改革政策想要使国家重新团结起来,希望渺茫。

在这一背景下,我想分三个步骤论证我的观点:人们如果仅仅把给诸如玛丽娜·勒庞等右翼民粹人士的投票看作是反对全球化、认为全球化本身应使所有人受益的非理性的感情用事,未免太过草率。人们更应将对全球化进程的一般批判和对自由贸易的特别批判看作是利益政治的一种理性形式。

因此,首先我将展示的是,对于一定的社会群体来说,他们有很好的理由抵制全球化以及保护本国工业。第二步我将论证,全球化输家并不只是在右翼民粹人士那里找到了一个新的政治家园,事实上许多这些右翼民粹政党在过去的十到十五年里还逐渐发展出了符合其自身利益的纲领。因此,第三步我将最后论证,若左翼的、尤其是社会民主政党拒绝为他们的核心选民群体再次提供一个具有说服力的方案,那么就目前来看,全球化输家将选票投给右翼民粹政党就是理性的。

二、贸易保护主义主张并不失充分的理由

目前,西方民主国家中存在着一个“民粹主义时刻”。民粹主义崛起的原因是多样的。首先,持续进行的社会现代化伴随着个体化、差异化和分层化趋势。其次,新媒体的壮大造成媒体对政治意愿形成过程的过滤功能受损。其三,社会民主的分配模式令西方民主国家中的底层人士也能长时间接受广义上的资本主义,但这一模式已疲惫不堪。这一点尤其重要。

尚虎平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著有《基于数据挖掘的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指标设计:面向江苏四市的探索》等

国家公共财政对科学技术研究的经费支持依然保持连年增长,至2015年其投入已经大体与美国相当。在这种投入下,中国国际论文生产量处于全球领先地位,然而国家生产力进步却不够明显,这成为中国科研体制的一大悖论。

高一飞

西南政法大学诉讼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教授,著有《有组织犯罪问题专论》等

研究中的话语误解,系指其研究是建立在对问题名称的误解基础之上,先入为主抱持某一个理念或者制度的含义,按照自己的意思赋予其错误或者片面的含义,把它树立为批判的靶子,然后对其否定与批判,再提出自己所谓要求对其摒弃、废除或者修正的新构想。

陈寒非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讲师,研究领域:法律社会学、法律史学、司法制度等领域的研究,兼治训诂学与古文字学

萧公权关于宪法的思考为何具有如此“魅力”,以至于闪耀于当时乃至今日之时代?萧公权先生关于宪政本质之认识,为何在承认自由等核心价值的同时,却又对近代以来的自由主义持有一种警惕态度?为什么萧公权将宪政与民治之功能明确区分“以民决政与以法治国”,且将其概括为一种“体用关系”?

霍特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讲师,研究领域: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理论与思想

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彻底打破了威斯特伐里亚体系,导致了国际体系的大变革。当时欧洲各大国都不得不调整思路,寻求“与时俱进”的外交策略。在这方面,英国是杰出的代表。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的卡斯尔雷在反对拿破仑的侵略战争中积极组织反法同盟,协调盟国间的关系,为最终战胜拿破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谢维和

曾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研究方向:教育学原理、教育社会学、高等教育等,著有《当代青年社会学》等

如果找不到这种知识与品行合一的具体办法,如果不能找到立德究竟如何“树”人的具体途径和办法,我们又如何能够让“立德树人”的要求真正服人呢?

赵旭东

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研究领域:城乡社会学、法律社会学、政治人类学等

微信便是在此一过程中经由中国人之手而被发展出来,进而直接影响到社会关系中每一个人的生活。它使得一种人跟人之间面对面的相互联系,转化成为一个彻彻底底的虚拟空间,人们在其中更为便利地获取、交流和分享信息。它还使得我们原本极大程度地受到时空限制的信息交流和关系往来,变成一种实时在线的不可能遗忘和丢失的关系。

刘建飞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研究领域:国际战略、大国关系、中国外交、美国外交,著有《美国与反共主义——论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外交》等

随着全球治理的推进,有学者试图将全球主义作为指导全球治理的理论。在他们看来,全球主义是一种国际政治思潮,是一种与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相对立、着眼于世界共同利益和命运的意识形态。这种全球主义显然与李世默所批判的全球主义有本质的区别。

李慧明

济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研究领域:环境政治、欧洲政治

鉴于全球气候变化对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一种不可逾越的刚性约束,全球气候治理体制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各国在未来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任何力图重塑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必须顺应低碳转型的全球性潮流。全球气候治理正在成为撬动当前国际秩序转型的重要杠杆,推动国际秩序转型朝着特定的方向发展。

裴宜理

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燕京学社社长,研究领域:中国近代以来的农民问题、中国工人运动、中国社会和政治、美国的中国问题等,著有《华北的暴动与革命,1845-1945》等

在过去近四十年时间里,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的旗帜下经历了深刻变迁,也因之而孕育出各种具备潜在政治威胁性的新社会力量。中国共产党具有创造性地运用从本国丰富的历史传统而来的各种象征性资源的高超能力。中国当前的经济放缓,再加上政治上的不稳定因素,也对未来的政权巩固性提出了新的挑战。

李俊领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博士后,研究领域: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

近代以来,在西方文明的刺激下,近代中国出现了社会转型与文化焦虑,传统的信仰礼俗自清末以降不断遭到知识界的批判、基督宗教的敌视与政府的改造,以至于被贴上了“迷信”的标签。这种对民间信仰的认知一直延续至今,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

林泉忠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领域:中日关系及东亚区域国际关系、国民整合、民族主义、族群政治、文化认同等

是否/如何处理国民党长久以来坚持的“连接中国”的国家论述,并有效地让台湾的年轻世代“有感”,笔者以为将是决定国民党能否在未来东山再起的关键所在。

朱威烈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名誉所长、上海高校智库上外中东研究中心主任

既然将反恐作为首要关切,那么可以预料,美国接下来还将寻求加强跟俄罗斯在中东反恐问题上的合作。

钮菊生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苏州大学老挝-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 国际关系和公共政策等

訾凌寒

苏州大学2014级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生、苏州大学老挝-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研究领域: 南海问题和公共外交

对于是否设立南海防空识别区以及何时设立、如何设立等问题的考量应该基于我国面临的国际局势和国家安全需要。南海防空识别区的设立有利于我国信息安全,更好地应对非传统安全因素的潜在威胁,并且为我国“一带一路”战略保驾护航,但也存在可能导致南海周边形势更加复杂化,给一些国家进一步介入南海提供借口等政治风险。

高健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领域:英美社会文化思想史、英美文学、文学理论与文化理论、美国外交思想史、中西文化比较

该发生的总会发生,曼彻斯特体育馆恐袭案就像另一只靴子,总算落地了。正如英国警方去年所言,针对英国的恐袭迟早都会发生,只是不知道会如何发生。

杜一博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近年来欧盟安全形势极为严峻,欧盟情报机构在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方面表现乏力,究其原因在于欧盟情报系统成员国情报共享不足,而情报共享是情报系统发挥作用的先决条件。

陈国权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研究领域:权力制约与监督、行政问责与责任政府、地方政府创新与治理,著有《权力制约监督论》等

周鲁耀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城市治理与立法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

传统“强监督—弱制约”的控权模式使制约制度的功能被削弱,监督制度的固有缺陷被放大。唯有在强化监督的同时合理设计权力主体之间的制约结构,建立并完善“制约—监督”均衡的控权制度,才能更加有效地推进我国法治建设,提高预防和惩治腐败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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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问题是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据国际清算银行(BIS)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三季度末,中国总体杠杆率为255.6%,同期美国为255.7%,英国为283.1%,法国为299.9%,加拿大为301.1%,日本为372.5%。与整体债务规模的压力相比,债务结构问题的风险更大,尤其是来自企业部门的高负债水平,可能成为未来国内金融风险的一个引爆点。
中国化工收购先正达所需资金落定。中国银行、国新控股、摩根斯坦利、兴业银行为交易提供了股权融资,中信银行和汇丰银行牵头银团贷款,中国化工亦拿出了部分自有资金,交易总价约440亿美元。中国化工集团设置了6层特殊目的主体(SPV)为收购标的进行融资。股权融资规模为250亿美元。此次收购将推高中国化工的负债水平。截至2017年第一季度,集团总负债3057.9亿元人民币,负债率为80.9%。
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来说,人民币在全球支付货币中的退却不是好消息。2015年8月,人民币在全球支付市场占有率一度达到2.79%的历史最高纪录,超越日元成为全球第四大支付货币。据Swift数据显示,中国4月人民币在全球支付中占比1.6%,前值1.78%,为2014年10月以来最低;排名也滑落至全球第七,是自2015年2月以来最差排名。
5月25日,商务部发言人孙继文表示,“正在修订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拟放开汽车电子和新能源汽车电池、摩托车等领域外资股比限制。《目录》修订版已经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35次会议审议通过,将于近期公布实施。”孙继文还透露,中国鼓励外商投资包括汽车在内的高端制造业,并将继续放宽限制,有序放开合资企业股比限制。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研究员易富贤日前称,由于2015年生育率错估,2016年中国实际人口仅为12.9亿,比国家统计局调查的人口数据少了9000万,落后于印度的13.3亿。安邦研究团队评估此问题时认为,中国因各种情况而存在一定数量的“黑户”问题,印度同样也存在人口低估问题。相当于统计误差,很难得出真正“确切”的数据。
北京市计划到2019年,对全市路侧车位全部实行电子收费。北京将取消特许经营,而是由各区政府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选取1-2家企业对辖区进行停车管理。安邦咨询首席研究员陈功常说,“城市政策往往就是产业”,一项推出的政策要完成,就需要有产业配套,产业发展就得到了良机。城市提高一个标准,也立即会导致产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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