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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江小涓

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常务理事,曾任国务院副秘书长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对此高度重视,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他指出,“必须适应国家现代化总进程,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提高国家机构履职能力,提高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自身事务的能力。”李克强总理要求,要紧紧围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始终抓住“放管服”改革这一牛鼻子,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当下,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和数据技术发展,为政府提高履职能力和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公共事务和自身事务,提供了新的更多的有利条件,也带来新的问题和挑战。

一、政府履职具备更多数据支撑

国家公共治理体系和市场体系是影响经济发展、社会秩序和人民福利的两支主要力量。政府是公共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政府承担着管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生态等方面事务的职能。其中,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是四项基本职能。大数字技术为政府更好履职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一)多维多层数据支撑经济调节

首先,更多指标印证宏观经济形势。宏观经济变量如增长、投资和消费等,与许多实物指标、运行指标等有确知的相关性,如用电量、货运量等。现在,大数据技术提供了更多能够利用的指标,如工程机械制造企业能够通过物联网得知全球各地用户设备的实时使用状况,并能够与投资、工程建设、房地产建设等指标及时有效地相互验证。再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是重要的调控指标,现在一些平台性网络企业也发布与之高度相关的指数,例如“1号店快速消费品价格指数”,“阿里巴巴网购价格指数”(aSPI)和“阿里巴巴网购核心商品价格指数”(aSPI-core)等。由于这些指数直接从网络产生的海量实时数据中挖掘产生,真实性、实效性都较好,为政府相关决策提供了有效的信息。[1]这方面的研究国内外有许多,例如利用网络搜索指数或其它大数据技术对就业形势、增长率、通胀预期、房价趋势、投资指数等问题所做的研究,均取得了有意义的结果。

其次,结构性数据呈现行业特点。互联网、物联网的广泛应用,能够反映出许多产业、企业、产品的生产、销售和运转情况。例如各种原材料的市场价格、各种产品的出厂价格,各种设备的开工情况、各种商品的销售情况等等,这些信息更加实时、定向和颗粒化,而不仅仅是CPI、PPI、开工率这种汇总指标。因此,政府在继续实施总量调控的同时,有可能更多地采用结构式、分布式政策,在差异化调控的基础上实现总量目标。

贾康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中国走向现代化,建设现代化社会,从相关联的税制改革逻辑来说,一定要构建现代税收的制度体系。社会的现代化和税制的现代化,在实际生活中已经进入了改革深水区。全面改革新时期在财税配套改革方面,直接税是一个硬骨头。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

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

2018年评估报告显示:区域不平衡的现象客观存在,东部城市间的差距在加大,中西部城市间的差距出现缩小的迹象;法治政府的组织领导、依法行政的制度体现、行政执法短板明显;权力清单普遍建立,政府权责边界渐趋厘定,但其实际应用待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机构和工作机制不断完善,关键在于提高实效性;电子政务发展迅速,但是用户体验较差,应提升交互功能;多元纠纷解决格局虽然形成,但是行政调解、行政复议作用发挥不足,相关立法工作需要加快进度;政府诚信状况堪忧,营商环境的改善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诚信社会需要诚信政府的引领;公众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不高,对法治政府的获得感不强,应引起高度重视。

胡洁人

同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教育就是促进本能的生长过程,必须以儿童为教育的出发点,而不是把儿童当做目的和手段来看待,教育措施一定要围绕着儿童来实施。 父母应当从“试图改变孩子的行为”转变为“接受并理解孩子的行为”;从看到孩子违背自己意志就责骂转变为理解并沟通交流获得对方认同。采取符合孩子身心发展规律的教育模式才能在更长久的时间里令孩子身心健康成长和发展,切忌揠苗助长,苦心极力,卒无所得。

刘旭

同济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与竞争法研究所研究员

追求更高市场份额、更多定价权原本无可厚非。但是,如果通过违反《反垄断法》,以并购、交叉控股、组建卡特尔等各种措施来限制竞争、片面追求垄断利润,就很可能走上歧路。更重要的是,如果有效竞争被扭曲或严重限制,除了价格可能失去资源配置的信号作用,对消费者的剥削更可能导致服务水平下降,甚至不惜触及用户安全的底线。近半年来,滴滴顺风车业务的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就是血的教训。

刘世锦

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要重塑、提升高质量发展的地方竞争机制。首先要解决发展的目标、评价和激励体系问题,GDP挂帅不能再搞了,用什么样的新指标,需要深入研究。“强政府+竞争”是中国成功的秘诀之一和特有的制度优势,应与时俱进、调整升级,而不能丢掉。

梁红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王慧

如果不同步调降费率,从宏观层面看,1)缴费基数规范化可能会增加社保征缴收入约7000亿,调整至工业企业口径将拖累利润总额下滑3%,个人的税后工资降低1.3%;2)参保范围规范化下覆盖率每提高5个百分点,将增加社保征缴收入约4000亿元,调整至工业企业口径将拖累利润总额下滑1.5%。

鲁政委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市场研究总监

蒋冬英

兴业研究助理分析师

李苗献

兴业研究分析师

综合人民币汇率贬值幅度与出口退税率提升幅度,中国目前的整体出口价格竞争力上升9.7个百分点;而美国对中国出口加征关税,大致使中国对美出口价格竞争力下降8个百分点。由此,简单估算目前由于汇率调整和出口退税率调整,中国对美出口相对价格优势并未明显下降。值得关注的是,贸易战对中国出口的影响更多表现在情绪上的不确定性,继而影响企业出口接单意愿。

博尔格•布伦德

世界经济论坛总裁

贾斯汀·伍德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委员会成员、亚太区主管

东南亚国家联盟是否有足够的抗压能力,在当今的区域和全球变革中繁荣发展?虽然全球经济仍在大规模扩张,但破坏性的经济、地缘战略和技术力量有可能威胁东盟近年所取得的成就。为图生存,东盟成员国必须就共同体在地区事务中的作用做出重要抉择。有了正确的选择,该地区就可以把干扰转变为有抗压能力的未来。

蔡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

经济全球化大势和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决定了中国日益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积极推动者和重要建设者。当前,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明显变化:一是直接面对美国单方面挑起的贸易战,二是作为大型经济体和开放型经济体身处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的国际环境。面对这些外部挑战,我们既要牢牢守住底线、积极有效应对,又要保持耐心和定力,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

张俊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改革3.0时期,起点为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时间跨度将延续到本世纪中叶。这一时期的改革目标是为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奠定制度基础,而改革特点则是追求经济整体效能的最大化。改革3.0的着眼点,是实现国家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直接目标是构建体现“新发展理念”内在要求、能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和利益导向。

李开复

创新工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人工智能,既不是“人”,也没有那么“智”。它只能成为人类的工具,不可能取代人类的所有工作。对职场人而言,来自机器人、AI的压力是巨大的,但前景并不完全是黯淡的。AI将会取代目前由人类员工从事的许多工作,在某些行业,这种趋势已经开始显现,但有些工作是AI在可预见的未来所无法取代的。

张文显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法治建设不仅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为实现法治现代化、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强国打下了坚实基础,而且积累了一系列宝贵经验,形成了一整套科学理论。除了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有机统一,坚持全面推进与重点突破相协调四条经验外,还有六条重要经验。

党国英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今年以来,各地乡村振兴规划陆续出台,成效显著,但有些规划在编制理念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警惕。在进行乡村振兴过程中,需要防止以行政级别来划分城乡、防止违反城乡人口布局规律、防止乡村旅游过度化、防止农村公共品过度供给。

钟正生

财新智库莫尼塔研究董事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张璐

中美贸易战有其长期性,目前看来局势发生实质缓和的可能性不高。这就在中国经济内部的改革阵痛上,又叠加了外部供应链迅速调整的阵痛。根本而言,市场信心的提升,需要政府兑现深化改革承诺,对已有的顶层设计执行得更加锐意和笃定。如此,才能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和整体经济动力,发挥民企刚闯敢拼的冲劲和韧性。

范文仲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国际部负责人

在金融发展史中,尽管每次金融危机的表现方式不太一样,但其实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近代金融危机大多是资产泡沫和人性狂欢的结果,每一次金融危机前,往往都伴随着金融体系的迅速膨胀、金融机构的冒进扩张和金融市场的乱象频发。这一次金融危机的余波至今依然在荡漾,它的影响还没有结束。所以总结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一些教训是非常重要的。

李实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

万海远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副院长

当前,我国中等收入者比重进入到快速提高阶段。确立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战略,明确中等收入者比重增长的目标,关系到经济社会转型与改革的全局,对于协调重大利益关系、形成广泛的改革共识、提振社会对改革的信心,意义重大。在经济增速下滑和社会稳定风险增加的背景下,未来必须继续提升中等收入者比重,这需要从全面改革视角来推动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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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国防金融经历了“从无到有、渐进发展”的不同阶段:首先是单纯依靠国家财政拨款的国防金融“1.0版本”;其次,开启了“间接融资、被动借贷”的国防金融“2.0版本”;第三是开发金融、债券发行和股票发行等形式的军工产业链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相结合,形成国防金融的“3.0版本”。未来,要充分利用金融市场,实现军民融合的共同繁荣。
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从资本市场反应看,中美两国形势似乎相差甚远。但两国的反差真有这么大吗?安邦咨询对此表示怀疑。中美两大经济体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大市场,从市场规模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中美之间的差距未必有这么大。中国有必要重新思考中国市场的空间价值,过去,中国的政策思维方式是生产型社会的,今后要转变为消费型社会的思维方式。
当美国宣布9月24日实施对中国新一轮关税措施后,《华尔街日报》日前透露称,中方可能降低稍后两国贸易磋商的级别。据了解,尽管中央领导指示继续与美方接触,以稳定商界信心,避免中美贸易纠纷进一步拖累经济。但由于美国出尔反尔、信号矛盾,中国很可能将谈判降级处理,其中一个考虑是只派副部长级的王受文赴美磋商,而非美方邀请的国务院副总理刘鹤。
债转股是企业不良债务处置的途径之一,受到市场广泛关注。从今年上市银行半年报看,工、农、中、建、交五大行市场化债转股实施机构,报告期内合计净赚7.23亿元。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资金到位率低、项目落地率低于预期。国家发改委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市场化债转股签约金额达到1.72万亿元,到位资金3469亿元。据此估算,资金到位率仅为20%。
习主席9月20日强调,改革重在落实,也难在落实。改革进行到今天,抓改革、抓落实的有利条件越来越多,要投入更多精力、下更大气力抓落实,把改革重点放到解决实际问题上来。要深化改革开放,坚决破除地区之间的利益藩篱和政策壁垒。各地区各部门特别是一把手要拿出敢于担当的勇气和决心来,越是难度大的改革,越要动真碰硬,一抓到底。
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日内瓦接受采访时表示,“我认为中国出口地域多元化的速度可能较快,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如果贸易战导致中国企业放弃美国市场,那很可惜。在他看来,贸易摩擦对中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仅为GDP的0.2-0.8%,但对企业信心的影响可能更深。在此局面下,中国政府非常愿意和欧盟、日本、韩国、东盟等亚洲国家共同努力,扭转这种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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