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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6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在全球化历史上,2019年无疑是重要的一年。在过去一年中,以中美贸易战、日韩贸易纠纷、美欧、美日、美加、美墨等贸易争端为代表,整个世界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原则似乎都受到了挑战。除此以外,反全球化的抗议活动则在世界各地不断发酵。因此,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冷战后延续将近三十年的全球化进程结束了吗?

尽管可能仍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及更进一步的观察,但就现阶段,安邦咨询(ANBOUND)国际关系中心研究员潘宇认为:全球化没有结束,但其运作的路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如果说过去的全球化主要表现为资源及商品的流通与交换,未来的全球化将逐步转为信息在世界范围内的传递,本质上是一种空间的融合与发展。而在未来的经济活动中,只有认识到这种转变并适时做出调整的国家及企业才能在未来的全球化竞争中生存下来。

我们首先需要认识到的一个问题是,全球化从来不仅仅是经济要素的跨国流动。全球化的本质实际上是各个社会和国家之间在空间上的融合与重叠。过去的全球化进程集中体现在经济领域的最主要原因在于:其他要素的流动还缺乏足够的社会及技术基础。举例来说,冷战后人口的跨国流动不断普遍化的背后是交通技术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以及由教育和科技水平提高所造成的信息及语言门槛的下降,以及政治壁垒的坍塌。而随着现代网络技术的发展,各区域之间连通性的不断加强,全球化正在由经济领域逐渐发展到社会、文化与制度领域。换句话说,世界正在从意识层面不断连为一个整体。从更宏观的角度看,全球化实际上是一种随着人类技术进步而必然发生的大趋势,原因在于,随着人类技术的进步,其生活空间将不可避免的扩大,空间上的融合进而不可避免。

在此基础上,2019年(经济)全球化层面的波动实际上可以被看作是全球化路径发生转变的“阵痛期”。如果说,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利益分配的相对不平衡,那么这种不平衡正在通过网络(尤其是社交网络)被更多人所熟知,进而在一些地区引发了群众的不满。此外,随着信息传播速度的大幅加快,不同国家与文明之间开始接触对方的文化、传统与制度。这一过程有时以融合结束,但有时也会表现为某一种文化的单方面扩张或文化之间的冲突。举例来说,曾经的“阿拉伯之春”实际上就是社交网络时代美国文化对于其他地区的一种单方面占领后的表现。另一个例子是,一些拉美、非洲地区虽然在总体发展水平上相对落后,但却有着相当发达的现代资本主义制度。随着信息流速度的加快,他们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常规意义上的发展模式。在此基础上,其他国家对于中国的负面印象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文化冲突的表现。

张业亮

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

近十多年来,随着美俄核安保合作的一些项目结束、俄罗斯经济形势改善、普京政府上台后对俄罗斯全面倒向西方政策的调整以及俄罗斯对美国政策的疑虑,美俄在核安保合作中的分歧增加,俄罗斯对与美国开展核安保合作的动力减弱。乌克兰危机发生后,特别是特朗普政府上台后,随着美国把俄罗斯作为战略竞争对手,美俄之间在外交和安全领域的分歧增大,双边关系中战略竞争性的一面超过了核安全合作所能带来的安全利益的一面,美俄核安保合作也逐渐走到了尽头。

姜跃春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张玉环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2019年,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加速调整,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多重风险挑战叠加,为世界经济稳定增长带来不确定性。首先表现在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导致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加剧,影响世界经济稳定。另外也表现在全球范围内反政府抗议迭起,威胁国家稳定和经济增长。2019年以来,拉美、欧洲、中东地区多个国家爆发反政府抗议示威活动,经济民生问题成为民众抗议的导火索。民众反政府抗议对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在拉美地区尤为突出。

王桢栋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筑系,高密度人居环境生态与节能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教授,博导

邬梦昊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初级工程师

戴晓玲

浙江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副教授

方家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研究员

扈龑喆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筑系讲师

当前,我国城市发展面临的挑战来自于无节制机动化的出行环境恶化,迫切需要调整居民出行结构并尽力缩短出行距离,从而引导市民形成良好的出行习惯。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大陆地区地铁站点及其周边土地开发普遍存在时空错位,站城一体化开发较为少见。在未来的城市开发和更新中,各方需充分认识“融合型”模式对步行友好环境改善的巨大意义,积极改善“分离型”模式中连接路径的通畅性和便利性,主动提升“互连型”模式中公共空间的识别性和舒适性,并引导城市综合体提供更为丰富的业态和服务,从而推动步行友好的TOD核心理念在我国落地生根。

吴冠军

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信任的狡计”概念,指向信任在两个层面上的政治性-实践性智慧:第一,信任逼着信任做出者做出透支性的跃步;第二,信任逼着被信任者做出同样巨大甚至更巨大的透支,从而不得不努力守护信任。这意味着,当你进入信任的结构中,信任不只是让别人只能透支性地来信任你,并且反过来,你自己也将被牢牢固定进该结构中,努力守护所获得的信任。信任的“狡计”不是去激励,而是去逼使,取得信任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可能觉得很容易就赢得了别人的信任,但真正有智慧的人会知道,获得信任意味着,自己肯定交出去了重要东西(看得见的或者看不见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经济日报社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

根据中国宏观经济系统模型预测,2020年,我国GDP增长率基本与2019年持平,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就业、物价保持基本稳定,产业结构继续优化,增长质量继续提高。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做好2020年经济工作,应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改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结构性功能,统筹“稳增长”和化解风险的关系,加快建立健全促进消费长效机制。

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金光经济学讲席教授

既然中国的金融抑制已经变成限制经济增长和影响金融稳定的重要因素,下一步就应该往市场化的方向走。所谓往市场化的方向走,主要是三句话:一是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二是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三是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这三点都是要往市场的方向走,让市场来配置资源,让市场的规模扩大,改善监管体系。未来在这三个方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也不是简单地往那里走,在走的过程中需要考虑哪些适合、哪些不适合中国国情。

连平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孙长华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全球金融风险趋势性上升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观察。第一,全球杠杆水平继续增高,全球债务占全球GDP比值呈现较为明显的上升。第二,新兴经济体正面临偿债高峰期,债务偿还的压力将明显增大。第三,全球资本市场脆弱性正在增长。第四,新兴市场货币汇率持续出现动荡。全球金融风险趋势性上升对中国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当下有必要认真分析全球金融风险传导方式和途径,判别其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

金碚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会长

在现阶段,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实质上是要在基本完了初期工业化之后,建立向工业化中后期推进所要求的更先进和发达的产业体系。工业转型升级不仅仅表现在工业结构和工业体系的总体特征的变化上,更深刻地发生和体现在所有工业企业的战略抉择和战略走势上。实现工业转型升级,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就是要在新的更先进的技术基础上全面提升各个产业的自主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倪鹏飞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

人口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和根本问题。目前有关中国的人口尤其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讨论很多,且观点大都十分悲观,这根源于目前仍然沿用西方发达国家传统的概念界定和政策思维。而正在到来的智能化时代将彻底颠覆工业时代的人口问题,最终必将全面修订老龄化的传统定义,全面改写劳动相关的制度和政策。因应智能化的时代发展,率先改变应对人口问题的思路,未雨绸缪,积极作为,可以将中国未来的人口负担变成红利、挑战变成机遇。

陈建奇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张原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

回顾金融危机期间,世界主要国家面临着经济减速甚至衰退的压力,超常规刺激措施成为G20等全球多边治理机制共同倡导的政策重点,世界主要国家财政货币刺激政策力度空前。然而,超常规意味着突破常态,甚至偏离基本的理论规律,这种政策往往带来难以预料的影响或者后果。金融危机以来世界主要国家突破常规的政策并不少见,尽管有些国家采取措施力促相关政策回归常态,但仍然有不少非常规政策仍在延续。从这个角度看,全球经济难以回避金融危机以来超常规措施所滋生的内在风险问题。

杨鲁慧

山东大学亚太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百年大变局的核心要素是东西方格局的重心之变、全球治理的规则之变、崛起的中国与大国关系之变。中国之变主要来自“三个转变”:角色身份的转变、国际环境的转变、对外政策的转变。中国的崛起改变了世界,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百年变局的主线是中美之间的权力转移。大国关系和矛盾转变中最关键的是中美关系的质变,由此引发了百年大变局下的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并产生深远影响。

张文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9年成绩单,我国GDP总量达到14.4万亿美元,人均GDP站立到1万美元的台阶,正前行在从上中等收入迈向高收入的征途上。“立万”是一个历史性台阶,但是我们应该意识到,“立万”之后的登梯步伐将更加艰难,而且登梯所需条件和所需政策与以前又有着微妙而重大的不同。从上中等收入迈向高收入并继续向上爬升,是攀登“增长之梯”的艰难时段,外向竞争大企业在这一时段发挥了类似于“踏板”的作用,下一步,应该思考如何恰当地铸造更多和更好的踏板企业。

江小涓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国内生产要素和全球化基本面在发生非常重要的变化,即使不再发生贸易冲突,我们也不能够想象可以重现过去我们开放对于增长的推动力量。对外开放要更多发挥提升增长质量的作用了。所以和国内匹配、和高质量匹配是完全匹配在一起的。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变化呢?根据国内、国外的这两个变化,会有三个我们可以看到的、比较有把握的判断:1、中国会从垂直分工体系转向水平分工。2、我们应该从有偏向的开放转向中性开放。3、从政策性开放转向制度性开放。

侯宏伟

河南师范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温铁军

福建农林大学海峡乡村建设学院教授

日本政府在农业发展过程中担当企业家角色,主导农业资源的重新配置,其手段正是通过农协这一农业团体有效地将资源进行了合理分配。因此,可以认为,农协借助与政府之间的紧密关联逐步形成在农村领域的垄断地位是其垄断属性中行政垄断的具体表现,但政府的这种保护方式形成的垄断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是为了更多弱势小农户的利益。借鉴日本农协理性内涵中的客观经验有助于为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合作体系提供基础。

梁泳梅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美经贸摩擦的主要表现是美国不断对中国的出口产品加征关税。在估算中美经贸摩擦对美国在华企业的影响后认为,由于美国在华企业在美国整体利益格局中占比较小,产品出口比例较小及其行业分布的特点,导致中美经贸摩擦对美国在华企业的影响十分有限,但这也意味着美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不会大量减少。中国应准确把握和平衡好利用在华美资企业牵制美国政府的应对措施,通过更高水平的扩大开放来应对中美经贸摩擦。

王中原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专职研究员,讲师,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

郭苏建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政治学系终身教授,美中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罗湘衡

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副教授,法学博士

一方面,中国政治学的发展集中体现在制度化、专业化和国际化上:另一方面,在西方化与本土化、科学化与方法多样性、“象牙塔”与政治实用性之间还存在诸多紧张和矛盾。争论的焦点集中于如何理解政治知识的本质以及将政治转化为知识的途径,相关争论表明科学的、普遍的、实证主义的研究路径同特殊的、历史的、情境性的传统存在冲突。我们倡导“全球本土化”之路或许有助于调和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全球化”与“本土化”之争,它将整合“全球化”和“本土化”两方面的互惠影响,在方法上兼顾"科学化"和"多样性",并且平衡学理性和社会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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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肺炎疫情加重和扩散加剧,正逢春运这一涉及30亿人次的人口大迁徙,如果疫情叠加春运可能引发重大健康事件。安邦为此建议,为了防范更大范围的疫情扩散,国家有关部门可考虑调整今年的春节安排。可由国务院发出倡议,建议人们减少长途旅行回家过年的安排,尽量在工作和日常生活所在地就地过年。如有必要,可考虑对春节假期进行临时性的调整。
为什么日本把氢能社会作为国家战略,而不是把半导体工业作为国家战略?原因在于,任何一个国家无法在一国之内建立半导体全产业链,因此将其作为国家战略难以实现。不过,“氢能社会”大为不同,这是真正的国家战略,关系到国家每时每刻的生存和运转。对于日本、中国这样需要大规模进口能源的国家来说,“氢能社会”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央行在年初全面降准时,仍在强调不搞“大水漫灌”,这实际上对冲了“预期杠杆”,使政策实际执行效果大打折扣。目前经济主体和金融市场对于逆周期调节政策如何执行仍在不断的观察和猜测。由此看来,“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不仅需要运用好逆周期调节的工具,更需要有系统性的安排和指引,利用好“预期杠杆”,才能形成好的政策效果。
1月20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后迎来第六次报价,结果显示,1年期LPR报4.15%,较上月维持不变;5年期以上LPR报4.8%,同样较上月维持不变。这一结果出乎市场预料。有分析认为,在降准效果较弱、空间有限的情况下,短期内降成本‘短平快’的办法还是靠降息压低政策利率,引导LPR下降。
商务部公布了2019年国家级经开区综合发展水平考核评价结果。其中,酒泉经开区连续两年排在倒数5名中,按照相关考核办法规定,经报国务院批准,退出国家级经开区序列。另外,还有排名靠后的20家国家级经开区被相关部门约谈。据悉,这是我国自1984年建立第一批国家级经开区以来,第一次实施退出机制。
生态环境部表示,2019年全面完成长江流域2.4万公里岸线入河排污口排查,长江(包括长江干流和九大支流及太湖)入河排污口6万多个,与之前地方掌握的排污口数量相比增加约30倍。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长江流域的环境压力日益明显。由此看来,长江经济带建设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把长江生态修复放在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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