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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许耀桐

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和方法、中国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民主问题和党内民主等研究

国家行政学院是国务院直属正部级事业单位,是培训公务员特别是高中级公务员的新型学府,是培养高层次管理人才和政策研究人才的重要基地,是为中央提供决策咨询服务、开展科学研究特别是公共行政等领域理论研究的重要机构,发挥着公务员教育培训主渠道作用、公共行政理论和政府管理创新研究的重要基地作用、政府决策咨询思想库作用。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已持续进行近40年。改革是全面的改革,涵盖了六大体制,即: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在六大体制改革中,政治体制改革是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方面体制改革成功的关键,更为整个改革事业提供了国家制度的保障。

一、政治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要义

国家,包含国体和政体两个基本问题。国家体制即国体,是指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在国家中所居的地位状况,由此体现国家的类型和根本性质;政治体制即政体,是指政权的组织形式,是国家体制的表现形式。政治体制不仅受到国家政治性质的影响,而且受到本国的文化传统和习俗风情的影响,具有灵活可变、多样选择的特点。政治体制的文明进步,在于能够不断地进行改革、调整,使其不至于保守、僵化、落伍,能够充分地体现国家治理的民主、公平、责任、效率等精神。

两千多年来,人类对于政治体制涉及的政权组织形式问题,作出了不断深入的分析和理解。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将政治体制依不同标准各分成三类:(1)按照德性的高低来分配权力:统治者为一个人称作“君主政体”;统治者为少数人称作“贵族政体”;统治者为多数人称作“共和政体”;这三类政体为正体体制。(2)以财富的多寡来分配权力:一人统治称作“僭主政体”;少数人统治称作“寡头政体”;多数人统治称作“平民政体”;这三类政体为三类正体体制的变体体制。中世纪时期的托马斯·阿奎那,根据国家的目的将政体分为两大类:(1)国家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全社会的公共利益,该政体是正义的。根据统治者人数的多少,正义政体可分为君主制、贵族制和共和制。(2)国家的目的只是维护统治者的自身利益,该政体是非正义的。非正义的政体又可分为暴君制、寡头制和民主制。文艺复兴时期的马基雅维利将政体分为六类,即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它们的变种分别是专制政体、寡头政体和暴民政体。从17世纪开始,启蒙思想家以“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论为理论武器,冲击了封建时代的神权和王权,为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自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以来,主要形成了三种政治体制:君主制,即以世袭或者推选产生的君主为国家元首,并终身任职,但不具体负责国家事务管理;共和制,即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和国家元首由民主选举产生、权力受到制约并有一定任期;委员会制,即由议会选举产生政府委员会,集体行使政府权力。19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诞生后,马克思、恩格斯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实行共和制而非君主制,实行民主共和制而非贵族共和制。

沈蕊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当前生产任务型的乡村规划大多采用单一的“自上而下”的规划方式,缺乏对村民自身意愿的了解,导致村庄规划不能有效指导实际建设。当村民作为服务对象却无权提出诉求而只能被动接受的时候,公共产品只能变为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而这既不符合乡村社会发展的实际,又不符合社会公平的原则。

唐任伍

浙江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生活本是日日新鲜、丰富多彩的,可是被形式主义所困扰,生活就变得黯然失色、淡而无味了。当前形式主义的共性表现是:虚多实少,喊口号的花架子多,抓落实的硬功夫少。具体表现在贯彻落实、调查研究、服务群众、项目建设、召开会议、改进文风、责任担当、工作实效、履行职责、对待问题这10个方面,派生出来十大形式主义新表现、新变种、新花样。

徐勇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首批文科“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对于民主,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建设的问题。正是由于如何建设出现了偏差,导致要不要也成了问题。这主要是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大规模国家,这样一个有着深厚农业文明传统,现代化建设历程尚不长的国家,对于建设一个什么样式的民主,如何建设民主,还有待探讨,不断在实践中深化认识,还是一项需要长期艰苦努力的工作。期间会出现一些偏差,甚至挫折。因此,民主是一个在原有基础上不断再建的工程。

凯瑞·布朗

英国国王学院教授

中国在过去40年中一直避免与美国发生正面对抗。自邓小平时代起,中国的外交任务一直是确保美国不会感觉受到威胁,确保中国不陷入任何围绕霸权的最终争夺。然而,当美国选出了一位不走寻常路、视外交礼仪如无物的总统后,这种范式很可能被摧毁殆尽。2018年的美中关系正在步入一个关键节点。各方应竭尽全力确保维持现状。无论对于中美两国来说,还是对于整个世界来说,中美陷入正面对抗都将不啻为一场灾难。对于2018年的美中关系前景,任何事情都不应让我们沾沾自喜。

袁莎

博士,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随着摩苏尔和拉卡的解放,“伊斯兰国”的主要地方割据势力被剿灭。然而,在“后‘伊斯兰国’”时代,恐怖组织、恐怖分子和恐怖袭击均不会消失,而会以更加隐蔽、分散、简单粗暴的形式出现。面临反恐新形势,特朗普政府或将出台更加明确的反恐政策。其一,收紧移民政策。其二,加强反恐执法。其三,发动意识形态战。

许小年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曾任职美林证券亚太高级经济学家,世界银行顾问。曾获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市场化的改革和对外对内开放,围绕着提高企业效率来做制度上的配套,用创新驱动经济的增长,我们没有理由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感到悲观。如果我们能够做到上述这一点,中国经济可以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增长率也许不那么高,但是增长质量是一种高技术含量的、高质量的增长。

管清友

民生证券副总裁、研究院院长

新金融的各种业态、各种产品、各种服务模式蓬勃的发展起来,从需求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庞大的需求确实给我们新金融里面各个业态,无论你是做P2P,做车贷,还是做担保,还是纯粹者互联网金融,中国庞大的市场确实给大家提供了这种业态生发的土壤。

冯俏彬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

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未来5-10年左右的时间仍然处于转型升级的艰难期,整个国家将以调整结构、转换动力、蓄积上升力量为主要内容。因此,这一时期中国财政则上承推动中国经济稳增长的厚望,下载社会各界减税降费的殷殷期待,还存在控制政府债务风险的“天花板”,要力求在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之间取得平衡。

田国强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高等研究院院长

凡是从中国国情出发,采用规范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进行内在逻辑的推理和论证,实事求是地来研究上层建筑(国家、体制、制度及其改革)与经济发展关系等方面的问题,都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当然,尽管属于同一范畴,可能会有非常不同的理论和结论,这不奇怪。因此,对学术讨论和研究,不能动不动就上纲上线,攻击别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

史文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亚洲项目资深研究员

对于中美两国而言,未来主要的战略挑战将是如何建立一个互利的过渡模式,推动西太平洋地区从美国的海上主导向稳定、真实的均势过渡,确保任何一方在军事冲突中都不具备明显优势。要实现这一目标必然困难重重且具有潜在风险,但考虑到当下和未来的发展趋势,这仍然是非常必要的。

黄震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法研究所所长、中国互联网金融创新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目前我国金融科技的优势在于应用层面和市场规模,但中国市场不应成为外国技术跑马圈地的地方。我国必须加大原始创新技术研发才能实现真正引领变革。当前正在开展金融科技革命是一场全球的竞争,无论是发展技术,还是加强监管,都应该立足于全球化来谋篇布局,考虑全球各国的联动性,否则我们采取一些过于严厉的措施,可能会把中国金融科技的人才、技术挤到海外,让别的国家坐收渔利。

赵旭东

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微信最为重要的一个特征是:无须一种专门的社会的组织,零成本的进入和退出,但又无形之中构成了一种庞大的靠网络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团体,只不过是一种在性质上是虚拟化的而其成员又不在现场的团体组织。这基本类似一个没有时空限制的自由市场,形成一种网络平台资源的自由获取、共同分享的机制。这在打破既有的层层思想的审查上算是一个突破性的改变,也因此,控制和筛查这些自由市场的声音,使之形成某一种或某几种的声音变得不再可能。

张劲松

南京审计大学政府审计研究院教授

汤雅茹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政府作为生态治理的主体,由其主导的企业型生态治理体制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而政府和企业合作共治的生态治理体制,既有利于发挥政府的服务优势,也有利于落实企业社会责任。政府生态治理主体角色过于强化,而企业主体意识又显缺失,两方面的原因阻碍了共治体制形成。因此,促进政府与企业共治体制的形成要正确定位政府主体角色,培育企业主体意识,然后通过政企互动重塑生态治理共治的监督体制。

黄志龙

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

无论是选择哪个指标,都暗示着同样的事实,即中国家庭的负债程度已经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而且,近年来中国居民杠杆率快速上升,且集中在房地产领域,难免会引发人们对次贷危机与房地产泡沫的担忧,特别是自2016年年底以来,由于规模和占比控制,按揭贷款受限,居民被迫借道高成本、短期化、风险大的消费贷款,甚至互联网金融、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过桥贷款”等等,过度加杠杆进入楼市,从而让本处于安全区的居民杠杆率,开始显现出结构性风险。

刘学智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促进民间投资的政策往往只考虑一时的宏观形势,当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时便出台大量政策,恨不得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由于民间投资是让私人掏钱干活,基建投资更多地是政府掏钱干活,这样的政策对基金投资非常有效,但对民间投资的短期刺激作用就非常小。激发民间投资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有政策的稳定性、一贯性、精准性,要着眼于长远,让民营资本看得见未来才能激发投资热情。

肖新艳

商务部研究院外贸所副研究员

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对外贸易的发展也会顺应这一矛盾转换而发生变化,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缓解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提供更广阔的空间。要更加积极推动外贸发展方式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持续推进“五个优化”,提升出口产品质量和附加价值,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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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中国经济规模82.71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9%,是7年来首次回升。不过,经济结构问题和可持续性问题都值得关注。在我们看来,2017年的增速回升在2018年难以持续,国内统计“水分”将削弱市场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宏观与微观不匹配、整体数据与实体经济不匹配的情况仍然明显。2018年中国经济增速可能回落至6.5%左右。
未来“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应重视市场化和内外平衡。“一带一路”是一盘带有地缘政治目的的生意,但绝不是慈善或无偿援助,因此必须坚持市场化,同时兼顾内外平衡——在推动“一带一路”在外部结出硕果的同时,更要在国内经济与社会发展中投入足够的资源。毕竟,中国国内经济的强大和稳定,才是中国所有对外政策的根本!
美国国防部日前发布《2018年美国国防安全战略》,目标直指中俄。报告认为,“国家间战略竞争,不是恐怖主义,现在是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关切问题”。报告称,“中国是一个战略竞争对手,利用掠夺性经济来恐吓邻国,同时在南中国海进行军事化”,“俄罗斯侵犯了附近国家的边界,并对其邻国的经济、外交和安全决定行使否决权”。
2016年美国移动支付规模为1120亿美元,中国为9万亿美元。移动支付正在成为很多中国人支付各种商品和服务的手段,无现金社会的确正在向中国快步走来。但如果政策法规环境跟不上,这种金融创新为社会带来的只是风险,而不是进步,现在谈中国移动支付的未来,甚至是无现金社会,基本就是扯淡!
银监会主席郭树清定性少数金融“不法分子”后,国内媒体盘点了28家集团——明天系、海航系、安邦系、复星系、联想系、锦龙系、沙钢系、希望系、忠旺系、新湖系、美的系、富德系、万向系、泛海系、京华系、涌金系、杉杉系、亨通系、泰豪系、三胞系、中植系、宝能系、华信系、新理益系、君正系、香江系、凯德伦泰系、世纪金源系。
继东航、海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宣布为空中使用手机“解禁”之后,国航也于1月21日零时起,在国航实际承运航班上允许使用部分便携式电子设备。至此,国内13家航空公司可以“空中开机”。要指出的是,这将会加大航空公司的管理难度。尤其考虑到国内旅客的整体素质,不排除引发激烈矛盾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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