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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6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日前,中国领导人把区块链作为重要的创新领域去发展,估计会使得与之相关的数字货币也成为一个热点。实际上,中国央行最近也就人民币数字货币的发行做了一系列的表态,勾勒出了中国数字货币发展的路径和大致的框架。央行行长易纲在建国70周年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数字货币研究取得积极进展,与电子支付相结合;数字货币目标是取代一部分M0,不是替代M1或M2;数字货币不改变当前货币投放的路径。

那么,央行的数字货币是“去中心化”的货币吗?与其他各种币有何区别呢?从现有信息看,在央行的数字货币发行这一层面仍将是中心化的货币,央行统一进行管理,交割和结算。因此,由央行发行的法定数字货币,与比特币等“虚拟币”有着本质区别,也不同于LIBRA等用于支付和结算的商业数字货币,当然更不是当下流行的电子钱包或网上支付。所以,从技术上不会是以区块链技术为基础的“去中心化”的数字货币。从商业银行和数字货币发行机构的层面来看,其数字货币可以有多种形式。从技术上来讲,央行也鼓励各种形式的数字币的实践和应用,在央行货币发行层面上,技术上对包括区块链等去中心化的数字货币和其他技术的各种数字货币都进行兼容。这仅仅是技术的开放,并不意味着现有的比特币、以太币等市场虚拟货币的合法化。央行希望持牌的商业银行或金融机构以自身的现金为基础发行数字货币,不是以算法或其它方式凭空开发所谓的虚拟货币。因为央行允许的商业数字货币作为货币具有国家主权货币的信用背书,能够保证在价值上的稳定性,兑换价格不会发生频繁的变化,同时有利于在数字经济不断发展和数字支付手段不断成熟的环境下顺势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目前的比特币等虚拟货币更像是一种数字证券,虽然可以投资或投机获得回报,但不具有作为货币的价值属性。

央行的数字货币是否带来货币性质的改变呢?在央行层面,由央行掌握数字货币的发行和回收,其仍然是主权货币,有国家政权作为信用保证,其使用需要受到法律的保护和规范,只不过形式上从过去的纸币发行,增加一种以数字化的形式。其实从历史来看,货币的载体本身也是随着科技变化不断发展的,从最早的贝壳到铜币、银元、金币,再到纸币,未来出现数字币,不断变化的载体不仅是金融业发展的需要,也是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进程的一部分。但央行数字货币作为主权信用货币的一种形式,仍没有改变性质,这是国家概念所决定的。

所以,中国央行推动的数字货币体系,其本质仍然是主权信用货币体系,希望将数字货币这一新的货币形态纳入其现有的框架之中。但数字货币的出现也给当今的经济和社会带来新的变革,带来各种不确定因素,需要更好地规范和监管,从而避免对金融市场、对经济和社会形成冲击。

管清友

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

虽然从短期来看,中国经济内忧外患,需要在稳增长和调结构中艰难平衡,困难重重。但如果按照现在增速(中国6%、美国2%)粗略计算,在2029年,中国按照汇率计算的经济总量会超过美国,也就是在10年后成为世界第一。过去四十年最好的投资机会在中国,未来四十年可能还是在中国,因为中国存在很多不变量,基本盘还比较坚实,大历史观角度来看,未来增长潜力仍然巨大。

宋爽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当前正是我国发展换道超车的重要契机。为了增强国家竞争力、抢占技术制高点,我国首先要建立区块链技术研发和应用推广的政策支持体系。其次,要利用国内市场优势,培养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技术。再次,要做到包容性监管,在鼓励创新的同时保证国家经济安全运行。可以参考国外的沙箱监管模式,稳步推进试点项目。最后,要了解国际区块链技术的发展趋势,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

汪涛

瑞银亚洲经济研究主管,首席中国经济学家

我们的基准情景假设是“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签署后,美国将继续搁置原定10月加征的额外关税,但仍将于12月对1600亿美元中国出口额外加征15%的关税。持续加征关税和贸易摩擦不确定性应会拖累中国出口和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我们预计进一步的政策宽松将有助于2020和2021年GDP增速分别稳定在5.7%和5.6%。同时,猪价居高不下应会推高未来几个月的CPI同比增速,我们预计2020和2021年CPI均值分别为2.8%和1.7%。

伍戈

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文若愚

长江证券研究员

彭婉婷

长江证券实习研究员

陈苑菁

长江证券实习研究员

去杠杆对民企的影响综合体现为融资成本的显著上升。与民企显著不同的是,本轮去杠杆对国企的影响并非主要体现为融资成本上升,而是通过加强资产负债率约束来直接作用于其投资行为。展望未来,随着去杠杆措施趋缓,民企融资成本有望高位回落,从而有助于其债务压力缓解和投资修复。国企投资虽仍受行政约束,但在稳增长的政策背景下或将边际改善。外需趋稳也会对相关投资形成支撑。站在目前时点,投资增速或将阶段性趋稳,短周期看,增长预期最悲观的时刻可能正在过去。

贾康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

张斌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税收研究室主任

王静文

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在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现代政治文明建设为财税改革发展注入法治化规范化力量,而以创新发展作为第一动力的现代发展理念则为深水区改革的攻坚克难加码助力。新时代背景下,为更好地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现代政治文明建设和现代发展理念的落实不容忽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了战略部署。全面依法治国体现的政治文明也是锁定的现代化取向,现代政治文明的制度建设,要从根本大法开始,依宪执政,依宪行政,还要落到方方面面的法律上。

邹玉玲

金子文

破产制度的重要价值在于,使竞争失败的主体(组织和个人)通过法定程序彻底或暂时退出市场,给予重新开始的机会。从世界各国通行的实施情况来看,个人进入破产程序后需要受到严格的限制,如果存在不诚信的行为,还可能会被追究法律责任。个人破产制度的建立和普遍实施本身就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优化营商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闫坤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党委书记、研究员

树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当前我国面临的财政可持续问题在于财政运行层面,收支矛盾突出。从长远来看,减税降费无疑能够形成经济可持续发展和财政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但在当前形势下,财政运行面临着主客观两方面的减收压力,并且减收压力与支出压力叠加在一起,短期内财政的统筹平衡能力受到极大考验。为此,需要关注影响财政可持续的一系列因素,包括可持续发展的财政收入的征管能力、税制体系、财政支出效率、政府债务、土地财政以及经济发展,进而有针对性地、循序渐进地采取措施,从根本上促进财政可持续。

唐大杰

赛意企业研究所研究部主任,武汉大学法律和财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对政府的预算监督和管理是达到公共治理效率最佳的重要手段。当前人民代表大会对政府预算监督和管理还存在改善空间。从目前的情况看,人大对政府预算的审查能力比较薄弱,无法正常履行《预算法》赋予的职能。应考虑在各级人大均设立预算委员会,来落实人大对“一府一委两院”的监督,落实对政府全口径预算决算的审查和监督。

赛迪智库

随着区块链技术体系不断完善,国内资本对区块链行业投融资力度逐步加大,区块链企业商业模式和场景逐步清晰,区块链技术应用落地速度加快,区块链市场将进入快速增长阶段,产业规模将引来爆发式增长。经过2016年和2017年区块链概念普及、技术逐步完善和场景探索,2018年进入区块链应用相对快速落地的阶段,包括金融、供应链、文化娱乐、社会公益、教育就业等多个应用场景的区块链技术应用都将逐步走进人们的生产生活,区块链产业规模将迎来快速增长。

肖卫东

山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美国、日本财政支持乡村振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主要有:完善的法律法规为财政支持乡村振兴提供了强力制度保障;财政支持乡村振兴政策的目标、重点适势调整;财政支持乡村振兴的政策工具多样,具有阶段性和系统性的显著特征。这启示我们,有序高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加快推进乡村振兴立法,强化财政支持乡村振兴的顶层设计与法治保障;明确财政支持乡村振兴政策的目标和财政支持的重点领域;建立健全稳定的乡村振兴投入优先保障机制和增长机制;优化调整财政支持乡村振兴的结构;创新、优化财政支持乡村振兴的政策工具和资金投入方式。

王友明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所所长、清华大学CCWE“金砖国家经济智库”高级研究员

金砖五国与西方七国的关系不是对抗冲突,而是合作共赢。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同属这个世界,它们并非要“两军对垒”,而是要同舟共济。尤其在世界经济缓慢复苏之际,两者应聚焦合作,合力解围,争取双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而非以邻为壑,自筑围墙。西方七国应照顾金砖五国的关切和诉求,在“让步”中求共赢,在“包容”中见担当。

李力行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教育部长江青年学者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数额巨大,且大范围的出现资不抵债的问题。与平台公司债务相关的连带问题包括,第一,平台公司发行的债务往往刚性兑付,刚性兑付就是不遵循市场规则,由政府兜底。这阻碍了资本市场的发展。第二,影子银行很大的原因就是来自平台公司的债务。第三,平台公司虽然从事部分的生产经营活动,但是主要的功能是为政府融资,很多时候平台公司为了融资注册了不少的子公司,并没有实际经营活动的子公司,这些企业从广义角度来说也可以被视为僵尸企业,因此也与僵尸企业问题相关。

林采宜

华安基金首席经济学家

短期来看,CPI指数上涨的原因主要来自猪肉价格的提高所导致的相关食品价格上涨,剔除食品类物价,其他核心物价基本持平。实际上,随着收入的增长,人们生活质量不断提高,消费需求(尤其是服务类需求)的增加是导致生活费用支出上升的主要原因。或者说,消费结构变化是影响居民生活成本的主要因素。

孙文凯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自2014年7月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后,我国城市地区执行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大力度的户籍改革。在户籍制度改革取得如此大进展的情况下,下一步户籍应该在三个方面进一步推进相关改革。第一是城市间由于户籍导致的人力资源扭曲还有待进一步改善,特别是在大城市地区改革还需要进一步推进。第二是农村资产市场化亟待推进。第三是流动人口在城市市民化和社会融合问题。

应星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长聘教授

中国农村四十年的成功改革经验提供了这样几点启示:首先是要做到“上下结合”,即做好改革的顶层设计与尊重农民自主创造性的结合;其次是要做到“环顾左右”,即不单纯着眼于农村改革本身,而是要将城乡关系、农村经济改革与配套的政治经济改革放在一起综合考虑;最后是要做到“瞻前顾后”,即充分尊重中国乡村的历史,着眼于中国乡村未来可持续发展部署改革目标和进程。中国农村的改革成就,国家与农民关系的重塑,已经充分展示出一条中国发展的独特道路。

盛松成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民银行参事盛松成

近期,在全球央行宽松的背景下,各界对中国政策走向报以极大关注,尤其是在通胀的间歇性因素扰动下,货币、财政政策应该何去何从?其实,中国面临的问题与海外大有不同,中国目前不面临通缩压力,且仍有财政空间,因此积极的财政政策仍是第一考量,而货币政策则起到辅助性作用。近期,猪肉价格对货币政策形成一定抑制,但核核心通胀、PPI仍呈下行趋势,因此货币政策不应该放水,但仍有结构调整的必要。比起降准,降低MLF(中期借贷便利)或LPR(贷款报价利率)利率更有助降低实体融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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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莫迪2014年当选印度总理以来,其政治作为取得了明显的进展,这套政治韬略可称之为“莫迪战略”。莫迪战略的重点之一,是为“印度制造”打开市场,因此莫迪非常强调“自由和公正”。莫迪战略建立在对印度未来“全面乐观”的基础之上,如果印度经济增长未来出现令人意外的重大滑坡,莫迪战略的缺陷就会表露无遗,甚至动摇莫迪政府的政治地位,印度的区域影响力自然也会面临重大危机。
国家发改委经济运行调节局主要负责人表示,预计今年供暖季能源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态势,供需总体平衡,但可能受持续大范围极寒天气等因素影响,部分地区、部分品种、高峰时段供需平衡可能存在一定压力。该负责人称,电力供应较为充裕,少数区域电网个别时段需要加强电力供需平衡。天然气随着取暖用气需求集中释放,用气高峰时段供应保障任务相对较重。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完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降低部分基础设施项目最低资本金比例。将港口、沿海及内河航运项目资本金最低比例由25%降至20%。对补短板的公路、铁路、生态环保、社会民生等方面基础设施项目,可适当降低资本金最低比例,下调幅度不超过5个百分点。此外,基础设施等项目可通过发行权益型、股权类金融工具筹措不超过50%比例的资本金。这些政策在项目资本金管理上开了口子,可视为系统宽松政策的一部分。
德国总理默克尔敦促欧洲从硅谷科技巨头手中夺回对欧洲数据的控制权。这一表态突显欧盟日益准备挑战美国在数字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德国总理表示,欧盟应该追求“数字主权”。数字经济已成为各国关注的重点,也成为全球贸易谈判中的主要内容,各国围绕数据控制权的争端也将越来越激烈。欧美之间的竞争将是一个主战场,相关竞争可能碰撞出数据控制权博弈的国际新规则。
截至2019年三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资产284.67万亿元,同比增长7.7%。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2.37万亿元,较上季末增加1320亿元;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86%,较上季末增加0.05个百分点。此外,2019年前三季度,商业银行累计实现净利润1.65万亿元。商业银行平均资产利润率为0.97%,较上季末下降0.03个百分点;平均资本利润率12.28%,较上季末下降0.74个百分点。
11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发布公告称:人民银行未发行法定数字货币(DC/EP),也未授权任何资产交易平台进行交易。人民银行从2014年开始研究法定数字货币,目前仍处于研究测试过程中。市场上交易“DC/EP”或“DCEP”均非法定数字货币,网传法定数字货币推出时间均为不准确信息。相关交易行为可能涉及诈骗和传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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