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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7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地方财源建设一直是地方政府发展经济、整合财税资源、推动地方城镇化建设的基础。近年来,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政策对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强,以及减税降费等改善营商环境、发展市场经济的宏观政策的推动下,地方财政的缺口越来越大,扩大和稳定财税资源,不仅是解决眼下的“吃饭”问题的紧迫任务,也是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长期责任。对于地方各级政府而言,这项工作可以说是越来越重要、越来越紧迫了。

今年以来,在疫情冲击和积极财政政策的影响下,各地经济都不同程度受到冲击,从而影响到地方的财政收入,而财政支出由于各种因素在不断增加,使得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带来地方债务和杠杆问题的忧虑。从今年上半年的情况来看,在省级地区中,全国只有上海一般预算实现了盈余,其他各省都无法实现一般预算的财政自给。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2020年前8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6768亿元,同比下降7.5%。其中,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67509亿元,同比下降5.1%。相比2019年,2020年财政“过紧日子”的情况更为突出,实现“六稳六保”的压力也更大了。

各地在扩大政府性融资弥补支出缺口的方式以外,都在积极推动地方财源建设,希望确保稳定和可持续的财税资源基础,从根本上解决财政赤字不断扩大的问题。不过,从安邦咨询(ANBOUND)的信息跟踪情况来看,目前来看,很多地方仍然单纯从财政或税务的角度来看待财源建设的问题,重视龙头企业的稳定、重视产业链的稳固,重视“土地经济”等非税财源,仍在运用传统的招商引资、税收激励等方式来巩固和争夺企业落户发展,希望以此来带动地方经济,实现财源的扩大。

地区之间这种围绕财源建设的竞争,直接引起地区间竞争的激化,很多企业利用各地的政策竞争进行套利,把注册地搬来搬去享受税收优惠,而并没有给当地带来实质的贡献,从霍尔果斯、到珠海横琴、天津滨海等地区,大量的“虚拟”注册企业在享受了各种免税措施后又纷纷流出,地方也花费大量的精力后并没有享受的实质的税收增加,反而做了很多无用功。而对一些优质企业而言,这种争夺也干扰了其自身的决策和布局,影响了员工的稳定,却没有获得实际的发展。

卢迈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秘书处秘书长

赵晨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在贫困农村,0-3岁儿童几乎没有接受早期教育的机会,家庭养育能力和环境普遍薄弱,家长养育理念、知识匮乏,直接导致儿童早期发展水平滞后,甚至出现社会性退缩、孤独症、残疾等情况。3-6岁农村儿童,一部分在乡镇或县城接受学前教育,约有25%的儿童因就近没有幼儿园而闲散在家。儿童发展政策措施涉及多个部门,教育、卫健、民政、公安、妇联等都有相关职责,现在各方面都做一点、保障一点的模式,已无法满足农村儿童发展需求。

唐任伍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城镇化是民生解决和改善的产物。新中国成立后城镇化经历了艰难、曲折的探索,历经起步、停滞、探索、发展四个阶段。现阶段我国城镇化整体上处于加速发展阶段。新型城镇化作为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动力备受关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我国的民生改善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破解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民生难题,开拓民生发展新道路,成为未来我国民生解决和改善的重要课题。

张晓慧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助理

从政府兜底的单一支柱转到政府、企业和个人三方责任共担的多支柱养老金体系,是全球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基本经验,中国也在不断朝着这个方向前进。但当前我国的养老金体系结构中,作为第一支柱的公共养老金所占比重仍然过高,而市场化的第二和第三支柱的职业年金、个人养老金的发展还很不充分。通过税收激励鼓励个人开展养老金的储蓄和投资,发挥财富管理功能实现养老金资产的积累壮大,不仅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缓解政府财政压力的现实选择,也是优化金融结构尤其是优化资本市场结构、纠正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的失衡、促进长期资本形成的必要举措。

程雪阳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教授

从本轮《土地管理法》修改的结果来看,虽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已经建立,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标准也得到了提高,但由于这两种制度对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方式和机制并没有实现有效衔接,因此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结果也必然存在差异。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关系到亿万农民切身利益以及财产权的保护,而且中国自古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因此应当尽快通过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解决这一问题。

马晓野

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创建院长

始于经贸关系的调整,刺激双方用冲撞式外交方式在各领域探究对方的行动界限甚至底线,意识形态外交的底层思维一旦确立,将对以国家利益为主的双边关系产生最大杀伤力。我们应该重点关注中美之间是否还有共同利益,有哪些共同利益,并将此一一列出。如果双方的共同利益被暂时忘却,如果人们不知道双方还有共同利益,如果在考虑如此重要的、事关国际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时,人们没有把双方的共同利益当作权衡的砝码,这本身就是一个应该避免的重大错误。

陶辉

无锡市大数据管理局

个人数据法最核心的问题只有一个,就是数据确权;随着个人数据量的膨胀,指望公民自己管好自己的数据,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按照当前比较混乱的个人数据流通局面,要全面落实个人数据保护要求,政府需承担天量的监管任务,并且困难重重;个人数据垄断、割据,最终会伤害企业利益;建立以“个人数据银行”为核心的个人数据流通体系,可以成为个人、企业、政府三方得利的好事情。

殷浩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助理研究员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实施专项扶贫计划,并逐步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扶贫开发道路。特别是2013年以来,通过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对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脱贫攻坚取得显著的成效。我国不仅将历史性地整体消除绝对贫困现象,而且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并不意味着减贫工作已一劳永逸,脱贫基础不稳固、返贫风险等问题依然存在,“十四五”期间需要把减贫工作纳入乡村振兴框架下统筹实施,建立起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长效机制,确保没有人掉到绝对贫困标准以下。

张宇燕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徐秀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以高水平开放筑牢新发展格局的物质基础,夯实国内大循环的坚实基础,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迫切需要以更高水平开放推动更高质量发展。以高水平开放打造新发展格局的动力系统,通过技术创新和规模拓展做强做稳我国具有显著优势的产业、产品,使其成为全球产业链上难以替代的关键节点。以高水平开放强化新发展格局的制度保障,对接国际规则和制度体系,可以不断为国内改革提供突破口和动力,从而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更加有力的体制机制保障。

张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朱鹤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研究部

中国在通过降息刺激需求增长方面尤其谨慎,这与发达国家应对总需求不足的政策有着显著区别。一是货币当局在2012年之后的很多年份,尤其是2015年-2017年货币当局为了维持汇率稳定目标,一直面临着较大的资本流出和货币贬值压力,一种普遍的担心是降低利率可能会进一步加剧这些贬值。二是近年来非常流行和深入人心的看法是把降低利率等价于宽松货币政策,这会带来大水漫灌,而大水漫灌不仅不能解决中国经济存在的各种困难,反而会让问题更加恶化。三是降低利率会刺激房价上涨,社会舆论对此非常反感,也因此对货币当局形成巨大舆论压力。

任泽平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恒大研究院院长

熊柴

恒大研究院

白学松

恒大研究院

连一席

恒大研究院

10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10月11日,中办、国办印发《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试验田和一面旗帜,用40年时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奇迹。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攻坚期的背景下,中央通过综合授权方式赋予深圳先行示范重任开启新一轮改革开放。深圳再次担当大任,深圳改革具有重大意义,深圳再迎历史性机遇。

庞大鹏

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尽管历经变化,上合组织的定位或者职能应该分为基本职能和延展职能。对于中国而言,上合组织最初的定位仍然继续坚持,中国在上合组织发展的新阶段需要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对中国而言,上合组织的定位或者说基本职能仍需要建立在以下三点的基础上:一是稳定边疆,构筑中国在欧亚大陆的安全屏障;二是推动区域经济合作,为中国开拓新的发展空间;三是上合组织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战略依托。

张蛟龙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2020年初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给各国政治、经济、社会、安全带来了严峻挑战。在人类与病毒的对抗中,疫苗无疑是终结疫情的最有效“武器”。3月,中国将新冠病毒遗传信息公开后,各国政府、科研机构和制药企业展开了一场研发和获得新冠疫苗的全球竞赛。疫苗竞赛加剧了全球范围内的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情绪,一些科技水平和经济实力相对较弱的发展中国家在竞赛中处于不利境地。疫苗不应该被任何国家垄断,也不应为大国、富国专享,世界需要促进各国公平获得疫苗的机制,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刘志彪

南京大学商学院、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教授

凌永辉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地方政府要积极主动地实现从“唯GDP论”到为高质量发展而竞争的转变。这意味着要有一整套完善的体制机制作为支撑,化解房地产泡沫、市场分割、地方债务等一系列“重大结构性失衡”问题。总的看来,应把握两个重点方面:一是要继续保留地方政府为谋发展而积极竞争的动力,这是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激励机制;二是要扬弃这种激励机制中的不合理成分,更加突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具体而言,可以从改革创新政府官员绩效考核体系、探索和建立区域间地方政府合作治理机制等着手。

张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现实的体制目标是以人民为中心,提高人民的人力资本,推动知识阶层崛起,形成“关于人力资本消费—创新效率补偿”的正向循环。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目标并非最大化经济增长速度或短期规模效率,而是努力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的协同发展以及作为社会基础力量的中产知识阶层规模的不断扩展,使其得到回报,并形成正反馈推动转型。基于这样的现代化转型过程,需要对现有的体制进行改革,并安排好转型的顺序,加强发展与改革的相互配合,实现多种体制资源共同演化。

封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余央央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经过多年医改,我国政府医疗卫生投入快速增长,医疗资源日益丰富,但看病挂号“一号难求”、住院“一床难求”的状况依然难以改观。我国看病求人的根源在于医疗资源配置不合理,在以政府投入为主的医疗服务体系中,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仍然值得重视。但医疗服务区别于其他商品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消费应具有公平性,即获得医疗服务是每个公民的权利,不应与收入和财富相关;医疗服务与食品、住房、教育等共同构成公共服务的主要内容,因此政府需要承担提供公共基本服务的责任。

全燕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作为一场全球性的大流行疾病,新冠疫情(COVID-19)的蔓延大大超越了以往任何一次流行病的扩张范围,它带来的人员伤亡、经济崩溃、边界关闭以及其他影响,都在不断刷新人们对风险社会的想象,新冠病毒的传播也在实践另一种“全球化”的统治之路。就在疫情引发的新一轮逆全球化的表面之下和边缘之外,民族主义的政治异动正在挑战西方世界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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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长0.7%,第三季度为4.9%,低于市场普遍预期。中国经济恢复来之不易,但目前增速并不足以让人放心。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长0.7%,基本上确定了全年经济增长格局。安邦智库研究人员估计,2020年中国经济如果能实现全年2%的增速,就算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在分项数据中,国内消费恢复缓慢,成为经济中的短板。此外,由于企业大量倒闭,造成城镇居民收入下降,将会拖累消费。
9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6.9%,增速较8月份加快1.3个百分点。1—9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现增长1.2%。三季度,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6.7%,比上年同期上升0.3个百分点,比二季度上升2.3个百分点。前三季度累计,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3.1%,比上年同期下降3.1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虽然有了较快的增长,但仍未完全摆脱疫情的影响。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日前发表题为《美国外交政策重点》的研究报告称,特朗普总统对科学和专业知识价值的漠视,有可能对美国的研究和创新造成永久性损害。下一届美国总统能否按下复位按钮,对于恢复美国的全球形象和软实力至关重要。欧洲领导人正在等待观察,美国是否会重申对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以及对北约等重要多边机构的承诺。
有观点认为,中国央行率先推出数字人民币,原因之一是为了建立绕开美元的金融系统,应对美国可能的金融战,因为数字人民币交易可不用通过银行。不过,这种看法似乎太乐观。中国应对美国的金融战,关键不在技术问题,而在于中国的系统金融环境是否变化。如果美国发起金融战,美国的发达国家盟友往往是中国外资的主要来源,它们如在美国压力下不再进入中国,这是数字人民币无法解决的。
据报道,由鹏华基金子公司鹏华资管作为管理人、工商银行代销的“鹏华聚鑫1号-25号资管计划产品”已全线违约,25只产品总规模或超40亿元。由于相关理财产品收益低至4.1%,并非高收益产品,有市场质疑两家老牌金融机构的资产管理和风险防控能力。此次工行和鹏华出现产品违约,虽然最终可能实现“刚兑”,但无非是掩盖暂时的缺口,拿结构性的操作来补窟窿,但这样导致风险不断积累。导致这一事件的根源仍是困扰资管行业的资金池业务。
10月19日,泛欧交易所表示,由于出现技术问题,暂停所有现货和衍生品交易,这是近两年来该交易所出现的最大规模交易停止现象。包括深交所、东京交易所、德意志交易所等多个交易所近期都陆续出现技术原因导致交易异常的情况。有关分析师表示:“在过去的一到两年中,全球市场出现多次技术相关的问题,这表明金融市场的技术投资可能有所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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