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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Stephen Adams

欧盟贸易委员曼德尔森勋爵的顾问

Gregor Irwin

Global Counsel首席经济学家、国际宏观经济和金融领域的专家

翻译:走出去智库研究员刘灵燕 蒋柠蔚 车慧晶 夏桐川

审阅:余倩倩

Global Counsel是一家总部设在伦敦的国际战略咨询公司。公司主要向企业提供有关欧洲的监管和公共政策问题方面的建议。客户包括能源、电信、媒体和制造业领先的跨国企业,也支持私营企业和金融机构。GlobalCounsel为中国公司的海外发展提供建议,帮助他们了解商务目的国的监管和商业环境。

中国企业赴欧洲不同国家收购前,需完成法律和商业方面的精心筹划以及尽职调查。为什么一定这样做?不这样做,代价有哪些?

欧洲各国商业文化、经商便利度、市场实践差别在哪儿

需要注意的是,欧洲不是一个国家,并非只存在一种单一的文化。总体来说,欧洲各国是全球最宜经商的地区之一,但各国间仍存在差异。

第一,进入欧盟市场前,欧盟各国的文化差异须予以重视。

欧盟各国的商业标准和文化背景有一定的差异,企业制定投资、整合计划和预测未来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比如:

1.英国、北欧国家、爱尔兰,商业环境开放,政府工作高效;

2.东欧国家,作为“新”欧盟成员,努力经济自由化,整体上对外国投资者持开放态度;

3.地中海地区欧盟成员国,官僚之风盛行,雇工成本相对较高。

虽然这些常常被夸大,但仍应引起重视。欧盟既不是联邦制国家,也不是单一政府。虽然在贸易方面欧盟可被视为单一市场,但在对内投资方面,欧盟各国依旧保持本土化。

虽然欧盟层面规定了某些国家标准和惯例,但是购买营业资产和进行经营活动,依旧受欧盟各国国内法律和商业惯例管辖。

第二,高度重视经商便利程度调查,特别是欧洲国家的规划和建设许可指标。

上述各国家/区域的“名声”仅供参考,其在一定程度上是依据外部分析做出。

世界银行每年发布的《经商便利程度调查报告》(WorldBank Ease of Doing Business),对178个国家的评估结果显示,欧洲国家中,经商便利性最优的为丹麦,位居第5;马耳他垫底,排名102。

在经商环境的关键要素上,例如法律环境和企业保护,大多数欧洲国家排在第一梯队,对投资者非常有利。而对于行政繁杂度方面的排名,差别较大,有些欧洲国家在规划与建设许可这一指标上,排名非常靠后。

第三,注意欧洲各国实践差异,特别是英语使用率,大不相同。

祝华新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网络舆情》执行总编

赖龙威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助理分析师

协商民主体系离不开智库研究这个重要的“程序”和“环节”。智库的职责,就是在知识与政治之间,在政府与民众之间,架设桥梁,正如战国时代齐国哲学家尹文子说:“所贵圣人之治,不贵其独治,贵其能与众共治。”

陈钟

北京大学网络与软件安全保障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北京大学金融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面向领域的软件工程、服务科学与工程、信息安全、系统软件与嵌入式系统、信息系统与系统集成

刘敏

《三联生活周刊》

互联网支付营造了更加便捷的生活,但风险并未随着技术的创新而销声匿迹。信息技术漏洞、社会管理缺失和金融天然的风险性,都有可能成为那块漏水的短板。

迈克尔·奥汉隆

美国布鲁斯研究会高级研究员

翻译:唐逸如

《国际金融报》报记者

伴随着老牌统治国家和新兴崛起大国的互动,双方的对抗往往会不断升级。如果中美之间希望避免这一现象,那么这一计划就值得去努力。战略性的安抚和决心是一种明智的组合,这将避免美中关系滑向互不信任的深渊(这是今天美俄关系的写照)以及可能发生的更大危险。

张来明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党组成员, 长期从事政治法律、社会建设、国际问题研究工作,多次参加中央领导讲话稿和有关中央文件起草工作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个总目标,既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性质和方向,又突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工作重点和总抓手。我们把握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一是要把握性质和方向,二是要把握工作重点和总抓手。

唐黎明

安邦集团合伙人、高级研究员

新疆的稳定和发展问题,非一日之寒。须知“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疆要深思”,以急功近利的方式处理新疆问题,只会使问题更糟。

杰弗里•萨克斯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所所长、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研究员、著名经济学家、联合国秘书长特别顾问,负责联合国千年发展计划,该计划包括一系列扶贫项目

政府需要长期投资战略和融资方案。它们需要更好地明白如何区分公路、铁路、电力和港口投资的优先顺序;如何通过转向低碳能源系统让投资在环境上更加可持续;如何训练新员工为体面工作而不仅仅是底薪服务业岗位做好准备;以及如何在信任缺失、腐败横行的当下构建社会资本。

华强森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驻上海董事

成政珉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翻译:申凯

银行业日益激烈的网上竞争,正在世界范围内动摇那些一向古板的商业模式。但对已在疲于适应开放的中国银行业来说,这种转变最终将是颠覆性的。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中国金融机构正面临一波来自互联网金融公司的竞争,这种竞争正在改变银行业的格局。

黃育川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世界银行前中国业务局局长

翻译:邢嵬

只要国企不得不遵循政府作出的往往带来较低回报的指令,那么营造更公平的竞争环境、提高利率和改进治理水平等方面的改革,就不会发生。简单地向国有实体注入民间资产,而不变更实际控制人及其激励机制,是不太可能改变国企行为的。

修·马凯

西太平洋银行经济研究组执行董事兼高级国际经济学家

总而言之,该自由贸易协定好过预期,中澳自由贸易协定的价值很难简单地用数字衡量。2005年所建模型(有关此协定的谈判始于2006年)预测,澳大利亚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将从2006年至2015年累计额外增加180亿美元。同期,中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将额外增加640亿美元。

约翰·罗思义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前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

美国成为“亚洲轴心”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围堵中国。这一说法虽然被美官方正式否定了,但事实胜过雄辩。美国很清楚:中国现在已经足够强大,在亚太地区,靠单打独斗是无法打赢中国的。因此,只能试图构建“反中联盟”来围堵中国,这也是当下美国“新保守派”(neo-cons)对华外交政策的主调。

吕国民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沪港通”开通后,为香港和上海两地资本市场带来新的投资增长空间。这不仅为香港市场的投资者直接打开了内地A股市场的一道大门,而且也为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扫除了税务政策方面的一些灰色障碍。

邓聿文

民革中央社会与法制委员会委员、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理事、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访问学者、大公网特约评论员,主要从事中国的改革和社会转型研究

互联网舆情成为整个社会风气的风向标,是中国在转型时期的特定社会现象。要想网络成为政府社会治理的一个工具,发挥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积极作用,政府就必须有互联网思维,按照网络的特点去使用和管理网络,从制度和机制上确保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

罗拉-温赖特·安娜

牛津大学中国人文地理学副教授、博士

翻译:子明

交叉学科领域的环境公正学研究早已表明,环境污染的负担并非均匀分配,弱势群体更容易受害,而这往往是政府和企业有意选择的后果。臭名昭著的1984年赛雷尔报告,就曾建议美国企业将厂房建在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乡下少数族裔聚居区,以避免或更易应对阻力。

钟伟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对中国未来改革的命运,不论从情感还是现实,我们必须要有毫不动摇的,非常坚定的信心。中国经济中长期没有问题,中国经济在2030-2050年期间有可能和美国掰掰手腕。中国未来不会以西方荣誉成员的身份成为世界强国,而是作为中国成为世界强国。

高培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当前中国的政府收支规模,真正纳入“全口径”预算管理视野或完全处于“全口径”控制之下的比重,较之20世纪末实行“费改税”之前的水平,虽有所改善,但并未根本解决问题。距离政府收支行为及其机制规范化的目标,还很遥远。

廖理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常务副院长

王正位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助理教授、阳光互联网金融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

我国的“人口红利”问题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热点话题。人口红利的相关研究关系到我国人口、经济、就业与社会保障等相关政策,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提出改革是我国发展的最大“红利”,并不完全赞成中国人口红利已经消失的说法。这引起了人们对人口红利的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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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经济展望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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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头条 Headlines
建构中国特色民主集中负责制
复旦大学教授唐亚林在《社会科学报》刊文对之解释,首先是民主制,即在政党组织体系、国家机构体系、决策过程中,按照授权人(党员、民众、代表)与代理人(政党、政府、决策人)关系,赋予授权人以民主选举、民主监督的基本权利,赋予代理人以民主决策、民主管理的基本权利。其次是集中制,即赋予代理人以重大问题的统一集中决策与执行权力,政党实行以“四大服从”原则为基础的“最高领导人负责制”,在国家机构体系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决策过程实行“最高领导人负责制”。再次是负责制,政党组织体系或国家机构体系或决策制度都必须实行责任认定、查处与追究制度。最后是围绕集中制,实行民主制与负责制的双重制约。
健全和完善宪法解释程序机制
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在《社会科学报》刊文表示,我国现行宪法对宪法解释主体(全国人大常委会)已作出明确的规定。当下的问题是宪法解释的程序机制没有建立起来,使得制度难以有效运作。宪法解释的程序机制包括宪法解释案的提起(提起人、提起条件等)、受理(受理机构、受理时限、对不受理的异议、救济等)、审议(审议方式、时限等)、作出解释决定(决定形式和决定作出的票决方式等)和公布解释决定(公布的方式、载体等)。
制定制度的前提是假定存在坏人
著名经济学家樊纲教授在《经济制度与经济生活》一文中表示,制度的作用就是尽可能明确地界定不同个人之间的利益边界(产权),规范人们的行为,尽可能减少一些人损害另一些人利益的事情。好的制度扬善惩恶,其基本前提是假定存在“坏人”。不一定假定大家都是坏人,但是只要有一个坏人存在,就要有制度存在,否则这个坏人做了坏事不能受到惩罚,下一个人就会学着也去做坏事。苏联版本的政治经济学,假定一搞公有制计划经济,大家就都以全民利益为目标而努力工作,并且按此逻辑设计了制度,结果是人们越来越懒,经济越来越没有活力,贪污腐败越来越严重,最后走向灭亡。假定存在坏人,是为了保护好人。
法治政府应追求法治“生辉”
在第三届“中国法治政府奖”评选活动中,中国政法大学党委书记石亚军提出,法治政府建设目标不在法治生威而在法治生辉。不仅要讲中国的法治故事,更本质的是要讲法治的中国故事。按照这个思路,法治政府至少应该具有六个定义:阳光政府、回应政府、公信政府、创新政府、善治政府、责任政府。石亚军说,改革越往深处走,越发现改革有很多暗处、盲处、细处,我们需要挑明暗处,填补盲处,做实细处,需要专家、学者对中国政府职能转变和法治政府建设进行合二为一的整体思考,按照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部署,从顶层设计、整体筹划、协同推进、统筹部署的角度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如何用手市场之手与政府之手
如何用好市场的“无形之手”和政府的“有形之手”,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建议,一是各就其位,各得其所,各发所长。市场之手在资源配置、有效竞争、激励创新、以价格杠杆调节供需方面具有极强作用,但也必须管住市场的掠夺之手。政府之手在组织有效市场、纠正市场失灵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政府也存在过度干预市场,获取或掠夺经济利益的冲动。必须要让这两只手在应该发挥作用领域扬其所长,在不应涉足的领域避其所短。二是以透明公开的秩序监督“有形之手”,保障“无形之手”。对两只“手”都需要以公开透明的秩序管理进行监督,即以制度的手段约束两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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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财政部最新数据,今年前10月,全国国有企业利润总额20843.3亿元,同比增长6.1%,同时已缴税金同比增幅也呈现回升态势,显示国企经营状况出现企稳迹象。从分项数据看,财务费用增速同比达到18%值得关注,仅此一项就占到利润总额的46.6%,比去年同期高出4.7个百分点。以此来看,国企经营仍然存在隐忧,债务成本上升将给国企利润带来压力。
根据《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未来央企负责人薪酬水平将不得超过员工平均薪水的7至8倍。目前,央企负责人与员工薪酬差距约12倍。不过,这一政策仍然引起央企职工的担忧。不少人认为,既然高层都降薪了,企业整个工资收入的“梯级”也会受到影响,这是难以避免的,有可能造成员工流失。
中国对于发展新能源汽车兴趣强烈。根据计划,2013年至2015年39个推广应用城市(群)将累计推广新能源汽车33.6万辆。不过,从数据上看,截至今年9月,完成的推广量仅为目标量的11.49%。完成预期目标已经十分困难,几无希望。这也印证了我们此前的预期,另起炉灶走纯电车的发展思路,将造成极大的浪费,而且会受到传统汽车产业的抑制与反对。
美国商务部25日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美国三季度GDP大幅超出预期,显示经济复苏势头强劲。美国三季度GDP年化环比增速上修至3.9%,远超此前市场预期的3.3%,也高于10月底公布的初值3.5%。这一数据表现将加大美联储加息、美元升值的压力,令全球市场承压。
中国央行近日宣布非对称降息,可能会给中国商业银行利润带来巨大压力。尤其是中等规模银行如今在净息差方面的压力增大。如果银行在存款端实施20%的基准利率上浮,同时采用新的贷款基准利率,净息差将会被压缩40个基点。市场预期,利润率压力将使银行平均盈利下降9%-12%,而中型银行遭受的打击可能更大,达到13%左右。
由于临近月末,缴税叠加IPO集中申购,短期内市场对资金面预期偏谨慎,货币市场再次出现资金紧张局面。有鉴于此,央行再度下调公开市场操作利率,25日进行14天50亿正回购操作,中标利率从3.4%降到3.2%,较此前再度下调20个基点。此次中标利率下调符合市场预期,对货币市场利率造成向下的牵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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