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当今世界被地缘政治主导，与全球化发展顺利时期相比，世界运行的逻辑从重视效率和成本的经济逻辑转变为以地缘政治利益为主的政治逻辑。
在此背景下，即使对于一个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来说，争取尽量多的盟友和伙伴国家的支持，也是非常必要的外交策略。合作伙伴国家和地区是“稀缺品”，一些有实力、有能力、有特殊地位、有特殊作用的国家，很有可能成为大国“有影响力的伙伴”，于是，它们就成为大国博弈中各方争相延揽的对象。这种现象，安邦智库（ANBOUND）的研究人员称之为“地缘政治增值”。简单来说，是由于地缘政治需要而出现的国家“溢价”。
在近几年的国际形势剧变中，“地缘政治增值”的现象很多，在亚洲地区尤其突出。
比如印度，在美国“重返亚太”以及“印太战略”的框架下，印度的地缘政治重要性大幅提升。对于美国来说，印度可以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重要力量，是“印太战略”的一根重要支柱，即使它有着遏制不住的大国雄心，即使强硬的印度总理莫迪有着西方国家不喜欢的种种特点，但美国对印度仍然保持着很高的“容忍度”。美国将印度拉进了不少的地缘政治合作框架，除了“印太战略”，还包括“印太经济框架”、“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等。
菲律宾是另一个正在享受“地缘政治增值”的国家。作为美国曾经的殖民地，菲律宾也是东亚及东南亚国家中与美国签订条约盟友历史最长的国家。美国在东亚的盟友是日本和韩国，在东盟国家的盟友是菲律宾和泰国。在当前，美国对菲律宾的地缘需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构建起围堵中国的第一岛链，菲律宾是链条中一个极为重要的节点。第二，为应对台海危机，美国需要为台海冲突寻找战略纵深和前沿基地。在美国的西太平洋战略布局中，菲律宾已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前沿基地”。
越南是东盟国家中影响力快速上升的“地缘政治增值”国家。近几年，越南处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也是美国刻意结交的东南亚国家。今年9月10日，印度G20峰会刚结束，美国总统拜登立刻访问越南。对于拜登政府而言，在某种程度上，越南之行可能比出席G20峰会更加重要。美国CNN对拜登越南之行的报道颇为直率——“拜登手握一份协议来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家门口，拉近中国的又一个邻国与美国的关系。”对于此次访问的目的，有美国官员称，美国印太政策的最新一页将通过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来实现，“这对越南来说并不容易，因为他们正承受着来自中国的巨大压力。”此次访问后，美国得偿所愿，与越南建立了最高级别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同越南与中国、俄罗斯、韩国的关系平起平坐。
Anthony Frausto-Robledo
科技媒体Architosh主编
英特尔“芯片设计+制造”的一体化模式已经落后，而ARM公司则在全球半导体乃至整个计算机产业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技术模式的迭代加速了整个产业格局的重塑。ARM架构的强势崛起已不仅局限于移动端设备的统治地位，更体现在（云）服务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广泛布局。回顾芯片架构的各种路线之争，可见全球半导体产业似乎正酝酿着一场开源新趋势。ARM崛起的根本原因是RISC架构更适应半导体产业发展的趋势，而ARM架构授权的潜在限制，也将倒逼中国在开源架构RISC-V等新兴技术领域探索更多机会。
张煌
国防科技大学军政基础教育学院副教授
杜雁芸
国防科技大学军政基础教育学院副教授
“星链”具有多维一体的战场网络覆盖能力、延伸全杀伤链的集成性功能以及面向实战化的信息作战优势，将对全球战略稳定格局带来三大冲击：一是冲击首攻稳定性，“星链”既强化了美国先发制人的战略突袭能力，又弥补了军用太空资产固有的脆弱性，提升了美国太空攻防的整体能力；二是冲击危机稳定性，“星链”会加剧外层空间爆发“意外战争”的风险，同时，针对“星链”的制衡与反制措施可能造成外空危机的快速升级，并由战略领域向常规领域扩散；三是冲击军备竞赛稳定性，“星链”具有攻防一体和军民两用属性，可能加剧军备发展的“安全困境”，引发技术扩散和军备竞赛风险。
Marieke de Goede
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
Carola Westermeier
法兰克福歌德大学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客座教授
美国通过两个组成部分以持续其全球霸权：美元在全球货币和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以及美国在全球支付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而欧洲开发的INSTEX的重要性与其地缘政治抱负有关，即建立不受美国制裁影响的新支付基础设施，因为它们寻求避免使用美元和美国的其他接触点。此外，INSTEX也标志着，欧洲计划朝着“战略自主”的定位进行转型和奋斗，这或将塑造出新的政治联盟。而随着欧洲、俄罗斯和中国轮番对SWIFT霸权进行挑战，以及区块链等新技术的兴起，美国主导的传统全球基础设施体系将在未来变得越来越支离破碎。
赵鼎新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
基于对历史规律的把握，可对世界未来发展的大方向作出六个判断：一是自由主义在全世界严重受损，启蒙精神受到空前挑战。二是民族主义将长期在全世界占据主导。三是各地区传统主义和保守宗教的原教旨势力都会抬头。四是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思潮将占据主导。五是美国在道义和意识形态上受到重伤，但仍是独一无二的帝国，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取而代之。六是根据“核心领地视角”(核心/边缘比)，即一国核心区域的资源及人口占其全国的比例来判断，美国、中国、印度、巴西等大国都不会真正衰落。
雷欧·拉斐尔·莱夫
麻省理工学院前校长
对美国来说，为全世界提供人才教育既可以促进国家间相互理解，更有利于美国自身发展。但当前美国的政策正试图改变这一策略，更多优秀的国际学生无法留美，针对中国的全面限制又进一步限制美国科技进步，国家安全考虑又在美国国内引发对华裔学者的错误指控和限制。而科研合作作为另一种外交方式，不仅有利于提高美国自身实力，还可以帮助美国更好了解中国，更可以在地缘政治中发挥关键作用。在对话条件有限的情况下，美国大学或许是唯一能建立沟通桥梁的机构。尽管面临强大政治阻力，美国大学应该勇于承担这一责任。
费海汀
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助理教授
在地方，俄罗斯国家在联邦主体层面设计了一个多层次的竞争结构，使纵向从联邦到地方层级，横向从政治、经济到社会领域的众多精英都能参与对“州长”职位的竞争。另一方面，俄罗斯国家还通过上级与下属机关等正式机构，以及直管机构、派驻机构、社会组织、市场主体四类非正式机构实现了对“州长”权力的拆分。最终，通过对治理工具的掌控，联邦政府就能灵活调整联邦主体首脑所拥有的权限和影响力，并对其长期持续性地施加压力。治理者与治理工具相分离的特征实际上正体现了俄罗斯地方政治制度的基本逻辑：稳定、控制而非发展和竞争。
许纪霖
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教授
知识分子的话语地位每况愈下，关键的难点在于重新定位自身。如今的公共空间表达，有着潜在的商业逻辑。知识分子的优势是说理，缺点在于只擅长说理。而现实中，从互联网诞生开始，BBS、微博微信、视频三个阶段，公共讨论的篇幅限制越来越强，知识分子的表达方式似乎越来越多，但表达自由其实越发受限。在知识爆炸之下，一类知识分子继续在专业领域深入挖掘，另一类知识面广但不深，主要面对公众。后者难度较高，愿意做的人也不多。知识分子曾经是社会舞台的主角，但今天几乎被彻底边缘化了。
庞大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高文博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博士生
因俄乌冲突的持续，俄罗斯面临极大的外部压力，但也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目标。无论是政治、经济、外交还是安全，俄罗斯都在经历苏联解体以来最大的一次危机和挑战。政权安全问题成为俄罗斯内政的重中之重，是俄罗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俄罗斯为确保自身的政权安全构建了三大体系：以总统权力为核心的公共权力体系；以文化主权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体系；以防范非政府组织（NGO）为核心的社会管控体系。这样的政权安全建设基本维护了俄罗斯的政治稳定。
刘守英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李昊泽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缩小城乡差距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点与难点。权利是影响收入的重要因素，权利安排和开放差异是导致收入变动差异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城乡收入差距演变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各时期城乡改革的具体制度安排以及城乡居民权利开放差异，对城乡收入差距变动有影响。基于历史分析的基础，提出未来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关键，一是加大力度开放农民城市权利，推动农民市民化进程；二是进一步开放乡村权利，促进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
连平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上海市经济学会副会长
中国经济的复苏不能没有民营经济的复苏，而民营经济的复苏同时也会反过来推动整个经济复苏。可以探索改革银行体系，考虑通过建立专司中小微企业——主要是民营企业的政策性银行，提供利率水平很低的贷款，以弥补商业性金融运行中对中小微企业支持的不足。政策性银行体系可以发挥特殊作用。通过降低银行税收、提供低成本资金的方式来减轻银行成本，支持政策性银行及时地给中小微企业提供更低水平的信贷利率。同时将次政策传导给市场，其他银行的利率水平要抬高就会受到有一定的压力。
胡鞍钢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
谢宜泽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健全新型举国体制首当其冲的是正确把握它的隐含前提，即笃定的共同意愿、合理的目标体系和强大的国家能力。这三者是新型举国体制实践合力效应、乘数效应和杠杆效应的产生源泉。它们分别表现为党的主张、人民意愿、国家意志的统一，总体性目标与部门性目标、阶段性目标的统一，以及一般性国家能力与特殊性国家能力的统一。脱贫攻坚是新型举国体制实践的生动写照，它的巨大成功充分印证了意愿、目标与能力三大前提之于新型举国体制实践的不可或缺性。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从2000年至2022年的23年中，最终消费有14年都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投资在其余9年里的贡献率超过消费。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消费的年份，大部分都是中国经济遭遇内外部冲击，中国政府出重手以投资拉动经济之时。当中国的政经形势处于正常状态时，消费会立刻回归中国经济的第一拉动力。在未来的发展中，消费将会越来越稳定地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这是经济发展的规律使然，也是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使然。作为政策制定者，应该了解和认识这种规律，尊重规律之下的经济变化，并在经济政策中体现出中国向消费社会的转型。
恩戈齐·奥孔乔-伊韦阿拉
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
今天，多边贸易体系是应对主要全球挑战的解决方式之一，不论是应对气候变化，还是冲突，还是新冠疫情。我们比以往更需要一个改革后的、适应21世纪的世贸组织，其规则能够加强稳定、可预测性、全球贸易体系开放性的基础。如果过去的15年有教会我们任何事情，那就是没有预测的危机一定还在前方等着我们，没有贸易的稳定性力量，世界将一定会变得更没有能力去招架它们。
汪婉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理事、经济学院讲席教授
自2023年5月广岛七国集团峰会以来，“去风险”（de-risking）取代了此前美国主张的“脱钩” （de-coupling），成为美西方对华经济政策的“新词”。“去风险”也被写入广岛七国集团峰会的领导人宣言。“去风险”这一概念被美国接受，意味着美国自身也否定了对华经济“全面脱钩”的可能性，并以保护“国家安全”为由，把对华“选择性脱钩”的目标更加清晰地锚定在了高科技领域。中国应当深入剖析“去风险”这一概念提出的复杂背景，以及美、欧、日和“全球南方”对“去风险”的不同看法，进而制定行之有效的应对风险的战略。
杨华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
当前中国农民主要包括两类群体，一类是农民工，另一类是在乡农民。在乡农民中的精英农民、中坚农民和留守农民构成农村社会金字塔型的“三元”结构，各自在农村建设中发挥不同作用。在乡农民有其比较优势，他们是党和国家农村制度和政策的最大受惠者，熟悉农村情况，而且主要社会关系和利益关系在农村。这些特征和优势，使在乡农民的社会政治态度呈现出总体支持的状态。他们在农村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主体作用，是保持农村政治社会稳定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压舱石”。
Cyril Prinsloo
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金砖扩员必将增强金砖国家的全球影响力，包括金砖国家成员占全球经济比重、对矿产资源的控制，以及在G20、世界银行、IMF、联合国等多边机构中的协调能力。但在积极因素之外，需要注意：南非获得的境外投资中，美国和欧洲的传统合作国家依然是主要的投资方；金砖国家间的经济互动依然薄弱，水平较低；金砖国家组织内部，各国之间的力量平衡可能造成议程推进受阻。南非和金砖国家需要的，是把握时机，通过战略性的不结盟，吸引更多的资源和发展机会。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