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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6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在新冠病毒疫情肆虐全球的同时,全球金融市场和经济遭遇罕见的全面冲击。以美国股市为代表的全球股市大跌,引发了市场对金融危机再度爆发的忧虑。

自2020年2月12日至3月23日,道琼斯指数从29551点的最高位大跌至18591点,跌幅高达37%;同期美股市值蒸发超过10万亿美元。同期,欧洲股市的跌幅也高达30%以上。由于大量资金从股市涌向债市,作为市场基准的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从2月12日至3月9日,从1.63%历史性地跌至0.498%。国际油价自2020年以来也持续大跌,布伦特原油从年内高点的跌幅高达67%。面对股市大跌、债市收益率大跌、油价大跌,市场惊呼,在2008年金融危机12年之后,一场更加凶猛的金融危机已然来袭。

面对金融市场剧烈动荡,各国央行纷纷出台政策来救市。以美联储为例,近期频繁进行各种降息和释放流动性的操作,安邦咨询(ANBOUND)的跟踪研究显示,仅仅从3月3日至26日,美联储大力度的政策操作居然多达9次!主要操作有几类:一是降息,美联储连发三箭,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降低至0;二是大量回购美债,开启无限量的开放式量化宽松政策,向市场注入流动性;三是与多国央行建立美元掉期安排,以保证美元的流动性。

美联储的操作似曾相识,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美联储也采取了一些类似的大力度措施来挽救金融市场。从一系列操作来看,美联储完全是在应对一场金融危机,理论和方法都是一致的,思路和操作也是一致的,只是其组合式救市措施的力度,远比2008年时的救市力度更大,试图用规模力度来熨平这次历史最罕见的“金融危机”。

需要指出的是,此次疫情之后的全球金融市场变化,与此前的金融危机有着明显不同。过去的每一次金融危机都以大型金融机构或类金融公司倒闭为标志,如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破产;2001年美国的互联网泡沫破灭后,安然公司(Enron Corporation)破产;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美国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出现兑付危机,后被摩根大通收购;美林证券出现危机,被美国银行收购;雷曼兄弟公司未获政府救助,直接破产。而2020年初的这次美欧股市大跌,虽然出现了资产大减值,但暂时没有出现大型金融机构破产的案例,系统性金融机构的风险敞口相对较低,也没有国际收支的问题,债务违约到现在也没有大规模出现。

林宏宇

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2020年3月26日召开的“二十国集团”特别峰会,肯定要载入国际社会危机处理与全球治理的历史。同时,这也是国际关系史上第一次用视频连线的形式,聚集了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国际关系行为体的最高领导人会议。这个会议既有实质作用,更有象征意义。从实质作用来说,它标志着国际社会开始真正坐下来,认真讨论一个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危险,并拿出实际的行动来共同应对;从象征意义来看,它标志着全球治理进入3.5版时代,中国所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逐渐开始进入国际操作层面的时代。

章俊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预计G4(美国、欧元区、日本、英国)加上中国的整体财政赤字率会上升至7.3%,刺激力度高于2009年次贷危机之后的6.5%。当下美国和全球其他主要经济体即将出台的财政刺激是否能成为抵挡全球危机的最后一道防线呢?我们认为目前全球协同财政刺激更多扮演的是“齐格菲防线”的角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延迟全球经济过早陷入长周期实质性衰退(相对于今年的全球经济技术性衰退),但无法改变全球经济在未来某个时间点陷入长周期实质性衰退的结果。

孙明春

海通国际首席经济学家

程琬清

海通国际证券

赵洪岩

海通国际证券

最近,新冠疫情引发了一场对全国医疗卫生资源的“挤兑”。虽然这种需求不是常规性的,但也引起公众对中国医疗卫生行业供需状况的关注,尤其是考虑到“看病难、看病贵”一直是过去多年困扰中国政府及百姓的难题。分析表明,中国在医疗卫生领域的供需失衡主要是结构性的,而非总量性的。解决失衡除了增加投资、解决医疗卫生领域的一些短板外,更要深化医疗体制改革。

滕泰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经济学博士

刘哲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改革政策应着力于放松供给约束,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中国的很多行业都存在不合理的资格、专营权、价格、数量等方面的管制政策,其中大部分都是没有及时取消而沉淀下来的“短期供给约束长期化”。此次,为了防控疫情所形成的很多“供给约束”都是权宜之策,疫情受控以后应该尽快取消,全面减少行政计划手段对市场的干预,消除计划经济遗留的“沙砾”,进一步放松对生产要素、各行业产品和服务的供给约束,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徐林

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

根据我们的预测,如果假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劳动生产率增速不变,中国生产要素条件变化趋势决定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在未来15年在年均4%-5%之间。在新冠疫情结束后谋划未来的发展,特别是要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结构改善,实现更具内生力和高质量的增长,需要在结构性改革方面做出新的努力。我们不能因为疫情的冲击和新一轮财政金融刺激而忽视近年来已经出现的经济增速乏力趋势,而这一经济下行压力的主要障碍是结构性因素,包括要素条件持续恶化、制度改革滞后两大结构性问题。

田成有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制裁是一部法律规则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法规最具有生命力的象征或保障。没有强制力的规则好比是“一把不燃烧的火,一缕不发亮的光”。“没有制裁,法律只不过是一纸空文”。现在来看,在地方立法中,我们对“应当”的规定很多很多,但对制裁的规定却很少很少。如此下去,“法律不长牙”,“法律不戴剑”,太多的“应当”也就形同虚设,发挥不了作用,“好比拿起了鞭子,但从不落下”一样,法律成了稻草人,只管得住君子,却管不住小人。

埃德蒙德·菲尔普斯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资本主义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

罗曼·弗雷德曼

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

数百万人因经济严重受损而丧命的极大可能性为政府行动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大幅提升提供了合理依据。这要求政府牵头在以下四个主要领域做出努力:1.由于有效应对疫病大流行所需的设备和服务迅速陷入短缺,应将各经济体的现有产能导向这些方面以克服这一状况。2.对那些未直接参与应对危机的企业给予支持以使它们可以继续供应基本商品和服务。3.确保民众有足够能力去购买这些商品和服务。4.建立一套金融机制以帮助那些无法偿还抵押贷款和履行其他支付义务的人。

约瑟夫·奈

美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

目前的情况是,本届美国政府更倾向于短期的零和收益,很少关注体系和联盟的重要性。对“美国优先”的定义过于狭隘。回避了长期且开明的利益观,标志着罗斯福、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在1945年前后制定的国家安全战略开始走向湮灭。当前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新威胁,不仅来自于新冠病毒和气候变化等跨国因素,更来自于目前美国国内未能适应和左右新世界的秩序和规则。这是美国要从新冠病毒防疫中吸取的最为惨痛的教训之一。

郝群欢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与2015年MERS疫情时相比,韩国此次应对新冠疫情的表现确实有显著的改善。日前,美洲多国表示要向韩国学习抗疫经验,而美国总统特朗普还直接向文在寅总统发出了请求支援医疗设备的求助信号。但也有观点指出,其他国家在效仿韩国抗疫模式时会遇到政治意愿和公众意志的障碍,而对于一些深陷疫情的国家来说,要想像韩国这样迅速有效地控制疫情可能已经“太迟了”。

李晓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吉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全球化不是简单地逆转了,而是分裂了,即世界上两个主要大国之间关于什么是全球化的共识破裂了。这种分裂刚刚开始,疫情将发挥怎样的影响?我们期望它会发挥弥补作用。但遗憾的是,按照迄今为止的情况来看,疫情将在很大程度上加剧这一进程。抛开对手的错误或攻击不说,现在中国恰恰需要理性、冷静思考的是,努力弥合这种分裂对我们有利,还是扩大这种分裂、往业已扩大的伤口上撒盐有利?

西蒙·泰成志

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董事长、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系副教授

杰西卡·沃

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助理所长

中美关系的持续恶化增加了东盟选边站的压力。在选边站的问题上,东盟必须谨慎,因为每一个决策都会产生蝴蝶效应。事态的转变通常是由大大小小无数个决策不断累积而导致的,而每一个决策都决定着事态的走向。现在讨论东盟选边站的问题仍为时尚早;东盟成员国应当根据问题选择立场,尤其在做重大决策之前,进行更密切的对话与合作,确定各种决策的潜在影响,以便在中美博弈中争取更大的战略回旋空间。

受访者:姚洋

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院长

采访者:王延春

中国已经深深嵌入到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中,疫情在全球其他国家的暴发将增加中国产业面临的输入性风险。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内外部冲击,疫情带来的短期经济影响很可能演化为系统性的经济风险。中国疫情初期,制造企业停产,造成产业链断供和内部断链,现在国外疫情持续恶化,全球消费下降,连带着中国的进出口下降,美国、韩国和欧洲等是中国重要的中间产品进口地,这些国家的疫情恶化可能会对中国产业链造成再次的冲击。

韩召颖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黄钊龙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由于美国对华战略是积极利益集群和消极利益集群相互博弈平衡的结果,因而,中美关系的未来主要取决于积极利益集群和消极利益集群的具体变化。从战略安全和经济关系这两个最主要的积极和消极利益来看,中美关系的"落点"将呈"下沉"趋势,这意味着中美战略竞争将持续进行,在某些领域的竞争强度可能更趋激烈。但由于以经贸关系为主的积极利益集群的正向作用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完全消除,因而中美关系不会在短时间内"脱轨",更不会发展到全面的战略对抗甚至战略冲突的境地,中美关系将继续 保持既有合作又有竞争的整体状态,只不过竞争的意味会越来越浓。

董强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

李小云

中国农业大学文科讲席教授教授

事实上,援欧抗疫的意义远远超过医疗援助的本身,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跨越。首先,这标志着发展模式多元化时代的真正来临。中国独特的发展经验将会与西方发展经验和其他地区的发展经验共同重构全球发展治理。其次,这标志着中西方长期失衡的权力关系步入互惠互利的平等关系。最后,这也标志着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在现代的弘扬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践行。中国此次全球抗疫援助,既不是传统的慈善,也不是冤大头撒钱;而是一种对西方长期支持中国的回馈,更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全球责任的觉悟。

吴金铎

长城证券固收首席分析师,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信息基础设施”这类“新基建”光靠短期大规模投资是无法达到预期目的的,“新基建”大可不必为了当前的稳增长任务而一哄而上。追求投资速度而过度投入和重复建设,很容易造成“新基建”若干年后的产能过剩,当年的光伏产业和“四万亿”之后煤炭钢铁等行业过剩的代价是巨大的。更不要为了追求现阶段的增速而忽略中长期高质量发展目标,无视科技领域的短板,毕竟“新基建”很多产业光靠物质资本投入是不够的,国家创新实力的培养不是依靠投资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

孙彬彬

天风证券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师

考虑到2月低基数以及复工率的逐步提升,3月PMI本应大幅反弹,52%的PMI表明当前复工率虽高但实际复产率并不乐观,或者也有可能在疫情冲击下大量企业经营在恶化。以PMI生产指数拟合工业增加值环比增速,结合工业增加值定基指数,可以判断3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依然会出现大幅下滑。由环比指数换算的PMI同比指标,依然处于显著负增长区间,也表明当前复工复产状况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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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横扫全球的危机是一场经济危机,很可能演化为金融危机。要注意的是:第一,用解决金融危机的理论方法解决不了现在的突发经济危机问题,美联储的方法未必就对症下药。要缓解金融危机,必须先控制住经济危机。第二,不可能寄望于市场出现V型翻转,要对危机的中长期影响做好充分准备。此次经济危机叠加了很多原本经济体的危机因素,病毒疫情实际仅仅是一个触发因素。如果基础动摇了,经济结构将受到影响,势必影响大局。
鉴于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巨大不确定性,有专家建议今年不再设定GDP增长目标。但安邦咨询认为,现在中国经济处在关键时刻,需要加力踩下最后一脚油,把经济速度提上来,避免在疫情冲击之下陷入困境。对于疫情之后的经济增长工作,中国还是应该提一个适度的意向性目标,同时强调其实现难度,并为包括政策在内的资源动员做好准备。如果不设目标,地方经济工作很可能会“散摊子”。
巩固扶贫成果需要善用金融资源。县级政府需要转变县域国资平台经营思路,把单纯的财政补贴转为“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股权投资,把原来国资平台的财政补贴工具转为县域经济的国有资产管理功能。贫困县可以在重组和整合已有资产的基础上,通过发行“防返贫专项债”,引导资金投向县域投融资平台公司,撬动过去几年积累的产业和金融资源,繁荣县域经济,筑牢扶贫成果。
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再提前下达一批地方政府专项债额度,带动扩大有效投资;部署强化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增加中小银行再贷款再贴现额度1万亿元,进一步实施对中小银行定向降准,支持金融机构发行3000亿元小微金融债券用于发放小微贷款,引导公司信用类债券净融资比上年多增1万亿元。促进中小微企业全年应收账款融资8000亿元。同时要求加大对困难群体相关补助政策力度。
最新发布的3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显示,制造业PMI为52.0%,比上月回升16.3个百分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2.3%,比上月回升22.7个百分点;综合PMI产出指数为53.0%。3月份采购经理指数较2月份明显上升,反映了当前多数企业随着复工复产有序推进,企业生产经营情况比上月有所改善,但并不意味着企业的实际生产经营已恢复至疫情前水平。经济是否实现趋势性好转,还需持续观察。
穆迪表示,将美国规模达6.6万亿美元的非金融企业债务评级展望由“稳定”降至“负面”。穆迪警告,“对消费者需求和情绪最为敏感”的行业将受到特别严重的打击。这些行业包括全球客运航空公司、酒店业和邮轮业,以及汽车业。此外,能源价格暴跌将使石油和天然气行业面临风险,而银行也将面临一个充满挑战的环境,因为利率下降会侵蚀银行的盈利能力,而经济恶化将破坏信贷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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