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中国在外交上一向秉承“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以及和平共处。这是上个世纪50年代以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所确立、并被历届中国领导人所坚持的中国外交基本路线和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只是中国的外交原则，还逐步为世界许多国家所接受，不仅在各国大量的双边条约中得到体现，而且被许多国际多边条约和国际文献所确认。
以和平为核心的外交路线和原则，中国一直坚持到现在。在世界的眼中，中国的外交策略向来是独立自主的，不干涉他国内政，尊重其他国家主权。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中国的对外交往越来越多地依赖经济合作这一手段。在对外经济合作中，中国整体上也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不在经济合作中附加更多的政治利益。中国的这种外交风格，也被一些外媒视为只谈经济，无关政治。
从近期的中国外交实践来看，可以观察到，中国在外交策略和外交行动上似乎有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最突出的特征是，在继续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框架下，中国在外交上开始更加积极主动，追求一定程度的有所作为。与过去相比，中国在外交上表现得更加进取。
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
一是中国推动沙特与伊朗进行和谈，达成了和平协议。今年3月10日，沙特、伊朗和中国在北京发表了三方联合声明，这是一个迈向和平的声明。在中国的斡旋下，沙特和伊朗这两个中东地区长期对立的大国，有意化干戈为玉帛，决定签署和平协议，恢复外交关系，商议互派大使。此事最新的进展是，沙特国王萨勒曼致信伊朗总统莱希，“对这两个兄弟般国家之间的协议表示欢迎，邀请他访问利雅得”。对于沙特国王的邀请，莱希欣然接受，并强调伊朗愿意同沙特加强合作。
沙特和伊朗在中东地区转向和平相处，对当地的地缘政治环境起了很大的正面的作用。受沙特和伊朗北京历史性和解的鼓舞，伊朗和巴林关系也正在解冻。一度断交的这两个中东国家，将很快开放大使馆。此外，在中东另一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埃及总统塞西将举行会晤，这标志着两国“10年关系疏远期”的结束。伊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改善，对也门局势也带来积极影响，一场血腥的战争有可能走向终结。
中东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中，中国扮演了重要的劝和促和的角色。据《华尔街日报》等外媒透露，习近平主席在2022年12月访问沙特期间，向沙特领导人提出了与伊朗和谈的“大胆建议”；中国还向伊朗政府提出了类似的建议，中国愿意为此提供环境和便利。沙伊双方都接受了中国的建议和邀请，并在中国进行了部分洽谈，最终达成了今年3月份的三国声明。让人惊讶的是，这一涉及中东地区格局变化的重要外交行动，保密工作做得很好，至少在媒体层面，西方媒体并未事先了解到此事的进展。
吕德文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调研需要实地观察和访谈，不可搞成工作检查，不能搞成“不说实话”的座谈会，也不要找助手代替调查、代写报告，更不应把做调研的机构变成领导秘书，放着本职工作不干，替领导写稿。只要领导干部和基层干部群众交心交朋友，他们会跟领导说实话。而且基层多的是聪明人，也可以帮忙分析问题。但基层最怕的是，领导了解真实情况了，反过来说基层的不是。调查研究也不是非要解决问题，有时候反倒会把提问题的人解决了。调查研究，关键是领导干部要改掉过去不良风气，真正接地气地了解基层所思所想，让党内的学风文风更为实事求是，这就是最大的成果。
赵明昊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为推进对华战略竞争，美国在亚太地区大力构建具有议题导向特征的“小多边”机制，如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美日韩三边协作等。这类机制具有较突出的针对性、跨域性、延展性，美国力图借此打造多层次、网络化、嵌套式的盟伴架构，对华实施阵营性对抗、复合性遏压。中国需加大与亚太地区国家战略沟通，维护好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合作架构，有力应对美国主导的“小多边”机制给地区秩序带来的碎片化、阵营化、北约化效应。
薛力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过去两年多，各国之间的竞争日益表现为不同文明之间抱团竞争的新特征，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领导全球事务的兴趣与能力均在下降，越来越趋向于强化自己的文明认同，并拉拢其同盟国与密切伙伴国，建筑各种“新西方国家俱乐部”，从而在不同领域打压不符合其价值观与利益的国家，特别是中国、俄罗斯、委内瑞拉、伊朗、柬埔寨、匈牙利、古巴、朝鲜等。就全球长远趋势而言，文明间的竞争与合作是常态，全球化仍将缓慢推进。美欧基于基督教价值观，将继续构建“小院高墙”与“新西方国家俱乐部”以维护其文明圈的利益，这将在能源领域有明显表现。
Kris Terauds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国际和发展研究所经济学家
翻译：刘半田
近年来大宗商品强势上行，以及新能源产业对镍等矿物资源需求激增，印尼再次面临向电池级镍产品升级的机会窗口。去年11月，印尼再传将对镍铁和镍生铁出口征税的消息，而全球第二大镍生产国菲律宾也欲效仿印尼，考虑对镍矿石出口征税，转型为镍矿加工国，提高镍矿产业的附加值。大宗商品依赖型发展中国家实施出口管制似乎已成为逃离资源诅咒的一种新方式：它们的目标不再局限于从大宗商品短期繁荣中靠原材料出口受益，而是探寻如何借用自身资源禀赋推进本国工业化。
张金岭
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
2023年伊始，法国政府在时隔三年后再次推出新的退休制度改革方案，随即又引发民众强烈抗议，大规模罢工和示威游行此起彼伏。退休制度改革是马克龙在首次竞选总统时就做出的承诺，2019年动议方案遭遇失败后，政府重新调整改革思路，却再遭抵制。马克龙政府似乎不畏民众抗议，态度坚决，总理博尔内公开表示在法定退休年龄延迟两年的问题上“无可商量”。法国政府推进改革的决心遭到民众激烈抵制，折射出法国社会面临着的双重危机。
安春英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西亚非洲》常务副主编
非洲粮食安全问题具有长期性和脆弱性特点，易受外部因素的冲击。尤其是乌克兰危机发生后，占全球缺粮人口1/3的非洲国家面临的粮食安全风险尤为严峻，主要体现在粮食贸易、生产、购买力及其获得国际粮食援助等方面。从表象看，非洲国家粮食自给率低、农业粮食生产体系韧性弱、国际市场依赖性强等是造成其粮食安全困境的长期原因，但其根源则是“粮食金融化”持续演进的结果。为此，非洲国家需在优化外部国际环境、提升粮食安全内生能力建设、借鉴与分享国际经验等方面加以应对。
Terry Macdonald
墨尔本大学社会与政治科学学院副教授
过去一个世纪的“全球化”进程加速了基于国家的政治治理的这些内部和外部领域之间的功能边界的侵蚀，在自由国际秩序的治理机构中产生了日益严重的合法性危机。新的合法性挑战和要求超出了对国家和国际机构合法性的长期要求，包括关注加强强大的非政府和企业行为者的问责制，以及扩大被排除在国家机构架构之外的跨国选区个人的参与权。在这种背景下，现在需要的是对全球政治正义的原则框架进行全面的重新阐述。
刘远举
FT中文网专栏作家
现代计算机的本质是图灵机，所谓图灵机，是由一个虚拟的机器替代人类，将人们使用纸笔进行数学运算的过程进行抽象。电脑系统不管多么庞大，理论上，每一行代码，CPU、内存、硬盘上的每一个数据，每一个寄存器里面的数据都是精确的，可以监测、记录。也就是说，不管机房再庞大，ChatGPT有多么强大而神秘，本质上都是可以还原在纸上。对外行来说，ChatGPT已经很好了，但对内行来说，ChatGPT还差得挺远。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9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从2月14日起，开启了为期一周的欧洲之行。王毅的访问行程包括法国、意大利、匈牙利和俄罗斯，并赴德国出席第59届慕尼黑安全会议。值得注意的是，截至当地时间2月18日，王毅除了会见各国的外交官员之外，法国总统马克龙、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德国总理朔尔茨先后会见了王毅。此外，王毅在本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做了专题演讲。从迄今王毅主任的欧洲之行及产生的反响来看，可以认为，这是中国近期以来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所做的一次有力度的外交展示，也是一次有一定影响力的地缘政治态度展示，有助于扭转近一年来中国在国际地缘政治博弈中的被动局面。
文宏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李风山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副职现象具有较强的中国特色。在西方国家，基于政务官与事务官的区分，副职多处于从属地位，承担辅助性角色。但是，在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中，副职在科层体系中扮演着关键作用。副职作为中间群体，是上级正职与下级职能部门之间的衔接纽带。副职既需要扮演参谋辅助角色，又具有强化权力制约的意义，同时需要负责决策执行、凝聚内部共识、开展问题纠偏，其作用非同小可。
肯尼斯·罗格夫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
翻译：由冠群
在疫情导致经济放缓之后，过去两年的通货膨胀危机似乎让大部分国家都吃了一惊。30年来，发达经济体的物价增长缓慢，而在突然之间，英国、美国和欧元区国家就开始要应对接近或超过两位数的通货膨胀。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物价上涨得更快。关于新一轮通胀的成因，大家的辩论焦点都集中在政治问题和国际事件方面，但同样重要的还有央行政策及促成这些政策出台的原因。
张贵洪
复旦大学联合国与国际组织研究中心主任
2022年11月17日，第77届联合国大会举行全会，审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此前的9月20日，第77届联大主席克勒希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中强调，要努力振兴联合国，推动安理会改革谈判，因为这“关系到联合国以及多边秩序的信誉”。安理会改革是联合国机制改革的焦点。三十年来，围绕安理会的扩员、否决权问题，联合国内外展开了激烈讨论，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改革方案。那么，应如何看待安理会改革的前景和方向？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9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在经济困难的时候，国内有两条线最好坚持不要去碰。第一条线是老人。现在中国老年人口众多，社保、医保、养老等多种问题交织，很难在短期内解决好。涉及老人的问题非常敏感，即使暂时解决不了，最好不要让其发展成为问题。第二条线是公务员。公务员事关政府行政、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可以说，公务员体系是保障社会正常运行的最后一条线。如果公务员队伍崩溃了，社会也就崩溃了。需要警惕的是，现在国内已经有一些地区无视这两条线的敏感性，采取了一些不恰当的动作和做法，需要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警惕。
庞中英
四川大学讲席教授
RCEP表明，今天的区域贸易协定，不仅从各国国内批准贸易协定的角度，不得不声称是“经济伙伴关系”，而且比20世纪90年代的贸易协定，如《北美自贸协定》（NAFTA），更具复合性。RCEP的确定性在于其东盟主导性，但是东盟一些成员同时也是CPTPP成员或加入了美国发起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这使得RCEP的未来也具有不确定性。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加入RCEP是RCEP生效后的首次扩员，增加了RCEP的可持续性。
李勇慧
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俄罗斯对外战略调整呈现出与美西方地缘政治的对抗性、通过军事行动构建多极化以及反对全球化等鲜明特点。从俄罗斯的外交资源和国家实力看，对外战略调整主要基于四点：一是欧亚地缘政治经济重要性的上升；二是俄罗斯以资源丰富和幅员辽阔支撑起大国地位和影响力；三是主动扛起反美霸权大旗，以摆脱被西方孤立的困境和掩盖与西方实力的不对等；四是通过构建多极力量中心来掩盖俄罗斯单独无法撑起一极的事实。
马啸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
吴泽民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相对于人治而言，法治强调国家治理依靠法律制度而非个人。因此，“法治”与“法制”（法律和制度）不仅在表面上相似，也在内涵上有一定的关联性，没有法制难以有法治。相比于法制而言，法治还意味着着法律制度要被政府和社会所认可和所遵守，政府的权力和公民的权利要在法律框架下实现一种平衡，因此建设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对于建设法治国家至关重要。法治既是一种通向美好政治的手段，也是美好政治的表现。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