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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韩大元

中国人民大学二级岗位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兼任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宪法学研究会会长

一、促进宪法秩序的恢复

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称“七八宪法”。尽管在规范形态上,1978年宪法保留了“左”的指导思想,但它为恢复社会主义法制奠定了必要的宪法基础,也成为改革开放的法制起点。

1978年宪法颁布前后,学术界为恢复宪法秩序,为重建民众对国家发展与未来的信心,发挥了重要的学术作用。由于1978宪法存在形式合法性与实质合法性之间的矛盾,这一时期的宪法学发展仍处于一种拨乱反正的“复苏时期”或者过渡期,宪法文本的价值与意义仍受到部分人的质疑。正因为出现社会价值观的冲突与矛盾,恢复宪法学研究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也是不少的。

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启了思想解放的序幕。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指出:

“未来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同年12月18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针,成为指导法制建设的基本理念,使法制发展重新回归宪法的轨道。同时,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化,为宪法学研究营造了良好的氛围,使宪法学从单纯的“政治性”话语中解放出来,积极承担为改革提供正当性、合法性的学术功能,促进宪法秩序的恢复和转型。

据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上搜索的信息,从1978年到1982年,所有篇名含有“宪法”的文章数量分别为1978年12篇、1979年4篇、1980年9篇、1981年26篇、1982年166篇。从论文数量来看,当时宪法学的研究成果是比较少的,这与法学研究处于蹒跚起步的状况是一致的。反映这一时期中国宪法学发展状况的代表性著作是许崇德和何华辉教授合著的《宪法与民主制度》。宪法学方面的论文主要有蒋碧昆先生的《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新时期的总章程》、张光博先生的《社会主义民主的伟大旗帜》以及许崇德先生的《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关于我国元首的理解》等文章。

刘世锦

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由高速增长转入高质量发展并非自然而然,而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看,中国仍处在追赶期。到21世纪中叶前,与发达国家相比,即使我们在某些领域能够赶上或领先,但总体上还是处在追赶期。这个定位非常重要,对此一定要有清醒认识。所以,我们没有理由自满自傲,仍然需要谦虚谨慎,需要认真学习,需要继续开放,需要实质性地深化改革,这样才能与时俱进地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洪磊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会长

金融体系的现代性主要体现为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金融资源组织、配置能力。对于我国而言,来自土地、资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潜能基本得到充分开发,生产要素的增长潜力面临资源、环境、社会约束,已经无法支撑高投入、数量型经济增长,必须转向优化经济结构、加强科技创新的发展之路,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可持续增长。因此,现代金融体系的核心内涵就是适应结构优化和创新发展要求,发展出有利于创新资本形成的金融资源配置体系。

张俊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以处置存量债务风险为突破口,把化解债务风险工作与中长期机制建设有机结合起来,通过积极的财政介入快速构建起改革—发展—稳定的良性循环,持续激发改革热情和改革动力,最终建立地方债管理新制度。第一,依托积极的财政介入,稳妥化解政府存量债务风险。第二,抓住时机推进机制建设,保障债务管理新规落到实处。

邵宇

金融学博士,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陈达飞

东方证券

大国之兴替,是理解贸易政策选择的永恒逻辑。多边自由贸易,而非歧视性的特惠贸易协议,才是实现“真正的自由贸易”的正确道路。历史上,发端于贸易保护主义,并升级到军事冲突的案例不胜枚举。所以,实现自由贸易的“特朗普方案”行不通,它会使全球的贸易网络越来越复杂,而且还会增加政治风险。中美双反的当务之急并不是去讨论“公平”的细节,而是划定一条底线,即不应将贸易领域的纠纷扩大到地缘政治、军事,甚至是意识形态领域。

洪源远

美国密歇根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著有《中国如何摆脱贫困陷阱》

尽管发展中的中国不吝地慷慨解囊,以数十亿美元的规模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发放贷款、给予援助、进行投资,中国的发展经验却尚未能影响国际发展的理念范式。相反,在中国以外,许多人认定中国模式代表的是威权,与民主价值观完全对立。这不仅导致中国在国外饱受批评,更严重的是加剧了中美之间的对峙。这种情形有望扭转吗?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验,究竟可以带给世界什么启示和智慧?

黄仁伟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大国的和平崛起必须以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为基础;应避免与现存的霸权国家和国际体系发生正面对抗和冲突;需要良好的周边环境,与主要邻国形成稳定的互利合作机制,而不是通过组成军事集团建立势力范围和安全地带;需要全面、系统的制度建设和能力建设,借鉴他国制度的先进性,防止国内的制度弊端成为国际冲突的根源;需要国民素质的全面提高,尤其应防止崛起过程引发狂热的民族主义思潮。

田成有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地方立法如何立出管用之法?立出高质量之法?立出良法?是个值得探讨的大问题。今后的发展,不能局限于纯粹的为了立法而立法,而要坚持精细化、专业化、实效化的路径,既要站在全局的高度,又应当具备区域发展的视野,综合考量各种立法因素。

丹•斯坦伯克

Difference Group创始人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在9月26日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说,他相信虽然美国发动了贸易战,但中国仍然是尊重他的,因为他有“非常、非常大的大脑”。无论是总统的非凡大脑使然,还是更传统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力量使然,美国的关税战都会让用十年时间才实现的全球经济复苏脱轨。

詹姆斯·诺尔特

纽约大学客座教授

特朗普的压力在持续升级,让人一眼望不到尽头。这场终结游戏令人费解,因为对于中国究竟应当做些什么来结束这场危机,特朗普的期望既宽泛又含糊。大多数媒体评论人士表示,中国需要结束其“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好像人人都明白中国应该在哪些贸易“罪行”上收手,但他们又很难找出具体的细节。

伍戈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总经理助理

随着全球经济趋缓及贸易战持续发酵,外需放缓压力正在逐步显现。叠加前期信用收缩的影响,宏观政策开始从去杠杆趋向稳杠杆。与此同时,低库存下房地产投资韧性犹存。外需趋弱、内需趋稳,内外经济动能正在切换进程中。供给侧改革似已步入下半场,政策约束边际放松迹象有所显现。国际油价大概率仍将高位震荡,但持续大幅的供给冲击较难出现。物价在个别月份会有所冲高但整体温和,总需求趋缓背景下滞胀风险无需过分担忧。

凌云

李彤

“主席不能被@”等事件反映出学生对权力无意识的崇拜和对官僚模式的盲目模仿。高年级学生的权力从何而来?学生组织如何演变成了权力泛滥、官本位思想传播的温床?防止权力滥用不应再次成为一项政治任务来落实,而是应该重新反思学生组织的定位角色,既然在现有条件下很难做到引领思潮和权益维护,脚踏实地地做学生服务也是不错的选择,在口号宗旨上突出体现“服务”二字,能够让学生干部自觉摆正姿态.

曹远征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8年是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二十年前,我在成为50人论坛成员的同时,因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离开了工作十余年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分流到中国银行,从经济体制改革政策的研究制定者转变为执行者。二十年来,我参与了中国金融体制的改革,见证了中国金融的对外开放,经历了中国金融由弱变强,不断深化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服务能力并日益走向世界的过程。

刘世锦

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除了基建房地产投资这些老抓手之外,中国经济还有没有新的增长动能,起到稳增长的作用?应该说不仅有,而且很大。但如果不打破相关的体制政策屏障,这些动能难以浮出水面。所以,我们比以往更加需要通过实质性地深化改革开放,为稳增长、促发展提供动能。

许成钢

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2016年获得首届中国经济学奖,2013年获得孙冶芳经济学论文奖

今年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50个年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40个年头。这个奖项一直备受国人瞩目,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的渴望,一方面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何在,另一方面,自然资源的破坏令我们对自身的生存环境忧心忡忡。今天的中国,比以往更加关心研究与开发,更加注重科学与技术,但试图超出市场或控制市场去推动研究与开发,去左右经济增长,则往往适得其反。

肖扬

最高人民法院原院长、首席大法官

回首四十年,改革开放在法治建设上的成就,归结为一句话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我们的法治,是牢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的,是为了保障人民的共建、共治、共享。如何完成新时代法治建设任务,还需要我们不懈探索。

叶兴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真金白银。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必须以改革创新的思路,激活市场、激活要素、激活主体,在发挥农民主体作用、调动农民自身投入积极性的基础上,加快形成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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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对“国进民退”的分歧很大,许多人根本不承认存在这一问题。在中国经济环境里,存在着两类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产业部门——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两类经济部门从原理上看根本无法互相竞争,一类是管人、管事为主的,一类是搞商品生产为主的,但现在却必须相互竞争。这样一来,民营经济只能从国有企业那里拿资金、拿项目。这种依附走到极端,结果就是民营企业国有化。
习近平主席10月20日给民营企业家回信指出,改革开放40年来,民营企业蓬勃发展,民营经济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民营经济的历史贡献不可磨灭,民营经济的地位作用不容置疑,任何否定、弱化民营经济的言论和做法都是错误的。习近平强调,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是党中央的一贯方针,这一点丝毫不会动摇。
外媒认为新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的“毒丸”条款,将对中国在国际市场的对外合作形成“孤立”,而目前已有迹象显现。有报道称,中美贸易战和英国脱欧进程的缓慢,导致两国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陷入停滞。美国政府的贸易政策也给英、中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带来阻力。而加拿大与中国在2016年便同意开始的自贸协定试探性协商,至今并未取得任何进展。
2008年的金融危机检验了欧洲经济体制、金融体制。作为有经济差距的国家联盟,相比于单一的大国(如美国),其经济体系和金融体系的抗压能力仍然不足,金融危机震出了欧盟的“原形”。而目前欧洲银行系统超过8000亿欧元的坏账则是一种风险信号。面对全球贸易战以及美国经济的不确定性,欧洲经济可能长期低迷,其退出宽松政策很可能面临挑战。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10月21日表示,对修改美国对汇率操纵国的认定标准持开放的态度。目前考虑两种修改方法:一种是根据1988年贸易法案对汇率操纵的广泛定义来认定汇率操纵国;另一个方法是改变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存在竞争性货币贬值的标准。目前看来,特朗普政府未来很可能将汇率操纵国的认定标准门槛降低,这样就更容易挥舞汇率制裁的大棒。
由中国融资的从肯尼亚港口城市蒙巴萨到乌干达边境的铁路,堪称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非洲演变过程的缩影。不过,中国为第三期工程融资时,则要求展开更详细的可行性研究,“以证明商业可行性”。中企的这种变化,也反映出中国国家领导人今年在中非论坛上的讲话精神——中国在非洲投资和放贷将采取更具针对性的策略,“要把资金用在刀刃上,不搞花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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