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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7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目前,在应对新冠肺炎冲击的政策讨论中,有关“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争议显示出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些分歧。这个分歧实际上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普遍存在。在美国等国家政策的关注点在于以财政借款向普通居民发放援助的全面基本收入政策的分歧。无论是财政赤字货币化还是全面基本收入保障的问题,实际上都反映了传统货币政策框架正在失去效力,宏观经济政策都在试图以不同的形式进行新的尝试,以应对新的经济环境。

目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争论的背后,是第三类货币政策(MP3)和现代货币理论(MMT)作为不同的理论支撑。即“货币政策财政化”与“财政政策货币化”的不同。人民银行国际司课题组在2019年6月曾系统的梳理了货币政策财政化的变化和影响,讨论了MP3和MMT的区别和特征。实际上,从整体政策的角度来看,无论是MP3和MMT的讨论,还是“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争议,都反映了各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实际上都走向财政化的大趋势。

就传统货币政策而言,实际上是通过货币的价格和数量的调节来实现对经济的影响。央行的研究认为,利率调控和货币数量的调整是当前央行调控经济的主要手段。金融危机前,传统的货币政策(第一类货币政策,MP1)以利率作为最重要的货币政策调控工具。金融危机后,各国央行则普遍采取了量化宽松的QE政策和负利率政策,则可以归为第二类货币政策(MP2)。

MP3的本质则是货币政策财政化,货币政策进一步走向直接的金融资源分配而扮演财政政策的角色。传统上,货币政策通过调节资金价格和供应间接影响总需求,而MP3是央行代行财政支出(购买金融资产、向特定企业发放贷款),或直接支持个人支出(向个人提供贷款或援助),从而直接作用于总需求。其直接作用于支出环节,刺激消费和投资,对经济的影响更直接。央行的研究总结了MP3的多种形式,根据获得资金主体和资金投放方式可分为“赤字货币化”、量化宽松支持财政赤字扩大、印钞直接投放给私人部门、大规模债务减记等不同类型。

而MMT实际上强调的是以财政来替代央行实施宏观政策的调节。其主要观点是以财政政策作为调节经济的最主要工具,通过调整财政收支(税收调整、支出调整等)来管理总需。其认为政府债务增加的唯一风险是通货膨胀,如果过度支出导致资源紧张并出现通货膨胀,可以通过税收进行调整。

回顾金融危机后的十年中货币政策的走向,MP2实际上对各国经济走出危机发挥了重要作用,避免了类似“大萧条”的再次发生。但随着QE的实施和负利率、低利率的货币环境的不断扩大,全球经济出现了新的变化,国际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越来越形成相对独立的循环体系,与实体经济日益脱离;同时,货币的传导机制的不平衡越来越严重,央行>金融机构>企业>个人的货币传导链条逐渐失衡,金融资源越来越倾向于资产持有者而不是普通民众,货币宽松带来的资本过剩使得全球资产泡沫化的程度日益严重,而实体经济在生产过剩的情况下难以提振有效需求,使得通胀水平保持低位。在这种情况下,由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带来的新一轮经济危机迫切的需要新的政策框架来实现经济和金融的复苏。

张明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研究员

中国债券市场对国债有着旺盛投资需求,没有必要让央行购买。一方面,中国债券市场上向来是利率债供不应求,国内外机构投资者均有着旺盛需求。尤其考虑到目前全球发达国家国债收益率要么为零要么为负,未来海外投资者对中国国债需求将会显著上升。另一方面,为抵抗疫情所需的特别国债规模不会太大。即使抗疫特别国债规模达到3万亿元,占GDP的比率也不过3-4%。换言之,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来发行国债,没有必要让央行在一级市场直接购买。

姚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近日有观点称“货币数量论”已经过时,以货币存量来衡量宏观杠杆率已经不合时宜,主张发行特别国债,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对于这个观点,我赞同要加大财政支持力度的总体看法以及趋势。但是,我认为我们不需要采取央行直接购买财政部债券的方式。因为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违反了《中国人民银行法》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的规定。在这种时刻,中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应扩大到5%,甚至扩大到8%,但发行国债应面向市场。

郭贝贝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

得益于前期复工复产的稳步推进,中国经济整体呈现“险中稳进”的状态;但是如果疫情进一步蔓延,将会对全球经济带来进一步的影响和更大的不确定性。为进一步防范全球疫情蔓延对中国实体经济的二次冲击,中国应采取更大力度的宏观调控政策以稳经济。面对疫情对经济领域的冲击,我国应在兼顾短期刺激有效需求和长期增加有效供给中寻求最佳结合点。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7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疫情之后,全球供应链重构将会在很多领域发生,半导体芯片制造就是一个可能重构的重要产业。目前,芯片生产密集地分布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韩国等地。过去几十年,芯片制造商和其他美国科技公司一直在向亚洲市场扩张,而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靠近地区供应链等因素推动了这一趋势。然而,这一模式目前正受到与新冠疫情有关的干扰。

余永定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前会长

凯文·P·盖勒格

波士顿大学弗雷德里克·帕迪全球研究学院全球发展政策教授

尽管中美关系紧张已经有时日,但两国曾经联手对付过共同的敌人。作为一场全球危机,新冠疫情也应被视为共同的敌人。毕竟,病毒既不遵守政治边界,也没有任何种族或国籍界限。没有一个国家能单打独斗赢得这场抗疫战争。至少就目前而言,我们击败新冠病毒的共同利益要远远超过我们之间的分歧。通过要求中国和美国选择第三条道路,新冠危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走出“修昔底德陷阱”的方法。

赵昌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未来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不外乎以下三种:一是少数超级大国的主导供给;二是全球主义的集体行动;三是地区主义的合作一致。对于第一种方式,鉴于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各国力量对比发生的变化以及疫情期间暴露出的诸多问题,无论从供给方还是需求方来说, 其意愿和能力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收缩。对于第二种方式,由于“全球政府”并不存在,缺乏监管而导致全球公共产品被过度使用、引发“公地悲剧”等问题,而集体一致行动需要支付较高的“摩擦成本”。对于第三种方式,有其内在的经济逻辑,但是否一定能够形成,则取决于地缘政治关系。

于泽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由于下半年经济回归2019年以来的国内和世界经济基本面,国内和国际需求不足,经济面临着巨大的下行压力。最为可控的因素是积极推动应急防疫体制回归常态化防控。在2019年消费增速下滑导致了经济下行速度加快趋势下,加之疫情带来失业风险使得人们更加谨慎,储蓄倾向上升,“报复性”消费不成立。同时,内外需疲弱导致下半年制造业及其投资面临巨大压力。所以,在政策优先级上,兜底型支持政策为主导,主动刺激需求政策为辅助,要针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大扶持力度,保证就业。

李勇坚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夏杰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回过头看,2003年的非典是中国的一次“新零售”启蒙,非典之后,以实物商品网上售卖为特点,到后来扩张到线上线下联动的各种新型零售业态,推动了中国零售业向新零售转型,并成长世界第一的电商大国。而2020年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将是一次以生活服务的数据化、在线化、智能化、融合化为特点的“新服务”启蒙。可以预期,在后疫情时代,“新服务”将成为在线新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姚耀军

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教授

战明华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学院和华南财富管理研究中心基地教授

新结构经济学指出,货币中性论仅适用于没有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的“静态”经济。对于一个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的发展中经济体,由于货币价格(即利率)会影响投资成本,货币在长期是非中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为促进发展中经济体的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其简单地推崇宽松货币政策。由于货币总量扩张速度超过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可能速度会导致通货膨胀,而低利率对企业家产生的补贴效应还会带来收入分配失衡,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发展中经济体在理论上存在一个最优的货币增长速度。

王雍君

中央财经大学政府预算研究中心主任

为应对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与公共卫生等关键服务领域的巨大冲击,中国无疑需要采取力度更大的财政刺激与金融扩张,扩大财政赤字与债务水平是其中非常关键的组成部分。但是,绝对地拒斥或赞同赤字货币化皆不可取;明智的选择是创造足够大的经济空间与财政空间,从而使赤字货币化变得既可行也有效,也就是既可促进增长又不至于明显损害稳定与平等目标。在人民币实现全面国际化之前,致力于从内部创造吸收消化货币化赤字尤其重要。

刘元春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对于四万亿刺激政策的评价可能要两分法,不能简单地说四万亿刺激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恰当的,但也不能说刺激就是错误。中国一定要跳出“谈刺激色变”的心理陷阱。如果经济下滑得很厉害,需要刺激,那就一定要刺激。有效需求不足,使经济循环受到了很大的伤害,资源配置出现了系统性的扭曲,我们就必须果敢地对经济进行刺激。但是,光简单地选择刺激政策、没有战略性地进行政策选择和政策组合,就不一定会达成最优的刺激效果。目前是经济发展的窗口期,我们必须要尽快提出6.5万亿的刺激方案,深入设计刺激方案。

廖群

中信银行(国际)首席经济师

新基建的本质,即为新经济,也就是信息经济奠基的本质。将来的人类经济就是称之为新经济的信息经济;信息基础设施是新基建的核心,且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地主导新基建而成为将来新经济的主导性基础设施。则新基建将支撑起将来我国经济的整个大厦。这正是新基建的意义所在。此意义之重大,非老基建,即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意义所能比拟,而更有突破性又更具全局性,进而对于整个经济更具决定性。

李宏勃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以城市化为标志的现代社会,是一个陌生人社会,因而必须是一种信用社会。信任如同凝结剂,把单独的个体连接起来,使得他们可以相互合作,不仅实现了经济的增长,而且成就了公共生活的繁荣。信任社会的建成,不仅需要制度的改进,更需要观念的转变,需要每一个人的切身参与。欧洲构建信任社会的经验,对于一个正在迈向现代化的转型中国来说,极具启发意义。

杨煜达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研究表明,未来增温1.5℃和2℃的不同情景下,东亚季风区极端降水、极端温度事件等发送概率有显著差异。未来不能排除在全球增暖背景下,气候可能进入新的不稳定阶段,在区域尺度上各种极端气候灾害频发,给社会造成巨大冲击的可能。从全社会来说,加强极端气候事件发生机制的研究十分重要,但对极端气候灾害发生机理的研究也很重要,需要根据不断发展的社会预判可能的灾害风险,并做好相关的社会应对预案,才能有效地降低极端气候灾害对社会的冲击。

穆罕默德·尤努斯

经济学家和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毋庸置疑,新冠疫情发生之前的世界对我们来说并不好。新冠病毒出现前,全世界都在为即将到来的可怕事情叫喊。其实,我们是在数日子,直到一场气候灾难让整个地球不再适合人类生存。我们面临着人工智能带来的大规模失业的严重威胁。财富的集中正达到临界点。我们彼此提醒,这十年是最后的机会,在此之后,我们所有努力的结果都将微不足道,不足以拯救我们的星球。此次新冠危机为我们提供了近乎无限的重来机会。我们可以另起炉灶,重新设计我们的硬件和软件。

沈建光

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数科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

姜传钺

京东数科研究院宏观研究员

5月12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4月通胀数据。其中,CPI同比上涨3.3%,较上月回落1个百分点;PPI同比下降3.1%,较上月回落1.6个百分点。由于供给加快恢复、需求改善迟缓、国际油价大跌等因素,物价指标快速回落,通胀风险消退;在二季度全球经济衰退、外需压力凸显的背景下,通胀压力缓解有助于货币政策空间的进一步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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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在深圳的全国人大代表拟联名提案,中国已有的期货交易所存在一些不足,包括国际化程度不高,目前只有原油、铁矿石等4个品种允许境外投资者直接参与,缺乏国际定价影响力等。中国需要建立一家新型期货交易所,这有利于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期货交易规则,推出符合国际投资者需求和投资习惯的多样化期货交易产品。可联合香港、澳门在深圳建立一家综合性、开放型和创新型的期货交易所,采用公司制,港澳参股,与国内现有期货交易所错位发展。
包商银行、恒丰银行、锦州银行等多家银行风险事件显示,金融风险爆发离我们不远。金融风险爆发的一种极端后果是金融机构破产。过去在“刚性兑付”理念下,中央、地方、金融机构等都拿出不少资金来填补违约窟窿。但从山东、辽宁、内蒙古等地以行政方式为主来处理金融风险的案例看,安邦咨询判断,每个省只能够承受一起股份制银行或城商行的重大风险事件。为此,国内制定《金融机构破产法》已迫在眉睫。
全国政协委员丁金宏曾承担、参与了几个区域的十四五规划前期研究工作,他发现人口数据存在的“不充分、不切时”问题,已经使研究实践面临“基础单薄、应对尴尬”的状况。目前的普查条例存在不够完善的地方,已经严重影响人口普查数据管理应用的时效和深度。丁金宏建议,将人口普查年份提前一年,这样可以与各次的五年规划研究工作完好结合,充分发挥人口普查对政府工作的数据支持功能。
瑞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预计,中国货币政策将进一步放松以支持财政扩张和企业融资,包括央行增加流动性投放、年内再降准50个基点、下调政策利率10-20个基点,以及放松贷款相关的监管要求。整体信贷增速有望从2019年的10.9%反弹至12.5%以上。瑞银预计,中央层面全局性的房地产政策目前仍不会明显放松。
上海社会科学院日前发布的《2019年中国智库报告》显示,中国智库与国际顶尖着名智库相比仍存在不少差距,主要问题有:第一,前沿议题设置能力不足,研究缺乏预见性和引领性。第二,人力资源配置不够科学,成果产出效率效能不高。第三,组织形式较为类同单一,智库专业化特色不明显。另外,传播缺乏有效手段,影响力和话语权难以提高。
全国政协常委、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在全国政协中共界别小组讨论时建议,企业所得税应降到20%,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可从45%降到33%。此外,他还建议,加大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的力度,争取今年达到1万亿元,有利于推动民间投资。此外,今后也不要设定GDP增速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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