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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杨志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财经院拟定位为学术型智库,即建立在学术研究基础上、以学术研究为支撑的党和国家的思想库和智囊团。其主要任务是:1.立足于为党中央、国务院的科学决策服务,就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大现实问题提供战略咨询与对策建议。2.立足于长期学术研究的积累,强化学术研究对于科学决策的基础和支撑作用。3.致力于研究国家改革和发展中的战略性、全局性、综合性和长期性重大问题,提供科学化、及时化、系列化和前瞻化的研究成果。

一、轻税与减税

中国税收制度的现代化建设和税收政策的优化亟待确立“大国轻税”理念。现代社会离不开税收,但是国家征税的多少以及如何征税争议很大。国家收的税多,则百姓所能留下来的可支配收入就少;反之,百姓的可支配收入就多。减税可以让税负更轻。

减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民富”,但是减税有限度。如果减税已经影响到政府的正常运转,或者减税导致政府债台高筑、债务负担沉重,那么这样的减税就可能得不偿失,因为政府的债务负担最终还是要靠老百姓来偿还。此间必有一个权衡取舍的问题。

在减税的同时削减政府支出,那么减税空间就相应会扩大。一方面减税,另一方面财政支出在扩大,那么财政风险就可能集聚。在一些发达国家,减税容易得到民意支持,而削减支出不容易得到支持,一意孤行削减支出则执政党容易被赶下台。一般的政治家多不愿意尝试削减支出的政策,除非迫不得已。在这些国家,减税容易捞到选票,主张更高水平的社会福利也容易得到选票,纯粹的民粹主义主张的结果必然是这些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甚至导致财政的不可持续,甚至带来严重的国家危机。2008年以来欧洲一些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就是明证。天底下何来免费的午餐?要享受超越经济水平的社会福利,就必须付出代价,或者是短期的,或者是中长期的。在西方所谓的现代民主制度下,减税与削减支出往往很难同时做到。

实际上,现代国家都有内在的财政支出扩张倾向。如果不能有效控制财政支出,那么再多的税收也是不够用的,更遑论进一步减税?减税不能为减税而减。减税需要空间。减税或者是财政政策实施的需要,以短期减税换来更快的经济增长,让经济增长带来中长期更多的税收收入;或者是因为既有的税收制度不合理,税收负担太重或不适合当下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减税换取社会所需要的经济效率和公平正义;或者是因为国家找到了更加可靠的收入来源,可替代财源的出现为减税提供了空间;或者是因为国家财政治理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税收制度需要作根本性的变化。减税可能还有其他的理由,但不管什么样的理由,都不太可能无限度地减税。

在这样的背景下,现代国家必须而且只能以“轻税”为中心构建新的税收制度。按照“轻税”理念建立的税收制度,符合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要求,可以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真正拥护。

二、“轻税”:古今中外的诉求

赵晓

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相比于“共享经济1.0”,“共享经济2.0”正从生活资料、生活服务层面转向生产资料、生产服务等更加深刻的经济层面;从轻资产方式的资源整合转向重资产方式的资源整合;从简单资源共享平台的打造进入复杂、生态型、多级资源共享平台的打造;即从低维共享转向高维共享。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共同主编,研究领域为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转型和社会正义;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比较中央地方关系;中国政治

在很多方面,西方自由主义已经没有了近代那种进步的动力。它已经不再是一种具有现实主义的自由主义,而是一种自以为是、没有自我反省检讨能力的虚伪主义。这种趋势如果持续下去,西方自由主义必将继续衰落,直到最后的危机。

郑风田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三农问题、食品安全、农村产业集群与创业、企业与环境关系等,著有《制度创新与中国农家经济行为》等

乡村振兴战略对“三农”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战略,它的影响不是五年,而是相当长一段时间。它带来的机遇也是相当吸引人的。包括未来我们国家农村再也不是你过去想象的样子,而是如诗如画的景象。可能未来海量的资金要投向农村。

王晓毅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领域:农村社会学、村落研究、农村发展研究,著有《中国农村的民营企业与家族经济》等

近年来,一些地方开始出现村干部专职化的现象。村干部首先是农民,是由选举他们的村民赋予他们管理村庄事务的权力,不能因为便于基层政府开展工作,而将村干部变成专职的干部。

倪星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主任、教授

王锐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

中国基层政府官员常用的避责策略则包括忙而不动、纳入常规、隐匿信息、模糊因果关系、转移视线、找替罪羊等。面临社会转型带来的挑战,官员避责行为造成改革压力指数化增长,产生公共政策失败、公众信任危机、政府内部激励不足等问题。针对官员避责所导致的不作为现象,亟待完善政府官员行为规范机制的顶层设计,对其作出系统化安排,尽快实现从模糊管理向精细管理、从无限责任向有限责任、从忠诚训练向能力训练的转变。

郑建君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基于876份有效数据的分析结果发现:东、西部地区农民对新型城镇化内涵以及推进过程的认知存在较大差异,与两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表现出一定的对应性。将数据统计结果与实地调研发现相结合,进一步分析认为: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实践必须注意到地方性差异,其发展关键在于体制和制度的改革,而非经济发展单一层面的问题;同时,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还要预防和重视基于社会公平所诱发的内隐性社会矛盾的形成与解决。

叶海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

近年来,伴随实力的提升,中国在很多国际问题上的态度越来越强势,我们自己认为这是必然的,没有什么不妥。但从国际规则上看,率先改变行为模式的国家要承担责任。这和行为本身的合理性、有没有历史依据无关,我们不能指望别人都会对中国的改变很支持。作为一个健全的大国国民,对外我们可以要很多东西,可以有很多诉求,但同时也必须做好为此付出巨大代价的准备。这需要思维方式的改变。

马亮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民众是否愿意配合地方政府的相关政策,除了单纯的经济考虑以外,还有程序正义和集体观念的影响。民众是否相信政府会秉公持平,是否珍惜邻里感情和社区氛围,也是影响拆迁补偿是否得民心顺民意的关键所在。一些地方的政府希图“一刀切”地推行征地拆迁,用较低的补偿标准去赎买居民住宅,不仅难以为继,而且会激化矛盾。

温铁军

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

刘亚慧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

张振

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生

中国在三大资本已经雄踞世界第一的背景下,针对过去加快工业化阶段派生的各种弊端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不能因循产业资本时期的旧轨。为此,真要做到中央十九大强调的“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就得理解当前全球资本过剩危机与国家确立的生态文明战略的相关性,据此形成“三农”问题新理解。本文指出,生态文明的重要载体是城乡融合促进社会化的生态农业和环保农村,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是实现绿色生产方式。

滕建群

研究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兼军控与国际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博士

把中国作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标志着美国在冷战结束以后,战略重心重大转移的一次尝试。其基本含义是,美国希望把眼光放在那些威胁其霸权地位的大国,而不再是恐怖主义或者地区国家挑战,而朝核和伊朗这样一些地区国家不可能构成替代美国而成为世界领袖的挑战,所以美国战略重心转移的目标就是要防范其他大国的崛起,直接影响其世界地位。这完全是一处冷战思维和零和游戏规则在作怪的表现。我们必须加以关注。

魏杰

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后EMBA教授

2018年实体经济主要做的有两件事。1、继续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即所谓“三去一降”,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18年重点将是“三去一降”的“降”,就是降成本。2、调整实体经济的结构,重点是支柱性产业的调整。所谓支柱性产业就是增长贡献排在前几位的产业。我们未来的支柱产业有三个,战略性新兴产业、服务业、现代制造业。

刘尚希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研究员

有关房产税的改革在2003年就已经提出,直到2011年1月28日上海和重庆进行房产税 改革试点,中国房产税改革才算是正式拉开序幕。10多年来,房产税问题不断发酵,在社会上持续引发热议。人们对房产税的认识在深入,同时,争议依然很大。 改革要于法有据。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的要求,房产税改 革进入了以立法来推进改革的新阶段。如何立法,这取决于房产税的立法取向。

唐建伟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宏观分析师

一是要主动调降并逐步淡化GDP增长目标。二是转变增长方式,从粗放转向集约。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形成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现代化经济体系。三是要实现经济增长动能转换。未来经济增长要以科技创新驱动代替要素驱动。四是要推动金融和国企改革,建立去杠杆的长效机制。要通过公司治理改革、政府软约束及金融监管改革等制度建设打破刚性兑付。其次,通过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来支持科技创新型企业的发展壮大。

陈文胜

湖南省社科院城乡一体化研究智库团队首席专家、研究员

可以把中国的现代化划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的现代化是工业化,战略指向主要是处理好工农关系,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第二阶段的现代化是城镇化,战略指向主要是处理好城乡关系,推进农村现代化进程。第三阶段是全面现代化,战略指向主要是实现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也就是人的全面现代化,特别是推进农民的现代化进程,成为第三阶段全面现代化的一个必然要求,成为未来的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王明杰

中国政法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与创新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领导调研是去基层了解人民群众最真实的情况,收集数据,为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实践和数据支撑。其根本就是要与人民群众建立最直接的联系,才能了解最真实的情况。所以,领导干部调研,必须要戒掉形式主义、准备不充分等作风问题,真正做到轻车简从,在调研过程中,力争了解到有价值的真实情况。

刘义强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教授、博导

大学生村官政策同未来中国农村治理的现代化以及发展方向是高度契合的,从而赋予了这一政策在实践中的战略意义。十年探索中,大学生村官政策虽然在选聘规模和质量、焦点问题、队伍能力等方面进行了完善,但现实中干不下来、融不进去、留不住人、解不了题的问题依然严峻,迫切需要实现大学生村官的精准化、职业化、制度化以及体系化,为中国农村治理与发展注入真正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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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负债扩张模式已经行不通了,在国家不鼓励、金融政策不允许、融资环境趋紧、市场竞争加剧的背景下,高负债扩张的模式不仅过时了,而且意味着巨大的风险。在高增长时期的高债务扩张,曾经培养出一批快速扩张的“枭雄”式的民营企业和臃肿的“恐龙”级国有企业。但当高债务泡沫破灭之后,中国市场将经历一场深刻的洗牌!
尽管人民币兑美元正接近两年半高点,但企业对其涨势却显得信心不足。企业不愿意将所获得的外币转换成人民币,远汇市场上对人民币贬值的押注有所升温。如果出口商愿意承受较大的汇兑损失也不愿意结汇,可见他们对人民币远期贬值的预期是很强的。如果类似的市场预期成为共识,累积起来将成为外汇市场上不可忽视的力量。
作为近年来保险公司等企业境外投资的新型融资渠道,内保外贷的流动性、高杠杆及再融资风险,正引起监管部门关注。保监会联合国家外汇局发布通知,一是明确了保险机构开展内保外贷业务的资质,二是明确了融资比例和融资用途,三是明确禁止行为。相关项目及其底层资产不得违反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产业政策和境外投资政策。
受到美国股市大幅下滑的影响,SPDR S&P 500交易所基金(SPY)的资金流出规模达到236亿美元,创出历史新高。流出的资金规模相当于该基金资产总额的8%,如此高的资金流出前所未见。摩根大通策略分析师表示,市场投资者如此迅速且大规模的撤资显示,未来商品交易顾问和风险平价基金进一步卖出头寸的规模有限。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即“大基金”)去年在A股投资了十多家上市公司。不过,去年11月底入股的汇顶科技股价持续下跌,使得大基金目前约浮亏16.3%,浮亏4.6亿元。与晶方科技的一笔6.8亿元的股份协议转让也浮亏约15.3%。作为支持半导体产业发展的战略性投资基金,大基金在A股市场到处投资,有变成财务投资者的风险。
2000年以来中国的生育率就一直低于日本,2010-2016年中国平均只有1.18,日本为1.42。实现“全面二孩”政策后,2017年中国出生人口1723万人,同比减少63万;人口出生率约为12‰,同比回落0.52‰。开放二胎后中国的生育情况仍未摆脱风险,值得中国社会担忧。今后中国的人口和老龄化危机可能比日本还要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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