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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吴理财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中国农村研究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农村政治社会发展、基层政府体制改革和乡村治理研究

吴侗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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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至2017年7月,我们受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原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委托,对中部地区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获奖项目进行跟踪调查,以便了解这些地方政府创新项目获奖之后的发展情况,探求地方政府创新的可持续性。从此次调查来看,中部地区5省的地方政府创新项目大多数仍然在延续,仅3个项目终止或名存实亡。从其他调研组了解到,全国的地方政府创新项目的后续发展情况,亦大致如此。由此说明,我国地方政府创新具有较强的韧性。

从既有研究来看,目前尚无人提出地方政府创新韧性的概念。不过,却有相关的一些研究。例如,吴建南等探讨了地方政府创新的稳定性问题。王焕祥、黄美花,王自亮、翁思瑶,宋怡亭,傅金鹏、杨继君,徐卫华等关注到地方政府创新的可持续性问题并作了相应分析。韩福国、刘伟等提出政府创新持续力概念,并探讨了地方政府创新持续力的来源及其影响因素[1]。很显然,地方政府创新可持续尽管与地方政府创新韧性相关联,但前者更主要的是后者的一种时间维度的表现。可持续性是地方政府创新的一种现象或表现状态,韧性则是地方政府创新的一种性质或内在特征。

何谓地方政府创新韧性?一般而言,所谓地方政府创新韧性,是指地方政府创新经受内在或外在压力,仍然能够得以保存和延续。在时间上,地方政府创新韧性表现为地方政府创新的可持续性。韧性既指时间意义上的存续,也指空间意义上的稳定,是二者的集合。地方政府创新韧性,从本质上讲反映了地方政府创新应对压力或挑战的能力(这一能力主要包括应对能力和复原能力)。

那么,如何来解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所具有的这种韧性?笔者认为,对于中国地方政府创新韧性的解释,既不能局限于“行为”分析,也不能囿于“结构”诠释,有必要引入“观念”变量,结合“观念”“结构”“行为”进行综合性分析。在这里,“结构”因素将具体地分解为“国家”和“社会”两个方面。本文将运用“观念-结构-行为”分析框架,尝试对中国地方政府创新韧性进行初步解释。

意识形态的支持

在我国,意识形态体现了执政党的基本理念。改革开放以来,改革和创新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条重要执政理念。改革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旗帜,还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中国共产党关于改革、创新的理念,为地方政府创新提供了宏观层面的意识形态支持。

李义平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创新能力是一国经济发展根本的、最具有决定性的比较优势。近现代经济发展史证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创新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能,也是一国经济发展处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条件。创新需要被激发,要有能够激发创新的制度安排,因此,要想在创新能力方面获得比较优势,前提是要有一个利于创新的环境和制度安排。

韩建伟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

特朗普对伊朗的制裁具有高度的目标指向性。第一波制裁主要针对伊朗金融业、非石油支柱性产业,第二波制裁则针对伊朗经济命脉石油产业进行打击。此次制裁的强度也将大大超越奥巴马时期的制裁力度。伊朗政府又一次面临严峻的执政考验。美国制裁伊朗短期内还不会对伊朗造成毁灭性打击,但是长期性的破坏作用不容小觑。

杨文明

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副教授

刘梦露

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硕士研究生

吴量福

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特聘教授,美国道格纳斯格洛夫市政府原CIO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人员作为一类“街头官僚”群体,既是城市治理和公共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又是与基层民众联系最紧密的公务人员,其行政执法行为既直接影响政府政策目标的实现,又切实影响民众福祉,成为公众眼中“政府形象”的重要构成。要在推进全面法治的前提下,修正城管责任定位,明确城管职业化方向,依法构建城管职业规范,重塑职业化的城管队伍,这是城管队伍从自身做起,突破当前我国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困境的切实途径。

管清友

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

近日,明星逃税问题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很多人指责这些高收入群体的税率过低,实际上这不只是税率的问题,我们的个人所得税体系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底层建筑,主要问题表现在八个方面。

郝红梅

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主任

我国外商投资环境仍存在某些缺陷,在市场准入、市场竞争、法律政策、政府管理服务等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知识产权保护不足,玻璃门、弹簧门等问题仍较突出,使外商对发展环境、发展预期和长期投资信心缺失。但只要我们的投资环境具有了国际竞争力,“稳外资”就是一个顺理成章的结果。重要的问题不在于今年或者明年我国吸收外资的增长率及增长趋势,而在于吸收外资与我国更长期的经济增长,在于我们对内部的根本矛盾和存在的问题有足够清醒认识。

朱晓阳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所长。主要研究法律人类学、人类学发展研究、工业人类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

长期以来,“二元对立”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主要逻辑方式,塑造出各样泾渭分明的知识图景.较为典型的表现之一,即用“城乡二元论”讨论当下中国社会农民进城问题。本文突破社会科学批判与制造二元对立语境,将“入城农民”与“农村”的“两栖”联系概括为“以家庭为单位的‘人身-家庭’在乡村-城市空间上的撑开”。在此基础上,提出要从“场所”的重叠或延伸性的角度,重新理解农村的“空心”现象。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冷战是中美联合的一个最主要的动因。冷战结束后,中国在美国原有的大战略中失去了合作的重要性。在克林顿政府期间,美国的对华政策由战略合作转向战略对抗,把其重点转向了人权、武器出售、贸易逆差和环境保护、台湾等方面。从美国国内的政策争论来看,冷战以来美国对华政策主要有六种选择,但美国对华策略更可能的是混合型的政策。

刘遵义

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教授

尽管它给经济带来的直接影响肯定是负面的,但实际上却很小,还不到GDP的0.5%。然而,即使对中国来说直接的经济影响也许是可控的,但贸易战本身却有可能损害中美之间的长期关系,包括影响涵盖教育、旅游的服务贸易在未来的增长速度。美国在服务领域一直拥有庞大的、不断增长的顺差,中方估计这一顺差在2017年达到540亿美元,美方的估计是400亿美元。贸易战最大的影响,也许将远远超出眼下直接受到影响的货物。

詹姆斯·诺尔特

纽约大学客座教授

中美贸易战有可能加剧中国酝酿有日的金融危机。目前(中国)公共与私人债务的膨胀速度甚至超过了高速增长的经济。债务融资发展本身不一定是问题,除非它不可避免地溢出到不断上升的资产价格。只要信贷扩张快于实际经济增长,资产价格就会升高,而当债权人向高杠杆投机者发放新贷款时更小心谨慎,一场崩溃就会随之而来。

何亚非

前外交部副部长

以中美贸易战为标志,中美两国关系近来持续恶化,凸现两国作为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之间战略取向和利益之不同。西方学者认为,中美关系将“从合作的对手”向“对手的合作”转变。中美从“合作的对手”顺利过渡到“对手的合作”困难不少,阻力也大,但是完全有可能做到,这也是两国务实可行的历史选择。

张淑林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原副校长,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副会长,教授,研究方向为研究生教育评估理论与评价技术

崔育宝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评估与政策

李金龙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政策

裴旭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副研究员

通过考察中、美、英、德、日五国在ARWU、THES、QS和UNWR“四大排名”中的总体表现与结构差距,发现:我国大学入选“四大排名”的总量靠前、名次靠后;教学、卓越科研及影响力维度差距明显且理念落后;国际化维度吸引力差、社会服务维度参与性高。未来应从加大资源投入、推进教师考核评价体制改革、转变国际化和社会服务理念等三个方面开展我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苏京春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随着原有的要素结构渐渐打破,旧要素通过制度、技术变革焕发新活力,新要素加入后,一方面在与旧要素耦合的基础上产生新的供给能力,另一方面也产生了新的供给质量,在品质、种类、品牌等各个方面,纠正供给对需求响应的失灵,更好地满足现实的需求。随着原有技术结构的转变,新技术带来研发活力,更高质量的产品以及新型产品势必能够实现对“期待的需求”(表现为持币待购或转向国外)的满足,提升我国供给的竞争力。

李佩珈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李赫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

“稳金融”措施既包括货币、信贷政策,也包括财政政策、监管政策,还包括金融改革等政策,这有利于形成政策合力,充分发挥财政与货币、银行和非银行机构、大金融机构与中小金融机构、信贷市场与资本市场、传统金融业务与影子银行业务等的共同作用,切实解决好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高旭军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研究员、法学院教授

不能简单说特朗普是“反自由贸易的斗士”,相反,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是构建新型自由贸易国际规则体系的一个重要推手。当然,在这一过程中,特朗普所采取的威胁手段及出尔反尔的态度是令人不敢恭维的,特别是,因为其毫不掩饰的“美国优先”立场,其提出的对美国的所谓“公平”要求或条件,是否对美国的国际贸易伙伴也“公平”,是存在疑问的.

龙宗智

曾任西南政法大学校长,法学博士,现任四川大学985工程法学创新平台首席科学家,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近期党政法体制性整合的政策趋向之下,司法权的独立行使及司法逻辑的有效展开面临新的问题。体制整合系国之大计,须得慎重谋划。国家与社会的治理,是一种多种因素交织并发挥作用的复杂过程。司法建设的关键,在于国家治理结构与方式的重大改革,从而为司法逻辑在国家治理中的推演创造必要的条件。

孙凝翔

北京大学元培学院

林子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素质教育”背后所反映的政策逻辑、社会动因以及现实张力,无疑是中国近二十年教育发展的鲜明写照。本文将新高考改革置于二十年来素质改革脉络中,分析素质教育改革历程中的种种问题,揭示出一系列教育改革动向之中,潜藏的中国教育问题的普适性、重要性、特殊性。特此编发,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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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世界大格局下,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之下,中国的经济政策必须寻求新的突破,以有效扩大内部市场。安邦咨询建议,中国政府可以考虑建设“成武轴心”,即连接长江中游地区(也是中国心脏地带)的两个重要节点城市——成都和武汉,两者组成一个发展轴心,即“成武轴心”。现在国内在战略目标上大都已经明确,关键是要在改革的基础上,放手让地方一搏,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安邦咨询的研究人员认为,外资撤离会对中国实体经济形成釜底抽薪的冲击,特别是当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会形成叠加效应时,这种冲击会更大。稳定在华外资企业特别重要。外资在中国遇到的问题,已不是税收优惠、土地优惠等“初级”问题了,而是涉及到竞争环境、政策环境、知识产权保护、公平竞争等“高级”问题。这也反过来对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和开放提出了更高要求。
中国商务部8月16日发布了一则消息:“应美方邀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拟于8月下旬率团访美,与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马尔帕斯率领的美方代表团就双方各自关注的中美经贸问题进行磋商。”这个时候,中美再度进行谈判引人注目。中美两国都应该看大处,而不是看小处。中国可能尤其是需要从大处把握中美贸易谈判。
在经历连续下跌后,8月16日美东时间中午11点左右,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收复6.86关口,涨幅扩大至1.3%,刷新日高至6.8541元,亚太盘初一度走软至6.9491元,代表日内大涨950点。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有望创下2017年1月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除了国内银行干预外,刺激人民币汇率上涨的因素之一是中美重开贸易谈判,中美重启贸易谈判对于近期焦虑的市场来说,是一大利好。
8月15日晚间,证监会进一步放开了外国人开立A股证券账户的权限,决定从9月15日起,在境内工作的外国人、在境外工作的境内上市公司外籍员工,都可以开立A股证券账户参与交易。但现在开放外国人炒A股,还有一些问题:一是人民币下跌,股市下跌,有多少外国人愿意马上炒A股?二是,我们需要通过开放政策吸引一批“洋散户”吗?三是不要期待放开政策马上会见效。
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称,联想集团发展遇到困难,非常“庆幸”在2001年对业务进行拆分,建立了投资集团联想控股。柳传志说,“联想控股保证了股东利益和员工利益;同时分散了联想集团业绩下滑带来的危机,提供了联想品牌可以延续的基础”。这意味着,联想品牌的延续,将不会以联想集团作为承载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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