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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蔡昉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一、 引言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世界商品和服务贸易出口的实际增长率,除个别年份波动之外,始终高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这充分说明了我们所处的经济全球化时代特点。因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世界贸易总量于2009年骤降之后,2010年和2011年都得到恢复性的增长,也大大高于GDP增长速度。然而,自2012年以来,世界贸易增长率持续低于GDP增长率。诸如全球经济增长疲软等需求侧经济因素以及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转向内需驱动等供给侧经济因素,可以或多或少地解释世界贸易的减速,然而,全球性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应该是产生这一现象的重要的政治经济学因素。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贸易下降或许是在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反全球化的政治生态致使经济全球化受阻的一个特征性表现。与此同时,全球资本流动数额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从2007年的峰值水平上骤跌。

这种现象不难理解。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纷纷设定新的贸易壁垒,其中,作为最发达经济体的美国以及德国和英国就分别出台了数百项措施。诸如此类的政策变化也反映了西方国家政治结构的变化,即以反对全球化为核心主张的政治民族主义化和民粹主义化,并迅速演化为非合作性的反全球化策略。截止到2016年,这种趋势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而且呈现政治上的极端化与指向上的趋同化并存的新特征。欧洲民粹主义在政治上节节逼近,形成遏制接受移民(难民)、阻碍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退出国际一体化机构等反全球化浪潮,其中,英国公投脱欧只是在可以预见的逆全球化事件中最具新闻性却远非完结的一桩而已。无怪乎人们说:英国脱欧并不出乎意外,问题在于“谁是下一个”。

政治经济学可以很好地解释这种现象。全球化本身并不是利益中性的,最初人们看到的是发达国家及其政治经济精英和智囊们主导着全球化,使其朝着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方向演进。不论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国际金融与贸易机构,还是欧盟这样的一体化共同体,做决策的都是那些握有生杀予夺权力的大国,由代表这些国家的财政部长、中央银行行长和贸易部长行使权力,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不能从全球化中均等获益。进而,人们又发现,发达国家中主宰利益安排的实际上是跨国公司和其他代表资本的利益集团。不难想象,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和低收入家庭同样未能从全球化中获益。

道格•班多

卡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本月早些时候,朝鲜情报部门负责人金英哲访问华盛顿,确认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和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可能于下月举行第二次峰会。金正恩同韩国总统文在寅已经有过三次会面,他们不久有望在首尔举行另一次会晤。不管怎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现在领先,他见过金正恩四次。而弗拉基米尔·普京和安倍晋三正在等待他们的第一次会晤。这些数字很重要。

谢岳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在国家治理的已有模式中,行政能力和公众参与尤其受到学者和政府的重视。但是,行政治理与公众参与在运作过程中都存在显著的弱点,而法治国家的建设则能够有效克服行政治理和公众参与的内在缺陷,为善治的实现提供条件和保障。鉴于此,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当前加强法治中国的建设,应强化党对司法系统的政治领导,提高人民代表大会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力度,进一步完善行政诉讼体制机制改革以及诉讼受理制度,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季卫东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院长、凯原讲席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时至今日,“法治中国”似乎已经成为拥有十四亿人口的这个巨型社会的基本共识。但是,显而易见,人们对法治概念本身仍然还存在完全不同的理解。不得不承认,如何在权力、规范、具体机制等层面切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仍然是一项尚未完成的系统工程。与此同时,全世界也正面临数百年一次的结构性转型,探索政治经济的新体制以及法与社会发展的新范式,这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势必产生深刻的影响。为此,我们有必要梳理正在面对的问题群,比较不同的主张和举措,防止政治的或者文化的保守主义回潮甚至过激化,从现实的断层和隙缝里发现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的契机。

李巍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张玉环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经济外交项目组成员

2018年,中国的经济外交遭遇了异常严峻的挑战。一方面,在特朗普政府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政策冲击下,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遭遇重大挫折,全球多边贸易机制面临崩溃,中美贸易战也全面打响;另一方面,受多种因素叠加影响,“一带一路”建设在多个国家遭遇风险,不少项目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在此背景下,中国展现出较强的韧性,在全球、区域和双边多个层次通过积极开展经济外交活动,同时不断进行调试,以审慎和灵活的态度来应对中美贸易争端并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组织(WTO)改革。

贺雪峰

武汉大学教授,专注乡村治理与建设

当前乃至未来20年,中国社会科学的重点不是规范化,而是在深入的田野调查基础上的野蛮成长。当前的社会科学时代是野蛮成长的时代,是英雄主义的时代,是出大师的时代,是建立学派的时代。目前社会科学界对此缺少认识,多是工程师心态,甚至技术员心态。再过20年,中国会有在百家争鸣基础上形成的若干对中国实践具有解释力的社会学学派崛起。

刘刚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

改革开放的四十年,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上半场,即高速增长阶段。现在已经进入下半场,即中国特色主义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阶段。我们认为,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构建与网络空间的发展高度相关。新的网络空间可以把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中物与物、人与物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映射出来,为知识的创造、转移和应用创造了条件,为现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重构奠定了基础。

杨原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国家安全研究室副主任

对于国际政治新形势新变化, 各国智库和研究机构均给予了密切关注并提出了自己的分析和建议。 追踪和掌握国际高水平智库在相关议题上的最新研究动态, 了解其他国家战略界的认识视角和应对思路, 有助于我们从多方位的视角看待相关问题, 更有效地提出自己的对策主张。

董登新

教授,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美国证券市场及养老金投资

现行A股主板、中小板、创业板IPO标准均属于“工业版标准”,它设置了高门槛的盈利标准和净资产标准,过于看重企业过去的盈利水平,忽视创新企业的“轻资产”、“高成长”特质,无法适应新经济时代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要求,因此,为了提高A股市场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我们推出了全新的科创板以及与之相匹配的注册制。

李峥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助理研究员

中美太空合作能够有效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为两国民众带来现实好处。太空探索能够带动一系列的太空产业,包括太空工业、太空农业、太空资源利用、太空能源、太空旅游等等。上述产业能够成为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推进工业技术的进步,解决气候变化、能源枯竭等一些全球性难题。太空产业带来的新产品、新服务能够改善民众的生活,给两国带来社会更加进步的精神。

贾康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中国有效投资的潜力空间是可观、可用、可贵的,但是要释放中国这个潜力空间,一定要和改革创新呼应、配合在一起。策动改革这方面,显然对政府的挑战性的问题,就是政府首先得思想解放,如要按照因循守旧的套路,无法想象这种开拓和创新。思想解放,观念创新中间,政府还得放低身段真的做职能转变,自我革命。

沈建光

经济学博士,京东金融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纵使中美之间存在诸多分歧,也应分层次来看,将多重问题混为一谈,不仅无助于明晰谈判边界,更容易直接导致谈判陷入僵局,使得本已经处于“非常态”之下的中美关系更加复杂,加大贸易战升级的风险。相反,考虑到经贸关系具有双赢或者双输的属性,是两国关系中最容易破局、取得共识的部分。在谈判中就经贸谈经贸,有助于搁置分歧,取得阶段性成果,避免贸易战升级以及其他领域的急转直下。

张跃文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资本市场与公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以“宝万之争”为代表的资方争夺上市公司控制权事件、某些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清仓式减持”、以利益输送为目的的并购重组、乐视网、獐子岛、长生生物等上市公司不当经营危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事件时有发生。这些并非孤立的事件持续冲击和侵蚀股市稳定发展的基础,表明我国股市内在矛盾正在特定条件下不断激化。去年以来,受中美贸易战等外部因素诱发,股市再次出现较大波动,成交量大幅萎缩。股市本轮震荡不仅仅是实体经济波动的反应,根本原因是市场稳定运行的基础仍然不牢。结构性、

周浩

德国商业银行亚洲高级经济学家

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央行的宽松举措不断,这也让市场开始不断评估未来的宽松力度和宽松举措。伴随着经济指标的不断恶化,关于货币政策宽松的憧憬也在升温。但笔者认为,从近期货币政策的具体举措(尤其是TMLF和CBS的操作)来看,中国货币政策已经出现了新的取向:中国央行开始认真考虑跃过传统的银行负债端(即基础货币)操作,而开始更多考虑对银行的资产端进行定向支持,如果这样的支持见效,信用宽松将成为本轮货币政策宽松的最显著特征。

李扬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第三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中国发展道路的实践经验及其揭示的理论逻辑具有全球意义,因为它在一个曾以“一穷二白、人口众多”为基本国情的发展中大国里,有效地冲破了长期困扰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的致命瓶颈——发展资金短缺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奇迹之关键之一,就在于创造出了有效的动员和分配储蓄的体制机制;这也正是中国金融改革发展40年的最大贡献。

卢为民

上海市土地交易事务中心

唐扬辉

上海市土地交易事务中心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与此相适应的土地使用制度是行政划拨的供地制度,其典型特征是“无偿、无限期、无流动”。这种以行政划拨为主的供地制度,存在着供需错位、土地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等诸多问题。为此,从1979年开始,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开启了土地供应制度从无偿向有偿的转变。未来我国土地交易类型将更丰富,市场更活跃,监管更有效。

吴心伯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过去一年,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重大调整。这个调整简单来讲就是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就是前面开展对华政策,三个基本点就包括脱钩、限制和施压。只要中国保持好国内良好发展的信心以及外交上吸取过去40年的经验,今后我们能够跟美国建立一个更加完整和平衡、兼顾竞争和合作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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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世界存在自由交易和集中控制两种交易体制,而这两种交易体制实际是两种资源管理体制。从非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实际就是对要素和资源的管理模式,关键在于对要素和资源的控制权。从古罗马的历史看,这两种资源管理体制都会造成危机,尤其以集中控制所造成的危机最为厉害。自由交易也会导致危机,但危机往往可以通过大量的财富损耗为代价来熨平和冲销。历史显示,只要不走向极端,保持克制,则大致都可维持社会的均衡发展。
国内1月信贷增加3.23万亿,同比多增3284亿;社融增量4.64万亿,同比多增1.56万亿,且均为历史最高值。中国央行官员表示,从历史规律看,1月份是全年贷款投放最多的月份;考虑到春节因素,应把1、2月份甚至一季度的数据统筹考察,不宜对单月数据过度关注。而1月新增贷款与实体经济的需求是相匹配的,属于合理水平,不是“大水漫灌”。央行官员还表示,货币政策并未转向。
人口增减变化代表了市场需求变化,从趋势来看,中国城市人口增长总体呈现“南快北慢”趋势,新增人口占比,南部为78.7%,北部为21.3%。华南城市几乎全面扩张;华东城市扩张、饱和各占一半;华中、西南、西北的核心城市、扩张趋势明显,而中小城市饱和或收缩,东北城市出现极端分化,53%的城市扩张,41%的城市收缩,人口向核心城市转移的趋势明显。
一项涉及149.2万亿元中央国有金融企业资产重整的行动已有迹象可循。监管部门正考虑采取划转、出售等方式,将部分央企旗下的金融资产进行整合。这与此前非银行金融机构频繁爆雷有关。监管层从2013年开始就资本脱实向虚,限制央企并购金融企业的行为。2018年以来,实体经济困境和近一半央企主营业务亏损,令防范系统性防范金融风险显得更为重要。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即将公布。据了解,香港要融入国家发展的大局,将侧重研发和金融等服务,并继续提升于国际仲裁及航运枢纽的地位。消息人士预料,大湾区规划将分两个阶段发展,中期规划是于2022年前打好连接湾区各市的基础;长远会在2035年前有更多便利大湾区各城市居民流通的措施,并在2035年完成整个湾区建设。香港有关人士估计,今后需要研究推出“大湾区签证”,方便想到大湾区工作或投资的外国人士。
中国央行官员日前在国内某论坛上称,目前的政策文件没有反映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问题,国内大部分政策文件是由处长们起草的,但在交流时会发现各部门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存在分歧。分歧可能源于认识上的差异,也可能是基于部门利益考虑,很难协调一致。处长们没有调整立场、相互妥协的权力,只好把有分歧的问题从政策文件中拿掉。此外,还存在立法部门化现象,行政部门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无法真正体现市场化和法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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