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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夏怡然

温州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陆铭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上海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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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随着经济的现代化,中国出现了城市大型化趋势,人口逐渐向少数都市圈和城市群集中。于是,社会各界又出现了一些似是而非的倾向,认为需要并且可以用行政的手段来抵消这种趋势。一方面,一线城市加强了对城市人口规模的控制,设置较高的落户门槛,限制外来人口的流入,甚至通过“以业控人”“以教控人”等方式减少城市内部的外来人口数量。与此同时,二三线城市纷纷降低落户门槛,甚至推出许多针对高技能劳动者的优惠政策,打响了人才争夺战。这些行政性的人力资本均衡政策,也许可以在短期内影响人口的空间分布,但当行政性的手段弱化,在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下,人口流动是否又会回归到原有的路径,依然向少数都市圈和大城市集聚呢?

当前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和人口都集聚在少数大城市或大都市圈,越是发达的国家人口集聚程度越高,而且集聚的趋势还在加强。人口空间分布和城市体系的演化有其内在的规律,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改变人口空间分布的尝试,但从未成功过。俄罗斯在苏联计划经济年代就曾经实行过生产力均衡配置和人口均匀分布的政策,但在市场经济转型后,俄罗斯的人口分布又恢复到西稠东稀的历史格局。在中国历史上也曾经发生过对人力资本的行政性空间调整,包括20世纪50年代的“高校搬迁”运动,以及计划经济年代的“三线建设”,这些行政主导的人力资本均衡政策虽然曾经对受益城市的人力资本积累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作用在逐渐弱化。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中国形成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东南沿海地区因为地理区位和自然条件优势,使得其人力资本回报提升,并吸引了更多高技能人力资本,城市间的人力资本空间分布又逐渐向历史上的人力资本空间分布回归。本文以史为鉴,通过研究和总结中国历史上人力资本均衡政策的长期效果,为当前类似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效果提供参考依据。

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二部分从理论上分析人口分布、城市体系以及人力资本空间集聚的内在规律,并探讨什么样的人力资本干预政策是合理的。第三部分比较分析历史和现代的城市人力资本空间分布,特别针对20世纪50年代的“高校搬迁”运动,展现了其对人力资本的空间分布造成的影响及影响的持久性。第四部分讨论改革开放之后,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回报和地理条件在人力资本空间集聚过程中的作用,解释为什么行政性人力资本均衡政策难以持续。第五部分总结本文的政策含义。

张明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研究员

2018年年初至2月上旬,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由6.50左右快速升值至6.28左右,升值了大约3.4%;2018年2月中旬至4月中旬,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围绕6.30上下持续盘整;2018年4月下旬至今,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由6.28左右显著升值至6.42左右,贬值了大约2.2%。然而,自2018年年初至今,人民币兑CFETS货币篮却呈现出持续升值态势。由此产生的问题是,为什么今年上半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一波三折(先升再平后贬),而人民币兑CFETS篮子指数却持续升值呢?

程实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研究部主管

钱智俊

工银国际高级经济学家

在更宏大的中国改革历史坐标系上,2018年不仅是供给侧改革的接力点,还将是比肩1978年的改革开放新起点。四十年之间,改革确立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开放则统筹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改革与开放相辅相成,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动力源。四十年之际,在更加广阔的纵深下,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大潮正在涌动。

金民卿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主任

对形式问题的认知和判断不论正确与否,都不必然形成形式主义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产生形式主义的原因在于行为主体的认知判断、价值选择和立场站位。当代形式主义产生的根源主要不是认识论、方法论的问题,而是价值论、利益论的问题,主要不是历史传统的原因,而是现实利益的原因,不是盲目自发的,而是自觉故意的,在本质上是一种自觉的形式主义,其危害更大更严重。

时殷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大学A岗杰出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2008年秋天,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首先在美国爆发,继而迅速蔓延到除中国以外的世界大部分地区,美国和与其为首的西方由此开始愈益显著地相对(即使如果并非绝对)衰退。在此背景下,急速崛起的中国开始进入它真正当代或当前的历史大阶段。

关雪凌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中美贸易摩擦实质上是美国针对中国的、以遏制中国高新科技产业发展为目的的贸易保护举措。中国高新科技产业想要突围,实现持续发展,就要加大自主创新和自主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充分利用好政策空间,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富有智慧、充满底气地进行坚决抵制。

薛澜

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第四次工业革命是由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物联网、机器人、新能源、智能制造等等一系列创新所带来的物理空间、网络空间和生物空间三者的融合。第四次工业革命,其技术发展和扩散的速度,以及对我们人类社会影响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前三次工业革命远远不能相比的。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挑战,中国准备好了吗?中国的创新是否能承担这样的重任?

楼继伟

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曾任财政部部长

革除事权不清的顽疾,必须树立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立足国情,并参考相关的国际经验。对准症结,有的放矢,以革命的勇气,和先破后立、不破不立的魄力,以实体化、法制化、高阶化为重点,推动改革取得成效。核心要义是对现行宪法中央和地方国家机构之间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作出适宜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造。

薛洪言

苏宁金融研究院互联网金融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

从诸多银行转型方向上看,大资管转型膨大了影子银行体系,以资管新规为标志,已然此路不通,空欢喜一场。互联网金融的转型之路,则逐步与大零售转型合流,变成了以金融科技促进零售业务的发展。所以,不妨重点看一看银行业的零售转型。整体上看,各家银行个人贷款的占比都是提升的,但具体到不同机构,差异却又很大。因为,转型从来都不一样。

孙龙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

雷弢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

研究发现,选民在侯选人提名阶段的参与率比较低,近二十年来参与积极性显著下降,不同地区乃至在同一地区的不同选区之间,选民对提名程序的参与存在较大差异;在候选人资格和代表功能方面,选举组织者比较强调代表承担描述性代表的功能,而选民更多强调代表的实质性代表功能;从正式候选人确定程序来看,选举组织者主要倾向于采取酝酿协商等非程序化方式来确定正式候选人,而选民更希望通过预选等程序化机制来表达诉求。

张建平

商务部研究院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西亚非洲所所长

王一迪

南开大学金融学院

上合组织作为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合作平台,积极推动成员国之间开展安全军务沟通、反恐信息交换和军事技术交流,不仅有助于成员国应对突发事件能力的提高,更提高了国家安全建设和反恐机制建设的水平,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成员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

文正仁

韩国延世大学名誉特任教授、韩国青瓦台总统统一外交安全事务特别助理

此次会谈对于东北亚局势应该不会带来根本性的变化。随着朝鲜慢慢完全“无核化”,朝鲜半岛开始有了和平体制,在美国和韩国提出有关“韩美同盟”和“驻韩美军”的问题之后,才能看出东北亚整体安保格局上会有什么影响。“特金会”只是开始阶段,靠这一次首脑会谈,不会改变太大格局。但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会缓和,这也可以说会对东北亚局势带来有利的影响。

克里斯托弗·希尔

美国前东亚助理国务卿,曾任六方会谈美国代表团团长,现任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丹佛大学全球事务校长首席顾问及外交实践学教授

很难说6月12日的美朝首脑会晤会达成无核化协议,但是会为朝鲜描绘出一个新的前景,一个与美国的关系完全不同的前景,因为双方从未处于一种互信或者亲近的关系中。特朗普总统本人似乎认为美国和朝鲜应该建立亲密的关系。因此,这也是此次会面引人关注的一大原因。

卞晓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副所长

表面上看中美是贸易较量,实际是科技实力较量。创新型高科技产业是美国经济第一大支柱,以新能源、新材料、生物科技、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占美国GDP的20%左右。“中国制造2025”是中国政府自2015年开始实施的制造强国战略。这一战略提出了“制造强国”的若干发展目标,加快实现由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的转变,重点打造十个产业,其中芯片及硅片制造、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三个产业将使中国在21世纪进入制造业价值链的高端。

叶敬忠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发展历史与发展批判、发展干预与社会转型、农村社会与农政变迁等

在中国近百年的乡土重建探索中, 无论是乡村建设运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抑或是乡村振兴战略, 始终离不开对“发展”议题的关注。乡村建设运动关注的是“乡村如何实现发展”的问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回答的是“乡村如何更快发展”的问题;而乡村振兴战略则强调“乡村如何更好发展”的问题。追随“发展”议题的切换, 乡村振兴战略已经调整“城市主义”的发展模式, 而重视城乡融合基础上的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也以“升级版”的内容要求对“三农”各子系统作出总体部署。

王缉思

曾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主要作品有《国际政治的理性思考》《高处不胜寒:冷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与世界地位》等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如果说冷战结束时天下大势以“合”为主流的话,新阶段的世界政治正在陷入巨大的漩涡,“分”的逆流迎面而来。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受到市场力量和技术力量的强劲推动,是任何国家和社会力量都难以逆转的。只要世界范围内的人口流动(包括合法和非法的移民、旅游、劳工、留学等)还在扩大,经济合作、社会交往、文化互动的规模就不会缩小。另一方面,在收入分配领域不平等、不公正现象日趋严重的情况下,社会认同的割裂将世界政治推向分化,形成反全球化的逆流。

贾康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解放思想必须正视已经形成的利益固化的藩篱来求其破解;正视已经出现的极端化的思维和观点交锋中的暴戾之气的氛围,加以矫治;重视中国官场和社会仍然流行的一些落后于时代发展的思维定式而力求摒弃;要将中央决策层已明确表述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方针正确地把握为改革开放在新的发展阶段和攻坚克难中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澄清思想迷雾,力求决战决胜;必须进一步强调和贯彻落实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牢牢把握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与最大实际;应该坚持和发展充满生机活力的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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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近日考察时指出:“要大力促进农民增加收入,不要平均数掩盖了大多数,要看大多数农民收入水平是否得到提高。”说一千、道一万,解决三农问题关键看农民收入。其中,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是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方式。从2017年开始,国内力争用3年左右时间,到2019年底完成集体资产确权,开展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
美国商务部6月20日宣布,经美国本土企业申请,中国、日本、瑞典、比利时以及德国的42种钢铁制品可获得高额关税豁免权;同时驳回了56种钢铁制品豁免关税的请求。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表示,美国政府已收到2万余件请求豁免钢铁制品高额关税的申请。此前美国在关税问题上意外主动“示好”,显示美国的态度有所松动。
国内近年的产融结合成为热点,部门、地方和企业都愿意推动。财政部金融司司长王毅称,我国中央企业同样热衷投资金融。截至2017年8月,国资委监管的101家中央企业中,有三分之二以上都在开展金融业务,有一半左右把金融纳入业务板块,有23家至少控股一家金融机构。很显然,央企是国内产融结合的急先锋。
美国与欧盟在贸易关系上的纷争,为美国与欧盟的关系增加了新的分歧。在一系列修复关系的尝试失败后,欧盟开始考虑如何“把欧洲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正在美国访问的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6月19日说,欧美关系正遭受冲击,带来的损伤“可能无法修补”,他敦促美国政府不要把世界视为“人人对打的拳击台”。
虽然多次出售外汇掉期合约,仍未能彻底阻止巴西本币雷亚尔的跌势,巴西央行终于“认输”了。巴西央行行长Ilan Goldfajn表示,只要外汇市场和利率市场有需要,央行就会确保流动性足够充裕,甚至不惜动用外汇储备。但如果巴西拍卖的外汇掉期合约以美元结算,可能根本没有足够的美元来满足兑换需求。换句话说,巴西央行可能无力偿还。
欧盟商会最新发布调查报告,受访在华欧洲企业在2017年均有较良好的财务表现,但也有企业抱怨中国的网络使用环境不便,近6成企业希望中国更好地进行市场开放。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称,欧洲在华企业表达了一些关切,如法律法规透明度、执法一致性、市场准入、投资限制等问题。高峰称,我们将继续努力,不断提高投资便利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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