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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主要兴趣或研究领域为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转型和社会正义;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比较中央地方关系;中国政治。著有《大趋势:中国下一步》《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中国和新世界秩序》等

历史地看,在世界范围内,人类社会的整体道德会随着经济发展、个人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古人孟子的“有恒产者有恒心”和管子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等都是普遍而永恒的真理。

近代工业文明开始以来,人类道德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前道德的根源在于宗教,近代以来,国家也开始有能力通过经济社会发展和制度建设,来干预(增进或者阻碍)人类道德的产生和发展。工商业文明一个显著的特点在于“计算”(“推理”)之上的理性,因为通过理性才会在最大程度上获得财富。同时,经济发展和财富的积累为社会整体教育水平的普及和提高、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人均寿命的增加等提供了物质条件。

工商业文明的另一个特点,在于人们从农业文明之下的互不关联“个体劳动”脱离出来,走向了公共空间(市场、工厂、社区等)的互为关联的“集体劳动”,人们在公共空间交往和生活,公共空间的扩展也产生了对公共品的要求,同时也发展出公共道德规范。近代以来政府在社会经济各方面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主要是为了提供足够的公共品。随着公共(集体)空间的增加和公共品的供给,社会整体道德水平也随之提高;或者说,总体来说,社会整体上变得更加合乎道德了。

总体上说,这些经济增长和道德发展之间的关联,也发生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随着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过去由连续不断的社会政治运动(阶级斗争)和短缺经济所造成的总体不道德情况已经完全改观。大多数人已经过上了体面的生活或者小康生活,规模性的饿死、病死、累死现象大大减少,甚至消失。

尽管也有人怀念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准,但应当说那种道德仍然属于原始和朴素的道德状况,是农业文明的反映,甚至是特殊政治条件下形成的集体政治压力下的道德。随着工商业文明的到来以及政治环境的开放和多元化,农业社会的道德以及政治性道德变得不可持续,道德领域的巨变是必然的。

不过,随着社会整体道德环境的提升,个体道德不仅没有提升,反而出现了巨大的问题,处于下沉甚至解体过程之中。也就是说,整体社会的“趋善”环境,没有能够转化成为个体层面的道德提升。那种在很多发达社会所见到的理性、开放、进步、容忍、文明、平和、简单等行为方式并没有出现。很多人变得为了自己的一点点利益而不择手段。

有学者认为,今天的人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但实际上,在很多场合,人们并不精致,而是赤裸裸的利己主义。损人利已,为了达到目标可以不择手段,目标证明手段正确。在政治领域,人们一直把这种行为称之为“马基雅维利主义”。不过,“马基雅维里主义”指的是君主为了达到远大的目标(例如国家的统一),可以不惜一切手段。马基雅维里主义显然也适用于今天的个体。这种手段用过了头,结果便是损人不利已:自己做不了,也不让人家做;自己成功无望,也要阻止人家成功。道德的概念变得如此廉价,以至于一些人认为道德和人类社会发展已经不相关了。

张昊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在世界经济不确定性上升、国际市场需求持续疲软的背景下,将“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作为一项重点工作任务,是当前稳定经济运行,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有力举措。因为国内市场是经济平稳运行的有效支撑,能够为创新提供持续动力,而且提升价值链分工地位也离不开国内市场。

沈建光

京东金融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经济上半年录得6.3%的增长,且6月部分数据如社会零售品总额的反弹,房地产投资增速超出市场预期。有观点认为,6月回暖的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已实现温和企稳,下半年经济或将呈现周期性回升。然而,当前全球经济趋势下行,成长动能不足,且贸易保护主义并未有偃旗息鼓之势,外部环境仍然充满变数。且6月经济数据增速均低于去年同期水平,上半年外贸情况也不乐观。总体来看,内外部压力之下当前中国经济整体仍处在趋势下行的通道之中,经济反弹的基础并不稳固。

刘江永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副院长,主要研究领域:国际关系、国际战略、国家安全,重点方向是日本及东亚地区;著有《中日关系二十讲》《中国与日本:变化中的“政冷经热”关系》等

改革开放 40 年后,中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而世界进入两种社会制度并存与多种国家模式竞争的新阶段。在两制长期并存的历史时代,国家的兴衰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发展模式的调整与改革。中国改革开放绝非社会制度的改变,而是国家发展模式的调整和完善。中美贸易摩擦与其说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对立,不如说是不同国家模式的竞争。21 世纪以来,中美不同的治国之道和治世之道各有优长。面向未来,中美如何把贸易摩擦变为模式的协调与磨合值得研究。

张应良

西南大学农村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教授

徐亚东

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农村集体经济增长需要具备五个理论条件:产权明晰、产权激励、拓宽市场、延长链条和维持特色,而当前中国农村实际情况与理论条件相违背。农村“三变”改革促进集体经济增长的理论逻辑就是改变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使其与理论条件相符合。具体而言,农村“三变”改革通过资源资产登记制度、股权量化和收益分配、新型经营主体的培育和引进、农村“三产”融合发展和产品中地域特色的引入等措施,实现集体经济的增长。

胡新艳

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教授

罗明忠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张 彤

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安排具有无偿分配、长期持有、交易受限等典型福利制度的特征,在实践中面临用地无序扩张与闲置浪费并存、非法入市交易逆势发展等问题,构成了宅基地制度改革的现实逻辑基础。围绕“产权、市场、管制”三个基本要素,本文提出“权能拓展、交易赋权与适度管制”的宅基地改革线索,即从产权细分原则出发解构绝对土地所有权,推动宅基地功能及其赋权转换,从“福利保障”赋权体系转型“财产权利”赋权体系,盘活宅基地使用权,与此同时,国家严格管制土地用途。

刘守英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杨继东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研究发现:(1)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出口产品逐渐从产品空间的外围向中心扩张;(2)新兴产品的出现符合产品空间理论下中的临近原则,距离已有优势产品越近,边际产品转化为新兴产品的概率越高;(3)通过把出口产品空间对应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变化,可以发现中国出口产品空间的演变有力支撑了中国经济复杂度提升和中国经济增长;(4)伴随中国经济复杂度提升,从发展前景看,中国近期重点发展的产业是机械和汽车等产品,长期有待发展的产业是飞机制造等。

格雷厄姆·艾利森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创始院长、“修昔底德陷阱”提出者

在一个有利于不同国际政治体系之间和平竞争的年代里,竞争伙伴理论能否成为一个全新的战略概念起点,以应对当前中美关系的险态?竞争,实际上是激烈的竞争,将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残酷的事实是,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在自杀的同时杀死另一方。那么热烈的合作式竞争在战略上将是必要的。建立一个竞争与合作相结合的国际大战略,需要双方战略想象力的飞跃。对美苏关系和宋辽关系的反思可以为这一未竟的事业提供重要参考。

庞大鹏

中国社科院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立足周边、放眼全球的周边外交已成为中国外交战略的亮点,而中俄关系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中之重。相邻国家间的关系,特别是相邻大国间的关系,对一个国家的安全和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有时可以是决定性的影响。中俄关系的历史发展已经并将继续证明这一点。中俄双方多次公开表示,一个高水平、强有力的中俄关系,不仅符合双方利益,也是维护国际战略平衡和世界和平稳定的重要保障。

陶文钊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中美两国关系的基本点在很长时间内可能都不会改变:一是由于两国利益的高度相关性,谁也离不开谁;二是美国认定中国是对美国全球地位的主要挑战,是其主要战略对手。鉴于第一个基本点,中美两国的互利共赢合作将继续下去;鉴于第二个基本点,中美两国的竞争和博弈还将增强并常态化,不时会有磕绊、颠簸、起伏,但经过相当长时间的竞争、合作、顺应、妥协,将产生两国互动的新模式,中美关系是可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二战之后,美英两国紧密合作,确立了人们所见的“自由世界秩序”。这个秩序为世界提供公共品并且具有开放性,为大多数国家所认同和接受。冷战结束之后,当美国西方把内部的“自由秩序”原则,毫无节制地延伸应用到国际关系的时候,这个秩序最深刻的危机便发生了。这也是今天世界所面临的局面。

任泽平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恒大研究院院长

夏磊

恒大研究院副院长、房地产行业首席研究员

罗志恒

恒大研究院

我们应清晰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和优势,如果重启改革开放,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中国有全球最大的统一市场,有全球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中国的城镇化进程距离发达国家仍有20个百分点的空间,潜力很大;中国的劳动力资源近9亿人,受过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高素质人才有1.7亿,人口红利完全可以转向人才红利;我国新经济迅速崛起,独角兽数量仅次于美国。这一切都说明,应对中美贸易摩擦,中国经济有足够的韧性和回旋余地。

潘功胜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

当前国际经济金融格局出现重大变化,全球贸易摩擦频发,民粹主义抬头,部分国家和地区开始注重使用本币进行跨境结算,人民币国际化面临新的契机。同时人民币国际化也面临新的挑战,由初期的快速发展阶段进入常态化,进一步深化推动需要相关金融改革的共同推进,需要各方面通力配合形成合力。

盛松成

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

蒋一乐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

龙玉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

Libra难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货币,而且会对当下货币主权、金融稳定、货币政策、金融监管造成严重负面影响。我们应充分认识数字货币带来的冲击和机会,也应理性思考先进技术与经济制度的关系。在吸收新技术的同时,更应该对新技术如何影响货币发行、货币生成机制、金融稳定和币值稳定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充分论证,这样才能使新技术服务于货币政策的有效实行,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

邵宇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陈达飞

东方证券高级宏观研究员

高质量发展一定是供给侧的,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定是创新驱动的。但是,若需求才是经济的短板,那供给只有在反作用于需求的时候,才是有效的。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是想通过制度上的调整实现对生产要素的改革,释放各种要素的生产力,如户籍制度改革针对的是劳动力,土地制度改革针对是土地、金融制度改革对应的是资本。无论那种要素,所有者都是自然人(当然不能忽视政府),无论他(她)凭借何种要素获得收入,最终都会形成需求。

肖钢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证监会原主席,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资深研究员

“数字经济”的定义是利用数字技术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和效率提升的经济活动。具体来看,数字经济是以数字化的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条件。数字经济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纯数字产业,具体而言包括互联网、信息设备制造、信息传输、信息技术服务、软件服务等;二是传统行业数字化产业,传统行业利用数字技术带来效率提升和成本下降。近年来,数字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正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冯俏彬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

随着我国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经济下行的压力加大。除了政府努力,更需要千千万万的企业,共同努力稳住生产经营、稳住社会就业,以微观层面的改善为一系列宏观问题的解决创造条件。减税降费是激发市场主体内生活力的关键之举,对于全局影响重大,必须持之以恒将减税降费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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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全国撤县设区已达100多个,90%集中在最近几年,大多集中在东南沿海,多个城市已成为“无县市”。预计撤县设区的趋势将持续到2030年,新增6000万城镇人口。不过,强大的县域经济是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撑,和谐的县域社会也是中国社会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振兴也需要有繁荣的县域经济建立城乡之间的连结。因此,撤县设区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城镇化路径。
从开市首日表现来看,科创板可谓火爆异常。截至收盘,25家公司首日平均涨幅约140%、平均换手率约77%、成交额合计逾480亿元,更是创造了逾百位亿万富翁。但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带动A股同时走牛,国内主要股指跌幅都超过了1%。从长期来看,科创板的示范效应还有待于进一步发挥。
在当前经济仍然面临下行压力的背景下,确保2万亿减税降费政策切实落地,是下半年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方面。但财政减收势必会对预算安排的支出造成一定影响,部分支出可能被压减,部分支出可能要延后。加上地方经济转型升级、减量发展等,都会影响地方财政收入增长,未来可能有更多省市会调低预算目标。
包括华尔街日报、CNBC等美国主流媒体预测称,从美元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撤出的国际资金正在强劲的流入中国市场。世界经济驱动因素中最重要的三个变量中,美欧经济增长动力趋弱,而中国仍将是稳定全球增长的关键因素,换句话说,现在的全球经济仍为比差逻辑,比差逻辑下中国占优,资本回流利好中国。
虽然上周央行公开市场累计实现净投放4715亿元,可银行间市场资金价格并未随之回落。资金利率已从历史低位极短时间内攀升至历史高位区间,后续来看资金利率继续上行可能性很小,预计价格将逐渐回落。大量的公开市场到期资金必然会对市场流动性造成一定冲击,市场也关注央行将如何操作。
消息人士表示,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将主持一项会议,与半导体和软件企业高管讨论美国禁止本国企业向华为销售产品的问题,美国财长姆努钦也将出席这次会议。但华为创始人兼总裁任正非近日强调华为不需要依赖美国公司生存。他表示,特朗普希望将华为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但中国似乎不会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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