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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徐明棋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上海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

世界经济研究所以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两大学科为主轴,将世界经济研究与国际关系研究、国际问题研究与国内问题研究相结合,注重研究的综合性、整体性,提高研究成果的前瞻性、战略性和理论性。在已经形成的理论研究、对策研究及动态研究相结合的基础上,强化中长期战略研究和基础理论研究,形成了一批跨学科研究的突破性成果。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10月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成为世界瞩目的最重要合作机制。将近四年来,这一倡议得到了全球越来越广泛的认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基础设施、贸易投资方面的合作也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今年5月份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进一步积聚了国际社会的共识,对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构建利益共同和命运共同体更具有里程碑意义。

“一带一路”建设倡的目标是要实现沿线国家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政策沟通、民心相通。在这“五通”中,资金融通处于核心地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合作对推动资金融通更是关键的环节,既具有广阔的前景,也面临一定挑战。推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合作意义重大。

一、金融合作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占据核心地位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发展中国家占多数,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要致富先修路”,以中国的发展经验看,改善互联互通基础设施要先行,因此建设公路、铁路、桥梁、港口以及发达的电子通讯网络和金融网络等软硬设施是这些国家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最紧迫的需求。但是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往往规模大,回报率低、回报周期长,这使得国际商业性资金进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相当有限。因此,如何解决基础设施融资的资金缺口,提供合适融资渠道和资金,就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

贸易扩大也需要提供贸易融资、货运保险以及顺畅的贸易清算渠道。大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体系不够发达,金融机构也不够完善,动员金融资源和配置资源的能力相对不足。因此这些国家普遍缺乏金融基础设施,也不能满足其他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和拓展贸易的资金需求。国际金融合作就成为打通贸易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瓶颈的重要手段。

亚洲和太平洋区域总体并不缺乏资金,本地区储蓄率高,金融资源丰富,但是由于金融体系相对不发达,很多国家的储蓄资源未能通过有效率的金融体系将储蓄资源导入至实体经济建设中,很多资源被转移至国外,被西方的跨国银行所利用,成为他们在全球投资的资源。仅在2011年,亚洲的储蓄中就有5.6万亿美元被用于区外的投资。最近,特朗普可能要采取的减税以及美联储可能削减资产负债表等举措,更是刺激了一波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资金流出。

王芳

山东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华东政法大学博士生

刘长秋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以党章为核心的一系列党内法规,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重要依据,是党的建设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目前,党内法规并未得到全面有效地贯彻落实,党内法规的执行力不强,这严重影响和制约了党的建设。当前一些党内法规执行不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部分党内法规的不完善、执行主体的法规意识有待提高、对违反党法行为的监督不力、对违反党法行为的责任追究不力。针对党内法规在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可以从完善党内法规、加大公开宣传教育的力度、加强党内法规执行的监督检查、强化责任追究等方面来提高党内法规执行力。

周业安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研究领域:行为和实验经济学、公共经济学以及公司金融

社会偏好的发现和相关理论的建立大大丰富了经济学对人性的看法。在行为和实验经济学家看来,行为人假说足以替代过去新古典范式赖以生存的理性经济人假说,行为人假说从适度社会化的个体行为出发,认为个体的偏好是由理性自利偏好和社会偏好组成的一个微观结构,两种类型的偏好会有一个互动过程,可能挤入,也可能挤出。

约翰·F·库珀

John F. Copper

罗德学院国际关系学斯坦利·J·巴克曼特聘教授

翻译:严灏文

这种城市恐怖主义已经从过去劫持人质、大规模杀伤或是突击式攻击等高技术型的战术手段转变为了上述这种低技术含量的攻击方式。由于他们无法获得武器和爆炸物在这些城市发动引人注目的的恐怖袭击,这迫使IS及其附属组织去诉诸简单易行的攻击方式。因而可以说,全球恐怖主义威胁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像这种低技术的攻击可能会增加,而发生复杂的预谋协调好的袭击可能性则会降低。

马凯硕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

翻译:严灏文

总结起来,发生在卡塔尔身上的,不只是中东的地区竞争,也是大国之间的权力竞争。在新加坡,我们应该密切关注那里的发展,最重要的是要从卡塔尔目前的困境中吸取教训。

杨沐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

中央的战略大思路首先是将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和香港的前途联系在一起,进而解决中国的整体发展战略问题。

周方银

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周边战略中心主任,《战略决策研究》执行主编,教授

当前,国际社会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这个变化有积极的方面,突出体现在科技发展迅速,创新不断涌现,世界经济在积聚新的增长动能,各国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进一步加深,各国利益深度融合。与此同时,国际社会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在累积发展,国际形势也在经历一些颇为复杂的变化,使得未来一个时期内国际秩序演变的不确定性增大,国际合作所面临的困难和阻力有所上升。一国外交需要顺应国际环境的发展变化,并在这个过程中寻求维护和拓展自身利益的有效空间和政策手段。

唐钧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领域:中国城市居民的贫困问题、社会救助制度、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社会政策体系,著有《中国城市居民贫困线研究》、《社会政策:国际经验与国内实践》等

王婴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教授,研究领域:社会保障与社会政策、社会工作

在整个政府工作中,民政工作属于一种看上去不起眼但却时刻不可或缺的平衡机制。近年来,党和国家对民政工作越来越重视,各级民政部门在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实践中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可喜成绩。但是随着民政部门业务领域的拓展,民政工作面临诸多难题。笔者认为,在新的形势下,民政部门的职能作用越来越重要,改革创新是民政工作的历史使命和根本出路。

罗雨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综合研究室主任、研究员;研究领域:国际经济、产业组织、公司治理等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三年多来,目前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其中,其中69个与我国签署了合作协议。“一带一路”被列为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理会、联合国亚太经社会的重要议题,并写入决议文件。尤其是2017年5月14日、15日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五通”领域,达成了76大项、270多项具体成果,进一步激发了沿线各国的积极性。“一带一路”已从一国倡议走向共商共建的行动,从一国愿景走向互利共赢合作发展的梦想。无论做产业布局规划,还是商业决策,都必须考虑这一重要背景。

袁方成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改革协同创新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罗家为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中国农村综合改革协同创新研究中心

选举与协商是农村基层民主的两种实践形式。村民自治使民主的价值深入民心,民主选举逐渐成为村民政治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民主协商则因缺乏制度保障和技术支撑而进展缓慢。重选举而轻协商的民主实践造成了村民自治民主选举单兵突进,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进展缓慢,导致了选举与治理绩效的脱节。民主选举具有间断性、阶段性、单一性、规范性;民主协商具有常态性、全程性、灵活性、多样性。在坚持民主选举的基础上,必须加快协商制度化建设,探索协商实现形式与程序设计,培育协商主体,加快协商支持体系建设,推动农村基层民主协商发展,实现村民自治的良性运行。

田国强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2017年9月11日,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官微发布《NSE专栏|<吉林报告>引发全国大讨论的总结》(上、下篇,以下简称《总结》),其中对我指名道姓,对我的学术观点进行了不符合事实的贴标签式严重歪曲。在此,我郑重要求林毅夫团队进行更正和向我道歉!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

由林毅夫教授倡导并创立的高端智库

《吉林报告》目前引发了全国性的关于东北振兴的大讨论,让我们确实始料未及,不过也在预料之中。让我们始料未及的是,一些人对各国发展经验毫无所知,居然没有看到报告就第一时间言辞激烈地抨击。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

由林毅夫教授倡导并创立的高端智库

据人民日报《中国经济周刊》9月4日报道:“8月21日由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国内智库组发布的《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报告(征求意见稿)》(下称《吉林报告》),称吉林应转变重工业赶超战略思维,在产业发展上既要扬长,也要弥补轻工业的短板。一石激起千层浪。鉴于《吉林报告》长篇巨幅、影响甚大,课题组觉得十分有必要就过去半个多月来相关媒体涉及《吉林报告》的讨论进行总结。

范玉刚

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教授,研究生导师

历史是一个整体的连贯的过程,具有承续的涵容性。中华民族在筚路蓝缕中创造的历史文化,是我们今天在世界思潮激荡中站稳脚跟的现实支点,它是我们现代化进程中的“魂”和定力之源。

葛天任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中国城镇化与城乡治理、社区发展与基层治理、比较城市政治与政策、全球城市与创新等

改革开放将近40年来,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经济总量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名,但是与经济高速发展不相匹配,同时也制约经济发展的是社会建设、发展的落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中国社会出现了很多问题。那么,中国社会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又有什么表现?正如医生看病一样,对于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是我们分析问题原因并找出药方的前提。总体上讲,当前的中国社会出现了四个非常鲜明的“症状”。

王辉耀

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参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 主要研究领域和方向包括:中国与全球化、人才战略、企业国际化、国际管理、创新创业、中国海归、华人华侨、智库研究和一带一路等。

陈涛

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博

在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历史背景下,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的“成都实践”将转化为“全国范例”和“全球实践”,成都需利用好地缘优势和国家开发开放战略的历史机遇,以全球治理的视角探索由“成都方案”向“中国方案”和“全球方案”的转化路径。

柳昌清

中共河南省委党校马列所副研究员,中国逻辑学会辩证逻辑专业委员会委员,研究方向:逻辑学、哲学、政治经济学,著有《辩证逻辑新体系——渗透逻辑引论》等

重视“务实”而轻视“求真”的短视偏向,是中国在近代落伍的最深层的原因,也是中国现代化最大、最隐蔽的障碍。马克思主义由于思路与中国的文明类型相契合,成为现代中国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现在面临时代化、中国化创新的任务。要通过对现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进行第二次批判性吸收,对中国传统思想理论进行现代化甄别和提升,创建现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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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国务院重新强调企业家作用,提出依法保护企业家财产权、依法保护企业家创新权益、依法保护企业家自主经营权,要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作出贡献。从十八大到十九大,中国的发展从“破”到“立”,要“立”好,核心是发展经济。中央重新强调企业家群体,这是“撸起袖子加油干”的战前动员。
标普对中国市场的评级“炸弹”开始连续引爆。9月25日,标普再度出手,下调了包括中国移动、中石油、中石化在内的21家央企和基建实体的信用评级,评级展望为稳定。标普称,21家企业中的绝大多数企业获得中央政府特别支持的可能性极高,使其信用评级跟随中国主权评级变动。标普比穆迪出手更快,下手也更“狠”。
9月欧元区经济持续向好,欧元区9月的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初步估算达到56.7,为四个月以来最高点。欧元区今年第三季度的增长率预期将达到两年来最高水平。欧洲央行已将2017年经济增长预期上调至2.2%,同时可能在10月缩减量化宽松规模。有市场研究机构认为,欧元区经济已达到“爆发”程度。
在保险业被认为滥用监管权和审批权的背景下,保险监管的公信力急需重塑。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强调,今后保险业绝不允许再出现所谓“特殊公司”。保险监管面临的问题在证券市场和银行市场同样存在,原因在于监管者混淆了基本定位,监管者成了市场发展的推动者,结果形成了比较普遍的利益输送。
穆迪、标普先后下调中国评级,加剧了市场对中国债务的担忧。不过,摩根大通最新报告称,相比于今年第一季度末债务与GDP之比的269%,第二季度末的比值为268%,终结了超过五年来借款稳步增加的趋势。尽管下探幅度较小,但第二季度的债务下降值得注意。部分国际金融机构的肯定,说明中国政府的努力方向是对的。
随着国内消费升级,消费金融迅猛增长,从2013年到2016年,互联网消费金融的交易规模从60亿猛增到4367.1亿,爆发式增长70倍,年复合增长率达317%!但行业风险如信贷不良率、资金成本风险、多头借贷等风险逐渐暴露。初步估计,消费金融行业的野蛮生长也因风险暴露而亟需纳入强监管,这将加速整个行业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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