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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韩大元

中国人民大学二级岗位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兼任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宪法学研究会会长

一、促进宪法秩序的恢复

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称“七八宪法”。尽管在规范形态上,1978年宪法保留了“左”的指导思想,但它为恢复社会主义法制奠定了必要的宪法基础,也成为改革开放的法制起点。

1978年宪法颁布前后,学术界为恢复宪法秩序,为重建民众对国家发展与未来的信心,发挥了重要的学术作用。由于1978宪法存在形式合法性与实质合法性之间的矛盾,这一时期的宪法学发展仍处于一种拨乱反正的“复苏时期”或者过渡期,宪法文本的价值与意义仍受到部分人的质疑。正因为出现社会价值观的冲突与矛盾,恢复宪法学研究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也是不少的。

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启了思想解放的序幕。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指出:

“未来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同年12月18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针,成为指导法制建设的基本理念,使法制发展重新回归宪法的轨道。同时,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化,为宪法学研究营造了良好的氛围,使宪法学从单纯的“政治性”话语中解放出来,积极承担为改革提供正当性、合法性的学术功能,促进宪法秩序的恢复和转型。

据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上搜索的信息,从1978年到1982年,所有篇名含有“宪法”的文章数量分别为1978年12篇、1979年4篇、1980年9篇、1981年26篇、1982年166篇。从论文数量来看,当时宪法学的研究成果是比较少的,这与法学研究处于蹒跚起步的状况是一致的。反映这一时期中国宪法学发展状况的代表性著作是许崇德和何华辉教授合著的《宪法与民主制度》。宪法学方面的论文主要有蒋碧昆先生的《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新时期的总章程》、张光博先生的《社会主义民主的伟大旗帜》以及许崇德先生的《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关于我国元首的理解》等文章。

辛翠玲

台湾中山大学政治经济学系教授

特朗普政府的政策理念在本质上为修正主义霸权,各种外界看似不合理、认为是随兴所致的战略举措,非但不是躁进盲动,反而是极有效率、试图积极改造国际经贸秩序的新政。换言之,被解读为正在走向孤立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的特朗普政府,实则可能正在布局一个再次由美国霸权主导、符合美国战略定义、公共产品成本最低、自由度程度最高的新国际秩序。

徐高

光大证资管首席经济学家、北大国发院兼职研究员

民企目前正陷入经营困局。而这种困局又导致了金融风险的抬头。上游限产政策在改善上游国企利润同时,扭曲了市场,加大了民企负担。而社会融资的紧缩也让民企承受了更大融资压力。这使得民企更多依靠股票质押这种融资方式。但在股市下跌的背景下,股票质押风险明显上升,并在民企第一大股东处集聚。若任由风险爆发,除了会威胁股票市场稳定外,还会打击各方对民营经济的信心,不利于经济的平稳增长。

张洁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地区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

2017年以来,美日印澳“四边对话”重新活跃。“四边对话”以“印太”为合作地域,以推进海上安全合作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要合作内容,旨在通过四国间的协调行动,应对地区形势的显著变化,构建与维护符合自身利益的地区秩序。“四边对话”的重新活跃反映了各国围绕地区秩序在外交、经济与安全领域展开合纵连横与力量博弈的新动向。中国既要警惕其战略意图,同时要寻求与拓展各地区机制间的对话、对接,共同维护本地区的稳定与发展。

李德顺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目前,对法治文化的理解和实践,尚未超越“群众性普法”“法治文宣”“法治文教”的层面,因此带有一定“形式化”“基层化”和“部门化”的特征;法治文化建设尚未达到一种与“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要求充分相适应的新型文化建设的高度。

韩凤芹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以“能放尽放”的原则赋予科研人员空前的人财物自主支配权,极大地减轻了科研人员在课题申报、预算编制、绩效考核等方面的负担。管理体制的“松绑”,对科研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管理思维与管理方式亟需改变。要合理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构建完善以“同行评议”为基础的绩效评价体系,让“松绑”政策真正结出硕果,“放”出科研强国。

格雷厄姆•阿利森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道格拉斯•狄龙政府学教授,著有《注定一战》

毫无疑问,中国的崛起正在侵蚀美国已经习惯的地位。但站在美国国内政治的角度来看待这些发展变化,容易产生重大误解。中国自然对这种危险动态中蕴含的系统性风险感到担忧。这使得两国都有可能经受不住来自第三方的刺激——就像1914年6月一位大公遇刺的事件。我们也应该感到担心。

李迅雷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

随着经济增速下行及出口的减速,居民的就业、收入等指标不容乐观,且研发投入与高新技术产品进口之间又存在一定的负相关。因此,在面对贸易摩擦的压力下,我们也不能一味通过扩大进口来减少顺差。作为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拥有量很少的国家,与人均资源拥有量非常多的国家进行贸易往来,实质上就是用贸易顺差来弥补“资源逆差”,用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来替代移民,即用货物流动来替代人口流动。从这个角度看,两大经济体之间的倒是实现了“均衡”。

丁志杰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院长,主要研究发展金融与国际金融

改革基本实现了市场化目标,人民币汇率完成了从记账核算工具到宏观经济调节工具的转变,正在实现从宏观经济金融管理自变量到因变量的转变;改革在成功解决汇率高估问题的基础上实现人民币稳中有升,避免了汇率贬值惯性难题;改革的成功在于坚持市场化取向、采取渐进式、积极管理稳定汇率等。让汇率主要由市场决定,协调好政府与市场作用,实行真正的有管理浮动,是适合我国近中期的汇率制度选择,也是未来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方向。

郝红梅

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主任

2018年7月28日施行的《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版)》意味着我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向外资进一步敞开。外商投资负面清单越来越短,允许外商投资领域越来越多,贸易便利措施越来越多,贸易通关速度越来越快,正是近年来我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一个缩影。

许小年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曾任职美林证券亚太高级经济学家,世界银行顾问。曾获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十年前,一个只有6千多亿美元资产的投资银行倒闭,竟然触发一场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几乎摧毁了总资产2千多万亿美元的美国金融体系。国际金融危机十周年之际,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凯恩斯经济学的局限,认识到滥用货币、财政政策的后果,那场危机中所付出的天价“学费”就算没有白交。

王江雨

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教授,亚洲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西安交通大学法学院海外优秀学者讲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与投资法、国际金融法、国际商法、中国法律传统,以及中国公司证券法

中美正常关系的实现,归根结底要靠中国自身综合实力的提升。如果内政不修,再宏大的野心也是水月镜花,中国也很难在这一场大国博弈中胜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民族,作为拥有绝无仅有的五千年历史和文化的智慧勤劳的民族,中国人民有资格也有能力把自己的国家建设为一个世界强国。具备这样潜力和目标的中国人,应该摒弃弱者心理和受害者情结。中国和美国在21世纪进行的是全方位和系统性的竞争与合作,对中美关系的认知,必须回归理性的现实主义思路。

周天勇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东北财经大学中国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最近一段时期,稳就业、稳收入、稳消费、稳增长已迫在眉睫。面对当前的一些压力,要通过体制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国民经济中高速增长。其中关键的逻辑举措和行动在于:将政府所有收入占GDP的比例限定在不超过28%的水平上;促进劳动力和资本要素在城乡间双向流动;还原农村土地的价值表达,恢复其资产、收入、财富和GDP功能和效应;形成国有企业经济与民营经济间资金分配的价格和市场调节和配置机制。

李晨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中国必须把其合作哲学塑造成为区域的主流话语,重新把经贸话语拉回并且成为主流话语,而不能任美国主导的防务和安全话语继续主导亚洲。目前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防务和安全话语,在深刻制约着这个区域的经贸合作;一旦社会经济出现问题,这个区域就会出现真正的安全问题。如果类似中东和欧洲难民潮那样的局面出现在亚洲,那会是亚洲的悲剧。

仇叶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

贺雪峰

华中科技大学特聘教授、长江学者

社会保障资源的合理配置是国家再分配能力的重要体现。当前,农村低保制度的实践,出现国家不断增加公共资源投入而农民的福利状态、基层的社会秩序并未同步改善的悖论。低保制度的泛福利化是理解这一制度悖论的关键。以福利扩散和福利捆绑为特征的泛福利化,使低保制度背离底线救助的制度定位,造成低保指标在基层分配的困境,影响社会保障体系的良性运转,更使社会公平的价值目标遭受巨大冲击。

熊丙奇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马云乡村教育计划”在实施时就坚持独立性与专业性。从乡村学校办学的实际看,虽然传统的以升学为导向的评价依然对乡村学校办学有巨大影响,但实施三年的“马云乡村教育计划”也让乡村校长、教师看到,做有根的乡村教育的评价体系正在破土。这也和国家振兴乡村教育的规划相契合,因此,如果这一计划能在倡导乡村教育形成新的价值理念和评价体系方面做出持续探索,那将是对我国乡村教育最重大、最宝贵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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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对“国进民退”的分歧很大,许多人根本不承认存在这一问题。在中国经济环境里,存在着两类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产业部门——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两类经济部门从原理上看根本无法互相竞争,一类是管人、管事为主的,一类是搞商品生产为主的,但现在却必须相互竞争。这样一来,民营经济只能从国有企业那里拿资金、拿项目。这种依附走到极端,结果就是民营企业国有化。
习近平主席10月20日给民营企业家回信指出,改革开放40年来,民营企业蓬勃发展,民营经济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民营经济的历史贡献不可磨灭,民营经济的地位作用不容置疑,任何否定、弱化民营经济的言论和做法都是错误的。习近平强调,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是党中央的一贯方针,这一点丝毫不会动摇。
外媒认为新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的“毒丸”条款,将对中国在国际市场的对外合作形成“孤立”,而目前已有迹象显现。有报道称,中美贸易战和英国脱欧进程的缓慢,导致两国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陷入停滞。美国政府的贸易政策也给英、中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带来阻力。而加拿大与中国在2016年便同意开始的自贸协定试探性协商,至今并未取得任何进展。
2008年的金融危机检验了欧洲经济体制、金融体制。作为有经济差距的国家联盟,相比于单一的大国(如美国),其经济体系和金融体系的抗压能力仍然不足,金融危机震出了欧盟的“原形”。而目前欧洲银行系统超过8000亿欧元的坏账则是一种风险信号。面对全球贸易战以及美国经济的不确定性,欧洲经济可能长期低迷,其退出宽松政策很可能面临挑战。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10月21日表示,对修改美国对汇率操纵国的认定标准持开放的态度。目前考虑两种修改方法:一种是根据1988年贸易法案对汇率操纵的广泛定义来认定汇率操纵国;另一个方法是改变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存在竞争性货币贬值的标准。目前看来,特朗普政府未来很可能将汇率操纵国的认定标准门槛降低,这样就更容易挥舞汇率制裁的大棒。
由中国融资的从肯尼亚港口城市蒙巴萨到乌干达边境的铁路,堪称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非洲演变过程的缩影。不过,中国为第三期工程融资时,则要求展开更详细的可行性研究,“以证明商业可行性”。中企的这种变化,也反映出中国国家领导人今年在中非论坛上的讲话精神——中国在非洲投资和放贷将采取更具针对性的策略,“要把资金用在刀刃上,不搞花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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