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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夏怡然

温州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陆铭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上海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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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随着经济的现代化,中国出现了城市大型化趋势,人口逐渐向少数都市圈和城市群集中。于是,社会各界又出现了一些似是而非的倾向,认为需要并且可以用行政的手段来抵消这种趋势。一方面,一线城市加强了对城市人口规模的控制,设置较高的落户门槛,限制外来人口的流入,甚至通过“以业控人”“以教控人”等方式减少城市内部的外来人口数量。与此同时,二三线城市纷纷降低落户门槛,甚至推出许多针对高技能劳动者的优惠政策,打响了人才争夺战。这些行政性的人力资本均衡政策,也许可以在短期内影响人口的空间分布,但当行政性的手段弱化,在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下,人口流动是否又会回归到原有的路径,依然向少数都市圈和大城市集聚呢?

当前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和人口都集聚在少数大城市或大都市圈,越是发达的国家人口集聚程度越高,而且集聚的趋势还在加强。人口空间分布和城市体系的演化有其内在的规律,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改变人口空间分布的尝试,但从未成功过。俄罗斯在苏联计划经济年代就曾经实行过生产力均衡配置和人口均匀分布的政策,但在市场经济转型后,俄罗斯的人口分布又恢复到西稠东稀的历史格局。在中国历史上也曾经发生过对人力资本的行政性空间调整,包括20世纪50年代的“高校搬迁”运动,以及计划经济年代的“三线建设”,这些行政主导的人力资本均衡政策虽然曾经对受益城市的人力资本积累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作用在逐渐弱化。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中国形成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东南沿海地区因为地理区位和自然条件优势,使得其人力资本回报提升,并吸引了更多高技能人力资本,城市间的人力资本空间分布又逐渐向历史上的人力资本空间分布回归。本文以史为鉴,通过研究和总结中国历史上人力资本均衡政策的长期效果,为当前类似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效果提供参考依据。

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二部分从理论上分析人口分布、城市体系以及人力资本空间集聚的内在规律,并探讨什么样的人力资本干预政策是合理的。第三部分比较分析历史和现代的城市人力资本空间分布,特别针对20世纪50年代的“高校搬迁”运动,展现了其对人力资本的空间分布造成的影响及影响的持久性。第四部分讨论改革开放之后,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回报和地理条件在人力资本空间集聚过程中的作用,解释为什么行政性人力资本均衡政策难以持续。第五部分总结本文的政策含义。

张思平

原深圳市委常委、副市长

这几年在中央和国家各部门出台的上千项改革方案、举措的基础上,各省、市政府层层加码,使得地方很多改革方案根本没有时间去真正落实。这种状况不从根本上改变,中央的改革目标可能会基本落空。为此,建议从2018年,除非特别重大的改革,由中央统一部署出台外,各级原则上不再出新的改革方案、举措,使改革方案不再做加法,甚至对一些明确难以落实下去的改革方案做减法,暂停实施或延期实施。

付翠莲

温州大学地方政府绩效管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

张现洪

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新时期农民抗争呈现出新特征:话语权影响力的缺失将进一步降低农民抗争的底线和增加集体行动的成本,冲突抗争发生的可能性降低;但冲突性的农民抗争一旦发生,传统地方权威在治理农民抗争上面临着失效和失语,外出农村精英将用更强的话语权影响力来引导农民抗争,新的抗争形态具有不可协调性和持续性;政府对农民抗争的传统治理术将失去操作空间,对农民抗争的治理成本会越来越高。对农民“抗争”的治理,是乡村振兴的底线秩序。

李增刚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教授、《制度经济学研究》编辑部主任

新旧动能转换意味着创新,而创新必然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所谓“创造性破坏”主要是指无论是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运用,都必然意味着创新者获益,而被替代者受损,即有的主体受益,有的主体受损。所以,要保障新旧动能转换的顺利进行,需要进行制度创新,消除新旧动能转换中可能存在的障碍和阻力。

魏杰

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后EMBA教授

汪 浩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当前中国的经济转型主要有两条主线,一条是从旧动能转向新动能,另一条是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这两条主线相互关联、相互贯通,其中新旧动能转换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内在动力与实质,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经济转型的目标与外在表现,这二者是同步进行、相互促进的。新旧动能迭代的过程就是经济发展的过程,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

张文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

2008年之前,中国TFP(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明显高于美国,但2008年之后,两国TFP增速都显著下滑,而中国的下滑比美国更加严重,这导致两国的TFP增速差距显著缩小。此外,2009年以来,美国TFP增速呈现从谷底回升的明显趋势,而中国的回升趋势不太明显。从这一点大致可以感悟,尽管2009年以来,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创新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但这些并不一定体现为TFP增速的明显提升,所以TFP增速与单纯的科技进步的关系并非是线性关系,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因此,如何在未来提升我国TFP增速,从而提高发展质量,远不是增加科技投入、增加研发经费那么简单。

宋伟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近一段时间以来,认为中国随着实力的增长,将成为国际体系中的“修正主义者”或者“挑战者”的国家越来越多。事实上,实力的增强并不一定意味着就会对现存秩序不满。国际秩序包括原则规范和权力分配两个部分。新兴的强国如果对现存的原则规范满意,就只需要获取更多的发言权;而对于霸权国来说,只要新兴强国不挑战现有的原则规范,那么让渡一部分权力,一般来说也是可以接受的。从这两个方面来说,中国都不是所谓的“修正主义者”或者“挑战者”。

邵宇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最近几年,一度冻结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再次破冰,相关领域取得的进展超过了之前十年的总和:汇率日内浮动区间扩大,外汇管理制度调整,主权基金出海,跨境结算快速发展,金砖国家合作打造“小三驾马车”,自贸区建立,沪港通出台。这一系列措施强烈表明,未来十年不仅是中国经济的转型期,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时期。

杨宇霆

澳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当前这场中美贸易战,并非纯粹的贸易纷争,更多的是反映以美元为本位的国际货币制度的矛盾,即美国可以无限量发钞,长期以信贷度日,支付连年的贸易逆差。 中美两国目前的角力仍然专注在贸易层面上,这只能缓解两国在进出口层面上的一些磨擦。唯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个美元化的世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才可以解决全球经济失衡的状态。

胡九龙

北京市人民政府研究室副主任

中国的改革进程中,中央和地方政府、企业、社会都是主体,作用都不可或缺。改革既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基层创新;推行改革离不开中央的决策权,也离不开地方的执行权;坚持改革既需要党持之以恒,也需要全民族全社会共同自觉。

曹辛

中国亚非发展交流协会理事,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国内最热闹的社会新闻就是演员范冰冰被指责的“阴阳合同”,可是观察完6月12日在新加坡举办的首次朝美峰会后,你会觉得朝美之间,似乎也有这么一份“阴阳合同”,特别是当你听完特朗普自己的记者会后,这一景象就更加清晰了。当前对中国来说特别迫切的是:应针对当前半岛态势,对中国未来在半岛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中朝关系进行提前谋划,以未雨绸缪。

邓浩

史学博士,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国家研究中心秘书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曾任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馆和驻格鲁吉亚大使馆政务参赞

以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为标志,上海合作组织完成首次扩员,步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2018年青岛峰会将成为新时期上合组织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事件。当前上合组织正值中国开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际,面临转型升级、再续辉煌的重大契机。未来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规划好上合组织的发展方向,确保其始终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行。

朱中博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副研究员

当前及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两岸关系的“时代主题”依然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下的和平发展。然而,对台工作主要矛盾已转化为如何打击“台独”势力的“软突击”,重点攻关方向则从“三通”转向“通心”、“通气”、“通心气”(简称“通心”)工程,其重要抓手之一是“通待遇”。前瞻下个30年,民族复兴大局的推动实现,将导致中美实力对比与两岸实力对立进一步导向有利于祖国统一的深刻质变。台湾的主流民意也可能在“台湾主体意识”与“两岸一家亲意识”交融下,趋向白色化。

孔田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

常纪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在新时代的新阶段,我们必须正视现实的环境与发展问题,定好位,站得更高、视野更广阔,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改革工作,做好长远的设计和谋划。要坚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人大检查、政协监督、失职追责、终身追责,建立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体系,将动真格的环境保护责任体系持续实施下去。

陈昌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

李承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

自上世纪90年代起,包括美联储在内的欧美国家央行都开始意识到央行沟通的重要性,信息沟通是强化央行责任的基本前提,强化信息沟通有利于引导、管理和稳定公众预期,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美元是国际金融市场中最重要的支付及储备货币,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操作对全球经济、金融市场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这使得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操作愈加谨慎且更具规则性。参考美联储进行央行沟通的经验,对于改进我国货币政策操作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秦朔

商业文明联盟创始人、原《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

事情发展到今天,显然已不是崔永元和刘震云的个人恩怨问题,而变成了对一种现象的认识。这就是作为成功象征的范冰冰、冯小刚、王中军,他们的作为与财富是否经得起推敲的问题。崔永元的呼吁,一定能在某种程度上起到节制资本、节制明星权力的作用。这是肯定的。合同的规范、税收洼地的平整、合规意识的提高、资本市场对明星资本的警惕,都会变成后续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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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近日考察时指出:“要大力促进农民增加收入,不要平均数掩盖了大多数,要看大多数农民收入水平是否得到提高。”说一千、道一万,解决三农问题关键看农民收入。其中,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是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方式。从2017年开始,国内力争用3年左右时间,到2019年底完成集体资产确权,开展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
美国商务部6月20日宣布,经美国本土企业申请,中国、日本、瑞典、比利时以及德国的42种钢铁制品可获得高额关税豁免权;同时驳回了56种钢铁制品豁免关税的请求。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表示,美国政府已收到2万余件请求豁免钢铁制品高额关税的申请。此前美国在关税问题上意外主动“示好”,显示美国的态度有所松动。
国内近年的产融结合成为热点,部门、地方和企业都愿意推动。财政部金融司司长王毅称,我国中央企业同样热衷投资金融。截至2017年8月,国资委监管的101家中央企业中,有三分之二以上都在开展金融业务,有一半左右把金融纳入业务板块,有23家至少控股一家金融机构。很显然,央企是国内产融结合的急先锋。
美国与欧盟在贸易关系上的纷争,为美国与欧盟的关系增加了新的分歧。在一系列修复关系的尝试失败后,欧盟开始考虑如何“把欧洲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正在美国访问的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6月19日说,欧美关系正遭受冲击,带来的损伤“可能无法修补”,他敦促美国政府不要把世界视为“人人对打的拳击台”。
虽然多次出售外汇掉期合约,仍未能彻底阻止巴西本币雷亚尔的跌势,巴西央行终于“认输”了。巴西央行行长Ilan Goldfajn表示,只要外汇市场和利率市场有需要,央行就会确保流动性足够充裕,甚至不惜动用外汇储备。但如果巴西拍卖的外汇掉期合约以美元结算,可能根本没有足够的美元来满足兑换需求。换句话说,巴西央行可能无力偿还。
欧盟商会最新发布调查报告,受访在华欧洲企业在2017年均有较良好的财务表现,但也有企业抱怨中国的网络使用环境不便,近6成企业希望中国更好地进行市场开放。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称,欧洲在华企业表达了一些关切,如法律法规透明度、执法一致性、市场准入、投资限制等问题。高峰称,我们将继续努力,不断提高投资便利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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