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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徐明棋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上海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

世界经济研究所以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两大学科为主轴,将世界经济研究与国际关系研究、国际问题研究与国内问题研究相结合,注重研究的综合性、整体性,提高研究成果的前瞻性、战略性和理论性。在已经形成的理论研究、对策研究及动态研究相结合的基础上,强化中长期战略研究和基础理论研究,形成了一批跨学科研究的突破性成果。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10月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成为世界瞩目的最重要合作机制。将近四年来,这一倡议得到了全球越来越广泛的认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基础设施、贸易投资方面的合作也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今年5月份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进一步积聚了国际社会的共识,对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构建利益共同和命运共同体更具有里程碑意义。

“一带一路”建设倡的目标是要实现沿线国家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政策沟通、民心相通。在这“五通”中,资金融通处于核心地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合作对推动资金融通更是关键的环节,既具有广阔的前景,也面临一定挑战。推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合作意义重大。

一、金融合作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占据核心地位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发展中国家占多数,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要致富先修路”,以中国的发展经验看,改善互联互通基础设施要先行,因此建设公路、铁路、桥梁、港口以及发达的电子通讯网络和金融网络等软硬设施是这些国家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最紧迫的需求。但是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往往规模大,回报率低、回报周期长,这使得国际商业性资金进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相当有限。因此,如何解决基础设施融资的资金缺口,提供合适融资渠道和资金,就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

贸易扩大也需要提供贸易融资、货运保险以及顺畅的贸易清算渠道。大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体系不够发达,金融机构也不够完善,动员金融资源和配置资源的能力相对不足。因此这些国家普遍缺乏金融基础设施,也不能满足其他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和拓展贸易的资金需求。国际金融合作就成为打通贸易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瓶颈的重要手段。

亚洲和太平洋区域总体并不缺乏资金,本地区储蓄率高,金融资源丰富,但是由于金融体系相对不发达,很多国家的储蓄资源未能通过有效率的金融体系将储蓄资源导入至实体经济建设中,很多资源被转移至国外,被西方的跨国银行所利用,成为他们在全球投资的资源。仅在2011年,亚洲的储蓄中就有5.6万亿美元被用于区外的投资。最近,特朗普可能要采取的减税以及美联储可能削减资产负债表等举措,更是刺激了一波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资金流出。

黄咏梅

安邦智库高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业经济系、产业经济学博士、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商学院访问学者

于甜甜

安邦智库助理研究员

张子华

安邦智库助理研究员

BAT三巨头是中国互联网公司——百度公司(Baidu)、阿里巴巴集团(Alibaba)和腾讯公司(Tencent)三家企业的首字母缩写。在“野蛮生长”的前十年时间里,BAT依靠技术、用户及流量优势,分别构建起三个庞大的互联网“商业帝国”,成长为中国最大的三家互联网公司,形成了“三家分晋”的格局。

宁胜男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领域:研究领域:南亚经济;中印关系;中巴关系

印度总理莫迪上台后,推出雄心勃勃的“印度制造”计划,立志将印度打造成全球制造业中心。这一计划以市场化、自由化为主导思想,以扩大对外开放、吸引外资为核心思路,包含莫迪政府快速拉动制造业增长、创造就业岗位两大执政诉求。过去两年内,印度制造业上升趋势明显,但易受到突发事件冲击。长期来看,“印度制造”拥有全球价值链调整、国内宏观经济向好、印人党占多数地位等利好条件,但同时也面临国际市场供需失衡、逆全球化、制造业就业创造能力下降、印本国高增长根基不稳等挑战。

王敬波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院长

我国地方法治政府建设进步速度加快,但是总体上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各地区间差异巨大,法治发展不平衡现象正在扩大;行政体制改革推进困难,需要从机制上寻找突破体制障碍的突破口;行政决策制度实施效果不佳,需要强化决策程序;行政不作为现象普遍,需要加强执法监督;规范性文件不规范,消弭法律体系的效果,需从源头加强治理;政务公开取得长足进步,需要深化政府数据开放,适应信息化社会的趋势;加快行政复议体制改革,将行政复议打造成为解决行政争议的主渠道。

王旭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研究领域:国家法学、宪法学、法哲学,著有《宪法实施原理:解释与商谈》等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一个宪法问题。而这个宪法问题的关键又在于如何具体设置国家监察机构。这需要厘清国家监察机关的宪法地位和性质,并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来分析国家监察机构在宪法上进行设置的具体要求,进而以“民主制约原理”、“机构效能原理”、“制度耦合原理”三重原理作为判断国家监察机构设置合宪性的根本标准。

马长山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研究领域:法学基本理论、法治理论,著有《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等

在中国对法治的诉求过程中,法学理论赋有前瞻性的启蒙、阐释和导引功能,这就需要市民社会理论的导入。因为它能克服传统法学理论研究的局限,为法学研究提供有效的分析工具和系统丰富的深层理论基础,并能有效观照中国法治之路理论构建的有限和不足,从而推进法学现代化和法治理论与实践对现实的积极回应。

黄忠顺

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

纷繁杂芜的民事执行机构改革实践类型化为横向静态分权、横向动态分权、集中裁决型纵向分权、集中实施型纵向分权、双重集中型纵向分权等五种模式。除了解决“执行难”问题外,当前各地法院推动执行机构改革的动机主要是预防司法腐败、提高执行机构办事效率、实现多元政治利益诉求。

郑宇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研究领域:亚洲政治、比较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等

自从发达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体系建立以来,援助是否对经济发展有效就一直是个极具争议性的话题。作者检测了1960—2013年间官方发展援助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两者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援助有效性理论和现实之间的反差反映了现有国际援助体系的三个主要缺陷:资源不足、机制扭曲和碎片化。

陆兵

新疆师范大学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新疆财经大学特聘教授

独立以来,吉尔吉斯斯坦始终没有很好地解决家族因素、部族因素、政治因素和外部因素对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严重迟滞了经济发展的步伐。作为中亚地区最开放的经济体,政治上难以形成凝聚全国多数的党团力量,经济上不仅体量小而且重要战略资源匮乏,符合自己国情的发展模式一直没有形成,对周边大国在政治、安全和经济上的严重依赖,均使吉尔吉斯斯坦的发展前景充满不确定性。

胡欣

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战略与安全研究所研究人员、云南财经大学国际工商学院“一带一路”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日本防卫省9月15日称,自卫队将于9月25日至10月2日,在吉布提举行武装撤侨演练。这里面究竟有什么玄机?日本官方发布的新闻虽然不长,但包含的信息量很大。

秦前红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特聘讲授

石泽华

武汉大学法学院研究生

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至少在涉及犯罪调查时要定位在刑事侦查范畴。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接受国家监察有关法律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共同规制,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立法目的、原则和具体规则等三方面系统构建改革后职务犯罪调查活动的法律规制体系。

罗祥喜

中评智库基金会执行长、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专家委员

中评智库从2016年7月开始推动两岸涉台专家学者,对习近平对台思想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讨论。两岸专家学者都高度肯定和认同习近平对台思想的重要性,其中一个共同看法是,习近平对台思想在理论上既有传承,更有创新和突破,逐步形成了新的统一观,核心意涵是要在中华民族的复兴过程中,实现两岸经济社会的融合发展和台湾问题的解决。笔者拟就习近平对台思想影响下的大陆对台政策思维与特点,谈些研究心得,并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钱乘旦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是世界现代化进程和英国史。

明是怎样发生的?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人类进入文明的时间,只占人类全部历史的千分之一多一点。文明之所以形成如此晚,是因为它需要诸多条件,其中最重要条件之一,是原始状态中人群之间的交流,迫使他们改变原有生存状态,形成地域性的社会组织。

王小川

搜狗公司CEO

关于人工智能,我相信大家已经接触了很多内容,包括技术、商业模式等等,但是听到的内容和实际操作之间还有很大的差距。今天主要想和大家分享我在“如何衔接技术-产品-业务”方面的思考。

陈辉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

在当代中国,不仅有“北漂”追逐梦想的年轻人,还有为了儿女生活幸福而进城的老年人,通常被称为“老飘”。老父母背井离乡、千里迢迢来到子女所在城市,买菜做饭、看护孩子,无微不至。他们来自五湖四海,操着不同的口音,每天忙碌,都为了一个共同的心愿,那就是让儿女生活得轻松一点,不要因为工作忙碌而苦了孩子,不要因为照料孩子而耽误工作。

王飞跃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复杂系统管理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智能系统和复杂系统的建模、分析和控制与管理,是智能控制方面的国际知名学者,也是智能机器人、无人驾驶、智能交通等领域的早期开拓者之一。

AlphaGo唤起了世人对人工智能的热切关注,但背后实质是什么?就是展示了从牛顿的“大定律、小数据”到默顿的“大数据、小定律”之可行性;通过把人类的几十万盘围棋博弈,自我“对打”成几千万盘的对局,然后再凝练成价值与策略二张“小”网,最后战胜人类围棋高手; 这确切告诉大家一条从小数据产生大数据,再由大数据炼成"小定律"式的精准知识之路。我相信,AlphaGo之后,IT的时代定义已经变了,不再是信息技术,那是旧“IT”了,接下来将会是智能技术,新IT;但我们也不要忘了200年前IT的意思是工业技术,那是“老”IT,将来一定是“老、旧、新”三个IT的平行组合和使用。

秦惠民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代理院长;研究方向:教育政策与法律制度;教育管理与学校治理;高等教育;教育法学。

2017年3月31日,教育部、中央编办、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发布《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进一步推进对高等学校的简政放权。《意见》在高校学科专业设置、高校编制及岗位管理制度、高校进人用人管理、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机制、大学薪酬分配制度、高校经费使用等方面,使高校进一步有了“依法自主管理”的更大权限。相信这次简政放权,对高校的自主发展、提高活力和效能将起到巨大的推动和激励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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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国务院重新强调企业家作用,提出依法保护企业家财产权、依法保护企业家创新权益、依法保护企业家自主经营权,要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作出贡献。从十八大到十九大,中国的发展从“破”到“立”,要“立”好,核心是发展经济。中央重新强调企业家群体,这是“撸起袖子加油干”的战前动员。
标普对中国市场的评级“炸弹”开始连续引爆。9月25日,标普再度出手,下调了包括中国移动、中石油、中石化在内的21家央企和基建实体的信用评级,评级展望为稳定。标普称,21家企业中的绝大多数企业获得中央政府特别支持的可能性极高,使其信用评级跟随中国主权评级变动。标普比穆迪出手更快,下手也更“狠”。
9月欧元区经济持续向好,欧元区9月的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初步估算达到56.7,为四个月以来最高点。欧元区今年第三季度的增长率预期将达到两年来最高水平。欧洲央行已将2017年经济增长预期上调至2.2%,同时可能在10月缩减量化宽松规模。有市场研究机构认为,欧元区经济已达到“爆发”程度。
在保险业被认为滥用监管权和审批权的背景下,保险监管的公信力急需重塑。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强调,今后保险业绝不允许再出现所谓“特殊公司”。保险监管面临的问题在证券市场和银行市场同样存在,原因在于监管者混淆了基本定位,监管者成了市场发展的推动者,结果形成了比较普遍的利益输送。
穆迪、标普先后下调中国评级,加剧了市场对中国债务的担忧。不过,摩根大通最新报告称,相比于今年第一季度末债务与GDP之比的269%,第二季度末的比值为268%,终结了超过五年来借款稳步增加的趋势。尽管下探幅度较小,但第二季度的债务下降值得注意。部分国际金融机构的肯定,说明中国政府的努力方向是对的。
随着国内消费升级,消费金融迅猛增长,从2013年到2016年,互联网消费金融的交易规模从60亿猛增到4367.1亿,爆发式增长70倍,年复合增长率达317%!但行业风险如信贷不良率、资金成本风险、多头借贷等风险逐渐暴露。初步估计,消费金融行业的野蛮生长也因风险暴露而亟需纳入强监管,这将加速整个行业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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