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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李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教研部主任、法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副会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Law,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简称“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是中国国家级法学研究机构、党和国家重要的法治智库。 [1] 其前身是根据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同志在中共八大上的提议、于1958年成立的中国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的主要任务是开展法学基础理论研究与法治建设对策研究。

“党内法规”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一个新生的核心概念,已经得到执政党文件的正式确认和普遍使用,也得到党建理论界、政治学界和法学界的广泛关注和基本认同;同时,“党内法规”作为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热词,作为一个学术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名词术语和概念事实,在从严治党、制度建党、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依法治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等方面,愈来愈显示出它的既存性、重要性和影响力。[1]从法学学科角度,基于科学严谨的法学思维和规范法学的研究方法,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党的法规),是由党的特定主体依照程序制定,体现党的意志和要求,调整党内政治、组织、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等重要关系,规范党组织的工作、活动和党员行为,具有明确性、规范性和强制性的行为规矩的总称。[2]但科学的概念界定只是学术研究的开始。在此基础上,我们还有必要进一步对党内法规的“政理”和“法理”进行全面阐释,对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差别进行深刻辨析,进而对党内法规、党的纪律、党的规矩三个概念的关系进行准确揭示,以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理论与实践。

一、党内法规的“政理”和“法理”

“党内法规”在社会科学的学科分类上,主要属于政治学,尤其是政党政治学研究的范畴,但这个概念又使用了“法规”这一名词并且纳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范畴,因而又成为法学,尤其是法理学必须关注的问题。由于“党内法规”具有政治与法治、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全面从严治党与全面依法治国等不同层面的双重属性,因此,我们只有从政治学与法学两个方面,并从“政理”与“法理”相结合的两个角度,才能深入阐释“党内法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治体系的理论内涵和实践特征。

(一)党内法规的“政理”

我国古人对“政理”一词有多种解释。其一,指为政之道。例《鬼谷子?本经阴符》载:“原人事之政理,不出户而知天下。”唐人韩愈《应所在典帖良人男女等状》曰:“鞭笞役使,至死乃休。既乖律文,实亏政理。”南宋陈亮《书后》曰:“公之文根乎仁义而达之政理,盖所以翼‘六经’而载之万世者也。”明人黄绾撰《明道编》卷4载:“故当时政理清明,风俗淳厚。”其二,指有卓越的政绩。如《后汉书?张衡传》载:“衡下车,治威严,整法度,阴知奸党名姓,一时收禽,上下肃然,称为政理。”其三,指政治。如《管子?重令》载:“兵虽强,不轻侮诸侯,动众用兵必为天下政理。”这些解释都具有启发意义。

约瑟夫·奈

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曾出任卡特政府助理国务卿、克林顿政府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和助理国防部长。是国际关系理论中新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以最早提出“软实力”概念而闻名。

随着20世纪90年代后期用户数量的激增,互联网也成为经济、社会和政治互动的重要基础。随着大数据、机器学习和“物联网”的崛起,有专家预测到2035年,互联网联接的数量可能增长到近1万亿。私营和国家主体潜在的攻击目标数量将急剧增加,并将无所不包,工业控制系统、心脏起搏器、自动驾驶汽车都将包含在内。许多观察家都呼吁制定法律法规来保护这一全新环境。

卢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纪念历史变革的最好方法就是加快推进尚未完成的历史议程。中国应对美国挑起的新一轮博弈,除了应用“有理有利有节”方式加以回应反制外,还有一个占优策略可供选择,那就是加快推进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

秦晖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全球化在西方造成了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在中国这里本来应该增加社会平等的一些功能,但也没有真正能够落实。这样,全球化在全球都造成了不平等加剧的现象。在全球化进行了一段时间以后,如果说,以前中国改革决定的是中国的命运的话,那么现在,中国改革在某种意义上还决定着世界的命运,决定着全球化到底趋向于一种良性的进步,还是趋向于劣币驱逐良币。

张英洪

北京农研中心研究员,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发展,北京市农村承包地的流转已比较普遍。在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京郊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对于更好地维护农民集体、承包农户、经营主体的各项权益、推动乡村振兴、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主要兴趣或研究领域为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转型和社会正义;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比较中央地方关系;中国政治

“政治”的含义及其表达方式必须发生变化以适应新的需要。“民”被简单地视为统治对象的时代已经过去,“政治”的基础必须得到转换。但同时传统政治中的诸多结构性因素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而是得到转型和演化,因此,“权衡”文化仍然延续着。即使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也说明了,一旦政治内部各种要素失去平衡,政治就会失衡,各种各样的问题就会接踵而至。

赵坚

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城镇化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 交通运输与国民经济关系研究,集聚经济与城市化,产业组织与企业理论

到2016年底我国已修建了2.2万公里高铁,至少相当少建了4万公里普通铁路。大规模高铁建设已经导致了多方面的内部和外部“不经济”。如巨额负债或引发金融风险;严重扭曲我国的交通运输结构;铁路货运份额下降,主要依靠公路运输加重了空气污染;大规模高铁建设不利于国家战略安全。

董小君

国家行政学院咨询决策部副主任、研究员

针对美国挑起的贸易战,中国政府已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策略,但是这些“常规性策略”难以彻底摆平中美贸易争端;未来,中国要作两手准备,一手是舆论上作出强硬的态度,另一手则要在战术上准备一套“非常规性策略”攻势方案。

巴曙松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金融学教授,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国家“十三五”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香港交易所首席中国经济学家等

葛建宇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左伟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从国际货币的三大职能来看,人民币国际化发展较为不均衡,各领域的使用情况差异较大。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货币的职能逐步显现,但是作为交易记账单位和价值储藏工具的职能发展相对落后,但是呈现出巨大的增长空间。未来可以从拓展境内金融市场与全球金融体系的联通、完善人民币在国际范围承担支付和投资等功能所需要的清算托管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带动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合作中作为交易货币的应用扩展、丰富以人民币计价的利率及汇率金融衍生品类别,从这几个方面进一步提升人民币的国际计价结算、投资交易以及价值储藏三大职能。

祝宝良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学家、经济预测部主任

经济运行面临的问题和风险:一是金融风险聚集态势尚未根本扭转。二是实体企业债务负担较重,民间投资活力不足。三是中美贸易摩擦影响较大。因此,要把握防风险和稳增长的平衡关系,在稳定杠杆率的同时,保证实体经济和房地产平稳发展,避免政策叠加的负面影响。对中美贸易摩擦可能产生的影响,要做出预判和预案。

沈建光

瑞穗证券亚洲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客座教授

此轮金融开放是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先行者,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提到的,未来中国推出放宽市场准入、开放部分服务业与制造业,特别是汽车行业、改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主动扩大进口、降低汽车关税、加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定》等举措,且落地宜早不宜迟,开放范围之广,意义之大,堪比中国的“二次入世”。

冯帅章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卢晶亮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调查失业率列入预期发展目标,提出城镇调查失业率要控制在5.5%以内。这表明,中央政府已把稳定和扩大就业作为经济增长的最根本目的和调控的重要目标。预期政府将加强经济政策与就业政策的衔接,在制定财税、金融、产业、贸易、投资等重大政策时,综合评价对就业失业的影响。随着官方调查失业率的公布,就业问题势必引发各界重点关注。

邢斌文

吉林大学法学院助理研究,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2017年个别地方法院在裁判文书中不规范地援用宪法作为裁判依据,但上级法院缺乏有效与可行的纠正手段。地方法院援用宪法说理的实践与前几年相比并未出现明显的变化,无论是简单从形式上援用宪法说理,还是根据宪法作出价值判断进而对裁判结果产生实质影响,仍然在既有的轨道上进行。在个案中,外国宪法作为准据法被我国法院适用,这为我国法院援用宪法的实践注入了新的因素。

公婷

香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学系教授

肖汉宇

香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学系访问学者

杨丽天晴

香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学系博士后研究员

然廉政公署是香港反腐败工作取得成功的不可或缺的因素,但民众的支持与积极参与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反腐也需要从细微的制度改革入手,以更积极地鼓励民众参与腐败治理。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规定》对举报机制中的各种情形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规定和奖赏安排,并要求全国各单位认真执行相关的规定。由此可见,中国内地的社会反腐已经有了一定的制度基础,关键是如何将制度落实到日常生活中,营造社会反腐的氛围。

韦森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

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经过38年的高速增长,目前经济增速正在下移,这绝非是唱衰中国经济。如果回顾一下自西方近代以来全球的经济增长,就会发现,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保持8%以上超过20年的。中国经济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已经连续30多年平均增长速度超过8%,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未来中国经济增速即使降到6%甚至5%以下,在人类社会历史上仍然是很高的速度。

许煜

德国吕纳堡大学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怎么去论述“器”和“道”或者是系统性地描述中国的技术思想?这是我想要处理的主要的三个问题,首先中国的宇宙技术应该如何论述,或者说如何建构一种中国的技术哲学。其次,这种技术思想的历史性以及其局限。最后,这种技术思想对当前的问题,比如奇点、地缘政治,有何启发。我想提出一个新的方法来理解“器”和“道”的关系,尝试将“器”和“道”关系的转变视为一种新的知识型。

孙宪忠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

在研究和处理农村土地权利问题时必须重视其中的三个重要因素:一是我国建立这些土地权利的法思想;二是人民尤其是农民对我们建立的这些制度的法感情;三是人类社会几千年归纳总结出的科学的法技术。法律制度就是在这三个因素相互作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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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术创新领域追求提升国产化率,这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在政府主导和驱动下,盲目提出过高过快的赶超型国产化要求,则会造成国产化成色不足的问题。国内有必要对赶超型国产化战略进行总结和反思,“假国产化”不是偶然的现象,国家花了这么多的钱,关键时刻却什么都没有,这样的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中兴通讯事件引发芯片自制的大讨论。当社会舆论高度聚焦于此时,相关概念企业在股市上也开始被大肆炒作。这两天,有传闻称国内芯片公司可走绿色通道上市。有网络传闻称,国内芯片公司只要有2000万的净利润就可以上市,而且还是快速上市,即报即批。对此,中国证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相关传闻是谣言。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表示,商务部正依法对高通公司收购恩智浦半导体公司股权案进行审查。由于该交易在行业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对市场竞争可能不利。高峰称,对于高通公司已提出的救济措施方案,调查机关进行的市场测试初步反馈认为,高通方案难以解决相关市场竞争问题。这意味着,中国商务部很可能暂时否决高通的收购案。
国家审计署公布的对国家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审计结果显示,五个省的六个市县——包头市、邵阳市、双峰县、乐山市高新区、白银市和银川市西夏区,通过违规出具承诺函、融资租赁、签订工程类政府购买服务协议等方式变相举债,形成政府隐性债务154.22亿元。这个小窗口显示,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不能掉以轻心。
1990年,美国货物进口的47.1%来自环太平洋地区;2017年,该比重是47.5%。27年内,全球贸易体系发生了剧变,但美国从环太平洋地区的进口比例却不可思议地保持稳定。稳定表象的背后是制造业产地的转移。1990年,在美国从环太平洋地区的货物进口中,中国占比只有7.6%;2017年,中国占比飚升至55.4%。
俄罗斯正为美国财政部可能推出最激进的行动做准备。俄方假设的最糟糕情形包括:美国财政部禁止在国际市场出售俄罗斯债券,禁止俄罗斯银行使用用于国际支付业务的SWIFT系统。不过,俄罗斯方面认为,如果SWIFT在俄罗斯被关闭,也不会导致俄罗斯银行体系崩溃,因为俄罗斯已研发出替代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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