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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7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目前,在应对新冠肺炎冲击的政策讨论中,有关“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争议显示出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些分歧。这个分歧实际上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普遍存在。在美国等国家政策的关注点在于以财政借款向普通居民发放援助的全面基本收入政策的分歧。无论是财政赤字货币化还是全面基本收入保障的问题,实际上都反映了传统货币政策框架正在失去效力,宏观经济政策都在试图以不同的形式进行新的尝试,以应对新的经济环境。

目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争论的背后,是第三类货币政策(MP3)和现代货币理论(MMT)作为不同的理论支撑。即“货币政策财政化”与“财政政策货币化”的不同。人民银行国际司课题组在2019年6月曾系统的梳理了货币政策财政化的变化和影响,讨论了MP3和MMT的区别和特征。实际上,从整体政策的角度来看,无论是MP3和MMT的讨论,还是“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争议,都反映了各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实际上都走向财政化的大趋势。

就传统货币政策而言,实际上是通过货币的价格和数量的调节来实现对经济的影响。央行的研究认为,利率调控和货币数量的调整是当前央行调控经济的主要手段。金融危机前,传统的货币政策(第一类货币政策,MP1)以利率作为最重要的货币政策调控工具。金融危机后,各国央行则普遍采取了量化宽松的QE政策和负利率政策,则可以归为第二类货币政策(MP2)。

MP3的本质则是货币政策财政化,货币政策进一步走向直接的金融资源分配而扮演财政政策的角色。传统上,货币政策通过调节资金价格和供应间接影响总需求,而MP3是央行代行财政支出(购买金融资产、向特定企业发放贷款),或直接支持个人支出(向个人提供贷款或援助),从而直接作用于总需求。其直接作用于支出环节,刺激消费和投资,对经济的影响更直接。央行的研究总结了MP3的多种形式,根据获得资金主体和资金投放方式可分为“赤字货币化”、量化宽松支持财政赤字扩大、印钞直接投放给私人部门、大规模债务减记等不同类型。

而MMT实际上强调的是以财政来替代央行实施宏观政策的调节。其主要观点是以财政政策作为调节经济的最主要工具,通过调整财政收支(税收调整、支出调整等)来管理总需。其认为政府债务增加的唯一风险是通货膨胀,如果过度支出导致资源紧张并出现通货膨胀,可以通过税收进行调整。

回顾金融危机后的十年中货币政策的走向,MP2实际上对各国经济走出危机发挥了重要作用,避免了类似“大萧条”的再次发生。但随着QE的实施和负利率、低利率的货币环境的不断扩大,全球经济出现了新的变化,国际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越来越形成相对独立的循环体系,与实体经济日益脱离;同时,货币的传导机制的不平衡越来越严重,央行>金融机构>企业>个人的货币传导链条逐渐失衡,金融资源越来越倾向于资产持有者而不是普通民众,货币宽松带来的资本过剩使得全球资产泡沫化的程度日益严重,而实体经济在生产过剩的情况下难以提振有效需求,使得通胀水平保持低位。在这种情况下,由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带来的新一轮经济危机迫切的需要新的政策框架来实现经济和金融的复苏。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7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目前中美关系虽然在转坏,但两国推翻第一阶段协议而重启另一项协议谈判的可能性不大,至少目前双方团队的沟通中并没有提及这种倾向,毕竟第一阶段协议来之不易。从日前两国高官的表态来看,中美两国官方的想法基本一致,即尽量不要重新谈判第一阶段协议。目前中美双方都面临疫情冲击经济的压力,不希望在大问题、复杂问题上横生枝节。在地缘政治关系恶化的背景下,两国官员尽量维护已有的经贸谈判成果,这体现了大国关系的复杂性和多元性。

彭云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助理研究员

韩鑫

美国匹兹堡大学公共与国际事务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顾昕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社会扶贫项目成功的关键,在于政府部门、社会公益组织、基层社区组织和纯市场化组织建立网络型协作关系,其行动协调有赖于互动式治理发挥作用。作为一种新治理范式,互动式治理致力于推动国家行动者、市场主体和社会行动者之间的制度化互动,让社群机制与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互补增强的方式嵌入在一起,从而在公共治理中发挥协同之效。其中,国家行动者发挥合法化和元治理的作用,助推项目的启动和实施;社会公益组织扮演着跨界者的角色,同多层级、多部门的国家行动者以及社会行动者和市场行动者进行互动;本土的市场行动者和基层自治组织利用其经济信息和社会资本优势,促成关系型契约的制度化。

伍戈

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我国虽然是稀土储量世界第一的国家,但同时也是稀土功能材料和成品生产大国,对稀土原材料的需求极大。坊间流传的“中国可以通过稀土禁运扼住与其有贸易摩擦的国家之咽喉”的说法过于简单和异想天开。中国稀土的故事告诉我们的恰恰不是一个在某种资源上有绝对优势的国家可以如何利用这种优势采取单边行动为自己谋取利益,而是这个国家如何把握自身发展的节奏,将资源优势转化为技术和产业优势,在获得主宰自己命运的能力之后积极参与多边主义的自由贸易新秩序的塑造。

徐高

中银国际证券总裁助理、首席经济学家

经济中的需求不足往往与高储蓄率相伴随,并容易演变成为货币政策传导路径的阻塞。此时,货币数量论失效,货币总量变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力降低。这种情况下借用财政的支出能力,可以疏通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的传导路径。在当前全球需求不足的状况下,“财政赤字货币化”有其适用的道理。尽管在当前需求不足的环境下,“财政赤字货币化”有其立论依据,但因为我国经济已经开始从疫情冲击中复苏,且我国本就有变相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工具(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发挥着积极作用,我国目前没有必要使用“财政赤字货币化”这样的“大招”。

马骏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本质是:政府在财政入不敷出的情况下,不是通过“借钱”(如向市场发债)的方式来为其财政赤字提供融资,而是靠自己“印钱”来为赤字融资。这里说的“印钱”,即政府指定央行“印钱”,具体形式可以是让央行永久性地持有政府发行的债券。更直白一些的“赤字货币化”推崇者认为,这些发给央行的债是不需要还的,政府也事实上不需要付利息,即使要付利息也可以再从央行借钱来付。通过“借钱”还是“印钱”来弥补赤字,听上去只差一个字,但其对宏观经济、财政可持续性、金融稳定的长期影响却有天壤之别。

张明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研究员

目前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中大致可以排至第5位,但距离美元与欧元的差距依然很大。在未来十年内,人民币赶超英镑与日元成长为全球第三大国际货币,应该是更加现实的目标。本次肺炎疫情的爆发,可能显著改变未来全球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的发展前景,也可能显著改变主要大国与主要货币之间的相对实力。在本次疫情得到基本控制之后,人民币国际化将会面临新的发展机遇。

张璐

莫尼塔首席宏观分析师

5月以来,随着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中国经济修复明显上一台阶,体现在:1、六大发电集团日均耗煤量超过去年同期,本周实现同比增长10.37%。2、全国钢材社会库存持续走低,全国高炉开工率升至70%,体现钢材需求持续上升。水泥、玻璃价格也录得企稳上扬。3、南华工业品指数延续反弹势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也呈现企稳迹象,佐证大宗商品需求预期上升。4、30大中城市房地产销售面积保持在去年同期的90%左右,100大中城市土地供应面积的波动中枢仍高于去年同期,土地溢价率未出现异常下跌,这些都表明房地产市场运行基本稳定。

赵建

西泽资本(香港)首席经济学家,济南大学商学院教授

疫情的发生会导致总供需曲线同时收缩,国内外供应链和产业链变得更加脆弱,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订单和现金流风险快速上升,企业的经营管理理念和投资者的风险偏好都会发生变化。疫情的突然爆发也会通过流动性、信用杠杆、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心理预期等传导渠道冲击金融体系,全球化背景下国家间的共振、短板和放大效应的叠加可能会引发全球金融危机。面对疫情冲击对经济带来的严重影响,政策层需要在供给侧降低企业成本和在需求侧通过积极的宏观政策激发总需求,同时要将疫情防控期的金融稳定管理内嵌于已有的双支柱体系,发挥好地方金融管理部门的作用,在疫情期间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林毅夫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教授、院长,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

我国政府过去应对危机冲击主要靠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支持投资,稳定经济增长,但是,这样的措施对创造就业和需求会有一个延后期。这次除了已经提出的新基建之外,需要同时支持家庭消费、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对城市的贫困户、中低收入家庭和失业人口可以发放消费券,在农村提高低保的标准和低收入家庭的救助,这样才能启动消费需求,保住中小微企业、保住就业,保证全面脱贫目标在今年实现。同时,在保企业上可以延缓企业贷款本金和理性的偿还,增加给予企业贷款,减免税收和五险一金的缴纳,减免或代缴租金等等。

张录法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改革开放后,我国医疗卫生的重点从预防为主变成了医疗为主,从强调基层的作用演变成了“以医院为中心”,从较严格的分级诊疗变成了约束较小的自由就医。整个医疗体系出现了结构性的“看病难”与“看病贵”并存的状况。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老龄化社会快速形成,慢性病患病率逐年攀升,无分级诊疗令民众的健康福祉难以保证。本次突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战,更充分彻底暴露了相关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在固有问题和疫情后的新形势下,分级诊疗如何发展,成为社会所关注的一个热点和焦点问题。

韩志明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教授

建立一个对人民负责的政府,是现代国家治理的核心问题。新冠疫情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了重大的挑战,也是对官僚体制以及各级领导干部的一场“大考”。“火线问责”作为特殊条件下的激励机制,既应当以过错责任为原则,发挥规范、整合和训诫官僚体系的重要作用,也需要积极响应社会民意诉求,还可以根据政治考量来适用结果责任。

陈彦斌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源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与技术水平的进步。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既能破除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有效提升,也能通过让企业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来配置要素资源,形成更为有效的激励机制,从而充分调动各类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促进技术创新与进步。由此,要素市场化配置将会对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产生积极影响,提升中国经济的增长质量。

李巍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专聘研究员

赵岚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经济外交项目组博士生

在疫情“黑天鹅”引发的粮食供应动荡中,国内大豆市场仍是首当其冲的。3月下旬以来,我国大豆价格涨幅明显,已达五年最高水平。大豆价格的上涨必然带动下游链条相关产品价格的上扬,从而整体推高国内农产品价格,加大通货膨胀压力,甚至影响社会稳定。如何建构完善的粮食安全战略机制以备不时之需,成为我国稳定国内粮油市场的燃眉之急。

査道炯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无论本次疫情如何发展,中美关系的演变都是双向的,未来如何发展取决于美方,也取决于我们自己。不要停留在讨论定性层面(relationship)的中美关系是更好还是更坏、合作还是对抗,也不要停留在观察、评判美国的对华战略意图。而要重视经营社会关联层面的中美关系,也就是那些跨时空存在、与执政者更替相关度低甚至无关的那些关系。疫情之后,寄希望于他人减少点麻烦或增加点帮助都不现实。在我看来,要“把自己的事做好” ,一个重要的方向就是提高与所有国家在技术标准、交易规则、交易程序方面的互联互通,让“脱钩”成为自我损失的选项。

人民银行国际司课题组

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此次疫情救助中,主要经济体央行和财政积极配合,央行救助普遍有财政资金作为承担风险和吸收损失的第一线。从长期角度看,在吸取历次危机教训的基础上,央行和财政的关系不断发展,央行自主实施货币政策,并兼顾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等多重目标,但也需警惕对货币政策过度依赖,并因此削弱央行履职的自主性,这将对宏观经济带来严重危害。中国央行的特殊性在于多年来一直履行多目标制,这有利于央行与财政的统筹协调,但也对央行的专业能力和资源充足程度提出了更高要求,尤其需要财政对央行给予资金支持。

张宇燕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2020年世界形势发展的八大趋势:全球经济进入超低利率时代,全球治理博弈愈发激烈,区域和双边合作快速推进,国际战略和安全领域的东西方割裂趋势加剧,各国在网络空间的竞争更加凸显,一般意义上的技术竞争、科技竞争在加剧,核扩散的风险上升,极端民族主义、极端宗教势力出现国际化趋势。2020年十大风险:全球经济可能陷入衰退,国际贸易冲突升级,中美因台湾地区、南海等问题政治军事对抗风险上升,《中导条约》失效引发军备竞赛,中东地区陷入新一轮动荡,印巴克什米尔问题冲突激化,朝鲜半岛局势再度紧张,部分国家内部动乱诱发全球社会动荡,国际原油供给出现危机,英国脱欧对英国自身和欧盟以及全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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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在深圳的全国人大代表拟联名提案,中国已有的期货交易所存在一些不足,包括国际化程度不高,目前只有原油、铁矿石等4个品种允许境外投资者直接参与,缺乏国际定价影响力等。中国需要建立一家新型期货交易所,这有利于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期货交易规则,推出符合国际投资者需求和投资习惯的多样化期货交易产品。可联合香港、澳门在深圳建立一家综合性、开放型和创新型的期货交易所,采用公司制,港澳参股,与国内现有期货交易所错位发展。
包商银行、恒丰银行、锦州银行等多家银行风险事件显示,金融风险爆发离我们不远。金融风险爆发的一种极端后果是金融机构破产。过去在“刚性兑付”理念下,中央、地方、金融机构等都拿出不少资金来填补违约窟窿。但从山东、辽宁、内蒙古等地以行政方式为主来处理金融风险的案例看,安邦咨询判断,每个省只能够承受一起股份制银行或城商行的重大风险事件。为此,国内制定《金融机构破产法》已迫在眉睫。
全国政协委员丁金宏曾承担、参与了几个区域的十四五规划前期研究工作,他发现人口数据存在的“不充分、不切时”问题,已经使研究实践面临“基础单薄、应对尴尬”的状况。目前的普查条例存在不够完善的地方,已经严重影响人口普查数据管理应用的时效和深度。丁金宏建议,将人口普查年份提前一年,这样可以与各次的五年规划研究工作完好结合,充分发挥人口普查对政府工作的数据支持功能。
瑞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预计,中国货币政策将进一步放松以支持财政扩张和企业融资,包括央行增加流动性投放、年内再降准50个基点、下调政策利率10-20个基点,以及放松贷款相关的监管要求。整体信贷增速有望从2019年的10.9%反弹至12.5%以上。瑞银预计,中央层面全局性的房地产政策目前仍不会明显放松。
上海社会科学院日前发布的《2019年中国智库报告》显示,中国智库与国际顶尖着名智库相比仍存在不少差距,主要问题有:第一,前沿议题设置能力不足,研究缺乏预见性和引领性。第二,人力资源配置不够科学,成果产出效率效能不高。第三,组织形式较为类同单一,智库专业化特色不明显。另外,传播缺乏有效手段,影响力和话语权难以提高。
全国政协常委、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在全国政协中共界别小组讨论时建议,企业所得税应降到20%,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可从45%降到33%。此外,他还建议,加大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的力度,争取今年达到1万亿元,有利于推动民间投资。此外,今后也不要设定GDP增速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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