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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蔡昉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一、 引言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世界商品和服务贸易出口的实际增长率,除个别年份波动之外,始终高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这充分说明了我们所处的经济全球化时代特点。因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世界贸易总量于2009年骤降之后,2010年和2011年都得到恢复性的增长,也大大高于GDP增长速度。然而,自2012年以来,世界贸易增长率持续低于GDP增长率。诸如全球经济增长疲软等需求侧经济因素以及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转向内需驱动等供给侧经济因素,可以或多或少地解释世界贸易的减速,然而,全球性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应该是产生这一现象的重要的政治经济学因素。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贸易下降或许是在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反全球化的政治生态致使经济全球化受阻的一个特征性表现。与此同时,全球资本流动数额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从2007年的峰值水平上骤跌。

这种现象不难理解。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纷纷设定新的贸易壁垒,其中,作为最发达经济体的美国以及德国和英国就分别出台了数百项措施。诸如此类的政策变化也反映了西方国家政治结构的变化,即以反对全球化为核心主张的政治民族主义化和民粹主义化,并迅速演化为非合作性的反全球化策略。截止到2016年,这种趋势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而且呈现政治上的极端化与指向上的趋同化并存的新特征。欧洲民粹主义在政治上节节逼近,形成遏制接受移民(难民)、阻碍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退出国际一体化机构等反全球化浪潮,其中,英国公投脱欧只是在可以预见的逆全球化事件中最具新闻性却远非完结的一桩而已。无怪乎人们说:英国脱欧并不出乎意外,问题在于“谁是下一个”。

政治经济学可以很好地解释这种现象。全球化本身并不是利益中性的,最初人们看到的是发达国家及其政治经济精英和智囊们主导着全球化,使其朝着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方向演进。不论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国际金融与贸易机构,还是欧盟这样的一体化共同体,做决策的都是那些握有生杀予夺权力的大国,由代表这些国家的财政部长、中央银行行长和贸易部长行使权力,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不能从全球化中均等获益。进而,人们又发现,发达国家中主宰利益安排的实际上是跨国公司和其他代表资本的利益集团。不难想象,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和低收入家庭同样未能从全球化中获益。

郑秉文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咨询专家委员会委员

社会保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贡献是使企业组织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使个人成为“自由劳动者”;社会保障成为市场经济运行的调节器和社会稳定的安全网。中国社会保障40年来取得的成功经验与遗留的主要问题均源自“多点试错”。未来社会保障改革有四个取向:社会保障高速度扩张亟待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社会保障明显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应尽快解决,社会保障顶层设计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举足轻重,社会保障改革坚持“精算平衡原则”意义深远。

约翰·柯顿

多伦多大学 G20 研究中心教授

对于处于争议中心的全球治理机构,很少有系统性和对比性分析,同时也缺乏对它们在面临需求的独特使命、体制特征和业绩上的专业研究。自1919年以来,全球治理经历了4个主要阶段:国际联盟阶段、联合国-布雷顿森林体系阶段、七国集团阶段和二十国集团阶段,这4个阶段的全球治理机制各有其制度方案、表现、缺陷和增补,当今全球治理体系有新的时代特点,需要新的改革方案。

杨宜音

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教授

闫玉荣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

陈梓鑫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生

小猪佩奇以其在幼儿动画片中稚嫩可爱的角色而被归类为“社会人”。在这一概念与对象极其不对称的现象中,“社会人”究竟被理解为什么?在“社会人”的符号表征由“大金链子”、“社会哥”到“小猪佩奇社会人”的转换过程中,小猪佩奇所表征的“社会人”含义与其他通常的“社会人”表征之间又具有怎么样的关联与区别?

程实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研究部主管

钱智俊

工银国际高级经济学家

为应对中国经济下行压力,稳健中性、边际趋松的货币政策立场有望长期延续。得益于此,利率传导机制所面临的两大难题有望加速消解,从而为利率并轨创造技术条件。2019年利率并轨的准备工作预计将双管齐下,渐次强化未来新基准利率的政策信号、削弱基于旧基准利率的隐性引导。受此影响,2019年,降息如果发生,其政策工具更有可能是公开市场操作利率,而非存贷款基准利率。

滕泰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兼职教授

如果一个经济体中大部分行业处于新供给形成和供给扩张阶段,这个经济就会充满活力,其经济增长速度就会提高,整体运行趋势是向上的;反之,如果一个经济体的较多行业处于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阶段,这个经济体的活力就会下降,其经济增长速度就会降低,整体运行趋势就会向下。

邓曦泽

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在现代化道路上,在理论上,因为亚洲缺乏原创的思考,所以被遮蔽而呈现为缺乏思考。在实践上,老师与学生一起竞赛,老师既是竞赛规则的制定者,也是成绩最优者,美、欧位列第一第二,亚洲第三。这意味着,在国际上,一种思考和声音只要不被美欧关注和传播,就注定不可能成为一种真正的具有国际意义的思考和声音。

周庆智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政治文化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传统基层社会秩序规则浑融于国家权力体系,既有自发秩序的性质特征,又是国家权威秩序的功能实现部分,由此型构出权力支配关系上的官治与民治互嵌式社会治理形态和社会秩序图式,并且这种传统基层社会秩序规则在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延续下来,并被熔铸到新的变化的社会结构型态当中。因此,要在历史与现在的连续性和关联性上,来解释当前基层社会秩序的规则结构和体系意义,并且要在公共性社会关系和基层社会自治体系发展上,来推动基层社会秩序的现代建构。

王辉耀

全球化智库主任

屠新泉

对外经贸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

如果CPTPP能够成功,对中国来说是巨大的机遇,是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一带一路”的有力抓手。CPTPP谈了十几年,现在所有版本都弄好了,团队、机制都整理好了,现在中国加入是非常有益的一件事,从商业角度来讲也很划算。我们不应只看到中国加入后对中国的限制,而忽视加入后会收获的益处。

人民论坛测评中心

执笔:刘春霞

人民智库研究员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历了快速城市化过程,城市的增速发展必然伴随一系列的发展问题。如何从城市的数量型、速度型扩张,转变为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城市发展所面临的紧迫任务。作为经济要素集聚的主要空间,城市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在经济、社会、生态环境、政治建设领域全面发力,有效治理城市病。

党国英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中国经济发展在整体上更有效率,社会更具平等性,生态环境得到更大改善。多年的知识积累和实践经验使我们制定出实现这个目标的某种文本,更加贴合社会发展的需求,更加符合社会发展规律,2018年发布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就是这样一个文本。但在具体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工作中,由于体制惯性和认识定势,再加上当下发展水平的制约,我们很有可能发生导向性的错误。事实上,这种错误已初见端倪,需要高度关注。

刘伟

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岗位教授,研究领域为:人机融合智能、认知工程、用户体验、人机环境系统工程、分析哲学、未来态势感知模式与行为分析/预测技术等多方面等

尽管人机融合智能的发展尚在初级阶段,但其概念中所传递出来的思考为人工智能注入了活力。人机融合智能在一些实际场景中取得了初步成果,未来还会在医疗、军事、机械等更多领域继续取得进步。人机融合智能是主客观的结合,是灵活的意向性与精确地形式化的结合。人机融合智能将会是接下来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重要分支。

张静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法团主义》《利益组织化单位》《基层政权》《公共规则与乡村社会》

中国的社会变革实践证明,渐进转型的巨大动力和稳定性来自于调动传统资源、整合社会力量、运用非正式规则,而主要不是等待正式制度的主动变革。是社会实践以灵活的方式绕过障碍,使正式制度既保持了延续,又不得不作出适应性改变,或者使之名义上存在,实际上丧失效力。中国的社会变革主要不是依靠正式制度的演进,而是依靠历史路径——特有的组织结构和文化传统,它们有利于社会中不同的类别和身份群体,形成广泛的互赖关系,大规模地互换或共享资源,促使社会矛盾分隔存在,零散解决,宏观上降低了各种冲突的广泛长期聚集。

李奇霖

联讯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常娜

联讯证券宏观研究助理

从理论上讲,任何经济体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都要开始脱离传统的举债发展路径,转向以创新+科技驱动的新模式。现在的科创板是一个开端,未来可能会进一步铺开,届时信用周期对经济的影响可能会逐渐淡化,信用周期框架可能又要迎来新的变化。

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为国际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既能帮助中国拓展新的国际经济合作空间,也有助于帮助其它国家的经济发展,争取实现“合作共赢”。但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倡议也存在各种疑虑,这些疑问大多缺乏事实依据,但也反映出我们在与国际社会的沟通中过多地突出“中国故事”,淡化了“合作共赢”的本义。需要认识到:“中国故事”主要是做出来的,不是讲出来的;重视政治敏感性,项目选择与执行要淡化政治因素的作用,实实在在地造福当地民众;政府的功能主要应该是协助而不是主导。

受访者:姚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采访者:张弘

2019年的经济走势主要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一是一季度政府的资金强刺激能否起到作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能不能理顺,让血液从心脏喷出来之后能不能达到毛细血管。二是要注意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中美贸易摩擦对美国尤其是华尔街的影响很大,中美双方在2019年3月可能会达成一个协议。加上恰逢美国大选,下半年选战真正开始时,民主党和共和党都会拿中国来说事,贸易战可能会硝烟再起。在这两大因素里,前者我们能控制,后者充满了诸多不确定性。

陆益龙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以往的农村反贫困主要采取“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自力更生、开发扶贫、全面发展”的扶贫开发模式,实施精准扶贫战略则是顺应新时代农村扶贫的新要求。精准扶贫要发挥持续反贫困的功能,就需要具备一套长效机制。精准扶贫的长效机制是针对那种将精准扶贫“狭义化”“短期行为化”而采取的策略,其实质上就是系统化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建设,主要包括扶贫对象的精准识别机制、扶贫资源的多元筹集机制、扶贫资源的高效传送机制和扶贫行动的精准实施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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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世界存在自由交易和集中控制两种交易体制,而这两种交易体制实际是两种资源管理体制。从非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实际就是对要素和资源的管理模式,关键在于对要素和资源的控制权。从古罗马的历史看,这两种资源管理体制都会造成危机,尤其以集中控制所造成的危机最为厉害。自由交易也会导致危机,但危机往往可以通过大量的财富损耗为代价来熨平和冲销。历史显示,只要不走向极端,保持克制,则大致都可维持社会的均衡发展。
国内1月信贷增加3.23万亿,同比多增3284亿;社融增量4.64万亿,同比多增1.56万亿,且均为历史最高值。中国央行官员表示,从历史规律看,1月份是全年贷款投放最多的月份;考虑到春节因素,应把1、2月份甚至一季度的数据统筹考察,不宜对单月数据过度关注。而1月新增贷款与实体经济的需求是相匹配的,属于合理水平,不是“大水漫灌”。央行官员还表示,货币政策并未转向。
人口增减变化代表了市场需求变化,从趋势来看,中国城市人口增长总体呈现“南快北慢”趋势,新增人口占比,南部为78.7%,北部为21.3%。华南城市几乎全面扩张;华东城市扩张、饱和各占一半;华中、西南、西北的核心城市、扩张趋势明显,而中小城市饱和或收缩,东北城市出现极端分化,53%的城市扩张,41%的城市收缩,人口向核心城市转移的趋势明显。
一项涉及149.2万亿元中央国有金融企业资产重整的行动已有迹象可循。监管部门正考虑采取划转、出售等方式,将部分央企旗下的金融资产进行整合。这与此前非银行金融机构频繁爆雷有关。监管层从2013年开始就资本脱实向虚,限制央企并购金融企业的行为。2018年以来,实体经济困境和近一半央企主营业务亏损,令防范系统性防范金融风险显得更为重要。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即将公布。据了解,香港要融入国家发展的大局,将侧重研发和金融等服务,并继续提升于国际仲裁及航运枢纽的地位。消息人士预料,大湾区规划将分两个阶段发展,中期规划是于2022年前打好连接湾区各市的基础;长远会在2035年前有更多便利大湾区各城市居民流通的措施,并在2035年完成整个湾区建设。香港有关人士估计,今后需要研究推出“大湾区签证”,方便想到大湾区工作或投资的外国人士。
中国央行官员日前在国内某论坛上称,目前的政策文件没有反映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问题,国内大部分政策文件是由处长们起草的,但在交流时会发现各部门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存在分歧。分歧可能源于认识上的差异,也可能是基于部门利益考虑,很难协调一致。处长们没有调整立场、相互妥协的权力,只好把有分歧的问题从政策文件中拿掉。此外,还存在立法部门化现象,行政部门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无法真正体现市场化和法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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