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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杨志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财经院拟定位为学术型智库,即建立在学术研究基础上、以学术研究为支撑的党和国家的思想库和智囊团。其主要任务是:1.立足于为党中央、国务院的科学决策服务,就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大现实问题提供战略咨询与对策建议。2.立足于长期学术研究的积累,强化学术研究对于科学决策的基础和支撑作用。3.致力于研究国家改革和发展中的战略性、全局性、综合性和长期性重大问题,提供科学化、及时化、系列化和前瞻化的研究成果。

一、轻税与减税

中国税收制度的现代化建设和税收政策的优化亟待确立“大国轻税”理念。现代社会离不开税收,但是国家征税的多少以及如何征税争议很大。国家收的税多,则百姓所能留下来的可支配收入就少;反之,百姓的可支配收入就多。减税可以让税负更轻。

减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民富”,但是减税有限度。如果减税已经影响到政府的正常运转,或者减税导致政府债台高筑、债务负担沉重,那么这样的减税就可能得不偿失,因为政府的债务负担最终还是要靠老百姓来偿还。此间必有一个权衡取舍的问题。

在减税的同时削减政府支出,那么减税空间就相应会扩大。一方面减税,另一方面财政支出在扩大,那么财政风险就可能集聚。在一些发达国家,减税容易得到民意支持,而削减支出不容易得到支持,一意孤行削减支出则执政党容易被赶下台。一般的政治家多不愿意尝试削减支出的政策,除非迫不得已。在这些国家,减税容易捞到选票,主张更高水平的社会福利也容易得到选票,纯粹的民粹主义主张的结果必然是这些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甚至导致财政的不可持续,甚至带来严重的国家危机。2008年以来欧洲一些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就是明证。天底下何来免费的午餐?要享受超越经济水平的社会福利,就必须付出代价,或者是短期的,或者是中长期的。在西方所谓的现代民主制度下,减税与削减支出往往很难同时做到。

实际上,现代国家都有内在的财政支出扩张倾向。如果不能有效控制财政支出,那么再多的税收也是不够用的,更遑论进一步减税?减税不能为减税而减。减税需要空间。减税或者是财政政策实施的需要,以短期减税换来更快的经济增长,让经济增长带来中长期更多的税收收入;或者是因为既有的税收制度不合理,税收负担太重或不适合当下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减税换取社会所需要的经济效率和公平正义;或者是因为国家找到了更加可靠的收入来源,可替代财源的出现为减税提供了空间;或者是因为国家财政治理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税收制度需要作根本性的变化。减税可能还有其他的理由,但不管什么样的理由,都不太可能无限度地减税。

在这样的背景下,现代国家必须而且只能以“轻税”为中心构建新的税收制度。按照“轻税”理念建立的税收制度,符合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要求,可以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真正拥护。

二、“轻税”:古今中外的诉求

林毅夫

著名经济学家、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

我国未来的经济增长仍将受外部因素影响。发达国家很难推动必要的结构性改革,因此中国的外部性需求不容乐观,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内部的需求。同时,我国是一个转型中国家,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在深化改革时,维持一个中高速的增长是有利于给深化改革创造空间的。所以,我国未来的政策,首先要利用我国现在还有的后来者优势,以及比较好的财政条件,采取必要措施支持投资,支持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维持一个中高速增长,为深化改革创造条件。

易宪容

青岛大学财富管理研究院教授

对于防范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国内政府重点放在治理金融乱象上,放在银行不良资产增长的控制上。不过,这些方面是重要,但都比较表面。而如果中国房地产泡沫蔓延到中国多数角落,那么中国的系统性风险也就形成了,此时离金融危机爆发肯定不远了。但是,对此,国内外并没有共识与关注。

时秀红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味着中产阶层占人口大多数的社会结构初步形成。中产阶层从来都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压舱石”,与此同时,一个中产阶层为主体的社会,人们对规则的公正、对治理的品质的需求必然成为“美好生活”的内容。因此,分配问题将会变得日益重要。

陈歆磊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市场营销学教授、副院长

史颖波

长江商学院品牌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2月初,各大市场调研机构纷纷发布了全球智能手机销量出现下滑的消息。这个信号或许预示着中国互联网市场的红利已经见顶,所有线上业务将随之出现停滞或增长放缓,广泛的整合将成为必然。在流量红利干涸之后,行业巨头们已经有所动作。在全球几家市值最高的科技公司披露年报之际,简单梳理一番,我们会发现以下四大趋势。这些趋势中隐藏着正在发生的未来。

王辉耀

全球化智库主任

未来中国全球化的发展取决于中国企业的全球化,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取决于中国企业成规模、高水平地“走出去”。只有“走出去”,参与到全球经济合作与竞争当中,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中国企业才能提升自身竞争力,从而推动中国全球化的发展。

蔡拓

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教授

世界性民粹主义的崛起,将冲击国际关系格局与全球治理体制,并导致各国国内经济、政治与社会政策的调整,给国际社会带来某种不确定性。因此,我们必须审时度势,理性应对,深刻总结和反思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在曲折与反复中推进自身和人类不断走向更为理性与成熟的文明。

任剑涛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哲学、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以及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 。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现代国家建构理论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公共理论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反思中国公共行政学”的研究任务。代表作有:《从自在到自觉——中国国民性研究》《伦理政治研究》《中国现代思想脉络中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讲演录》等。

2016年的全球化逆转让人忧心如焚。首先是英国的脱欧,让人对超民族国家建构处在领先位置的欧洲联盟前景颇不看好。接下来的一年,人们预期意大利、法国很可能会脱欧。一时间,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国家主义这类逆转全球化或反全球化的政治理念,成为世界范围内主导人们进行政治思考的流行观念。此前主导全球化发展的自由贸易、民主发展、世界主义,似成气息奄奄的过时观念,大有被人弃如敝履之感。

韩巍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劳动保障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当前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制度设计难以突破官僚制,反而演化为官僚体系的控制手段。未来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需要转向以合作治理理论为指引,提升制度的开放性。

韩志明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

现实中的公共政策介于清晰与模糊的连续谱上,只有相对之分,没有绝对之别。模糊性是影响政策执行的重要变量,也是政策执行中的策略之一。模糊性不是对于政策执行过程的价值评价,也不简单意味着执行过程是否有效率,效果是否更好,而只是对政策执行中不确定性程度的信息描述。政策能得到精准而清晰的执行无疑是最为理想的,但适度的模糊性是政策执行者应对复杂治理情景的行动策略。良好的政策执行是根据具体的情况,寻求清晰度与模糊性的平衡点。

马华

山西大学中国城乡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红卓

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生

改革开放以来,民众个人利益得到增长,群体利益不断分化,非正式力量不断地影响基层社会,使得当前基层政治生态呈现出非正式与正式、传统与现代、礼俗与法治多元秩序交叉共存的局面。构建现代基层社会政治生态并不是要割裂传统,而是着力于在传统礼俗秩序和现代法治秩序的交融中找到基层政治生态运行的秩序基础平衡点,既要不断完善法治,又要给礼俗秩序预留发展空间,不断促进礼俗与法治的接轨。

蒋莉

法学博士,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讲师,苏州大学苏州知识产权研究院研究员

中国的基因编辑研究发展很快,研究的质量和数量均名列国际前茅。在取得巨大进展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基因编辑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仍然处于一个相对无序的状态。基因编辑作为一项关键技术,下游应用涉及众多领域,我国应尽快立法明确基因编辑技术的适用范围和禁止对象,设定严格的边界,鼓励合法有序的研究和应用,促进基因编辑技术的良性发展。

冯玮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日本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著作有:《日本经济体制的历史变迁:理论和政策的互动》、《日本通史》、《中国人和日本人:对历史和现实的比较、反思、批判》等

二战结束后,美国经过反复研究后发现,“一君万民”的极权体制、财阀势力的扩张及与之形成明显反差的工农的贫困,是使日本军国主义高扬并成为战争策源地的根本原因。因此,美国战后改革的重点,就是铲除这种种子的土壤:废除《大日本帝国宪法》,重新制定《日本国宪法》,剥夺天皇所有权力,使之仅仅作为一个“象征”;通过战后经济民主化的三大改革即解散财阀、开展农地改革、颁布赋予工人诸多权利的“劳动三法”,缩小贫富差距。

林毅夫

著名经济学家、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一是不要过度反应,应该有理有据,可以采取一些必要的反制措施,但不要全面反击。二是顺势推动国内的全面深化改革。第三,如果美国过于强硬,我们也可以对美国一些产品征收高关税。因为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几万项,每一项数量都不是很多。但是我们从美国进口的产品主要是四项,如大豆、玉米、计算机芯片,多扣一点关税,美国生产者绝对比中国生产者感受更明显。

孙立平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从8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社会现代化的研究工作,并成为社会学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90年代初,逐步转向对中国的社会结构的研究。著有描述中国改革处在十字路口处境的《断裂》、《失衡》等

新经济将会体现的是一套与传统经济完全不同的逻辑。这些逻辑有些可能是我们喜欢的,有些是我们不喜欢的,有的甚至很可能是对我们的一种严峻挑战。但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我们都只能面对它。除此之外,别无选择。这个“一整套新逻辑”至少可以从四个方面来探索:新的技术逻辑、新的资本逻辑、新的商业逻辑、新的劳动逻辑。

徐高

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中美之间的贸易战是可以避免的。但要规避贸易战,中方不能一厢情愿地认为紧张事态会自动平息,而必须要从博弈的角度妥善选择对策。中方必须要认识到,美方对中国的战略定位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近期中美贸易紧张状况加剧的背后,是美国对华战略的大幅度调整。美方已经把中国当成了挑战者,当成了对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需要构筑博弈均势,引导博弈结果向有利于中方的方向发展。

理查德·加瓦德·海德林

菲律宾学者

最近几周,华盛顿一直在加大努力阻止中国在南海的海上野心。五角大楼加速在南海推动“航行自由行动”,同时派出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出访关键东南亚伙伴国家。随着中国日益成为美国的头号国家安全顾虑,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特朗普政府的南海政策终于开始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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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负债扩张模式已经行不通了,在国家不鼓励、金融政策不允许、融资环境趋紧、市场竞争加剧的背景下,高负债扩张的模式不仅过时了,而且意味着巨大的风险。在高增长时期的高债务扩张,曾经培养出一批快速扩张的“枭雄”式的民营企业和臃肿的“恐龙”级国有企业。但当高债务泡沫破灭之后,中国市场将经历一场深刻的洗牌!
尽管人民币兑美元正接近两年半高点,但企业对其涨势却显得信心不足。企业不愿意将所获得的外币转换成人民币,远汇市场上对人民币贬值的押注有所升温。如果出口商愿意承受较大的汇兑损失也不愿意结汇,可见他们对人民币远期贬值的预期是很强的。如果类似的市场预期成为共识,累积起来将成为外汇市场上不可忽视的力量。
作为近年来保险公司等企业境外投资的新型融资渠道,内保外贷的流动性、高杠杆及再融资风险,正引起监管部门关注。保监会联合国家外汇局发布通知,一是明确了保险机构开展内保外贷业务的资质,二是明确了融资比例和融资用途,三是明确禁止行为。相关项目及其底层资产不得违反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产业政策和境外投资政策。
受到美国股市大幅下滑的影响,SPDR S&P 500交易所基金(SPY)的资金流出规模达到236亿美元,创出历史新高。流出的资金规模相当于该基金资产总额的8%,如此高的资金流出前所未见。摩根大通策略分析师表示,市场投资者如此迅速且大规模的撤资显示,未来商品交易顾问和风险平价基金进一步卖出头寸的规模有限。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即“大基金”)去年在A股投资了十多家上市公司。不过,去年11月底入股的汇顶科技股价持续下跌,使得大基金目前约浮亏16.3%,浮亏4.6亿元。与晶方科技的一笔6.8亿元的股份协议转让也浮亏约15.3%。作为支持半导体产业发展的战略性投资基金,大基金在A股市场到处投资,有变成财务投资者的风险。
2000年以来中国的生育率就一直低于日本,2010-2016年中国平均只有1.18,日本为1.42。实现“全面二孩”政策后,2017年中国出生人口1723万人,同比减少63万;人口出生率约为12‰,同比回落0.52‰。开放二胎后中国的生育情况仍未摆脱风险,值得中国社会担忧。今后中国的人口和老龄化危机可能比日本还要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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