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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吴理财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中国农村研究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农村政治社会发展、基层政府体制改革和乡村治理研究

吴侗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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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至2017年7月,我们受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原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委托,对中部地区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获奖项目进行跟踪调查,以便了解这些地方政府创新项目获奖之后的发展情况,探求地方政府创新的可持续性。从此次调查来看,中部地区5省的地方政府创新项目大多数仍然在延续,仅3个项目终止或名存实亡。从其他调研组了解到,全国的地方政府创新项目的后续发展情况,亦大致如此。由此说明,我国地方政府创新具有较强的韧性。

从既有研究来看,目前尚无人提出地方政府创新韧性的概念。不过,却有相关的一些研究。例如,吴建南等探讨了地方政府创新的稳定性问题。王焕祥、黄美花,王自亮、翁思瑶,宋怡亭,傅金鹏、杨继君,徐卫华等关注到地方政府创新的可持续性问题并作了相应分析。韩福国、刘伟等提出政府创新持续力概念,并探讨了地方政府创新持续力的来源及其影响因素[1]。很显然,地方政府创新可持续尽管与地方政府创新韧性相关联,但前者更主要的是后者的一种时间维度的表现。可持续性是地方政府创新的一种现象或表现状态,韧性则是地方政府创新的一种性质或内在特征。

何谓地方政府创新韧性?一般而言,所谓地方政府创新韧性,是指地方政府创新经受内在或外在压力,仍然能够得以保存和延续。在时间上,地方政府创新韧性表现为地方政府创新的可持续性。韧性既指时间意义上的存续,也指空间意义上的稳定,是二者的集合。地方政府创新韧性,从本质上讲反映了地方政府创新应对压力或挑战的能力(这一能力主要包括应对能力和复原能力)。

那么,如何来解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所具有的这种韧性?笔者认为,对于中国地方政府创新韧性的解释,既不能局限于“行为”分析,也不能囿于“结构”诠释,有必要引入“观念”变量,结合“观念”“结构”“行为”进行综合性分析。在这里,“结构”因素将具体地分解为“国家”和“社会”两个方面。本文将运用“观念-结构-行为”分析框架,尝试对中国地方政府创新韧性进行初步解释。

意识形态的支持

在我国,意识形态体现了执政党的基本理念。改革开放以来,改革和创新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条重要执政理念。改革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旗帜,还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中国共产党关于改革、创新的理念,为地方政府创新提供了宏观层面的意识形态支持。

张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

朱子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

从省级层面看,江苏、浙江等东部省份负债绝对规模较高,但相对负债率较低,总体风险可控;而贵州、青海等西部省份债务风险较高,测算表明,共有11个西部省市、2个东部省市、2个东北省份的总负债率水平超过了60%。

王小鲁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20世纪80年代曾任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杂志主编、研究室主任

把中国特色或者叫做中国模式概括为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一个片面的概念。在改革期间,对经济增长最主要的贡献是市场的贡献,是民营经济快速发展做出的贡献,这是第一位的,政府也起了作用,如基础设施投资,修了高速公路,建了高铁网,这些对经济确实起了不小的作用,但是不能把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当作中国的主要或唯一特点,否则中国就不是市场经济国家。

王岩

上海师范大学知识与价值科学研究所

地摊经济,对于城市管理来说,实际上是居民“生存空间”和城市“公共空间”挤压与共生的矛盾问题,释放居民的“生存空间”,有可能会侵占城市的“公共空间”,尤其是对于人口密度本来就高的上海来说,这对矛盾更加突出,这一矛盾的解决,需要多部门、多角度、多论证解决,切不可一刀切、“粗放式”管理。

刘增光 /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经学研究的复兴可能带来深远影响:就学术层面而言,以中国哲学研究为例,未来有原创性的中国哲学理论,要达到一定高度,取得较大范围的认可,其与儒家经学的相关度是一个衡量标准;就实践层面而言,随着儒家政治哲学的兴起、礼学及其实践的兴起、民间和官方合力推行的儒家经典教育的推广,儒家经学在制度建构方面的资源有望得到进一步激活,儒家经学也可能参与到中国社会与政治的转型与发展中,参与到民族价值观、精神文明的塑造和建设之中。

张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在新的经济增长动能转换上,我国要从政府主导投资驱动向大企业主导创新驱动转变。促使这种转变有三个背景:第一个背景是随着经济发展,中国越来越缩小和世界技术前沿边界的距离。第二个背景是全球现在处在超级明星企业竞争的格局,全球创新100强或者世界级的制造企业中,中国相对少了些。第三个背景是大企业的竞争决定了全球价值链租金的分配。

于洋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近日,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正式发布《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供应与保障体系的意见》。这份改革文件标志着深圳对“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而进行的最新探索。深圳新一轮的“房改”主要有四大亮点,其中最大的亮点是将房地产市场由此前的以商品性住房为主转向以保障性住房为主,这一大逆转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

托丽·陶西格

德国柏林罗伯特•博世基金会研究员

赫尔辛基峰会是特朗普对国际政治一以贯之套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世界观令他欣赏专制主义的强人政治,他利用美国实打实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作为杠杆控制其盟友,并对美国过去70年一直引领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充满蔑视。他发布的每一项政策,都令美国一步步疏远其曾经的盟友与坚持的原则,同时也必然会无意中帮助俄罗斯和中国。在这个大国竞争时代,我们不妨将赫尔辛基峰会视为莫斯科与北京取得的另一项战果。

黄志龙

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

今年的累积减税降费将达到1.278万亿元。然而,当前的减税力度仍不足以有效激活实体经济。那么,切实减税幅度究竟应该是多少?通常有一个标准门槛:税收收入增速不应高于名义GDP增速。在过去十年内,在经济快速增长期,如2009-2011年,税收收入增速显著高于名义GDP增速,而在经济下行期,特别是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过程中,税收收入在大多数时期都低于经济增速,实现了“放水养鱼、让利于民、藏富于民”。唯有今年上半年有一些异常。

庞中英

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

过去30多年,世界发生了两大变化,一个是全球化,另一个是核武化。与全球化和有核化同时存在的过程,是去全球化和无核化。也就是说,去全球化和无核化并非是今天才有的,它们是世界根本性的大变化中,常常为人们所忽视的另一面。无核化相对好理解,但是我们对去全球化的认识还不到位。

王茹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教授

7月3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六稳”,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六稳”反映了中央对经济走势准确判断和对潜在风险的深刻分析,也指明了未来一段时间经济工作的重心。其中,“稳预期”是其他五个“稳”的重要基础和有效补充。

刘立峰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投资研究所研究员

近期,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了“六个稳”,其中,稳投资是主要内容之一,凸显投资在稳定短期需求和促进长期发展方面的关键作用。当前投资增速下滑不是一个孤立和短期的现象,而是影响投资发展的矛盾和问题不断积累和持续爆发的结果,没有发展思路的根本转变,不采取切实有效的方法,很难扭转这一颓势。

徐忠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

在新时代背景下,为了适应高质量发展,为了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的需求,金融体系要从关注“规模”转向关注“质量”,金融功能要由传统的“动员储蓄、便利交易、资源配置”拓展为“公司治理、信息揭示、风险管理”。归结起来,金融治理要与国家治理体系的其他治理更加密切地融合,更好地发挥金融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作用,这包括财政与金融的关系、去杠杆与完善公司治理的关系、金融风险防范与治理机制完善的关系、人口老龄化、养老金可持续与资本市场的关系,等等。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中国新时期的外部风险指的是“修昔底德陷阱”,就是如何避免中美之间的冲突乃至战争。简单地说,“修昔底德陷阱”指的是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关系,无论是新兴大国挑战守成大国,还是守成大国恐惧新兴大国,最终都有可能导向两者之间的冲突和战争。

张千帆

著名宪法学家,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

“元宪法”是人民之间达成的基本契约。它在授权制宪立国的同时,规定了国家的基本目的和功能、国家不得侵犯的基本权利以及国家权力结构与运行程序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一部正当制定的宪法建立在“元宪法”基础上,直接吸收了社会契约的基本原则与内涵。这样,宪法本身也就产生了一个等级规范结构,至少分为普通条款和一般修宪程序所不能修改的“契约条款”,进而产生了修宪合宪性及其司法审查等问题。

余永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博导,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联合国发展政策委员会委员

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没有改变,但战略机遇期已经离去。在继续坚持和平与发展时代看法的同时,应该看到中国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中国和美国日益走上竞争的道路,中美冲突将会越来越多,危机随时可能爆发,如何管理危机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巨大挑战。中美贸易冲突将会长期化和常态化。中国对自己的对外经济政策作出调整,已刻不容缓。

李巍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艾雪颖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经济外交项目成员

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一手主导的世界贸易组织(WTO)确实面临着效率低下、权力分散的问题,多哈回合谈判持续多年无果而终。美国需要新的平台,用以建立新世纪自由贸易协定标准。在很大程度上,此次美欧联合声明、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未来可能签署的美日自贸协定,将预示着一个由美日欧主导的新国际贸易体系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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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世界大格局下,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之下,中国的经济政策必须寻求新的突破,以有效扩大内部市场。安邦咨询建议,中国政府可以考虑建设“成武轴心”,即连接长江中游地区(也是中国心脏地带)的两个重要节点城市——成都和武汉,两者组成一个发展轴心,即“成武轴心”。现在国内在战略目标上大都已经明确,关键是要在改革的基础上,放手让地方一搏,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安邦咨询的研究人员认为,外资撤离会对中国实体经济形成釜底抽薪的冲击,特别是当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会形成叠加效应时,这种冲击会更大。稳定在华外资企业特别重要。外资在中国遇到的问题,已不是税收优惠、土地优惠等“初级”问题了,而是涉及到竞争环境、政策环境、知识产权保护、公平竞争等“高级”问题。这也反过来对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和开放提出了更高要求。
中国商务部8月16日发布了一则消息:“应美方邀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拟于8月下旬率团访美,与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马尔帕斯率领的美方代表团就双方各自关注的中美经贸问题进行磋商。”这个时候,中美再度进行谈判引人注目。中美两国都应该看大处,而不是看小处。中国可能尤其是需要从大处把握中美贸易谈判。
在经历连续下跌后,8月16日美东时间中午11点左右,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收复6.86关口,涨幅扩大至1.3%,刷新日高至6.8541元,亚太盘初一度走软至6.9491元,代表日内大涨950点。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有望创下2017年1月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除了国内银行干预外,刺激人民币汇率上涨的因素之一是中美重开贸易谈判,中美重启贸易谈判对于近期焦虑的市场来说,是一大利好。
8月15日晚间,证监会进一步放开了外国人开立A股证券账户的权限,决定从9月15日起,在境内工作的外国人、在境外工作的境内上市公司外籍员工,都可以开立A股证券账户参与交易。但现在开放外国人炒A股,还有一些问题:一是人民币下跌,股市下跌,有多少外国人愿意马上炒A股?二是,我们需要通过开放政策吸引一批“洋散户”吗?三是不要期待放开政策马上会见效。
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称,联想集团发展遇到困难,非常“庆幸”在2001年对业务进行拆分,建立了投资集团联想控股。柳传志说,“联想控股保证了股东利益和员工利益;同时分散了联想集团业绩下滑带来的危机,提供了联想品牌可以延续的基础”。这意味着,联想品牌的延续,将不会以联想集团作为承载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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