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黄群慧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社科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关于混合所有制，现在有很多认知误区。如将混合所有制改革等同于股权多元化改革，只强调多个法人持股，没有认识到混合所有制改革一定是不同性质的持股方的多元持股；又如，将混合所有制改革等同于国有资产流失，甚至等同于私有化，从而反对混合所有制改革。实际上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并不必然带来国有资产流失，关键是程序公正、交易公平、信息公开、法律严明。
张云
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朝鲜半岛稳定和无核化长期目标的实现，须要在一定程度上重塑朝鲜半岛的三大均衡，特别是促成朝鲜经济改革开放至为关键。然而，这些都须要中国发挥对朝政策的主动性，这又须要中国在外交理念上的突破，例如对于“不干涉内政”、“韬光养晦”等原则，以国际安全和国际秩序，全球治理的高度进行重新诠释。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共同主编,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主要兴趣或研究领域为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转型和社会正义;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比较中央地方关系;中国政治。
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以来，在内政外交各个领域开始了一系列变化。在内政方面，在废除了被视为具有明显社会主义色彩的奥巴马医改之后，又推出了被视为是30年以来最大规模的、由大资本主导的减税方案。在外交上，特朗普迅速地从美国人多年来信奉的多边主义转型到了单边主义，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巴黎气候协定和联合国多个委员会。所有这些变化，都预示着国际秩序的急剧变化。
姜志达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China International Studies执行编辑,副编审,“一带一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博士
“一带一路”合作机制是中国倡导的新型全球性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是对现有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创新发展。“一带一路”合作机制建设对于保障“一带一路”建设顺利实施、提升中国全球治理能力和参与新一轮国际规则竞争意义重大。今后一个阶段，需要继续倡导新发展理念，实现“一带一路”合作机制多边化。
刘尚希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
陈少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强谭静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
一直以来理论界实务界把政社合作笼统地称为PPP，并简单的把政社合作等同于国外背景下的公私合作。这种理解和简单照搬不符合中国国情和引入政社合作的改革初衷。从本质上看，我国的政社合作是一种治理理念的创新，是政府市场社会关系重塑的改革，是支持大国治理的资源配置模式转型。应当在国家治理的大框架下理清政社合作的本质、明确政社合作立法目标。
松野丰
清华大学·野村综合研究所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
为了解决大城市的问题，中国政府正在全力推进大城市产业结构转型、防止环境污染。目前中国政府正在推行的政策，包括控制总人口、筛选城市内的行业（将环境污染或生产率较低的产业转移到其他城市）、限制大城市周边环境污染企业的排放量等，但要实现中国大城市中长期可持续发展，保护生活环境，还需要同时采取更加长远的政策。
周天勇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
织密网眼、扎紧口子、重复收税、竭泽而渔、打击实业，逆全球减税趋势而行，还是合理税制、休养生息、放水养鱼、增加就业、鼓励创业，应对世界性减税竞争，这的确需要财政税务部门三思而行。应当重新审视和评估近两年的所谓营业税改增值税的“结构性税改”，其实其出发点和结果，是反其减税的道而行之和完全失败的改革。
欧纯智
中国财政科学院财政学博士后
贾康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就行政审批而言，改革的任务不是要彻底予以废除，而是确保行政审批符合公共利益；只有当行政审批背离了实现公共利益的初衷，转而成为利益集团侵夺公共利益的合法庇护，那么这样的行政审批才应该被精简或者说废除。如果说，当前的行政审批制度在某些领域发挥了消极的作用，助长了公务人员的寻租腐败，那么应该尽快加以修正和弥补相关的制度，决不能任其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彻底动摇企业对行政审批制度的信心。
梅冠群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战略研究部,高级经济师,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
在长远，中美需要对两国关系共同给予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明确定位，形成处理问题的标杆和基准，确保两国关系不至出现大的变动，通过沟通、对话和谈判不断解决随时可能出现的分歧，聚焦最大公约数，打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只要两国能够保持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认知和态度，就能将相互关系维持在健康、牢固、稳定的轨道上，行稳致远。
刘世锦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博士生导师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解决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或者说解决这个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问题，需要推动以下方面的改革。其一，解决好对增长目标的认识和机制问题。其二，稳定社会、市场和企业家的预期。其三，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降低全社会的土地、能源、通讯、物流、融资成本。其四，推动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结构优化和战略性重组。其五，更加重视创新环境的建设。最后，进一步提高开放的质量和水平。
陈彩虹
中国建设银行董事会秘书,高级经济师。出版有《现代货币论丛》《钱说——货币金融学漫话》《经济学的视界》《世界大转折》等
制度层面上的正副职权力配置，大体可按照这样的格局来配置——“一把手” 掌握有牵头决策、重要人力资源配置和“抓手事项”组织、管理的权力，副职大多根据决策要求，拥有所辖领域或范围的组织、管理和执行的权力。有了制度层面的职责分工和权力配置，公司治理就有了“基本法”，这不仅为正副职有效履职提供了基础，也为监督和制衡提供了准则。
王少泉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讲师,博士
整体而言，中国公众对政府官员的等距离政治信任将进一步稳固，而且公众对政府官员的政治信任程度将进一步提升，盲目信任状态将进一步减少，从而在政治信任领域呈现出不断优化态势。借助优化廉洁政治生态、减少制度短板、强化政策执行力、在现代政治传播环境中强化党和政府的主导地位、适度提升公众对政府和集体的依赖程度、进一步提升国民受教育水平等举措可进一步优化当代中国政治信任状态，但这一目标的实现任重道远，需要各方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继续努力。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论坛课题组
2017年中国宏观经济增速在触底企稳的基础上出现反弹，宏观景气、微观绩效、结构调整以及新动能培育都出现持续改善的局面，整体经济呈现“稳中求进，进中向好”的超预期复苏的态势。2018年中国宏观经济正式迈入新常态的新阶段。当前的弱复苏不等于中国经济步入到稳定的新周期，更不意味着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结束，中国经济新常态只是步入到新阶段。中国经济新常态增速换挡的核心力量开始由短期的周期性力量与中长期趋势性力量的叠加转向中期的趋势性力量，中国经济增速换挡期没有结束，但将从“快速回落”的萧条期转向“稳中趋缓”的调整期。
周其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改革本来就难。站在当下这个时点，改起来更难。但是拖延改革，不是出路。现实的局面，改革不但要跟腐败或溃败赛跑，还要和越来越年轻的社会主体的期望值赛跑，并有能耐把大量法外世界的活动，吸纳到体制里来。在这三个方向上，要是跑不赢，大麻烦在后面。
余永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博导,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联合国发展政策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领域是国际金融、中国经济增长和中国的宏观经济稳定问题。
尽管我们现在应该把经济增长的质量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上来，但经济增长的某个底线也是应该守住的。我们需要在实践中通过摸索找到防范金融风险和守住经济增长底线之间的度。“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最后一环是防止资本外逃。只要不发生大规模资本外逃，中国就可以避免明斯基时刻，就可以为中国调整政策、转换增长动力和深化体制改革争取到必要时间。
李铁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理事长、首席经济学家
什么是生态宜居？长期以来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视觉概念，有很大的空间，在大自然里生活就是生态宜居，其实这是错误的。应该要把紧凑型发展、高人口密度和资源配置好作为生态城市最重要的标准，而不是把视觉效果作为标准。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