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时殷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朝鲜问题上对中国总的来说有利的、基本和平地解决问题的时机早已过去，今后该问题的前途对中国来说都严重不祥。因而，从长远出发特别重要的是，对朝决不将任何基本的事情“做绝”，防止或阻止朝鲜持对华持久敌视态度；任何情况下都决不容许美国和美韩同盟在军事上控制朝鲜半岛北部。
刘胜湘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胡小芬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在国际格局两极态势的影响下，中东地区格局将向中美两极竞争的趋势演变。中国可以通过出台具体的中国中东战略报告，向世界明确表达自身的需求和立场，提出解决中东问题的中国方案。中国中东战略的推进将面临单边与多边、武力解决与政治解决、军事方式与经济方式等方面的争论，其核心是美国方案与中国方案的争论，但是，只要中国继续采取积极、审慎的参与战略，中国的中东战略定能取得实效，同时，“中国模式可能成为取代美国模式的一个受欢迎的替代品”。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
课题组成员:连平、周昆平、仇高擎、唐建伟、刘学智、夏丹、陈冀、刘健
2018年世界经济将继续保持整体性复苏态势，为中国对外贸易和投资提供相对良好的外部环境；2018年中国出口增速回升，投资增速放缓，消费增速平稳；未来经济增长总体上平稳，保持低通胀状态；货币信贷保持合理增速；人民币汇率波幅相对收敛；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基调保持不变；延续积极财政政策，稳健货币政策突出中性基调；尽管经济平稳增长中质量提升加快，但仍要积极应对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常化、贸易保护主义及美国减税政策落地等带来的影响。
夏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
多年来唱衰中国的言论已屡屡落空了，但对当前中国经济分析持盲目乐观的态度同样不可取。我认为，要正确把握当前2018年经济形势，理解坚持经济工作“稳中求进”总基调，和坚决打好防控金融风险攻坚战这两件事，是至关重要的。即能否真切把控分析“稳中求进”和“防控风险”这两个词的动态过程和内容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分析预期2018年经济形势的关键词。
中信证券研究部宏观经济研究课题组
执笔:诸建芳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我们曾经提及，劳动力供给已进入负增长区间，同时资本效率也由于资本规模的扩大导致边际产出下降，因此，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将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永恒主题，也是提高效率和质量的必经之路，而改革将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最佳解决方案。
王鹏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讲师,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我们基本可以做出判断，朝鲜此次“转软”，其实质为“烟雾弹”的可能性远远高于“橄榄枝”，这也意味着，让韩国方面兴奋不已的所谓“转机”，让中国方面颇为得意的“朝鲜事实上接受了双暂停建议”，很有可能不过是缓和局势的策略手段，旨在为消解国际社会制裁腾挪空间，同时积蓄力量，以获取新的、更为强大的核实力。
王浦劬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季程远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实证研究显示，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人民的“获得感”、“横向获得感”、“纵向获得感”在10年之内都在稳步上升，并呈现“纵向获得感”>“获得感”>“横向获得感”的稳定模式。显然，这一模式有助于理解供给不平衡的转型社会为何能够保持长期稳定。同时，人民的“横向获得感”呈现差序格局，集中表现为与亲近群体比较的高“横向获得感”、与陌生群体比较的低“横向获得感”。相比西方国家，中国与日本两国人民“横向获得感”分布的相似性，原因可能在于儒家文化圈的影响。最后，趋势分析在排除世代更替影响因素后，确认各出生世代人群“获得感”都在稳步提高，最终使社会整体“获得感”水平稳定增长。
刘锐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副研究员
村庄社会变迁及利益密集是派性形成的前提，村民自治制度实施及乡镇不干预是派性竞争的条件。派性竞选中的利益动员，派性执政中的利益主导，带来派性间关系恶化，及与民众沟通的危机。民众被在野派性动员抗争，及维护权益的反应型抗争，既说明派性政治的区隔效应，又说明民众抗争的非政治性。民主政治在村庄发芽，需要政府和村组织践行群众路线，保障制度化的民意表达渠道畅通。
江飞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CIDEG研究员
李晓萍
中南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2016年，林毅夫与张维迎围绕产业政策展开的争论颇具影响，黄益平、顾昕、田国强、文贯中等学者相继加入讨论。这场争论之所以具有轰动效应，主要是因为当前中国正处在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关口，对于未来经济体制改革中具体如何厘清市场与政府作用的边界，如何处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无论学术界还是政策部门仍存在不小的争论。本文对这些观点及依据进行分析和探讨，并指出其中的问题或不足，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探讨未来中国产业政策转型中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如何转变。
沈湘平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化、技术、资本、政治四重逻辑彼此交织，形塑了当今中国城市社会的基本样貌，也决定了我国城市社会发展的特质：总体建构下的自生自发过程；对稳定及超稳定极端偏好；中心化或极化现象长期存在。这些特质又孕育了我国城市社会发展中社会结构上空间日益区隔、基于虚拟空间的社会关系重构、生态逻辑凸显并日渐重要、溢出效应内部化等亟需应对的问题。
周其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改革前令人难堪的贫困，同时意味着拥有极为低廉的直接生产成本，表明在中国经济体内蕴含着极为巨大的潜在比较成本优势。要解决的问题，是把高昂的体制成本大幅度降下来，为此必须打破原有体制坚硬的外壳。改革开放实现了以上使命，经由一系列制度变迁——观念的、法律的、成体系政策设计与组织安排的转变——使得中国潜在比较优势在全球市场上破门而出，由此改变经济体系运行的轨迹与绩效，创造了高速增长的中国奇迹。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课题组
执笔:胡鞍钢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
刘生龙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研究员
我们要紧跟党中央的要求，超前考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的发展目标和发展路径。其中一个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就是对现在到2050年间的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进行量化预测和展望。本文主要基于全球经济增长模型，对2015-2050年中国、美国以及世界经济增长作出长期预测，并将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美国进行比较，与世界进行经济总量比重比较，最后重点分析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陈建东
西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
余婕
西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硕博连读研究生
针对我国居民收入分布不平衡的问题，从国家治理的角度，重点之一是适度加快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进程，提高居民的收入流动性来缩小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同时，我们还应重视公共资源和服务的均衡供给，并努力提高贫困群体的综合能力。
徐奇渊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2017年经济回暖大超预期，在此基础上，市场对2018年的增速预期高度一致。截至2017年12月26日，WIND中国宏观经济预测（CMF）共披露了23家金融机构对2018年增速的预测值。上述机构当中，18家预测值落在6.5%到6.7%之间，占到全部23家机构的78.3%。本文将跳出主流预期，不再赘述稳定因素，而是重点关注2018年投资、消费可能面临的下行压力。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
执笔:田国强、黄晓东、宫建
我国宏观经济总量指标整体表现良好，其中工业企业利润回升，进出口增速双双回升，就业形势明显好转，价格指数总体平稳，人民币汇率恢复稳定，能够完成2017年度经济目标。展望2018年，将延续增长势头，预计可以达到6.7%的全年平均增速。同时，经济中不平衡、不充分的诸多方面仍需改善。
涂云新
复旦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复旦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
年研究员
以中央为本位的财税体制与以地方为本位的财税体制都面临着政府间财政关系在交叉重合领域内的划分难题。基于财政划分在宪法上的“功能—结构”设计和中国分税制改革的实践经验，我国应该在适度加强中央的财政事权的基础上渐进性地保障地方的财政自主和财源充足，这样将有利于推动中央和地方财政划分法治化的进程，从而使得现行财税体制符合“财政宪法”所昭示的价值追求。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