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刘尚希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
政府花钱的方式不同，对市场的影响也是不同的。有的企业以创新的名义，可以从政府的不同部门要到钱。这种情况下，企业就会想方设法去打造各种各样创新名目到政府各个部门去要钱，而不会真正去搞创新。这种支持方式实际上是适得其反的，因为它扭曲了市场主体的行为动机，使他们不是落在真正创新上，而是在想方设法去到政府各个部门套取资金。也许从政府各个部门来看，大力地支持创新，支持产业的转型升级都是正确的，但是合起来就出现了问题，也就是合成谬误。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课题组
执笔人: 刘尚希 傅志华 徐玉德
近年来，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紧紧围绕政府职能转变这个核心，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三管齐下，营商环境逐步得到改善。从整体样本来看，一半企业（50.7%）对营商环境较为满意，46.3%的企业认为一般，反映较差和极差的占比合计仅为3.1%。分区域看，中部地区（53.5%）、东部地区（51.9%）满意程度略高，东北地区（50.3%）满意度则低于样本平均水平0.4个百分点，西部地区满意度最低，仅为41.9%。反映较差和极差的合计比例均未超过5%，表明各地区营商环境总体向好。
姜超
海通证券研究所副所长、首席宏观债券分析师
于博
海通证券研究所
陈兴
海通证券研究所
宋潇
海通证券研究所
回顾美国和日本的污染治理经验，都经历了从设定污染排放标准到征收环保税的转变。16年底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其核心内容主要包括环保纳税主体、应税污染物及计税方式、税收减免政策、税款申报缴纳、环保税的征收与监管等五个部分。环保税的征收，对于构建我国建立环保长效机制意义重大
曹辛
中国亚非发展交流协会理事
就朝核问题来说，半岛无核化目标就是中美双方共同的理念，而努力以非武力方式解决朝核问题、不急于追求统一，是中美双方求同存异的结果，体现的则是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而体现中美之间这种共同理念和利益的，就是一系列安理会涉朝决议文件。这些文件实际上由中美共同制定并认可，成为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共同意志。因此，中美之间或者国际社会在朝核问题上实现“团结”，首先要回到安理会决议这个基点上。
卢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近年市场投资不振受到多方面条件影响，然而需特别关注多方面体制机制不完善因素制约有效投资潜力未能充分释放。要改革行政土地供应垄断体制，通过合理投资满足经济中高速成长阶段国民住房需求增长。要在总结历史经验与直面现实矛盾基础上，反思改进严控大城市发展的政策方针，有序释放大国城市化有序推进释放的投资潜力。要在加强污染和环保监管前提下，放松政府有关部门对各个领域的准入和投资管制，大力破除基于所有制歧视的投资隐形壁垒，激活非国有企业中蕴含的市场投资潜力。
王强
湖南省国资委规划发展处处长、经济学博士
国资监管机制要创新，首先必须“去行政化”，在此基础上按照股东及股东会与董事会、监事会、企业党委会、经理层的互动机制来设计国资监管机制，这可能是我们最不习惯去走的一条路，但如果走出了第一步并走通了全过程，这无疑是最具价值也最具借鉴意义的部分。前面的明确职能、简政放权做得再好，如果没有“变机制”最后这一公里，国资监管体制的改革及转型就远不能说完成、更不能说成功。
周其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客户？买我东西的人叫客户，但是很多人没有买我的东西，但是要用这个东西，是用户，用户由于一定限制可能现在还用不起。优秀的企业家会一直琢磨这个事情，会把潜在需求开发出来，把潜在用户变成客户。
陈小洪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原所长
改革的下一步怎么做？我希望首先是国资委和社保基金合作，加大推进央企改革力度。另外国有银行股权改革力度也要加大，银行不一定要国家绝对控股，可以相对控股。第二个希望是真正加快国企的市场化改革。这几年在国企市场化改革方面进步不小，国务院国资委放权有进步。也有问题。一是强化激励不够，国企很多管理和技术人才都跑了，如果国企还在竞争性市场存在，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共同主编,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主要兴趣或研究领域为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转型和社会正义;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比较中央地方关系;中国政治。
历史地看，西方民主的大部分时间仅仅只是精英民主，也就是少数人的民主。在早期，只有有财产者和纳税者具有选举权，后来才逐渐扩展到所有公民具有选举权。随着选举权的扩张，政府服务范围也随着扩张。这便是民主的逻辑。从为少数人服务的政府转型到为大众服务的政府，政府服务必然扩张。进入20世纪以来，尤其是二战之后，西方国家从马克思所批评的原始资本主义转型演变成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福利国家。但问题在于，这么美好的制度是可以持续发展的吗？
路晨
联合国纽约总部顾问
尽管中国的势头表现得最为强劲，但美国仍在当今AI领域发挥着领导作用。不过，谁能引领未来仍不得而知。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已经在硅谷设立AI研究中心，旨在获取技术溢出。同时，百度和其他公司正支付高薪从硅谷挖走AI科学家。作为中国顶尖科技公司之一的华为也在实施AI芯片项目。哪个国家将会胜出仍然是未知数。然而肯定的是，这场竞争会产生积极的外部效应，加强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与互动，从而使全人类受益。
刘小雪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在莫迪就任后的三年里，印度在世界经济论坛开展的“全球竞争力排名”中的位次已经从 2014年的第71名上升到2016年的第39名；在世界银行“做生意难易程度指数”中，排名也从 2015 年的第142名上升至2016年的第130名；在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排名中，从2014年的第85名上升为2016年的第75名。虽然没有进行实质性的大刀阔斧的改革，但莫迪一直保持着小步前进的态势，而且改革的导向明确。世界有理由对印度未来六年的经济增长继续保持乐观。
贾康
现任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程瑜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2018年加快完善税收法律制度框架势在必行,关键税种改革将紧抓不放。随着营改增和资源税政策逐步调整到位,改革重点将在房地产税和个人所得税上下功夫;增值税和消费税的税率结构也需进一步优化;减税降费空间依然需要努力开掘。
邓聿文
中国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不应把美国政府关门视为“政府治理能力低下”的“笑话”。从宪制角度看，政府因预算得不到国会同意而关门，正显示预算作为国会制约行政权力的一种手段而发挥作用。当然，不必否认，美国对政府预算和拨款规定的一套繁琐程序，常常被两党利用，成为两党在国会斗争的工具，并不时导致政府停摆。此次联邦政府关门，就是民主党借预算权在移民问题上压共和党和白宫让步。这是这套程序看似不好的一面。但也正因此，才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了纳税人的钱不被政府超支和滥用。
沈建光
瑞穗证劵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
虽然2017年中国经济在新动能与旧模式的带动下，增速止跌回升，但这种反弹并不稳健。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房地产风险以及金融机构脆弱性在政策宽松时很大程度上被掩盖，如今政策转向，短期内依靠债务带动高投资的传动模式难以持续。仅靠新动能的支持下，2018年中国经济将整体出现下行态势，或将从2017年的6.9%回落至2018年的6.3%。而短期内牺牲部分增长速度，也是防范灰犀牛风险、换取更高质量增长的必经之路。
曹锦清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新定位土地制度与农业发展、工业化、城市化的关系，努力实现新的条件下的效率与公平的平衡。这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工业转型（包括农业的工业化）升级与社会转型成本和红利的相对公平分配（共同富裕）之间的平衡命题，是中华民族复兴所需要应对的现实挑战。
沈蕊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当前生产任务型的乡村规划大多采用单一的“自上而下”的规划方式，缺乏对村民自身意愿的了解，导致村庄规划不能有效指导实际建设。当村民作为服务对象却无权提出诉求而只能被动接受的时候，公共产品只能变为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而这既不符合乡村社会发展的实际，又不符合社会公平的原则。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