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吴莹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
网格式管理与乡村原有的治理网络遗产相结合，迅速在“村改居”社区中获得接受；以绿地景观为代表的新型空间的使用矛盾体现了公共事务管理在主体、资金来源和运作方式上从乡到城的转型；以社区服务中心为代表的新空间的实际运用与政府的功能设计存在的偏移，则是再造公共空间自上而下的建设逻辑与自下而上的需求实践的相互融合。
蔡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
我们要通过改革增加城市劳动力的净流量，这就需要贯彻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实现户籍制度的突破性改革，让农民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党的十九大明确要求，要破除妨碍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这样，就可以把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大规模转移带来的资源配置潜力充分挖掘。
侯孟君
浙江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行政法制研究室副主任科员
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在行政执法领域推行的一项重大改革, 其对于完善行政执法程序、加强行政执法监督、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具有重要意义。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推行, 应当从法制审核的主体、范围、内容、程序、结论等方面确定其实体要素, 以“一张清单”“一本手册”“一套机制”为重点建立程序保障机制。
欧阳俊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
回顾2017年，从颁布旅行禁令、退出跨太平洋协定、退出气候协定、退出移民协议，到推出医改和税改法案，特朗普政府每一项政策都饱受抨击，但又都在争议中得到勉强推进。如果面对现实，我们就不得不承认，特朗普正在喧嚣的反对和争议中重塑美国，改变世界。虽然这样的改变，让世界上的很多人不愉快。
徐奇渊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总体上，L型增长下的V型反弹两者并不矛盾。L型走势，指的是实际GDP增速，V型反弹是名义GDP增速。在通胀没有成为严重问题的背景下，L型增长时期，各方对实际GDP的增速预测有较大的共识，实际GDP增速及其预测值的信息价值下降。对市场参与者和决策者而言，这时候名义GDP增速的信息更有价值。
石亚军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卜令全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陈自立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国家监察体制是深刻的政治改革的新生事物，致力于构建全域立体监察模式，通过监察体制的整合、监察关系的重构、监察手段的优化，在所有监督对象中实行党统一领导下的立体监督，开启了我国监察体制实现凡公权力所在之处无人无事不受监督、全域覆盖的创新发展新里程。
田小军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腾讯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今年11月4日，中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历时24年后首次修订，专设“互联网专条”用以规制互联网行业竞争生态，但此时，互联网行业的竞争形态已由产品服务竞争、平台生态竞争发展到数据竞争阶段。当前数据争议的核心在于，我们是否要为数据赋权？以及，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数据权”？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课题组
展望2018年，赛迪智库认为，全球经济将继续回暖，我国工业新旧动能转换将加速向纵深推进，工业经济将在合理区间稳定运行，工业发展质量将稳步提升。但仍需要密切关注影响工业经济平衡充分发展的一些突出问题：供给体系质量与消费升级需求不匹配、新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渗透融合不深入、工业领域民间投资意愿不强烈等。
李霞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行政法学、宪法学、政府规制、PPP等
地方法治发展的不同阶段，因其动力机制不同而呈现不同特点。在地方法治建设初期，法治被视作“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的工具，地方法治呈现出制度创新乃至体制突破的特点。随着国家治理目标转型升级，法治本身的价值得以凸显，原有的动力机制正在被将地方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评价考核指标的“法治指标”动力机制所取代，法治的自主性日益增强。但无论是“经济增长型”还是“法治指标型”动力机制，均为政府主导、政绩导向，其持续性和长期效果堪忧。地方法治建设的未来发展，宜充分发挥社会公众的主体作用，培育“开放协作型”新动力机制。
陈清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副主任
当前国企改革的主导方面已经不是“国有企业”自身，而是在国家层面推进国有资产实现形式的资本化；这次国有企业再改革的命题不是政府机构“如何改进对国有企业的管理”，而是由“管企业”转为“管资本为主”。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关于国企改革理论重大的突破，是当前深化改革重要的突破口。
李晓西
北京师范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官方首次发布绿色发展指数，促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这不仅有利于提高中国人民福祉，而且有利于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地球村”，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我们要认清时代，聚焦目标，万众一心，千方百计，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于军
国家行政学院国际事务与中国外交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王发龙
临沂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全球治理制度所存有的合法性不足、代表性不够、有效性不高等问题，严重阻碍了全球治理能力的提升和全球治理秩序的稳定。中国理应通过参与、改革、创建、运用全球治理制度等方式，助力国际社会破解全球治理的制度困境，进而提升全球治理能力，重塑全球治理秩序。
马亮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的数据都显示，电子政务的使用率普遍不高。除了极个别国家（如新加坡）以外，民众登录政府网站的比例长期稳定在三成左右，通过政府网站办理业务的比例则更低。即便很多国家进行了大量尝试和努力，力图完善政府网站并提升用户体验，但是使用率却一直迟滞不前，似乎到了一个无法逾越的瓶颈或“平原期”。我们发现，政府网站绩效同民众对在线信息和在线服务的使用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而同在线参与的使用不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
钟伟
CF40成员、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2018年有可能是中国所面临的内外部经济金融环境乃至政治社会环境复杂多变、黑天鹅频出的一年。这就要求中国金融政策偏向于保守和谨慎，但这种保守和谨慎也不能过严，也要留有政策斡旋和调解的余地。2018年需要防范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和金融监管政策叠加甚至引起政策共振的风险。尽管2018年是黑天鹅频出的一年，需要政策相对保守，但是也不能因为强调要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政策从上到下层层加码，造成超调。
徐忠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
大国经济体对地方财政管理都有比较完备的激励约束制度框架，地方政府的自我约束、中央政府(联邦政府)法律和行政约束以及金融市场约束共同发挥作用。对于少数地方政府财政管理不善的情形，也有相对合理的风险处置和责任分担机制。对比大国经济体的经验，我国地方财政管理的激励约束机制还很不完善，需要抓紧改进。
沈建光
瑞穗证劵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
十九大之后，中国房地产已处于十字路口。尽管当下仍有不少观点坚信中国房地产难以走出屡控屡涨的怪圈，但从本轮调控的六大不同来看，中国房地产市场很可能已经处于巨变的前夜，或迎来新时代，特别是房地产税的加快落地以及地方与中央财权与事权的理顺，将从根本上摆脱土地财政的顽疾；而更加注重增长质量而非速度，缩小贫富差距的新要求也使得未来中国经济需要降低对房地产的过度依赖，通过改革与创新寻找中国经济的新动能。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