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唐任伍
浙江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生活本是日日新鲜、丰富多彩的，可是被形式主义所困扰，生活就变得黯然失色、淡而无味了。当前形式主义的共性表现是：虚多实少，喊口号的花架子多，抓落实的硬功夫少。具体表现在贯彻落实、调查研究、服务群众、项目建设、召开会议、改进文风、责任担当、工作实效、履行职责、对待问题这10个方面，派生出来十大形式主义新表现、新变种、新花样。
徐勇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首批文科“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对于民主，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建设的问题。正是由于如何建设出现了偏差，导致要不要也成了问题。这主要是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大规模国家，这样一个有着深厚农业文明传统，现代化建设历程尚不长的国家，对于建设一个什么样式的民主，如何建设民主，还有待探讨，不断在实践中深化认识，还是一项需要长期艰苦努力的工作。期间会出现一些偏差，甚至挫折。因此，民主是一个在原有基础上不断再建的工程。
凯瑞·布朗
英国国王学院教授
中国在过去40年中一直避免与美国发生正面对抗。自邓小平时代起，中国的外交任务一直是确保美国不会感觉受到威胁，确保中国不陷入任何围绕霸权的最终争夺。然而，当美国选出了一位不走寻常路、视外交礼仪如无物的总统后，这种范式很可能被摧毁殆尽。2018年的美中关系正在步入一个关键节点。各方应竭尽全力确保维持现状。无论对于中美两国来说，还是对于整个世界来说，中美陷入正面对抗都将不啻为一场灾难。对于2018年的美中关系前景，任何事情都不应让我们沾沾自喜。
袁莎
博士,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随着摩苏尔和拉卡的解放，“伊斯兰国”的主要地方割据势力被剿灭。然而，在“后‘伊斯兰国’”时代，恐怖组织、恐怖分子和恐怖袭击均不会消失，而会以更加隐蔽、分散、简单粗暴的形式出现。面临反恐新形势，特朗普政府或将出台更加明确的反恐政策。其一，收紧移民政策。其二，加强反恐执法。其三，发动意识形态战。
许小年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曾任职美林证券亚太高级经济学家,世界银行顾问。曾获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市场化的改革和对外对内开放，围绕着提高企业效率来做制度上的配套，用创新驱动经济的增长，我们没有理由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感到悲观。如果我们能够做到上述这一点，中国经济可以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增长率也许不那么高，但是增长质量是一种高技术含量的、高质量的增长。
管清友
民生证券副总裁、研究院院长
新金融的各种业态、各种产品、各种服务模式蓬勃的发展起来，从需求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庞大的需求确实给我们新金融里面各个业态，无论你是做P2P，做车贷，还是做担保，还是纯粹者互联网金融，中国庞大的市场确实给大家提供了这种业态生发的土壤。
冯俏彬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
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未来5-10年左右的时间仍然处于转型升级的艰难期，整个国家将以调整结构、转换动力、蓄积上升力量为主要内容。因此，这一时期中国财政则上承推动中国经济稳增长的厚望，下载社会各界减税降费的殷殷期待，还存在控制政府债务风险的“天花板”，要力求在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之间取得平衡。
许耀桐
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和方法、中国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民主问题和党内民主等研究
政治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部分，是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方面体制改革成功的关键。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针对着那些不适宜、有弊端的具体政治制度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40年来，经历四个发展阶段，把握住五个着力点，展开了八项改革任务，要达到“六化”目标，遵循着三大改革原则。
陈功
安邦咨询创始合伙人、首席研究员、博士后导师、著名智库学者,中国信息分析学科的著名权威专家,为中国的信息分析学科奠定了扎实的实证理论基础,著有《分析的艺术》《信息分析的核心》等
根据现在的市场估算，2016年美国移动支付规模为1120亿美元，相比之下，中国为9万亿美元。移动支付正在成为很多中国人支付各种商品和服务的手段，无现金社会的确正在向中国快步走来，但如果政策法规环境跟不上，这种金融创新为社会带来的只是风险，而不是进步，只要对比现在就应该做而实际还没做的事情，就可知道中国的金融风险实际是大到没有边际，现在谈中国的移动支付的未来，甚至是无现金社会，基本就是扯淡！
田国强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高等研究院院长
凡是从中国国情出发，采用规范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进行内在逻辑的推理和论证，实事求是地来研究上层建筑（国家、体制、制度及其改革）与经济发展关系等方面的问题，都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当然，尽管属于同一范畴，可能会有非常不同的理论和结论，这不奇怪。因此，对学术讨论和研究，不能动不动就上纲上线，攻击别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
史文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亚洲项目资深研究员
对于中美两国而言，未来主要的战略挑战将是如何建立一个互利的过渡模式，推动西太平洋地区从美国的海上主导向稳定、真实的均势过渡，确保任何一方在军事冲突中都不具备明显优势。要实现这一目标必然困难重重且具有潜在风险，但考虑到当下和未来的发展趋势，这仍然是非常必要的。
黄震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法研究所所长、中国互联网金融创新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目前我国金融科技的优势在于应用层面和市场规模，但中国市场不应成为外国技术跑马圈地的地方。我国必须加大原始创新技术研发才能实现真正引领变革。当前正在开展金融科技革命是一场全球的竞争，无论是发展技术，还是加强监管，都应该立足于全球化来谋篇布局，考虑全球各国的联动性，否则我们采取一些过于严厉的措施，可能会把中国金融科技的人才、技术挤到海外，让别的国家坐收渔利。
赵旭东
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微信最为重要的一个特征是：无须一种专门的社会的组织，零成本的进入和退出，但又无形之中构成了一种庞大的靠网络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团体，只不过是一种在性质上是虚拟化的而其成员又不在现场的团体组织。这基本类似一个没有时空限制的自由市场，形成一种网络平台资源的自由获取、共同分享的机制。这在打破既有的层层思想的审查上算是一个突破性的改变，也因此，控制和筛查这些自由市场的声音，使之形成某一种或某几种的声音变得不再可能。
张劲松
南京审计大学政府审计研究院教授
汤雅茹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政府作为生态治理的主体，由其主导的企业型生态治理体制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而政府和企业合作共治的生态治理体制，既有利于发挥政府的服务优势，也有利于落实企业社会责任。政府生态治理主体角色过于强化，而企业主体意识又显缺失，两方面的原因阻碍了共治体制形成。因此，促进政府与企业共治体制的形成要正确定位政府主体角色，培育企业主体意识，然后通过政企互动重塑生态治理共治的监督体制。
黄志龙
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
无论是选择哪个指标，都暗示着同样的事实，即中国家庭的负债程度已经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而且，近年来中国居民杠杆率快速上升，且集中在房地产领域，难免会引发人们对次贷危机与房地产泡沫的担忧，特别是自2016年年底以来，由于规模和占比控制，按揭贷款受限，居民被迫借道高成本、短期化、风险大的消费贷款，甚至互联网金融、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过桥贷款”等等，过度加杠杆进入楼市，从而让本处于安全区的居民杠杆率，开始显现出结构性风险。
刘学智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促进民间投资的政策往往只考虑一时的宏观形势，当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时便出台大量政策，恨不得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由于民间投资是让私人掏钱干活，基建投资更多地是政府掏钱干活，这样的政策对基金投资非常有效，但对民间投资的短期刺激作用就非常小。激发民间投资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有政策的稳定性、一贯性、精准性，要着眼于长远，让民营资本看得见未来才能激发投资热情。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