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何渊
法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随着以复杂、多元和碎片化为特征的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现有封闭式的“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的行政法理论不足以抑制政府数据开放带来的法律风险，也不足以帮助政府实现对数据开放的有效治理。我们需要一种以“开放与分享”为特征的整体法律框架，在行政法领域实现从行政管制法到行政治理法的转变。我们应当从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等面向来建构全新的政府数据开放整体法律框架。
聂友伦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审查逮捕程序乃司法权范畴,本应以居中听审、侦辩两造对抗的诉讼结构进行架构,即便稍有简化也应进行言词审理。审查逮捕改革应以诉讼化为基础构造,以社会危险性审查为核心,构建一套完善的逮捕诉讼化审查程序。如此,既能有效避免书面化审查带来的预断效应,也能为社会危险性面向的实质化审查提供有效的运行平台。
刘远举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重要的不是企业家得到保护，而是企业家可以秉承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正这些价值观，并由这些价值观的具体形式——法律，来自己保护自己。某种程度上看，被保护是出于工具理性，而可以保护自己，则是出于价值理性。工具理性体现在具体的政策、法律的文字中，而价值理性，则深埋在人们的观念中，因此也更加持久，所以，唯有价值理性，才能获得长治久安的信心。
张明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研究员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似乎进入了一个波动率下降、各种指标较为稳定的平台期。然而在貌似平静的水面之下，实则暗流涌动。一方面，宏观经济的各方面均呈现出分化加剧的态势，另一方面，去杠杆、控风险的举措也可能产生显著的冲击与影响。乐观者与悲观者均盯住了分化的一个侧面，而把两种视角结合起来考虑，似乎才能把握中国经济的全貌。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全球经济课题组
展望2018年，全球经济有望保持稳定增长，美国和欧洲踏上复苏正轨，中国以及“一带一路”地区将成为经济发展的亮点。仍须警惕欧洲政经发展前景不确定性、全球杠杆率水平变化和股市泡沫化等风险。
周小川
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党委书记
尽管存在争议，应该说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是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可或缺的内容，应该根据条件、根据利弊取舍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实际上是走向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更加有力地在全球化进程中抓住机遇，更好地与全球共同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同时，资本项目可兑换涉及多项具体政策调整，完成这些调整将使得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的基础性作用，会给多项实体经济活动，特别是贸易、投资、金融交易、旅游、收购兼并等提供更大的便利。
田方萌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讲师
中国案例，以及香港、新加坡和印度等地的经验表明，保障开放和竞争的公民自由社会，而非采取西方民主社会，更有利于科技创新。规模经济、后发优势和公众支持也为中国的创新活动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经济条件。与此同时，中国依然从工具理性视角看待科技发展，这种功利性的价值导向不重视基础科学，助长了学术腐败。有鉴于此，在向创新型大国转变的过程中，中国应当强调创新中的科学精神，突显科学自身的价值，主要从学术意义而非经济或政策意义上分配科研资源。
李培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社会学研究所首席管理、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在这个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这意味着，我们今天的发展面临着一些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新挑战，这些问题和挑战不仅完全不同于改革开放以前的30多年，而且与改革开放以后30多年的情况相比，也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
李增元
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心讲师
作为城镇体系的末梢，农村社区治理呈现出较大的滞后性，推动农村社区治理改革创新，构建与现代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基层治理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是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社会治理改革面临的重要任务。不过，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农村呈现出高度的分化性，既有以传统农业为主的地区，也有以第二、三产业为主的非农化地区，这两种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不同，面临的城镇化任务不同，农村社区治理改革的动力机制也不尽相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课题组 执笔:项安波
近期，我们调研了江苏、上海推进混改试点情况。两地的一个共同经验是，以上市为主渠道、以发展公众公司为主要实现形式推进混改。这与两地认为“上市是混改的高级形式”的基本思路有关。如国有资产资本化和证券化一直是上海深化国企改革的主线，推动企业集团整体上市或核心业务资产上市是其工作重点；江苏长期重视国企上市工作，目前全省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数量已达50户，正在培育的上市企业有39户。
吴青熹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副教授、博士后、硕士生导师
我国社区治理模式可分为自上而下的政府管理、自下而上的社区居民自治以及政府和社区居民合作治理等三种模式。这三种治理模式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社区共同体精神缺失、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积极性不高以及政府和社区治理主体之间沟通不畅、协调不顺等问题。社会化媒体的出现为这些治理难题提供了解决思路与技术手段：一方面，可以广泛地凝聚社区居民，加强社会互动和情感沟通，建构社区共同体；另一方面，可以激发公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为构建和谐的政社关系提供重要的渠道与方法。
张俊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是全面落实新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其中，创新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协调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绿色发展注重的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开放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内外联动问题，共享发展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全面落实新发展理念，对于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姚枝仲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助理,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我们研究预计，2018年世界经济按PPP计算的增长率约为3.5%。我们的预测低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的预测。较低的预测主要反映了我们对世界经济回暖基础不稳固、资产价格泡沫、全球债务水平过高、反全球化趋势、美国政策调整、英国脱欧进程以及地缘政治冲突等问题的担忧。概括地讲，2018年全球经济将延续当前的复苏势头，但也面临诸多挑战。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共同主编,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主要兴趣或研究领域为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转型和社会正义;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比较中央地方关系;中国政治。
未来国际秩序或将重现帝国并存的境况。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有理由对未来二三十年的国际秩序持悲观的态度，它或将陷入一种即便不是无政府状态也是准无政府的状态之中，并将催生出区域性的东西，如多极状态。不过，多极世界并不一定跟想象的一样美好。帝国之间的战争、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这些跟多极世界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今天，人们对于多极世界的渴望，更多的是源于对美国和西方的不满和憎恨。
张蕴岭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研究学部主任
亚太地区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严峻的挑战不少，但希望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进的思维居上位，多重合作机制还在运行，特别是中国成为推动开放发展、合作共赢的中坚力量。因此，亚太地区维护稳定、和平与合作的大局，维护世界经济领头羊的地位都是可期的。
闫坤
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党委书记,研究员
于树一
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同时，赋予财政“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一全新且高端的定位，这对于财税领域来说，既是压力，也是动力。随着《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率先出台，将财税体制改革任务细分为改进预算管理制度、深化税收制度改革、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三个方面，在对每项改革的方向、目标、基本框架和内容勾勒清晰之后，压力被化解，动力被激发，不但自身改革加速推进，也为其他领域的改革注入动力。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