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许经勇
曾任厦门大学经济系主任、厦门大学出版总编
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采取渐进式改革的方式,第一步改革是通过废除农村人民公社,实行家庭承包制,实现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的分离;第二步是把承包经营权再分解为承包权和经营权,实现"三权分置",为经营权流转以及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创造条件;第三步改革,也称农村"三块地改革",即农村土地征收制度改革、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制度改革、宅基地制度改革,通过深化改革,使其从权能不完整到还权赋能。
姚国建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我国宪法监督、合宪性审查的实施机关，但在实践中，由全国人大承担日常性的宪法监督或合宪性审查并不现实，2000年《立法法》落实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查权，但也限缩了其审查范围。实践中，我国的合宪性审查制度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尤其是《立法法》实施以来，因公民或社会组织提出审查建议而导致相关行政法规或地方性法规被废除或修改的案例亦经常见诸报端。但总体上，我国的合宪性审查制度仍处于起步阶段，进展缓慢。
石亚军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高红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中央政府通过制度设计为政府与市场、社会组织的行为提供了基本的标准，包括主体选择标准、互动方式、参与原则等等。但是，由于中央政策本身为地方政府预留有许多解释空间，出现了央地政府间政策距离现象。基于此，应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改革价值导向在政策制定与执行中统一起来，并在同一价值取向的基础上保证政策工具发挥正向作用，形成政府与市场和社会组织在自治空间与合作空间的并行推进。
徐海波
海南大学法学院博士生
童伟华
海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为实现民间借贷的良性发展，需要维持好各种价值之间的平衡，不应过度依赖刑法对金融市场中的民间借贷行为进行规制，毕竟，民间融资的逐步合法化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追求秩序与安全价值的同时，绝不能忽略效率和自由价值的保障。值得强调的是，化解民间借贷泛刑法化危机的路径侧重于实践操作层面的探索。应当对民间借贷进行实质解释方面的合理限缩，同时在立法上对民间借贷进行优化设计与完善。
赵黎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通过嵌套式的组织形式与制度设计，移民村以“非科层化”的治理模式因地制宜地促成村庄内部各行动主体之间以及移民村庄与外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协作，保证了基层民主参与权、议事权、决策权与监督权的实现和村庄公共物品的供给，体现出以参与性、协作性、平衡性、灵活性和包容性为特征的网络化治理框架。这种适应性治理之道，推动了社会治理模式从政治国家对乡村社会的“线型治理模式”向政治国家与乡村社会双向互动的“立体型治理模式”转型。
左希迎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国际安全、美国外交政策和亚太地区安全
南海问题长期难以解决，其深层次原因在于南海问题同时存在着两种截然对立的秩序观念，即中国坚持的以主权原则为基础的秩序观念，以及美国、菲律宾和越南等国坚持的以国际规则为基础的秩序观念。近年来，通过岛礁建设、行政建设和资源开采，中国对南海的实际控制有了质的飞跃，谈判议价能力大为提升。与此同时，美国通过国际规则和国际法对中国施压的边际收益正在递减，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在缓和，南海秩序进入到一种新常态。
姚树洁
英国诺丁汉大学特聘教授,长江学者,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汪 锋
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应用经济系副主任、副教授
如果不能厘清“共享经济”的概念而盲目跟风，有可能出现“伪共享”“假共享”，让共享经济沦为资本市场上的圈钱游戏，浪费社会资源。时代呼唤创新型的共享经济模式，在共享经济发展大潮中，政府需特别关注两件事：一是一些共享经济产品在运行过程中是否损害了其他群体的利益；二是在共享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注意节约有限的资源。
张一
首创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
2018年，在本身惯性作用下，在外需拉动下和在改革效应的推动下，经济仍有可能继续保持良好增长态势。在这个过程中，经济中的一些趋势和变化是确定的。但经济之外，还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对经济影响可能更为深远。
葛新权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绿色发展大数据决策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主任、北京知识管理研究基地主任兼首席专家
实体经济是国家经济基本面，是坚实的脊梁；而虚拟经济是国家经济晴雨表，显示未来的信心。但这种信心必须建立在实体经济的坚实基础上。同时，由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关系具有多维性，二者的相对平衡关系还体现出复杂性、综合性、动态性、不对等性。这对我们把握这种相对平衡关系带来了更大的挑战与难度。基于实体经济是国家经济的脊梁，因此严加监管与控制虚拟经济要比实体经济调控更为重要。
李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特朗普东亚行的言行举止非常有选择性，产生的客观效果符合当代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总体趋势，顺应亚太地区调整与变革的时代需求；美国政府对中国从富变强客观事实的认可，改变了奥巴马时期中美关系的性质与面貌，在经济与安全两大领域对亚太秩序重构产生积极影响。
曾建民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肖艳丽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
毛铖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张永红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业政策改革和完善的主要方向。我们认为在深化湖北以“增量改革”促进“存量调整”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要做的事情很多，必须抓住与破解主要矛盾。就是通过创新农业经营方式，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做大做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快“三产”融合，培育壮大农业新兴产业，提高农业发展新动能。
赵谦
西南大学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法学博士
当前我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任职规范设定已初具规模，但碎片化明显。《宪法》相关条款主要就委员任职监督规范予以了原则性规定。相关法律分别就委员任职组织事项予以了较为模糊化规定，就委员任职保障事项予以了相对概括化规定，就委员任职监督事项予以了较为笼统化规定。相关地方性法规在大体重述法律位阶相关规定的基础上，就委员任职保障、监督事项展开了一些细化性地方立法尝试，但较为零散，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其应有的试验性与创制性。
刘尚希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
六个方面导致成本趋势性上升：产能过剩、杠杆率高、库存多；研发投入不足；人口老龄化；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社会诚信缺失。这些成本之所以会越来越高，根本原因是制度变迁滞后。这里所说的制度变迁滞后是相对于风险而言的，制度变迁跟不上风险的衍生、扩大，而风险会转化为生产、生活的成本。这些成本其实都是风险凝结沉淀的结果。随着风险水平的整体上升，全社会的整体成本就会上升，微观主体的成本也会水涨船高。
胡月晓
上海证券研究所首席宏观分析师、高级经济师
中国2017年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闭幕，作为中共十九大后的首个年度经济工作会议，人们希望从此次会议中找出中国政府“新时代”的经济思路。从会议公告看，经济思想由“保量”向“重质”转变，宏观调控的政策目标由“稳中求进”更多地转向“提高质量”。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达到小康水平后，中国政府一直努力推进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谨慎处理消费和积累之间的关系，力求避开“福利赶超”的发展模式。
张宇燕
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新兴经济体研究会会长、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员
中美两国本身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利益攸关者。超越传统智慧，给一些重大全球问题的解决提供打破常规习见的新思路，中美尤其需要得到对方的理解和支持。只有充分认识双方在这些与人类前途命运休戚相关的问题上巨大的共同利益，才不会被各自的狭隘利益限制住中美合作的想象力。中美两国关系的典型事实可以概括为十二个字：斗俱伤，离招损，道不同，相为谋。
许耀桐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针对的不是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而是存在着很大弊端的具体政治制度。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能否定，而是要完善。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