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刘世锦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博士生导师
过去7年的经济回调是增长平台的转换，由高速增长平台转入中速增长平台。这种平台转换是中国这类后发追赶经济体的特有现象，各种周期理论都是没有办法解释的。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的这一轮反弹主要是存货的提升引起的，真正的终端需求其实并没有上升。但是存货到今年二季度已经出现了一个高点，PPI也出现了一个高点，然后出现了回调。目前这段时间，中国经济最重要的是要做实做优，而非人为做高中国经济。具体来说，要降风险、挤泡沫、增动能、稳效益，提高增长稳定性和持续性。
姚枝仲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助理,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2017年世界经济增速明显提升，劳动市场持续改善，全球物价水平温和上升，大宗商品价格有所上涨，国际贸易增速提高。同时，国际直接投资增长缓慢，全球债务持续积累，金融市场出现泡沫。未来世界经济还面临诸多挑战。这些挑战包括：世界经济回暖的基础还不稳固，支持国际贸易高速增长的长期因素还没有形成，美国财政货币政策对世界经济将有较大的负面溢出效应，逆全球化趋势和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倾向加强，债务积压的状况越来越严重，资产泡沫随时可能破裂。地缘政治风险、恐怖主义等问题也仍然在影响世界经济的稳定与发展。预计2018年按PPP计算的世界GDP增长率约为3.5%。
熊万胜
华东理工大学教授、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曾经，乡村几乎是中华文明的全部，它的美好也几乎是中华文明的全部美好。今天，它只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它的美好也只是中华文明美好的一部分。要体认它的价值，就要把我们的活法细分，只有细分了，才能欣赏到部分的意义。中国的乡村与世界各地所有的乡村一样，与我们的文明及其特有的美好有着更加直接和久远的关联。所谓乡村振兴，必然地，也是我们对自己的文明发生自觉和建立自信的过程。
贾康
现任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十九大后“新时代”两步走实现现代化的愿景与2020年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的时间表，反复考察的现实生活的“问题导向”，都在呼唤配套改革中大部制与扁平化改革的实质性推进，需创造条件，把握机遇，在积极审慎的实施方案之下渐进实现。
姚云竹
军事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学术委员会特邀委员,中美防务关系研究中心原主任
无论如何，朝鲜拥有核武器让中国和日本都感到非常担心，其中有些担心是共同的，有些是互不相关的，有些还是互相冲突的。中日在反核扩散方面有重要的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间。应该坚持半岛无核化为最终目标，并为实现这个目标进行不懈的努力，包括任何情况下不接受朝鲜为核武器国家，坚持履行NPT责任，反对其它NPT成员国退出并发展自己的核武库。
受访人:刘守英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主任,研究领域为制度变迁、土地制度与发展经济学。
采访人:刘默
农村制度安排是乡村振兴的基石。在农村所有制度安排中，农地权利制度和农业经营制度一直是最受关注的热点问题。涉及关键的三项制度安排：农民的承包权和经营权、农地承包期限、农业经营制度。在我看来，中共中央在这一重大问题上的策略，一方面是进行顶层设计，寻找路径，另一方面又非常审慎，防止犯不可逆的冒进性错误。
冯锋
山东社会科学院山东省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村委会选举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实践，是村民自治的逻辑起点和衡量农村政治民主程度的重要指标。村委会选举要想真正体现人民民主意愿、实现民主诉求，必须高度重视程序民主建设，尤其是要针对选举中的程序意识和程序运行方面的突出问题，不断健全和完善程序民主，以程序民主建设保障和实现农村选举的实体民主。
陶凯元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
国家责任是指公民合法权益遭受公权力侵害，或者公民因犯罪行为、侵权行为以及灾害事故陷入生存困境，国家对其承担的损害填补、困难救济和基本生存保障的法律义务和法律责任。健全完善包括国家赔偿、国家补偿、国家救助和社会保障为主要内容的国家责任体系，加强不同国家责任制度的衔接应对，对于进一步贯彻落实尊重和保障人权宪法原则，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具有十分深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徐亚文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实现法治需要正确理解和妥善处理权力与权利的对立统一关系。具体而言，需要通过合理配置权力和职责，合理界定权利与义务，通过权力制约、权利保障的制度设计，将生态文明建设贯穿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全过程。
肖捷
中央国家机关工委书记,国务院机关党组书记、副秘书长,财政部党组书记、部长
科学规范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必须具有清晰的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合理的财力配置和明确的目标导向，事关区域均衡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构建，权责清晰是前提，财力协调是保障，区域均衡是方向。要科学界定各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形成中央与地方合理的财力格局，在充分考虑地区间支出成本因素的基础上将常住人口人均财政支出差异控制在合理区间，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姜超
海通证券研究所副所长、首席宏观债券分析师
李金柳
海通证券研究所
宋潇
海通证券研究所
我国广义宏观税负处于中等水平。以公共财政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社保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之和计算中国的广义税负，我们发现2015年我国广义宏观税负占GDP的比重达34%，不仅高于印度、墨西哥、印尼等新兴经济体，甚至与日本、瑞士、美国等发达国家相当。虽然从税负的绝对数字看，我国处于中等水平，但考虑到可比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福利政策，这一税负水平又显得略高。
聂日明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高利明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趋低消费倾向主导的电商格局，也决定了现有的电商公司并不是消费升级的主力公司。消费升级多半意味着“购买产品”转向“享受服务”，从“满足日常生活需求”转向“改善生活品质”，这一过程中，能够彰显每个特定人群徽标性的、自觉性的追求的，值得他们进行强烈的感情投入的新身份构建的品类会成为新的战场。趋优消费的蓝海，现在还没有成熟的商业模式，谁能抢先一步，谁就可能是未来的赢家。
胡月晓
上海证券研究所首席宏观分析师、高级经济师
毫无疑问，中国经济已进入了新周期。但经济转型时期由于新旧产业衔接过程较长，因而中国经济将呈现较长时期的“底部徘徊”。这个阶段自2012年开始，何时走出只能是事后确认的，但至少现在已进程过半！对中国经济是否进入新周期的争论，实质上是不同观察者之间不同视角的差异。大家熟悉的以上行为起点的四阶段划分只是一种大众习惯。对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而言，经济运行背后的动因和机制变化，通常是划分周期的更主要决定因素。
董磊明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是中国农村研究领域颇有影响的“华中乡土派”成员之一。
杨华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以基督教为主体的西方宗教在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后，已完全取代传统宗教和民间信仰形式，成为我国农村主导性的宗教并且具有唯一的合法性，这一过程还在加速进行。其社会背景除了西方宗教的传入有深刻的历史基础之外，主要是近三十年农村社会经历着巨大的社会变革和结构性转换，农村出现了诸多个人、家庭和社会问题，亟待解決。而此时一方面传统民间信仰形式在经过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农村改造和历次运动之后已支离破碎、不成体系，另一方面基层政权从社会管理和私人领域中撤退，不再回应人们的这些需求。基督教恰在八十年代初的宗教开放政策后“巧遇”农村社会的需求，并给予了及时地回应，藉此迅速占领农村的信仰空间。
李家成
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美国是萨德入韩的主导方，上一届政府又“将生米煮成了熟饭”。文在寅追加部署剩余四辆萨德导弹发射车，试图恢复韩美之间日益加深的不信任关系并消除矛盾。但如何说服强烈反对部署萨德的中国，却成为韩国的棘手课题。韩方因此承诺不加入美国反导体系，不将韩美日安全合作发展成为三方军事同盟，不考虑追加部署萨德系统，目前在韩部署的萨德系统不损害中方战略安全利益。未来就韩国如何落实这一“四不”立场，中美韩应当展开三边磋商，才能令中美关系、中韩关系最终摆脱萨德问题阴影的笼罩。
约翰·基恩
悉尼大学及柏林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政治学教授,著有《媒体与民主》、《民主与暴力》、《生死民主》等
民主时刻都提醒着人们社会真相并不是不证自明的，任何所谓的真相其实都只是一种诠释和解读。民主也认识到了阿伦特所说的真相在政治生活中的暴政属性，所以提倡建立一个超越真相与后真相的世界；这背后的逻辑并不是因为所有人生而平等，而是因为民主认为没有人有能力宣称自己掌握真相，反对任何人以垄断真相解释权为基础对人民和领土进行永久性的统治。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