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吴忠民
中共中央党校科社教研部教授
从原因上看，中国现阶段社会矛盾的出现是必然的、正常的；从功能的角度看，我们完全可以将社会矛盾的压力变为化解社会矛盾的契机和动力，并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从严重性的角度看，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属于“温和”和“可控”的，远远没有达到“严重”的地步；从演化前景看，中国目前所面临的社会矛盾的“困局”完全能够得到有效破解。
陈文胜
湖南省社科院城乡一体化研究智库团队首席专家、研究员
无论进入什么时代，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基础地位决不能动摇。尤其是作为人多地少的全球人口大国，农业发展的国家战略地位不言而喻。因此，“中央一号文件”逐渐成为中共中央重视三农问题的专有名词，强调作为“重中之重”的地位，主导着中国农业发展的政策变迁，推动中国农业发展的不断转型，确保了全球人口大国的粮食安全，实现了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持续推进，才有震撼世界的中国经济发展奇迹。
邹士年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研究员
未来十年是中国实现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的重要阶段，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阶段。中部崛起的新定位已经包含所有中国未来十年支撑经济发展的重点，中部崛起必然成为引领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主力。
肖立晟
CF40·青年论坛会员,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金融研究室副主任
2016年债市去杠杆的经验表明，如果没有基准利率上行作为支撑，打破债市对低利率环境的预期，一旦债市调控结束后，投资者将会重燃加杠杆的热情。央行结束低利率环境可以降低风险偏好，抑制企业和银行的冒险行为，为供给侧改革去杠杆提供良好的货币环境。此次在宏观经济层面对宽松货币政策的呼声已经逐步消失，央行调整基准利率的意愿会不断提升。
刘立峰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投资研究所研究员
2016年以来，投资增长再次低于经济增长是结构转型引起的积极主动调整。以往投资增速低于经济增速最多持续4年，当前，投资的基数已经很大，固定资产投资率更超过了80%，又有结构调整的迫切需要，投资较低增长的情况可能持续更长时间。2018年，经济转型和体制转变的效果将逐步有所体现，政府融资体系趋于稳定，民间投资预期趋于改善，全社会投资增速预计略有回升至7%。
高尚全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名誉理事长,中国(海南
革发展研究院董事局主席,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联合国发展政策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开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改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有效的体制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根本保证，从长远来看，也是确保社会稳定的根本保障，同时，发展和稳定也提供了深化改革的良好环境和基本条件。要正确处理好改革与发展、稳定的关系，适时有序推进改革开放，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的承受能力有机结合起来，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推进改革和发展，通过改革和发展促进社会稳定。
陈杰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投资系主任、不动产研究所执行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胡明志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
北京版的共有产权房，尽管更加接近中央最近多次提出的“房子是用来住的、而不是炒”的政策目标，但未来发展依然有不少改善空间，比如与商品房的政策界限要更加分明，发展要更加社会化。在实践中加快对共有产权房制度的完善，将成为推动城镇住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契机。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共同主编,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主要兴趣或研究领域为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转型和社会正义;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比较中央地方关系;中国政治。
中国可能需要实行更具普惠性质的社会政策。这就需要提高政府社会政策的统筹级别。经过数十年的快速经济发展，现在已经具备了足够条件来提高统筹的级别。这需要通过顶层设计来达成，逐步地从市一级提升到省一级，最终实现国家层面的统筹。统筹制度建设对扶贫所带来的效果，会远远超越80年代以来到现在为止的各种扶贫方法。
陈文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中央编译局博士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访问学者
袁进业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研究生
黄卫平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教授
在领导人民争取国家独立和去殖民化斗争中作出的重要历史贡献，为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赢得了执政的历史合法性；独立建国后，又成功引领新加坡从贫困的东南亚岛国，一跃成为世界上最为富裕的国家，为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奠定了坚实的绩效合法性基础；在长期的执政条件下，人民行动党始终根据特定国情和民意发展，坚持循序渐进实施竞争性政党制度，不断迎接人民选择、反复接受大选考验，从而建构起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的三重合法性保障。
风笑天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三十多年生育意愿调查的实践表明，研究者通常采用“理想子女数”或者“假设条件下的意愿生育子女数”来测量人们的生育意愿。但实际上，“理想子女数”所测量的只是人们对生育的看法，而不是人们对于生育的意愿，因而测量效度不高；“假设条件下的意愿生育子女数”则是在有计划生育政策的现实中假设没有政策，因而也不能很好反映人们的真实意愿。意识到现有生育意愿调查结果的局限性及其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是将其作为制定人口政策重要参考时应特别注意的关键一环。
李德毅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科学和技术研究表明，通过我们对于物质和能量的追求和发现，机器比人强大已经众所周知，我们不再计较我们跟拖拉机谁的力量大。今天我们也以平等、宽容的心态对待人工智能，不再去跟AlphaGo比较谁下棋的智商高。曾经的很多单位都会被机器人替代，但同时又会自然涌现出更多更新的工作，人类将过更加有尊严，更加优雅，更加智慧的生活。机器人一定会让人类自身更加智能。毋庸置疑，人机共舞的领舞者终将还会是人类自身。
沈建光
瑞穗证劵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
此时考虑适度放宽去年稳汇率采取的过严资本管制，有助于促进资金双向流动，增加人民币在合理范围内的双向波幅，以缓解汇率单边升值与贬值产生的资金单向大规模流进流出风险，恰逢其时。而基于当前国内外环境的最新变化，预计今年人民币双向波幅仍是主基调。
姜超
海通证券研究所副所长、首席宏观债券分析师
于博
海通证券研究所
陈兴
海通证券研究所
经济数据下修势必对短期经济形成冲击。以天津和内蒙古为例，2016年两省市GDP占全国比重分别为2.29%和2.32%，而下修部分分别占两省市GDP的18.7%和15.6%，即下修部分占到全国GDP的0.8%。若算上此前下修的辽宁，以及审计署点名批评的吉林、云南、湖南和重庆，上述7省市GDP占全国比重将达到17.6%，不容小觑。
刘学智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我国的经济总量在2028年之前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可能性很大；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在2035年之前达到高收入国家中等水平的可能性很大；未来随着中国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中国的综合国力将明显增强。
李铁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
受发达国家影响较深的官员和学者有一个共同特点，总是以西方上百年城镇化和城市治理的结果作为我们城市发展的参照系，希望城市更好、更高大上。很多政府官员希望在短期内实现城市的跨越式发展，希望很快超过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水平。按照这种思路形成的城市发展观和治理方式，我将这些叫做“精英逻辑”。
戴维来
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副教授,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尼采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访问学者
王新和
青岛市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当前，东北亚地区安全问题丛生，安全局势复杂多变，安全风险迫在眉睫。朝核危机正持续升级，领土争端纷繁复杂，区域内大国博弈未知鹿死谁手。一方面，本区域地缘政治形势处于变动之中，大国力量对比正发生深刻变化；另一方面，结构性安全矛盾依然十分突出，面临无解的困局。如何化解安全困境、实现安全治理、促成地区和平稳定，已成为刻不容缓的课题，亟需各方真诚面对，着力解决。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