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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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晨
联合国纽约总部顾问
尽管中国的势头表现得最为强劲，但美国仍在当今AI领域发挥着领导作用。不过，谁能引领未来仍不得而知。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已经在硅谷设立AI研究中心，旨在获取技术溢出。同时，百度和其他公司正支付高薪从硅谷挖走AI科学家。作为中国顶尖科技公司之一的华为也在实施AI芯片项目。哪个国家将会胜出仍然是未知数。然而肯定的是，这场竞争会产生积极的外部效应，加强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与互动，从而使全人类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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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雪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在莫迪就任后的三年里，印度在世界经济论坛开展的“全球竞争力排名”中的位次已经从 2014年的第71名上升到2016年的第39名；在世界银行“做生意难易程度指数”中，排名也从 2015 年的第142名上升至2016年的第130名；在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排名中，从2014年的第85名上升为2016年的第75名。虽然没有进行实质性的大刀阔斧的改革，但莫迪一直保持着小步前进的态势，而且改革的导向明确。世界有理由对印度未来六年的经济增长继续保持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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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康
现任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程瑜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2018年加快完善税收法律制度框架势在必行,关键税种改革将紧抓不放。随着营改增和资源税政策逐步调整到位,改革重点将在房地产税和个人所得税上下功夫;增值税和消费税的税率结构也需进一步优化;减税降费空间依然需要努力开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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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聿文
中国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不应把美国政府关门视为“政府治理能力低下”的“笑话”。从宪制角度看，政府因预算得不到国会同意而关门，正显示预算作为国会制约行政权力的一种手段而发挥作用。当然，不必否认，美国对政府预算和拨款规定的一套繁琐程序，常常被两党利用，成为两党在国会斗争的工具，并不时导致政府停摆。此次联邦政府关门，就是民主党借预算权在移民问题上压共和党和白宫让步。这是这套程序看似不好的一面。但也正因此，才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了纳税人的钱不被政府超支和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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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建光
瑞穗证劵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
虽然2017年中国经济在新动能与旧模式的带动下，增速止跌回升，但这种反弹并不稳健。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房地产风险以及金融机构脆弱性在政策宽松时很大程度上被掩盖，如今政策转向，短期内依靠债务带动高投资的传动模式难以持续。仅靠新动能的支持下，2018年中国经济将整体出现下行态势，或将从2017年的6.9%回落至2018年的6.3%。而短期内牺牲部分增长速度，也是防范灰犀牛风险、换取更高质量增长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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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锦清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新定位土地制度与农业发展、工业化、城市化的关系，努力实现新的条件下的效率与公平的平衡。这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工业转型（包括农业的工业化）升级与社会转型成本和红利的相对公平分配（共同富裕）之间的平衡命题，是中华民族复兴所需要应对的现实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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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蕊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当前生产任务型的乡村规划大多采用单一的“自上而下”的规划方式，缺乏对村民自身意愿的了解，导致村庄规划不能有效指导实际建设。当村民作为服务对象却无权提出诉求而只能被动接受的时候，公共产品只能变为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而这既不符合乡村社会发展的实际，又不符合社会公平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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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任伍
浙江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生活本是日日新鲜、丰富多彩的，可是被形式主义所困扰，生活就变得黯然失色、淡而无味了。当前形式主义的共性表现是：虚多实少，喊口号的花架子多，抓落实的硬功夫少。具体表现在贯彻落实、调查研究、服务群众、项目建设、召开会议、改进文风、责任担当、工作实效、履行职责、对待问题这10个方面，派生出来十大形式主义新表现、新变种、新花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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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首批文科“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对于民主，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建设的问题。正是由于如何建设出现了偏差，导致要不要也成了问题。这主要是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大规模国家，这样一个有着深厚农业文明传统，现代化建设历程尚不长的国家，对于建设一个什么样式的民主，如何建设民主，还有待探讨，不断在实践中深化认识，还是一项需要长期艰苦努力的工作。期间会出现一些偏差，甚至挫折。因此，民主是一个在原有基础上不断再建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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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瑞·布朗
英国国王学院教授
中国在过去40年中一直避免与美国发生正面对抗。自邓小平时代起，中国的外交任务一直是确保美国不会感觉受到威胁，确保中国不陷入任何围绕霸权的最终争夺。然而，当美国选出了一位不走寻常路、视外交礼仪如无物的总统后，这种范式很可能被摧毁殆尽。2018年的美中关系正在步入一个关键节点。各方应竭尽全力确保维持现状。无论对于中美两国来说，还是对于整个世界来说，中美陷入正面对抗都将不啻为一场灾难。对于2018年的美中关系前景，任何事情都不应让我们沾沾自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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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莎
博士,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随着摩苏尔和拉卡的解放，“伊斯兰国”的主要地方割据势力被剿灭。然而，在“后‘伊斯兰国’”时代，恐怖组织、恐怖分子和恐怖袭击均不会消失，而会以更加隐蔽、分散、简单粗暴的形式出现。面临反恐新形势，特朗普政府或将出台更加明确的反恐政策。其一，收紧移民政策。其二，加强反恐执法。其三，发动意识形态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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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小年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曾任职美林证券亚太高级经济学家,世界银行顾问。曾获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市场化的改革和对外对内开放，围绕着提高企业效率来做制度上的配套，用创新驱动经济的增长，我们没有理由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感到悲观。如果我们能够做到上述这一点，中国经济可以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增长率也许不那么高，但是增长质量是一种高技术含量的、高质量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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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清友
民生证券副总裁、研究院院长
新金融的各种业态、各种产品、各种服务模式蓬勃的发展起来，从需求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庞大的需求确实给我们新金融里面各个业态，无论你是做P2P，做车贷，还是做担保，还是纯粹者互联网金融，中国庞大的市场确实给大家提供了这种业态生发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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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俏彬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
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未来5-10年左右的时间仍然处于转型升级的艰难期，整个国家将以调整结构、转换动力、蓄积上升力量为主要内容。因此，这一时期中国财政则上承推动中国经济稳增长的厚望，下载社会各界减税降费的殷殷期待，还存在控制政府债务风险的“天花板”，要力求在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之间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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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耀桐
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和方法、中国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民主问题和党内民主等研究
政治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部分，是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方面体制改革成功的关键。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针对着那些不适宜、有弊端的具体政治制度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40年来，经历四个发展阶段，把握住五个着力点，展开了八项改革任务，要达到“六化”目标，遵循着三大改革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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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功
安邦咨询创始合伙人、首席研究员、博士后导师、著名智库学者,中国信息分析学科的著名权威专家,为中国的信息分析学科奠定了扎实的实证理论基础,著有《分析的艺术》《信息分析的核心》等
根据现在的市场估算，2016年美国移动支付规模为1120亿美元，相比之下，中国为9万亿美元。移动支付正在成为很多中国人支付各种商品和服务的手段，无现金社会的确正在向中国快步走来，但如果政策法规环境跟不上，这种金融创新为社会带来的只是风险，而不是进步，只要对比现在就应该做而实际还没做的事情，就可知道中国的金融风险实际是大到没有边际，现在谈中国的移动支付的未来，甚至是无现金社会，基本就是扯淡！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