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黄益平
CF40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在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方面，2017年已经开展了相当多的工作，包括建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以下简称“金稳会”）、推出一系列监管措施，如对互联网金融的整治、加强对资产管理行业尤其是银行通道业务的监管等，2018年可能会将这些方面的工作提升到更高的高度。
祁京梅
国家信息经济预测部高级经济师
二战以来，日本的多轮产业政策对产业成功转型、经济高速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产业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引导调整作用如此之大，不仅仅是由于产业政策本身的内容较好，而且与制定、推广和贯彻产业政策的组织方式和体制制度有很大关系，许多经验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
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课题组
执笔:牛犁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
闫敏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处副处长
进入新时代，追求新目标，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同时，必须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创建和完善制度环境，推动我国经济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进展。
顾昕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创新政策既不是国家行动者的单边主义行动，也不等同于政府自上而下命令与控制型的行政治理。能在增进市场、激活社会、创新政府，亦即在市场机制、社群机制和行政机制如何相得益彰上做好文章，推动国家公共治理体系的创新，创新型经济和形成和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才能走上健康发展之路。
虞崇胜
武汉大学政治文明与政治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余扬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为界,可以将中国的现代化划分为侧重点不同的两个“半程”。“前半程”主要围绕经济社会发展而展开,而“后半程”则聚焦制度的变革与完善。中国“后半程”现代化的主要任务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而要顺利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就必须紧紧抓住制度变革和制度执行这两个中心环节。在一定意义上讲,制度变革是中国“后半程”现代化的动力机制,制度执行是中国“后半程”现代化的保障机制。
同耕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我们所调查的百余名员工所在的企业有比较好的职业安全防范措施，为工友们提供了比较好的工作条件，但是仍然存在两个方面的安全问题：一是职业安全条件还需要进一步改善。企业应主动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主动与工人订立合法的劳动合同，为其购买社会保险，提供职业安全培训和劳动保护用品。二是工人的安全防范意识还需要提高。许多工人缺乏基本的职业安全知识，对工作中的安全隐患不了解，更不知道如何处理。因而，遇到职业安全相关的问题时，往往不知所措。
盛来运
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
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态势，“进”体现在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型上，“好”体现在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协调性和新动能的成长以及质量效益的提升上。 但稳定运行的基础还不是很牢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还比较突出，结构性矛盾仍然是制约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最主要的“拦路虎”。从今后一段时期看，虽然潜在生产率仍有下行压力，但由于新动能成长和体制改革的红利等持续释放，我国经济有望继续保持稳定运行。
许小青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
“中华民族”观念的传播与认同，毫无疑问是近代中国极为重要的政治思想和社会文化现象，它深刻地反映了近代中国的政治文化精神与民族、国家命运。《重塑中华》以“中华民族”概念符号为中心，系统而深入地叙述了清代至全面抗战时期“中华民族”观念的酝酿、确立、传播、强化与普及的历史。这一历史不仅强烈影响了20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进程，还将继续影响未来中国的发展。
高善文
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兼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独立董事
从多种指标来看，宏观杠杆指标已经出现明显的改善势头，关键原因在于经济出现了周期性恢复。也要看到，实际上自2014年以后，市场化企业已经在普遍去杠杆，这是市场力量的自发作用。但是更大的一个问题是，这么多年以来，加杠杆主要加在地方政府和少数国有企业上，地方政府通过各种方法变相筹资，少数国有企业在其中可能也发挥和扮演了很重要的作用，这是目前杠杆问题的关键所在。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
2017年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在中高速适当的经济增长区间，2018年中国经济增长将在新常态下运行在合理区间，就业、物价保持基本稳定。但近年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维持低位运行，而资本存量增速也随着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减弱而下滑，诸多因素短期内很难显著改变，这意味着2018年我国GDP潜在增长率依然在适当区间内小幅下滑。
何俊志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政治科学系教授,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研究发现：在中国地方官员中存在着直接民主、代议民主和为民做主3种纯粹类型和4种混合类型的民主价值观。同时，对民主的理解与对民主的支持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关联。应该用一套复合的民主价值观来更好地理解中国地方官员的民主价值观。
何包钢
澳大利亚迪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
吴进进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扁屿村的案例表明，只要村庄的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它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和冲突)，就迫切需要协商民主的观念。实际上，在看到了乡村协商带来的各种好处后，一些明智的村干部现在越来越多地利用这些新的机制来减少社会冲突。最近，我们看到了政府在这方面的新投入所带来的发展。我们有理由乐观地期待，不久的将来，在中国农村将有越来越多的村庄实施和改善乡村协商机制和制度。
陈国权
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陈洁琼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经济硬约束条件下，“效率优先、兼顾法治”成为地方政府的内在地方治理逻辑。一方面，权力运行的正式规则存在结构脆性的问题，使得非正式制度的灵活性强、协调成本低等优势凸显，在权力实际运行过程中，出现非正式制度凌驾于正式制度的现象。另一方面，由于地方政府层面的权力结构集权而又缺乏制约，为正式权力的非正式化运作提供了支撑。
社会心态蓝皮书课题组
执笔人:王俊秀、陈满琪、高文珺等
要关注不同社会阶层的差异化需求，通过社会保障和社会网络建设来满足中、下阶层的基本生活保障，加强社会支持体系建设，不断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提高获得感，降低不公平感。也要关注中上和上层群体对更高生活水平的追求，为他们提供通过合法努力可以实现更高目标的条件，引导他们培养积极的社会动机，为社会建设和社会整体状况改善而努力。
何帆
北大汇丰商学院教授、海上丝路研究中心主任
朱鹤
北京大学博士后、海上丝路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2018年美国依然有较大可能实施对中国的单边贸易制裁，政府和市场均应重视相关风险并做好充分的准备。特朗普之所以会认为“中国抢走了美国人的岗位”，主要原因是中美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贸易失衡。这里的逻辑简单粗暴：中国对美国存在巨大的贸易顺差，意味着生产了很多商品并卖到了美国，美国则失去了自己生产这些商品的机会，美国工人也因此失去了相应的工作岗位。
张杰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的速度、广度和深度，既是中国壮大新动能和塑造新结构的核心途径，也是开启中国经济“新周期”的关键钥匙，又是影响中国潜在增长率结构性变化趋势的决定性因素，更是将中国今后一段时期内GDP增速维持在6%-8%高位水平运行的重要支撑因素。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