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中信证券研究部宏观经济研究课题组
执笔:诸建芳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我们曾经提及，劳动力供给已进入负增长区间，同时资本效率也由于资本规模的扩大导致边际产出下降，因此，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将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永恒主题，也是提高效率和质量的必经之路，而改革将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最佳解决方案。
王鹏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讲师,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我们基本可以做出判断，朝鲜此次“转软”，其实质为“烟雾弹”的可能性远远高于“橄榄枝”，这也意味着，让韩国方面兴奋不已的所谓“转机”，让中国方面颇为得意的“朝鲜事实上接受了双暂停建议”，很有可能不过是缓和局势的策略手段，旨在为消解国际社会制裁腾挪空间，同时积蓄力量，以获取新的、更为强大的核实力。
王浦劬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季程远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实证研究显示，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人民的“获得感”、“横向获得感”、“纵向获得感”在10年之内都在稳步上升，并呈现“纵向获得感”>“获得感”>“横向获得感”的稳定模式。显然，这一模式有助于理解供给不平衡的转型社会为何能够保持长期稳定。同时，人民的“横向获得感”呈现差序格局，集中表现为与亲近群体比较的高“横向获得感”、与陌生群体比较的低“横向获得感”。相比西方国家，中国与日本两国人民“横向获得感”分布的相似性，原因可能在于儒家文化圈的影响。最后，趋势分析在排除世代更替影响因素后，确认各出生世代人群“获得感”都在稳步提高，最终使社会整体“获得感”水平稳定增长。
刘锐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副研究员
村庄社会变迁及利益密集是派性形成的前提，村民自治制度实施及乡镇不干预是派性竞争的条件。派性竞选中的利益动员，派性执政中的利益主导，带来派性间关系恶化，及与民众沟通的危机。民众被在野派性动员抗争，及维护权益的反应型抗争，既说明派性政治的区隔效应，又说明民众抗争的非政治性。民主政治在村庄发芽，需要政府和村组织践行群众路线，保障制度化的民意表达渠道畅通。
江飞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CIDEG研究员
李晓萍
中南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2016年，林毅夫与张维迎围绕产业政策展开的争论颇具影响，黄益平、顾昕、田国强、文贯中等学者相继加入讨论。这场争论之所以具有轰动效应，主要是因为当前中国正处在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关口，对于未来经济体制改革中具体如何厘清市场与政府作用的边界，如何处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无论学术界还是政策部门仍存在不小的争论。本文对这些观点及依据进行分析和探讨，并指出其中的问题或不足，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探讨未来中国产业政策转型中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如何转变。
沈湘平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化、技术、资本、政治四重逻辑彼此交织，形塑了当今中国城市社会的基本样貌，也决定了我国城市社会发展的特质：总体建构下的自生自发过程；对稳定及超稳定极端偏好；中心化或极化现象长期存在。这些特质又孕育了我国城市社会发展中社会结构上空间日益区隔、基于虚拟空间的社会关系重构、生态逻辑凸显并日渐重要、溢出效应内部化等亟需应对的问题。
周其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改革前令人难堪的贫困，同时意味着拥有极为低廉的直接生产成本，表明在中国经济体内蕴含着极为巨大的潜在比较成本优势。要解决的问题，是把高昂的体制成本大幅度降下来，为此必须打破原有体制坚硬的外壳。改革开放实现了以上使命，经由一系列制度变迁——观念的、法律的、成体系政策设计与组织安排的转变——使得中国潜在比较优势在全球市场上破门而出，由此改变经济体系运行的轨迹与绩效，创造了高速增长的中国奇迹。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课题组
执笔:胡鞍钢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
刘生龙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研究员
我们要紧跟党中央的要求，超前考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的发展目标和发展路径。其中一个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就是对现在到2050年间的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进行量化预测和展望。本文主要基于全球经济增长模型，对2015-2050年中国、美国以及世界经济增长作出长期预测，并将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美国进行比较，与世界进行经济总量比重比较，最后重点分析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陈建东
西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
余婕
西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硕博连读研究生
针对我国居民收入分布不平衡的问题，从国家治理的角度，重点之一是适度加快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进程，提高居民的收入流动性来缩小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同时，我们还应重视公共资源和服务的均衡供给，并努力提高贫困群体的综合能力。
徐奇渊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2017年经济回暖大超预期，在此基础上，市场对2018年的增速预期高度一致。截至2017年12月26日，WIND中国宏观经济预测（CMF）共披露了23家金融机构对2018年增速的预测值。上述机构当中，18家预测值落在6.5%到6.7%之间，占到全部23家机构的78.3%。本文将跳出主流预期，不再赘述稳定因素，而是重点关注2018年投资、消费可能面临的下行压力。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
执笔:田国强、黄晓东、宫建
我国宏观经济总量指标整体表现良好，其中工业企业利润回升，进出口增速双双回升，就业形势明显好转，价格指数总体平稳，人民币汇率恢复稳定，能够完成2017年度经济目标。展望2018年，将延续增长势头，预计可以达到6.7%的全年平均增速。同时，经济中不平衡、不充分的诸多方面仍需改善。
涂云新
复旦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复旦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
年研究员
以中央为本位的财税体制与以地方为本位的财税体制都面临着政府间财政关系在交叉重合领域内的划分难题。基于财政划分在宪法上的“功能—结构”设计和中国分税制改革的实践经验，我国应该在适度加强中央的财政事权的基础上渐进性地保障地方的财政自主和财源充足，这样将有利于推动中央和地方财政划分法治化的进程，从而使得现行财税体制符合“财政宪法”所昭示的价值追求。
熊丙奇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相当多的网民和家长，只在乎自己的孩子能有一个“好的”受教育环境，而不考虑其他孩子的受教育权利；也根本没有想到，将有行为偏差、身体残疾的孩子“清理”出普通校园，并不利于这些孩子的成长以及融入社会，反而可能最终贻害社会；更重要的是，只重视知识教育，不重视孩子人格教育、身心健康发展，没有意识到倡导公平、培养同理心和同情心正是基础教育阶段极为重要的内容，而是把等级意识、身份意识灌输给了未成年孩子。这将极不利于建设公平、公正的社会。
许耀桐
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和方法、中国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民主问题和党内民主等研究
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重要任务和目标之一。为此必须分析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之间的相互关系。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相互关系表现为：党内民主在中国先于人民民主；党内民主必须依存于人民民主；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既存在着一致性也存在着差异性；党内民主的水平高于人民民主；党内民主的发展快于人民民主；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要协调互动；最终达到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乃至于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均衡发展。
虞崇胜
武汉大学政治文明与政治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政治文明与政治发展
何路社
武汉大学政治文明与政治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民主集中制是权力具体规则而非权力宏观制度，我们应从两个层面来理解民主集中制。作为权力具体规则，民主集中制在权力宏观制度中是重要甚至核心的要素。通过民主集中制与不同权力宏观制度系统的兼容和张力分析，其在权力委任制、选任制、考任制三种基本权力宏观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各不相同，发挥着不同的功能。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时，必须清晰地对此加以认识和界定，而不能错位、越位。在权力宏观制度的层次上，民主集中制适用于权力宏观制度中科层集权性的权力委任制，而不适用于权力宏观制度中自由民主性的权力选任制，因为其与自由民主之间存在着根本性张力。
任中平
西华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西华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
王菲
西华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
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的巨大推动作用下，城市的发展势头愈益强劲，而乡村社会则日渐衰颓。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国广大农村迅速兴起大规模的农民进城务工大潮。而随着大量农村人口尤其是农村青壮年的离乡进城，农村“空心化”现象日益加剧，于是逐渐引发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突出问题：村民自治制度难以有效运行，村干部队伍严重弱化，基层党组织的核心地位和堡垒作用难以发挥，农村留守群体问题日渐突出，从而使我国农村社会治理面临着一系列严峻挑战。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