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陈文玲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兼执行局副主任,著名经济学家。主要从事国际战略、国际经济、宏观经济、现代流通、现代商业等方面的研究。
2017年以来，世界经济缓慢复苏，正在逐步驶离国际经济危机的“浅水域”，成为世界经济从弱复苏向复苏轨道驶入的一个拐点。2017-2018年全球经济总体向好，经济增速有所提升，复苏动力有所增强，正在进入提速换挡的新周期，国际金融危机基本结束。但当前世界经济中还存在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存在一些隐忧和变量，有可能对经济复苏产生一定冲击，对此应予以密切关注。
巴曙松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金融学教授,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国家“十三五”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香港交易所首席中国经济学家等
比特币“矿难”的损害程度和蔓延能力远远不及次贷危机，所以比特币危机还不能与2008年金融危机相提并论。但是如何监管虚拟货币，如何监管并规范金融创新，甚至如何监管金融科技业发展势必是各国政府和监管机构未来研究的方向。
张哲馨
博士,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美国时间12月18日，特朗普政府公布任期内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特朗普同时就此发表演讲。作为美国对外安全政策的指导性文件，这份报告共提及“中国”33次，并首次将中国定位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这份报告事关美国如何认识自己的国际地位和核心利益、如何定义与世界主要大国之间的关系、以及未来会采取哪些手段来实现自身战略目标，这些都会严重影响到中国对世界局势的判断、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以及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如何回应，等等。
周士新
博士,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副研究员
南海问题在2017年在继续朝着缓和转好的方向发展，确定性明显增强，但不确定性依然不容小觑。东盟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政策虽然有所转向但并没有转变，还是希望借助东盟平台继续关注南海问题，菲律宾政府并没有永久性搁置或废除仲裁案结果的意愿。“南海行为准则”虽然有助于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但东盟国家愿意接受多大的约束力仍不得而知。一些域外国家永远不会愿意仅仅作为南海问题的“旁观者”。因此，也许只有中国与东盟国家通过磋商和落实“南海行为准则”取得实质性成效，才能真正能让南海成为和平、合作、发展、繁荣之海。
王郅强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华南理工大学社会治理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廉政理论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
林昂扬
华南理工大学社会治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为官不为”作为一种公共权力与责任严重脱节的政治现象，主要表现为“消极不为”、“避责不为”、“廉而不为”和“能低不为”等。其主观诱因是“不想为”、“不敢为”和“不善为”，客观诱因是权力边界模糊不清、干部管理存在短板、责任追究力度不大等。基于此，治理“为官不为”，首先是要加快推进建立以确权、制权为核心的权力责任清单制度，力促“为官要为”；其次是要探索推行尽职免责相关制度，使得“为官敢为”；再次是要健全完善干部激励机制，推动“为官乐为”；最后是要科学构建干部能力提升机制，实现“为官有为”。
连平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博士,教授,博导
周昆平
交通银行发展研究部副总经理
唐建伟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宏观分析师
刘学智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我国的经济总量在2028年之前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可能性很大，人均国民收入在2035年之前达到高收入国家中等水平的可能性很大。未来随着中国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中国的综合国力将明显增强。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经济结构明显改善，区域经济更加协调；经济增长质量明显提升，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创新型国家基本确立；生态环境持续友好，人民安居乐业幸福感持续增强。
黄锟
国家行政学院副教授
由于特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之间形成了坚不可摧的“堰塞湖”，特大城市人口调控绝不能局限于特大城市本身，而必须立足于以特大城市为中心的都市圈或城市体系，既“瘦身”，又“提质”，双管齐下，才能收到成效。所谓“提质”，即通过提升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和均衡布局，以提升特大城市的承载能力。
燕继荣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与政治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的社会治理应当追求这样的目标：一个富有领导力的政党凭借其不断的创意能力引领社会;一个有效的政府提供足够的制度供给和信用保障; 所有企业和经济组织不仅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且还具有社会责任的担当和贡献; 每个公民通过社会组织参与到社会生活和社会管理与社会公益活动中来，贡献自己的爱心，弘扬社会正能量。这便是多元共治的格局!
王建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07危机已经过去整十年了，这十年中，我们有充分的时间反思危机爆发的原因，观察危机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生的新变化、新特征，特别是在2012年以后中国发生的资产泡沫，更让我们得到了近距离观察资产泡沫兴起过程的机会，从而可以从比较90日本泡沫，07美国泡沫和12中国泡沫的发生过程中，找出资产泡沫危机的发生规律，并用这个规律来指导我们分析中国与世界的未来。
刘尚希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
李成威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当前，比促进经济增长更为重要的宏观政策目标是改善就业状态。着眼于改善就业状态，宏观管理的两大政策工具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定位上应该与以前有所不同，在组合上也应有所差别。财政政策目标定位于促进就业公平，货币政策目标定位于促进就业充分。
贺雪峰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当前中国不存在一个抽象意义上的统一的农村和农民，农村和农民的分化是制定政策的基础。乡村振兴的重点应该为占中国农村和农民绝大多数的农业型农村地区的雪中送炭，而不是为富裕发达、具有资源的农村地区锦上添花。
龙花楼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乡村重构，即为适应乡村内部要素和外部调控的变化，通过优化配置和有效管理影响乡村发展的物质和非物质要素，重构乡村社会经济形态和优化地域空间格局，以实现乡村地域系统内部结构优化、功能提升以及城乡地域系统之间结构协调、功能互补的过程。土地是人类主要经济社会活动的空间载体。土地利用是社会的一面镜子，乡村重构进程中暴露出来的形形色色的经济社会与环境问题均可在土地利用上得以反映，也可通过开展土地整治加以调解。
秦虹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深化住房制度改革，需要紧扣“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建立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的目标。为鼓励租赁市场发展，就应归并降低住房租赁环节税负；为抑制炒房行为，就应增大反复交易的成本；为盘活存量抑制投资，就应整合优化房地产税收体系，增加住房保有环节税负等。
崔传义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多年在外打拼的农民工，经受历练，有了些市场头脑、技能、资金、社会资本，一些人看到新阶段家乡的资源潜力、发展机遇，也为照顾家庭，选择返乡创业。近年汇川区出现创业创新、产业发展、就业增收一系列变化。汇川区农民工返乡创业推动乡村产业发展、一举多得局面的形成，既源于农民工创业的积极性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又离不开区党政领导对群众创业的理解、尊重、支持、引导，营造有利于返乡农民工发挥创业潜能的环境。
钟辉勇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讲师
陆铭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之所以让人感到忧心，是因为财政和金融混在一起了，金融承担了一部分财政融资的功能，而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在其中扮演了非常负面的角色。财政和金融的不分家导致金融体系一个最坏的组合同时出现——财政投资项目的低回报率、政府融资的高成本与金融产品的“刚性兑付”，也带来了影子银行体系迅速发展、民企企业融资困难和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归属不确定等系列问题。
童之伟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法治中国建设研究中心教授
中共十九大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新估计，是制定法治中国建设之基本方针和长远战略的重要依据。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的有效需要高速和大幅增长，十九大报告实事求是及时认定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化，极大地拓展了法治中国的建设空间。为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法治中国建设之方略也不可避免地要随之调整。由新的社会主要矛盾所决定，今后法治中国建设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重点，或许应该是在努力处理好一些基本关系的基础上谋平衡、重质量和求精准。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