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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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延琨
瑞银中国证券研究主管
我们对36个一级子行业从以上四个方面进行了梳理，基本的结论得出：中国在建筑，冶金等一些＂旧经济＂表现出明显的国际竞争力；在信息技术（智能手机零部件、互联网、人工智能和非记忆体半导体）和新兴产业（电池、电动车、光伏，纳米技术及环保）方面中国已经可以和国际一流企业竞争。在高端制造业和医药卫生行业，虽然过去十年我们也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可是对比国际一流水平还是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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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泽平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兼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曾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室副主任、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董事总经理、首席宏观分析师
此次监管文件明确提出要形成“整改-评估-整改”的长效机制和常态化监管，培育银行“不能违规、不敢违规、不愿违规”的合规文化，挤压监管套利空间。对于监管机构的职责提出了更详细的要求，预计未来政策执行力度偏松偏软、区域差异较大的情况将不复存在，监管力度将形成统一，监管套利空间将大幅挤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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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卫东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院长、凯原讲席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首批上海“千人计划”特聘专家,日本神户大学名誉教授,日本京都大学法学博士
法治的本质是以理服人，而不是以力压人。司法权的中立性注定了对不同利益诉求和价值判断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司法权的终局性注定了要通过辩论的优胜劣汰机制选择出一个正确的最终解决方案，这个方案至少要满足两个要件：第一、在逻辑上完全自洽，决不能出尔反尔、自相矛盾;第二、在价值判断上反映社会的最大公约数，具有最大限度的普遍说服力。在这样的现代法治体制面前，大数据、云计算、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都只是实现合法正义的辅助手段，切不可本末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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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远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乡村发展最直观的问题是“乡村空心化”，即乡村人口在减少、有的乡村甚至只存留着若干老人。不少村舍空置和坍塌，以及一些乡村出现景观形态的“荒芜”。这似乎显得乡村发展出现了问题。但其作为“假问题”在于，城镇化过程中乡村人口减少、而且农业劳动力投入的减少是正常现象，也是必然现象。作为“真问题”的，则在于乡村部门的发展能力不足、生产力水平低下、资源和生态环境恶劣，不能维持和支持人口的生活，从而推动了人口的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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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仲启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
现代城市治理既需要“自上而下”所具有的统筹效率，也需要多元参与的协同活力。在城市社区中中等收入群体更多关注的是环保、安全、教育、物业、养老、秩序等议题，这些议题也就成为整合城市社区的“利益关联点”。现代城市社区治理，转变了“供给式治理”，强调“用户思维”和多方参与的“协同式治理”、“引导式治理”；社区工作者不仅要有能力动员各种资源满足居民的多样化需求，更要有能力引导居民进行议题设置和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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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福国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城市治理比较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目前的政治发展和以后的政治发展都必然是中国民主化的推进结果，而政治发展也须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进步为目的。要形成成熟的社会主义民主体制需要新的权力结构，以及与之相随的必要的权威，如果过去还不具备现实性和充分必要的条件，那么现在的一个合理选择就是, 尽量提升现有的民主秩序, 并在建立新治理结构的过程中充分推进民主化,同时控制这行政管理权力的实际运转机制, 使其发挥合目的性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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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再起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向雄辉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通过比较三大项的10个二级指标，中国大多数指标比印度表现更为优秀，小部分弱于印度。综合看来，印度的经济软实力与中国仍有较大差距，没有数据表明差距正趋于缩小。因此，可预期中国经济的后续表现仍会比印度好。同为新兴市场国家，印度经济软实力建设的一些举措值得中国借鉴，但对中国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要敢于对标美日等经济软实力发达国家，针对它们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借鉴可取经验，吸取不良教训，提高经济软实力，为经济更好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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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尚希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
政府花钱的方式不同，对市场的影响也是不同的。有的企业以创新的名义，可以从政府的不同部门要到钱。这种情况下，企业就会想方设法去打造各种各样创新名目到政府各个部门去要钱，而不会真正去搞创新。这种支持方式实际上是适得其反的，因为它扭曲了市场主体的行为动机，使他们不是落在真正创新上，而是在想方设法去到政府各个部门套取资金。也许从政府各个部门来看，大力地支持创新，支持产业的转型升级都是正确的，但是合起来就出现了问题，也就是合成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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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课题组
执笔人: 刘尚希 傅志华 徐玉德
近年来，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紧紧围绕政府职能转变这个核心，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三管齐下，营商环境逐步得到改善。从整体样本来看，一半企业（50.7%）对营商环境较为满意，46.3%的企业认为一般，反映较差和极差的占比合计仅为3.1%。分区域看，中部地区（53.5%）、东部地区（51.9%）满意程度略高，东北地区（50.3%）满意度则低于样本平均水平0.4个百分点，西部地区满意度最低，仅为41.9%。反映较差和极差的合计比例均未超过5%，表明各地区营商环境总体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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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超
海通证券研究所副所长、首席宏观债券分析师
于博
海通证券研究所
陈兴
海通证券研究所
宋潇
海通证券研究所
回顾美国和日本的污染治理经验，都经历了从设定污染排放标准到征收环保税的转变。16年底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其核心内容主要包括环保纳税主体、应税污染物及计税方式、税收减免政策、税款申报缴纳、环保税的征收与监管等五个部分。环保税的征收，对于构建我国建立环保长效机制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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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辛
中国亚非发展交流协会理事
就朝核问题来说，半岛无核化目标就是中美双方共同的理念，而努力以非武力方式解决朝核问题、不急于追求统一，是中美双方求同存异的结果，体现的则是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而体现中美之间这种共同理念和利益的，就是一系列安理会涉朝决议文件。这些文件实际上由中美共同制定并认可，成为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共同意志。因此，中美之间或者国际社会在朝核问题上实现“团结”，首先要回到安理会决议这个基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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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近年市场投资不振受到多方面条件影响，然而需特别关注多方面体制机制不完善因素制约有效投资潜力未能充分释放。要改革行政土地供应垄断体制，通过合理投资满足经济中高速成长阶段国民住房需求增长。要在总结历史经验与直面现实矛盾基础上，反思改进严控大城市发展的政策方针，有序释放大国城市化有序推进释放的投资潜力。要在加强污染和环保监管前提下，放松政府有关部门对各个领域的准入和投资管制，大力破除基于所有制歧视的投资隐形壁垒，激活非国有企业中蕴含的市场投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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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强
湖南省国资委规划发展处处长、经济学博士
国资监管机制要创新，首先必须“去行政化”，在此基础上按照股东及股东会与董事会、监事会、企业党委会、经理层的互动机制来设计国资监管机制，这可能是我们最不习惯去走的一条路，但如果走出了第一步并走通了全过程，这无疑是最具价值也最具借鉴意义的部分。前面的明确职能、简政放权做得再好，如果没有“变机制”最后这一公里，国资监管体制的改革及转型就远不能说完成、更不能说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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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客户？买我东西的人叫客户，但是很多人没有买我的东西，但是要用这个东西，是用户，用户由于一定限制可能现在还用不起。优秀的企业家会一直琢磨这个事情，会把潜在需求开发出来，把潜在用户变成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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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洪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原所长
改革的下一步怎么做？我希望首先是国资委和社保基金合作，加大推进央企改革力度。另外国有银行股权改革力度也要加大，银行不一定要国家绝对控股，可以相对控股。第二个希望是真正加快国企的市场化改革。这几年在国企市场化改革方面进步不小，国务院国资委放权有进步。也有问题。一是强化激励不够，国企很多管理和技术人才都跑了，如果国企还在竞争性市场存在，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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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共同主编,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主要兴趣或研究领域为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转型和社会正义;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比较中央地方关系;中国政治。
历史地看，西方民主的大部分时间仅仅只是精英民主，也就是少数人的民主。在早期，只有有财产者和纳税者具有选举权，后来才逐渐扩展到所有公民具有选举权。随着选举权的扩张，政府服务范围也随着扩张。这便是民主的逻辑。从为少数人服务的政府转型到为大众服务的政府，政府服务必然扩张。进入20世纪以来，尤其是二战之后，西方国家从马克思所批评的原始资本主义转型演变成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福利国家。但问题在于，这么美好的制度是可以持续发展的吗？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