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项兵
长江商学院院长、中国商业与全球化教授
儒家经济圈GDP重回世界第一，仅中国大陆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30%，又成为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宰力量之一。着眼于全球化竞合和中国再崛起，笔者认为发展与巩固儒家圈的文化认同感，整合与分享儒家经济圈内部资源，可能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行动。
孟茹静
香港大学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金融系首席讲师,香港大学金融学硕士项目主任
欧阳辉
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杰出院长讲席教授,长江商学院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与金融创新和财富管理研究中心联席主任
多轮QE之后通胀之所以还如此低，可从两方面寻找原因：本国层面：内需不足，货币政策遭遇流动性陷阱，基础货币虽高，但货币乘数低，可贷资金虽多、成本虽低，但企业及居民的借贷意愿并不高；国际层面：本国利率降低，导致资金流出，分流了本国的超发货币。所以才会出现QE与低通胀并存，以及多轮QE之后通胀还低迷的局面。
沈建光
瑞穗证劵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
特朗普政府虽然通过了美国税改，是其上任以来的巨大成就，短期内有积极效应，但并未直击美国竞争力下滑的本质，长期来看，或增加债务负担并削弱经济增长。而对美国税改的影响，过度担忧大可不必，毕竟中国仍具备产业配套、成本较低以及庞大消费市场的优势，美国企业的资本回流是有限的。而中国面临的真正挑战是，如何在内外部经济环境平稳的背景下，加快推进自身结构性改革的步伐，在财税改革这一硬骨头上有所突破，改善增长的质量。
丁延庆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保持财政性教育经费持续、稳定增长首先是个严肃的法律问题：“提高两个比例”和“三个增长”是我国《教育法》所规定的。依法提高“两个比例”、保证“三个增长”，是各级政府的法定义务。在投入机制部分《意见》也要求“确保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逐年只增不减，确保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逐年只增不减。”结合十年以来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的确立和“定额基准”的一再提高，依法稳定增加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是明确和切实的。
李春玲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在当前的中国社会，社会中间群体正在兴起，社会结构正在经历重大变化，社会结构取向的中间阶层研究，能使我们更好地观察中间阶层兴起过程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结构变化和其他社会生活层面的变化；而同时，经济不平等问题日益突出，收入分配取向的中等收入群体分析有助于我们及时准确地把握收入分配领域的变化趋势。因此，社会学取向（社会结构取向）和经济学取向（收入分配取向）的社会中间层研究都应是当前中国社会需要研究的重大问题。
范恒山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
国民经济是各地区经济的总和，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直接影响着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状况。影响或制约地区经济平稳协调发展的因素很多，但阶段不同、环境形势不同、发展要求不同，使影响制约地区发展的因素呈现出较强的时代色彩和现实特点。一些已有的因素因此而进一步凸显，一些新的因素因时而生也逐步展露。
张卫婷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西亚非洲研究中心博士后
伊斯兰政权已经在社会政策方面作出了些微妥协，未来可能也会在外交政策方面作出收缩，但是让步空间会非常小。只有增量改革动力才能弥合伊朗社会，同时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这已经成了伊朗突破当前僵局的必由之路。未来，哪一派能够率先利用手中的资源促进增量改革，为民众带来民生实质提高，哪一派就能在未来伊朗国家最高权力安排竞争中掌握先机。
陈志敏
复旦大学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这些理念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响应和支持。这是世界发展新阶段的大势所趋，也是中国带给世界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需要各国共同参与。作为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国，美国和中国必须加强合作，以跨越“金德尔伯格陷阱”。
付子堂
西南政法大学校长,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副会长
十九大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创新发展了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新的飞跃。在十九大报告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八个明确”中，重申“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进一步表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厉行法治的坚强意志和决心，进一步凸现了依法治国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地位和功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必然面临着新任务。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形势分析课题组
展望2018年，全球经济在同步复苏中趋向优化，我国经济周期性改善，发展的稳定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不断增强，经济平稳运行仍是大概率事件。按照党的十九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高质量发展的思路和要求，集中做好既利当前、也利长远的几件大事，通过提效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为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
陈功
安邦咨询创始合伙人、首席研究员、博士后导师、著名智库学者,中国信息分析学科的著名权威专家,为中国的信息分析学科奠定了扎实的实证理论基础,著有《分析的艺术》《信息分析的核心》等
按照中国宏观经济的线性逻辑来评估中国2018年的经济增长，很显然主要数据的曲线和影响都是向下的，只有少部分数据的曲线和影响是向上的；从世界市场的竞争角度来看，中国2018年的经济增长也不乐观，中国商品及服务在世界市场面临着越来越强大的压力和障碍，世界各国的保守主义浪潮，正在以前所未有之势，冲击中国经济。同时，中国的生态环保压力以及以往经济增长中的不确定增长因素，如无效GDP，环境为代价的增长方式逐渐被剔除，这些因素均将导致2018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低于2017年。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编译:熊一舟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在纽约总部发布了《2018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2018, WESP）。报告着眼于2017年全球经济发展形势，对2018年世界经济的发展前景作出了基本判断，从全球宏观经济发展前景、可持续发展目标、不确定性和风险以及政策挑战与发展四个方面，对全球宏观经济的基本走势和2018年全球经济面临的风险挑战与应对策略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张卿
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法与经济学研究院教授
交通拥堵问题是现代城市面临的一大难题。目前我国对治理拥堵政府监管制度的研究一般均局限于某种特定制度本身，很少从整体上考虑各种治理拥堵监管制度的优缺点和可选择性并进而做出最优的制度选择或组合。本文将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分析大城市交通拥堵的成因，并深入分析政府用于治理交通拥堵的数量监管措施（包括机动车上牌和上路的总量控制措施等）和加价监管措施（包括拥堵费和停车费等），比较其优缺点和适用条件。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对我国典型城市的治堵监管政策进行分析和评价，并提出进一步的立法和政策改革建议。
关信平
南开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教授、系主任,社会学和人口学博士生导师
我国专业社会工作制度建设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存在法制水平低、制度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同时还面临一系列严峻的挑战，主要有：地方政府部门对专业社会工作价值和意义的认识仍然不到位，专业社会工作能力不足，体制选择较为复杂，政府购买服务制度对专业社会工作制度建立促进不够。为此，需加强专业社会工作制度建设的基本目标是在法制化的基础上构建我国制度化的专业社会工作服务体系；主要任务是明确战略方向、构建制度体系、探索服务机制。
张海波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陈武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以安全为中心治理社会风险，不仅要求将安全作为优先的价值目标，在安全与发展、安全与自由等价值冲突的权衡中更倾向于安全；而且要求在科学手段上通过应急管理、风险治理和危机治理来实现结果的安全。以安全为中心治理社会风险为发现“中国经验”提供了新视角，亟待中国社会科学界开展理论研究。正确理解安全的内涵与外延，勇于纠偏，全面提升安全治理，并通过跨文化交流减弱和消除西方政治文化对于中国安全治理实践的负面理解。
张一
首创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
去杠杆的核心在于去产能，没有过剩产能的出清也无法真正实现去杠杆。当前，中国经济在外需的拉动下进入一个相对较强的景气周期，为在避免更大社会冲击的前提下有序去产能提供了契机。在这个过程中，市场手段和行政措施应如何配合以更好适应需求的结构性变化，财政如何更好发挥托底作用以防止社会问题，如何更好地公平对待不同所有制企业，都是政策制定者应认真思考的。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