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安邦智库
（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32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2025年8月下旬，一名印尼网约车司机在雅加达参加一场抗议低工资与官员开销的示威中，被警车碾压。虽然印尼总统很快于当地时间8月29日慰问该司机家人，但是已经无法阻挡迅速蔓延至印尼全国的抗议浪潮。当地时间8月29日，印尼全国各大主要城市均爆发了大规模示威游行并迅速演变为暴乱。据当地华人在相关社媒平台分享的信息显示，一栋议会大楼遭抗议者纵火焚烧，三人死亡，许多达官贵人的宅邸成了抗议者的重点袭击对象，印尼社会的动荡趋势进一步加剧。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一带一路”项目的持续推进，东南亚地区早已成为中企和中资奔赴的热土，而有着“东南亚第一人口大国”美誉的印尼也不例外。2024年，中国对印尼直接投资总额为81亿美元，连续9年位列印尼前三大投资来源地。2025年上半年，中国对印尼投资总额达36亿美元，继续位列印尼主要外资来源国。到2025年6月为止，就在印尼的投资和业务而言，中资和中企从矿山、基建再到饮食消费，几乎无所不涉及，而这其中更有雅万高铁这一堪称“一带一路”明珠的顶级项目。但是，印尼最新的社会动荡，揭示了印尼社会的深层次矛盾和严重风险，这将会形成对中资和中企出海的长期挑战。
就印尼的社会经济制度结构建设而言，相关分析人士援引制度经济学研究成果指出，印尼（甚至包括整个东南亚）都处于空间碎裂带上，空间碎裂带的这一称谓就意味着这些国家的内部矛盾极多，其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往往堆砌在家族精英和门阀制国家基础之上。
这种模式的突出痼疾就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均，而且在门阀制下，对于上层阶层的利益触动，除“政治斗争”外，日常很难有具体的涉及，而国家掌权者的改革方向，虽然近几年都是集中在拉升底层居民福利之上，但国家经济实力尚无力构筑覆盖大规模民众群体的社会公平性福利制度。
对此，相关分析人士指出，这种社会制度之下，蕴含着深层次的冲突、矛盾和风险。
首先，收入分配严重失衡，巨大的贫富差距严重冲击社会承受能力。在印尼，这次官方点燃社会怒火的原因之一是，只要当选议员，每月就有至少5000万印尼盾（约2.18万元人民币）的住房津贴，是雅加达最低工资的约10倍。这种悬殊的收入差距并非偶然：印尼基尼系数已达0.43，明显超过国际警戒线，而议员群体的实际收入（含隐性福利）与普通劳动者差距更大。这种制度性不平等源于财政预算分配的结构性偏向，政府优先保障官僚体系福利，却对普惠性质的教育、医疗等民生支出较为吝啬。在印尼的国家公共支出中，教育支出的GDP占比长期不足2%，甚至低于柬埔寨等更落后的国家。
贺之杲
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欧洲政治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
长期以来，欧盟的地位问题持续存在争论，从成员国与欧盟的主权之争到欧盟在国际社会的自主之辩，从欧盟衰落论到国家主义回归论，从欧盟自主论到欧盟依附论，困扰着观察者的欧盟观。作为欧盟重要的超国家机构，欧盟委员会（简称欧委会）的角色地位和权力边界成为观察欧盟政治运作和政策方向的重要窗口。近来，欧委会的权力边界呈较为明显的扩张趋势，在安全防务、产业政策、经济治理等领域的自主性有所提升，成为中国与欧洲打交道时值得关注的趋势。
谭浩
宁波诺丁汉大学教授
9月2日，中国和俄罗斯、蒙古国进行了领导层三方会晤。这次会晤达成的一项重要而具体的成果，是三方就“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Power of Siberia 2）签署了具有约束力的备忘录。国际能源市场和地缘形势复杂多变，中国及世界的能源转型也在不断推进。这些因素对未来“西2”的实施带来不确定性与挑战。“西伯利亚力量”的英文是Power of Siberia，其中power具有多重含义，不仅意指“力量”及“能源”，更隐含“权力”。在这项重大能源项目背后，确实存在围绕依存与权力的博弈。
库尔特·坎贝尔
亚洲集团的董事长兼联合创始人，曾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副国务卿兼印度太平洋协调员
杰克·沙利文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基辛格教授，曾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美国与印度需要建立一种不同于传统共同防御条约的新型战略联盟。这一联盟的构想并非局限于军事合作，而是以科技创新、国防工业、供应链安全、情报共享以及全球治理五大支柱为基础，体现出一种面向未来的全方位合作蓝图。与美国在巴基斯坦的“持久利益”相比，印度的未来对华盛顿而言具有更加深远和多层次的战略意义。如果美国不能抓住当前的关键窗口期深化与印度的关系，将错失良机。因为印度可能会在大国竞争格局中寻求与中俄靠拢，削弱美国在印太地区及全球治理中的战略地位。
Damien Ma
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院的兼职讲师
Lizzi C. Lee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ASPI）中国分析中心的中国经济研究员
美国意识到自己在制造能力上的“规模劣势”，尤其是在关键产业链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难以与中国相提并论。尽管通过联合盟友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应对挑战，但要真正“像中国那样竞争”，美国必须在本土重建生产体系、整合供应链，并加快部署战略性技术。中国之所以能迅速推动电动汽车、太阳能、稀土与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源于其企业的垂直整合模式、政府的高效基础设施投资与区域性产业集群布局。这种政府推动与市场效率结合的模式，为美国提供了可借鉴的路径。美国应在锂电池、稀土、新能源等关键领域建设本土产能，并通过“指定集群”“绿色审批通道”等方式加速产业落地。
余永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随着美国海外净债务占GDP比率不断逼近关键临界点，美元武器化以及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加剧外国投资者担忧，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正在发生动摇。受地缘政治影响，许多国家在提高本国货币的国际货币作用，支付系统则呈现碎片化趋势。短期来看，只要美国经济和军事力量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美元的支配地位就不会发生根本变化，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也不会发生根本变化。长远来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突然崩溃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但应该是小概率事件，美元、欧元、人民币“三足鼎立”或是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中国必须且完全可以形成经济增长、资本市场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水平提升三者之间的良性循环。
唐晓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周晓倩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机制合作处干部
7月3日，韩国总统李在明于就职一个月之际，在青瓦台举行记者招待会，表示将尽快改善中韩关系。自1992年8月24日建交以来，中韩关系在两国发展进程中深度交融、携手前行，既收获了丰硕的合作成果，也遭遇过一些风吹浪打。特别是自朴槿惠政府以来的十余年间，中韩关系如季节更替般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波浪式发展特征。中韩双方应秉持建交初心，面向未来，坚持互利合作，妥善处理分歧，推动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管涛
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在未来美国外资净流入趋于下降的情况下，根据新贸易协议，有些国家和地区将增加对美直接投资（如美方披露，沙特、日本、欧盟分别承诺未来几年对美投资6000亿美元、5500亿美元和6000亿美元），以促进制造业回流美国。这就意味着，在已缩小的蛋糕上能够分给私人和官方外来证券投资的机会就更少了。若海外所承诺的对美投资是政府主导，则其增加在美投资建厂后，只能减少官方对美股票和债券的投资，这将进一步抑制全球美元外汇储备的积累。
Richard K. Betts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利奥·A·希弗林战争与和平研究名誉教授
随着美国对盟国安全承诺可靠性的降低和外部核威胁的增加，盟国面临着“抛弃”与“卷入”的双重风险。为应对这一困境，核共享作为一种妥协方案（介于完全依赖美国的核保护与建立独立自主的核力量之间），逐渐受到盟国关注。核共享主要存在两种形式：一种是“实质共享”，盟国对部署的核武器拥有实际控制权，但这也伴随核武器被误用或滥用的风险；另一种则是“伪共享”，美国保留对核武器的实际控制权，盟国仅拥有象征性的参与权。实际上，核共享的象征意义或许大于战略意义，但它能为盟国提供一种应对美国承诺不确定性的手段。
赵可馨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沈知鱼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研究助理
巴西、印度、印尼、沙特、南非和土耳其这六个“全球摇摆国家”将在未来大国竞争格局中扮演关键角色。通过六个“摇摆国”，美国试图重塑“去中国化”供应链。然而，现实却不容乐观，六国奉行战略自主、中国依然主导加工环节、美国国内资金与人才短板这些问题依然存在。矿产资源已经超越传统能源战略的范畴，成为高科技产业和前沿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未来胜负的关键在于谁能提供更稳定的价格、更持久的公共资金承诺以及更成熟的本地化加工生态。
刘阿明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美国优先”的核心理念和总统个人的政策偏好决定特朗普2.0“印太战略”更倾向于利用小多边盟友体系，以一种“交易型”政策方式展开与盟伴国家的互动；安全议题将成为特朗普2.0“印太战略”的重点，地区多边经济框架、价值观的重要性相对淡化。特朗普2.0“印太战略”加剧大国竞争的激烈程度，压缩中小国家的战略回旋空间，造成地区国家阵营化趋势和地区安全局势的恶化，弱化地区合作机制与发展议题的重要性。特朗普政府施政手段的反噬效果正在削弱美国信誉，并且更多激发地区国家主体性能动性及其加强合作意愿，“印太战略”的前景并不乐观。
徐飞彪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金砖国家暨G20中心主任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里约峰会取得上述成果，殊甚不易，为不确定的世界带来确定性，也为金砖合作下一阶段发展打下良好基础。同时，本次峰会也显露出一些合作中存在的不稳定因素。一是内部分歧和矛盾增多,二是面临的外部挑战增多增大,三是合作机制建设滞后.尽管如此，应该看到，新形势下金砖合作发展的红利也在增多。其一，规模红利.其二，广度红利。其三，深化红利。其四，大平台红利。作为全球南方的合作平台，金砖机制有利于增强金砖国家与其他新兴与发展中国家的连接，为其发挥更大影响力提供了杠杆和条件。其五，国际变局红利。
张茉楠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
7月2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共同宣布美欧达成新贸易协议，表面看双方似乎各有所得，15%的税率既能让特朗普宣称“比原计划砍掉一半关税”，又能让欧盟宣称“避免了30%的灭顶之灾”，但本质上欧盟是被动接受了“折扣后”的高关税，这是典型的“单边主导型交易”。协议的最大意义是为欧盟赢得3至6个月的战术喘息，而非战略性和解。只要欧盟仍把“战略自主”作为长期目标，而美国继续以“交易式多边主义”取代规则式多边主义，双方围绕市场准入、产业补贴等议题的新摩擦就随时可能爆发。
王薪尧
民智国际研究院研究助理
泰国与柬埔寨的边界争端可以追溯至法国殖民时期，源于百余年前殖民者绘制的地图。两国长达800多公里的陆地边界，大多在法国殖民期间划定。然而，由于两国对该时期地图的解读不同，部分区域仍存在重叠的主权争端，成为柬泰长期冲突的隐患。此次边界冲突涵盖的柏威夏寺（Preah Vihear Temple）被列为世界遗产后，象征意义更加突出，引发了多轮军事冲突。围绕该争议地带，双方曾多次爆发炮火交锋，历史积怨与现实政治交织。
郭良平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高级研究员
中俄不是天然盟友，而是建立在共识和共同利益上的同路人。两国都主张新秩序应建立在尊重国际法、国家主权以及文化和文明多样性的基础上，中俄存在的本身，就是世界保持多样性的保障。但中国在推动新型国际关系中，面临一系列须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是处理好与美国和西方的关系。其次如何创造共赢局面让各国、各民族逐步认可命运共同体。再次，中俄应该在改革联合国上付出更多努力。最后是取得广泛的认同和信任。
吴大辉
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副院长
自2015年俄罗斯出兵介入叙利亚局势以来，俄罗斯与伊朗在中东地区结成了“准盟友式”合作，而且通过支持“抵抗轴心”，一度在中东地区占据有利的地缘政治地位。但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后，随着以色列在美欧国家的支持下加大对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尤其是2024年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的崩溃，俄正在中东失去强有力的战略支撑点。俄罗斯在这场困局中，只能在有限的选项以及原有战略遗产的韧性中寻求最有利的策略，尽力维护自身在中东地区的利益和战略布局。
Mallie Prytherch
香港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
埃隆·马斯克的美国党不仅仅是一位亿万富翁基于个人恩怨制定的政治策略，更是对美国两党民主的一次压力测试。无论该党最终会沦为作秀，还是搅局选举，亦或是演变成“制胜者集团”，马斯克的此次尝试凸显出他在两极分化和僵局持续的时代寻求变革的渴望。如果马斯克反对“浪费与贪污”的行动引起共鸣，就可能催化出更广泛的政策调整。无论如何，美国党都可能迫使人们进行一场期待已久的反思：21世纪的民主是能够在18世纪的制度里蓬勃发展，还是被迫重塑以求生存？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