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李宏洲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尹继武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基于大五人格框架以及对拜登过往经历的分析发现，亲和宜人与积极外向是拜登的两项核心特质，顺势而为、执着不弃和激励渴求为其三项重要特质。在明确描绘人格特征的基础上，基于归属需要、权力需要、内群体偏见、对外在约束的反应以及政治远见五个层次，拜登的政治决策具有人际导向、低主导性、谈判导向、约束适应和短期导向的特点。对拜登人格特征的描绘以及对其权力行为特点的分析，有助于探索拜登政府政策调整的方向，也对中国如何发展新时期中美关系有一定启发。
张明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孔大鹏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博士生
潘松李江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博士生
中国金融开放有四个维度，即金融市场开放、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账户全面开放，这四个维度各自有其最终目标。更重要的是，金融开放的四个维度存在优先次序，资本账户全面开放应当是中国金融开放的最后一步。在人民币利率与汇率形成机制尚未充分市场化、国内现有的金融脆弱性尚未得到充分应对、宏观审慎监管机制尚未建立健全之前，贸然全面开放资本账户，可能使得中国遭遇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冲击。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在全球范围，数字税是“数字主权”的象征，相关规则的制定和设立，更是后疫情时期全球数字贸易在逆全球化格局下博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方面，中国不应置身事外，反而更应该加强研究，帮助中国互联网企业“走出去”，参与全球数字贸易和竞争。央行前行长周小川认为，对数字税收入在部分国家之间归属难的问题，可以参考分税制和大国财政的思路，考虑将数字税设计成一种全球性中央税，一定程度上应对全球公共性支出，避免重新分配税收可能带来的贸易冲突。这一看法，实际上意味着全球性、区域性国际组织的作用大大加强，有助于推动全球化的发展。
Nicholas Eberstadt
Ashton Verdery
中国的家庭规模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小。亲属关系网络将在全国范围内萎缩，许多人将不再拥有近亲关系。这一转变是中国生育率长期下降不可避免的结果。这相当于彻底改变了一个历史上以重视孝道为特征的社会。目前看来，中国家庭的凋零基本上是不可避免的，其影响很快就会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显现。它将给个人增添经济负担，并限制人员流动和进行高风险创业的能力。中国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国防政策将受到制约。未来几十年内，家庭结构的变化将对中国崛起为世界强国的雄心构成挑战。
黄琪轩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对华技术政策经历了从逐步放松再到加强限制这一过程。苏联的安全竞争压力迫使美国在加强对苏技术出口限制的同时，放宽对华技术出口限制。日本的经济竞争压力促使美国在加强对日技术进口限制的同时，放宽对华技术进口限制。应对直接、迫切的大国战略竞争压力，会促使世界政治的领导国更重视当期利益，同时也为潜在竞争者的成长提供机会。而当苏联和日本对美国构成的大国战略竞争压力逐渐褪去时，美国对华技术政策再度面临调整压力，以致于今为甚，通过发起对华贸易战，打压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全面收紧了对华高技术进出口限制。
马亮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数字政府建设受到持续关注，但如何理解和建设数字政府还缺乏共识。中国数字政府建设需要关注数字政府的概念化和建设水平评估、组织间数据共享与业务协同、政商关系与数字政府共建、数字政府建设水平的影响因素、数字政府的用户使用和合供五大关键问题。绩效评估、数据共享、政企共建、影响因素 和用户使用，是未来数字政府研究需要关注的主要方向和研究路径。围绕共建、共享、共用、共治的建设目标，全面推进数字政府建设。组织理论、技术执行理论、协同治理理论等有助于加深对数字政府建设的理解和解释。基于行为科学和循证决策视角的研究，可为加快数字政府建设提供更加科学可行的政策建议。
肖立晟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国家全球战略智库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
1季度，中国外部经济景气程度加速回升，整体处于向疫前水平恢复的阶段；随着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疫苗逐步普及，其外部经济景气指数较上季度提升超过2个百分点；然而，近期印度和巴西等新兴经济体疫情恶化，经济景气程度出现回落。疫苗推广和复苏预期推动大宗商品价格创新高。全球金融市场长期利率上行，资本回流美国，主要发达经济体股市整体上涨。未来，需关注变异病株和疫苗接种不及预期增加的疫情持续风险，美联储政策调整、融资环境收紧将增加新兴市场的资本流出和货币贬值压力，债务风险也相应提高。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一般来说，追求商业利益的企业是一种效率组织，它们在“价值观商业”中从来都不是积极的主动参与者。但当一个社会的政治环境变得极端而严苛，企业也不得不去适应被政治干预后的营商环境。以前述跨国服装企业为例，它们不可能意识不到在“新疆棉”事件中站队的后果，但当地缘政治因素开始强烈干预市场环境，企业也不得不接受被裹挟其中。国际社会的“价值观商业”浪潮涌动，再加上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开始涌现，两相对立的结果是在中国市场上也创造出了“价值观商业”。
《关于中美建立网络-核指挥、控制与通信系统稳定性的报告》项目组
中美两国应当并且可以共同采取行动，降低网络-核风险并增强其稳定性。虽然两国间的不信任感日益加剧，但这并不必然阻止他们合作以建立信心，从而避免在网络空间或通过网络空间采取有可能破坏稳定的行动。本报告拟提出两国可以单方采取或是以互惠的、和（或）双边的方式来采取多种措施，以增进在网络空间的稳定信任。这些措施包括：加强中美战略稳定的总体措施、与两国网络政策及核武库结构与能力相关的措施，以及直接加强两国各自NC3的稳健性和弹性以抵御网络威胁的具体步骤。
查道炯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大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教授
中美都是大国，都对全球事务产生重大影响；两国关系涉及面广，其中诸多不顺畅环节，难有共识；对未来的中美关系而言，分歧管控十分重要。以上可谓学界对当前中美关系的基础性认知。在迄今五十年不间断的交往中，中美两个社会形成了许多认知共同体，或者叫“圈子”，它们是维系两国关系的实质性力量。与此同时，“圈子”内的讨论虽然更容易形成共识，但也难免产生“筒仓效应”，加上受到“国家安全”、“地缘政治”一类的总括性思维的影响，“圈子”之间的水平交流与协同则容易进一步受阻。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在疫情干扰下，对中国经济增长要“三年一看”——将三年经济作为整体来看，以熨平疫情下的经济波动，同时能跨年度安排宏观政策。今年的强劲反弹是建立在去年的低基数上，在2022年以及之后，中国经济增长仍有可能回到2019年之前的长期放缓的路径上。央行此前也曾提到，货币政策需要建立“跨周期”的政策框架，这种政策思路与“三年一看”倒是相称的。总体来看，央行不会因为目前金融指标变化而改变既有的政策基调，但在货币政策执行上，央行将会适度适时“见好就收”，这将为未来几年的逆周期调整储备政策空间，增加弹药，保持政策的主动性。
张晓晶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宏观杠杆率的攀升主要来自经济增速下滑，较高的债务使得利息负担不断加重，增加经济体的不稳定性。从债务的结构来看，中国公共部门的债务大大超过私人部门的债务，这是债务的主要风险点。从作用机制来说，通胀可以降低杠杆率，但是控制杠杆率水平不能仅仅靠通胀。对于存量的债务，可以借助REITs盘活基础设施资产，通过混改处置地方政府资产来处理。对于增量债务，要打破“四位一体”的赶超制度形成传统的债务积累模式，打破政府干预，以市场化风险定价为基准，来推动信贷资源的配置，形成可持续的债务积累模式。
陆铭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影响2021年楼市走势的首要宏观因素，就是过去一段时间以来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由此引发的通胀预期。不论是从真实刚需的角度还是从投资需求的角度，大家都将房地产市场作为规避物价上涨所带来的损失的重要手段。而影响大城市房价的另一方面，就是供给端的多重管制和需求端的快速增长之间完全不相匹配。决策层应该下定决心，加快在人口持续流入、经济发展潜力较大、房价上涨较快的部分城市增加供应的步伐，以此修复市场预期，从而真正解决问题。
张斌
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
随着中国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人均生活水平也在提高。人们对一般制造业品的消费增速开始放缓，消费升级的内容开始转向了服务。消费升级是推动制造到服务经济结构转型的源动力。从投入、生产和产品三个环节看，中国进入结构转型期后的工业部门升级情况还好。凭借巨大的规模优势，中国有成为全球制造业数量和质量双料冠军的潜力。潜力变为事实还要打破很多制约因素。社会治理发育滞后和各种不当的市场管制，扼杀了大量的市场需求和生产率提升机会，这些才是产业升级的真正敌人。
理查德·哈斯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主席
查尔斯·库普钱
乔治城大学国际事务教授，美国外交学会高级研究员
促进21世纪稳定的最佳工具是大国之间的协调。正如19世纪欧洲“大国协调”（成员包括英国、法国、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经验证明的，一个由领导国家组成的指导小组可以遏制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竞争，这些竞争通常伴随多极化而来。大国协调有两个特点：政治上的包容性和程序上的非正式性，这两个特点使其很适合新兴的全球格局。全球性的大国协调将是一个协商机构，而不是决策机构。它将处理新出现的危机，并将审议对现有规范和机构的改革。大国协调将帮助制定新的路径规则，并为集体性的倡议提供支持，但将业务性事务留给联合国和其他现有机构处理。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中欧相互制裁只是双方关系恶化的一个前兆，称双方关系全面恶化还为时尚早，而且过于武断。双方都需要相互适应突然而来的变局，都需要在新的地缘政治框架下对双边关系和利益进行再评估。从双方利益来看，中欧关系不再继续恶化当然是最好的选择。但这种结局需要满足很多条件，中欧双方需要达成很多共识。如果中欧关系恶化，结果将是双输局面。对中国来说，未来主要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压力都将来自于美国。因此，建立更加广泛的“统一战线”，尤其是增大中欧双方的利益交集，保持基本正常的中欧关系，应该成为中国重要的策略选择。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