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邵宇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
陈达飞
东方证券宏观研究员、财富研究中心执行主管
中长期来看，综合考虑技术进步、债务负担与货币政策收缩的力量，我们倾向于认为，除大范围战争等极端情况外，长时间出现4%以上通胀率的可能性不高。当前，可预见的不确定性仍然来自货币，如果通胀失控，将意味着货币主义的复兴。20世纪80年代以前，货币数量论尚未失灵，货币扩张是通胀的充分条件。近40年，即使货币数量论失灵了，货币仍然是通胀的必要条件。
马怀德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近年来，随着一批重要法治规划颁布实施，各类法治规划逐渐形成一个领域宽广、内涵丰富、层次分明的整体，法治中国建设进入“规划”时代。通过规划引导推动法治发展，是由我国特殊的现代化进程决定的，具有充分的思想与制度基础。进入“十四五”时期，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法治中国建设面临新形势和新挑战。按照各类法治规划的部署，“十四五”时期法治中国建设的重点是推进条件成熟领域的法典编纂、强化涉外法治建设、强化绿色发展的法治保障、推动法治政府建设向纵深迈进、增强对科技创新的法治回应等多个方面。
吴偎立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副教授
欧阳辉
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杰出院长讲席教授
2021年以来，美国延续超宽松货币财政政策，叠加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引发海内外通胀担忧。很多人言之凿凿“通胀必将到来”，称不仅美国如此，中国也将如此。但遍览他们给出的理由，却仍是“货币宽松一定会通胀”“大宗商品暴涨一定会通胀”之类陈辞滥调。一方面，经济的组织和运行方式日新月异，旧的、教科书式的因果关系大都早已过时；另一方面，通胀涉及国内外千万种商品与服务，用单一因素推断实在太过简单武断。通胀问题太过复杂，如果我们无法确切知道什么是对的，至少要先知道什么是错的，这样才不至于被轻易贩卖“通胀焦虑”。
莫盛凯
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讲师
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原因是外交史上的一大难题，脱离(城邦)国家内部历史的外交研究不可能不造成严重的曲解。通过聚焦雅典和斯巴达内部形成的对外政策派系，不难看到，两强内部各自强硬派总是在客观上彼此互送弹药，以便战胜各自的温和派；而温和派的暂时成功往往最终引起失望，从而进一步增强强硬派的势力，成为战争爆发深刻的国内政治动能。修昔底德尽管没有提出“双层博弈理论(two-level game theory)”，却在2400多年前的著作中深入刻画了这种决策图景。
冯国栋
上海航天局办公室副主任兼法律事务处处长、正高级经济师
产业立法对维护国家产业安全，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重大产业跨越式发展具有重要的经济社会价值。同时，产业立法又是国家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会对市场调节机制产生直接的影响，更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公共成本（包括为权力寻租提供了可能），运用不当很可能“事倍功半”。因此，必须将其纳入法治的框架和制度化的轨道，在尊重产业规律、经济规律和法治精神的前提下，围绕特定历史时期的产业发展目标，不断提升产业立法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构建起与现代治理体系相匹配的产业立法理论体系和实践范式。
龚刚敏
浙江财经大学教授
目前土地出让金没有完全如税收一样入库收支，而是补偿与配套建设直接开支后余下的再统筹安排，尽管做到形式上的收支两条线，但实质上还是有“坐支”的性质。过去土地出让金的收缴部门都是政府的组成部门，政府随意性较大。划转后，税务系统的垂管系统与地方政府相对独立，无论从实际收益还是从具体操作层面都会使地方政府受到更多制约，甚至会影响到地方政府“经营”城市的积极性。而这个结果可能正是本次改革乐于见到的。
管涛
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经济复苏仍在延续，但距离完全复苏仍有距离；货币政策并没有像想象的那么紧，依然稳字当头；财政收支平衡显著改善，紧迫性有所下降。虽然经济复苏仍在路上，但未来需面对三大挑战，分别是疫情动态变化、经济是否走出下行通道和就业复苏结构性问题。长期看，当前稳增长压力较小的窗口期并不意味着我国走出经济下行通道。最快2021年下半年的经济回落就会重新点燃市场对稳增长的争论。从经济增长要素的趋势来看，我国可能尚未走出下行通道，加上稳增长目标，跨周期调整或许只是宽松慢一些。
王雍君
中央财经大学政府预算研究中心主任
考虑到对中国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公共财政可能产生深远影响，近日发布的财综〔2021〕19号文迅速激起各界关注并不令人意外。这份名为《关于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矿产资源专项收入、海域使用金、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四项政府非税收入划转税务部门征收》的重磅文件，规定四项非税收入的征管责任将由地方政府的自然资源部门移交中央政府垂直管理的税务部门，但并不改变征收范围、对象、标准、减免、使用、管理和归属地方政府的现状。因此，最值得费心思量的并非由来已久的“土地财政”何去何从，而是收入征管体制的全面转型及其逻辑与影响。
向宏
重庆大学大数据与软件学院教授、重庆大学信息物理社会可信服务计算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丁津泰
清华大学丘成桐数学中心教授、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教授
汤珂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所教授、所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访问教授
数字货币的核心价值是提升支付和交易的效率与安全性，使之更加便于使用，从而提升整个经济体的运转效率。回顾人类过去50年数字化的进程，不难发现如果当初在计算机网络的顶层架构设计方面考虑得更为全面，那么今天我们会拥有一个更为公平、更为健康、更为安全的网络世界。因此，对当今正处于萌芽阶段而又极端依赖全球计算机网络的央行数字货币，有必要对其未来可能面临的技术风险及潜在影响进行评估，并力所能及地进行规避，从而促进央行数字货币乃至数字经济稳步健康发展。
王博璐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绿色金融发展研究中心绿色金融创新和标准化负责人，ISO/TC322主席顾问组成员
陆文钦
中节能咨询有限公司绿色金融业务总监，ISO/TC322国内对口工作组成员
转型金融应当以结果为导向，重点关注转型主体的低碳转型承诺与实践的可信度，并且其行动目标要与中国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一致，或者根据自身情况设置更具雄心的转型目标。转型金融监管部门应当允许转型主体依据行业和地区特征以及转型主体的起点来制定转型路径和行动方案，同时规范融资主体对资金去向和行动效果的强制性披露要求，特别是针对目前减排难度大的高碳行业，如钢铁、水泥、冶金、农业、化工、能源等行业。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从地缘经济角度来看，美国在数字税问题对欧盟做出了让步，换取欧盟同意全球最低公司税率。值得注意的是，欧盟和美国在两件事上做出了相互妥协，也交换了利益，同时也在数字税和公司最低税率问题上形成了“美欧标准”。安邦智库（ANBOUND）的研究人员估计，美欧下一步将把新的“美欧标准”推向世界，使之成为真正的全球标准。以美国和欧洲的影响力和市场份额，这完全有可能做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有可能不得不遵循“美欧标准”。
张杰
国防科技大学国防科技战略研究智库特约研究员
朱启超
国防科技大学国防科技战略研究智库副主任、研究员
中美在南海的军事博弈以及某种程度的军事对抗，成为影响南海形势发展的重要因素。美军每年在南海保持数十次单边、双边和多边军演，数百舰日的军事存在和上千次的抵近侦察。在南海以中国为假想敌、甚至以战争准备为目标的军事行动为冷战结束以来罕见。美国在南海搞军事霸权，并以舆论抹黑相配合，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安全，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扰乱“和平、友谊、合作之海”的良好氛围。
徐奇渊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当前，中国内需仍然明显偏弱，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也具有暂时性，以及考虑到猪肉价格正在显著走弱的结构性因素，所以通胀并不是中国经济政策面临的主要矛盾。另一方面，外需在将来可能出现的调整和回落，以及过度依赖外部需求本身可能带来的问题，需要我们更多转向关注内需的修复进程。当前我们思考宏观经济政策框架，需要与长期的新发展格局相结合，坚持扩大内需战略，使得经济恢复的底盘更加稳固。
郑磊
宝新金融首席经济学家
“美国世纪”进入结束阶段，新国际秩序将伴随新康波周期逐渐形成。通过近百年来中美经济与社会发展情况的对比分析可看出：中国应该抓住这个历史性机遇，在新技术驱动的新康波周期开始阶段，加快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新基建”；聚焦教育科研体系关键问题，推进配套改革和创新体系建设；缩小地区的发展差距和贫富差距；妥善处理债务问题；打赢减贫、反腐、公平的三大“社会战役”；管控中美在双方各自重大战略利益上的分歧，化解东西方文明冲突，实现和平崛起。
白重恩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弗里曼经济学讲席教授
谢长泰
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教授
宋铮
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教授
王鑫
香港中文大学研究员
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快速经济增长、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是由一种“特事特办”的非正式制度推动的。它的主要特征是：在正式制度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帮助一部分民营企业突破正式制度中约束企业发展的一些不利规则，从而帮助这些企业进入、生存并成长。“特事特办”制度在中国带来的好处可以超过其给企业造成的损失，从而推动整体经济的增长。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各方面条件的变化，该制度带来的各种问题在近年来都变得愈发突出。
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讲席教授、副院长、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十四五”时期经济发展新格局的核心是“双循环”，而双循环中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国内经济大循环。金融改革的任务是构建现代金融体系，支持双循环和国内经济大循环。与此匹配，“十四五”期间金融改革的两大基本目标，一是要增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二是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底线。此外，“十四五”计划里提到了“金融调控体系、金融市场体系、金融机构体系、金融监管体系、金融开放体系、金融基础设施体系”六大体系，这是我们未来五年金融改革工作要努力追求的成果。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