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孙兴杰
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
安克雷奇会晤可以说是拜登时代中美第一次面对面的试探，高手过招当然知道深浅，虽然开场白有些激烈，但是，双方完成了三场闭门会议。如预期一样，双方没有发表联合声明，但各自举行的记者会都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会谈是坦率的、直接的，双方直率地表达了各自的立场和底线，同时接触也是有必要的、建设性的，增进了双方的理解。美方表示接下来会通过外交渠道继续与中国接触。换言之，双方高层次的外交接触还将继续，安克雷奇只是开始。
彭文生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部负责人
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碳中和，从根本上来讲是发展模式变化、经济结构转型，背后是相对价格变化的驱动。无论是碳税、碳交易形成碳价格，还是行政性监管和绿色金融等措施，其促进碳减排的传导载体都是提升化石能源的价格和降低清洁能源价格。在新的模式下，清洁能源将成为人类社会健康生活、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基础。但从旧均衡到新均衡的转型过程中，相对价格变化作用于经济是有摩擦的，对经济来讲是一个供给冲击。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十四五”期间，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将是新时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其中，强调生态保护，“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不仅成为新时期的发展理念，还会成为长牙齿、有约束力的发展要求。不过，这些发展理念要真正转化为全国经济发展的现实行动，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尤其是对于区域经济差别很大的各个地方来说，短时期内难以找到新的增长点，也很难完成经济新动能的切换，这使得很多地方政府在选择发展路径时，很自然地选择了过去习惯的发展模式——大投资、大基建、大项目、大工程。
刘擎
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
2020年以令人难忘的方式突显了长期以来的全球化困境，也揭示了人类分享着共同的命运，至少在重大危机的时刻。这是无法在挥手之间轻易告别的时代挑战。它敦促人们重新思考共同体的价值和意义。人的生活总是共同的生活，每个人都从属于多种直接或间接的共同体，有些切身可感，有些更具有虚拟或想象性，而各种共同体之间又彼此依赖、相互影响和塑造。我们需要探索和建设一种更有生机活力、也更具适应性的共同体，维护其边界和自治，同时保持对外部的开放与合作。
金良祥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副研究员
21世纪以来，美国奥巴马总统和特朗普总统都试图减少对中东地区的战略资源投入，以为增加对亚太地区的投入创造条件。这种平衡亚太和中东的战略虽部分得到了实施，但总体而言并未得到充分展开，中东牵制了美国大量的战略和外交资源。拜登就任总统后，一方面，仍将会延续平衡亚太和中东的战略，但方式将会改变，美国将会在亚太地区投入更多的硬资源，而在中东地区主要通过外交和援助的方式维持其战略存在。另一方面，美国更有可能对其亚太和中东战略进行整合，以中东策应其亚太战略。
徐林
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
中国面临的碳排放挑战巨大且具有难度。中国是人口大国、生产大国、消费大国、出口大国，毫无疑问也是排放大国。中国的碳排放总量、单位GDP碳排放量、人均碳排放量都名列世界前茅，排放总量和人均排放量还在上升。“十四五”规划对碳减排提出了一些明确的目标和部署。这意味着“十四五”期间应该采取更强有力措施提高绿色低碳能源的比重，规划提出的目标是，非化石燃料使用量占比要提高到20%。有了明确的目标和时间表，就需要有强有力的举措和政策机制。
汪红驹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高级研究员
世界银行划定的2019年高收入经济体最低标准是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2535美元。考虑到2020-2025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可能比前五年更低，全球经济格局东升西降特征明显，各等级的最低收入标准受到新冠疫情冲击之后有可能缓慢上涨，预计2025年高收入经济体门槛线为12600美元左右。2019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为10410美元，假设到2025年底我国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3000美元，只需要“十四五”期间年均增长4.2%以上，因此，“十四五”中后期我国人均GNI大概率会超过世界银行的高收入经济体最低标准。
毛捷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副院长、教授
截至2021年1月末，我国纳入预算管理的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共计260208亿元，其中，一般债务129495亿元，专项债务130713亿元，严格控制在全国人大批准限额之内。虽然总体风险可控，但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仍面临以下两方面严峻挑战。我国应积极转变地方领导干部政绩观，加快推进地方融资平台公司的市场化转型，稳妥化解存量隐性债务，切实开展财政金融协同创新，加强地方政府债券预算管理，为抓实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提供制度保障和政策工具。
陈金至
南京审计大学政府审计学院讲师
宋鹭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评判土地金融的优劣应当坚持辩证思维。一方面，对于欠发达地区和广大农村地区，如何唤醒沉睡的土地资本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完善土地储备制度、推进土地市场化改革和建立土地银行均是值得探索的方向；另一方面，对于过度依赖以地融资的地区，在彻查存量土地债务和严禁新增以政府储备土地抵押融资的同时，也应加大其他安全资产的供给，特别是在经济调整时期，更应将财政扩张作为逆周期调节的主要工具，通过适当提高赤字率缓解过度依赖以地融资的问题。
刘作奎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
现阶段美欧对华政策协调突出体现为共同应对中国崛起，但双方应对方式方法的差异、发展对华关系的利益矛盾使得政策协调存在诸多障碍，中国积极有为的外交实践也对美欧跨大西洋涉华政策具有反塑作用。《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达成是美欧对华政策协调的一个风向标，反映了美欧之间存在的深刻矛盾、欧洲寻求战略自主的努力以及中欧之间寻求接触、合作和推行多边主义的诉求。美国仍会对《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后续批准施加多方面影响，协定能否顺利落地执行仍取决于欧盟协调成员国的能力、中欧战略互信、欧洲战略自主程度等，但中欧寻求合作共赢的大趋势不会改变。
田慧芳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经政所副研究员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降低能源消费强度、提高可再生能源比重是人类在21世纪的首要时代命题。随着世界各国和企业加快“脱碳”进程，全球在2050年左右实现“碳中和”的前景令人期待。2020年9月，中国提出了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具体时间表，体现了大国担当。美国则在近期重返《巴黎协定》，承诺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作为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同时也是全球碳排放量居前的国家，中美若开展气候合作，无疑将对全球气候治理、如期实现碳中和目标发挥重大作用。从另一个角度看，气候外交或许还将为中美关系重新注入积极因素。
周灵灵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
当前，新型数字消费、数字生产、数字化网链、数字化产业生态、数字化资源配置都在快速发展，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交方式无不在深刻变革。这些变革引致了对人力资本的新需求。从人力资本构成看，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是人们获取生产生活所需知识技能的重要途径，由此形成的人力资本可称之为技能型人力资本。“十四五”是技能型人力资本提质扩容的关键时期。建议在巩固《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方案（2019―2021年）》工作成果基础上，酌情研究推进五个事项。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技术武器化”和“市场武器化”两种观点和两种政策实践，显示了中国与美国等国的分歧在不断加深。不论是将技术优势作为武器，还是将市场空间作为“武器”，其背后都是地缘政治关系恶化这一基础。中国与美国等国的地缘政治关系僵局，不是短期内能够扭转的，安邦智库（ANBOUND）的部分研究人员估计，基本对立的博弈格局可能会持续10年或更长时间。在这种形势下，“技术武器化”与“市场武器化”将会长期持续，并且会更加细致、绵密、可操作。这一时段正好与中国2035年远景规划时段相重合，未来中国的经济安全与地缘政治安全，需要接受长期挑战。
王永中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世界经济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周学智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自中美贸易摩擦爆发以来，中国制造业对外绿地投资步伐有所加快，电子、通信和汽车等受关税影响较大行业的对外投资明显增长，对越南、印度、巴西和墨西哥的投资逆势强劲上升，对欧美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并购投资呈断崖式下降，外资企业主要通过转移订单而非撤资的方式来外迁产能，但制造业对外投资总体规模较为稳定。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和中美经贸摩擦的叠加冲击，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规模出现明显下滑，但相对于全球直接投资规模的深度下调，中国制造业企业对外投资显得较为稳健。
贾俊雪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
梁煊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博士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长达近四十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但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亦持续扩大，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社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地方政府以增长（效率）为导向的竞争性行为在其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新时代，为更好地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共享发展、共同富裕”这一国家发展理念，迫切需要有效矫正地方政府的竞争性行为，而其中的关键在于地方政府治理体系的完善。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3月16日，美日“2+2”部长级会谈正式结束。不出预料的，中国成为了这次会面的最主要议题。从内容来看，美国的表态并不出人所料，但日方却在钓鱼岛问题之外，少见地在南海问题和台海问题上用更加“激烈”的方式发表了与过去明显不同的看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方面专门提到了“价值观”联盟的问题。而在中国方面，外交部今天的回应中措辞也相当“激烈”，这也显示出，中日两国过去几年的交流“默契”和一定程度上的“忍耐”正在逐渐消失。因此，如果这种趋势继续延续，本次的美日“2+2”会谈极有可能成为中日关系的一个新拐点。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