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余亮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院长助理、《东方学刊》副主编
所谓“小粉红”群体并非只是简单的民族主义思维的产物，而恰恰是全球化新媒介商业文化环境的产物，他们可能比表面上宣扬“普世价值”的对手更加普世。他们的行动方式、话语模式、情感结构都扎根于全球化的市场经济社会，却呈现出一种“去全球化（民族主义）的全球化”特征。他们的问题其实是当代全球青年共同的困境：青少年虽有较多日常消费、娱乐生活经验，但缺少严酷生存与社会工作经验，因此较难进入具体复杂的现实语境思考问题，而是习惯于根据言语符号来识别敌我，进而形成标签化的情感和观点。
蔡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
畅通向上流动的通道，主要有三条路径：第一，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把人口和劳动力的横向流动延伸并提升为纵向上升的流动，让个人的收入水平、社会身份、职业水平、受教育水平等各方面都向上提升。第二，推进教育深化，促进人力资本与就业的匹配，增加劳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义务（免费）教育延伸到学前阶段和高中阶段，并提高职业教育中的通识化水平；加强企业为主体进行的在职培训。第三，扩大家庭的时间预算曲线，减少过度加班、家务劳动社会化，让人们有更多的自由时间来实现自身的发展提升。
任泽平
东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初次分配要兼顾效率与公平，注重保护劳动所得，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最低工资、工资支付保障、工资合理增长机制。完善再分配制度，提低扩中。继续完善个人所得税税收制度；加大政府对低收入人群的转移支付，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兜底社会公平底线；提高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继续推进农村土地的市场化流转，探索实施农村宅基地的流转。完善慈善捐赠的税收优惠政策；完善慈善基金会和慈善信托的监管制度，提高慈善组织公信力；普及慈善意识，提高个人慈善捐赠积极性。促进就业、创业、教育、投资等不同方面的机会均等，使不同收入层级的居民均能有实现阶层流动的机会。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财政后置”的政策需要有所调整，适当加大财政政策的“前移”。此外，货币政策也应该适度宽松，形成“稳健”基调之下的宽松。在防范风险的政策基调之下，相对宽松的加杠杆政策本来不应该出台。但是中国经济面临的形势与过去不同，过去乐观判断的“窗口期”，似乎并未出现，而今年三季度的经济数据，很可能在二季度的基础上，继续呈现幅度更大的增速放缓。安邦的研究人员认为，与此前担心中国经济出现泡沫化的系统性风险相比，现在的宏观政策可能更需要防范另一种系统性风险——系统性经济不稳的风险。
钟正生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
张璐
平安证券资深宏观分析师
跨周期调节早在去年7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已提及，在今年7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涉及。可以说，一年前主要指的是政策从危机应对模式逐渐正常化，本次会议则指政策从正常化逐渐转向更积极主动发力，而不再提政策“转弯”。为什么政治局会议在这个时点再度提及“跨周期”？时隔一年“跨周期”的指向是否已经改变？在跨周期调节（而不是逆周期调节）的框架下，今年往后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出牌”会有什么变化？
张明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陈骁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习近平主席在2020年9月提出的碳达峰碳中和“30·60”目标，将会促进实体经济绿色低碳发展模式的转变，而这个过程离不开绿色金融的大力支持。中国绿色债券市场自2016年起步至今仍然处于发展的初期，存在多方面的现实挑战：一是市场发展仍不规范，存在洗绿、漂绿现象；二是市场规模较小，发行者积极性不高；三是市场交易不活跃，对投资者吸引力欠缺。因此，应尽快统一绿债标准，实施更大力度政策优惠，加强监管打击洗绿漂绿，促进绿债市场内外互通。
Hal Brands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SAIS）亨利·基辛格全球事务特聘教授
Michael O’Hanlon
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
编译：胡可怡
到目前为止，美国基本实现了其发动全球反恐战争的基本战略目标。本国的国土安全、公民安全、政体、经济和生活方式均得到了相当好的保护，而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美国对威胁本国的极端组织实施了严厉的惩罚。但美国及其盟友似乎并没有安然将反恐战争划上圆满的句号，因为萨拉菲主义暴力和地区不稳定问题比冲突开始时反而严重得多。简而言之，美国反恐战略的结果是可以接受，但是不甚理想的。并且在有些人看来，过高的成本表明华盛顿可能一直采用着资源密集度较低的反恐路径。
滕泰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
张海冰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为全国人民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此应继续坚持改革开放以来的普惠式增长模式；企业家创业和带领企业成长的过程，就是带领企业股东、员工、客户和利益相关者走向共同富裕的过程，因此实现共同富裕必须保护和更加重视企业家精神；为了不影响“做蛋糕”的积极性，最好把分蛋糕的原则和方法在“做蛋糕”之前予以明确，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中国追求共同富裕的道路要旗帜鲜明地反对不劳而获、盲目仇富的思想，坚决不走共同贫困的老路，多渠道培育和壮大中等收入群体。
佘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研究员
未来十年，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含普惠性学前教育、九年义务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主要由政府提供，要加大投入并建立稳定的筹资机制，切实解决土地供应紧张、具备合格素质的人员队伍供给不足等问题；而非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则更多应发挥社会力量补短板、提绩效的作用，消除其进入的“堵点”“难点”和“痛点”，不断完善并全面落实各项支持政策，更好发挥政府引导和监管作用，有效解决准入条件过严过多、投融资渠道不足、税费优惠政策落实不到位，以及土地供应紧张、具备合格素质的人员队伍供给不足等问题。
张文武
南京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
张为付
南京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
梁琦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户籍制度和高房价对劳动力市场的扭曲表现为较明显的城市异质性。具体而言，消除户籍限制带来生产率提升在5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结果中表现最为突出，200万人口以下小城市提升幅度最低；高房价对不同规模城市生产率的扭曲表现为“中间大，两头小”的现象，200万至500万人的城市房价对劳动生产率的扭曲程度相较于5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和200万以下的城市都要更大。以上发现昭示，为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既要持续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同时需要因地制宜的房产市场调控。
连平
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
从商品税角度看，加税将导致房价上升和交易量下降；从资本税角度看，加税会导致投资房地产的资本数量减少，价格涨跌取决于供给和需求曲线的相对弹性。短期内房地产税可能导致供给暂时增加，使得房价下降，但长期来看，房地产税没有改变住房的供求格局，难以有效抑制房价上涨。造成房价上涨预期刚性的首要原因是供需错配。货币投放过多也是房价持续上涨的重要因素，但只有供求关系偏紧的商品才会出现明显的涨价效应。房地产税有可能导致地方政府财政状况分化，最终造成区域发展不均衡。这种长期影响必须认真考量。
廖奕驰
赛迪研究院知识产权研究所
张义忠
赛迪研究院知识产权研究所
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统计，中国的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申请量连续多年居世界首位，发明专利、PCT专利申请数量优势显著，但发明专利有效量占比、多局同族专利数、（注：同族专利是指同一发明思想，但内容有所修改或变动的一族申请，用不同文种，向多国递交，从而公开或批准的一族专利。）重点领域专利布局等主要知识产权质量指标存在明显短板，与世界主要制造强国差距明显。我们认为，知识产权质量如何补短板、强弱项是推动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必须突破的瓶颈。
纳赛尔·侯赛因（Nasser Hussain）
阿默斯特学院法律、法理学和社会思想系副教授
翻译：龚思量
对于无人机操作员而言，无人机能提供的仅仅是无声的画面，其提供的超然和脱离感使得操作员不再抗拒杀戮。然而，在遭受袭击的当地人经验中，无人机的盘旋伴随着恐怖的嗡嗡声，预示着不知何时会爆发的袭击。这种不平等的作战方式让操作员不必担心遭到反击，同时心安理得地将目标“罪犯化”，进而为实施暴力打击提供了理由。无人机袭击需要大量相关人员的参与以及简易军事基地的设立，美国因此在全球大范围设立无人机配套基地，让其建立了“基地帝国”，甚至可能让全球范围的目标和平民陷入恐惧。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时间内，中国的外交重点集中在大国外交，实际上就是以美欧为重点的外交，在亚洲的外交重点则是中日关系。但逆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以及地缘政治环境的剧变，使得中国不得不调整全球策略。现在的形势下，大力发展并巩固与东盟国家的关系，应该成为中国未来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策略之一。说白了，如果当前已恶化的中美关系在未来二、三十年没有起色，如果西方世界对于崛起的中国始终抱着系统性战略竞争对手的态度，中国在这个小小的地球上需要与谁优先强化关系？毫无疑问是东盟！
郑秉文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
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基本养老保险的赡养率不断提高、收不抵支缺口逐渐扩大。为解决这一问题，应当建立多支柱养老金体系，也即发展第二、第三支柱，并从而夯实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财富储备。为实现这一目标，建议中国的养老金体系实现两个转变：一是从负债型向资产型体系转变，二是从人口红利型向资本红利型体系转变。可以借鉴美、加等国的成功转型经验，建立高效的、具有复利作用的投资体制。建议通过提高我国养老金体系的制度吸引力让人们主动缴费，使居民存款转化为长期的养老金账户资金。
熊婉婷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监管政策相辅相成，但也可能存在冲突。由于监管部门不同但监管对象和政策工具高度重叠，宏观和微观审慎监管并行的政策实践中可能出现“监管过度”或“政策效果相互抵消”等政策协调困境，尤其在经济下行、银行高度集中且业务同质化以及不同监管机构权责不分的情形下政策冲突可能加剧。为了减少政策冲突，英国和美国分别采用了央行统筹和增设独立委员会的宏观和微观审慎协调机制。英美经验表明，有效的监管协调离不开明确的权责划分、常态化的沟通协调机制以及流畅透明的信息共享。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