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杨雷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美国为维护霸权地位，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越来越表现出分化中俄合作关系的战略意图。为了研究美国分化政策对中俄合作产生的可能影响，博弈论是较为合适的理论工具。在美国加大分化中俄关系政策力度的情况下，中俄合作关系有可能从猎鹿博弈向囚徒困境博弈转变，从而出现一方产生背叛行为、双方合作走向失败的可能。为了维护中俄合作关系，保障中俄两国的长远利益，双方要采取多种措施应对外部力量分化∶加强互信建设，维护中俄合作的基础条件;公平有效分配合作收益;设法降低与美国合作的预期收益，不断扩大中俄合作收益。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次G7峰会在针对中国的问题上达成了基本一致，但不同国家的对华态度仍存在分歧，美、英、加、日4国是针对中国的强硬派，德、法、意3国则表现出与前者有差别的对华态度。对此次G7重新抱团并针对中国发表声明，我们认为，中国既要意识到，国际地缘政治形势的整体变化仍然对中国不利；同时，中国也不必对此过于在意，更不要被这次峰会所牵制，影响中国的战略制定和策略选择。中国一方面需要对地缘政治环境的恶化做好长期准备，另一方面又要在国际交往中保持战略弹性。
张小明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由于特殊地缘政治地位以及大国相争的历史记忆，一种关于朝鲜半岛的想象被建构出来，并持续存在至今，相关国家因此陷入到一种阻碍东北亚地区合作的安全困境，即“朝鲜半岛困境”之中。但是，相关的地缘政治因素已经发生改变——朝鲜半岛及其周边早已在导弹、飞机和舰艇的有效作战范围之内，朝鲜半岛过去充当安全缓冲和交通要道的作用已经明显下降。此外，相对于陆地空间，海洋空间、大气空间、外层空间和网络空间正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样一来，历史上主要基于陆地思维的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意义也会日渐淡化，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
陆旸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人力资本的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多方面的。首先，人力资本可以理解为简单劳动力的倍乘，当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时，如果人力资本水平提高，也可以弥补劳动力减少带来的负向影响。其次，人力资本水平也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科技进步，两者之间是正相关关系。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人力资本水平提高，也将间接影响技术进步率，从而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和潜在增长率。由于中国潜在增长率的放缓，增加教育投入，适当延长教育年限，将是改善中国长期潜在增长率的重要途径之一。
何亚非
外交部原副部长
中美关系40多年来历经了巨大变迁。最近几年，随着战略竞争加剧，两国关系不幸降到了历史低点，这一现实是当今任何人都不能忽略的。中美关系如今的状态，源自美国在回顾多年双边关系基础上做出的错误判断，今年新总统拜登的上任也不会在短期内改变这种情况。当务之急是双方必须冷静评估现状，以历史为鉴，管控分歧，求同存异。具体建议：一是保持底线思维，力避中美走向全面对抗；二是正视两国差异，避免因偏见导致的误判；三是在共同关心的领域继续开展对话，重建互信。
孙成昊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董一凡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当前美欧关系正处于转折点，百年变局以及美欧政策调整冲击跨大西洋同盟关系，美欧在世界观、战略观以及对华观上的分歧成为塑造同盟关系走向的重要因素。拜登执政后，美欧同盟关系的氛围将改善，美国对欧将实施有别于特朗普和奥巴马时期的“新大西洋主义”政策，但美欧关系的恢复仍有局限性，在经贸、科技、安全等具体领域的长期结构性矛盾或者方向性分歧将影响美欧重新走近的程度。展望未来，美欧关系的新变化、新动向将对中美欧三边关系、国际多边合作以及全球治理产生深远影响。
王文
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人类文明史 “也是一部同灾难和疾病的斗争史”。在这个进程中，微生物尤其是病毒对人类社会与大国兴衰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人类历史进程中,传染病毒是不可忽视的变量，通过“微寄生”失衡，影响到人类与“巨寄生”之间的平衡关系，产生领袖伤亡、族群迁移、政体建崩、产业转型、科技进步、民族盛衰、战争胜败、社会荣枯、文化兴灭与文明演进等历史变局。这正是传染病与大国兴衰的基本逻辑链条。
姚洋
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北大国发院院长、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经济在过去十年内经历了很大的调整，而且我个人认为调整已经比较到位。从今年开始，中国将迎来新的经济增长景气周期。要进一步发展中国的经济，包括进一步拉近和美国的差距，从根本上都要依靠中国的发展。中国接下来是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纲要，今年是开局之年。“十四五”规划中和企业有关的重点政策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关键领域的技术自主,城市化2.0,乡村振兴,绿色发展。
饶毅
首都医科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预聘制不仅是中国高校二十年来最重要的人事制度改革，也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迄今最佳的、行之有效的教师人事制度。最近因为突发事件，舆论几乎一边倒支持上海高校的犯罪嫌疑人，嫌犯本人只声称自己受迫害的一面之词、并未说迫害来自预聘制，但是大部分匿名的不负责任的写手越过自己并不清楚的案情直接全面猛烈批评我国高校的预聘制，从指责预聘制不合法到批评预聘制压制青年，各种说法甚嚣尘上。事实上，这些批评几乎全部搞错了对象。被批评的不是预聘制的问题，是原有体制的问题，或我国尚待改变的传统习俗问题。而预聘制已经、或正在解决其中一些问题。
李勇
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
高校流行的“非升即走”制度在美国其实是一个底线要求，只要能够胜任学校教学的基本要求，就可以留下来。应聘者大都会在去应聘之前就衡量自己是否可以在6-7年完成应聘单位的任务，如果觉得自己能够胜任，才会去应聘。这种合同正常除了对于教学任务有较为明确的规定外（比如需要上多少门课程），对于科研任务并无特别具体的规定。在国外这种制度是一种底线要求，而到国内却演变成竞争性的，变成要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发多少篇文章或者主持多少个课题研究才能符合要求，甚至实行末位淘汰制，人为制造内卷。
季志业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原院长
近年来，有关中美俄“战略三角”的说法在中国学界成为热点，这并非没有道理，当今世界，既能在外交上不仰仗他人鼻息，又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只有中美俄三国。甚至有人将这种关系比作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美苏。不过，学界也有人否定今天的中美俄为“战略三角”,认为今天的中美俄关系不能与当年的中美苏“战略三角”相提并论。2021年国际局势仍处于剧变中，美国政府将继续加大与中俄的对抗，三国关系的变化直接牵动世界局势的转换，牵一发而动全局，为此我们需要积极谋划，居安思危，守住和平与发展的底线。
张其仔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工业经济杂志社社长
中国在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后，对工业化也提出了新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要求的工业化既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广义的工业化，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狭义的工业化，而是一种新型工业化，是一种高质量的、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工业化，其特点是，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展、传统经济与新经济融合发展、资源环境友好、技术进步和创新贡献不断提高，是一种包容性的工业化。自中国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新型工业化取得了明显进展，其之所以能够成功成功，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中国建立了一种包容性学习与创新机制。
黄河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润琦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19级博士研究生
自由主义下的世界经济经历过两次失序：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是建立在霸权国对国际公共产品的“设计”和“提供”基础之上的，这意味着国际经济秩序从建立之初便带有“结构性权力”的色彩，反映了霸权国利益。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交易成本的升高，美国在国际公共产品供应与促进合作等功能性服务提供方面的意愿和能力已大幅下降。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和分配不均的背景下，广大发展中国家正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利益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模式。
毛捷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
唐世平
复旦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肖志国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智强
浙江工业大学教授
产业政策可能既不是仙丹，也不是毒药。当用于特定产业（例如国际新兴产业）时，产业政策能显著促进产业内相关企业的技术进步，帮助企业乘势而上，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如果用于其他产业，虽然很难说产业政策就没有积极功效了，对就业、收入增长等可能也有促进效应，但较难推动技术进步。当前我国需要的是有智慧的产业政策。政府对企业有强烈技术创新驱动力且存在巨大技术进步空间的产业给予适当的政策支持，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较快实现产业升级和技术革新，也能为2035年远景目标的实现创造更为有利的发展环境。
陈道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王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研究员
数字经济时代下，合理保护用户隐私，发展数据产业链，共享并充分挖掘数据价值，是国家的核心竞争力。隐私保护的法律设计是影响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当前中国正加快推进个人隐私保护基础性立法，需充分考虑中国的基本国情和社会习惯，着眼国际数字产业竞争格局，统筹考虑中国数字产业的未来发展，通过合理设计法律和政策尺度，平衡好隐私保护与数据共享。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现在拜登政府对富人增加税收，在全球推行最低企业税率，一方面是为了实现他的竞选政治承诺，客观上会推动美国迈向福利社会；另一方面，这些举措导致的结果，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对于传统资本主义的一种挑战。在贫富差距加大、中产阶级日益艰难的社会，在信用扩张导致富人阶层更方便地获取财富的社会，如果政府利用权力来重新分配财富，不仅使政府获得更多的税收，还可能对传统资本主义带来一种结构性的变化。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