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ACCEPT宏观预测课题组
人力资源总量是指一个经济体内考虑到人口素质（包括健康水平和受教育水平）的有能力参与经济社会活动的人口工作时间储备。在综合考虑人口结构的变化、健康和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之后，中国最近20年以来人力资源总量整体上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2019年人力资源总量相较2000年提高14%。根据预测，随着教育和健康水平的继续提升，中国的人力资源总量将在2050年之前保持平稳缓慢上升，可以为新百年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保障。我们建议，中国的人口国策应当转变为人力资源战略，更加关注人的发展，更加关注教育和健康。
徐高
中银国际证券总裁助理兼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兼职教授
观察各国的价格数据，通胀复归已成趋势。过去十年，美国还可以通过进口中国的廉价商品来压低其国内通胀；但随着中国产能约束的收紧，中国产品的价格也开始明显上涨。让情况变得更加棘手的是，最近两个月我国还因为限产而让物价进一步上扬。考虑到疫情对经济活动的干扰逐步消除后，宽松宏观政策对总需求的推动作用还会更明显的体现出来，这次通胀持续的时间恐怕会超出包括美联储在内的许多观察者的预想。
陈宇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后
从特朗普政府开始，美国正式以“印太”替代“亚太”，并出台了具有地缘政治大战略意义的“印太战略”，其目标就是要重构地区秩序，维护美国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此后，日本、印度、澳大利亚、法国，以及东盟、欧盟等地区组织也先后提出了自己的“印太”版本。这种变化或将导致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开始趋向竞争与对抗，地缘政治的张力将不断压缩东盟引领区域合作的行动空间，并从地区凝聚力、中立立场、制度效能及秩序环境等方面挑战东盟的区域合作中心地位。
周密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美洲与大洋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对中国而言，澳大利亚铁矿石质量较好且运输成本低，能够提供稳定的供给保障，便于形成更加成熟的工艺流程，有利于控制冶炼后成品的质量。履行碳达峰和碳中和承诺，钢铁产业的行动尤为重要。需看到，减少废气排放，降低二氧化硫、烟尘和粉尘的排放率，有效用好钢渣和含铁尘泥等环保举措，以及可再生能源使用、铁还原技术创新等，都与铁矿石的品质有较强关联性。作为全球制造业大国，中国冶炼的铁矿石不仅以粗钢和钢材方式出口，更通过大量电子信息产品、日用家电、汽车等制成品方式，满足了全球消费者的需求。因此，保持中澳铁矿石贸易的稳定性，符合各方利益。
潘圆圆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新冠疫情之后传统意义上的全球化可能减速，产业链的转移和重置成为当前经济学界重点关注的问题。中国是国际生产网络的主要组成部分，不加控制的产业链转移会给中国带来显著的风险。对制造业的工序细分关键在于保证“转出去”的产业能“回得来”。转移出去的工序需要帮助中国企业整体利润的提高，投资目标国的产品以中国为主要市场。中国要避免出现两种情况：某个制造业行业链整体外迁，以及关键工序、原材料、零部件、工艺流程等的外迁。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中国提出“双碳”（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之后，获得了不小的国际影响力，即使与中国带有地缘政治偏见的西方国家，也认可中国是全球气候变化议题的重要合作伙伴。不过，这也给中国带来了更大的发展压力。从经济社会大系统来看，中国实现“双碳”目标的过程，实际上是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进行系统转型的过程，涉及到的产业发展、城市化、能源利用、交通方式、消费活动等各个方面。中国距离实现第一个碳目标——2030年“碳达峰”只有9年时间，立足于全球第一的碳排放基础，中国未来的碳减排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林伯强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教育部2007年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未来，中国能源结构的转变方式还是比较清晰的，中国通过改变能源结构走向碳中和的过程，可能不会从煤炭到石油、天然气，而是以清洁能源为主，并且直接从煤炭转向可再生能源替代的可能性更大。细看中国2020年的能源结构，不难发现中国的水电、风电、核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占比明显增长，但总盘子仍然不是很大。其中水电可能受制于水源潜能，核电主要是安全和布局问题、周期也比较长，很难在短期看到大的机遇和发展空间。可再生能源的比例要足够大，才有可能满足大规模的能源需求，才能真正实现对煤炭的替代，才能可持续地支持高质量的经济增长。
张云
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
拜登政府执政后，美国外交从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回到多边主义。中国近年高调主张多边主义的重要性，按理说，中美应在多边主义轨道上扩大合作。然而，这种情况似乎尚未发生，其背后隐含的实际上是中美对多边主义认知的差异。中国认为美国搞小圈子，不是真正的多边主义，只有包容才能保证多边主义的公正和公平。与此相对照的是，拜登政府则常常强调以志同道合的盟友和伙伴为基础的多边主义。在美国看来，同质国家进行合作才能保证多边的质量和效率。中美对多边主义认知的不同，不仅是一个外交实践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
魏尚进
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金融和经济学教授
当多个国家的央行仍在探讨发行数字货币的可能性时，中国已从去年开始通过一系列试点项目推出数字货币。这些试点项目是采用“可控匿名”的双层运营架构，也就是中国人民银行（央行）向一批获得授权的大型国有银行以及其他指定金融机构发放eRMB（我用它代替官方拗口的DC/EP），再由这些银行和机构把钱提供给家庭、企业等数字货币的最终用户。eRMB本身并不会促使人民币挑战美元的全球主导地位，其真正的意义，在于它有可能改变中国科技巨头与传统国有大银行竞争的力量对比，从而间接提高银行的国际竞争力。
刘尚希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
全面建成现代化国家是我们的发展目标，税收收入制度和税收征管制度的现代化是必然要求。这一以制度现代化推动物质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要求，给税收制度理论和税收制度改革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因为迄今为止，我们全部的税收理论和税收制度设计都是基于资本逻辑支配下衍生出来的物本逻辑，转向基于人本逻辑来构建税收理论和重构税收制度是人类税收史上从未有过的事情。对此，我们应当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否则，税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支柱作用就会塌陷。
王延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美国文化其实是一个万花筒，内在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人们的一般印象。作为一个以欧洲移民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移民为主导的美国现代文化，由于人种、民族、宗教、语言等各方面的巨大差异性，美国其实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和世界。但是，不论美国的构成多么复杂，理解美国不得不从美国白人文化特别是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清教徒文化中寻找源头。这个源头既是美国当代文化的起源，更是其主流和主导。当然，美国文化内部也存在紧张与冲突，加强对美国文化的了解与全面客观地分析与评价，意义重大。
谢卉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美国拜登政府执政后，一批年轻人在重要涉华岗位上亮相。他们正值40至50岁的壮年时期，多数人长期从事中国问题研究，并有在中国学习、生活的经历，堪称美国政坛新生代的“中国通”。如今，美国对华新战略正在形成之中，中国是美国“战略竞争者”的总体判断已经定调，拜登在中美关系大方向上的回旋余地很小，更多的是在战术层面细化竞争性合作关系。可以预见，这些新生代“中国通”将在具体对华战略制定中发挥更大作用。研究他们的成长背景和政策主张，对于研判未来中美关系走向具有重要意义。
孙兴杰
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
6月16日普京和拜登将在瑞士日内瓦举行首脑峰会，热炒了一个多月的美俄首脑会晤的消息算是尘埃落定了。无论从领导人的私人关系还是两国国家关系来看，这次峰会都显得有些不循常规。一个比较“反俄”的美国总统在上台之后，在首次出访中就与普京会面，只能说明，拜登和普京都是非常现实的政治家。美俄首脑会晤必然会带来连锁反应，激活和加速全球战略三角外交的运转。中美俄欧构成了多重战略三角关系，而美俄处于中美俄、欧美俄战略三角关系的交汇之处，对于全球战略平衡和后冷战时代欧洲地缘秩序的重塑，必然会产生重大冲击。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中国政府对三孩政策赋予了三项重任——改善人口结构、应对人口老龄化、保持人力资源禀赋优势。而这一切的基础，就是要多生孩子，提高生育率。那么，“全面三孩”政策会显著刺激生育吗？从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的效果来看，对三孩政策刺激生育的效果恐怕不可过于乐观。而且，从世界各国的发展实践来看，随着经济繁荣和城市化进程的扩展，生育率降低是一个难以轻易摆脱的世界性趋势。对这一点，中国的政策部门尤其需要关注。
王宏新
北京师范大学全球共同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邵俊霖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
徐孟志
北京师范大学全球共同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耿明霞
北京师范大学本科生
翟天豪
北京师范大学本科生
作为中国Ⅰ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亚洲象不仅是具有极强公众号召力与吸引力的旗舰物种，也是热带雨林的伞护物种。亚洲象及其分布的热带雨林所发挥的生态服务功能及价值受到国际、国内社会高度关注。未来亚洲象保护将成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名片、负责任大国形象展示的窗口、野生动物保护国际合作的典范。能否实现保护亚洲象、破解人象冲突的多赢目标，直接关系到亚洲象的存亡，需尽快将亚洲象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以亚洲象国家公园为抓手，有效整合各方力量，协同推进生物多样性治理。
叶艳妹
浙江大学土地与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陈红
浙江大学土地与国家发展研究院
疫情爆发之初，国际粮食价格上涨，部分国家开始限制或禁止粮食出口，给中国的粮食安全敲响了警钟，更让人们看到了粮食安全的极端重要性。且疫情正在改变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影响经济全球化。因此，疫情时代乃至后疫情时代，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保护耕地，保障粮食安全的“压舱石”安稳。除了耕地占补平衡、占优补优等保护政策外，本次首轮国土空间规划，实施采取先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发展在空间布局上避让基本农田，或在城中开天窗等措施，试图做到保护优先。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