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李小云
中国农业大学南南农业合作学院,一带一路农业合作学院院长
建议在国家整体国际战略的统筹协调下，将对外援助与战略外交有机衔接，与商业性对外经济工作适当剥离，通过对外援助强化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义”的形象，通过建立强大的国际道义现象平衡国际舆论。这样也可以有效地促进中国在国际上“利”的空间拓展，形成以“义”促“利”，“以利相兼”的对外新格局。
王一鸣
研究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推动高质量发展，从根本上说是在于创新体制机制，构建与高质量发展要求相适应的体制环境。这就要求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主线。近两年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积极进展，但也要看到，要素市场发育滞后、价格扭曲和市场壁垒，仍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制约因素。
仇江鸿
原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中国金融案例中心研究员、《清华金融评论》创始人、中国金融案例库创始人
商业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高级形式，金融文明是商业文明的高级形式，而信用问题是商业文明和金融文明的关键，过去几千年来，信用问题虽有协议和法律惩戒为保障，但主要还是一种文化积淀，也就是要靠信用主体的自觉履行为前提。在互联网时代，虽有了大数据技术，但也是以事后的数据统计为支撑，而实时的信用约束，只有分布式的公共记账本——区块链技术做到了。所以，区块链技术正在改变金融文明和商业文明，这显然是对人类文明的“重构”，说成“颠覆”亦不为过。
史玉强
凤凰网财经研究院特约经济学家,原河北省政府副秘书长
现代金融体系由如下十个基本要素组成：一、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永恒主题；二，建立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三、完善市场化利率、汇率和收益率曲线；四、建立科学优化的金融产业结构；五、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机构体系；六、建立健全多层次多功能金融市场体系；七，建立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八、 坚持共享发展理念，发展普惠金融；九、构建金融监管体制机制；十，建立金融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
庞中英
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
“互不干涉内政”的继续并不仍然意味着中国“不介入”。在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同时，在国际上，中国要积极介入了。也就是说，“不干涉”与“建设性介入”同时并存。这一并存是中国“新时代”对外关系上的一个特征。但长期而言，中国要“介入”，但仍然切忌、避免“介入主义”。尽管要推进“大国外交”，中国仍然要保持“不干涉”。
张弛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张曙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信息化生产力是一种与传统农业生产力和工业化生产力不同的新型生产力，必然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从而可能形成一种以“使用而非拥有”为中心，以异质性为特征的新经济形态。据此，本文转变理论分析切入的视角，集中讨论了这种新经济形态对经济学理论提出的挑战，揭示了在经济行为假定、价值理论、产权理论和合约理论、利润理论和租值理论等基本理论问题上发生的重大变化和赋予的新鲜内容。
朱呈义
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
荣颖
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政策法规司政策研究与指导处干部
机关事务工作为党和国家中心工作服务，保障党政机关正常运行。机关事务标准化有利于提高保障质量，降低机关运行成本，建设服务型政府。可以借鉴美国机关事务标准化的经验，结合我国机关事务改革创新发展实际，构建机关事务广义标准体系、围绕加强管理职能、着力提升管理水平、立足行业发展、注重各方参与，共同推进我国机关事务标准化建设。
王浦劬
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梁宇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
李天龙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
体制建设是加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方面，亦是提高国家治理水平的有效途径。实践表明，体制优化是我国机关事务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省级机关事务管理体制建设，则是机关事务管理体制优化的重要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省级机关事务工作在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和组织定位等方面深化体制改革，取得了诸多宝贵经验，逐步形成了四种典型模式。与此同时，在改革中也遇到了一些难题。为了进一步深化改革，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顶层设计，以提升新时代机关事务管理的治理水平。
王夕源
博士,民革青岛市委秘书长,民革中央三农委员会委员,山东省政协委员
未来的乡村振兴究竟该是一幅怎样的美好蓝图？是靠美丽乡村吸引进城农民返乡创业，还是靠继续减少农民提高农业规模效益？是要把更多的农民“身份”固化在乡村田野，还是将更多的农民“能量”释放在城乡大地？是想把乡村建成炊烟四起的工业园，还是粮田广袤的农庄园？是将乡村振兴统统引向城镇化，还是坚持乡村与城镇的平行发展？这关系到战略实施的方向问题，也关系到战略实施的成败问题，现已到了形成共识、选准方向、明确目标的决策关键期。
受访人:薛澜
清华大学公管学院院长
采访人:王尔德
应该按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遵循现代行政科学的内在规律来配置行政编制资源，对于一些公共管理的短板，该加强的应该加强。同时，也要抓住机构调整的机会，在精简机构和简政放权方面做出努力。相关事业单位也应该进行相应改革，对于承担行政职能的应该转化为行政机构。可以放给社会的，就应该及时交给社会。
张茉楠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
2018年伊始，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摩擦趋向全面升级。美国不仅加紧实施反补贴、反倾销、337条款等常规性贸易救济调查，301条款、201条款、232条款、“全球保障措施”以及试图对贸易对手征收“互惠税”等非常规性贸易保护措施也同步实施。围绕纠偏中美贸易不平衡引发贸易冲突与贸易摩擦的形势更趋严峻。
徐忠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
《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做出了重大部署，主要强调了三个方面：一是坚持金融业综合经营方向，顺应综合经营发展趋势，“组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落实功能监管并加强综合监管，提高监管质量和效率。二是分离发展与监管职能、分离监管规制与执行，“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拟订银行业、保险业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职责划入中国人民银行”。三是强化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管理职能，人民银行落实“三个统筹”，为“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奠定重要基础。
石泽
清华大学全球产业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请设想一下未来制造业的远期场景：由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5G通信、物联网等为代表的一系列技术簇将使未来的制造业从价值链、生产模式、商业模式、产品设计等多方面发生本质上的变化。由于技术的进步，产品自身将携带更多的信息或者更加智能。伴随消费力量的崛起，消费者主动参与设计和共同创造产品将成为可能。而个性化与定制化需求增加将逐渐瓦解目前所谓的大众消费市场。
周浩
德国商业银行亚洲高级经济学家
机构改革需要也必须符合政策的大方向，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最大的不同之一，就是监管政策更加定向，而货币政策更加宏观。所以把宏观的（包括文件起草）交给央行，微观的（包括各种定向爆破）交给银保监，可能才是职能划分的界限吧？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共同主编,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主要兴趣或研究领域为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转型和社会正义;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比较中央地方关系;中国政治。
人们绝对不能低估美国的“中国判断”对其对华政策的影响。在国际政治和外交关系上，A国对B国的外交政策，是基于A国对B国的基本判断之上的，是“朋友”还是“敌人”。一旦A国判断B国为“敌人”，A国就会动用所有的力量来对付B国。二战结束之后，美苏从昔日的“盟友”在很短时间里就演变成为“敌人”，最终形成冷战就是因为这样一个判断，而两大阵营之间的竞争也因为这样一个判断就开始了，直到苏联的解体。
韩福国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复旦大学城市比较研究中心主任
社会要有序运行，城市要良性发展，除了政治改革要推进外，就社会的角度而言，还要争取形成社会基本共识，不同的群体诉求要有公约数。问题的关键是社会共识是怎样形成？杭州市“我们圆桌会”的载体，从政府的治理角度出发，但是又试图超越具体的问题解决机制，力图从城市的治理理念入手，在社会主体之间通过平等沟通、交流、讨论，互相理解，达到包容，才能形成共识。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