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印子
法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
村级治理定位为供给公共品、培育现代公民和促进国家政权建设。国家治理转型和乡土社会变迁催生出的“富人治村”是乡村治理嬗变的表象。村级治理在权威结构、资源配置和利益攫取等方面呈现出寡头特征, 灰色利益生产、精英结盟和政治庇护促成寡头治理再生产。外生性利益输入和乡土弱社会成为寡头治村的形塑要件。 寡头治村相对固化, 短期内难以通过制度化的方式有效应对。这对地方治理提出了深刻而直接的挑战。
颜青山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人工智能的持续进步和广泛应用带来的好处将是巨大的。但是，为了让人工智能真正有益于人类社会，我们也不能忽视人工智能背后的伦理问题。在技术研究到技术应用之间应存在一个伦理规范，这个规范既可以很好地保护技术的内在价值，又防止其外在价值违背人类的内在价值。这个规范就是技术的不扩散准则。
陈文玲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兼执行局副主任,著名经济学家。主要从事国际战略、国际经济、宏观经济、现代流通、现代商业等方面的研究。
上一轮以劳动力密集型为主的制造业向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转移基本结束，全球进入以劳动力密集型为主的第五轮制造业转移新周期。上一轮全球制造业转移，主要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向中国，转向金砖五国，现在向中国的转移可以说基本结束。目前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方向主要是转向南亚、东南亚、非洲。还有一个方向值得关注，就是一些制造业在向发达国家转移。此外，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也加大了在华制造业转移的速度。
马晓河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近年来，我国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进程不断深入，截至2016年年底，全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2.35%，到2020年仍然需要解决规模庞大的非户籍人口在城镇落户。目前还存在转移人口就业不稳定、难以享受同等公共服务、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其中，公共成本及其分摊是关键。
朱玲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学术委员
虽然，农场与农村社区同为国家的乡村治理单元，由于它还留存企业身份，与乡镇及村庄的行政隶属关系也不同，难以对接政府系列特别是属地政府的行政管理体系，以至在政府行政系统分配公共资源的流程中处于边缘地位。与此相关，农场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经费缺口远大于农村乡镇和村庄。
林毅夫
著名经济学家、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
我最近提倡的新结构经济学把目前处于中等偏上收入的中国的产业分成五种类型的产业：第一种是追赶型产业，第二种是领先型产业，第三种是转进型产业，第四种是弯道超车型产业，第五种是国防安全和战略型新兴产业。不同的产业应该用不同的创新方式才能够得到最高的效率。
刘鹤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任务艰巨复杂，组织实施难度大。我们必须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正确改革方向，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来，统一到党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策部署上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把握好改革发展稳定关系，坚定信心，抓住机遇，有重点地解决阶段性突出矛盾，把工作做深做细，不折不扣把深化机构改革的要求落到实处。
时殷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挑战者对衰落中的现状者间的能动过程有个屡见不鲜的基本逻辑：挑战者一次又一次地从有限推进得益，因而倾向于缺乏足够的减小最终冲突动能的意愿；与此同时，衰落中的现状者为避免摊牌，一次又一次地收缩和退让，因而最终很可能会认为无可再退，以致决心一搏。挑战者倾向于漠视或轻视“胜利的顶点”，现状者则倾向于漠视或延宕规定“退缩的底线”。
叶林
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宋星洲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博士生
邵梓捷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特聘副研究员
在新技术全方位发展的时代，“互联网+”参与城市社区治理已是大势所趋，政府需要利用“互联网+”的发展，抓住机遇打破垄断格局与部门壁垒，从治理理念、体制机制、平台建设和资源保障等多方面进行改革，积极探索“互联网+”与城市社区治理的深度融合，从而实现社区的协同治理，最终达到“善治”的目标。
张晓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
鲍静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行政管理杂志社总编、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数字政府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数字社会形态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很强的关联性和同构性。英国基于“数字政府即平台”理念，持续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战略。因此，英国数字政府转型建设对于我国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基于此，对我国数字政府建设提出五条政策建议。
郑秉文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由于企业年金参与率过低，扩大参与率是当前甚至在未来较长时期内企业年金面对的一个最大挑战，是企业年金改革的首要目标，是避免广为诟病的“富人俱乐部”的首要措施，是公务员和机关事业单位普惠性建立起职业年金后消除“假并轨”社会质疑的首要任务，是构建多层次社保体系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构件。
朱晓阳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所长。主要研究法律人类学、人类学发展研究、工业人类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
国家60余年来对乡村社会的进入确实成功，其通过政治／组织路线，对血缘／地缘的村落社会进行了重新编织，并利用这个扎根乡土的特殊网络建立起统治和治理的基础。在另一方面，国家同一时期也因其试图全面控制和计划农村生计／生产而遭遇失败；其失败和撤退，使传统精英得以栖息在村落社会中，并成为影响基层政治生活和社会凝聚的另一重要势力和深厚基础。
刘学军
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副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央党校创新工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研究”项目组首席专家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场深刻变革，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保障，并就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意义、指导思想、目标、首要任务、重要任务、重要保障等，作了全面深刻的阐释。这是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刻变革的重大决策，必须进一步完善与新时代相适应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
盛思鑫
丝路国家战略研究中心副理事长
美国于2018年1月宣布将对进口至美国的洗衣机和光伏产品增加保护性关税；至3月，特朗普又宣布将对进口钢材及铝制品征收重税，强烈反对此举的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加里•科恩已为此辞职。一时间，全球贸易战的阴云密布，市场恐慌情绪四处漫延，各种政策反思和批评层出不穷。为避免战略误判和过度反应，我们应冷静分析和密切观察特朗普后续的国际经贸政策走向，做好政策储备的同时暂时按兵不动，且让子弹再飞一会。
汪德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无论是一般公共预算还是政府性基金预算，积极财政政策的实际力度，都深受预算执行和管理的影响。2018年积极财政政策是放还是收？答案并不仅仅在于预算报告草案的安排，还取决于全年预算执行以及绩效管理的状况。
刘守英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刘守英教授,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主任,研究领域为制度变迁、土地制度与发展经济学。
曹亚鹏
中国已经实现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的历史转型，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农民与乡村的关系、农民与城市的联结都发生了不可逆的转变。在城乡中国阶段，农民的城市权利是关系中国转型和建立现代国家的重大权利安排。能否妥善解决好农民的入城平权问题，关系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和国家前途命运。必须从国家战略高度改变将农民工视为城市“过客”的政策惯性，推动城市权利向农民的开放，以包容、公平推动进城农民融入城市社会。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