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时红秀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部教授
在我国，人们通过努力改变自身地位的难度在加大，而来自身份、机会包括出身、户籍、特权等因素对一个人收入的影响程度在提高。毋宁说，我国收入阶层有某种“固化”迹象。要知道，在收入差距程度（基尼系数）居高不下的快速发展时期，人们改变自身的机会却受限，极易引发社会认同度低、社会不合作甚至对立。在正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当下，这一问题需要特别引起警惕。
杨疏影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大数据技术在提高信息获取能力、降低信息处理成本的同时,也使信息安全面临严峻形势。我国虽然颁布了《网络信息安全法》,将网络信息安全正式纳入到我国法律体系中,但对公民的个人信息权的保护仍存在不足。互联网信息保护法律的完善中应当以互联网用户为中心,体现出制度上对个人信息权的倾斜性保护。
王晓明
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当代中国都市文化、中国近现代思想史
强调城乡共存，其实是要创造一种前瞻的城乡关系，它不只是平等的，能纠正目前这种强弱悬殊、荣损不成比例的局面；也不只是互利的，各方互通有无、彼此受益就满足了；它更必须是开放的、互 为参照、互相进入，甚至互为你我的，是要互相贡纳各 自的优长，合力克服各自的短劣，携手创造新的互助 大同的社会模式。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明确地说，城乡共存的关键，是能否创造良性的城乡结合。
许汉泽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生
李小云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当前我国的扶贫工作已经进入到了全面攻坚阶段，虽然到目前为止整体上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效，不到三年时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从7017万人减至4335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010年的17.27%，下降至2016年底的4.5%。但是“精准扶贫”政策在地方实践过程之中确实也面临着诸多的问题与挑战。
周飞舟等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中国城镇化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渐进型”特征和社会转型紧密联系在一起，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即从工业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到人口城镇化的三个阶段。这种特色道路的形成取决于多重关系的互动，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国家与农民三对关系，三对关系分别主导了三个阶段。当前的“新型城镇化”正是国家力量进行干预，对农民群体的流动人口和贫困人口实施全面扶持、实现全面协调发展的战略。
编译:吴天昊
长期战略竞争的再次出现、科学技术的快速传播，以及横跨所有冲突领域的战争和竞争新概念，都需要打造一支满足现实需要的联合部队。一支更具杀伤力、更加顽强且快速革新的联合部队，再加上强大的盟国及伙伴国，能够维持美国的影响力、确保于美有利的力量平衡，并维护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总体而言，我们的力量态势、盟国和伙伴国架构、国防部现代化将提供赢得冲突胜利以及通过实力维护和平所需的能力和灵活性。
张明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研究员
受核心通胀率上升引发的流动性紧缩预期影响，美国股市与债市可能双双面临下行调整之压力。而受国内金融强监管的影响，中国长期利率的调整早于美国，调整幅度大于美国，这就意味着，在2018年，中国长期利率的上行幅度可能显著低于美国，由此对中国股市与债市造成的压力相对较小。换言之，2018年的中国金融市场或比美国金融市场平稳。
钟伟
CF40成员、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有人信誓旦旦地说，2018年，中国房地产税将落地云云，这种猜测不合常理。何时落地？很可能要等全面小康建成之后，也要等民众对此有充分心理准备之后。可是终究，房地产税还是要落地的，纳税主体是民众，尽管也许是拥有多套住宅的富裕群体。在大城市拥有多套房的富裕群体，会首当其冲受到房地产税的影响，他们需要考虑将房屋出售或出租，否则将被课税。有理由相信，中国农村家庭，以及90%以上的城镇城市家庭，不会受到房地产税开征与否的重大冲击。
任泽平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
要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未来一段时间内五个方面的改革亟待突破。第一，通过地方试点方式，调动地方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的积极性。第二，国企改革。第三，大力度、大规模地放活服务业。第四，大规模地降低微观主体的成本。第五，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促进金融回归本源，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易承志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治理跨界公共事务要求超越碎片化行政的阻滞，进行整体性回应，实现区域公共事务合作共治这一制度性集体行动目标。整体性治理不仅为超越碎片化行政指出了可行方向，而且为区域合作共治目标的达成提供了现实的路径选择，对突破跨界集体行动困境、提高跨界公共事务治理绩效具有重要的意义。整体性治理的有效推进是一项系统的工作，需要从治理目标设计、治理主体塑造、治理机制构建和治理文化培育等多个层面协同进行。
王建学
厦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1982年宪法中的“两个积极性原则”与前两部宪法存在本质差别，它不再是计划经济模式下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而是意味着中央和地方适当分权。但由于中央的统一领导在组织基础、事权范围和执行机制三方面的内在冲突，实际分权效果不尽理想，致使两个意义上的中国并存，一个是高度中央集权的中国，另一个是高度地方分权的中国。有必要淡化中央统一领导的行政色彩并使之转向法律上的中央统一领导，从而塑造更为良好的两个积极性实践。
马亮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政府应着眼于公共服务和政策的核心问题，积极建设数据工程，提出基于大数据的解决方案。特别是在身份识别、认证和审批等关乎民生福祉的公共服务方面，大数据可以实现跨域信息的关联和汇聚，提高企业和民众的办事效率。
章百家
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中国作为一个超大型国家的崛起，对现存世界秩序的冲击是巨大的、多方面的。中国将如何改变世界？究竟是使世界变得更美好，还是开始新一轮的大国争霸？对此，中国的回答是明确而清晰的。然而，许多国家仍不放心。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必须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增加自身的亲和力，以互利、回报而非索取的心态，争取广泛的国际合作。此时，最应避免的是自负的大国主义，它将对中国有百害而无一利。
董正华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香港珠海学院教授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东亚已经成长为世界最有活力的三大经济区域之一，成长为一个与欧洲、北美鼎足而立的和平、合作的新东亚。东亚人已经从近代的战乱、贫困、被殖民、被奴役的屈辱中走出，对自己历史悠久的传统文明及其未来前景重新获得了自信。随着东亚的复兴，具有深刻内涵与高度多样性、包容性的东亚文明，必将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对人类的美好前景做出贡献。
徐林
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
通过优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虽然是一个理论上容易被证明和理解的命题，在实际工作中却并不容易被理解并贯彻。很多城市政府出于自己管理的便利，往往会采取措施限制要素的自由流动甚至驱赶那些被认为不重要的要素。一些部门出于自身职责管理便利的需要，也会采取简单的办法来阻碍要素的高效配置和利用。恰恰是这些做法，点点滴滴形成涓流，侵蚀着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经济和统一市场配置要素的规模经济优势和专业化分工优势，最终会导致经济效率的损失。
利奥·阿布鲁泽斯
经济学人智库公共政策全球总监
翻译:付文慧
审译:康娟
如果历史真的可供借鉴（事实常常如此），这轮商业周期要到头了。全球经济每八到十年会陷入一轮衰退周期，而上次衰退周期终结于2009年。当中央银行急于遏制经济而过度过快上调利率时，经济衰退往往会发生。加息还会造成股市大幅调整，有个全球股票指数在2010年至2017年间翻了一番。很多人可能觉得2018年是经济真正复苏的开端，而事实上，经济复苏可能已近尾声。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