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张明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中美贸易战未来有中方主动让步（不打）、冲突有限升级（小打）与冲突全面升级（大打）三种情景，尽管大打情景的概率较低，但我们不能排除其风险。中国政府应该充分借鉴全球范围内贸易战历史的经验教训，避免陷入以下三个陷阱：因为贸易战的爆发而中断了国内结构性改革以及系统性风险防范的努力；在汇率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试图通过大规模减持美国国债来向美国政府施压。
约瑟芬·沃尔夫
罗切斯特理工学院助理教授
引人注目的是，像美国政府这样担心华为5G成绩的盟国屈指可数，这说明，国家安全也许并非美国抵制华为推动5G的唯一原因。如果华为在5G技术开发中击败竞争对手，以往主宰全球无线网络技术市场的许多他国公司——包括美国和韩国公司——也会受到严重经济影响。而且，这些国家同样会担心美国技术因此被削弱，致使美国政府监视和间谍活动的范围缩小。
帕特里克·孟迪斯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访问研究员
2017年8月，白宫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中国涉嫌侵犯知识产权展开调查。调查旨在“确认中国政府有关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的法律、政策和做法是否不合理或具有歧视性，且给美国商业造成负担或限制”。断言中国利用一切优势违背世界贸易治理规则的精神甚至文字当然有合理之处，但公平而言，又有哪个国家不是且为什么不会是这样呢？所有国家都在为自己的国家利益行事。
牛可
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现代化/发展理论与东亚现代化发展研究、美国社会科学史和大学史、冷战史和美国对外政策史。
马歇尔的个案还有更广泛的“知识社会史”意义。这涉及进步主义时代以来美国不断培育，也历经起伏兴衰的知识和行动、学术和政治之间沟通互动的制度和社会文化机制。马歇尔让我们再一次看到美国人用以使专业化知识注入国家权力的发达制度机制，看到政府和学术界之间的不停息的“旋转门”。但问题不仅仅止于制度方面，这里还有深刻复杂的文化问题，或者说“制度文化”和“政治文化”问题。
万仁德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
李欣
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
就社区治理而言，文化所具有的微观权力机制与思想意识规范作用可使之成为有效的治理工具，承担起社区治理的功能。将文化视为社区治理的路径选择，其内在逻辑就在于既将文化作为治理对象，又将文化作为治理的工具，通过对社区文化的培育与建设，促进社区文化的繁荣发展。可凭借文化隐性的治理功能不断开展对社区居民的规训与社区共同体的建设，推动社区的和谐、稳定、发展与进步，最终实现城市社区治理的善治。
王奎明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不管垃圾最终的处置方式是填埋或是焚烧，都需要依靠垃圾分类来减少垃圾的总量，提高可回收资源的数量。因此，垃圾分类是垃圾处理的基础性工作，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而有效激发民众进行垃圾分类的动力，应该是上海垃圾分类工作坚实的第一步。
任剑涛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真正要对中国既成政治生态系统的结构动刀，让改革成为一场真正的革命，官民双方都还缺少必要的心理准备和手段储备。为此，优化中国既成政治生态系统，必须自觉意识到“改革是一场革命，改的是体制机制，动的是既得利益，不真刀真枪干是不行的。”
加文•戴维斯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现有（虽然不是很有说服力）证据表明，贸易战带来的全球产出损失可能在几年内达到1%至3%，而采取左尾检定估测的情况可能会更糟糕。经济和政治上都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如果这场战略博弈陷入不利的均衡状态，那么市场可能倾向于做最坏的假设。
景跃进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
不管城市化进程如何快速和深入，中国依然有相当多的人口生活在乡村社会。未来有些村庄会从中国的地理版图上消失，有些村庄将发展成为新型城镇或既有城镇的组成部分，有的村庄将维持下来，转化为从事现代农业兼观光旅游的生态村庄等等。在这些保存下来的村庄中，其治理结构将会呈现何种形态?虽然我们无法进行具体的描述，但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已不再是乌托邦的想象，因为乡村治理的基本原则和结构性要素在实行村民自治的三十年实践中已经大体显现。
余盛峰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科研究院、法学院讲师,研究领域:比较法、法律社会理论、法律史
WTO全球体系的特殊历史意义，必须放置在二战之后的世界格局演变，尤其是1980年代以降冷战终结、新自由主义兴起以及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历史脉络中理解。它所涉及的不只是简单的贸易规则演变、国际组织创新与法律跨国化发展，而是代表世界秩序的深刻革命。
许倬云
匹兹堡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美国人文学社荣誉会士、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研究领域:中国文化史、社会经济史和中国上古史,著有《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等
而在教育上，不是桎梏人的思想，不是圈住人的教条，而是要放手让大家自由思想。今天学术界非常显著地崇洋媚外，也非常显著地抱残守缺，这两者是相配而行的。抱残守缺又不能见全貌，所以崇洋媚外，取外面东西来填补，没有自发的精神，有聪明才智但是不敢放，不敢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来解决自己的精神困扰和饥渴，这是值得担忧的事情。
李增元
法学博士,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香港城市大学访问学者
基层治理单元的设置，必须考虑赋予该单元需要承载的功能及单元的自身性质，以及社会发展阶段及社会基质的差异性等复杂因素。人是治理单元的核心，治理单元是人的集合体的区域化、分割化与功能化。治理单元设立的目的是服务人，促进人的解放与发展。人是社会实践性动物，作为承载人的活动的治理单元必然不是单一的，一成不变的，它具有多样性、差异性、灵活性，治理单元的这些特征本质上是人所具有的社会属性的外在展现。
谢宇
北京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密歇根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终身教授,《知识分子》主编
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争论虽然持续已久，但至今仍未产生共识。从议题上来看，中国社会学的研究议题已经相当地本土化，而且不必为突出本土化特征而束缚研究。从应用上看，一些应用西方理论或方法的中国研究本土契合性不足，其原因在于研究者本身缺乏对社会学的认识和对如何做好研究的理解。若在秉承社会学研究规范性的同时能够将社会学本身的情境性带入其中，中国社会学必然能够保持其学术的独立性和原创力。
张海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
朱钢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随着我国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农民工返乡的规模和速度都明显提高。如何实现大规模的返乡农民工顺利就业成为当地必须面对的问题，同时，外出务工积累了一定资金、经验和人脉的返乡农民工也可以为当地发展注入活力。那么，返乡农民工创业的现状如何？这些创业具有哪些新特征？ 现有的返乡创业政策是否发挥了作用以及需要采取哪些政策支持或进行政策调整？都是非常值得回答的问题。
卢伟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四年多来，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通过发展中欧班列、开展贸易和双向投资、设立地方基金、搭建经贸合作平台等措施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四年多来，这些措施正悄然改变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但是，我国不同区域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仍存在竞相补贴开行中欧班列、开放型经济支撑能力不足、软硬件设施建设滞后、贸易层次和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下一步， 应立足不同区域优势，扬长补短， 协同互促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Stephen Roach
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曾任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和首席经济学家
我非常担心两国冲突会升级。也许特朗普是虚张声势，我希望是这样。特朗普是完全不可预测的，我们不能忽视潜在的风险。因为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这样做风险太高了。我们需要由两国政府高层人员就经济和战略关系的共同利益进行认真对话，但现在还没有有效的解决方案。 我们需要一个由专家组成的常设秘书机构，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就风险和政策进行持续的讨论和交流。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