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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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佳宁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中心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决定区块链未来前景的重要因素是其与实体经济产业相结合的程度。目前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场景仍然主要局限于金融领域。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只有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实体经济发展，切实改变产业玩法、降低产业成本、提升产业效率、改善产业环境，创新的价值才能得以充分发挥。未来，区块链技术与实体经济产业深度融合，形成一批“产业区块链”项目，将会成为区块链技术的应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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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蔚冈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
《网络安全法》确定了用户信息采集和使用的原则，那就是合法、正当和必要。不过，如果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仅仅这样做还不够，同时还应该鼓励合法交易。现代社会很多机构耗费巨资收集了很多个人信息，但是绝大多数信息都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既是机构的损失，也是用户个人福利的受损。因此，还应该考虑在保护好具体个人的信息以外，同时通过多种渠道促进各种信息的交易——只有更多的交易发生，包括用户和机构在内的参与者才能从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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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峰
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新一轮司法改革的根本动力，是击碎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的硬壳，以诉讼方式将涌入上访渠道的社会矛盾解决重新地方化。由此，虽然司法改革会被强力推进，但基于对司法功能的过度期待而设计的改革措施既与法理规律存在紧张，也将加重法院本已沉重的案件压力和功能负荷，削弱其赖以安身立命的独立、专业和稳定品质。回应治理困境的权宜之计，一方面是凭借中央权威平衡央地人、事、财权关系以减少滋生社会矛盾的外部激励，另一方面是将“矛盾回应型”司法改革转向“规则确认型”司法改革以促进央地关系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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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领域:发展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著有《制度、技术和中国农业发展》等
表面来看，美国挑起此次贸易争端的原因是长期以来中美贸易不平衡，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巨大。其实金融自由化之后，美国消费与储蓄之间的缺口逐年扩大，贸易逆差自然不断增加，这才是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的根本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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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瑞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研究领域: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组织行为学、领导科学
不论人才引进还是人才引进后的人才管理，其出发点和逻辑归宿都是最大程度发挥人才的主观能动性，并使其与组织优势凸显、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等宏阔未来保持动态的一致性，这既需要在人才引进上科学规划，又需要在人才管理上力求精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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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亚拉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
陈桔荭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刘莉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杨柳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儿童是国家的未来，他们的健康是“健康中国”的必要条件。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14岁以下儿童2.21亿，农村儿童1.4亿，留守儿童902万。然而，儿童食品安全问题多次敲响警钟，农村地区尤其是短板。保护儿童，提高农村贫困地区儿童健康水平，打破贫困代际传递，对扶贫攻坚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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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实
工银国际研究部主管,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领域为全球宏观、中国宏观和金融市场
新经济不是一种孤立、静止的经济形态，而是以新技术为基础的、对传统经济金融体系进行的一场系统性大改造。凭借“信息三优化”的根本机理，新经济能够在供给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需求侧提高居民福祉，因而内嵌于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之中，兼具时代动力和比较优势。以此为基础，利用中国存托凭证（CDR）等制度创新，独角兽企业的加速回归将构筑中国新经济崛起的正向循环，实现在全球范围内的抢跑领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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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瑞明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现代企业制度是中国和西欧产生“大分流”的关键。西欧各国之所以能够在近代以来取得飞速的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们都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扩展提供了种种便利。中国虽然很早就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是由于中国特有的“内卷化”的集权体制，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出现得很晚，更令人遗憾的是，在短暂的高潮之后，中国现代企业就在国内封建势力的压榨和外国资本的冲击下消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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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红秀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部教授
在现阶段我国分配问题上，与其关注收入分配，不如更加关注财富分配；与其关注分配差距的大小，不如更加关注分配规则是否公正。与其过度关注一个收入分配的综合改革方案，不如关注已经陆续出台、今后仍将逐步推出和完善的单项改革，这些措施对缩小贫富差距、解决分配矛盾都是有着实质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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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文生
CF40成员,光大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光大集团研究院副院长
特朗普政府减税、增加基础设施投资，这些财政扩张的措施意味着美国的总体储蓄率降下降，贸易逆差还要增加，贸易摩擦问题未来几年可能会更加严重。当前，最主要的是我们应该做好自己的事情。要扩大对外开放，提高竞争，促进效率。同时，要促进内部的改革，最重要的是放松管制。另外，促进公平导向的结构政策。最后，要坚持防控化解金融性风险，坚持加强金融监管，控制地产泡沫，降低宏观杠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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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斌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原主任
高房价需要归咎的地方在于供给方的土地供应限制、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到位，以及需求方的金融市场不发达。货币政策主要关注的还应该是传统的物价和经济增长稳定目标，而非房价。货币政策主要负责的是全国人民的就业和生活稳定，没有道理为调节几个一线城市的高房价做牺牲，货币政策也不是能解决好房价问题的恰当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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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文晖
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理事
王玉清
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张玉阁
港澳经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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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怀德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玎
中国政法大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直接关系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能否如期实现。建设法治政府，既要贯彻落实党对法治政府建设新要求，不断完善体制机制，探索科学、合理、适合我国国情的法治政府建设道路；也需要高度重视理论的创新发展，用新理念、新思路、新方法为法治政府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学校的校训是：厚德、明法、格物、致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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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威
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城市发展与土地政策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
2018年“两会”期间，房地产税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两会期间，全国人大预工委和财政部在新闻发布会上，除了再次明确房地产税立法的进程外，也提到了一些改革的细节，比如整合相关税种、合理降低房地产在建设交易环节的税负等。同时，学者、媒体和公众也对中国房地产税改革提出了许多意见。但在目前关于房地产税改革的讨论中，仍有一些基本问题未达共识，一些基本知识未能普及，直接影响房地产税改革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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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朝晖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若要推进高考招生制度改革，就必须尽快踏上招考分离这个新台阶，这才称得上实质性的改革，也符合十多年前各界对高考招生研究所形成的共识。要实现招考分离必须推进体制改革，改变政府既做考试的主体，又做招生的主体，还是办学主体的状态，要让高校成为招生的真实主体。不同高校依据自身需求和对各种评价结果的判断选择用来招生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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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私营企业主群体研究中心秘书长
范晓光
浙江大学地方政府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
无论某些具体的事件可能让你如何迷茫，来自最高层的宣示清晰地表明，进入新时代之际，急需脱胎换骨的中国新经济，必须要有一个配得上的新型政商关系。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国家-市场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再过四十年回头看，另一种新的国家-市场关系，将脱胎于今天的这些点点滴滴。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