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陈鼎
新泽西拉玛珀学院副教授
在特朗普政府开始把强硬派人士安插进国家安全和外交机构之际，金正恩决定率先访问中国，这可能是出于这样一种算计：一旦与特朗普总统的会晤失败，朝鲜能继续指望北京的保证和支持。就华盛顿来说，“习金会”可能有两个后果。第一，如果特朗普政府认为，北京会在平壤背后发挥作用并给平壤壮胆，那么，它也许不顾中美双方当前平息贸易紧张的努力，而选择让经济战争升级。另外，华盛顿有可能继续提升与台北的关系，使之发挥杠杆作用。第二，是另一种情况，华盛顿也许认识到，北京终究是朝鲜半岛无核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参与者，因此，特朗普政府有可能在经济问题上更加克制，并重新调整它的对台政策。
道格•班多
卡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特朗普和金正恩即将举行的峰会提供了巨大机会，但也可能遭到灾难性失败。如果特朗普总统觉得被金正恩出卖，那么他穷兵黩武的新顾问迈克·蓬佩奥和约翰·博尔顿就可能建议进行对抗，甚至战争。而如果总统的期望是现实的，达成协议就有可能。这需要努力、耐心和朝鲜邻国的参与。尽早并不时让中国参与这一进程至关重要。
盖新哲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美国东部时间4月3日，美国贸易代表公布对华301调查征税产品建议清单，并公开征求意见。总体来看，301产品清单并非针对知识产权、贸易赤字等问题设计，说明这些只是特朗普名义上的借口。清单本身没有明确目标指向，暴露了特朗普拼命撂狠话从而逼迫中国退让的意图。面对“胆小鬼博弈”，中国应该不躲不退奉陪到底，在扩大开放中维护全球化潮流，以更深入的改革和更高质量的发展回应外部扰动。
张明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研究员
在2017年，中国重新出现了经常账户顺差（1649亿美元）与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顺差（1486亿美元）的双顺差格局。重返双顺差的直接结果，是国际储备账户在2017年重新上升。国际收支表口径的外汇储备在2015年与2016年分别减少了3423与4487亿美元，而在2017年增加了930亿美元。从季度数据来看，国际收支表口径外汇储备项除了在2017年第一季度缩水之外，在2017年后三个季度均持续增长。
刘学智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最近，财政部牵头各部委发布开展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的通知。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早在3年前的2015年就有充分讨论，但直到今天才推出来，并且仅仅是很少的地区试点，试点时间还暂定一年。由此可见，当前个税改革非常缓慢。近几年个税改革方案有过深入研究讨论，但目前仍未见实质性推进。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国个税改革已迫在眉睫，需要增强个税均贫富的能力，起到“提低、扩中、限高”的作用，促进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
杨平
修远基金会理事长,文化纵横杂志社长,阿拉善SEE创始秘书长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民营企业家承担社会责任、参与环境保护的首次集体行动，具有重大象征意义。杨平先生从组织发展与组织制度的角度出发，梳理了阿拉善SEE的创建历程，指出其中存在的民主与效率、集权与分权、环保组织与企业家俱乐部、企业家与专业团队、商业与公益等5组结构性矛盾，总结其10年治理成果和经验教训，以此为企业家承担社会责任、发挥社会价值提供案例参考。
周利敏
社会学博士,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城市日益成为复杂的巨型系统，同时也越来越脆弱，韧性理论为之提供了新的思路。韧性概念有“能力恢复说”、“扰动说”、“系统说”和“提升能力说”四种典型定义，这一概念不关注城市系统是否恢复灾前状态，它强调的是“重组”能力，包括吸收外界扰动、学习和再组织、快速恢复正常和软硬件应对能力。
高波
法学博士,成都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县委书记权力巨大、集中，且缺乏有效监督；县委书记选拔任用非正式制度靡行；县委书记晋升竞争中的前台因素与后台因素相互作用，容易造成部分县委书记行为扭曲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并提高县委书记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要从优化政治生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和改善对县委书记的监督，改革和完善县委书记选拔任用管理制度，完善科层规章制度，完善县委书记考评问责制度等方面进行。
隆国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培育新动能是项复杂、系统的工作，要做多方面的设计和探索。其中，我强调要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第一，要处理好前沿技术创新和传统产业升级的关系。第二，要处理好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的关系。第三个关系是最重要的，就是要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
薛小荣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戈尔巴乔夫改革
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的社会民主运动，既是改革的民主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改革进程中国家政治控制能力弱化乃至丧失的结果；既是苏联社会在长期发展进程中社会矛盾不断累积爆发的结果，又是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刺激下社会过度反应后不满和怨气的情绪宣泄。但是最终社会民主运动发生政治方向变化的关键因素则是苏联政治压力集团的形成。在中央政府不断失去对局势的控制后，这些政治压力集团迅速演变成为政治夺权势力。最终，曾经恢宏壮阔、威严肃穆的苏维埃政权在社会民主运动的激情狂欢中轰然倒塌。
孙立平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从8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社会现代化的研究工作,并成为社会学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90年代初,逐步转向对中国的社会结构的研究。著有描述中国改革处在十字路口处境的《断裂》、《失衡》等
了解班农的思想和主张，对于我们理解美国战略思维变化的脉络，理解现在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是很重要的。请记住这个词：班农主义。这个词说不定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尽管班农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会一如既往，甚至被人们所遗忘。
苏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管理世界》杂志社
王晓明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
罗一飞
朴石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必将实现各行业数据的整合与发展，从而推动以数字化为特征的数字经济进入崭新的发展阶段。企业架构、IT基础设施、新型I T基础架构、安全防护体系、数字化平台以及人才教育等支撑条件将成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基石。
马丁·沃尔夫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
中国是一个冉冉升起的超级大国。美国是老牌超级大国。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爆发破坏性冲突的可能性似乎无穷。但两国同时也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如果无法维持合理的合作关系，它们有能力不仅对彼此、而且对整个世界造成严重破坏。
胡月晓
上海证券研究所首席宏观分析师、高级经济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论坛上发表的讲话——中国将加快开放步伐、进一步融入世界，既表达了中国顺应全球化趋势将一如既往保持开放的态度，实际上也是对美国贸易战威胁的回应，凸显了中国在对外开放上的“定力”。在习近平博鳌讲话发表后，中美贸易战真正爆发的风险实际上已大大降低，但是，明里的贸易战会停歇，暗里的金融战不会停歇，中国实际上在金融对外开放上，已做出了很大让步。
鄢一龙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中国国家治理不是单中心(monocentric），也不是多中心(polycentric)，而是“1+N”中心。从公职人员的产生来看，强调竞争性选拔；从决策过程来看，是事前协商、充分吸纳，事后制衡；从公众参与来看，强调决策者主动了解民意的公众逆向参与；从中央与地方关系看，中国在强调高度政治集权的同时也高度行政分权；从社会治理来看，强调党的动员能力与社会自组织的有机结合。这是一种结合了统一与多元，效率与开放，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新型国家治理模式。
方明月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张雨潇
中国人民大学学术期刊社编辑
聂辉华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人大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
中小民营企业由于难以直接从银行获得贷款，普遍采取了相互担保的借贷方式，并且上下游企业之间在资金和业务上紧密关联。一旦某家企业发生财务危机变成了僵尸企业，关联企业不得不为僵尸企业提供信贷资金或者银行担保，这导致关联企业也容易变为僵尸企业。因此，一个地区的僵尸企业越多，就会连累更多中小民营企业成为僵尸企业。中小民营企业之间发生传染效应的三个渠道为融资、投资和用工。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