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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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恒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十九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在公共服务管理体制方面，政府职能部门要把工作重心从单纯注重本行业本系统公共事业发展转向更多创造公平机会和公正环境，促进全社会受益机会和权利均等，推动公共服务提供主体多元化、提供方式多样化。推进非基本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引入竞争机制，扩大购买服务。按照这一原则，国家卫健委就不能简单复归传统卫生部管办不分模式，而是只能在“全行业监管者”职能和“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行政管理者”职能两者之间择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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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主要兴趣或研究领域为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转型和社会正义;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比较中央地方关系;中国政治
民粹主义的崛起正在改变各国的政治格局。就政治来说，从传统精英民主时期的“间接民主”向当代的“直接民主”转型。更为重要的是，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已经为民粹主义政治提供了坚实可靠的技术手段。当各国当政者掌握了这种技术手段，民众（投票人）不再是能够做出理性判断的个人（古典民主理论的假设），而仅仅是政治人物所操纵的对象。传统世界和传统价值观消失了，人们再也不能用传统的价值来看新世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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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建章
携程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局主席
红红火火的“抢人大战”肯定是一件好事，而这应当成为一系列城市扩容的序幕。未来中央政府应当鼓励各地实现城市扩容，同时配套推出鼓励生育的政策。让更多人有机会在城市中生活和发展，最终会让整个中国变得更加强大而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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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在2018年下半年，可能存在如下风险，也即如果出口增速下行、基建投资增速下行与房地产投资增速下行叠加到一起，再考虑到消费增速总体平稳、制造业投资增速最多也仅能温和反弹，那么2018年第三、第四季度的经济增速就存在超预期下滑的风险。尽管今年中国政府将全年增长目标定在6.5%上下，但如果经济增速回落过快，稳增长的情绪就可能重新占据上风。届时，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就存在边际上放松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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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东
盘古智库学术委员、辽宁省社科院副院长
当前，我们要立足国情农情，顺势而为，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落实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把握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九个着力点。一是提高站位，优先发展；二是规划先行，有序发展；三是产业驱动，集约发展；四是深化改革，创新发展；五是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六是整体部署，全面发展；七是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八是民生为本，和谐发展；九是因地制宜，规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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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锋
北京大学国发院教授
李双双
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靴子何时落下？”回答是最短两月有余，最长还有半年多。美国前财长萨默斯日前在北京与朱民教授对话中美如何在301调查最后期限进行危机管理时，建议对这类期限不要给太多的关注。在他看来，“在外交界的话，最后期限不是问题。……不要过分担心，好像过了期限就不行了”。美国前政要在北京谈论这类敏感议题，往往会考虑受众偏好斟酌言辞，不过笔者认为萨默斯教授上述评论观点不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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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畅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
程同顺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政体、政治文化、法治、军队和经济状况等五个方面被认为是诱发政变的重要因素。在对其进行概念化处理后，分别提取非洲54个国家的政体指数、政变次数、法治指数、军费占GDP比重和人均GDP增幅的五个指标，聚类成各国潜在政变风险系数进行对比。结果显示政变风险极高的有中非共和国等10个国家；较高的有利比里亚等12个国家；中等政变风险的有冈比亚等10个国家；较低风险的有埃塞俄比亚等9个国际；极低风险的有佛得角等13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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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名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院长
李朔严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益慈善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一个关于社会治理的系统观点和相对完整的思想体系，包括指导思想、基本格局、体制制度、发展水平、机制任务及战略目标等六个重要方面。要全面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包括作为社会共治主体之一的作用，也包括社会组织在协商民主和基层党建中的积极作用。十九大报告提出了美好生活的价值观，其内涵包括超越资本主义、超越国家主义、回归人民中心和人的全面发展。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最高理想和目标，就是努力实现美好生活的价值观，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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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鹏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当前，一场冷战结束之后规模空前的对华战略大辩论、大反思、大调整正在美国上演。辩论直逼一个主题，那就是美国对华战略是不是需要来个根本性的大调整。这场大辩论仍在进行中，但似乎几个初步的共识正在形成：其一，中国成为美国未来必须全力应对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而且这个对手已超越经贸领域和亚太区域，是全方位和全球性的；其二，美国既有对华战略可以说基本失效，亟须改弦更张进行调整重置；其三，未来五至十年是中美战略竞争的关键期，如不有效应对，中国将势不可挡，超越美国只是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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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伟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家庭经营是乡村产业的微观经营基础，在家庭“半工半耕”的基础上，乡村产业依托既有城镇节点、历史传统、自然资源、劳动力以及社会关系，形成了一个多元、分散、灵活的就业体系。新时期乡村产业的新发展，繁荣了乡村业态，也进一步丰富了家庭“半工半耕”的内涵。家庭在兼营农业的同时，在本地非农就业与外出务工之间灵活选择，形成了一个基于家庭生命周期的“外出—回流”机制。乡村产业也进一步改变了城乡格局，为“就地城镇化”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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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建群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特朗普政府大国政治回归带有鲜明的冷战和零和游戏思维，难以适应历史发展大潮。战略竞争对中国来说也不一定是坏事，它可倒逼中国在多领域进行深化改革，加快自主创新步伐。中国只要稳住阵脚，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搞好国内建设，就足以应对美国仅靠过时意志且难以成型的战略重心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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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利
北京市委党校工商管理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首都信访规律研究中心研究员
在新时代城市基层治理转型中，社会组织协商必须在行政权力的相对集中和社会权力的适当分散之间取得平衡，因此社会组织自身的发育成熟程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现实是社会组织在价值理念、角色期待、运作过程和制度保障等方面均存在不足，以提升社会组织能力为依托，从角色定位、能力建设、渠道拓展、技术提升和制度保障等维度推动城市治理转型中社会组织协商发展，由此成为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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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小丽
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
蒋国勇
浙江师范大学图文信息中心研究员
基于“放管服”改革的顶层设计，浙江省着眼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积极部署以“四单一网”建设为载体，完善“放管服”改革的平台;以“最多跑一次”改革为重点，健全“放管服”改革的运行机制，推动地方治理现代化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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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风固收孙彬彬团队
在当下中美贸易摩擦成为世界关注点的局面下，从德国与日本1985-1990年金融调控结果来看，结论是不应轻易放弃对宏观杠杆率、金融机构广义信贷的调控。尤其是在我国企业部门杠杆率较高、居民部门杠杆率上行较快的背景下。考虑到中国央行已经建立了双支柱管理框架，有可能实现在资金利率相对平稳的情况下，控制住社会债务率扩张，避免系统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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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名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部长、研究员
在公共服务领域的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部分领域出现市场化趋势，其范围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在数字技术及其商业模式和业态创新的推动下，公共服务领域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正被重新塑造，数字技术正成为创新政府治理的新动力，政府开始从公共服务的直接提供者向服务的合作者或监管者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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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忠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并不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面实现的，而是在开放的环境中取得的。在开放环境下，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并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最关键的是资本和人才，但这要靠制度保障。中国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核心的问题是要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