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吴家睿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
人类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拥有长寿的同时也面临着慢性病的威胁。不同于外来病原体引发的传染病，慢性病是机体内部出现问题而导致的，病因复杂多变。更麻烦的是，慢性病表现出明显的个体之间的差异，甚至个体内的异质性。因此，不能简单地停留在“看病”，而是要“看人”。
唐任伍
浙江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深化农村体制机制创新和改革，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注入先进文化活化乡村精气神建设现代乡村文明，打破城乡经济社会二元体制构建城乡命运共同体，建立现代乡村治理体系，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乡村振兴的路径。
朱启臻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博导,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为乡村文化建设、乡村教育、职业农民培育、农民参与、农村土地、农民组织。主要著作有《中国农民社会心理研究》《中国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研究》《农村社会学》等
由于长期受重城市轻乡村思维定势的影响，乡村振兴受阻于诸多制度性因素，特别需要破除一系列阻碍乡村振兴的体制机制障碍。我们梳理影响乡村振兴的障碍因素，不仅有利于理解乡村衰败的原因，也有助于探索农业和乡村现代化的路径，制定出促进乡村振兴的合理措施。城乡人才流动制度、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乡村金融制度、耕地及宅基地制度等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乡村的振兴。
刘尚希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在现有体制下，社会化改革包括两大块：一是体制内，涵盖各个领域的事业单位；另一块是体制外，涵盖各领域的民间社会组织。对于体制内的社会化改革，集中体现为事业单位体制改革；对于体制外的社会化改革，则集中表现为放开搞活，减少管制。无论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社会化改革的目标是一致的，即构建社会微观基础，激发社会活力。
肖立辉
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教授
在推进省管县改革过程中，需要对改革可能遭遇的困境进行全面预测，并从建立地级市的利益补偿机制、完善地方政府间利益协调机制、理顺“条块关系”、构建公共服务跨域治理体系、摒弃“以级别定规模”的错误观念、合理划分纵向政府间事权关系、构建有限责任的地方政府体系等方面。
贾康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正确处理住宅房地产与实体经济其余部分这两者关系的思路和要领，应是在房地产调控中既求治标又求治本，抓紧以基础性的“双轨统筹”的住房制度和攻坚克难的土地制度改革、房地产税制改革相配套，来形成引导、促使住宅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使该市场的交易趋于价格较沉稳、利润较合理，同时也就可以矫正和防范市场竞争与要素流动中生产性实体经济部门投资支持不足的偏差。
余永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博导,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联合国发展政策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领域是国际金融、中国经济增长和中国的宏观经济稳定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此后，关于中国改革目标模式的提法似乎并没有改变过。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这种提法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是一致的，但更加具体化了。十八届三中全会提法中最关键的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黄育川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著有《破解中国之谜:为什么传统经济智慧是错的》
中国迄今取得的非凡成功，一定程度上归功于中国的实用主义，以及行动派和改革派人士的努力。现在中国社会仍在进一步的改革中，这表明政府有意解决国内的社会和经济需求。中国在一段时间内可能都不会成为“普通国家”。
章俊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未来几年内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向好和国内结构性改革的推动下回持续复苏，但由于复苏是伴随着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因此基本面改善未必会像过去那样反映在GDP增速的提升上。但只要就业不出问题，经济增速无论是快一点或者慢一点都不是问题。
沈晓杰
长江产经智库特约研究员
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业农村实现历史性变革，需要的是一场彻底的变革。这就要求在制定和实施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时，要有全新的思维和根本性的创新。再也不能是在过去“三农”工作的传统思维和做法上的修修补补和小打小敲继续和延伸。
俞可平
北京大学讲席教授,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
对人的尊严的认识，集中表明了人类对自身价值和命运的认识；人类在维护自身尊严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集中反映了人类文明的深刻进步。认识到人的尊严，是与生俱来的人的内在价值，是人类自身认识史上的重大飞跃；把人的尊严视为人权的“第一原则”，并在宪法和法律中加以明确的规定，是人类政治发展史特别是人权历史的重大突破。不再依赖任何形式的“救世主”，而是依靠人类自己，并通过具体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来维护和保障人的基本权利，进而维护人的尊严，是人类终于找到的、实现自我解放的唯一正确道路。
马怀德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
十九大报告提出，制定国家监察法，要依法赋予监察委员会职责权限和调查手段，用留置取代传统纪检监察中的“两规”“双指”措施。学界普遍认为，用留置取代“两规”“双指”符合《立法法》等法律的要求，符合法治精神和法治要求，是运用法治思维反腐的具体举措，具有进步性。
韩俊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围绕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深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全面建立职业农民制度、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创新乡村人才培育引进使用机制、鼓励引导工商资本参与乡村振兴等方面，部署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和制度建设。
宋迎昌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博导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应该成为新时代城市群发展的新追求。具体而言：一是应由注重追求数量扩张向注重追求质量提升转变；二是应由注重追求自发发展向注重追求统一规划转变；三是应由注重追求城市自我发展向注重追求大中小城市协同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转变；四是应由注重追求经济产出向注重追求经济、社会、环境以及人的全面发展转变。
马特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
“租购同权”是国家保障公民居住权的体现，包含租户与业主在社会公共服务方面的同权，以及在共享小区资源方面的同权。前者蕴含着教育公平的议题，不但需要在需求侧简政放权，更需要教育资源的供给侧改革；后者则需要厘清公权与私权的关系，保障公租户的同权，政府更多地是要发挥公租房产权人的功能，审慎行使公权力，政策制定应当遵循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的基本原则。
白雪石
CFA,阳光保险资产管理公司高级投资经理,负责境外公开市场投资业务
数字货币脱胎于区块链技术，出身高贵，市场宠爱万千，却引发政策制定者和金融监管者的高度警觉，也充满矛盾和纠结。数字货币目前的最大软肋，不在于技术，而在于政策制定者和技术拥有者之间的互不信任。失去法律保护和法定权威的数字货币不仅丧失了作为广义社会交易工具所应有的功能，自身也受到了非法资金和地下经济的伤害。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