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汪涛
天使投资人、前中兴通讯印度分公司CEO
浙江的经济规模不是最大的，增长速度也不是最快的，却主要依靠自身内在动力实现了高速、有质量的增长和可观的规模，也是居民获得实在效益最多的省份。关键在于，浙江实现了从贸易和手工业、生产加工到科技研发的产业升级。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互联网经济虽然不具有普遍意义，因为互联网的规律是赢家通吃，但也说明了浙江在经济发展上具有的自我突破潜力。
朱恒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新成立的国家医疗保障局，有希望成为突破多年医改僵局的关键抓手。但如果不能同步推进医保经办体制的转型，仅仅将分散在多个部委的职能集中到一个部门并不能解决“九龙治水”问题，并不能解决扯皮和推诿问题，也无从实现社会医疗保险管理和经办的现代化
沈建光
瑞穗证劵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
十九大之后的第一个两会释放出积极的改革开放姿态。而接下来，抓住重要时点，增加与国际对话，传达市场化改革态度以及积极的开放心态，争取更多的国际支持也是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必要举动。本周末将拉开序幕的两会后首个中国主导的国际论坛——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是个很好的时机，需要好好把握。
丁元竹
国家行政学院社会与文化教研部副主任
构建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要以“居民体验”为主体，以标准为引领，以服务方式多样、便利化、智能化和绿色供应链为重点，以服务平台为支撑，加快实施基本公共服务平台化建设工程。
王宇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研究员
全球经济已经走过拐点，走出危机后的调整期，摆脱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回到正常增长。2018年世界经济复苏进程将进一步加快，有望实现全面复苏。目前经济学界争论较多的有八个问题：全球经济强劲复苏：真实还是虚幻；国际贸易重回增长：是区域性还是全球性；货币政策操作方向：趋同还是分化；宏观政策组合：“松紧搭配”还是“紧松搭配”；美联储换帅会改变加息进程吗；美联储缩表：内容、方式、操作和影响；美元指数还将继续保持升值态势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低位徘徊还是大幅上行。
陈功
安邦咨询创始合伙人、首席研究员、博士后导师、著名智库学者,中国信息分析学科的著名权威专家,为中国的信息分析学科奠定了扎实的实证理论基础,著有《分析的艺术》《信息分析的核心》等
本文从一个全新的角度阐述并描绘了一个新的世界地缘政治、经济和贸易的新形态，定义了未来的全球竞争和冲突的焦点与核心问题，在热战、冷战之后未来世界的全新国际交锋和竞争形态——商战或称市场之战。研究在对市场及其空间重新定义的基础上，指出贸易制裁和贸易冲突的根源以及对地缘政治的影响。报告提出了“全球融合”的概念，强调了全球融合的重要性和客观性，认为世界只有超越意识形态，超越单纯经济财富和竞争框架下的全球化，向着“全球融合”的方向前进，才有望实现真正的和平和均衡。
顾昕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从事社会政策、社会选择理论、治理与发展、医疗卫生政策、非营利组织和发展主义的研究和教学工作。
落实“管办分开”的原则，推进医疗卫生行政管理和监管体制的改革，尤其是推进公立医院的去行政化，是中国供给侧改革的战略之举。健康大部制对于政府职能的再界定和部门治理的再协调来说是可行之举，但只有在管办分开制度化的框架中，大部制才能发挥积极的作用。唯有实现公立医院的去行政化，理顺管理与监管的关系，健康大部制方可实行。任何单纯弘扬“大部制”的政策建议，带给我们的将不是公共管理的变革，而是重回行政机构合并-分立循环的老路。
刘晓光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将迎来“高成本期”，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可能是未来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虽在未来一段时期中技术水平将持续提升、改革红利将逐步显现，但这些因素带来的生产率的提升难以在短期达到较高的水平，难以完全对冲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带来的原材料成本上涨、社会建设加速带来的社会成本上涨、人口红利递减和劳资关系改革带来的劳动力成本上涨、以及环保监管力度加大带来的环保成本上涨。
徐奇渊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多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缺乏弹性，对货币政策构成了一定掣肘。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中国现有的货币政策框架，实际上就是以汇率政策为出发点而展开的。甚至在一定意义上，“中国的货币政策就是汇率政策”、“货币政策以汇率为纲”。从经济环境来看，中国选择汇率制度所面临的约束条件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这些约束所形成的天时、地利，加上人和的因素，将有望改变汇率制度与上述政策目标之间的矛盾关系，从而成就中国汇率制度的转型成功，以及成熟货币政策框架的真正确立。
徐忠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
随着金融体系的演变，金融市场作用的提高和金融科技的应用，危机的传播速度更快，危机处置存在黄金24小时,中央银行在危机处置中的制度优势进一步凸显。中央银行在危机救助时要做好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的平衡，以及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债权和股权的平衡。
贺雪峰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乡村治理、乡村建设、农村社会学、政治社会学,著有《新乡土中国》等
从乡村社会内部来看，当前中国农村正在发生巨大分化，不同地区的农村差异很大，当前中国不同地区存在着不同的乡村管理体制的选择，并且这种选择仍在进行中。只有形成与当下中国农村相匹配的乡村管理体制，才能实现可行的基层治理现代化。
何哲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副研究员、国家战略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领域:网络治理;行政体制改革;国家战略等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广泛应用使得人类逐渐走入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技术对传统人类社会的冲击是广泛而全面的。其在根本性的人类主体性方面，对以自然人为主体构成的整个人类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行政体系而言，其影响同样是巨大的，包括对传统政府的主体、行为模式、组织运作等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张玉林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研究领域:当代中国的农村社会与农民问题、环境问题,著有《转型期中国的国家与农民(1978~1998
等
中国农村问题的核心特征是自然环境与社会生态一道恶化并相互交织，而中国农村环境问题的复合性污染在当今世界的农村中也最为严峻。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众多的污染主体和缺失的环境监管保护机构形成了共犯体系。如何改造碎片化而又非常低效的治理体系,接纳农民的组织化参与，已经成为重要挑战。
杨光斌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研究领域:政治学理论、当代中国政治、比较政治、中国国内政治经济与对外关系,著有《制度变迁与国家治理:中国政治发展研究》等
中国政治文化和政治实践几乎满足了共识民主的所有要求和特征。中国的政策主体有“国家”(包括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主管部门、地方政府和基层政府，不同层次的政策过程的共识民主具有一定的差异性。政策过程的共识民主模式大致可以划分为“制度化协商型共识”“市场化压力型共识”“谈判型共识”，不同类型的共识有着不同的政治意义。
刘成晨
桂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与传媒学院教师,研究领域:网络政治、三农问题、公共治理等
基层治理与社会建设创新事关国家治理的成效。在网络时代，利用网络进行治理，既突破了传统“治理术”上的困境，又可以很及时地回复民众诉求，也可以第一时间公布事实与真相，从而消除集体性抗争。研究得出：当前的乡村治理，最终都会反映在乡村干部的腐败之上，原因在于乡村干部的权力太大而无监督。
芮明杰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著有《现代企业持续发展理论与策略》等
现代经济体系的核心是现代（新型）产业体系，所谓产业体系就是所有产业相互关联衔接的系统，它既是全社会所有产品投入产出相互关联的体系，也是所有产品供给流通与消费的一体化体系，它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核心。我国供给侧结构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面向未来有国际竞争力领先、适应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供给体系与结构即新型产业体系与结构。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