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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沈国麟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

今年1月1日起,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开始施行,根据该法案,刷单炒信、删除差评、虚构交易等行为,都将受到查处,“网络水军”、职业“差评师”等不法经营者将受到处罚。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监管也面临着新的难题。对于“网络水军”的治理,应该结合多方面的力量统筹协调来进行,以保证互联网健康有序发展。

何应伟

中国地质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黄 艳

武汉轻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

城市规划管理是一项规模庞大的系统性工程,如何科学定位和充分发挥政府作用,关乎我国城市化发展进程。在城市规划管理中,政府身兼多职,既是谋划者、决策者、经营者,也是倡导者、组织者、协调者、激励者,不同的角色定位了不同的职能。政府精准把握不同角色,全面发挥自身作用,有利于保障城市科学规划、稳步建设、高效管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陈煜波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

马晔风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制定数字人才战略首先应对数字人才的现状和需求有充分的认识和了解,从行业、职能、特征多个角度对人才储备的现状、优势和劣势进行分析;其次,对数字人才的吸引应当具有针对性,依据行业、职能和技能进行筛选,以需求为导向建立有效的人才吸引和培养机制;最后,应当通过打造产业优势来吸引数字人才,而不只是仅仅通过提供多方位的保障性条件,留住数字人才需要从产业基础和创新环境等更重要的因素着手和施力。

常健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政策刚性执行与弹性执行的恶性循环所导致的政策执行“一阵风”现象,会造成一系列严重的后果。解决政策执行“一阵风”问题,需要改变不从实际出发的工作作风,强化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完善问责和监督机制,积极创造政策执行条件,为政策弹性执行预留必要空间,同时予以必要规范。

任若恩

经济学博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学部委员

关于中国未来对贸易战的应对策略提出以下四个方面的建议:第一,中国应该稳步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保持对外贸易多元化。第二,在中美贸易战初期要有对等手段反击,目的是为了让对方理解贸易战对于双方都是有害的,因此可能导致贸易战的夭折。第三,应继续确保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对主要发达国家保持优势。第四,美国和中国在很多方面出现摩擦可能是长期存在的,这将对我国经济产生较大的影响,比如影响到国防支出和其他支出之间的关系,怎么建立更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等等。

姚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院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要探讨中国经济增长成功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探讨中国政府为什么采纳了这些好的经济政策?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政府的务实主义。这导致采取改革时非常地渐进——摸着石头过河。二是中央政府是一个中性政府,更加关注长远的经济发展。三是分权(给了地方官员发展地方经济的积极性)。四是官员的选拔。党内选拔制度,给官员很强的正向激励。

卢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对华经贸政策发生了系统转变,这种变化是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既包括中国经济强劲发展给美国带来的压力,也包含美国对自身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感到焦虑以及美国国内政治与政府主政团队立场取向等因素的影响。美国在零和思维模式支配下放大中美竞合关系中的竞争与博弈因素,通过不同领域的出格出界行为试探底线与改变规则,试图营造让中国出错招、打错牌的压力环境,将构成未来一段时期中美关系新常态因素。

许善达

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原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

我国宏观税负水平高低是政治判断。这种判断不能脱离中国的实际国情。中国的宏观税负是要支撑政府施政方向的,宏观税负取决于政府要干什么事。有的事要重点扶持、花钱多,有的要从企业多拿或少拿钱,这都是有政府目标的,是一个政治判断。所以,将视野局限在同美国、英国、北欧、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的宏观税负水平比较,以此判断中国宏观税负水平的高低,是不符合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阶段的

钟伟

CF40成员、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李总理表示个税起征点有可能提高,并增加子女和医疗支出抵扣个人所得税。预期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有可能调高到月收入约5000元。另外,中国已在重庆和上海试点征收房地产税多年,不动产统一登记体系也在完善中,在中国全面开征房地产税是未来必然选项。总体观察,本次的政府工作报告维持了稳中求进的政策连续性,更注重经济政策中长期的可持续性,更注重让普罗大众共享经济增长。

柯安德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副研究员

对于中国的分析都会低估中国领导人对面临挑战的了解程度,因此无法在准确的语境中分析中国的各项声明。李克强总理在全国人大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就再次透露出了这样一个迹象,即中国领导层实际上深知中国面临的各种问题,他们给自己预留了空间来应对这些挑战,并稳步在改革实质上取得进步。

管清友

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

特朗普总统和美国政府对多国发起贸易战,这只是开始,不是结束。有以下原因让我们担心新冷战时代来临:首先,全球进入新时代。强权人物接连登台,美国、俄罗斯、德国、英国、日本等等,有些连续执政,有些风格鹰派。其次,一些国家内部改革很难看到希望,其国内社会撕裂十分严重。再次,从贸易战到意识形态战。十分决绝的贸易战,是否会演变为意识形态战,尚未可知。如果是,那将不可收拾。

明明

中信证券债券研究首席

这次专门针对中国的贸易备忘录有着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并将有对中国的经济产生一系列的影响。特朗普此次开展针对中国的贸易战,有出于为其换取政治和经济筹码的考量。其次,对知识产权的强调,有限制中国高新技术行业发展的考虑。中国政府很可能会选择比较温和的方式来促进两国的协商。

彭文生

CF40成员,光大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光大集团研究院副院长

我国应通过紧信用、松货币和宽财政这三者的结合来控制和降低宏观杠杆率。对于信贷紧缩可能带来的债务违约问题,在能够维持系统性金融稳定的情况下,应该允许一定程度上的债务毁灭和违约。同时,近几年进行的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实际上是把政府信用和其融资条件相匹配,可以看作中国版的财政扩张,未来需要更多这样的债务置换。

高善文

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兼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独立董事

中美经贸关系近两年变得更加不确定,摩擦更多,更加动荡。动荡的背后有两点因素需要进行分解。中美经贸关系不利的变化,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特朗普个人的想法和主张,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的政治基础,正在经历不可逆的,系统性的,影响非常深远的变化。这两个方面的变化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是同时发生的。

时红秀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部教授

激发要素活力、拓展创新空间,仍是今后分配制度改革和完善的大方向。我国分配制度的改革完善,一要警惕平均主义,坚持按劳分配,从制度上杜绝无偿占有他人劳动成果的行为。二要警惕民粹主义,决不脱离客观条件进行过高承诺。

封帅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将对国际关系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首先,人工智能技术已经直接卷入战略决策和军事领域的国际互动中,会进一步放大各行为体之间的力量差距,打破原本稳定的均势结构。其次,人工智能技术所带来的自动化生产会改变全球社会经济生产模式,推动国际行为体内部的权力分配结构变革,最终对国际体系产生重大的系统性影响。最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还会影响新时代的思想观念,新的社会思潮将在不断的碰撞与辩论过程中逐渐成型。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将使人类进入一个变革且不平等的世界,中国也将迎来新的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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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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