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刘瑞明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现代企业制度是中国和西欧产生“大分流”的关键。西欧各国之所以能够在近代以来取得飞速的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们都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扩展提供了种种便利。中国虽然很早就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是由于中国特有的“内卷化”的集权体制，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出现得很晚，更令人遗憾的是，在短暂的高潮之后，中国现代企业就在国内封建势力的压榨和外国资本的冲击下消亡了。
时红秀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部教授
在现阶段我国分配问题上，与其关注收入分配，不如更加关注财富分配；与其关注分配差距的大小，不如更加关注分配规则是否公正。与其过度关注一个收入分配的综合改革方案，不如关注已经陆续出台、今后仍将逐步推出和完善的单项改革，这些措施对缩小贫富差距、解决分配矛盾都是有着实质性作用。
彭文生
CF40成员,光大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光大集团研究院副院长
特朗普政府减税、增加基础设施投资，这些财政扩张的措施意味着美国的总体储蓄率降下降，贸易逆差还要增加，贸易摩擦问题未来几年可能会更加严重。当前，最主要的是我们应该做好自己的事情。要扩大对外开放，提高竞争，促进效率。同时，要促进内部的改革，最重要的是放松管制。另外，促进公平导向的结构政策。最后，要坚持防控化解金融性风险，坚持加强金融监管，控制地产泡沫，降低宏观杠杆率。
张斌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原主任
高房价需要归咎的地方在于供给方的土地供应限制、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到位，以及需求方的金融市场不发达。货币政策主要关注的还应该是传统的物价和经济增长稳定目标，而非房价。货币政策主要负责的是全国人民的就业和生活稳定，没有道理为调节几个一线城市的高房价做牺牲，货币政策也不是能解决好房价问题的恰当工具。
朱文晖
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理事
王玉清
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张玉阁
港澳经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
马怀德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玎
中国政法大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直接关系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能否如期实现。建设法治政府，既要贯彻落实党对法治政府建设新要求，不断完善体制机制，探索科学、合理、适合我国国情的法治政府建设道路；也需要高度重视理论的创新发展，用新理念、新思路、新方法为法治政府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学校的校训是：厚德、明法、格物、致公。
刘威
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城市发展与土地政策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
2018年“两会”期间，房地产税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两会期间，全国人大预工委和财政部在新闻发布会上，除了再次明确房地产税立法的进程外，也提到了一些改革的细节，比如整合相关税种、合理降低房地产在建设交易环节的税负等。同时，学者、媒体和公众也对中国房地产税改革提出了许多意见。但在目前关于房地产税改革的讨论中，仍有一些基本问题未达共识，一些基本知识未能普及，直接影响房地产税改革的推进。
储朝晖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若要推进高考招生制度改革，就必须尽快踏上招考分离这个新台阶，这才称得上实质性的改革，也符合十多年前各界对高考招生研究所形成的共识。要实现招考分离必须推进体制改革，改变政府既做考试的主体，又做招生的主体，还是办学主体的状态，要让高校成为招生的真实主体。不同高校依据自身需求和对各种评价结果的判断选择用来招生的依据。
吕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私营企业主群体研究中心秘书长
范晓光
浙江大学地方政府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
无论某些具体的事件可能让你如何迷茫，来自最高层的宣示清晰地表明，进入新时代之际，急需脱胎换骨的中国新经济，必须要有一个配得上的新型政商关系。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国家-市场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再过四十年回头看，另一种新的国家-市场关系，将脱胎于今天的这些点点滴滴。
朱恒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十九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在公共服务管理体制方面，政府职能部门要把工作重心从单纯注重本行业本系统公共事业发展转向更多创造公平机会和公正环境，促进全社会受益机会和权利均等，推动公共服务提供主体多元化、提供方式多样化。推进非基本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引入竞争机制，扩大购买服务。按照这一原则，国家卫健委就不能简单复归传统卫生部管办不分模式，而是只能在“全行业监管者”职能和“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行政管理者”职能两者之间择其一。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主要兴趣或研究领域为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转型和社会正义;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比较中央地方关系;中国政治
民粹主义的崛起正在改变各国的政治格局。就政治来说，从传统精英民主时期的“间接民主”向当代的“直接民主”转型。更为重要的是，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已经为民粹主义政治提供了坚实可靠的技术手段。当各国当政者掌握了这种技术手段，民众（投票人）不再是能够做出理性判断的个人（古典民主理论的假设），而仅仅是政治人物所操纵的对象。传统世界和传统价值观消失了，人们再也不能用传统的价值来看新世界了。
梁建章
携程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局主席
红红火火的“抢人大战”肯定是一件好事，而这应当成为一系列城市扩容的序幕。未来中央政府应当鼓励各地实现城市扩容，同时配套推出鼓励生育的政策。让更多人有机会在城市中生活和发展，最终会让整个中国变得更加强大而美好！
张明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在2018年下半年，可能存在如下风险，也即如果出口增速下行、基建投资增速下行与房地产投资增速下行叠加到一起，再考虑到消费增速总体平稳、制造业投资增速最多也仅能温和反弹，那么2018年第三、第四季度的经济增速就存在超预期下滑的风险。尽管今年中国政府将全年增长目标定在6.5%上下，但如果经济增速回落过快，稳增长的情绪就可能重新占据上风。届时，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就存在边际上放松的可能性。
梁启东
盘古智库学术委员、辽宁省社科院副院长
当前，我们要立足国情农情，顺势而为，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落实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把握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九个着力点。一是提高站位，优先发展；二是规划先行，有序发展；三是产业驱动，集约发展；四是深化改革，创新发展；五是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六是整体部署，全面发展；七是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八是民生为本，和谐发展；九是因地制宜，规范发展。
卢锋
北京大学国发院教授
李双双
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靴子何时落下？”回答是最短两月有余，最长还有半年多。美国前财长萨默斯日前在北京与朱民教授对话中美如何在301调查最后期限进行危机管理时，建议对这类期限不要给太多的关注。在他看来，“在外交界的话，最后期限不是问题。……不要过分担心，好像过了期限就不行了”。美国前政要在北京谈论这类敏感议题，往往会考虑受众偏好斟酌言辞，不过笔者认为萨默斯教授上述评论观点不无道理。
李畅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
程同顺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政体、政治文化、法治、军队和经济状况等五个方面被认为是诱发政变的重要因素。在对其进行概念化处理后，分别提取非洲54个国家的政体指数、政变次数、法治指数、军费占GDP比重和人均GDP增幅的五个指标，聚类成各国潜在政变风险系数进行对比。结果显示政变风险极高的有中非共和国等10个国家；较高的有利比里亚等12个国家；中等政变风险的有冈比亚等10个国家；较低风险的有埃塞俄比亚等9个国际；极低风险的有佛得角等13个国家。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