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张英洪
北京农研中心研究员,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在城镇化进程中，我国传统的村庄发生了很大的分化。北京作为国家首都和超大型城市，经过长期的市场化改革、城镇化发展，村庄分化已经非常明显。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当根据各村庄分化的实际与特点，更有针对性地制定乡村振兴规划和公共政策。
王勇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中美关系的未来面临两个选择。第一，是两国在全球治理框架下加强合作。中美两国在全球治理框架上可以达成很多共识，共同提供能够符合共同利益的国际公共产品。作为世界两大经济体，中美两国对维护全球和平与稳定、维护全球开放的贸易体系和稳定国际金融体系负有特殊的责任。另一种选择是所谓的“中美经济脱钩”，即双方各自建立自己的体系并最终相互冲突。这样做的代价很大，对双方都不是现实的选择。
陆铭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政协委员
要化解地方政府债务，一是真心实意的改革，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但是这样的做法，可能在短期里做不到。二是短期饮鸩止渴的做法，就是通货膨胀了。如果通货膨胀预期形成了，而经济增长的速度却没有快起来，那么，就形成了中国式的“滞胀”。
包国宪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兰州大学中国政府绩效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张蕊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推动政府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蕴含整体政府思想的嘉兴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中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纵深推进提供了一个全新观察视角。本文从价值机制调整和全方位政府整合等角度深入剖析了嘉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实践蕴含的整体政府思想，结合中国情境，分别从价值层面、制度层面、操作层面和技术层面提出基于整体政府的中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具体路径，包括重塑价值机制、精简与整合政府层级、进行跨部门协同以及信息共享等。
乔治•马格努斯 牛津大学中国中心研究员,著有《Red Flags: why Xi
特朗普至少在这方面是正确的：在科技上的领导地位对国防、工业实力和商业有重大影响。他的目标是惩罚中国不好的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行为，并要求中国政府改变其行为。然而，关税并不是一件锋利的工具。它们存在争议，并在很多方面造成损害。
胡月晓
上海证券研究所首席宏观分析师、高级经济师
股市有谚：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不过这个谚语在中国已经很久没得到验证了。自最近高点（2018年1月29日上证综指3587点）回落以来，中国股市和经济间的背离走势就一直持续，且呈扩大趋势：经济走稳向好态势日益明了，股市梯阶下行跌跌不休。对于中国股市的疲弱表现，市场有诸多解释，贸易战、去杠杆、海外货币退出，是三种最流行的基本解释（当然还有技术面上的线段分析）。这些流行解释，其实都经不起推敲。
沈建光
瑞穗证券亚洲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客座教授
特朗普的不可测性让善于理性分析的经济学者们屡屡感到沮丧，让奉行多边主义的各国首脑、国际组织领袖倍感头疼，甚至连特朗普同僚也往往因其出其不意而经常深感不安。自特朗普上任以来，一系列不按常理出牌搅乱了全球市场秩序，重塑了区域关系，如发动一场全球范围内声势浩大的贸易战，与传统盟友关系降至冰点的同时，又与朝鲜谈判取得重大进展，这些重大变化在一年前是难以预料的。
黄琪轩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兼职研究人员,上海市政治学会理事
世界政治中的领导国与挑战国之间的权力竞争是推动世界重大技术变迁的重要动力。具体而论，国际权力格局的变化会影响大国竞争，而在权力转移时期，领导国与挑战国之间的权力竞争尤其显著，因此，技术进步也会更密集地出现。国际权力变迁的这一视角不仅可以解释重大技术变迁出现的地点，即往往出现在世界政治中的领导国和挑战国；还可以更好地解释重大技术变迁出现的时期，即在世界政治的权力转移时期。
谭贤楚
湖北民族学院教授
胡容
湖北民族学院研究人员
《十三五规划》的出台，将“易地扶贫搬迁”上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它不仅是消除贫困的重要举措，还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具体实践，虽然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受到了来自“政府方面、搬迁户、环境变化”等各个方面的制约，但仍然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对民族山区乡村的贫困户摆脱贫困、贫困村消除“贫困村称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是目前实施“精准扶贫”的一种重要的有效手段，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尹兴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干部
机关事务管理工作是政府工作保障机制的重要内容，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赋予机关事务部门的职责任务和要求来看，机关事务部门既要有效保障各级党政机关正常运转，又要管控约束各级党政机关非理性的行为活动，使有限的财政资金得到有效的组织配置，真正“把好钢用在刀刃上”。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机关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政府改革创新发展的内在必然要求，重点是要协调处理好大与小、单与多、统与分、权与法、稳与进五大关系。
杨志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这一次修正，不同于1994年以来历次的小修小补，是个人所得税制从分类所得税制走向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所得税制。这意味着个人所得税的计税方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意味着个人所得税制更加重视个人和家庭的个性化因素，这意味着个人所得税制和个人（家庭）的联系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密切，这意味着个人所得税的征管模式将发生重大变化。
李玉顺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
在“互联网+教育”生态发展的推动下，互联网正为“能者为师”、“愿者为生”的学习型社会开辟全新领域，全社会需要以更宏大的理想、更高远的视野、更开放的协同、更积极的创新、更务实的实践迎接“互联网+教育”时代。展望21世纪我国全民的教育和学习，教育现代化发展必将带来更有质量、更加公平、更为有用、更可持续的教育，亿万人民群众更满意的教育。
王勇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中美经贸摩擦的发展关系到一个更大的问题，即中美是否能够克服“修昔底德陷阱”及合作建立一个“世界新秩序”的问题。中美之间到底是选择迎头相撞还是会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中美之间加强对话，克服战略信任“赤字”是关键。对美国来说，主要的挑战是如何正确处理与中国这样的新崛起大国的关系。对中国来说，最大的挑战是如何以适当的方式对待美国这一守成大国？
周小川
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
与2008年时应对金融危机所提出的想法、政策相比，实际做到的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一个是有些政策机制存在争议，还有一个就是有些想要出台的政策和机制确实和经济复苏有一定的冲突。所以，这会带来一些犹豫不决或者在时间选择上适当拖后。现在已经过了十年，有些政策还没有出来。我们应该去回顾一下还有哪些需要做，这些做法会对于国际金融治理体系改进，以及防范下一轮全球经济危机有重要作用。如果不做的话，真是没有把握说下一轮危机会不会再来。
夏磊
恒大研究院副院长兼首席房地产研究员
房地产政策的分析框架：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户籍政策决定人口的分布，进而决定住房需求。土地政策决定住房的供给。金融政策决定需求的释放。行政措施短期效果直接，但不解决根本矛盾。房地产调控的问题：重行政手段轻经济手段，重抑制需求轻增加供给、重短期调控轻长效机制。政策切换加剧市场波动。住房制度的价值取向有待明确。
周天勇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一个国家没有经济和科技实力，即使有高超谈判技能的外交家，有普通的战船导弹，也不可能在谈判桌上博得更多的利益，更不可能在战场上获得最终的胜利。面对中国国内的一些经济问题和美国对中国贸易摩擦冲击，考虑做强自身经济实力的方面，在应对思路、调控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和促进发展诸方面，需要科学认识和正确处理八大关系。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