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冯俏彬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
近年来我国以政府收入的计算的广义宏观税负一直稳定在在35%左右。客观地看，这一水平已达到或接近一些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已经能很好地满足我国正常的政府开支需要了，而且也接近了社会所能承受的高限。但问题在于这35%的收入中，由财政部门控制、统筹安排的部分仅占22%左右，其余则分散于各个部门手中。应当乘此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所带来的千载难逢的机遇，将规范财政分配秩序的目标熔铸进去。
沈建光
瑞穗证券亚洲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客座教授
7月6日,中美之间涉及500亿美元的贸易制裁即将开启首轮较量。特朗普的对华贸易制裁威胁几乎涵盖了中国对美的几乎所有商品。因为根据中国海关统计，2017年中国对美国出口金额仅为4298亿美元。考虑到中美接近3000亿美元的巨大贸易逆差，特朗普率先挑起事端似乎占尽先机。然而，特朗普咄咄逼人的背后仍有六大软肋。
吴白乙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应急管理专家组成员,兼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等学术委员、理事等职
今天的世界呈现出高度的不确定性，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反全球化浪潮不断发展，美国政治趋于保守化。40年来对华战略框架备受质疑而呈现快速解体之势，中美关系进入重构的过程早于预期，会更加趋于震荡。中国冷静观察和处理这一前所未有的变局，一要综合利用自身丰富的外交资源，二要学会打好市场经济这张牌。美国难以找到可以替代中国的超大型统一市场，这是中国与美博弈的战略底牌，也是对冲下一步风险的“不二法门”。
胡昌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本轮司法改革任务重、时间紧，可资借鉴的经验不多，在改革过程中既需要革除一些长期的流弊，克服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也需要司法改革的“操刀者”发挥巨大的勇气和政治智慧，闯出一条崭新的道路。一些地方司法改革过程中创造出一些好的经验，例如，贵州法院的“以案定额”确定法官员额制。这些好的经验和做法还没有来得及总结和推广，亟待司法体制改革评估加以提炼总结。
赵明昊
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盘古智库学术委员
“新冷战”并不是对中美关系现状的准确描述，但这一讨论的负面影响是不应忽视的。正如二战后一道铁幕很快将世界划分为对立的阵营，当下，一些政治势力也试图在中国和美国之间构筑“玻璃幕墙”。纵观历史，大国常以一种“梦游者”的状态走向对抗、走向战争，中美需要切实警惕两国关系面临的若干新挑战，保持战略克制，调整互动模式，避免在不自知、不自主的情况下真的陷入“新冷战”。
田飞龙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法学院副教授
中美贸易战经过几轮博弈，时惊时险，既没有彻底撕破脸，也没有达成一揽子解决方案。这就决定了中美贸易战必然是贸易的持久战和文明的持久战。贸易再平衡或许在有限范围内可能发生，但文明再平衡游戏中的“美国独尊”却已不可能。贸易战以来，不断有智库及舆论分析认定美国对华政策已整体转向“遏制”路线，这是大体可信的。
陈昌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
杨光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助理研究员
笔者近期梳理了日美贸易争端的全过程，并利用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双边联合研究等渠道，先后同来自日本财务省、经产省、日本银行、日中产学官交流机构、原通产省等部门的官员和研究人员（多为日美贸易争端当时参与谈判者或亲历者）开展了一系列座谈，总结了日本应对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尽管中美贸易争端与日美贸易争端并不完全相同，但对我国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特别是其中的教训更值得我们从中深刻吸取。
刘元春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是不是金融已经到了又要出现一些系统性风险的临界点？从价格参数来看，现在变化并不是很大，从系统性的角度来讲，并不是很严峻。第二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市场动荡的规模，实际上比前几年的规模要小很多。因此我觉得这依然是我们在艰难期自然整顿所必然出现的振荡，并且这个振荡的幅度是有点减弱的迹象。如果细分起来，我认为我们的经济不像数据所显现的那么糟糕，
钟正生
财新智库莫尼塔研究董事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张璐
财新智库莫尼塔研究宏观分析师
近期人民币汇率的快速贬值，主要是中美博弈局势恶化后的“补跌”。央行不可能主动引导人民币汇率主动大幅贬值；中国经济的改革“阵痛”会增强、而非削弱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前景的信心；加之美元指数上涨动能不足，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或将在6.7左右企稳。
张昕
政治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副教授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作为一个历史节点，激发了人们对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特别是美国金融霸权地位的批判性反思。一方面，新生力量正沿着不同的轨道走上国际舞台，如中国、俄罗斯、伊朗等国家通过鼓励双边贸易中接受各自本币、货币互换、甚至易物交易来规避各自对美元主导的货币、支付、金融体系的依赖带来的风险；另一方面，这些努力也遭遇美国的强力回击，美国甚至不惜因此和自己的盟友撕破脸皮、剑拔弩张。随着美国的金融霸权出现衰退迹象，全球金融秩序的未来走向呈现出高度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方朝晖
清华大学历史系暨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著有《文明的毁灭与新生》《“中学”与“西学”》等
许多无比强大的帝国，因为没有文化的发达、制度的进步以及政治的文明为基础，一旦崩溃，立即灰飞烟灭，一无所有；而一些极其弱小的民族或种族，虽然饱经侵略占领或外族统治，但因为文化发达或文明进步而表现出持久的生命力（也许犹太文化和10世纪以后的藏族可算这方面的典型）。也有一些强大帝国，他们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强大，伴随着文化的发达、制度的进步和政治的文明，或者说以后者为基础，因而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因此，只有文化或文明，而不是强大，才能决定一个民族的生命力。
许纪霖
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大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中国的文化传统到处在式微、在衰落，这是一个趋势。在日常生活中，在很多地方，现在越来越找不到“中国”。文化这个东西很复杂，它是一套价值、是一些观念、是一系列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是一套具有公众性的仪式。对文化的感受和传承都需要一套礼仪，现在中国文化这套礼仪可以说已经崩溃了。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
自十八大到今天，高层已经出台了近1500项改革方案。但各方面的改革确实面临着执行困难的问题，这表现在几个主要的方面。第一，各方面的改革推进和执行程度不一、不平衡。一些改革执行了，另一些改革则没有；一些部门和地方执行了，另一些部门和地方则没有动静。第二，一些改革雷声大雨点小，做了一些，遇到困难就嘎然而止，半途而废。第三，更多的改革一直只停留在纸面上，没有人去碰，也没有人敢碰。
隆国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委员
未来15年是我国竞争力升级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制定对外开放新战略，必须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同步推进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同等重视增强国家软实力与硬实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基础。
张燕生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
恰是因为世界经济贸易站在了这样的十字路口，所以才使“中等国家联合起来”的提议再次出现，相关国家希望抱团取暖。当前的自由贸易体制确实存在制度缺陷，“中等国家”有志于修补并推动自贸体制的进一步发展。对中国而言，我们要应对好超级大国的非理性挑衅和对抗，同时把自己的事做好，全面深化改革、动态渐进推动经济向更高质量再进一步、再上一个台阶。在此基础上，我们要加强与“中等国家”之间的多层次对话、沟通和交流，共同探索基于规则和发展的合作之路。
朱恒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所谓的补供方方案实际上就是建立过去那种公司补贴厂办医院，厂办医院向职工提供免费医疗服务的体制。而所谓的补需方方案就是公司投入资金为职工购买医疗保险，然后从医院团购医疗服务的这种体制。传统的医疗体制已经证明了补供方不是一个好的方案，补需方方案才是一个更优的方案。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