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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谢靖阳

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呈现出三个阶段特点:缓慢增长(2004年以前)、快速增长(2004年—2011年)、趋于稳定甚至有所下降(2011年以后)。尽管各界对“中国模式”进行多方面探讨,但很多基础问题并没有达成广泛共识。由于对“中国模式”并没有统一的理解,导致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也是持续不断。

贾康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首先是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服务于“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财政也是行政和政治体制的组成部分,理应推动行政和政治体制改革;同时,财政又是社会、文化、生态各领域“五位一体”发展的重要支撑,牵一发而动全身。财税改革必然必须服务全局。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绝不仅是停留于建立稳定强大的国家财政,而且还要有效支撑包容性可持续增长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局与全程。

王刚

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

白浩然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脱贫锦标赛”是对治理场域现象的学理概括,地方政府围绕脱贫指标开展横向竞争是在刚性制度安排下的理性选择, 运作土壤根植于“强监控-强激励”治理情境。脱贫目标去模糊化、多重治理权限的差异化配置、非常设性治理组织架构与地方官员责任锁定共同塑造了贫困治理运作逻辑。研究认为, 地方政府应当通过强化治理监控力度、增强层级信息沟通及调整治理激励内容等途径提升治理质量。

朱文莉/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尽管特朗普总统执政已经超过一年,很多美国人至今还是以缺乏政治经验来解释他行事怪异、不守常规、随心所欲的表现,或者把他颠覆传统的政治倾向当作个人性格问题。他们仍然没有意识到(也许是出于各种原因拒绝承认),特朗普入主白宫是美国最高行政权力首次被民粹领袖掌握,而他的所作所为几乎完全符合全球化时代最流行的民粹模式——富豪民粹。

朱恒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山寨药品和山寨手机还真不大一样。手机山寨了,你直接买回家;药品山寨了,你可不是第一手的购买人。医院、医生偏好开什么,才会更多决定药品市场上卖什么,至于偏好怎么形成的,还要看整体的制度安排。

刘若楠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近年来,大国竞争加剧导致成员国战略分化以及内部领导核心弱化,东盟在应对南海危机时力不从心,在地区秩序中的中心地位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内外危机并存的情况下,成员国有需求和能力协调在地区重大安全议题上的立场,促进东盟这一共同外交资产的保值增值。与此同时,在地区层次,包容性与非零和的大国竞争、大国在焦点议题上的间歇性和分散性对立等特点,客观上也为东盟通过内部斡旋、双边协调和共同体建设等方式进行“自我修复”提供了空间和时间。

陈彦斌

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人大国发院中国宏观经济论坛课题组

陈小亮

人大国发院中国宏观经济论坛课题组

2018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平稳运行,物价水平稳定,就业形势整体向好,经济增长质量稳步提升。预计上半年经济增速达到6.8%左右,在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继续位居前列。不过在经济运行平稳的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当前中国经济运行呈现明显的供给强劲、需求疲软的特征。下半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将有所加大,需要警惕六大风险点。要想顺利推进“结构性去杠杆”,需要做好七个方面的权衡取舍。

世界银行

编译:刘丽坤

尽管全球经济增速有所减缓,但增长势头依然强劲,预计2018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达到3.1%。随着全球经济走出衰退,贸易与投资趋向温和以及融资条件收紧,预计2020年前全球经济增长率将减缓至2.9%。2018年,半数以上国家的长期增长预期被上调,这是2010年以来的最大增长预期。近期,全球同步增长点燃了人们的希望,即如果投资、生产力和就业持续改善,损害潜在增长的滞后效应可能被扭转。

杨伟民

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我们应该清醒看到,中国速度并没有同步带来中国质量。中国产品的质量位居世界第一的不多,原创型产品不多,拥有自己技术的企业不多,产业链上别人离不开的技术更是几乎没有。产业体系虽然很完整,什么都能生产,但普遍缺少核心技术,现代化程度不高。如果把工业4.0比作智能化,我们处于智能化的还几乎没有,真正实现3.0即信息化的也不是很多,多数仍处于2.0的自动化阶段和1.0的机械化阶段,农业甚至还没有过机械化这一关。

王倩

同济大学副教授

作为金融风险测量与管理的重要工具之一,压力测试在发生重大金融事件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那么,在当前的新经济环境下,压力测试被赋予了什么新的特征,我们应当如何重新理解压力测试呢?

崔传义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研究员

调查感触较深的,一是他们直面问题,服务群众,探索出不少顺应民心、规律,理顺权益关系,调动群众脱贫发展积极性,推进开放搞活、城乡融合的办法和机制;二是这些有特色做法和机制的形成,得益于村组织有为群众、懂经营、公道民主的带头人及当地领导者大胆用人、支持基层改革创新。

何一平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教授。研究方向为银行金融机构、货币政策、宏观金融等。主要著作有《放松贷款利率管制与商业银行贷款效率》《中国A股市场短期与长期定价效率研究》《投资者情绪与个股波动关系的微观检验》等。

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是社会资源配置的辅助手段,政府也可以通过干预资本市场来影响社会资源的配置。资本市场中,政府不仅是规则的制定者和维护者,还可以通过国债发行和交易、持股企业、为企业融资提供担保、危机救助等多种形式参与资本市场的运行。

马洪范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外国财政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于雯杰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外国财政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美国针对欧盟发起的贸易摩擦主要是为了“以战求和”,希望欧盟能与其团结起来一起对其他国家进行制裁,而欧盟并没有接受美国的“邀请”。而对中国采取的是完全打压和遏制战略,贸易摩擦的目的就是为了对中国的发展进行全方位遏制。

周宏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智库发展反映了一个社会的开放水平、精英的活跃程度和一国的软实力;智库发展既能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程度,扩大公众参与决策渠道,也能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储备人才、创新思想、提供信息。独立性是智库价值之所在。智库的独立性,本质是研究的独立性;研究必须遵循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原则,研究成果的立场要相对公允、站得住、测得准,使咨询成果“物有所值”,并以此不断提升智库影响力。

孙柏瑛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当代地方治理:回应21世纪挑战》等

地方政府治理实践兴起一股以技术整合为思路的协同治理创新潮流,以此改革选项联动政府以及多元治理主体建立跨部门、跨界的合作机制,齐抓共管,协力合作,通过塑造“整体性”治理架构,有效回应城市存在的突出社会问题。本文以杭州市上城区实施的“平安365”协同治理为个案,系统描述这一以技术整合为思路的协同治理机制是如何运转起来的,并分析其生成与运行逻辑。

张燕生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

中国经济现实的结构性变化有三个指标很重要。第一个是创新, 第二个是发展结构变化,第三个是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比重变化。目前中国面临的重大挑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中国的一些重大需求已经到了峰值或者已经过了峰值,例如制造业的投资、基础设施的投资、房地产的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的投资,可能在2018年将达到或过了峰值。 第二个方面是资源环境的底线。第三个方面我国产业结构和人工结构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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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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