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张思平
原深圳市委常委、副市长
深圳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建立的基本阶段包括：计划经济体制的突围时期（1980—1986年）、深圳市场经济基本框架的搭建时期（1987—1993年）、深圳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完善时期（1993—1998年）、深圳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时期（1998—2015年）。
张思平
原深圳市委常委、副市长
深圳在中国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主要有四个方面的作用：第一，深圳是中国从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对外开放，将中国经济纳入世界经济体系的窗口；第二，深圳是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试验场； 第三，深圳是中国社会转型，建设民主法治政治文明社会的一个探索者和先行者；第四，深圳是保证香港回归后继续繁荣稳定的强大支撑。
郭萍
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与交流中心
儒学的复兴实质乃在于继承发展儒学传统，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发挥儒学的积极作用。不过，人们往往将继承“儒学传统”等同于复活“传统儒学”，由是在很多情况下，非但不能复兴儒学，反而滋生了各种复古乱象。究其原因，根本在于人们没有真正明辨儒学传统与传统儒学之间的关系。
徐增阳
华中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兼任校地方政府治理与地方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余嫏
华中师范大学管理学院
美国是高度城市化的国家, 美国地方政府在“区域性社会经济治理及规划等方面的多样尝试, 充分体现了其在空间形态、地缘组织、经济组织以及国家权力彼此交织且同时发生变化情况下的战略反应” (1) , 历经近百年的治理实践, 美国在大都市区治理方面形成了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
津上俊哉
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当前中国的“新经济”和80年代的日本经济很相似，尤其是中国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方面的快速发展，开始使美国陷入不安，“苏联发射的‘伴侣号冲击（Sputnik shock）’的重演”说法也随之而来。外国对“中国制造2025”的警惕性也大大提升。发达国家为了保卫自己信奉的价值观和游戏规则，会采取应对行动，继而可能带来的是世界的变化，即现行自由贸易体制的告终。
巴曙松
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针对金融体系的发展变化而动态演进、适应并促进金融体系平稳运行，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可以说事实上已成为历次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政策框架主脉络。分析监管有效性，就要从现有的金融体系发展与此前监管的“痛点”加以分析。金融监管的改革关键因素是解决跨行业联动的监管套利和监管缺失问题
苏珊·伦德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研究主任
劳拉·泰森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教授
编译:刘丽坤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经济全球化衰退的论调甚嚣尘上。尽管全球化的反对者设置了新障碍，但实际上全球化并未让位于去全球化，只是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以前的全球化以贸易为基础，且由西方主导，今天，全球化正转由数字技术驱动，并越来越多地由新兴经济体所引领。虽然，以全球供应链为基础的贸易正在放缓，但新的数字技术意味着更多行为体可以参与从小企业到跨国公司的跨境交易。随着美国重心转向国内以及英国脱欧进程推进，经济领导权正在向东方和南方转移。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
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秩序的重要一员、第二大经济体，并且会很快赶上和超过美国，是最大的贸易国。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都让美国异常忧虑甚至恐惧，因为这些意味着中国已经开始改写或者重新制定国际规则的过程。美国这几年来逐渐形成了对中国的三个冷战判断，即政治上的权威主义；经济上的国家资本主义；国际关系上的新扩张主义。
任泽平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兼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曾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室副主任、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董事总经理、首席宏观分析师
伴随着金融去杠杆，我国流动性总体已由过剩转为短缺。流动性从上到下传递，货币流动性首先由松转紧，导致银行流动性的总量和监管角度来看流动性较好，但内部超额准备金率、同业利率都接近阶段性紧状态，市场流动性由于采用高频数据，且敏感性最强，指标显示流动性已处于历史底部，但企稳有回升态势。
邹晓梅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投资研究所
受前期制造业企业利润回升刺激，以及去产能工作接近尾声、相关行业投资降幅收窄影响，近期制造业投资增长出现企稳复苏的迹象。但整体来讲，抑制制造业投资增长的多种因素仍旧存在。在中美贸易摩擦升级风险持续、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金融去杠杆等多重因素交叠影响下，2018年下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形势不容乐观。
陈功
安邦咨询创始合伙人、首席研究员、博士后导师、著名智库学者,中国信息分析学科的著名权威专家,为中国的信息分析学科奠定了扎实的实证理论基础,著有《分析的艺术》《信息分析的核心》等
美国发动的贸易战直接冲击中国，由于这一问题已涉及到中国在贸易、外交、国内政治等多个方面的底线，中国政府毫无疑问要进行坚决反击。那应该如何应对这场不可避免的贸易战？除了直接的贸易回击，中国是否还能从反击中赢得更多东西？这是过去不擅长应对国际争端的中国政府部门需要认真思考的。我的建议是，中国需要优雅地反击美国的贸易战，最大程度地把这场危机转化为为中国赢得大国尊严和利益的行动。
王逸舟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主要学术专长是国际政治专业
联合国的成立及各种国际制度、国际组织、国际规范的出现，使国际格局出现一种和而不同、斗而不破的新趋势。当前，空天、极地、洋底等领域成为大国角逐的新领域，也是中国从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型的杠杆。对于中国而言，只有看清全球的趋势，冷静地审视自身的长处和不足，弥补短板，提升在国际规则制定等方面的软实力，才能真正地实现大国崛起。
查道炯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教授
在中美有关海洋秩序对话的议题设置中，我们自己要采取主动，走出被美国设置那些不太容易解决的议题牵引的被动局面。而且，历史证明在划界有争议的情况下也是可以开展合作的。北极理事会的治理模式可以移植到东海和南海，这样，美国可以参与，但其权益要受到一些限制。各方共同走向以规制为基础的互动与合作。
任远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正是由于全球城市的人口迁移流动和空间动态性，产生出城市发展的活力和创造精神。因为总体上移民是年龄结构相对年轻的人口，因此迁移过程实际上降低了城市的老龄化程度。人口流动性改善城市人口结构的另一个原因是全球城市往往具有更高的地价，使得人口进入老年以后也会自己离开城市到风景更好的地区进行度假和养老，从而进一步降低城市的老龄化程度
刘琳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外军部副研究员
本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印太战略”、南海议题相互交织，且均触及地区规则、秩序层面，表明相关方的博弈交锋仍较激烈，多种变量交互影响，塑造着地区秩序的演化。对此，我们应高度关注并在形势演变中直面挑战，寻找机遇。
岳平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6月10日越南从北到南的多个城市同时爆发了反华游行示威。此时越南正值第十四届国会第五次会议召开期间。本次会议原计划审议通过《关于设立云屯、北云峰和富国特别经济行政单位法（草案）》，简称《经济特区法》。该法（草案）规定，在三个经济特区的土地租用期限最长可达99年。此事本与中国没有直接关系，但却触发了越南多地以反华为主要内容的游行示威活动。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