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马丁•沃尔夫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
未来10年，中国将出现一个大众消费型社会。中国企业正在成为这个技术驱动下的经济当中的世界领导者。一个收入水平超过其基本生存需求的庞大的中产阶层也将出现。很可能所有这些都将会发生。但其前提是，“改革开放”信条将继续成功地指导中国的政策，不发生剧烈事件——金融危机、武装冲突、全球经济崩溃、国内政治动荡、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和“债务陷阱”——阻挡中国的持续发展。
杨宇霆
澳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
这场中美贸易战不只是进出口层面的问题，更多的是两国在全球货币系统中不平衡的表征。唯有从根本上改变美元化世界，才可以解决全球经济失衡。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可以帮一把，但要推动人民币成为像美元一样的避险货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秦前红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珞珈特聘教授,《法学评论》主编,武汉大学学术委员会社会科学学部分委员会委员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实质上是监督权的重新配置，监察机关和监察权得以在此过程中产生。此次修宪为之作了颇多的宪法设计，尤其是对监察机关作为国家机构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的地位，以及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进行了规定。据此规定，监察机关与权力机关是“产生、负责和监督”的关系，与司法机关是“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与行政机关则为“不受干涉，且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上下级监察机关间则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强舸
中央党校党建部副教授
美国中期选举初选如火如荼，共和党的“特朗普效应”进一步凸显。共和党竞选人争相向特朗普的政治主张和竞选风格看齐，在向选民喊话时对特朗普不吝赞美之辞。迄今美国50州已有半数举行了初选，在共和党内，特朗普支持谁，谁就赢。相反，建制派迅速溃败，众议长保罗·瑞安等重量级人物甚至不惜主动弃选以避战。那么，为什么共和党会全面“特朗普化”？为什么执掌共和党大权多年的建制派如此不堪一击？
石源华
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近现代中国外交史及中韩关系史、朝鲜半岛问题及东北亚国际关系
特朗普时代东北亚安全格局的双重性并没有改变，但不变中有变，变中有不变。特朗普入主白宫，其“另类”的美国总统身份和“出格”的施政举措，给东北亚安全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但“不确定性”中亦有美国追求继续独霸世界、主导东北亚的“确定性”。中国的总体目标应是做大做强自身的综合国力，遵循“合作共赢”的基本思路，推动东北亚安全由“不确定性”逐步走向“确定性”，实现建设东北亚命运共同体的宏伟目标。
秦晓
CF40学术顾问、香港金融发展局成员,招商局集团、招商银行原董事长
中美之间有一定程度管控的有限贸易战可能成为未来一段时期的常态。这个预判基于两个基本的事实：在利益层面，贸易不平衡作为结构性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根本解决，美方要价太高，中方难以照单全收。在规则层面，中国要在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体制上做出重大调整，尚需更广泛的社会共识和更强烈改革意愿。从另一方面讲，双方相互合作、渗透的深度、广度决定了相互的依赖性及破裂的代价，双方都会把避免破裂作为底线。所以，更为可能的是边打边谈的持久战。
谢志峰
复旦大学微电子学院教授、美国IEEE高级会员
中国人工智能的芯片上做到了国际比较领先，但是传统的存储芯片CPU、GPU和其他世界领先的国家差距还很大。原因是芯片产业是非常复杂的长产业链，材料、设备、化学品、零部件，再到制造，再到封装、测试、应用、软件，整个长产业链。而人工智能芯片公司只是一个设计公司，只是整个环节上的一小块，前面的环节都不需要做。正因我们的芯片领域没有完整的布局，喜欢做短平快，就去做人工智能芯片。
罗翔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近日，一位花季少女，在冷漠看客的欢呼和怂恿下，跳楼自杀。以他人的受难来获取快感，这种邪恶令人发指。若说看客的行径禽兽不如，这似乎都是对禽兽的侮辱。除了人类，岂有兽类会因同类的痛苦而感到快乐？生命是神圣的，自杀是错误的，帮助自杀则构成故意杀人罪。刑法有义务去捍卫道德底线，但刑法无力阻挡道德的崩溃。
范永茂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网约车的出现在缓解城市出租车市场供需失衡问题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因此政府监管责无旁贷。然而，2016年陆续出台的网约车新政及各地细则饱受争议。网约车监管困境的产生是政策网络互动的结果，也是当代社会公共管理问题不断复杂化、不确定性化的缩影。因此，破解网约车治理困境策略应当基于政策网络视角重构治理框架，以资源配置与互动关系调整为先导，推动各主体的政策价值认知与协调，并积极利用“互联网+”扩展网络互动途径，推动新业态有序发展。
受访人:王一鸣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采访人:金辉
中国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和潜在风险应引起高度关注。从目前来看，外部环境的最大的不确定性来自美国。受多种不利因素影响，今年下半年出口部门的增速或将有所下降。从国内来看，在去杠杆的背景下，内需增速放缓成为影响经济最重要的因素。最明显的影响是投资增速下降。
刘元春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刘晓光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副教授
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供给面保持了基本平稳，但是对于近期需求面出现的一些新变化，市场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一些悲观情绪开始急剧上扬。理性看待当前中国宏观经济需求面的变化，目前需求和供给的偏差没有那么大，宏观经济不像需求端所反映的那么疲软，也不像很多市场人士所分析的那么严重。
胡肖然
伦敦商学院组织行为学博士候选人
这场大张旗鼓的贸易战背后中美两国霄壤之别的文化差异也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从文化心理学的视角，虽然不一定能解释这次起伏更迭的冲突之全部，但与经济、政治这些风云变幻的外部表象所不同的是，根深蒂固的文化差，恰恰因为它在我们生活中的无往不在而易被熟视无睹。拨开政经疑云，或许可以借助文化维度理论，从文化差异和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揭示这场贸易冲突的一些鲜为人道之面。
任丙强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公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环境治理与公民参与、全球化、公共政策,著有《全球化、国家主权与公共政策》
中央与地方关系是影响环境政策执行的重要因素。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执行受到三种重要激励机制的影响：即政治激励、晋升激励以及财政激励。十八大以来的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作为地方政府新的行动规则，是影响地方环境政策执行的根本因素。“任务制”模式成为环境政策执行转变的重要动力，同时制度化的晋升考核机制促进了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与保护，有利于落实生态环保目标责任制。然而，财政激励制度对环境政策的执行具有一定的消极作用。因此，中央应继续强化生态环保理念和绩效考核，完善生态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并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生态环境建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 “我国社会治理创新发展研究”课题组
课题专家组组长:张来明
课题负责人:李建伟
课题执行负责人:李兰
课题协调人:刘理晖
执笔:李建伟 李兰 王伟进
社会治理是当前和今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地方政府政策咨询系统是反映问题的重要渠道。根据全国政策咨询系统干部研修班问卷调查，“建设法治社会”（65%）、“公民素质的提升”（58%）、“公共服务的有效均等供给”（58%）和“社会主体的培育壮大”（54%）被认为是当前社会治理的关键。
朱力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袁迎春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社会矛盾是指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由于利益分配格局变化引起的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对立、摩擦、冲突的一种互动过程与社会现象。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人们怎样看待社会矛盾，采取何种方式解决社会矛盾，又有怎样的需求和行动意向？
黄奇帆
原重庆市市长、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只要按照中央要求，切实把握好金融去杠杆的政策节奏和力度，分类施策，根据不同领域、不同市场金融风险情况，采取差异化、有针对性的办法，就一定能够打赢金融去杠杆的攻坚战。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