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
从西方秩序延伸过来的亚洲秩序正在发生变化甚至动摇，这为亚洲国家建设一个以亚洲国家为主体，但不排斥西方的亚洲新秩序，提供了条件和机会。建立这样一个自主的亚洲秩序，符合亚洲的国家利益。构建自主开放亚洲秩序的关键国家包括中国、日本、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这些亚洲大国。
贾康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加快建设现代财政制度，要求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绩效管理；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报告在最高决策层面，进一步明确了三大领域的工作任务，我们要深入领会、准确把握，在改革的深水区，于攻坚克难中贯彻落实。
许纪霖
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大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有些新儒家认为儒家应该成为中国的所谓公民宗教，这种提法对汉族大概没问题，但是怎么让藏族、维吾尔族、回族和蒙古族把儒家作为自己的一套伦理道德呢？虽然在一般意义上来，作为文教的儒家可以和宗教和谐相处。只有汉族才在一套社会关系里面相信儒家的基本伦理道德，但是其他四族都有他们自己的一套伦理道德理解，虽然他们也受到儒家的影响，但是你不能说他们的伦理道德秩序就是儒家的。这就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中国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差异。
池光胜
东兴证券固收首席分析师
2016年“930新政”以来，房地产调控政策持续收紧，“限购、限贷、限价和限售”日益成为主要一二线楼市的主旋律，并不断向三四线城市蔓延。然而，2018年4月23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在时隔多年后首次重提“持续扩大内需”，这是否意味着国家又要重走房地产刺激的老路？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当前的房地产形势？
徐忠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
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债务是全社会杠杆率偏高的主要原因。从地方政府债务看，我国地方政府名义债务不高，但隐性债务风险突出。应探索建立地方政府破产制度，对地方政府行为形成硬约束。所谓政府破产，仅是财政的破产，而不是政府职能的破产。
张思平
原深圳市委常委、副市长
这几年在中央和国家各部门出台的上千项改革方案、举措的基础上，各省、市政府层层加码，使得地方很多改革方案根本没有时间去真正落实。这种状况不从根本上改变，中央的改革目标可能会基本落空。为此，建议从2018年，除非特别重大的改革，由中央统一部署出台外，各级原则上不再出新的改革方案、举措，使改革方案不再做加法，甚至对一些明确难以落实下去的改革方案做减法，暂停实施或延期实施。
付翠莲
温州大学地方政府绩效管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
张现洪
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新时期农民抗争呈现出新特征：话语权影响力的缺失将进一步降低农民抗争的底线和增加集体行动的成本，冲突抗争发生的可能性降低；但冲突性的农民抗争一旦发生，传统地方权威在治理农民抗争上面临着失效和失语，外出农村精英将用更强的话语权影响力来引导农民抗争，新的抗争形态具有不可协调性和持续性；政府对农民抗争的传统治理术将失去操作空间，对农民抗争的治理成本会越来越高。对农民“抗争”的治理，是乡村振兴的底线秩序。
李增刚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教授、《制度经济学研究》编辑部主任
新旧动能转换意味着创新，而创新必然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所谓“创造性破坏”主要是指无论是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运用，都必然意味着创新者获益，而被替代者受损，即有的主体受益，有的主体受损。所以，要保障新旧动能转换的顺利进行，需要进行制度创新，消除新旧动能转换中可能存在的障碍和阻力。
魏杰
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后EMBA教授
汪 浩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当前中国的经济转型主要有两条主线，一条是从旧动能转向新动能，另一条是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这两条主线相互关联、相互贯通，其中新旧动能转换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内在动力与实质，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经济转型的目标与外在表现，这二者是同步进行、相互促进的。新旧动能迭代的过程就是经济发展的过程，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
张文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
2008年之前，中国TFP（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明显高于美国，但2008年之后，两国TFP增速都显著下滑，而中国的下滑比美国更加严重，这导致两国的TFP增速差距显著缩小。此外，2009年以来，美国TFP增速呈现从谷底回升的明显趋势，而中国的回升趋势不太明显。从这一点大致可以感悟，尽管2009年以来，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创新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但这些并不一定体现为TFP增速的明显提升，所以TFP增速与单纯的科技进步的关系并非是线性关系，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因此，如何在未来提升我国TFP增速，从而提高发展质量，远不是增加科技投入、增加研发经费那么简单。
宋伟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近一段时间以来，认为中国随着实力的增长，将成为国际体系中的“修正主义者”或者“挑战者”的国家越来越多。事实上，实力的增强并不一定意味着就会对现存秩序不满。国际秩序包括原则规范和权力分配两个部分。新兴的强国如果对现存的原则规范满意，就只需要获取更多的发言权；而对于霸权国来说，只要新兴强国不挑战现有的原则规范，那么让渡一部分权力，一般来说也是可以接受的。从这两个方面来说，中国都不是所谓的“修正主义者”或者“挑战者”。
邵宇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最近几年，一度冻结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再次破冰，相关领域取得的进展超过了之前十年的总和：汇率日内浮动区间扩大，外汇管理制度调整，主权基金出海，跨境结算快速发展，金砖国家合作打造“小三驾马车”，自贸区建立，沪港通出台。这一系列措施强烈表明，未来十年不仅是中国经济的转型期，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时期。
杨宇霆
澳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当前这场中美贸易战,并非纯粹的贸易纷争,更多的是反映以美元为本位的国际货币制度的矛盾，即美国可以无限量发钞，长期以信贷度日，支付连年的贸易逆差。 中美两国目前的角力仍然专注在贸易层面上,这只能缓解两国在进出口层面上的一些磨擦。唯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个美元化的世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才可以解决全球经济失衡的状态。
胡九龙
北京市人民政府研究室副主任
中国的改革进程中，中央和地方政府、企业、社会都是主体，作用都不可或缺。改革既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基层创新；推行改革离不开中央的决策权，也离不开地方的执行权；坚持改革既需要党持之以恒，也需要全民族全社会共同自觉。
曹辛
中国亚非发展交流协会理事,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国内最热闹的社会新闻就是演员范冰冰被指责的“阴阳合同”，可是观察完6月12日在新加坡举办的首次朝美峰会后，你会觉得朝美之间，似乎也有这么一份“阴阳合同”，特别是当你听完特朗普自己的记者会后，这一景象就更加清晰了。当前对中国来说特别迫切的是：应针对当前半岛态势，对中国未来在半岛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中朝关系进行提前谋划，以未雨绸缪。
邓浩
史学博士,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国家研究中心秘书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曾任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馆和驻格鲁吉亚大使馆政务参赞
以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为标志，上海合作组织完成首次扩员，步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2018年青岛峰会将成为新时期上合组织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事件。当前上合组织正值中国开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际，面临转型升级、再续辉煌的重大契机。未来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规划好上合组织的发展方向，确保其始终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行。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