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周宏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智库发展反映了一个社会的开放水平、精英的活跃程度和一国的软实力；智库发展既能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程度，扩大公众参与决策渠道，也能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储备人才、创新思想、提供信息。独立性是智库价值之所在。智库的独立性，本质是研究的独立性；研究必须遵循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原则，研究成果的立场要相对公允、站得住、测得准，使咨询成果“物有所值”，并以此不断提升智库影响力。
孙柏瑛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当代地方治理:回应21世纪挑战》等
地方政府治理实践兴起一股以技术整合为思路的协同治理创新潮流，以此改革选项联动政府以及多元治理主体建立跨部门、跨界的合作机制，齐抓共管，协力合作，通过塑造“整体性”治理架构，有效回应城市存在的突出社会问题。本文以杭州市上城区实施的“平安365”协同治理为个案，系统描述这一以技术整合为思路的协同治理机制是如何运转起来的，并分析其生成与运行逻辑。
张燕生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
中国经济现实的结构性变化有三个指标很重要。第一个是创新， 第二个是发展结构变化，第三个是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比重变化。目前中国面临的重大挑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中国的一些重大需求已经到了峰值或者已经过了峰值，例如制造业的投资、基础设施的投资、房地产的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的投资，可能在2018年将达到或过了峰值。 第二个方面是资源环境的底线。第三个方面我国产业结构和人工结构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
张斌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
中美贸易争端有两个战线。一条是政治战线，关键词是特朗普、选举和中美贸易逆差。另一条是商业利益战线，关键词是商业利益集合体、美国企业竞争力和301报告。这两条战线之间互为借力，也矛盾重重。中方很难在短期内与美国在两条战线上同时达成共识，谈判难度不仅在于中美之间的分歧，也在于美方两条战线之间的分歧。
吴心伯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21世纪中美关系的范式很可能是以分享权力和领导地位为特征，这意味着美国必须接受中国力量的崛起和发挥更大的国际作用，而中国则要学会与美国在竞争与合作中共处。这实际上与中方所倡导的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目标相吻合。
张二震
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戴翔
南京审计大学教授
站在新起点上的中国出口贸易发展，如何注入和释放新的动力、活力，切实有效地推动转型升级，已经成为事关对外贸易乃至中国整体开放发展的最重要最紧迫的课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思路之一就是扩大中国服务业出口。这不仅是中国出口贸易转型升级的重要内容和方向，也是顺应全球出口贸易发展大势的必然选择，更是现阶段应对“逆全球化”、培育出口贸易新“增长点”的客观需要。
郑之杰
国家开发银行副董事长、行长,南开大学兼职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主要著作有《中等收入陷阱:基于经济转型与社会治理的理解》《“走出去”的法律问题与实践》《走近全球量化宽松》等
衡量政府债务风险的一个重要指标是负债率，即政府债务年末余额与当年GDP的比值，反映的是一个经济体的经济总量承载政府债务的能力。评判债务风险特别是在债务危机中负有最后贷款人责任的政府部门的债务风险，不能仅从债务扩张的角度孤立地进行分析，还应该看其是否具有充足的偿债保证，即当发生债务危机时，政府是否有足够的资源去化解、“兜底”。伴随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减速和不断增大的下行压力，有关债务风险加剧的担忧越来越强烈。
刘卫平
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教授,麻省理工学院访问学者、研究员,主要著作有《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及其影响研究》《全球领导力》《约翰•桑顿在中国》等
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变化的金融环境中，中国的金融业如何进一步发展，如何在发展中尽可能地避免危机的发生，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成为危机后必须回答的重要课题。比如金融结构不尽合理、金融业核心竞争力尚未形成等方面亟需深化改革和加强。
宋紫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第三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
全球产业分工格局既是一种现存状态，更是一个持续调整过程。未来15-20年，在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全球产业分工格局将持续调整重塑。清醒认识自身优势和劣势，顺应时代大势谋发展，对提高我国在未来全球产业分工格局中的位势和顺利实现长期发展目标至关重要。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
以前的世界秩序分为两种，一种是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世界秩序，一个就是建立在强权之上的世界秩序。现在特朗普想建立的新秩序是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秩序，不讲道德也不讲强权。利益基础之上的国际秩序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什么都可以交易。但特朗普不太可能成功建立起一套基于利益之上的世界秩序。美国国内的力量太复杂，意识形态的力量还是很强大，强权政治的力量还是很强大。
王英津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
在迄今为止大陆关于两岸统一后的制度安排之选项中，“一国两制”仍是最优先的选项。“一国两制”台湾模式会有区别于港澳模式的独特设计。大陆方面并未将“一国两制”凝固化，硬要台湾方面接受港澳版本的“一国两制”，而认为“一国两制”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其具体内容与操作模式需与台湾方面协商。
吴愈晓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杜思佳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建设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在规模、质量、公平和国际影响等各个方面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与此同时，也面临着发展不均衡和“大而不强”的挑战。新时代高等教育事业应坚持内涵发展，着力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并促进高等教育机会公平，努力满足人民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日益增长的需求；新时代高等教育的研究应基于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新变化进行深入的探讨。
陈美球
江西农业大学 农村土地资源利用与保护研究中心教授
宋绍繁
四川省国土资源厅改革办[政策法规处]
土地是农业发展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也是农民致富最根本的资本，也应是农村发展最重要的资源。然而，由于农村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比较滞后，特别是农村建设用地制度的缺陷，导致土地资源难以实现其资产和资本的权能。青杠树村由于地处徐堰河与柏条河两河之间，属于成都市重要水源保护区，工业化受到较大制约，却结合自身优势开展土地使用制度创新，成功推进了乡村振兴，其启示更具代表性。
龙花楼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屠爽爽
广西师范学院北部湾环境演变与资源利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乡村振兴过程中土地利用主体通过经济杠杆、工程技术和政策制度等空间重构手段调整土地资源配置，优化土地利用形态，土地利用形态的转变反过来又作用于乡村重构与乡村振兴的实践。实现乡村振兴的土地利用转型路径主要包括重构乡村生产空间实现产业振兴、重构乡村生态空间实现生态振兴、重构乡村生活空间实现组织和文化振兴。
李国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马晓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研究员
构建创新驱动型现代产业体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但全面打造适应高质量发展的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是一个主要切入点，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关节点和有力依托。只有通过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抢抓新旧动能转换机遇，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氛围，才能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的新引擎。
匡贤明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分析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走势，需要立足长期看短期，立足全局看波动。既要关注短期指标的波动，更要关注中长期趋势的变化；应对宏观经济波动中的不利因素，既要考虑宏观政策的调整，更要关注体制机制层面的变革与创新。从上半年经济形势来看，当前迫切需要把释放内需潜力，尤其是消费潜力作为稳定宏观经济的基本战略。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