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政府不仅应当容许更应当鼓励自治社会的出现和发展。只有这样，社会才能自己组织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而政府的“更好作用”则体现在对社会实行监管，以避免“坏社会”的出现。而这个“监管”方式就是中共十八大四中全会所说的“法治”。也可以预见，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本身也会变得更为强大。
陈文玲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
改革开放重塑了中国的经济制度，重塑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方式，重塑了中国的大国形象，重塑了世界格局。现在“一带一路”已经形成了一个海、陆、空、网、冰五位一体的格局，也使我们国家的沿边地区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和桥头堡，形成中国在更大范围的影响力，为各国企业提供了更大的投资空间。
樊磊
国海证券研究所首席宏观分析师
过去十年以来，除了在供给侧改革化解过剩产能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之外，在收入分配改革刺激消费，民营企业市场准入开放和国企改革提升投资回报等一些核心领域的改革的进展都显著的低于预期。今天宏观政策被迫转向、经济被迫重新加杠杆正是改革进展迟缓的警钟重鸣，是对于十年以来改革开放进程踟蹰不前的大声警醒。而继续以市场化与法治化为中心的体制改革已经刻不容缓。
赵洪岩
广发证券高级经济学家
盛柳刚
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
中美贸易冲突很可能是一场持久战，因此两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面将是决定中美贸易冲突最终胜负的力量。特朗普之所以敢对中国、欧盟、加拿大、墨西哥和其他国家同时发起贸易战，是因为如今美国经济增长非常强劲，失业率创历史新低，美联储持续加息，美元指数也不断走高。中国要想赢得这场贸易战，唯一的出路是“练好内功”保持经济增长。
贾康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意义首先在于：回归在人本主义立场上，基于对于传统体制弊病的深刻反思，牢牢把握现代化之路的正确大方向，紧紧抓牢再不可错失的战略机遇，使我们得以把经济社会发展的激励机制搞对，将各种潜藏的积极因素释放，使中国社会大踏步地跟上时代，令这艘巨轮迅速驶上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主航道，并以超常规的发展来造福于中国和世界人民。但改革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王世达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东南亚大洋洲所副所长、博士
可以预见，伊姆兰此次带领正义运动党上台执政，可谓近30年以来巴基斯坦政治一大变化，折射出巴基斯坦各阶层求变心理，其有可能展开大刀阔斧改革，推动巴基斯坦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全天候合作伙伴的中巴两国显然存在巨大合作空间，将持续推动理念分享，互帮互助，将历久弥新的中巴关系推向一个新高度。
杨鸿岳
中国社科院产业经济学博士;助理研究员
用辩证的方法来思考此次的中美贸易摩擦和东北亚地区战略平衡问题，其中存在利与弊。弊端不言而喻会对中国出口贸易带来一定的影响，出口型企业会面临一定的经济损失。但是从地缘政治的战略角度来思考，中国经济高度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经历此次的中美贸易摩擦，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确立要经历一个磨合期。无论如何发展，美国必须承认中国独特的政治经济制度，必须承认中国在经济和国家实力得到整体提高之后，能够在相应的国际事务与地区事务中享有相应的控制权与和影响力。
张光
政治学博士,三亚学院教授,厦门大学退休教授
梁梓然
厦门大学政治系硕士研究生
庄玉乙
政治学博士,厦门大学政治系助理教授
中共领导干部的管理之道可概括为“有效治理、有效选拔”。它是一种在承担实际治理责任的官员中逐级选拔各级领导干部的制度。这个制度是中共自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建立任期制、交流制和后备干部等制度逐渐形成并完善的。在这个制度下，领导干部尤其是当政一方的地方党政领导，需要保持适当时长的任期以达到有效治理的目的，干部交流制度和后备干部制度体现了中共有效选拔领导干部所做的制度化努力。
胡凤乔
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叶杰
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政商关系的发展会受到时代背景、制度环境的影响，相关研究也会形成不同的学术话语体系。在新时代的呼唤下，政商关系产生了新内涵，政商关系研究也需要在反思的基础上引入新思路和新研究范式。目前，新型政商关系研究方兴未艾，研究者致力于围绕“如何理解政商关系”、“新型政商关系有何新意”以及“应该如何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等三大核心问题展开研究。
戴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
表面来看，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对我国贸易影响不大，但由于美欧等国的市场经济标准中包括货币可兑换性、汇率、劳工权利、市场开放等多方面，其国内将其视为推动他国改革、制度接轨的工具，而我国改革开放近40年，也希望被承认市场经济地位。同时，我们需要看到自身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加强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让外界更为认可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
闫坤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税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研究员
张鹏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我国经济呈现出经济增速适度回落，经济发展质量不断提升，实体产出效益持续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有效提高的特征，并有效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优化。通过有序推进五个领域的关键性改革，并有效利用经济运行中已经出现的积极因子，在政府治理和财政政策的有效支持下，下半年中国经济有望实现企稳的目标，并结束“L”型底部运行状态，步入新一轮经济增长阶段。
沈建光
京东金融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展望未来，中美两国在不同层面的冲突将会明显超过以往，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所以，以我为主，加快改革开放是以不变应万变之法，如果能将中美贸易战当作中国“二次入世”的外在动力，也许会将坏事变好事。实际上，相比于本世纪初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面临的严苛条件，如开放金融业、汽车、农产品，每年面临来自世贸组织的审查，如今中国进一步开放的内外部风险均要小于当时。
贺军
安邦咨询[ANBOUND]高级研究员
美欧贸易谈判达成一致不是小事，它对全球贸易格局都将产生重大影响，一些巨变似乎就在眼前。如果美欧自贸区与日欧自贸区重叠，全球贸易规则和贸易秩序将发生更迭，几乎可以宣布WTO的终结。作为一个对全球经济和贸易都有影响力的大国，同时也是全球贸易摩擦中重要的目标国，中国需要冷静看待全球贸易新变局。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浪潮之下的市场空间竞争中，欧美之争才是世界竞争的主轴，而非中美之争。
苏培科
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如果长生生物退市，对资本市场立威是好事。反之，若让这些公司继续苟活于资本市场，A股市场垃圾场的情形永远也改变不了，需要有标志性的祭旗对象。但需要安排好投资者的赔偿，可以借鉴美国证监会对世通、安然的处理，除了让这些公司倾家荡产来赔偿投资者的损失之外，投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事务所等中介机构也要付出惨重的赔偿代价，只有这样上市公司的造假风气才能遏制。
阎云翔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文化人类学教授
我不同意较为流行的那种认为我们正经历一个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道德滑坡的判断， 因为它过于简单化过去四十年来，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出现一个道德危机的核心点，引发关于道德滑坡的讨论。我的基本判断是道德转型或道德变革，而不是道德滑坡。
高旭军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尽管特朗普对北约的其他盟友也提出了批评，但在所有北约盟友中，特朗普最不满意、批评最尖锐的依然是德国。因为近期特朗普不断指责德国，羞辱默克尔，以至于德国媒体认为：目前在所有欧盟国家中，特朗普仅仅将德国视为其“敌人”。 其实，在特朗普实施其国际战略和行动的过程中，德国是一个重要的盟友，到目前为止，德国基本上是美国国际战略和行动的一个重要支持者。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