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金墉
世界银行集团第十二任行长,医学博士
尽管技术引发的迫在眉睫、广泛蔓延的失业威胁还未兑现，但工作岗位正在让位给自动化，而且这一趋势还将继续。工作所需的技能可以说是日新月异。新工作岗位将要求劳动者具备特定技能，包括技术专长、问题解决技能、批判性思维技能以及坚毅、协作和换位思考等软技能。这意味着各国必须要更多、更有效地对人进行投资，以此构建人力资本。
胡敏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
在未来十年，中国要真的能够实现从“世界工厂”向“世界重要消费市场”的跳跃，受到挑战的因素还会很多。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中国家庭居民消费升级还必须跨越三个“坎”，还要完成一段比较艰辛的爬坡过坎过程。
吴华扬
加州大学黑斯廷法学院特聘教授,美国百人会会长
现在中美关系的紧张，不仅仅是贸易上的紧张，更多的是文化上的冲突和焦虑；导火索甚至不是中国，而是美国内政，包括几个月后的中期选举。有两个大趋势，正在深刻影响当今中美关系。第一个是中国堪称奇迹的崛起速度。第二个大趋势，就是当今在美国社会内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人口结构变化。
张成福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领域:公共管理,行政改革,公共政策,危机管理等
政府治理改革与创新乃是对政府治理体系重新思考、重新设计、重新建构的过程。中国政府治理变革的动力来源于经济和社会的转型，亦是政府治理体系内部矛盾运动的结果。40年政府改革创新的结果便是产生和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不同于传统模式的新的政府治理典范。
蔡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一系列体制障碍的清除，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得到巨大的积累和有效的重新配置。中国终于把自己在几个世纪“大分流”中的落后地位，逆转为向发达经济体的“大趋同”，开始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宏伟征程，并以成为世界第二位经济体为象征，取得了世人瞩目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陈来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
在中国，现代的市场经济与商业化趋势，已经导致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拜金主义、消费主义的大幅度扩张，而儒学的价值理性正可以适应现代社会对于道德规范与精神文明的要求，以改善社会的伦理生活与精神生活，而使现代化趋向文化上平衡、结构上合理、伦理上合宜的发展，为现代化工程确立适当的人文环境。所以儒学对现代化的作用主要不是工具意义上的助推，而是坚持倡导与现代化市场经济相补充、相制约的伦理价值和世界观。
刘启川
东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之所以需要立基于责任清单，并非仅仅因为自上而下行政命令式的推动，主要是因为：其一，在生成逻辑上，规范主义控权模式无法有效因应社会治理的需要;其二，在内在机理上，责任清单与政务公开的价值定位具有统一性;其三，在外在表征上，责任清单的呈现形式即为政务公开制度功效的体现。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心
如果应对得当，中美经贸摩擦将会“磨合”出中美合作的新格局。这个中美合作的新格局有三个重要标志，即，美方的“三个接受”。第一，必须接受中国与美国发展道路不同、中国不可能走西方式的政治经济发展道路的事实，中美双方“和而不同”；第二，必须要接受人口第一大国和即将成为的经济第一大国在周边事务所拥有的主导力；第三，必须接受中国在改善全球治理中发挥的与美国及西方“和而不同”、积极有为的、共利多赢的新型领导力。
陈鼎
新泽西拉玛珀学院副教授
无论2018年的中期选举结果如何，特朗普政府都会继续采取对抗方式，在安全、经济和技术领域对中国发起挑战。就选举短期前景来说，特朗普和共和党竞选人有可能炫耀他们的反华标签，以吸引民族主义选票，而民主党人则可能寻找一切机会盯着政府，看它是否放松了对北京的压力。从长远看，由于中美对抗可能持续升级，美国政治或选举格局的任何变化都不会明显改变美国当前的对抗性对华政策立场。
朱恒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在最近大热的《我不是药神》的片尾，伴随一句“没人再会用那印度药了，格列宁进医保了”，医保似乎成了新一代“药神”。从评论来看，很多观众也是这个看法，认为把高价药纳入社会医疗保险，是解决“买不起救命药”这种悲剧的根本办法。那么，医保能不能真的成为这样的药神？答案基本是否定的。
江瀚
苏宁金融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截至2017年末，辽宁省户籍总人口为4232.57万人，60周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958.74万人，占总人口的22.65%，根据国际标准，此项占比超过10%既为老龄化社会。而辽宁，已步入深度老龄化。 但是，面临着老龄化问题魔咒的地方真的只有辽宁吗？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上海、江苏、四川都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陆磊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
虽然面临金融科技压力，但金融与科技的融合是必然趋势，任何人都无法以自己的主观意愿改变金融科技发展趋势，所以我们只能接受。金融科技的出现，不仅仅改变金融体系，可能还对我们往往视为“圣经”的经济游戏规则构成了挑战。在这样的趋势下，我们应该把困难想得更充分、改革更到位，从而使得我们的金融科技运行更健康。
王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银行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薄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办公室副主任
市场化债转股是多措并举降低企业杠杆率的重要抓手。近期，一方面应尽快建立以市场公允交易价格为基础的低效资产减值评估确认机制。另一方面应建立和完善必要的政策性补偿机制。从长远看，要建立健全包括资本金动态补充机制在内的国有企业降杠杆长效约束机制。
汪立鑫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公共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代表作品有《经济制度变迁的政治经济学》
要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评价我国的国有经济制度安排，必须超越这一新古典经济学的狭隘视野，基于更为宽广深邃的政治经济学的视野，从国家宏观整体利益出发来分析。在此基础上，从社会基本制度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保障、国家经济竞争力提升三个维度，形成一个有说服力的国有经济理论体系。
穆军全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方建斌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精准扶贫不仅是国家特定政策的执行过程，也是国家通过扶贫资源再分配有效地融入基层社会，提升农村社会治理能力的过程。嵌入性机制设计是提升国家自主性和防止扶贫政策瞄准性偏离的必要手段。我国在精准扶贫中推出了3种嵌入机制：组织动员、干部驻村和项目下乡。嵌入性机制与乡村社会运行机制之间的冲突、嵌入性机制之间关系失调是扶贫资源分配中国家自主性流失的主要原因。国家嵌入式自主视域下的农村社会公共性建构和嵌入机制间协同是解决问题的主要出路。
史世伟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教授
寇蔻
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讲师
一段时间以来，在决定未来竞争力的新兴技术产业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方面，德国的创新力度出现了不足，企业推出的需求导向产品与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研究活动存在脱节现象，在传统的优势产业愈发壮大的同时，信息技术和生物工程等前沿科技领域与世界顶尖国家的差距有所加大，存在“能力陷阱”问题。以“工业4.0”为代表的高科技战略正是德国希望革新产业结构，促进新兴和尖端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