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段德敏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副教授
在分析民粹主义时，我们必须突出“政治”的维度，强调其自身内在的重要性。民主与民粹的区别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区别，而不是经济分配方式或与之相关的认同结构上的区别。尽管二者都以人民主权为基础性原则，但民主指向一种开放、多元的政治生活，而民粹则指向封闭的、否定内在分化的政治生活。
薛涌
波士顿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中国和德国，是世界上两个主要的制造业大国。德国围绕着制造业建构的技工教育体系，无疑是世界的典范。这方面中国因为没有配套的制度框架，学起来非常困难。但是，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技工教育不坚实就不可能有长久的竞争力。确立中国的技工教育体系，必须成为教育的基本国策。
王文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丝路学院副院长、教授
刘玉书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前所未有之大变局”的判断表明，未来已来。但变局意味着旧力量与新力量不断加剧的博弈，也意味着尚未形成定局的变数。在这个进程中，中国人代表着各个层面上的新兴力量，需要有更充沛的勇气与智慧、更强大的耐心与定力，透析新机遇、确立大战略，主动迎接正在到来的巨大变局，力保在变局中前行、受益，而非倒退、受损。
任泽平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
中美贸易战，一方面源于巨额贸易逆差及其结构性体制性问题和分歧，另一方面源于新冷战思维下的在位霸权国家对新兴崛起大国的遏制。外部霸权是内部实力的延伸，贸易战根本上是改革战，与其打嘴仗、挑动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情绪，不如韬光养晦、实事求是地做好改革开放。
陈春花
北京大学王宽诚讲席教授、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BiMBA商学院院长
顺德贡献了一个改革开放40年的样板，最重要的因素有五点：转变政府角色，明晰保护产权，龙头企业带动，尊重市场规律，敢为人先的精神。未来中国最重要的是，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政府的归政府。
李扬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
一个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必须给企业、企业家应有的地位。为了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我们必须树立企业中心的观念；我们主要的经济政策，必须围绕激发企业积极性而展开。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进一步去除束缚企业的绳索，激发企业的主观能动性，完成调结构的艰巨任务。
王鹏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
这两天，一个药物学名词突然爆火——“芬太尼”。相信除了专业的医学、药物学专家，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美国研究同行们都和笔者一样，对这样一段文字的突出显现感到惊讶和不解；然后是迅速搜索“什么是芬太尼”；再然后就是在各学者群、专业群里被蜂拥而上的《解读芬太尼》、《你所不知道的芬太尼》等及时科普文所轰炸。
高柏
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
这次贸易争端带来的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进一步凸显中国既有增长模式面临的极限。本文主张以实际工资上升为基础的消费驱动增长模式，将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方向的最佳选择。虽然贸易问题在短期内对中国经济而言是一次严重的挑战，但是它也为中国提供了彻底转换经济发展模式的政治条件。
刘尚希
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兼书记
中国全面的发展、整体的发展，需要全面的、整体的改革，即构建一个新的国家治理结构。我们要以社会化改革来推动整个国家治理结构的系统性重塑，尽管经济的改革、市场化的改革并未完成，但当前迫切需要加快的是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改革。科技、教育、卫生、文化等方面的改革都应纳入到这个维度来统筹考虑、整体设计。
马密
厦门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台湾地区大法官解释中的两岸关系经历了从“一国一团体”到“一国两区”定位的变迁。在“一国两区”定位阶段，一方面，大法官通过自我权限的缩限，回避“一个中国”根本问题的论争，另一方面则在另一些解释中，纵容隐蔽地“去中国化”，解释大陆人民权利时呈现泛政治化的倾向。大法官解释两岸关系受政治影响较大，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隐忧，大法官主要可能从人员身份和领土范围等两个突破口切入，挑战“一个中国”的底线。大陆方面应该建构一套应对大法官解释中隐忧的体系。
薛力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室主任、研究员
逆全球化论者认为，主张推进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无力对抗这种势头，全球化已经被逆转。但实际上全球化进程并没有被逆转，构成“逆全球化”的种种现象，不过是一些发达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个“旋涡”，旨在适当补偿全球化受害者，以便他们继续参与全球化。这种“旋涡”以前有过，以后也会出现。
何哲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国家战略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方向包括网络社会治理;行政体制改革;国家发展战略;经济与制造业服务化等
一种观点认为，人工智能是人类设计出来的，因此不可能超过人类。但实际上，人工智能是人类智慧与机器进化的结合，具有超过人类智慧的能力与趋势。因此，人工智能对未来人类形成“控制”这种可能是存在的。随着人工智能的演化，人工智能会压倒性地超过人类智慧，并具备了自身的主体意识，从而开始摆脱客体的属性，反过来控制人类。这就形成了人工智能自身对人类的控制这一形态。
唐建伟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宏观分析师
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继续深化改革很有必要，而且四十年后的改革开放与四十年前的改革开放面临完全不一样的国内外环境，所以改革的内涵也肯定不一样，改革的方式和方法也一定会有不同。但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一样的，就是要继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的同时，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陆燕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在当前形势下，G20要坚持并重申维护一个强有力和高效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决心，推动多边体制继续成为全球贸易治理的核心机制。期待各方能够进一步凝聚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的共识，并展现行动力，对全球贸易体制的完善与改革提供指引，推进多边贸易体制更好地造福全人类。
程实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研究部主管
钱智俊
工银国际高级经济学家
回顾2018年，受外部贸易摩擦冲击，中国经济增长有所放缓；展望2019年，中国经济深耕以待春来，“减速增质”将向纵深发展。深耕的空间在于改革再出发。2019年新一轮改革开放举措有望提速落地，从根本上纾解短期内外部压力，培育长期增长潜力。无论是基于历史眼光还是全球视野，中国经济的发展质量预计仍将保持在上升通道。深耕的重心在于把握新机遇。中国新经济的“价值头部”和消费升级的“雁阵尾部”，若能得到提前布局、精耕细作，将大概率在春暖之日收获长期回报。
孙兴杰
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副院长
今年的G20阿根廷峰会可能是最不具有多边性的一次聚会了；几乎没有人再关注G20峰会之后达成的联合公报，因为焦点都集中在了中美元首一次长长的晚餐会上。多边搭台，双边唱戏，是这次峰会最大的看点，见或不见，都是新闻。G20峰会的本来功能是全球经济政策协调，然而，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地缘政治格局，经济合作是非常困难的，WTO的改革甚至生存，在这个日渐紧缩的国际体系之下，都成了一个问题。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