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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张思平

深圳市委原常委、深圳市政府原副市长

在未来中国改革发展的过程中,如果我国真正建立起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意味着现有的国有企业将失去独特的垄断地位,失去政府的特别支持,失去银行的特殊支撑。在未来的公平竞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和民营、外资企业一样,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赵华胜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副会长和上海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副会长

在当今国际政治中,中俄美仍是最具地缘政治影响力的三个大国,中俄美关系也是最引人瞩目的大国关系,它的变化发展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着国际格局和世界形势的变化发展。那么,中美俄关系如何构建?中美苏历史上曾有过著名的“大三角”,现在的中俄美关系会是“大三角”的重现吗?

张茉楠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

过去几十年间,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取代了冷战时期体制与阵营的对抗这个主要矛盾。各个国家、民族、国家集团都以自身的实际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发展利益作为主要任务,求富、求强,政治矛盾相对淡化。然而,金融危机之后的十年,由于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强大冲击,国际经济体系和格局正发生“深刻、复杂、前所未有的变化”。“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儿去,坏也坏不到哪儿去”,这种定性也可能会发生改变。

周子勋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把定点扶贫黑龙江省桦川县、陕西省留坝县和江西省吉安县、乐安县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以建档立卡贫困户和贫困人口为精准扶贫对象,加大政企合作力度,发挥保险专业优势,创新保险功能作用,探索“保险+健康”“保险+产业”“保险+融资”“保险+民生”等扶贫模式。人保在扶贫领域的积极探索与实践,为我国企业更好地参与精准扶贫提供了有效样本。

裴敏欣

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

鉴于存在重重困难,12月1日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在阿根廷工作晚宴上取得的成果也许是最好的了。从积极方面看,两位元首达成的协议为中美贸易战提供了短暂的(准确说是90天)休战期。但短暂的拖延仍然意味着北京和华盛顿将在2019年3月1日面临关键的时刻。问题就在于,能否在最后期限到来之前达成一项全面协议。

韩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

全面对接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促进城市和乡村资源要素的双向流动,初步形成农村电商新型业态,将农村电商渗透到乡村的全面振兴中。尽管近年来农村电商发展迅速,取得较好成效,但由于我国农村地域之广,农村居民生活与农业生产的高度分散及规模小等多方面因素,农村电商发展仍然面临一些问题与挑战。

后向东

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副处长

清单式管理思想,近年来广受重视。从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来说,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如果说清单式管理思想体现的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那么,对清单制度的设计和运用本身,更要讲求实事求是。要深入研究各类清单的内在规律,严格按规律办事。对于政务公开中的两个清单,要力戒形式主义、防止做表面文章,深刻认识和把握其内在规律,准确理解其实质要求,更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贾康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站在人本主义立场上,人们所做的、所主张的一切,都是工具,只有人民美好生活诉求、公众利益可持续的实现,才是目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工具意义,绝对不否定它是中国实现现代化造福全中国人民和为全人类做贡献的“关键一招”,是可以解放生产力、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最大红利”,是我们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必须坚定不移高举的旗帜,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化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社会主要矛盾”的主线。

肖金成

国家发改委国土地区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理事长

改革开放以来,取得巨大成就且影响极其深远的当属城镇化。我国的城镇化率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8%,到2017年的58%,提高了40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一个百分点,高于全世界平均城镇化速度一倍左右,由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到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多个百分点,不能不说创造了奇迹。但40年来,我国的城镇化也存在比较大的问题,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尽快解决。

管清友

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

我们现在的情况很像当年的日本,都是迅速崛起中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都面临美国的遏制。中国经济会不会重蹈日本覆辙,绝不是一个遥远的宏观问题,而是一个影响每个人的投资问题。我们的答案是不会,因为当下的中国和当年的日本只是看上去像,但本质上的基因还是有巨大差异的。

沈建光

经济学博士,京东金融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相比于去年会议重在防范金融风险,今年中国经济的内外部风险均超出预期,如中美贸易战升级、国内居民消费疲软、基建投资下滑、民营经济不稳、资本市场信心不振等新情况的出现,已使得“六稳”,即“稳就业,稳金融,稳投资,稳外资,稳外贸,稳预期”成为当前乃至未来一段时间的重要决策部署。在此背景下,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或将容许明年经济增速的进一步下调,宏观政策也会更加宽松,特别是减税势在必行。与此同时,积极促成与美国的贸易休战,加大改革开放和结构性调整仍是明年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

卓泽渊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西南政法大学特聘教授,全国法理学研究会副会长,行为法学会副会长,北京市法学会副会长

从产生的影响来看,政法改革的成败事关整个政治体制、国家治理体制改革的大局。政法体制本身就是国家政治体制中极为重要的部分,它与其他方面的联系千丝万缕,改革起来也是千头万绪。各项改革措施往往都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从一个方面来说,政法改革的效用巨大;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政法改革也事关全局甚至整个改革的成败。我们不能不以更大决心和更多努力来全面深化之。

张蕴岭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一级教授

在现实中,最危险的是政治人物利用民族主义作工具,用粉饰性的口号煽动公众情绪,调动社会力量,对其极端做法提供支持。这样做一则会助长极端社会情绪与势力,导致社会分裂;二则会使政治方向偏离正轨,让极端政策当道。显然,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这个不等式是有深刻含义的。

Cecilia Joy-Perez

美国企业研究所政治经济学方向研究员

Derek Scissors

美国企业研究所常驻研究员、中国国际 投资追踪数据项目负责人

编译:张舜栋

最近半年来,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员国数量迅猛增长, 从先前的75个增至如今的117个。在未来四年内,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和工程项目总价将有望超过1万亿美元。但是,正如我们反复指出的那样,尽管一带一路倡议近年来发展迅速,但这并没有根本上加快或改变中国对外投资和输出工程建设服务的趋势。就目前来说,中国对外输出的工程建设总量要大大超过投资总额,国企是其中的主要参与方,而他们主要关注的行业是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

钟飞腾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传统上认为,当选政府普遍代表一国整体的国家利益,但与此有所不同,特朗普政府所认知的国家利益,更加优先考虑中下层的就业和收入水平,尽管其他目标仍然存在,但利益排序却发生了显著变化,而这将影响我们对中美经贸关系的认识。在看待中美贸易战时,其他国家并没有按照现实主义的逻辑,根据与美国关系的亲疏远近重新安排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因而,以政治盟友划线的传统做法已不能用来分析中美贸易战背景下其他国家的选择。就未来发展趋势而言,特朗普目前的政策难以实现预期效果,但将对全球经济治理以及地区经济关系产生复杂影响。

刘俏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扩大金融市场开放,放宽金融市场准入,支持民营资本、外资进入金融服务领域,通过强化市场竞争来提升金融中介效率、降低民营企业融资成本。发展多元金融业态,提供差异化金融服务,推进金融体系与大数据、机器学习、区块链等新兴科技深度融合,探索利用大数据等新兴技术手段完善征信机制,降低银企间建立信任的成本,进而降低民营企业融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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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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